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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oted, and you?

November 3rd, 2020, make your voice heard, and be nice to others.

我投票了，你呢？

十一月三日，发出你的声音，并请善待他人。

对十一月大选前后时局动荡的担忧，对伊州病毒新增感染人数创全美第一的焦虑，以及对国运及民生的祈愿：一张清新的纸，放上简单的一朵花，一切尽在不言中。

编注：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这个时候在“记忆”栏目里刊发回忆秋天的文字颇合时宜。以下内容选自作者公号，已获授权。

文 | 卫子甄

1 |

世界上最长的是等待，最短的，是北京的秋天。

北京的秋天，前前后后只有两个礼拜。在为期十四天的时间里，树叶变黄、飘落，层层铺满道路，山林被染红，从前富有水分和生命力的东西，一下子干枯掉落，随着果实的成熟而死去。

代表秋天的，是落满街道的银杏叶，石榴、柿子、杨树毛、枫叶。石榴结成黄色、红色的果实，柿子是类红的深橘色，再往下就是杨树毛的深棕色。

秋天从浅到深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如果用一种树木代表北京，应当是杨树。

杨树是北京最常见的树木，高大挺拔，有种直穿云霄的耸立感觉。到了秋天，树叶开始变黄时，从树下仰望天空，可以看到天明显变高了。

孩童时期在大杨树下玩耍，每到秋天，就会抬头望着天空打转，直至跌倒在地，看许多杨树毛随风向一个方向飘摆，就像树上挂满了字条，努力回应远方的召唤。一些杨树毛在剧烈振动中掉落下来，像毛毛虫一样，砸在地上。

一阵秋风，就是一场杨树的毛毛雨。

它们被一些阿姨捡回去洗干净，揉进包子馅，傍晚被端上餐桌。

晚餐不是很丰盛。吃杨树毛的年代，生活水平低下，一家人一天只能吃到有限的菜饭。中午是什么，晚上基本也是什么。大鱼大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看到。

后来生活好起来，人们不再需要吃杨树毛充饥，这种食物就停留在历史之中。

我已经想不起杨树毛是什么味道，如果能再次吃到，味觉系统一定能打开尘封的记忆，将我带至某个遗忘的角落。

2 |

我的幼年，正赶上改革开放初期，父母是早一辈下海经商的人，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这种改善的发生，很具时代特征。

你会想象一家三口的生活变好了，温馨的小家从平房变成宽敞的公寓，桌上从小米粥、馒头、咸菜，变成整条整块的鱼和肉。

但现实却是原本贫穷的两个人，通过努力致富，在钱财与欲望的交互中迷失，开始寻求更多物质与情感的刺激。

在那个年代，致富等同于婚姻的终结，离婚、分手，各自过活。

我也因此失去家庭，年纪幼小，寄住在不同人家，吃百家饭长大。父亲有了新的家庭，母亲忙于工作打拼，她为了不让孩子受委屈，会支付更多钱财，让孩子吃得好一点。

有一段时间，我不知怎么就住进了庙里。每天暮鼓晨钟，跟着和尚上殿、下殿，吃食堂的蔬菜。
师父是福建人，尤其喜欢吃咸菜。洋姜、螺丝转儿、橄榄菜，每天换着花样来。

用餐完毕，我小心翼翼抱着一摞脏碗，去院子中央的水池洗碗。

白天没事做，就自己搞事情。

寺院后山有一处藏经阁，前后环绕着参差不齐的大树。这些树木花草自然地错落着，有一股自在之美。其中有一棵树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棵树的叶子坚实有力，看起来像拔根儿游戏的上上品。

我捡了一些树根儿，回学校时，试着和小朋友拔根儿。竟然总能赢。

拔根儿是一项秋天的游戏，两个人各拿一枝树叶的根茎，交错在一起，往自己的方向拉拽，谁把对方的根儿拽断了，谁就是赢家。

我受到老树加持，一时间变得所向披靡、风头无两，在学校“根儿界”闯出名堂。

各年级的拔根儿高手纷纷慕名而来，云集在我班，要与我决一死战。有的甚至写下战书，誓与我争锋。

可惜这样的好景不长。

我把一大把树根儿藏在鞋子里，每天踩在脚底，这样“腌渍”过的根儿比较有韧性。这一天不知怎么了，鞋里的树根儿全烂了，变得黏黏糊糊。袜子和鞋子连成一片。

那时我只有8岁，清理鞋子这项工程过于复杂，只好由老师代劳。干得她苦不堪言。

我也因为这件事，被老师没收作案工具，金盆洗手。

3 |

童年的许多影像，我都有很深的记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像铜版画一样，铸刻在脑海里。

我记得寄住在一户人家，每个月都会有炒青蛙吃。 

买来的青蛙一大把扔在水池里，女主人一个个抓起，往青蛙的肚子上一按，一股液体喷洒出来。她说这是青蛙的尿液，有毒，要清理干净才能下锅。

女主人经常出去打麻将，男人和儿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不到睡觉，绝不见踪迹。

我又自己搞事情。

吃罢午饭，和楼下一群女孩子扎堆玩耍，她们用干枯的荷叶根茎做各种饰品，戴在身上真好看。我也想一起做耳环，但缺少原材料，就自己偷偷跑到附近的池塘里去找荷叶。

荷花池是人工开槽的下沉式水池。

时已入秋，池子里透着一股颓败之气。荷花已经枯萎，叶子还努力支撑门面。池面上漂满了绿油油的浮萍，看不清水有多深。

我爬进池子，双手扒住边缘，顺着5公分宽的池沿慢慢往前走。在拐角处看到一只心仪的大荷叶，就探身去够。手离得越来越近，只听“噗通”一声，身体摇摆了两下，整个人栽进水池里。

掉下去才发现，原来水只到我的胸口这么深，水里泥泞不堪，脚踩不实，费了很大力气才爬出来。

回到地面上，我从头到脚被沼泥覆盖。一身新衣服彻底报废，鞋子也不见了。

光着脚往家走，路过一户民房时，看到房门四敞大开，女主人正在里面打麻将。

女主人看见我，目瞪口呆，匆匆站起身跟牌友告辞。她来到我面前，又急又气，而我只是冲她嘿嘿一笑，有点过意不去。

她领我回家，打开淋浴，像洗车一样把我从上到下冲刷一遍，边冲边数落：要是掉下去淹死怎么办？要是受伤了怎么办？跑那么远走丢了怎么办？怎么跟你妈交代？

我只觉这一天真好玩。

冲洗干净后，整个人精神焕发。我换上干净的衣服，看起动画片。

那套的衣服又粘又臭，因为价格昂贵，女主人不舍得扔，独自花了很长时间把上面的淤泥清理干净，又搓搓揉揉好几次，临近傍晚才心满意足地把它挂在阳台上。

我看着随风飘摆的小衣服，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

4 |

掉进荷花池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塑造自己人格的，我至今没有找到答案。

长大以后，我变成一个克制的人。不再从泥潭获得乐趣，也不怎么拔根儿了。这些快乐都被封锁在童年里。

后来也有很多途径可以得到快乐，但快乐再也没那么炽烈。

有人说成年人不该太复杂，应该摆脱束缚，“放手一搏”、“做自己”。我想事情并没这么简单。是我变了吗？或许吧。

我只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从泥潭中爬出来以后，衣服是如何清洗、搓泡、消毒、晾晒，这一道道工序、整个过程，是多么劳心劳力，而且必须有人亲自去完成。

女主人和老师已经退场，长大以后，一切都要自己独立去承担和面对，事实的真相就是：再也没有人帮我擦屁股了。

我成熟了，成熟不是从读书和学习中来，而是从痛苦中来。

做孩子时，快乐可以不计后果，孩童无需承担因自己行为的不当而产生的连锁反应，自然可以没心没肺地快乐。

但当他长大成人，开始为快乐付出代价、亲手清理自己的烂摊子，才会发现原来承担后果是如此痛苦、磨人、心力交瘁。

我还是我，泥巴还是泥巴，但我和泥巴的关系已不再单纯。造成我们关系破裂的，是阅读痛苦的能力。

而成长就是这样，它要求我们承担起本应属于自己的那份痛苦。

从那一刻起，一个人不再拥有童年，他的一条命在这里死掉，又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诞生。

史铁生《我与地坛》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原本是描写爱情的，但用来诠释童年与成长的关系，却格外恰当。他说：

“‘这个爱情故事，好像是个悲剧？’

‘你说的是婚姻，爱情没有悲剧。对爱者而言，爱情怎么会是悲剧？对春天而言，秋天是它的悲剧吗？’

‘结尾是什么？’

‘等待。’

‘之后呢？’

‘没有之后。’

‘或者说，等待的结果呢？’

‘等待就是结果。’

‘那，不是悲剧吗？’

‘不，是秋天。’”

对童贞而言，成长是它的悲剧吗？

不，是秋天。

编注：今天的读书栏目介绍一部围绕书店和书展开情节的小说。下面的读后感是选自作者公号的原创内容，已获作者授权。

英文原版：The Storied Life Of Aj Fikry by Gabrielle Zevin, Thorndike Press, 2014

中文译本：《岛上书店》,  [美] 加布瑞埃拉·泽文 著，孙仲旭、李玉瑶 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文 | 小爱 

阅读是件轻松愉悦的事，特别是读叙事性的文学小说。

写读后感便不如此了，为什么还要写呢，想记得更久一点罢。

《岛上书店》用了一周通勤地铁时间读完，一个词的感受是：温暖。

此书主要讲生活在艾丽丝小岛的书店老板AJ的故事：他失去了妻子，对生活没什么留恋。在某天喝醉后他丢失了自己的宝物，一本叫《帖木儿》的珍藏版诗集。万念俱灰之际，机缘巧合，他收养了一个被遗弃在书店的婴儿，玛雅，生活随着变化。之后AJ遇到了自己的爱人，某大型书店销售代表艾米，并最终结婚，三人一起幸福生活。最后AJ得了绝症去世，小岛书店转卖。

故事中还有其他关键人物：

在小岛书店组织警察读书小组的警官，玛雅的教父，兰比亚斯。

AJ的妻姐，学校戏剧俱乐部的老师，玛雅的教母，伊斯梅。

AJ妻姐的丈夫，风流的过时作家-丹尼尔。

艾米交往过的美国英雄。

艾米，AJ和玛雅三人的妈妈。

玛雅的同学和老师。

《迟暮花开》的真作者和假作者。

AJ的妻姐伊斯梅，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胖胖的红头发的、上了年纪的大妈型人物，非常善良。她和丈夫丹尼尔没有孩子，流产过7次。她和丹尼尔的婚姻是带点儿悲剧的，彼此没有真爱，直至伊斯梅在AJ婚礼后发生车祸。她以为自己便是如此终老了，之后却和警官兰比亚斯开启了新的爱情。

兰比亚斯是AJ的朋友，小岛的警官，喜欢读犯罪文学和青少年文学，组织的警察阅读小组是小岛书店最有生气的小组。他自荐做玛雅的教父，AJ喜欢找他帮忙开车，他了解AJ，深爱并支持AJ一家。AJ去世后，为了保留小岛书店，他和伊斯梅买下了书店，成全了“没有书店的小镇，算不上个小镇”的说法。

《迟暮花开》作家活动是个非常有戏剧性的插曲，本来初衷也是很具戏剧性的。陷入爱河的AJ为了让艾米来小岛特意组织了这一期活动，请了高龄的“作家”来参加，结果“作家”把活动搞得一团糟，而艾米也在那天知道了《迟暮花开》背后的故事。当然，我想AJ最后也是知道了作者真相的。但《迟暮花开》是他们爱的开始，在他们的婚礼上艾米喜欢的那段话被朗读出来：

“因为从心底害怕自己不值得被爱，我们独来独往。然而就是因为独来独往，才让我们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会驱车上路。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会遇到他（她）。你会被爱，因为你今生第一次真正不再孤单。你会选择不再孤单下去。”

读着读着才越发觉得，此书讲诉的是爱，讲诉的是孤独和爱的连接。

主人公AJ失去了深爱的妻子，失去了《帖木儿》，在生命低谷之际，遇见了玛雅。养育玛雅的经历刷新了他自己的生活，命运又巧妙安排他与艾米重聚，并重新获得了爱情。却在人生圆满之际，得知自己患了重病，终于默然退场，小岛书店也随之变卖。

貌似凄凉的结局，自己读后却并无悲伤凄凉之感，反而是AJ人生中经历的种种，让我觉得一切自然而平淡，美好又简单。即使最后书店变卖，也是转给了玛雅的教父与教母。书店还是留在了这个美丽的小岛，还增加了舞台和咖啡厅功能，一点点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最令人感动的是，故事到最后都没有人向玛雅揭示她的真实身世，只是让这个AJ培养出来的有趣的小书呆子自由地成长。

AJ和艾米的爱情，是两情相悦，艾米说AJ是好人难寻。

AJ和玛雅的亲情，是有趣、温柔，二人互为心灵之友。

他们都爱书，爱读书，书是他们的纽带，相知相亲相爱的媒介，然而比书更重要的是爱，正如AJ所说，“我们会成为我们所爱的那样，是爱成就了我们。”

“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书、孤单和爱的故事。

编注：黄裳先生著述颇丰，也以藏书家闻名。本周读书栏目就来谈谈黄裳的书。

《锦帆集外》，黄裳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

文祥

黄裳先生的文字我喜欢了几十年，近日翻到自己2012年9月12日日记：“《南方周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都有文纪念黄裳先生，他本月5日去世。几篇纪念文字都是急就章，既少资讯，也缺见识，相当不成样子，与黄裳先生自己的文字不能比。”

记得金性尧先生数年前逝世，《万象》杂志发过两篇纪念文章，也不令人叫好。因为金先生自己的东西都到了炉火纯青地步，写纪念文字要能相符，实在是难题。而今老成凋谢，要找到识见经历、才情文字都够格者，举世已凤毛麟角。

这不，今年初听说《万象》杂志支撑不下去了，到9月份还未见重出报摊，大约真断了气，可惜了一份读来有兴味的好杂志。

初读黄裳先生说来很早，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湖北洪湖县城一个老旧机构内栖身。那时流落在洪湖的武汉老知青，有好几个交流书籍的圈子。这本《锦帆集外》依稀记得是从长航船厂一个当电焊工的中学同学处借得。久借未还倒不是因为书好，当年刚过20岁年龄，不觉其好。而且现在来看，《锦帆集外》是黄裳先生少作，比不了文革后先生文字老辣。当年翻了两篇，觉其琐细，随手插在书架上，借书与出借双方，都没当回事。

翻那几年的日记，就没记这本书，倒是读约翰.根舍的《内幕》系列，如《非洲内幕》、《欧洲内幕》，读朱可夫的《回忆录》，甚至读《阿登纳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都有记，真正是年轻气盛读大书的时日。

《锦帆集外》是本有出版掌故的书。书是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版，收在“文学丛刊”第九辑内，辑书有十六种，主编是巴金。

我手头有蓝布硬面精装本。书脊上却是烫金书名《风》，还有烫金的作者名。当年留下疑问：为什么一书两名。

到得1984年，买到人民文学版的《过去的足迹》，压卷一篇即《题跋一束》。文中讲到此书精装的轶事，才解了我心中之惑。

黄裳文中说，《风》是《锦帆集外》的特印精装本，是道林纸印内页，蓝布硬面精装，书脊上书名，作者名烫金，成书仅10册送人。黄裳还说，此外还用宣纸印了一部为作自己纪念，分装上下两册。文革中抄走，文革后发还旧物时仅存下半部。

复述这则轶事，一是想说，老一辈文人还有出书时弄点毛边本，特印精装的雅兴。二是说民国时期对出版物的管制，还有让你玩书的自由空间。

关于此书，还有可说处，此书扉页上钢笔字直行题：“一文兄：黄裳/一九四八年五月”。

高考恢复后我进大学读中文系，是1978年元月。第二年《读书》杂志创刊，黄裳先生在此刊常露面。写《书林一枝》专栏。比如当年名篇《谈禁书》就出自此专栏前几篇。我经《读书》转一信给黄裳先生，询“一文兄”为谁。黄裳先生回信简省，客气。仅说：是田一文，建国后在武汉文联任职，久未联系，让我自己去问问。相比之下，李健吾先生对复信就热忱太多。我写信请教他某文中，“自然主义思潮”后缀用“思潮”，为什么不似“现实主义”后接的是“运动”。李老先生洋洋洒洒，细举理由，钢笔写满两整张信笺。只是字难认，好几个同学猜了大半天才算认全了。还烦扰过袁可嘉、金克木几位先生。只是三十年后什么印象都没了。金克木在三联版《旧巢痕》扉页上签名，不用“辛竹”，用的是“金克木”。

这都是当年年轻好事，也就如今日会上，遇见某名家，要上去搭讪，见识一下“下蛋的母鸡”。那时要是问问其余九册都题赠何人，还可借此看看黄裳当年交往友朋，可惜那时兴趣不在此。

到得一九八四年、八五几年，书逐渐好买，黄裳的《翠墨集》《银鱼集》《榆下说书》都已买到，且仔细读了。《读书》开初几年，我都是将黄裳文从刊中撕下，自己装订成一册。略近于他四十年代弄精装书意思。

《书林一枝》是《读书》开得最长的栏目，至少从我自装的黄裳文看是从1979辑到1990年。一个专栏开了10年以上，也应属历史纪录吧。

1987年春末，我随全国公安竟陵派文学研讨会去荆州，在途中读黄裳文字打发空闲时间，查到5月11日、13日两记：

“下午听郭预衡、徐中玉、吴调公、马季高诸先生发言。晚餐后看电影《美食家》，是改的陆文同名小说。回宾馆后读《过去的足迹》。黄裳先生无论书话游记，观剧随笔都写得出色。每篇都有经历，有情绪，有掌故，在存亡兴废上感觉敏锐。这类主题在中国小说散文传统中最难翻出新意。黄裳却写出了自己独具的面貌，是有兴味的文字，或者如知堂推重的有性情有见地的小品。”

“早餐前后读《过去的足迹》，黄裳衡文论人最能道破个中隐情，曲笔，微妙心静。比如写柳如是、吴梅村诸篇皆是。他读得仔细，聪明，有会心，因而他的书话中识见尽出。”

“奇怪的是黄裳论及明清古籍与人物者众，尤重晚明清初一段，但没见过他讲公安竟陵派，为什么倒是知堂老人屡有论述？”

比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那本讲义，在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里，大部分讲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即公安竟陵二派对于载道派文学的反动。知堂老人从个性解放与文人的个人自由出发，自是能有梳理“载道”、“言志”两种文学潮流的意趣。

黄裳关怀的是社会剧变时期，文人的个人遭际。且是从个人遗存著作与社会文献出发的，不脱藏书家及新闻人本色。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大陆风云激荡，读书界更关心激辩改革话题。我那三年主《武汉青年报》笔政，身不由己在政治新闻漩涡中打滚，黄裳先生的作品集子也从我书桌退到了书架上。

再次拿起黄裳先生的随笔集子，是刘绪源编的黄裳六卷本出版。其后黄裳先生与柯灵先生打笔墨官司，你来我往都动了真气，煞是好看，也足以显出两家的文字功夫。

编注：今天向读者推荐一本以音乐为线索追忆往昔时光的书。书品内容由理想国imaginist提供并授权，音乐视频来源：YouTube, 试读文字来源：豆瓣读书。

《地下乡愁蓝调》，马世芳 著，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出品方 | 理想国：

摇滚乐看似热闹，实则无处不浸透着寂寞，我们的青春，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九七一年，史上最伟大的摇滚乐团披头士已经解散；乐史“三J”——吉米·亨德里克斯、珍妮丝·乔普林、吉姆·莫里森都已不在人间……一九八一年，胡德夫、杨祖珺已因“美丽岛事件”远离歌坛、各奔东西，“民歌运动”即将走到尽头；随着罗大佑、苏芮、李宗盛、张艾嘉等人的崭露头角，台湾乐坛的巅峰期已在不远处招手。这时的马世芳，并不知道他家的客厅，正是这场变革的集会场所。

然而，整整“晚出生”一个世代的他，把本属于上一辈人的青春记忆，用一篇篇感同身受的文字记录了下来，转换成为或激动、或落寞、或感伤的种种情怀，如今的我们再随其追忆这些情怀，也许只是为了想要知道自己是从何处而来。

序 | 张晓舟

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节选）

来源：豆瓣读书 ，《地下乡愁蓝调》试读

一个漂亮的名字——地下乡愁蓝调。然而这不是一杯小资调调、供你在秋日午后发呆的鸡尾酒。当然，一个正在向自己青春告别的人，总难免要频频回头，一再去舔自己青春的血，并骄傲地说：这也是时代的血，大地的血，诸神的血。

蓝调——这并不是一本关于蓝调布鲁斯的书，但书中所写的人与乐，都少不了蓝调血脉和布鲁斯根基。而有关台湾民歌运动之风起云涌，以胡德夫后来的命名，也不妨笼统称作“海洋蓝调”，它也难免受启于鲍勃·迪伦们，但更离不开本土的山川海洋，以及环球同此凉热的、汹涌的大时代。

地下——这个词一直被当作一个简单粗暴而又方便有效的标签，用来与“主流”、“流行”对立，划分身份和阶层。比如有一次我跟一位朋友说起我认识某位红歌星，却遭其质问：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我说上个世纪。对方不屑：那就不能算认识。意思就是说，在人家还没红之前认识等于白认识，更进一步理解，这个人在走红之前是作废的，可以一笔勾销的。我确实在这哥们走红之后再没见过他，也就是说，我不幸只认识了一个地下的废人，却无缘结交一个红星以沾光。如此说来，马世芳小时候在自家客厅或者学校里、酒吧里认识很多叔叔阿姨，实在都不能算认识，哪怕日后这个叔叔成了李宗盛，那个阿姨成了齐豫。

“地下”意味着根基——地基和根，在情感与道德上，“地下”抓住了大地的根，在艺术与思想上，“地下”验证了深度。

没有密西西比三角洲摘棉花黑人的号子和长歌，就没有蓝调，没有蓝调就没有摇滚。没有台湾“民歌运动”的地下野史，就没有后来流行音乐的殿堂——只是这个殿堂如今已失去地下的根基而摇摇欲坠。但地下的目的，未见得就是有朝一日浮出地面进入主流修成正史，尽管从马世芳在本书中着力梳理的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出，不管是西方摇滚史，还是台湾的“民歌运动史”，无不是一章章犯上作乱、最终跻身殿堂的历史，然而剽悍的地下从来不需要解释，地下永远意味着颠覆的勇气和创新的本能，一种已然修成正果进入主流的文化要防止枯竭，必定要时时“重返地下”，珍视并汲取自由无限的地下状态，或即马世芳在《青春舞曲》一文中怀念和召唤的“没想太多”的纯粹之境。

乡愁——乡愁不只是青春的怀旧和那喀索斯式的自恋，乡愁是对大地的一再追忆和重返，是对故土的守望，更是对乌何有之乡绝望中的希望。乡愁即对乌托邦的执念与热望。

读者评论 | 张宇：

考研期间，与研友晚上回到宿舍第一件事就是接一盆热水，边泡脚边听音乐，他爱读书，很博学，听音乐的范围很广，摇滚的，古典的，甚至也听戏曲…… 我静静听，有时会和他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我能理解音乐可以带来的亲近感，但直到他给我讲马世芳《地下乡愁蓝调》那本书，两个远隔重洋互不相识的人，通过写信交流喜欢的音乐，互相邮寄bootleg，若干年过去两人也不曾谋面，保持这般“微弱”的联系，我才具体认识到原来音乐可以让两个灵魂超越时空，如此靠近。离别时，他将这本书赠予我，我回到家读完。以后见面机会也许很少，可是这段备考岁月里和他畅谈交流使我获益良多，很庆幸遇到他。

读者评论 | 宸文：

书单中推荐的这批关于音乐的书籍看过了四五本，偶尔还会拿下来再翻看，属于品质内容都很高的书。在看过的书中，最爱的还是《地下乡愁蓝调》，虽然属于小众流行的书籍，但对于我来说可能会带来许多的共鸣和感慨。马世芳作为70后的音乐人，在台湾乐坛上可能不会有像罗大佑、李宗盛那样的受众，但他却像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爱丽丝一样，为我们书写出了不为人知的台湾摇滚文化的故事，书名的英文”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取自鲍勃迪伦一首歌的名字，可以说是非常富有代表性。但当你通篇阅读后会发现，这本书其实不单调地叙述音乐，更多地是对于上世纪六七八十年代台湾音乐思考和对父母以及自己青春年代的感怀（其实这种感觉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聋哑时代》）。在摇滚音乐的世界中，有很多人为其执着于梦想，用自己的风格大加渲染，但无论是怎么样的改变，可能最令人动容的依旧是音乐背后那许许多多的音乐人，正是这一群体的不懈追求才使得这个世界蕴含着激情的精彩。每当回望这段有着历史味道的“传奇”时，我们总会在他的文字之中发现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魅力，虽然有着年代的隔阂和差异，但不变的梦想总会让无数人仰望，原来在跨地域的疆界之内还有这样一份令我们感动的音乐文字，使我们不再彷徨、寂寞和失落，可以这么说：他承载着披头士精神，用他自己对音乐的欣赏，为我们带来了一份难得的执着和可贵。

二十岁的佩珀军士与十六岁的我 （节选）

《地下乡愁蓝调》试读， 来源：豆瓣读书

马世芳

那年夏天，《佩珀军士》（Sgt. Pepper）出版之后整整二十年，刚上高中的你在中华商场买到了这张唱片。那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周末下午，你把大盘帽塞进书包，一路搭公车到中华路南站，挤进纠结奔流的人潮，穿越骑楼下连绵不绝的摊位，做奖杯的、修随身听的、展示币钞邮票的、挂着军服制服的、算命的、卖面的……憋着气避开楼梯间臭气四溢的公厕，爬上二楼，走进最角落的那间唱片行。你一手紧攥着书包，一手慌慌地翻着架子上一排排的唱片封套。几经搜寻，心脏猛然一跳，这帧在旧杂志上看过的著名封面赫然出现在眼前。 

你毫不迟疑地付掉了一整个星期的零用钱。从唱片行走出来，天气真热，阳光刺得你睁不开眼睛。你决定到隔壁的面店暂歇，吃一顿已然延迟了的午餐。坐在板凳上，忍不住取出袋中的唱片，满怀幸福地审视着。身边忽然有人冲着你说话，吓了你一大跳。 

“刚刚买的吗？” 

是面店的伙计，端着你点的炒面。他年纪很轻，比你大不了多少，眼里带着促狭的神色。你点点头，不晓得该说什么。 

“这是一张好唱片，你很会买。”你赧然微笑。“我也想买这张，已经想了好一阵子。我有一台很旧的唱机，不过还可以听，最近很想好好买一些唱片来听，不过唱片很贵。” 

那时候，一张原版唱片要两百三十块，真的很贵。 “我已经有这么多唱片了。”他用手比了比，大约是一条吴郭鱼(罗非鱼，体长12—15厘米)的长度，“唱片实在很贵，慢慢买，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多。”老板远远喊他，他做了一个歉然的表情，匆匆跑去招呼别桌的客人。 

你吃饱，找他付账。他说：“有空可以来找我，我告诉你哪些片子好听，值得买。” 

你再也没有去过那家面摊，中华商场也早就被铲平了。不过每次放这张唱片，你都会看见夏天午后从中华商场密密麻麻的墙孔透进来的阳光，并且嗅到肉丝炒面的香味。

……

家里没人的时候，你把这张唱片摆进母亲的老唱机，大声播放鼓手林哥（Ringo）悲伤自嘲的《朋友帮了点忙》（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你是否觉得，孤孤单单的好难受？

你是不是很伤心，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

你需要一个人来陪你吗？

我需要人来爱……

随便谁都可以吗？

我就是需要一个人来爱！

……

你拿三百块跟隔壁同学买了一对随身听的外接喇叭，于是终于可以在自己房间把音乐放出来听了。你把《佩珀军士》的唱片录成卡带，反复听了好几百次，直到你能默背每一段间奏的音符、每一句歌词的咬字。你总是一面听，一面盯着唱片封面，希望能够认识上面的每一颗人头。那是一个玄奇丰富的世界，全是难解的隐喻。那尊臭着脸的石像是谁？列侬背后那张苍白的脸是王尔德吗？为什么右首那只洋囡囡胸前绣着“欢迎滚石”？她横陈的姿态，很有几分狎昵的怪异感。前景那片繁盛的花草，是否真的夹杂着大麻？——即使有，你也不知道大麻长什么样子。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呀！你总是幻想着，希望自己早生二十年。你大概会参加嬉皮公社，让头发披散到腰际，在大麻烟雾和迷幻摇滚里玄思证道（而你甚至连一支香烟都未尝吸过）。你一定会写出足以传世的好诗，甚至组一个自己的摇滚乐团（而你只会弹两三个蹩脚的吉他和弦）。运气好的话，你会亲眼看见披头士站在伦敦一幢楼房的屋顶，举办最后一场演唱会。他们披发当风、鼓琴而歌，大批路人流连仰观，道为之塞，引来警伯取缔，真是令人神往。那是在你出生前两年四个月零十二天发生的事。

来不及了。那个时代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结束，只留下这些五彩斑斓的唱片封面，以及纪录片里惊涛骇浪的片段。人们满街游行，拳头高高举起。画质粗粝、色彩半褪的影片里，有人倒在地上翻滚哭号，直升机在丛林上空盘旋，愤怒的群众抬着标语，向着镜头张开黑洞洞的嘴巴。各种旗帜、口号交织成一大片迷茫的风景，向来不及参加的你招手。

“生命从你的里面与外面流逝……”

life flows on within you and without you…

……

这天晚上你做了一个梦。

你在一个圆顶的大厅里，等待表演开场，一切对象都泛着洗涤过度的苍白，大厅因为太高，显得有些冷清。观众稀稀落落，迟迟不能坐定，主持人走上台，用过度激动的口气大声介绍乐队出场：“The Beatles!”你大声欢呼，没想到有生之年真的看到了披头士的演唱会，你流下了眼泪。约翰叼着香烟走到台前，抄起鼓棒，准备打鼓。鼓棒？那林哥怎么办？再仔细一看，你发现这几个家伙竟然是冒牌的！仅仅面孔长得像罢了！你悲愤已极，站起身，一面哭，一面大声用英文詈骂起来（你不知为什么英文顿时流畅无碍），周围的观众依旧默然望着舞台，看都不看你一眼。台上的冒牌保罗斜斜瞟了你一下，走到钢琴前，张口欲唱，双手却猛力往琴键摁压下去：《生命中的一天》最后的延长音！声音愈来愈响，大厅开始崩塌，瓦砾落下如骤雨，最后，整个画面慢慢碎裂，你的视界就像一帧中世纪古画一样朽坏殆尽，最后只剩一片漆黑，钢琴声还兀自回荡着。

你惊醒过来，心脏突突跳个不停。望着墙上的日历，想到时代就要改变了。这是属于你这一代的记忆与历史，世界不会再跟以前一样，约翰·列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死了。

《佩珀军士》的唱片封套静静倚在一旁。你拿起它，凝视那一张一张的面孔。他们纷纷活动了起来，争着要对你说什么，可你什么也听不见。穿着军乐队制服的四名智者静静站在中央，与你对视。他们的表情神秘而安详，看起来既年轻，又古老。

（一九九八）

编注：今天的读书季栏目要谈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类书：书话，专门因书而生的体裁。

谭文祥

我的书架上，有一半是中国书。中国书中，大约一半属于书话这一类。在中国文章传统中，书话这个类别，的确是源远流长，而且写作者众多，佳作层出不穷，真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

到了今日，书话是典型的小众精英写作，虽然精英早已成为文化靶子，书话读者人数大幅缩减。翻翻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八九十年代时每种书印数都在一万册。到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读书笔丛”时，每种仅印3000册。

只说改开新时期以来，差不多十余家出版社都出过书话的套书、丛书。老牌名社三联，商务而外，新星，海豚，上海书店，岳麓书社等，都出过相当不错的书话丛书。比如上海书店的《海上文库》，出了近百种，一半以上是书话，在读书人圈子里反响甚大。要证明此点，翻翻《新京报》，《东方早报》两家的读书周刊即得。

在中国的文章传承中，书话是个面貌弹性特别大的品种。历代的序跋，读书札记，版本考据，书衣文，诗文例话等等，都圈在这个品种里。因为品类丰富，所以这一文体色彩斑斓，传承深厚，写作自由。即使在“五四”以后，文人背景已经被“全球化”，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不论左、中、右，都还如前辈之学人，习惯书话这种文字。足见这一中国文体扎根深厚，影响广大。

中国书话与西方书评迥异。现代文学研究大家唐弢先生最早提出标准。说书话得有点掌故，有点考据，还得有点情趣。这就是西方书评写作中难以意会的标准。中国文人对于中国精英文化中的雅趣、趣味一类要求，就落到诸如唐弢先生的书话标准上。唐弢老先生还能坐而言起而行。他的《晦庵书话》就开创了“五四”新文学版本书话这一门类。后来梁永、姜德明、陈子善都是接力者，也都能卓然成家。

上海书店出版社“海上文库”里有台湾学者严晓星的《金庸识小录》，胡晓辉序言里说，严晓星的文字，一是对小说文本读得细，能力透纸背。二是杂学功力深，能知人所不知，详人所不详，才能“左右钩辑而见一己之得”。这是从另一视角看，因而生出书话另一种标准。

“识小”是书话一大特征。不少书话直接在书名上就标志了，比如辽教社的“书趣文丛”，金克木先生的《蜗角古今谈》，金先生还有收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学术小品丛书”里的《燕口拾泥》。“蜗角”，“燕口”都极言其小。这都是补白式的文字，属要言不烦类。本书后记的结束一句是“文与未来虽短，思随过去仍长。”，文末记年月是“1987年10月”，那年金克木先生已逾七十。今年自己也临七十，读来心潮翻涌不止。

能“识小”还有一些另外的说法，如柳苏《香港文坛剪影》，韦明铧有本《扬州文化谈片》。二者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套书话丛书之一种，老牌人文社三联领风气之先的项目。“剪影”、“谈文”也意在简明、短小。

书话中，辑录、札记、摘抄，也是一大类。比如写旧京书业的《琉璃厂札记》，金城出版社的枕边书系列里《民国文化隐者录》，《闲话文人》也是扒文献作文。前引严晓星，还是在这批书中，另有一本《高罗佩事辑》。谢其章有本《风雨谈》，是有三分之一辑录中日战争中落水文人的，倒是个“钩沉”的题目。谢其章是北京土著，文革前高中生，与我们是同一代人。谢在北京藏书圈子里是名人，用搜集的民国出版物出过好几本民国文化札记，涉民国书刊业，民国电影，漫画等。谢其章的书话类文字兴趣在旧中国的大众文化，这点有别于古今书话主流关注于学问典籍，文化人圈子。

中国文人的传统趣味，正是传统文化自身的生命形态一部分，也寄托在社会一小群精英个性的书话续写工具上。

读《阿英日记》及其他人的回忆录时知道，中共刚建国几年，有不少中共高干，经常跑琉璃厂。最常见到的应该是田家英、康生、邓拓、夏衍、李一珉、阿英（钱杏邨）等人。近来有人评说，中共这些新贵们，文化担当上却一仍其旧。既延续来旧文化传承，也是延续了旧文人趣味。

编注：本周这篇#2020读书季#原创文章，以阎明复回忆录的见证及个人有限的幼时记忆，复盘上世纪大国关系由交好到交恶的一段历史。

《阎明复回忆录》，阎明复 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文 | 土布新

这些年我读了很多人物传记及回忆录一类的书， 最近在读两卷本的《阎明复回忆录》。

阎明复，辽宁海城人，1931年在北平出生。他1949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1957年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任组长，成为中共最高层的首席俄语翻译直到文革前夜。文革中年仅35岁的他成为“黑帮”，被单独监禁达七年半。文革结束，阎明复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和领导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国级。由于那场“风波”的牵连，他被免去一切职务，1991年复出任民政部副部长直到退休。

回忆录内容涉及作者几十年经历过的风云变幻的历史，记述了他的家世，求学经历，以及作为本书最主要篇幅的翻译生涯。

从“哈外专”毕业后，阎明复就成为中共领导层的俄语翻译。从1957年开始，他更成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最高层的首席翻译长达十年。阎明复因而亲身参与了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中国与前苏联几乎所有的交往，经历了中苏关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中苏关系由结盟“蜜月”, 到产生裂痕，再到裂痕加大直到彻底决裂全过程的见证者。

据阎明复记述，他的第一次重大外事翻译活动是参与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元帅。他提到了当年的”围车“情节，唤起了我久远的回忆。

当时我母亲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任校医，附中的所有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一律住校，为了能及时为学生们服务，我母亲和我们家就住在学校院里。学校离天安门长安街很近，每年的”五一“、”十一“游行和重大的欢迎外宾的活动都少不了附中学生们的身影，特别是他们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更是那时活动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当年我还是个一年级的小孩儿，当天如何跟着我母亲加入民院附中夹道欢迎伏罗希洛夫的队伍，我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那天我肯定去了。

1957年，北京唯一的机场是军民两用的南苑机场，它位于北京正南方，距离天安门大约13公里。伏罗希洛夫的专机降落后，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内的几乎中共所有领导都去欢迎苏联贵宾，场面极为隆重热烈。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陪同客人乘车向北驶回中南海。当迎宾车队进入永定门后，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开始站在敞篷车上缓缓行进，接受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呼。那时永定门到前门的街道非常狭窄，天安门广场还没有扩建，欢迎的人群离车队近在咫 尺。

记得车队从天安门刚刚向西拐到中山公园前，欢迎的人群冲破了警戒线，一下子就拥到了那辆敞篷车和整个车队的旁边，挥动花束，彩旗，高呼万岁。民院附中的欢迎队伍恰好就在中山公园前面，我记得我不断地被后面的大队人马推着向前走，如果不是一位叔叔紧紧地保护着我, 肯定会被冲倒被踩踏，母亲为这件事后怕了很久。

我没有被推到敞篷车那里，而是被挤到一辆轿车前，清楚地看到了坐在后座上的人，只是不知道是哪一位大领导。记得很多警察和警卫人员，甚至一些领导从车上下来紧张地劝大家离开车队。群众们围着车队欢呼了很长时间，经过劝导，退到了安全线以外，让出了能通过一辆汽车的道路，车队才得以冲出了迎宾群众的包围圈，驶进中南海。

回忆录作者提到，因为发生了这起事故，把那个区的区长给撤职了。那个区就是我们所住的西单区，1958年以后成为西城区的核心区域。作者还说，当年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是空前绝后的最高规格，的确如此。毛泽东站在敞篷汽车上陪同外宾，在北京的街道上接受群众的夹道欢呼，除了欢迎伏老，也绝无仅有。即使发生了“围车”的短暂意外，也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风气健康淳朴，人民对领袖的感情真挚深厚，更反映了当时非常热烈亲密的“兄弟般“的中苏关系。

1957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中国像庆祝自己的节日一样庆祝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毛泽东又一次访问了苏联，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受到了苏联方面隆重热烈的欢迎和款待。在接见中国留苏学生的大会上，他留下了那段“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的名言。当年的另一件大事是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那是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是苏联援建的最重要的项目，是中苏友谊的结晶。还记得当年看大桥通车的记录影片，解说词一再感谢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强调中苏友好，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7年 的确是上世纪中苏友谊蜜月关系的顶峰。

阎明复亲历的中苏友好的蜜月关系仅仅持续了短短的一年多就发生了变化。

1958年夏天，由于在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两个问题上的分岐，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作者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中双方会谈的详细描述，是对之前众多史书记叙的最权威的补充。加之中共方面没有提前通告苏方即将炮击金门的重大行动，引起了苏方极大的不满。作者认为，联合舰队和炮击金门两个事件，破坏了两国领导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给两党两国关系投下了阴影。

1959年9月中国和印度爆发了边界冲突，苏联通过塔斯社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分歧公开化，中苏之间的裂痕逐渐加剧。苏联在中印冲突中的态度，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方认为中苏两国是“社会主义的盟国”，苏方却发表指责盟国，偏袒敌国的公开声明，中方认为这是背叛行为，非常不满。

1959年10月恰逢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苏方也派来了以当时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在庆典以后举行的中苏最高级会谈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赫鲁晓夫一气之下借口国内有紧急情况要处理，取消了随后的访问行程，提前回国。他并没有直接返回莫斯科， 而是飞到了苏联远东的最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一次讲话中影射攻击中方像一只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

读到这段历史，不禁想到一百六十年前，这个城市的名字还叫海参崴，它也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在19世纪短短的几十年间，沙皇俄国侵占了中国包括海参崴在内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经承诺，要废除沙俄政府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并把被沙皇侵占的一切领土无偿地归还给中国。

当时的俄罗斯大地以高尔查克，邓尼金为代表的沙俄旧势力和多国干涉军十分猖獗，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控制广袤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我国正处在北洋政府初期，军阀割据，政府昏庸，内乱不断，根本顾不上也没有能力和苏俄交涉处理领土问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扩张领土，攫取邻国利益方面继承了老沙俄的衣钵，再也没有提起过列宁的这一历史承诺。随着2004年“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署，“海参崴”永远定格为“符拉迪沃斯托克”。

令人震惊的是，就在上个月初，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一条中文微博，庆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市160周年，并注释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意思是“统治东方”。这条微博深深刺痛了无数中国 人的心，我也感同身受，甚至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实在不能想象俄罗斯使馆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东西，这样明目张胆地重提沙俄的侵略史，难道一点也不顾及中国人的感受吗！特别在当前中俄友好的大背景下，这件事肯定会给中俄关系，至少在人心层面，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

历史的进程不能重复，但有时总是惊人地相似。六十年来，中国和这个北方大国的关系风风雨雨，充满坎坷。六十年前赫鲁晓夫提前回国在海参崴攻击中方像“好斗的公鸡”，六十年后俄罗斯驻华使馆的微博重提海参崴意为“统治东方”； 六十年前中国和苏联是信奉共同意识形态的盟国，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和俄罗斯号称是不结盟的战略伙伴，但是在国家利益面前，任何“友好“都失去了意义，哪怕信奉同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读了阎明复的回忆，再看看今天的现实，也许更能理解“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友谊”这一历史论断。阎明复先生去年年底恰逢88米寿，我的同学有幸出席他的生日庆典，老人身体精神都很好。”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祝先生健康长寿！

编注：今天本刊#2020读书季#及“爱书人语”栏目的内容，是一本关于书的书。以下文字获作者授权。

《江南淘书记》，董宏猷 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江南淘书记》自序

董宏猷

对书籍的热爱，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读书，逛书店，淘书，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生活的习惯与享受。

少年清贫，买书成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是在放学以后以及星期天，泡在书店里看书。

到图书馆看书，则是在上了中学以后。不再为了买书而去长江边拉车了，虽然磨破稚嫩的肩头换来的只是五分钱，但是，那是我生命的第一次“长征”，在酷夏里汗流如雨，只为了买一本喜欢的书。从那时起，我的小木箱里，开始有了喜爱的书籍。

到了中学毕业，下乡插队的时候，不仅带了一木箱书到了农村，我在武汉的家里，还在木板床下藏了一堆书。那是我如同燕子衔泥般一点点地积攒起来的。遗憾的是，那年的冬天，我在水利工地挑堤，脚好冻，给妈妈写信，求厚袜。结果，厚袜寄来了，暖了脚，却疼了心。原来，妈妈是卖了我的床下藏书，给我买了御寒的厚袜。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藏书之聚散。这样的聚散，后来又发生过好几次。慨叹之余，便有了写书话的想法。

我在生活上是个极其简单的人。这一辈子，不好零食，粗茶淡饭，吃饱，穿暖，就很满足了。然后，读书，写书，淘书，藏书，便成为生命的主旋律。星期天，节假日，是必逛书店的。就连大年初一，也带着孩子，到新华书店，去给书拜年。我的这个习惯，也深深影响了家人。直到现在，全家相聚，最大的享受，就是一起逛书店。

当然，长期只进不出的后果，就是书籍泛滥成灾。家中顶天立地的几排大书柜装满了，就开始堆在墙边、地上、板凳上。好好的一个家，就成了书库。

每每参观朋友的豪宅，高档大气、富丽堂皇，自然欣赏。但我最惬意的时光，仍然是坐拥自己的“书库”，或者“书城”。夜深人静，一灯如月，泡壶红茶，或者普洱，听一曲古琴，或者长调，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写作，有四壁万卷古今图书与我作伴，真的是不亦快哉。

至于家中的旧书，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点一点收藏的。没有刻意，一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二是自己的性子，讲究随缘。

近十年来，收藏热在中国风起云涌，双休日的文物地摊上，也开始出现了古旧书。我的兴趣，便放在了旧书上。武汉的旧书店，自然是一一光顾。每逢出差到外地首先打听的，就是哪里有旧书店。北京的玻璃厂、中国书店、潘家园旧书地摊；上海的福州路、文庙，以及许多弄堂里的旧书店：杭州的沈记旧书店，省图书馆院内的旧书地摊；苏州的人民路；南京的鼓楼……都留下了我淘书的足迹。

近年来，孔夫子旧书网异军突起，有一段时间，我也曾泡在网上，每天晚上惦记的，就是在拍卖的最后一刻，与诸多未曾谋面的书友竞价。泡的时间长了，就发现有一些“托”，在网上抬价，使许多心仪的旧书，在最后一刻，失之交臂，便兴味索然。

我不是专业藏家，只是喜爱旧书的爱好者而已。我更喜欢的，还是“淘书”，还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始终相信，人与书，是有缘分的。许多的藏书，曾经是其他爱书人收藏过，我不过是收藏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我知道，这满屋满壁的藏书，终有一天，会飘散而去，会继续书的旅程，亦会有新的书友，去继续地惜之，爱之，珍藏之。因此，我不再在藏书上留下收藏的痕迹。人生苦短，书命犹长。我与书相识一场，缘也。与其说我收藏了书，不如说，书亦收藏了我耶。

结集在这里的书话，是近年来发表于《大武汉》杂志上“白璧斋书话”专栏中的一部分。《大武汉》杂志一月两期，给了我一个整理自己旧书收藏的机会。

选辑在本书中的书话，大致上是按照文学史的脉络，而编排的。我的原则，是坚持用自己的藏书说话，以书说人，以书说事。由于专栏的版面有限，同时，照顾到杂志的读者面，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去进行有关版本、内容的专业性考证，也不可能全面地去评价一个作家，评论不是书话所承担的任务。当然，每一篇书话自有我的价值取向。

我的初衷，是在实体书店大面积萎缩凋零的今天，在纸质图书遭遇消失之嫌的今天，用这些历经百年沧桑或大半个世纪风雨，而幸存至今的旧书，说说一些不应该被遗忘的人和事。这些书籍流传至今，便是纸质图书不会消失的实证。也是一个具有几千年禁书传统的古国，禁书无数，却仍然“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实证。

白香山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本书，亦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一片绿荫。我欣慰的是，如今喜爱旧书的，有许多都是年轻人。亦有许多的书友，盼着这些书话能够结集出版。

在此，感谢《大武汉》杂志的张丽娜女士，将“白璧斋书话”办成了一个受到读者喜爱的专栏：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张福臣先生，责编荣虹女士，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还要感谢美编韩闻锦小姐，冒着酷暑为这些藏书拍摄书影。最后要感谢的，是这些书籍曾经的收藏者与保存者。没有必要去考证他们姓甚名谁，因为他们，不，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名：爱书人。

是为序。

2014年7月27日夜

于汉口白璧斋

编注：本周的读书季内容与以往稍有不同：这一次是教小说创作的人阅读并点评学写小说的人的作品。以下内容由三明治（公众号：china30s）提供并授权。

点评：钱佳楠

1. 有关影响当前故事的往事插叙（back story）

很多短篇小说都由当前故事（present story）和往事插叙（back story）构成，比如一个杀手，当前故事是他杀人，往事插叙可能是他的童年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如今的人生轨迹。但是，这里很多人不会告诉你的一点是：其实读者并不喜欢读到往事插叙。有两个原因：一，往事插叙打断当前故事，就好比讲话打岔，打岔之后听者和讲者都想不起来方才话说到哪里；二，往事插叙容易老套，我们已经听够了童年阴影，原生家庭问题，能不能来点新的？

所以，比较好的讲述往事的故事或许是：一，零星的对话，不给全貌，让读者拼凑人物的过往经历；二，完全不提往事，就让读者看到当前故事里人物的创伤或者后遗症。可以参考村上春树的《泰国往事》，女主人公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但是村上的“不说”要比“说”更高妙，最后，一个算命的婆婆对这位女主人公说：“她说你体内有一颗石子，又白又硬的石子，大小同小孩拳头差不多。至于从哪里来的，她也不知道。” 而后要她抓住梦里将会出现的大蛇，因为蛇会把她的石头吞掉。这种“化解”创伤的方式神秘，巧妙，而且不踩任何老套的陷阱。

——点评水巢《人来鸟不惊》

2. 有关隐喻和象征

核心的隐喻不能用来遮掩情节上的模糊问题，必须讲清楚两个主人公的感情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弗兰纳里·奥康纳曾经谈过隐喻，她说隐喻必须首先作为现实层面的重要物件出现在小说里，从现实层面积蓄力量，她举的例子是《智血》里黑兹尔的轿车，轿车一再作为不可缺少的现实物件出现在故事层面，这样到了最后，轿车成为棺材的象征不显得突兀，因为这层意思早已慢慢地累积在这个物件里面。必须指出的是，《智血》在情节层面是清晰的，轿车的象征并不会用来遮掩情节上的模糊。

——点评Nicole《猫仙》

3. 情节合理性

写骗子的故事，为了让情节更合理，我们需要看到受骗人的怀疑。这里也是，涵锋的父母是所谓的成功人士，有学养，有见识，不应当这么容易受骗，这也是我们读者的正常怀疑，因而写作者应当照应到这些怀疑的层面。和此相关，也可以让骗子甄先生露出一些破绽，看他如何化解。这些才是写作者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想出一个骗子的故事不难，难的是如何让他的每一步骗局都顺理成章。

——点评沈轩《拿什么优化你，我的孩子》

编注：本周的读书季话题是有年代感的北京会馆。

文/ 弋戈

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北京市还存下会馆391处。上世纪初离乡背井去北平打天下的文化人，藉会馆生活沉潜旧京情调，也借此窗口阅世情民风。文化研究者大可据此写《会馆北京——漂泊文人对民初北京的文学想象》之类论文。

如鲁迅先生，民元从杭州两级师范北上进京，是应民国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之邀，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佥事（相当于今日之科长一级），就借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山会邑馆”。“山会”者，系绍兴府首县山阴，会稽的合称。前数年我闲来逛宫门口的鲁迅博物馆，陈列中的解说辞，称鲁迅来京住“绍兴会馆”，是有小疵的。

查胡春焕、白鹤群著《北京的会馆》一书记载：绍兴会馆有两处，一处在虎坊桥东，称“越中先贤祠”，还有一书称之为“浙绍乡祠”。另一处即鲁迅寓居的“山会邑馆”。那是晚清时的叫法。民初撤府并县，山阴、会稽两县合二为一，改名绍兴县，山会邑馆也相应改“绍兴县馆”。查鲁迅先生日记，他1912年5月6日（来京第二天）住进会馆，先住“藤花别馆”1916年5月6日迁入“补树书屋”一住7年余，直至1919年11月21日迁居八道湾宅止。

从鲁迅的例子看，会馆是可以长住的。周作人老年时写《补树书屋旧事》说：“因为这个会馆里特别规定，不准住家眷乃至女人的。原因时在多少年以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经在会馆里吊死了。吊死的地方即补树书屋，不在屋里面是在院子里的槐树上，因此那补树书屋得以保留，等他（鲁迅）来住，否则那么一个独院，早就被人占先住了。这院子前面是什么堂，后面是希贤阁，差不多处在鬼神窝中，原是够偏僻冷静的，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坏……” 《补树书屋旧事》中有关于这个小独院，以及各房摆设的详尽回忆，文长，就不抄了。

同时居绍兴县馆的，还有许钦文。

在鲁迅搬出会馆那一年的1919年，后来成大名的小说家张恨水来京，借住“潜山会馆”，时年24岁。张恨水后来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记：“……我就搬到我自己的会馆去住，这会馆没有什么同乡，我一个人拥有两间小屋子，倒是很舒服的。”张恨水隶籍安徽潜山，所以有“我自己的会馆”之说。

张氏的成名作：《春明外史》，男主角杨杏园初来北京那一部分章节，就是借用了张氏自己的经历：

“在我这部小说开幕的时候，杨杏园已经在北京五年了。他本孤身作客惯的，所以这五年来，他都住在皖中会馆里。这皖中会馆房子很多，住的人也是常常拥挤不堪，只有他到正屋东边，剩下一个小院子，三间小屋，从来没有人过问。原因这屋子里，从前住过一个考三次落第的文官，发疯病死了，以后谁住这屋子，谁就倒霉。一班盼望升官发财的寓公，因此连这院子都不来，谁还搬来住。杨杏园到京这年，恰好会馆里有人满之患，他看见这小院子里三间屋，空堆着木器家伙，就叫长班腾出来，打扫裱糊，搬了进去。会馆里也有人告诉他，说住不得的。杨杏园笑道：“我本来倒霉，不搬进去，不见得走运；搬进去倒落得清闲自在，住一个独院子了。”人家见他如此说，也就由他。其实这个小院子里，倒实在优雅。外边进来，是个月亮门，月亮门里头的院子，倒有三四丈来见方，隔墙老槐树的树枝，伸过墙来，把院子遮了大半边。其余半边院子，栽一株梨树，掩住半个屋角，树底下一排三间屋子，两明一暗。杨杏园把他收拾起来，一间作卧室，一间作书房，一间作为好友来煮茗清谈之所，很是舒服。”

短住的也举一例子：当时北大文学院教授陈独秀，安庆人，家住东城箭杆胡同19号，因在南城办刊，常寓居安庆会馆内。

住会馆不管是短住是长住，不用掏房费。因会馆修建与维修都源于同乡京官的捐助，是为帮助本籍举子们进京赶考的。后来单身小官吏到京出差、候补、调任，也习惯住会馆。只是按节令还是得给会馆的长班一笔赏钱。长班是会馆的管理员兼杂役。《桃花扇》中，写的“胸中一部缙绅，足下千条胡同”，是长班中的杰出者。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住会馆里，“饭是托长班代办，菜就由长班的大儿子（算是听差）随意去做，当然不会得好吃，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这是见诸前引周作人回忆录中的一段。文中未说明包伙每月花费多少，不过翻阅张恨水《记者外传》有相类情形，“……会馆长班，办得有伙食，九元钱一个月……”。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川籍学者吴虞，1921年5月进京，到文学院任教授同年10月11日记“院中厨子包伙食，每月七元，予见饭菜尚舍……” 于是在文学院包伙。

至于鲁迅先生也在会馆外包过伙，《鲁迅日记》中有记，1913年9月4日记：“午约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饭于海天春，系每日四种，每人每月银五元。” 同月18日又记：“海天春肴膳日恶，午间遂不更往，沈商耆见返二元五角。”

日记中的“海天春”是当时称为“二荤铺”的小馆，卖起码的肉菜，光顾者图个方便实惠。海天春在宣内大街上，离鲁迅先生供职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不远。教育部在西单牌楼迄南，东铁匠胡同（今教育部街）口内路北。

胡春焕、白鹤群著《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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