文/ 宋海东 张恨水的长篇巨制《金粉世家》，以北洋军阀内阁总理之子金燕西与小家碧玉冷清秋的相识、相恋、结合、反目、离散为主线，细致描摹当年上层社会醉生梦死、钩心斗角的生活场景。该小说刷新民国社会言情小说结构面貌，打通雅俗，影响力较之《啼笑因缘》不遑多让，不仅四度被改编为影视剧，还三番被改编为连环画。 首种连环画改编本出现在1985年8月，由贵州美术出版社付梓，向志中编文，宋剑锋绘图，封面设计者为张以玉。该作分订上下两册，64开本，内页图幅为252页。看过《金粉世家》的读者都知道，该作与《红楼梦》一般，存在头重脚轻的弊端，全书精华集中在男女主人公由初见到成婚这前五十一回中，篇幅近乎半壁江山。改编者深谙此著卖点何在，并加以光大，居然花费156个页面即近乎三分之二篇幅反映这一过程。遗憾的是，文字脚本在遣词造句及标点符号方面舛错频频。至于宋剑锋，是一位具备扎实美术功底的连环画家，另有《一杯醉》、《一篮桐子》、《哪咤》、《黑狐狸》、《毕昇》等作品行世。他笔下的《金粉世家》图幅中规中矩，瑕疵主要体现在服装上，如金燕西差不多是一套西服从春穿到冬，雷打不动;金家五小姐金敏之系“海归”，小说描写她“卷发西装”，然而连环画中永远是一套中式衣裙。不仅如此，由于内页图幅绘制与封面设计系不同之人，二者对冷清秋的形象设计天差地远，脸型、发型乃至服饰全无共同处，显见得缺乏沟通。此番改编采用单行本，易于收藏和阅读，印数多达18500册。 第二种连环画诞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连载于《中国连环画》1997年第7期至第9期“名篇选绘”栏目。丘山编文，邓邦源绘图，内页图幅多达120幅。这种改编本与贵州美术出版社绘本反其道而行之，仅仅用了29幅图便让金燕西与冷清秋终成大礼，其篇幅不足全套连环画的四分之一，侧重于反映大家庭盛极而衰的过程。不过，该作文字质量明显强于贵州美术出版社绘本，基本不见硬伤。另外，为凸显母女情深，冷清秋的母亲冷太太在小说里只是一个边缘人物，但在该绘本中九番登场，成为除金燕西、冷清秋、白秀珠之外露脸最频率的角色。情节也高度忠实于原著，只是为强化戏剧冲突，将冷清秋的寿庆与国务总理金铨中风身亡调整在同一日。受制于篇幅，小说中的诸多精彩情节未予展现，不无遗憾。就绘画艺术而言，贵州美术出版社绘本的若干缺憾均未重复，而且由于邓邦源之前有创作《说岳全传》、《岳家小将》、《唐太宗吞蛇》、《三国演义》等古典题材连环画的经历，这套《金粉世家》不免遗存了古装人物画痕迹，造型略显夸张而不失真。 还有一种连环画出现于本世纪初，连载于《连环画报》2003年9月号至第12月号“长篇连载”栏目。这种连环画由何祚、纪华编文，洪钟奇、洪晟彦绘图，由239幅图画组成，数量之多在各种连环画改编本中无出其右者。有“中国连环画第一刊”美誉的《连环画报》相当重视该作品，在连载过程中，其篇名两度登上封面，一次被列为头条，而且精心为每期连载提炼出内容提要招徕读者，如第一期为：“北洋政府总理之子金燕西爱上了平民女子冷清秋，婚礼隆重而热烈，婚后的日子却不平静……”该绘本显然对《中国连环画》绘本有所借鉴，如叙述男女主人公从相识到走入婚姻的篇幅维持在四分之一，又如将冷清秋的寿庆与金铨中风身亡安排在同一日。就画风而言，这种绘本造型恰切，形象塑造写实。我手头涉及两位绘者的资料不多，只知道他们另外还曾经创作出版连环画《山杏》。 令人费解的是，三种改编本尽管皆忠实于原著，但对“男一号”和“女一号”的结局，都只叙述到冷清秋携幼子离开金家和金燕西赴德留学便戛然而止。事实上，小说的楔子和尾声还交代了十年之后，冷清秋带着儿子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金燕西则回国成为银幕明星。 最后，不妨关注一下这些连环画问世的时间节点。香港电视连续剧《京华春梦》系据小说《金粉世家》改编，在内地的首轮播映期为1984年11月至次年上半年，正值贵州美术出版社绘本问世前夕，这应该并非巧合使然。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恨水作品在国内形成又一轮出版热，《中国连环画》绘本的出现属于乘势而上。《连环画报》绘本梓印于陈坤、董洁、刘亦菲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金粉世家》首轮热播数月之后，显然也是机敏的“蹭热度”举措。 Continue reading

文/ 蒲湖 二〇一五年十月下旬有北京之行，就想拜访姜德明先生，与《芳草地》杂志主编谭宗远老师联系，把此想法说出来，他即与姜先生联系，先生当时就确定了时间。二十七日上午近九时，到朝阳区文化馆谭老师办公室，一女士正与谭老师聊天，应该是谭老师说的一同前往拜访姜先生的子仪了。简单寒暄后，一起到人民日报宿舍，先生家住二楼，按门铃，先生开门，三人随先生径直到书房，先生的家人递上了茶。坐定后，子仪为正在撰写中的《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向先生请教，先生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夏天由人民日报八版顾问萧乾带着我一起去找陈梦家约稿，当时他住在东四北的钱粮胡同。约到了几篇，人民日报副刊发了。陈对地方剧有兴趣，豫剧、曲剧等，魏喜奎演唱的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挤在前门外的小剧场观看。去过陈家，最多三四次，书房很简易，没有挂书画之类，他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作品都通过我手，他给我写过信，好几封，可惜一封也没有留下来。与他合影过没有，不记得。去时不是走的大马路，是沿着胡同走，进的是路南的一个小旁门。”先生说的人民日报八版顾问，是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报纸改版，由四版增至八版，创办副刊，副刊没有名称，因在第八版，简称“八版”，萧乾任八版顾问。约到的几篇陈文，即一九五六至五七年八版刊登的《论老根与开花》、《论简朴》、《论间空》、《论人情》、《关于电影<花木兰>》、《要去看一次曲剧》、《看豫剧“樊戏”》等。 “我与萧乾同一间办公室，文艺部主任林淡秋让我跟着萧乾跑，为副刊组稿，让我要特别尊重萧乾，照顾萧乾。萧乾带着我去见各路人马。萧乾自己也动笔写，当时在人民日报发了《万里赶羊记》、《初冬过三峡》，还化名发表了影评。周太玄，生物学家，少年中国学会骨干成员，在东厂胡同社科院图书馆接待的我们，人特别好。谭邦杰，西郊动物园的专家，写过一篇散文，谈动物园野兽夜间叫声的。还见了钱锺书、杨绛、何其芳、冰心、沈从文、杨宪益、黄苗子等等。我还和刘甲一起，到武汉找刘永济、袁昌英、毕奂午约稿。没有约到稿的是钱锺书，给我写过信、签名本，我编副刊几十年，始终没有写一个字，想了各种办法，《谈艺录》补充修改想拿来发表，钱锺书说不要不要，再考虑考虑，三月两月考虑没了。他跟张中行一样，写文法。我的《作家百简》里，钱锺书的信收了两封。”其中一封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九日信婉拒了先生的约稿。“德明同志：不晤忽已经年，时从报刊中获读大文，才思洋溢，娱目赏心。顷奉惠书，忻悉规划刊物，乃大佳事，愚夫妇亟望其成，先睹为快。然虽鼓助兴之掌，终束分劳之手，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奈何奈何！草复。顺颂年禧。钱锺书敬上  杨绛同候。十九日夜。” 谈到与作家、学者见面，我插话说，您有没有带他们的著作请他们签名啊，先生说没有没有，一本也没有，那时候不兴这个。 聊天时，先生手头正在看《书衣文录》（手迹），百花文艺出版社当年五月出版的，在下册三二六、三二七页，是孙犁在先生寄去的孙犁著《津门小集》上写的题跋，先生边看边念：回忆写这些文章时，每日晨五时起床，乘公共汽车至灰堆，改坐“二等”，至白塘口。在农村午饭，下午返至宿舍，已天黑。然后写短文发排，一日一篇，有时一日两篇。今无此精力矣。然在当时，尚有人视为“不劳动”、“精神贵族”、“剥削阶级”者。呜呼，中国作家，所遇亦苦矣。德明同志邮寄嘱题，发些牢骚以应之。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下午孙犁题于澹定斋 。接下来的三二八、三二九页，也是孙犁于同一日在《晚华集》上给先生的题跋：此集所收，虽有几篇旧做，然多系近年作品，观其笔意，较之青年时，有失有得，失者为青春热情，得者为老年阅历。不知德明同志以为然否？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孙犁。 说到古籍专家、原中国书店雷梦水的《书林琐记》，先生说是他鼓励并收集出版的，当时先生正在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任上。 先生与许姬传有联系，书信往还，赠过先生字。我带去了购藏的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五月版《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许姬传签名本，请教先生签名真假，他仔细看后说，是他的字，错不了，错不了。 我和子仪分别带去了先生的著作（编著），请先生签名，看到我带去的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版《燕城杂记》，他并签并说，这本书少见，印数太少，出版也早。签到《清泉集》、《十年一梦》时，说这都是早期出版，曹辛之装帧设计的。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子仪提议一起合影留念，四人一起，请先生哲嗣姜旗帮忙，拍了一张照片。先生和子仪居中，谭老师和我两边。仔细看墙上，靠右镜框里，是藏书家唐弢赠先生的字：燕市狂歌罢 相将入海王 好书难释手 穷落亦寻常 小诗书赠德明同志两正 唐弢。对于此赠诗，先生《唐弢的信》中说，唐弢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来函：屡蒙索字，不胜汗颜，实在因拙书太不像样。前些时曾专作一诗，结果因写得不好，撕了。诗为五绝，专以赠阁下者，辞云：燕市狂歌罢 相将入海王 好书难释手 穷落亦寻常 。不知尊意如何？倘觉不恰，自当改削或另作，只怕别人见了，以为尔、我竟以鲁、许自视耳，一笑！此赠书先生极为看重，言“如今已成为寒斋的一件珍贵纪念物”。中间和左边为赵龙江老师为先生祝寿所书，中间是〇六年先生七十七岁寿时抄录（明）吴伯裔《墙东诗自记》，左边是〇八年先生七十九岁寿时临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如南山之寿”。之后，先生送我们到门口告别。 读先生的书，影响尤深。如看过《钱基博藏品说明》、《土纸书的特殊价值》、《驴背上驮来的》、《西线无战事》等等文章后，就试着写，先后写了《钱基博捐赠华中师大藏品的下落》、《“译文丛书”与土纸本》、《马背上的图书馆》、《洪深 马彦祥译<西线无战事> 版本趣谈》等文。 读先生的书，字里行间感受到先生的古道热肠。先生的藏书，有他人需要的，尽量提供。高长虹一九二六年北京编的杂志《弦上》，高长虹的家乡要印行高的文集，借去复印过，唐弢、陈漱渝借用过；与周恩来等人组织觉悟社，后担任过地下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烈士马骏用马天安的笔名出版的剧本《出狱之后》，马骏后代从来不知道马骏写过此剧本，把这本革命文物借去复印过；《繆虹遗诗》，西南联大一学生的诗集，李广田作序，李的亲属编李广田文集，借去抄补入集，刘君编撰《中国现代新诗目录》，借去复印过，王景山撰写西南联大文艺社团回忆录，也借去过（《冷摊得来》）；庄瑞源主编的“新生文艺丛书”第一辑《暴风雨》，封面目录有小说作者张白怀的名字，文章刊登后，作家张抗抗见告，张白怀是她的父亲，原作佚失多年，先生复印以赠（《暴风雨》）；臧克家小说集《挂红》，一九四七年六月读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第一部小说集，作者很珍视，俟一出版即赠诗人、作家冯雪峰：我以我第一个小说习作集，去碰一个严正而深邃的灵魂，并欣待着他的评断。   雪峰兄   三十六、六月    通信处：本市（五）北四川路东宝兴路一三八号。作者本人却无存，先生得知，复印以赠（《诗人的题句》）。 这次拜访之后，想到先生年事已高，就没有再去打扰，这是与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而今，先生五月二十六日远行了。先生在人民日报副刊时，倡导、刊登书话，并身体力行，自己动笔，一发而不可收，对书话的写作、出版大力推动，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把读书种子撒向广袤的大地。先生的一生，是为书籍的一生，先生《<为书籍的一生>》一文结尾说：“为书籍的一生”是神圣而光荣的！ 忆拜访先生时，天气晴朗，金秋的阳光洒在先生书房，温文尔雅的先生坐在书桌与书柜之间谈书人书事的情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寒斋里，先生的书，先生的签名，先生的来信还在，睹物思人，不禁潸然…… Continue reading

文/ 宋海东 老舍长篇小说《二马》版本体系庞大繁杂，民国年代便有商务印书馆和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的多种出版物风行坊间，而当代版本仅据笔者所知所见，已不下四十种，其中不乏日文、法文、英文译本，最为珍罕的，当数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付梓的英文版。 “三联版”《二马》上未标明印量，但港版书普遍印得不多，流入内地更是奇少。以“孔网”为例，该书历史销售纪录和在售册数加在一起不过区区三本，标价不菲。当然，称这种《二马》“不寻常”，不单单由于稀缺和价昂，更在于其插图系漫画大师丁聪“量身订制”。 在厚厚一大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 月版《妙笔生辉——上海图书馆藏名家手稿》中，刊有丁聪家人向上海图书馆捐赠的这批插图的底稿。拿底稿与发表稿比较，我们可以知晓“三联版”《二马》并非简单地照搬底稿，而是进行过精心加工，完善了细节，笔触更加果断，线条愈发流畅。《妙笔生辉——上海图书馆藏名家手稿》还刊发了一份丁聪的文字手稿图片，是这位画家为这批插图撰写的创作说明，现迻录如下： 香港三联书店要出老舍先生的名著《二马》的英文译本，约我画了二十幅插图。老舍先生此书，作于1929年，写了旅居伦敦的中国父子与英国房东母女的一段没有结果的恋爱故事。旧中国的贫弱，使中国人在国外也倍受歧视。这一可悲而又严肃的主题，老舍先生是通过幽默讽刺的文笔表达出来的。此次为画插图，我先后重读了三遍。每读一遍，都不断令我发出含泪的微笑，也不断使我激动、气愤。这部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著作，我认为是一部极为深刻的爱国主义的课本，衷心希望生于新中国的青年们，能找来读一读。 我爱读也爱画老舍先生的小说，因为我画的插图也总脱不掉夸张的漫画手法。这是第五本了，(已画过《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牛天赐传》、《老张的哲学》)，既然出版者与胡絜清大姊还愿意找我画，我当然是欣然从命，至于表达得如何？只有留待读者去评定了。 以上说明连篇名都没有添加，信息量却不小。 一是这批插图系应三联书店和老舍夫人胡絜清联合邀请而作。丁聪与三联书店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他不仅在香港三联书店的“母店”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过一套《丁聪漫画系列》，而且为其旗下的《读书》杂志一口气画了二十年插图。至于胡絜清，也与他素有往来。 二是丁聪做了大量创作准备工作，“先后重读了三遍”原著，对这部小说有深入理解；另据记载，正式启动创作前，他甚至不辞劳苦，专门设计出书中的建筑及室内陈设造型图。 三是丁聪与老舍小说渊源极深。早在1946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四世同堂》前夕，该书局经理赵家璧便找到丁聪，告知老舍希望他画插图。这位画家从未到过北平，不熟悉书中人物的生活环境，没敢答应。延宕至十年浩劫后，当《四世同堂》再版之际，胡絜清亲自出马，再度恳请丁聪画插图。这一次，他爽快接受，接下来又赓续为《骆驼祥子》《牛天赐传》《老张的哲学》《月牙儿》等老舍小说作画。 “至于表达得如何？只有留待读者去评定了。” 这句话只是丁聪的自谦之语，同为画家的胡絜清在《<四世同堂>和丁聪的插图》一文中早有精到定论：“丁聪的画，笔调简明，没有多余的笔道，稍微有点夸张，近乎漫画的格调，可是，能抓住人物的性格和内心的活动。几笔就能把一个人的忠厚或者泼辣刻画得非常逼真。我不知道浪漫主义这个词该怎么用，但是，我觉得，丁聪的插图浪漫，是一种高度形象和抽象的混合物。是专门的一派。” 在每一幅《二马》插图底稿上，右下角都有落款：“小丁 83.”，说明它们创作于1983年。必须指出的是，“三联版”《二马》只有7幅插图，而《妙笔生辉——上海图书馆藏名家手稿》上足有20幅之多——香港三联书店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没有全部采用，殊为可惜。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意识到丁聪插图对读者的强大号召力，在1998年6月付梓的《二马》中，采用了12幅插图；自2012年迄今，他们又两度隆重推出《二马》“丁聪插图版”，依然只沿用了12幅。 以目前的激光照排技术，多印几张黑白插图当然不会增加什么成本，仅仅是多费几页纸而已，其投入相对于书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推测，“丁聪插图版”问世时，这位画家已谢世，人民文学出版社责编并不知晓尚有8幅插图“待字闺中”，以致于丁聪画稿至今仍未以完整状态享受与老舍文字同刊之雅。 上面拉拉杂杂聊的这些，尚未囊括“三联版”《二马》之所以“不寻常”的全部，该译本的两位译者同样堪称奇人。第一译者黄庚生长在北京，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任教，且具备雕塑家、导演、演员、作家、语言学家等多重身份。另一位译者为大卫·芬科斯坦，中文名为“冯达微”，同样跨界拥有自由撰稿人、摄影家、福特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纽约上城龙空手道学院首席教练等多个头衔。 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字斟句酌，为世人奉献了一部高度忠实于原著的译作。胡絜清在该书序言里，竭力褒奖两位译者：“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北京风土人情的深刻理解，将使英语世界的读者能够充分体会到老舍语言文字的独特之处。正如他们所愿，译者承担了一项对增进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具有重要意义的项目。” Continue reading

文/ 董宏猷 古代中国，文人之间的交流，除了书信往来，便是见面畅谈。倘若相隔很远，也要跋山涉水前往，谓之访友。在没有网上购书的年代，倘若出差，每到一地，心心念念的，就是访书，去书店，或者旧书摊，访书，淘书。这种爱好，深入骨髓，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不是非得要买一本什么书，而是一种习惯，一种仪式，就像非见不可的亲友，哪怕空手而归，也要去了却一桩心愿。 现在，可以网上购书了。方便当然是方便了，但是，却少了心心念念，惦记挂牵，跋山涉水，一睹为快的乐趣与愉悦。下面的这些日记，其实都是视觉时代，手机上的微信，文字简短，多为配图。虽鸿爪雪痕，也是访书时代的脚印。深深浅浅，步步书香。 北 京 2015.7.20 每次去北京潘家园旧书地摊，都会有惊喜与收获。这次是撞到巴金先生家里去了。满地的巴金。而且，有抗战三部曲与激流三部曲。其中，《雾》《雨》《电》均为伪满康徳年号出版。看来，那时的伪满，也在盗版开明书店出版的巴金作品。《灭亡》一书，是巴金的处女作，当年在巴黎留学所写。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时，第一次用了巴金这个笔名。从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始有了巴金。 2016.1.10 北京潘家园依然车水马龙。旧书地摊依然人头攒动。到潘家园淘旧书，依然是北京之行的必修课。依然有小小的喜悦。许多五十年代的书，包括《长江文艺》杂志，均十元成交。民国时期的杂志巜人世间》合订本就贵了，七百成交。淘到伊萨柯夫斯基的诗集，他是前苏联著名诗人。许多著名的苏联歌曲，如《红莓花儿开》等，圴是他的作词。也淘到刘白羽的书，封面是黄永玉设计的。 默默地淘到，默默地欣赏，默默地穿越，默默地地喜悦。北京的冬天，似乎就温暖了许多呢。 2018.2.11      春节前夕。北京大风。潘家园古玩市场，空寂人稀。昔日旧书地摊区，是一过道，此刻便成为寒风走廊。 呼啸的风中，居然还有几个地摊。一老人不停的跑步取暖。一眼望去，居然有我常来的专售民国及解放初期旧书摊的老大姐。全副武装。缩立风中。见我便笑，大兄弟！快来帮我开張吧！ 风太大，且刺骨。手刚伸出，便冻得针扎般疼。遂挑了延安时期最有名的几部作品，任凭老大姐开宰。 潘家园，提前来拜年啦！ 2015.7.13 北京。百老汇影城。库布里克咖啡书店。不大。多电影，戏剧，文学类书藉。被誉为京城文青圣地。去后发现，看书的几乎全是女文青。长发。礼帽。短到不能再短的牛仔短裤。便思衬应改名为女文青之圣地了。 有朋友叹曰，难怪女生难嫁，原来都嫁给书与电影了。又问，男生呢？唉，男生都去泡风投、股票、户外与黑客去了。 2016.1.10 北京依然是文化高地。旧书地摊人头攒动。三联书店内，书友挤滿了一切可以坐下的地方。台湾杨渡先生的新书《百年漂泊》新书发布会正在进行。听众如云。互动热烈。 谁说实体书店会消亡呢？书店正在变成文化平台呢。 2018.5.18     今天是三味书屋的生日。一晃眼，三味书屋在长安街安静的存在，已经三十年了。过去到北京，必去三味书屋看看。后来去的少，但仍然惦念着。多少民营书店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没了。坚持三十年不容易。为此，祝三味书屋生日快乐！祝更多的书店青春常在！ 2018.9.28     北京的三里屯当然是年轻人的天堂。过去来三里屯，是和朋友们一边喝着整箱的喜力啤酒，一边听摇滚，一喝一通宵。 而现在，在更现代更时尚的三里屯太古里，我爱去一家名叫Page one的书店，一泡就是半天。这是一栋发光的楼房，LED 灯管错落有致穿插于木质墙缝中，让整栋楼即使在北京的雾霾中，也闪闪发亮。书店内，空间开阔，白、棕、黑的主色调明朗而沉稳。一片片木质书架凸Page One 概念店的设计主题之一：木屋，让读者感受到原始木质的亲切，和纸质阅读的快感。 当然，我更在意的，是它的书品。一层全部以纯艺术与设计类书籍为主，二楼则是儿童、文学、社科，以及大量的外文书籍与杂志。 比起大超市般的书店，我更喜欢对味口的品牌店。让我更高兴的是，三联书店也在太古里开了分店，而且，离Page one书店不远。虽然里面的装修以铁质的楼层为主，显得异常逼仄，但是，三联的书品还是丰富的。可以弥补Page one书店的不足。 三里屯不仅仅属于年轻的花骨朵，也属于胡子飘飘的老爷们。 2019.12.27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店。一座铸铁构成的书籍迷宫。上下两层。曲折的二层铁廊道弯曲盘旋，铁的坚硬冷峻与书的柔软温暖构成强烈的反差，构成视觉的压迫与张力。 来这里淘书的都是真正的书友，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书在哪一个弯曲里。每次来这里，其实就是来打卡，没打算淘书，只是向三联书店致敬。它的人文社科类丰富，而文学艺术书籍的书品一般。好在本月的三十号，美术馆东街的总店将重新开张了。不知能否补上短板，让书品更加丰富多彩一些呢？ 2019.8.9 PAGEONE书店。中文简称佩吉书店。意含第一页，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在北京，我常去三里屯的佩吉店。而设在前门的佩吉店，则是最大的24小时营业的佩吉书店。设计新颖现代。整个三层的书店，犹如一件现代艺术品。整面墙的外文原版图书，艺术与设计，文学与童书。玻璃墙外，正阳门城楼。古老的四合院。与现代感十足的书店形成奇特的对比与张力。逛逛书店，逛逛北京坊，如饮佳茗焉。 今天从故宫出来，一直泡在故宫里。思索着如何创作《故宫一千零一夜》。走进前门的佩吉书店，竟淘到了不少有关故宫的书籍，便全买了。便默默地开心，这是不是命运对我的馈赠呢？ 2019.5.18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不仅有时尚，有青春，有国际，也有书香。三联书店如同迷宫。木屋书店的主题设置令人动容。一是母亲节的书设。二是情人书信，展出了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亲笔书信。当年写在五线谱上。而李银河短短的一句话，令人泪奔：“小波：二十年了。你在天堂过得可好？”千言万语，化着＂明月夜，小松岗＂。 逝者安息。留下生者多少思念。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天堂可期，最关键的，是与相爱的人平淡平安地活在人间。 2019.1.5 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无限期装修。便爱去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淘书了。 正值寒冬，店里人不多，安静雅致，正好淘书。进店一楼，其实是书品的展示。真正的海洋在地下室。那是一个好大的书库。我心仪的文学社科书籍其实在书库里。 但是不要错过二楼哦。那是一个雅致的展厅，正在展出书画作品。另一头是古香古色的茶室。三五好友，来此品书品茶，真是养心了啊！ 上 Continue reading

文/ 蒲湖 工作之余喜好去旧书店（摊）转悠，一日在城里中山街光霞旧书店，东翻西寻中找到老舍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一版一印、丁聪插图并封面、孙奇峰书名题签的《四世同堂》上下部两本（上部载第一部《惶惑》，下部载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饥荒》，共八十七段），惜上部缺封面（用牛皮纸粘贴）。 此上下部共有丁聪插图20幅，其中上部8幅，下部12幅，图内署“小丁1979”或“小丁79”，且都有编者撰写的《致读者》：我们愿向广大读者推荐我国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四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它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充沛、真挚的感情，立体、典型的人物，描绘了北平人民在过去的年代里充满着痛苦、屈辱和愤怒的情景。 上部还有老舍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在重庆北碚为该书写的《序》、摄于一九四五年底的个人照、《四世同堂》手迹影印件，以及老舍夫人胡絜青一九七九年九月所写《前言》，该前言开头写道，小说共八十万字，是老舍著作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它的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的精力最大，也是老舍自己最喜爱的作品之一。“现在借小说重新出版的机会，将这部作品的创作经过简单的说一下，老舍在一九四四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到一九四五年底才写完这部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一九四六年三月，他与剧作家曹禺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在美期间，他写了这部书的第三部《饥荒》。”此系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首版之《《四世同堂》，且有著名大家插图、封面、题签，殊为难得，虽有缺憾，也购而归之。 面对无封面的上部，我一直寻思着调换一本，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获悉，北京一家鱼腥草书店有此书出售，便用邮政账号汇款价购。而在搜寻上部时，意想不到地发现此书竟还有补篇一部，原来的书是不齐全的，有似“残本”。该补篇也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983年一版一印，61000册（上、下部印数不详）。同样在该网，上海的一家友联书屋有补篇售，却只有工行、农行账号，然我偏居乡野，仅有邮政储蓄银行网点，又嫌邮局汇款太慢，于是专程到城里银行汇款。顺便到每次进城都要去的解放街思越书社转转，此书社也在孔夫子旧书网开店。我随手一翻，刚汇款要购买的补篇映入眼帘，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补篇1983年出版，距上、下部出版时间隔四年之久，配丁聪插图4幅，图内署“小丁1981”或“小丁81”。我询问其为何未在网上发售，店主说书刚到还没来得及上网，喜而购之，并及时回复友联书屋，言所购补篇不需，拟另购它书。补篇到手，只缺上部了，不日却收到黑龙江林先生寄来的上部，我是给北京鱼腥草书店汇的款，书何以从黑龙江寄来？鱼腥草书店店主来电解释道，接到汇款后遍寻上部不着，遂帮忙联系别处订到。 上部、补篇到手，加之前购下部，一套《四世同堂》终于“同堂”了。抚摸良久，思之再三，我决定将书寄给远在北京的舒乙先生，附信告知三本书“同堂”的趣闻，并拜请题跋、签名、钤印。书寄出了，我又忐忑不安起来，对一个素不相识读者唐突而冒昧的要求，身兼多种社会职务、诸事缠身的老人能圆我的梦吗？ 月余等待后的一天上午，终于在邮局收到封上有“北京舒乙”字样的印刷品，急切拆之，见每册上均有上款、签名、钤印，上部、补篇还另有题跋。其上部题跋为：这是个好版本，将上、中、下全收齐，不容易，当好好保存。 补篇题跋为：《破镜重圆》是我二十七年（此处误漏一“前”字，笔者注）的作品，今得见，倍感亲切! 舒乙先生题跋中所提到他写的《破镜重圆》，全名为“破镜重圆—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载补篇的最后。全文分为“它是完整的吗”、“他写完了”、“他是个忙人”、“它是个谜”、“她是咱们的朋友”、“它有了一百段”等六段，内容主要写的是上下部出版后，国内外不少敏感的读者猜测好象没写完；根据掌握的情况分析，老舍按计划写完了（包括后十三段的部分手稿毁于十年动乱），只是没有发表全；《四世同堂》英文节译本《the yellow storm》（《黄色风暴》）非常有趣的翻译过程；一九五零年《饥荒》在《小说》月刊发表时为什么要删去最后十三段的猜测；最感人的一位日本老太婆的故事；由美国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四世同堂》英文节译本中找出，马小弥再翻译成中文的经过。 补篇前《再致读者》称，把“失而复得”的后十三段“奉献给广大读者”，之所以说“失而复得”，是因老舍在上部《序》中说，假若诸事能“照计而行”，则此书的组织将是：      1、  段—-一百段，每段约万字，所以      2、  字—-共百万字      3 、 部—-三部。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 而老舍夫人胡絜青在上部《前言》中称，老舍在美国期间，写了这部书的第三部—-《饥荒》，这一部比预计的字数要少，只有十三万字。这可以说明《饥荒》后十三段（即八十八—-一百段）在一九七九年出版上、下部时是没有被发现其存在的，也就是说当时根本不知道有这后十三段。因此，舒乙先生在《破镜重圆》中叙道：《四世同堂》的结尾，由英文节译本找回来了，绕了一个复杂的大圈，先“中”，再“英”，又“中”。当然，这又是一件趣闻；非但是一件趣闻，简直是一件巧事；非但是一件巧事，更是一件喜事，谁不为它的复原而庆幸，而高兴呢！一百段，总算是找齐了。虽然并不完全等于原来的一百段，但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这也可能说是称为“补篇”的原因吧）。 我所收集的这套分别盖有“黑龙江电大富锦分校藏书”方形章、“荷包湖修配厂图书专用章”方形章、“孝感师专附属中学图书室”椭圆形章，舒乙老题跋、签名、钤印，“总算是找齐了”并相聚于寒舍的《四世同堂》上部、下部、补篇，对我而言，又何尝不是“庆幸而高兴”、“很有价值的事”呢，真乃缘份，幸乎！ 附：读者评论 幸事一桩。蒲湖一文信息量够大，所隐含的话题也足够丰富。他在文章中谈及到他处心积虑地收集《四世同堂》所有一、二、三部及补篇的奇特经历，详细讲述了自己出于对老舍先生特殊感情，就老舍著作中文字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作品，如何在出版40多年之后，经他线下线下多渠道打探与挖掘，由黑龙江和湖北等地不同图书馆寄出并得以＂相聚一堂＂，再谋得老舍先生之子舒乙老题跋、签名、钤印，最终遂其所愿的曲折故事。 这种爱书惜书掏书的生动故事，确实感人至深。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当今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被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对物质利益和物质享乐的追逐之中，较少有人安于现实的贫困，而执着于对精神生活的探寻、沉迷于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之中。 蒲湖算是极少数当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从他的身上折射出了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坚守与纯正。难能可贵的是，蒲湖作为常居乡野的一位普通读书人，以其独特的视角切入，抓住《四世同堂》这部著作中英文版发行的演变过程，较清晰地梳理了该书出版发行的前世今生，通过傍及丁聪老众多典型插画，一并暗示了该书特别的价值及收藏的意义之所在。 须知，有年头有价值的旧书不易得，分册出版的各个部分的旧书收集全更是不易，获取著作者后人暨文化名家的签名之类的墨宝与印迹，更是不易之中大不易。就此而论，浦湖不只是幸运儿，更是有缘人。 Continue reading

编注：今天的读书栏目介绍一部围绕书店和书展开情节的小说。下面的读后感是选自作者公号的原创内容，已获作者授权。 英文原版：The Storied Life Of Aj Fikry by Gabrielle Zevin, Thorndike Press, 2014 中文译本：《岛上书店》,  [美] 加布瑞埃拉·泽文 著，孙仲旭、李玉瑶 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文 | 小爱  阅读是件轻松愉悦的事，特别是读叙事性的文学小说。 写读后感便不如此了，为什么还要写呢，想记得更久一点罢。 《岛上书店》用了一周通勤地铁时间读完，一个词的感受是：温暖。 此书主要讲生活在艾丽丝小岛的书店老板AJ的故事：他失去了妻子，对生活没什么留恋。在某天喝醉后他丢失了自己的宝物，一本叫《帖木儿》的珍藏版诗集。万念俱灰之际，机缘巧合，他收养了一个被遗弃在书店的婴儿，玛雅，生活随着变化。之后AJ遇到了自己的爱人，某大型书店销售代表艾米，并最终结婚，三人一起幸福生活。最后AJ得了绝症去世，小岛书店转卖。 故事中还有其他关键人物： 在小岛书店组织警察读书小组的警官，玛雅的教父，兰比亚斯。 AJ的妻姐，学校戏剧俱乐部的老师，玛雅的教母，伊斯梅。 AJ妻姐的丈夫，风流的过时作家-丹尼尔。 艾米交往过的美国英雄。 艾米，AJ和玛雅三人的妈妈。 玛雅的同学和老师。 《迟暮花开》的真作者和假作者。 AJ的妻姐伊斯梅，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胖胖的红头发的、上了年纪的大妈型人物，非常善良。她和丈夫丹尼尔没有孩子，流产过7次。她和丹尼尔的婚姻是带点儿悲剧的，彼此没有真爱，直至伊斯梅在AJ婚礼后发生车祸。她以为自己便是如此终老了，之后却和警官兰比亚斯开启了新的爱情。 兰比亚斯是AJ的朋友，小岛的警官，喜欢读犯罪文学和青少年文学，组织的警察阅读小组是小岛书店最有生气的小组。他自荐做玛雅的教父，AJ喜欢找他帮忙开车，他了解AJ，深爱并支持AJ一家。AJ去世后，为了保留小岛书店，他和伊斯梅买下了书店，成全了“没有书店的小镇，算不上个小镇”的说法。 《迟暮花开》作家活动是个非常有戏剧性的插曲，本来初衷也是很具戏剧性的。陷入爱河的AJ为了让艾米来小岛特意组织了这一期活动，请了高龄的“作家”来参加，结果“作家”把活动搞得一团糟，而艾米也在那天知道了《迟暮花开》背后的故事。当然，我想AJ最后也是知道了作者真相的。但《迟暮花开》是他们爱的开始，在他们的婚礼上艾米喜欢的那段话被朗读出来： “因为从心底害怕自己不值得被爱，我们独来独往。然而就是因为独来独往，才让我们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会驱车上路。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会遇到他（她）。你会被爱，因为你今生第一次真正不再孤单。你会选择不再孤单下去。” 读着读着才越发觉得，此书讲诉的是爱，讲诉的是孤独和爱的连接。 主人公AJ失去了深爱的妻子，失去了《帖木儿》，在生命低谷之际，遇见了玛雅。养育玛雅的经历刷新了他自己的生活，命运又巧妙安排他与艾米重聚，并重新获得了爱情。却在人生圆满之际，得知自己患了重病，终于默然退场，小岛书店也随之变卖。 貌似凄凉的结局，自己读后却并无悲伤凄凉之感，反而是AJ人生中经历的种种，让我觉得一切自然而平淡，美好又简单。即使最后书店变卖，也是转给了玛雅的教父与教母。书店还是留在了这个美丽的小岛，还增加了舞台和咖啡厅功能，一点点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最令人感动的是，故事到最后都没有人向玛雅揭示她的真实身世，只是让这个AJ培养出来的有趣的小书呆子自由地成长。 AJ和艾米的爱情，是两情相悦，艾米说AJ是好人难寻。 AJ和玛雅的亲情，是有趣、温柔，二人互为心灵之友。 他们都爱书，爱读书，书是他们的纽带，相知相亲相爱的媒介，然而比书更重要的是爱，正如AJ所说，“我们会成为我们所爱的那样，是爱成就了我们。” “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书、孤单和爱的故事。 Continue reading

编注：黄裳先生著述颇丰，也以藏书家闻名。本周读书栏目就来谈谈黄裳的书。 《锦帆集外》，黄裳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 文祥 黄裳先生的文字我喜欢了几十年，近日翻到自己2012年9月12日日记：“《南方周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都有文纪念黄裳先生，他本月5日去世。几篇纪念文字都是急就章，既少资讯，也缺见识，相当不成样子，与黄裳先生自己的文字不能比。” 记得金性尧先生数年前逝世，《万象》杂志发过两篇纪念文章，也不令人叫好。因为金先生自己的东西都到了炉火纯青地步，写纪念文字要能相符，实在是难题。而今老成凋谢，要找到识见经历、才情文字都够格者，举世已凤毛麟角。 这不，今年初听说《万象》杂志支撑不下去了，到9月份还未见重出报摊，大约真断了气，可惜了一份读来有兴味的好杂志。 初读黄裳先生说来很早，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湖北洪湖县城一个老旧机构内栖身。那时流落在洪湖的武汉老知青，有好几个交流书籍的圈子。这本《锦帆集外》依稀记得是从长航船厂一个当电焊工的中学同学处借得。久借未还倒不是因为书好，当年刚过20岁年龄，不觉其好。而且现在来看，《锦帆集外》是黄裳先生少作，比不了文革后先生文字老辣。当年翻了两篇，觉其琐细，随手插在书架上，借书与出借双方，都没当回事。 翻那几年的日记，就没记这本书，倒是读约翰.根舍的《内幕》系列，如《非洲内幕》、《欧洲内幕》，读朱可夫的《回忆录》，甚至读《阿登纳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都有记，真正是年轻气盛读大书的时日。 《锦帆集外》是本有出版掌故的书。书是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版，收在“文学丛刊”第九辑内，辑书有十六种，主编是巴金。 我手头有蓝布硬面精装本。书脊上却是烫金书名《风》，还有烫金的作者名。当年留下疑问：为什么一书两名。 到得1984年，买到人民文学版的《过去的足迹》，压卷一篇即《题跋一束》。文中讲到此书精装的轶事，才解了我心中之惑。 黄裳文中说，《风》是《锦帆集外》的特印精装本，是道林纸印内页，蓝布硬面精装，书脊上书名，作者名烫金，成书仅10册送人。黄裳还说，此外还用宣纸印了一部为作自己纪念，分装上下两册。文革中抄走，文革后发还旧物时仅存下半部。 复述这则轶事，一是想说，老一辈文人还有出书时弄点毛边本，特印精装的雅兴。二是说民国时期对出版物的管制，还有让你玩书的自由空间。 关于此书，还有可说处，此书扉页上钢笔字直行题：“一文兄：黄裳/一九四八年五月”。 高考恢复后我进大学读中文系，是1978年元月。第二年《读书》杂志创刊，黄裳先生在此刊常露面。写《书林一枝》专栏。比如当年名篇《谈禁书》就出自此专栏前几篇。我经《读书》转一信给黄裳先生，询“一文兄”为谁。黄裳先生回信简省，客气。仅说：是田一文，建国后在武汉文联任职，久未联系，让我自己去问问。相比之下，李健吾先生对复信就热忱太多。我写信请教他某文中，“自然主义思潮”后缀用“思潮”，为什么不似“现实主义”后接的是“运动”。李老先生洋洋洒洒，细举理由，钢笔写满两整张信笺。只是字难认，好几个同学猜了大半天才算认全了。还烦扰过袁可嘉、金克木几位先生。只是三十年后什么印象都没了。金克木在三联版《旧巢痕》扉页上签名，不用“辛竹”，用的是“金克木”。 这都是当年年轻好事，也就如今日会上，遇见某名家，要上去搭讪，见识一下“下蛋的母鸡”。那时要是问问其余九册都题赠何人，还可借此看看黄裳当年交往友朋，可惜那时兴趣不在此。 到得一九八四年、八五几年，书逐渐好买，黄裳的《翠墨集》《银鱼集》《榆下说书》都已买到，且仔细读了。《读书》开初几年，我都是将黄裳文从刊中撕下，自己装订成一册。略近于他四十年代弄精装书意思。 《书林一枝》是《读书》开得最长的栏目，至少从我自装的黄裳文看是从1979辑到1990年。一个专栏开了10年以上，也应属历史纪录吧。 1987年春末，我随全国公安竟陵派文学研讨会去荆州，在途中读黄裳文字打发空闲时间，查到5月11日、13日两记： “下午听郭预衡、徐中玉、吴调公、马季高诸先生发言。晚餐后看电影《美食家》，是改的陆文同名小说。回宾馆后读《过去的足迹》。黄裳先生无论书话游记，观剧随笔都写得出色。每篇都有经历，有情绪，有掌故，在存亡兴废上感觉敏锐。这类主题在中国小说散文传统中最难翻出新意。黄裳却写出了自己独具的面貌，是有兴味的文字，或者如知堂推重的有性情有见地的小品。” “早餐前后读《过去的足迹》，黄裳衡文论人最能道破个中隐情，曲笔，微妙心静。比如写柳如是、吴梅村诸篇皆是。他读得仔细，聪明，有会心，因而他的书话中识见尽出。” “奇怪的是黄裳论及明清古籍与人物者众，尤重晚明清初一段，但没见过他讲公安竟陵派，为什么倒是知堂老人屡有论述？” 比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那本讲义，在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里，大部分讲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即公安竟陵二派对于载道派文学的反动。知堂老人从个性解放与文人的个人自由出发，自是能有梳理“载道”、“言志”两种文学潮流的意趣。 黄裳关怀的是社会剧变时期，文人的个人遭际。且是从个人遗存著作与社会文献出发的，不脱藏书家及新闻人本色。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大陆风云激荡，读书界更关心激辩改革话题。我那三年主《武汉青年报》笔政，身不由己在政治新闻漩涡中打滚，黄裳先生的作品集子也从我书桌退到了书架上。 再次拿起黄裳先生的随笔集子，是刘绪源编的黄裳六卷本出版。其后黄裳先生与柯灵先生打笔墨官司，你来我往都动了真气，煞是好看，也足以显出两家的文字功夫。 Continue reading

编注：今天向读者推荐一本以音乐为线索追忆往昔时光的书。书品内容由理想国imaginist提供并授权，音乐视频来源：YouTube, 试读文字来源：豆瓣读书。 《地下乡愁蓝调》，马世芳 著，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出品方 | 理想国： 摇滚乐看似热闹，实则无处不浸透着寂寞，我们的青春，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九七一年，史上最伟大的摇滚乐团披头士已经解散；乐史“三J”——吉米·亨德里克斯、珍妮丝·乔普林、吉姆·莫里森都已不在人间……一九八一年，胡德夫、杨祖珺已因“美丽岛事件”远离歌坛、各奔东西，“民歌运动”即将走到尽头；随着罗大佑、苏芮、李宗盛、张艾嘉等人的崭露头角，台湾乐坛的巅峰期已在不远处招手。这时的马世芳，并不知道他家的客厅，正是这场变革的集会场所。 然而，整整“晚出生”一个世代的他，把本属于上一辈人的青春记忆，用一篇篇感同身受的文字记录了下来，转换成为或激动、或落寞、或感伤的种种情怀，如今的我们再随其追忆这些情怀，也许只是为了想要知道自己是从何处而来。 序 | 张晓舟 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节选） 来源：豆瓣读书 ，《地下乡愁蓝调》试读 一个漂亮的名字——地下乡愁蓝调。然而这不是一杯小资调调、供你在秋日午后发呆的鸡尾酒。当然，一个正在向自己青春告别的人，总难免要频频回头，一再去舔自己青春的血，并骄傲地说：这也是时代的血，大地的血，诸神的血。 蓝调——这并不是一本关于蓝调布鲁斯的书，但书中所写的人与乐，都少不了蓝调血脉和布鲁斯根基。而有关台湾民歌运动之风起云涌，以胡德夫后来的命名，也不妨笼统称作“海洋蓝调”，它也难免受启于鲍勃·迪伦们，但更离不开本土的山川海洋，以及环球同此凉热的、汹涌的大时代。 地下——这个词一直被当作一个简单粗暴而又方便有效的标签，用来与“主流”、“流行”对立，划分身份和阶层。比如有一次我跟一位朋友说起我认识某位红歌星，却遭其质问：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我说上个世纪。对方不屑：那就不能算认识。意思就是说，在人家还没红之前认识等于白认识，更进一步理解，这个人在走红之前是作废的，可以一笔勾销的。我确实在这哥们走红之后再没见过他，也就是说，我不幸只认识了一个地下的废人，却无缘结交一个红星以沾光。如此说来，马世芳小时候在自家客厅或者学校里、酒吧里认识很多叔叔阿姨，实在都不能算认识，哪怕日后这个叔叔成了李宗盛，那个阿姨成了齐豫。 “地下”意味着根基——地基和根，在情感与道德上，“地下”抓住了大地的根，在艺术与思想上，“地下”验证了深度。 没有密西西比三角洲摘棉花黑人的号子和长歌，就没有蓝调，没有蓝调就没有摇滚。没有台湾“民歌运动”的地下野史，就没有后来流行音乐的殿堂——只是这个殿堂如今已失去地下的根基而摇摇欲坠。但地下的目的，未见得就是有朝一日浮出地面进入主流修成正史，尽管从马世芳在本书中着力梳理的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出，不管是西方摇滚史，还是台湾的“民歌运动史”，无不是一章章犯上作乱、最终跻身殿堂的历史，然而剽悍的地下从来不需要解释，地下永远意味着颠覆的勇气和创新的本能，一种已然修成正果进入主流的文化要防止枯竭，必定要时时“重返地下”，珍视并汲取自由无限的地下状态，或即马世芳在《青春舞曲》一文中怀念和召唤的“没想太多”的纯粹之境。 乡愁——乡愁不只是青春的怀旧和那喀索斯式的自恋，乡愁是对大地的一再追忆和重返，是对故土的守望，更是对乌何有之乡绝望中的希望。乡愁即对乌托邦的执念与热望。 读者评论 | 张宇： 考研期间，与研友晚上回到宿舍第一件事就是接一盆热水，边泡脚边听音乐，他爱读书，很博学，听音乐的范围很广，摇滚的，古典的，甚至也听戏曲…… 我静静听，有时会和他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我能理解音乐可以带来的亲近感，但直到他给我讲马世芳《地下乡愁蓝调》那本书，两个远隔重洋互不相识的人，通过写信交流喜欢的音乐，互相邮寄bootleg，若干年过去两人也不曾谋面，保持这般“微弱”的联系，我才具体认识到原来音乐可以让两个灵魂超越时空，如此靠近。离别时，他将这本书赠予我，我回到家读完。以后见面机会也许很少，可是这段备考岁月里和他畅谈交流使我获益良多，很庆幸遇到他。 读者评论 | 宸文： 书单中推荐的这批关于音乐的书籍看过了四五本，偶尔还会拿下来再翻看，属于品质内容都很高的书。在看过的书中，最爱的还是《地下乡愁蓝调》，虽然属于小众流行的书籍，但对于我来说可能会带来许多的共鸣和感慨。马世芳作为70后的音乐人，在台湾乐坛上可能不会有像罗大佑、李宗盛那样的受众，但他却像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爱丽丝一样，为我们书写出了不为人知的台湾摇滚文化的故事，书名的英文”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取自鲍勃迪伦一首歌的名字，可以说是非常富有代表性。但当你通篇阅读后会发现，这本书其实不单调地叙述音乐，更多地是对于上世纪六七八十年代台湾音乐思考和对父母以及自己青春年代的感怀（其实这种感觉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聋哑时代》）。在摇滚音乐的世界中，有很多人为其执着于梦想，用自己的风格大加渲染，但无论是怎么样的改变，可能最令人动容的依旧是音乐背后那许许多多的音乐人，正是这一群体的不懈追求才使得这个世界蕴含着激情的精彩。每当回望这段有着历史味道的“传奇”时，我们总会在他的文字之中发现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魅力，虽然有着年代的隔阂和差异，但不变的梦想总会让无数人仰望，原来在跨地域的疆界之内还有这样一份令我们感动的音乐文字，使我们不再彷徨、寂寞和失落，可以这么说：他承载着披头士精神，用他自己对音乐的欣赏，为我们带来了一份难得的执着和可贵。 二十岁的佩珀军士与十六岁的我 （节选） 《地下乡愁蓝调》试读， 来源：豆瓣读书 马世芳 那年夏天，《佩珀军士》（Sgt. Pepper）出版之后整整二十年，刚上高中的你在中华商场买到了这张唱片。那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周末下午，你把大盘帽塞进书包，一路搭公车到中华路南站，挤进纠结奔流的人潮，穿越骑楼下连绵不绝的摊位，做奖杯的、修随身听的、展示币钞邮票的、挂着军服制服的、算命的、卖面的……憋着气避开楼梯间臭气四溢的公厕，爬上二楼，走进最角落的那间唱片行。你一手紧攥着书包，一手慌慌地翻着架子上一排排的唱片封套。几经搜寻，心脏猛然一跳，这帧在旧杂志上看过的著名封面赫然出现在眼前。  你毫不迟疑地付掉了一整个星期的零用钱。从唱片行走出来，天气真热，阳光刺得你睁不开眼睛。你决定到隔壁的面店暂歇，吃一顿已然延迟了的午餐。坐在板凳上，忍不住取出袋中的唱片，满怀幸福地审视着。身边忽然有人冲着你说话，吓了你一大跳。  “刚刚买的吗？”  是面店的伙计，端着你点的炒面。他年纪很轻，比你大不了多少，眼里带着促狭的神色。你点点头，不晓得该说什么。  “这是一张好唱片，你很会买。”你赧然微笑。“我也想买这张，已经想了好一阵子。我有一台很旧的唱机，不过还可以听，最近很想好好买一些唱片来听，不过唱片很贵。”  那时候，一张原版唱片要两百三十块，真的很贵。 “我已经有这么多唱片了。”他用手比了比，大约是一条吴郭鱼(罗非鱼，体长12—15厘米)的长度，“唱片实在很贵，慢慢买，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多。”老板远远喊他，他做了一个歉然的表情，匆匆跑去招呼别桌的客人。  你吃饱，找他付账。他说：“有空可以来找我，我告诉你哪些片子好听，值得买。”  你再也没有去过那家面摊，中华商场也早就被铲平了。不过每次放这张唱片，你都会看见夏天午后从中华商场密密麻麻的墙孔透进来的阳光，并且嗅到肉丝炒面的香味。 …… 家里没人的时候，你把这张唱片摆进母亲的老唱机，大声播放鼓手林哥（Ringo）悲伤自嘲的《朋友帮了点忙》（With Continue reading

编注：今天的读书季栏目要谈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类书：书话，专门因书而生的体裁。 谭文祥 我的书架上，有一半是中国书。中国书中，大约一半属于书话这一类。在中国文章传统中，书话这个类别，的确是源远流长，而且写作者众多，佳作层出不穷，真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 到了今日，书话是典型的小众精英写作，虽然精英早已成为文化靶子，书话读者人数大幅缩减。翻翻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八九十年代时每种书印数都在一万册。到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读书笔丛”时，每种仅印3000册。 只说改开新时期以来，差不多十余家出版社都出过书话的套书、丛书。老牌名社三联，商务而外，新星，海豚，上海书店，岳麓书社等，都出过相当不错的书话丛书。比如上海书店的《海上文库》，出了近百种，一半以上是书话，在读书人圈子里反响甚大。要证明此点，翻翻《新京报》，《东方早报》两家的读书周刊即得。 在中国的文章传承中，书话是个面貌弹性特别大的品种。历代的序跋，读书札记，版本考据，书衣文，诗文例话等等，都圈在这个品种里。因为品类丰富，所以这一文体色彩斑斓，传承深厚，写作自由。即使在“五四”以后，文人背景已经被“全球化”，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不论左、中、右，都还如前辈之学人，习惯书话这种文字。足见这一中国文体扎根深厚，影响广大。 中国书话与西方书评迥异。现代文学研究大家唐弢先生最早提出标准。说书话得有点掌故，有点考据，还得有点情趣。这就是西方书评写作中难以意会的标准。中国文人对于中国精英文化中的雅趣、趣味一类要求，就落到诸如唐弢先生的书话标准上。唐弢老先生还能坐而言起而行。他的《晦庵书话》就开创了“五四”新文学版本书话这一门类。后来梁永、姜德明、陈子善都是接力者，也都能卓然成家。 上海书店出版社“海上文库”里有台湾学者严晓星的《金庸识小录》，胡晓辉序言里说，严晓星的文字，一是对小说文本读得细，能力透纸背。二是杂学功力深，能知人所不知，详人所不详，才能“左右钩辑而见一己之得”。这是从另一视角看，因而生出书话另一种标准。 “识小”是书话一大特征。不少书话直接在书名上就标志了，比如辽教社的“书趣文丛”，金克木先生的《蜗角古今谈》，金先生还有收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学术小品丛书”里的《燕口拾泥》。“蜗角”，“燕口”都极言其小。这都是补白式的文字，属要言不烦类。本书后记的结束一句是“文与未来虽短，思随过去仍长。”，文末记年月是“1987年10月”，那年金克木先生已逾七十。今年自己也临七十，读来心潮翻涌不止。 能“识小”还有一些另外的说法，如柳苏《香港文坛剪影》，韦明铧有本《扬州文化谈片》。二者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套书话丛书之一种，老牌人文社三联领风气之先的项目。“剪影”、“谈文”也意在简明、短小。 书话中，辑录、札记、摘抄，也是一大类。比如写旧京书业的《琉璃厂札记》，金城出版社的枕边书系列里《民国文化隐者录》，《闲话文人》也是扒文献作文。前引严晓星，还是在这批书中，另有一本《高罗佩事辑》。谢其章有本《风雨谈》，是有三分之一辑录中日战争中落水文人的，倒是个“钩沉”的题目。谢其章是北京土著，文革前高中生，与我们是同一代人。谢在北京藏书圈子里是名人，用搜集的民国出版物出过好几本民国文化札记，涉民国书刊业，民国电影，漫画等。谢其章的书话类文字兴趣在旧中国的大众文化，这点有别于古今书话主流关注于学问典籍，文化人圈子。 中国文人的传统趣味，正是传统文化自身的生命形态一部分，也寄托在社会一小群精英个性的书话续写工具上。 读《阿英日记》及其他人的回忆录时知道，中共刚建国几年，有不少中共高干，经常跑琉璃厂。最常见到的应该是田家英、康生、邓拓、夏衍、李一珉、阿英（钱杏邨）等人。近来有人评说，中共这些新贵们，文化担当上却一仍其旧。既延续来旧文化传承，也是延续了旧文人趣味。 Continue reading

编注：本周这篇#2020读书季#原创文章，以阎明复回忆录的见证及个人有限的幼时记忆，复盘上世纪大国关系由交好到交恶的一段历史。 《阎明复回忆录》，阎明复 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文 | 土布新 这些年我读了很多人物传记及回忆录一类的书， 最近在读两卷本的《阎明复回忆录》。 阎明复，辽宁海城人，1931年在北平出生。他1949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1957年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任组长，成为中共最高层的首席俄语翻译直到文革前夜。文革中年仅35岁的他成为“黑帮”，被单独监禁达七年半。文革结束，阎明复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和领导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国级。由于那场“风波”的牵连，他被免去一切职务，1991年复出任民政部副部长直到退休。 回忆录内容涉及作者几十年经历过的风云变幻的历史，记述了他的家世，求学经历，以及作为本书最主要篇幅的翻译生涯。 从“哈外专”毕业后，阎明复就成为中共领导层的俄语翻译。从1957年开始，他更成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最高层的首席翻译长达十年。阎明复因而亲身参与了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中国与前苏联几乎所有的交往，经历了中苏关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中苏关系由结盟“蜜月”, 到产生裂痕，再到裂痕加大直到彻底决裂全过程的见证者。 据阎明复记述，他的第一次重大外事翻译活动是参与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元帅。他提到了当年的”围车“情节，唤起了我久远的回忆。 当时我母亲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任校医，附中的所有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一律住校，为了能及时为学生们服务，我母亲和我们家就住在学校院里。学校离天安门长安街很近，每年的”五一“、”十一“游行和重大的欢迎外宾的活动都少不了附中学生们的身影，特别是他们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更是那时活动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当年我还是个一年级的小孩儿，当天如何跟着我母亲加入民院附中夹道欢迎伏罗希洛夫的队伍，我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那天我肯定去了。 1957年，北京唯一的机场是军民两用的南苑机场，它位于北京正南方，距离天安门大约13公里。伏罗希洛夫的专机降落后，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内的几乎中共所有领导都去欢迎苏联贵宾，场面极为隆重热烈。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陪同客人乘车向北驶回中南海。当迎宾车队进入永定门后，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开始站在敞篷车上缓缓行进，接受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呼。那时永定门到前门的街道非常狭窄，天安门广场还没有扩建，欢迎的人群离车队近在咫 尺。 记得车队从天安门刚刚向西拐到中山公园前，欢迎的人群冲破了警戒线，一下子就拥到了那辆敞篷车和整个车队的旁边，挥动花束，彩旗，高呼万岁。民院附中的欢迎队伍恰好就在中山公园前面，我记得我不断地被后面的大队人马推着向前走，如果不是一位叔叔紧紧地保护着我, 肯定会被冲倒被踩踏，母亲为这件事后怕了很久。 我没有被推到敞篷车那里，而是被挤到一辆轿车前，清楚地看到了坐在后座上的人，只是不知道是哪一位大领导。记得很多警察和警卫人员，甚至一些领导从车上下来紧张地劝大家离开车队。群众们围着车队欢呼了很长时间，经过劝导，退到了安全线以外，让出了能通过一辆汽车的道路，车队才得以冲出了迎宾群众的包围圈，驶进中南海。 回忆录作者提到，因为发生了这起事故，把那个区的区长给撤职了。那个区就是我们所住的西单区，1958年以后成为西城区的核心区域。作者还说，当年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是空前绝后的最高规格，的确如此。毛泽东站在敞篷汽车上陪同外宾，在北京的街道上接受群众的夹道欢呼，除了欢迎伏老，也绝无仅有。即使发生了“围车”的短暂意外，也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风气健康淳朴，人民对领袖的感情真挚深厚，更反映了当时非常热烈亲密的“兄弟般“的中苏关系。 1957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中国像庆祝自己的节日一样庆祝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毛泽东又一次访问了苏联，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受到了苏联方面隆重热烈的欢迎和款待。在接见中国留苏学生的大会上，他留下了那段“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的名言。当年的另一件大事是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那是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是苏联援建的最重要的项目，是中苏友谊的结晶。还记得当年看大桥通车的记录影片，解说词一再感谢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强调中苏友好，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7年 的确是上世纪中苏友谊蜜月关系的顶峰。 阎明复亲历的中苏友好的蜜月关系仅仅持续了短短的一年多就发生了变化。 1958年夏天，由于在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两个问题上的分岐，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作者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中双方会谈的详细描述，是对之前众多史书记叙的最权威的补充。加之中共方面没有提前通告苏方即将炮击金门的重大行动，引起了苏方极大的不满。作者认为，联合舰队和炮击金门两个事件，破坏了两国领导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给两党两国关系投下了阴影。 1959年9月中国和印度爆发了边界冲突，苏联通过塔斯社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分歧公开化，中苏之间的裂痕逐渐加剧。苏联在中印冲突中的态度，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方认为中苏两国是“社会主义的盟国”，苏方却发表指责盟国，偏袒敌国的公开声明，中方认为这是背叛行为，非常不满。 1959年10月恰逢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苏方也派来了以当时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在庆典以后举行的中苏最高级会谈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赫鲁晓夫一气之下借口国内有紧急情况要处理，取消了随后的访问行程，提前回国。他并没有直接返回莫斯科， 而是飞到了苏联远东的最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一次讲话中影射攻击中方像一只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 读到这段历史，不禁想到一百六十年前，这个城市的名字还叫海参崴，它也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在19世纪短短的几十年间，沙皇俄国侵占了中国包括海参崴在内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经承诺，要废除沙俄政府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并把被沙皇侵占的一切领土无偿地归还给中国。 当时的俄罗斯大地以高尔查克，邓尼金为代表的沙俄旧势力和多国干涉军十分猖獗，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控制广袤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我国正处在北洋政府初期，军阀割据，政府昏庸，内乱不断，根本顾不上也没有能力和苏俄交涉处理领土问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扩张领土，攫取邻国利益方面继承了老沙俄的衣钵，再也没有提起过列宁的这一历史承诺。随着2004年“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署，“海参崴”永远定格为“符拉迪沃斯托克”。 令人震惊的是，就在上个月初，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一条中文微博，庆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市160周年，并注释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意思是“统治东方”。这条微博深深刺痛了无数中国 人的心，我也感同身受，甚至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实在不能想象俄罗斯使馆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东西，这样明目张胆地重提沙俄的侵略史，难道一点也不顾及中国人的感受吗！特别在当前中俄友好的大背景下，这件事肯定会给中俄关系，至少在人心层面，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 历史的进程不能重复，但有时总是惊人地相似。六十年来，中国和这个北方大国的关系风风雨雨，充满坎坷。六十年前赫鲁晓夫提前回国在海参崴攻击中方像“好斗的公鸡”，六十年后俄罗斯驻华使馆的微博重提海参崴意为“统治东方”； 六十年前中国和苏联是信奉共同意识形态的盟国，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和俄罗斯号称是不结盟的战略伙伴，但是在国家利益面前，任何“友好“都失去了意义，哪怕信奉同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读了阎明复的回忆，再看看今天的现实，也许更能理解“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友谊”这一历史论断。阎明复先生去年年底恰逢88米寿，我的同学有幸出席他的生日庆典，老人身体精神都很好。”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祝先生健康长寿！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