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恽寿平山水册

文/ 竹盦

这些年和人聊如何解读中国画,尤其是宋以后的文人绘画,隐隐感觉有一道坎。读者必须先弄清楚中国文化中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志于道,游于艺”。

《恽寿平仿古山水册》之一(竹庵临本)

在这样的文化特征里,文人画,已经并非简单意义上仅仅是视觉物像概念的绘画。它更多了一层类似“修道”的意思。

《恽寿平仿古山水册》之二(竹庵临本)

这里的“道”,贯穿了中国人的自然观、文化观和审美。为什么那么多古代文人画家给自己起号“xx道人”,其实并非都是出家做和尚做道士的意思,而是在强调如此“游于艺”,是在“志于道”前提下的修炼行为。因此我们能在画中感受到“士气”、“仙气”、“烟霞气”这样独特气质。(这也是为何我们在今人的画里,很难见到这样的气质)。

《恽寿平仿古山水册》之三(竹庵临本)

文人画体系里最精妙的、最好的笔墨,已经和画什么题材、内容关系不太大。好笔墨从心所欲,无一不合于宇宙自然的变化与节奏规律。即古人所谓造化在我,我即造化。

《恽寿平仿古山水册》之四(竹庵临本)

清代画家恽寿平就是修炼到这层境界的大画家。成就最高的,是其面貌独特的没骨花卉。

《恽寿平仿古山水册》之五(竹庵临本)

有研究者指出他的山水精彩程度超过同时的四王。以前我也有类似的看法,现在再看看恽寿平的山水笔墨,才情、灵气逼人,但论功力,比起四王还是略逊一筹。

《恽寿平仿古山水册》之六(竹庵临本)

细品恽寿平的山水,除了有士气和仙气,还有种其他人笔下罕见的,非常特别的气质——秀嫩之气。秀是七分灵动加三分生拙,嫩是脱掉习气后的不故作老态。不为时风左右,不为成法所囿,实在难能可贵。

《恽寿平仿古山水册》之七(竹庵临本)

他的画跋也写得精彩,不少句子闪现着他的艺术理想与个人感悟。比如《题石谷画》他提出“不落畦径,谓之士气。不入时趣,谓之逸格。”这也是他绘画追求的方向。

《恽寿平仿古山水册》之八(竹庵临本)

他的笔墨,秀嫩之外,更有种风流自赏与襟怀的散淡、孤傲。这也是四王笔下所没有的。

《恽寿平仿古山水册》之九(竹庵临本)

无锡博物馆藏这套恽寿平精品山水册子,刚好有本旧的空白册页尺寸大小仿佛,于是借此重新温习了一下。雨窗独坐,画境心境,都在笔下了。

《恽寿平仿古山水册》之十(竹庵临本)

(来源:“竹盦”公号,获授权)

《追捕》和我的1978

文/ 胡发云

高仓健死了。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痛。

很多年没看日本电影了,我以为已经忘掉了那个冷面男人,此时才发现,他如此深刻地嵌入了我的生命,像一个流落异国的兄长,久无往来却依然血肉牵挂;再往深处想,真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身边那个叫真由美的女人,还有那首无字的歌:“哪呀哪——哪呀哪哪呀哪——”有点放浪,有点沧桑,每当电影到了动情处,它便散散漫漫地唱起来了。

1978年深秋,《追捕》在大陆放映的时候,我已经被我当时任职的军工厂单独监禁一年多了,并在这期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待最后的发落。那天,几个看守我的师傅接班,说起刚看的一部名为《追捕》的电影,说里面那个女主人公真由美,真像你那个李虹。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讲述中,我对剧情有了大体了解,将一个同情并帮助通缉犯的富家女儿,和一个不顾一切重压挚爱一个“现反”的高干女儿媲美,这世道人心真是开始变了。

一年前的初秋,厂党委突然宣布对我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因了我的一些言论。我们车间办公室的正副书记、会计、调度和我,大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平日爱读书报,爱琢磨问题,常常一起议论一下时事政要,不知道怎么就成事了。我这个唯一出身不好又桀骜不驯的非党人士,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余下的几位,后来也陆续被审查被监禁,一时间成为我们厂著名的集团案。

那天,我在押解下回家取生活用品,正巧李虹来了,撞见这一幕。就像真由美在山洞里遇上矢村警长来抓杜丘一样。我对她说,厂里有点事,告诉我父母,说我出差了,一两个星期就回来。只是我太低估此事的严重性,这一去就是整整15个月。

李虹当夜就在我家住下了。这算是她过门的第一天。

我和李虹相识于1974年的深秋,她从部队复员后分到湖北人民电台文艺部做文学编辑,读到我发在刊物上的一首诗,准备配乐播出,约我去谈修改意见。两个冰炭水火天隔海阻的人,就这样相遇了。

我父亲是国民革命军军医家庭出身,她父亲是长征老干部;我是军队工厂一名小统计,她是喉舌单位大编辑;我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而她却一直享受着许多特权带来的优越。我们有如此多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还有我们对文学与音乐的爱。我们从隔膜、抵牾、互怀偏见甚至唇枪舌剑,到相知相爱,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她渐渐理解并赞同了我的一些想法。就在我隔离的前一个多月,我们互相走近了对方。那段时间,她三天两头隔江过河到我家来,一次次长聊直至深夜才骑车返回电台。突然间这一切就兀然打住了。

一时间她陷入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之中。她拿着记者证以了解作者的理由前来探望我。在寒冷的冬夜,禁不住思念之苦,跑到我那间囚室外面的大马路上呼喊我的名字,她一次次拿着罐头、香烟、书籍、被褥要闯进去见我,在香烟里塞进纸条诉说自己的火一样的爱意……后来,李虹自己也被停职检查。她依然不管不顾,导致更严重的惩戒,很快惊动了从小宠爱她的父母。两位老人轮番从西安赶来,力图救出堕入这场危险又荒唐恋情的宝贝女儿。这一切我的那些看守都看在眼里。

一开始,那些充任看守的师傅们并不知道我犯下了什么大罪,在专案组三番五次的讯问提审之后,特别是听了我开诚布公向他们讲述我的思想我的观点之后,渐渐同情甚至钦佩起我来,有人忘形之中,甚至会在我和政工干部辩论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觉得小胡说得有道理。”渐渐地,他们开始替我购买书刊,到各个办公室帮我搜罗报纸,甚至帮我偷偷传递纸条,生活上对我也百般照顾,多少年来的那种万人诺诺的局面在悄然崩溃。专案组察觉一些蛛丝马迹之后,不得不常常更换看守,避免他们和我相处时间长了,做出更不堪的事来。

《追捕》放映以来,厂里开始流传胡发云也有一个真由美女友的故事,到了后来,李虹来了,很多人都借故前来探看这位现实生活中的真由美。

夏末,我被转移到厂外礼堂旁边一间平房,一边监督劳动一边等待最后的发落。有一次李虹意外中找来,看守们竟以礼相待,还特意避让出去,让我们单独待上一段时间。那天李虹来,给我讲了《追捕》的故事,告知电视台要播出《追捕》,我对看守师傅们笑说,想看看真由美。他们说,不远处后勤组有一台电视,有点毛病,没人会调。我说我会。

那个晚上,几个看守,一个“现反”,还有那个依偎在他身边的“真由美”,在这一方十几英寸的黑白屏幕前,看一个关于逃犯和爱情的片子。里面的许多情节许多对话,就像在演绎着我们的故事。

当杜丘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真由美率性地答道:“我喜欢你!”当杜丘拒绝真由美和他一起潜逃并告知她说:“我是被追捕的人。”真由美喊道:“我是你的同谋!”当真由美的父亲说:“听见吗真由美,我是你父亲!”“不是,把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你就不是我的父亲。”

当真由美从重重包围中救出杜丘,发现前面已经被警察封锁后,带着她的马群喊一声“冲过去”时,我和李虹都融化在这一幅幅令人销魂的场面中了,我们所有的思念、孤寂、重压与磨难,都由这部片子给我们做了最美的注脚。这部电影,成为我们分离中的情诗和荒原上的星光。杜丘在寻找权贵们的黑幕,寻找那种把人变成白痴的AX药片,我在思考一些问题的真相,争取着自己言说的权利。真由美和李虹都凭着女性的直觉与常识,判断着这个世界的真伪善恶美丑,并作出同样勇敢的选择。我们都用火山喷发的爱去抗拒强权的冷硬。

此后很长时间,关于这部片子的许多对话,我们可以张口就来。李虹去世后,我读到她留下的日记,其中有这几天的记录。

1978年10月25日

昨天在省电影公司观看了两部日本影片——《望乡》、《追捕》。晚上又连续两遍讲述电影《追捕》的情节,一次是给发莉(我妹妹)及×(李虹日记中我的代号)的父亲,一次是给在自由囚室中生活的×,我兴致很高,他们听得也很热心,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在复述的时候,都是很热情,也很激动的……在一个没建成的建筑后面,坐在潮湿的混凝土制品上,我们无言地偎在一起,静静的……丁字路那里我们很愉快地分手了,并约好“明晚再见”。我们的时间这样宝贵,这样短促,我们的爱情这样浓郁,这样丰富,我想,我和×对这一点的感觉一定是相同的,我们为自己的一切高兴,甚至骄傲。

1978年10月27日

……昨晚和×一同看了日本影片《追捕》(电视)之后,我们又到了前一天那奇妙的地方,站在脚手架下默默地过了十五分钟,没有响动,也没有灯光,只有×的一星烟火在闪着微微的一点亮。我们靠在墙边,偎在一起,没建成的房子里雨滴很响地打在地上,仿佛是人弄出来的声音,我感到冷,就紧紧地挨着×,×的毛衣上也被雨弄湿了,但我总觉得挨近一点就不会冷了,我们互相暗示着,甜蜜的长吻,使我忘掉了周围的一切……

自此以后,李虹几乎天天都来,她骑了我那辆飞鸽的二八大车,一早从我家出发,跨越长江汉水两座大桥,贯穿武汉三镇去电台,晚上下班后,不论阴晴风雨,直驰我的囚室,然后在暗夜中回到我的家。从她常常被泪水洇润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一直笼罩在不祥的预感中,她希望每分每秒都和我待在一起,害怕着一切突然会在某一刻戛然而止。

1978年11月17日,李虹日记中写道:“妈妈来信了,姐姐姐夫已回西安,家里想让我回去团圆,x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明朗的结局,我又一定要离开×,我心里真不好受。昨晚,在×那里我哭了,我不愿意离开×,一天不见×我都似有所失。现在要回家,那就是二十多天见不到×……”

我坚决地劝她回去,还开玩笑说,我要我的岳父岳母知道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婿。这时,李虹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条件,回去可以,回去之前我们先结婚。

那个年月,且不说像我这样的戴罪之身,正常人要结婚都手续重重。李虹说,我们自己结婚,什么都不要。经过一番密谋筹划,我们迎来了我们的“11·28”。

1978年11月28日,胡发云在看守的帮助下逃出了监所,与李虹举行了一场没有仪式的婚礼。
(图片来自作者)

为了我,她两年没探亲了。这一次是我强迫她去的。临行前一天,我们决定举行一次别致的婚礼。那天刚好是厂休日。在“看守”的帮助下,我偷偷溜了出来,在一个僻静的小巷里与她会合。她穿了一件绛红色的棉衣,系一条猩红色的纱巾,手里拿着一小包糖和一小挂香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工装,里面是一件美式毛领皮夹克——那是她父亲战争年代的一件战利品,也是在我囚禁期间她送进来的。我们很安静,说着开玩笑的话,向我的一个朋友家走去。在那里找到事先放好的钥匙,我们在那间明清古巷中的小房里,物我两忘地待了一整天。从朋友家出来,我们一起来到我家,就像婚礼结束后去探望父母的新人。阔别一年多来,她对我的家已比我更熟悉。

晚饭后,我们又匆匆赶过江去看望我的一个叔叔,在整个家族中,他是最钟爱我的。这个本分的老医生一直在为我的被囚忧心。当我们像一对新婚夫妇出现在他面前时,让他大吃了一惊。当我们离开他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们在深夜里从汉口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整个武汉三镇,李虹回到我武昌的家,我依然潜回我的囚室。在我家的门栋楼道里,我们吻别。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因为我们的爱,所有的不测与灾难都变得无足轻重。她即将登上西去的列车。于她来说,那是与故土与家人的告别。不管我去向何方,她将与我同行,她说。

在当年那个新婚之夜,李虹夜半回到家中,在日记中写下简简单单几句话:“1978年11月28日,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俗套,也没有任何仪式,我们的终身已紧紧结合在一起了。”

李虹回来后不久,1979年1月6日夜晚,家里灯灭了,她站在桌子上换灯泡。当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我站在了房门口——

他们突然拿掉了我头上的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在一个万众欢腾的新时代开始的时候,一场飞来的囹圄之灾,让我对其后的岁月多了一份警惕,少了许多天真。我们清清楚楚看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人,是如何从四清、文革、英明领袖时期、改革开放新时代……一路顺风顺水走到现在。那些专案组政工组的人们,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做过恶,有的甚至身负命案,但是,后面的一路风光吃香喝辣,依然是他们。

那天,一个看守帮我一起搬回行李杂件,一人推一辆自行车,上面挂得满满当当,像两个收破烂的,一年多下来,竟生出了这么一大堆物件。

李虹怔怔站在桌上,来不及跳下来,像《追捕》片尾真由美那样问道:“完了?”

我也像杜丘那样回答说:“哪有个完呢?”

《想爱你到老》系作者为已故妻子写的书

其后岁月,不幸应证了我那句戏仿杜丘的玩笑话。是的,总以为会完,但数十年过去,一直未完。

作者妻儿



(作于2014年12月2日,李虹十周年忌日)

来源:公号“七彩娘娘”

战争:呈现与思考

图、文:赵克

人在童年便有了破坏的本能,即攻击性。我的青少年,所受教育少不了斗争和好人坏人两分法,本能加濡染,便总有些莫名的仇恨和叛逆在心里憋着,那时特爱看打仗故事,爱跟小伙伴比比划划,摔个跤较个劲。

成年后,八十年代,画武打连环画,武打插图,略知南拳北腿之皮毛,勾画些花拳绣腿之招式,很倾注了些激奋。

武侠打斗,惊险故事,本属坊间通俗文学一支,吆吆喝喝,打打杀杀,少不了感官刺激,所谓斗争哲学,也为打斗故事赋予了某些意识形态正确性。

思想有所成熟后,创作中凡战争题材便有所选择了,画过反侵略战争(代表作为抗日题材组画《吾儿谨记》),非义战则避开,后来这一类也少画了。其实我性本善,具悲悯心,也知道“将军脚下白骨堆”一说。

普世之下,诸如绅士淑女、礼仪之邦、廉耻自知、礼让三先等道德规范训诫之辞,大家熟知,现代政治文明几百年,法律条文完备,道德总体趋善,为何人性仍时不时在蛮荒丛林边缘徘徊,人类仍要互相伤害?

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都有过关于战争深层起因的探究。曾翻阅赵鑫珊《战争背后的男性贺尔蒙》一书,作者分析人类战争的生物性根源,探讨人类攻击性,揭示男性荷尔蒙在战争中所起作用,以犯罪生物学观点分析战争行为,书中还提及这些概念:和平主义,根绝战争冒险,要商场要足球场不要战场,文化艺术总是世界和解的基础之一,等等。

笔者赞同这些理智思考,也赞同资中筠先生所说:很多东西是可以谈出来的。

是的,有啥不能谈,人类成熟的标志之一,便是协商、礼让、互利。以自由市场经济观点看,利益协商,产生契约,遵守契约,便是文明。

近年,借用托尔斯泰《和平与战争》书名为题,创作了一组略具象征意味的画(该组画将继续扩大)。

遵朋友嘱选编相关题材作品,趁此整理机会,捋出演变思路,并按大略时间顺序予以罗列。

读者点评,12.2021

论书札记

恰庐的书法,真可谓怡情养性,爽心悦目,点画之间见精神,形神兼备显功力。集数十载悉心习练之精要,修成正果。寻古人书法之正道,创自家翰墨之风范,笔从心境开阖而游走停当,墨随气韵扬抑而收放自如,布局严谨而不失恢弘气势,起落有致而不乏神韵灵动,观之、赏之,品之、读之,百看不厌,无愧于上乘佳作,不加点赞,似有对不住良知之憾。

恰庐论书札记,发于心底,出于肺腑,字字珠玑,句句精妙,文与书共美,言与意凝神,笔下生花,墨芳文华,若不珍藏细品,似有不识珍宝之嫌!

思想的贫困

邹贤敏这篇文章颇有启迪意义。虽然说是从大学生读书阶段切入反思反右斗争对大学中文专业教学的冲击,并由此引发的思想困惑与灵魂拷问,但也真真切切地折射出了那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与思想演变复杂历程,与其说是文学因被政治扭曲导致灵魂异化而丧失自我人格的集中展示,毋宁说是上个世纪五年代后半期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严酷斗争现实的一个经典缩影。这里蕴含着有许多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当时的国际格局与国内形势、中国发展与苏联模式、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垒等复杂大背景,左右并支配着社会生活走向,进而也必然投射到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之中,并影响着制约着文学的发展方向与评判标准,无疑会形成一种张扬集体主义而否定个体价值、强势推崇与集体主义结伴同行的红色理念,无情打压与个体价值融为一体的“白专道路"。当社与资、无与资、马列与非马列等意识形态的二元价值判断作为高教文学专业必做的选择题时,所有的文学本质与本性都会被重新定义,或者使之成为政治的工具、或者使之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那些曾在文学海洋中扬帆远航的乘载着闪耀人性、博爱、自由的生命光芒的小舟,必将被这场政治风暴摧毁殆尽,而与之共生的代表着人类良知、同情心、自我意识的真实灵魂,也必然不再有生存的空间和展现的舞台。岂止是文学,在政治斗争领域,这种不敢讲真话,不敢正视灵魂拷问的情况,更是严重地被扭曲和压制。59年庐山会议上的张闻天因为敢于直面内心而讲真话,一夜之间变成为了彭FDJT的一员。这篇文章的价值就在于,让我们多了一个透视哪个时代复杂社会生活的窗口。

自省亦是觉悟。

当年的高校生活不堪回首,一地鸡毛,一锅浆糊。

邹老师大作拜读了,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又有心路历程的直面与剖析,难得一见。

有关周扬部分,阐述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生成历史及成因,很精辟!

网上能查到的,仅有如雷一宁(北师大53级中文系,57年毕业前划为右派,91年定居美国)的文章,及雷与俞安国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的《不肯沉睡的记忆 57学子的往事》一书等少量相关文献。

非常期待《反思录》完稿成书,是可以留给后代的财富。

序《舌尖乡愁》

为张福臣老师出的序文啊,恭喜张老师新作出版[强][强]

祖慰先生的序写得好!30多年前,在《芳莫》杂志上经常看到他的文章,印象深刻,有些作品现在还记得大概!

看起来,祖慰还那么逗。

关于序作者,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从法国流亡回汉长居了,他能在大陆出书了。是给所有朋友报平安。改开初,祖慰在青年报发关于武汉改革人物陈天生的报告文学,成为旗帜作家。

《似水流年》的似水流年

【《”似水流年”的似水流年》读后感】

我父亲年青时最喜看张恨水的小说,每见报刊有新小说发行,即去邮购。

又偏爱美术设计,每每把封面裁下另行保存,积到一定数量后,再专把诸封面做成合订本。

去了封面的小说,却又各各重新装订,重加衬纸,重新题签而成。

又专向各书馆订购各时尚、新进的杂志合订本,不少是硬壳精装,凹版烫金的书名、及我父亲的名号。

印象中有韜奋的《生话》、《新生》、《永生》,黄嘉音、黄嘉德的《西风》,林语堂的《论语》、《人间世》,史良的《妇女杂志》等。

记得困难时期,父亲因病,被单位“调整”离职,家中靠卖自家旧日衣物略补生存。甚至会到交通路古旧书店去卖掉几本藏书-但这是极罕见的事件。

记得是把《妇女杂志》拆开精装,一本一本地去变卖-每本可售银一元。

不管怎么珍惜图书,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被居委会勾结派出所上门抄家,把我家几代人的藏书搶掠尽净。

只是为了逼迫我下农村,而采取的革命行径!

如今有人还想走瘟革的老路,教人如何去拥戴它?恶习不除,鲁难未止,唯祈愿上天有眼,佑我故园,佑我苍生!

论书札记

恰廬

恰廬論書札記

自序

余自幼即留心文藝,沈耽翰墨。自有印象始,即手執毛筆於案上揮舞;及長,又沈迷絲桐。整日臨池,不暇他事;或撫彈絲弦,廢寢忘食。所圖者不過自心之愉悅,琴書作伴,不復他求。

嘗讀古人於書畫札記,自覺趣味十足。早歲即自效古人多做臨池札記,至今不輟。余今所述則廣含藝事,書畫絲桐皆有論及。天南海北,雜論一通,成一家之言。若能為藝事增興,則不枉余贅言也。

時次辛丑冬月於嶺南 恰廬識

習書之道,必先汲古。所謂汲古者,血戰古人是也。當先追古帖,盡力肖之,後求神韻。神韻者,非是筆頭功夫能成之,更當字外功夫。非若此,則徒為古人走狗耳。

既能肖古,更當求我。汲古養我,則如花木生長,終成用材。追步古人而未能見自我者,不能大成,終是古人走狗、襁褓乳嬰也矣。

習魏晉書若不能得如硬黃佳紙與鼠鬚佳筆,不能悟其精妙。魏晉風度,最難求得。若肖二王之形而無二王之神,書入下品。二王風度豈是冥頑死學而不曠達者能得之!古法之妙皆得乎自然,刻意之作,不入書

品。自然天成是古人心法,拈花微笑者得悟之。魏晉之妙,是此曠逸之風。隨心而為無造作之處,傳此心法者,後世不過米南宮、董玄宰數人耳。


漢人隸書余獨愛拙樸一路,張遷、西狹,百臨不厭。喜羊毫長鋒與生宣相配,再以漆油作書,神采煥然。水墨相發,墨氣淋漓,有清碑學家之法也。何子貞於此道最得三昧,所作隸作,能勾人心魄,三百年來唯此公。

思想的贫困

思 想 的 贫 困

——我的教育与学术反思(第一部分)

邹贤敏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可谓之教育与学术之魂。克尔恺郭尔有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要做自己才会有魂,不要做自己就会失魂。回顾半个世纪来我在教育和学术上走过的道路,这两种痛苦都有过,有时是后者,有时是前者,有时兼而有之,更有时痛则痛矣,却不知是哪一种。这一切皆源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和自己的选择,而教育、学术与政治间的剪不断理还乱又贯串其中。最终我选择了要做自己,告别“可爱的谬误”,接受“痛苦的真理”,呼唤魂兮归来,但不知是否真正做成了自己,魂是否仍与我若即若离。

1957,中国当代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年份,也是十八岁的我接受高等教育和学术启蒙的开端。当我怀抱浪漫的向往跨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还未来得及去寻觅、体验这座著名学府的高贵、神秘、尊严,就被扔进了发烫的政治熔炉。

正式上课前的一天晚上,我们中文系5704班来到一个阶梯大教室,里面已坐满了人,只好站在过道上,惊异地看着10年后遍及神州大地的一幕:曾参加过抗美援朝,而今堕落为“极右分子”的他,修长的身材,帅气的脸,委屈、充满怒气的眼神,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党”,招致两位同窗“架飞机”,在愤怒的口号声中,他奋力挣扎着挺直腰,昂起头,与全场对视,旋即头又被两只手强行按下。突然,有人吓得哭出了声,循声望去,是她,我们班一位纤弱的苏州姑娘。我心里也忐忑不安,同情、恐惧杂夹着疑问:“‘最可爱的人’怎么会反党?”学术殿堂的第一课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回到西斋北楼,我们寝室没有了刚入学的兴奋和喧闹,八个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一夜无语。

终于上专业课了。想当初除了经济上的原因,我们大多是冲着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穆木天这些学术名人报考北师大的,可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蛮横地剥夺了他们传承学术的权利,我们也只能在大字报、批斗会和“劳动改造”的队伍中见到自己心仪的已被妖魔化的学术偶像,那种莫可名状的疑惑和发自心底的失望是难以言说的。当然课还得去听,好在俞敏先生的现代汉语课充满了化枯燥为生动的风趣与灵气;郭予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课严谨而不失幽默,并不时爆出方法论的火花;钟子翱先生虽然谨小慎微、平淡无奇地照本宣科,但他有黄药眠“高足”的身份和厚厚的一本《文艺学概论》的铅印讲义……我们还是尝到了一点点学术的滋味,心理上得到了些许平衡。在不久以后全年级辩论如何处理黄药眠等社会影响大的右派时,为会议主持者始料不及的是,基于同情、惋惜而主张尽量从宽的意见竟占了上风,“宁左勿右”者感受到了孤立。实际上,这是尚不知政治深浅的青年学子们借此表达了保留在潜意识里的对学术的尊崇与向往。

然而好景不常,学术的大门还没摸到,双反运动开始了,时为1958年初。“双反”,反浪费反保守之谓也,中心是人人“向党交心”,把自己过去尚不为人知也不必尽为人知的所想所做公开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便“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然就是最大的浪费和保守。大字报贴出来了:读小学时的恶作剧,读中学时青春期的萌动,进大学的个人打算,某次说了谎,某回打了架……形形色色,全是个人隐私。我也不甘落后,写了好几张,记得有这样一条:读中学时想当作家,进师大后又想当教授。主事者仍不满足,发出“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的号召,大字报数量的多寡,成了判断每个人是否向党交了心且是否交得彻底的标准。没有可写的了怎么办?那就编故事。于是宿舍的楼道挂得满满,一层摞一层,根本看不过来。有位心地单纯的同学不愿意再编下去,就在会上沉痛地坦白了:“我怕别人说我落后,想得表扬,就弄虚作假,那上面有很多是我编的!”他把最新鲜的“料”都抖出来了,“交心”达到了高潮。这时,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提出了“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北京日报》大张旗鼓地名为讨论实为宣传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一切与个人尊严、价值、权利相关的想法和做法都成了个人主义,“人民”、“集体”、“大我”取代了作为生命个体和精神个体的个人,思想改造取代了思想启蒙,我们又被动员起来对“万恶之源”进行口诛笔伐。批倒批臭了个人主义,“做党的驯服工具”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总结会上,一位出身地主、善作自虐式批判的同学真诚地谈他的认识:“我们既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家庭,而是属于党。所以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党叫我想什么我就想什么,党叫我怎么想怎么做我就怎么想怎么做!”伊的一切,一切的伊,包括你的大脑,全都交给党,这才不会是毛主席批评的“梁上君子”,你才会有光明的前途。那时我和很多同学就是这样去理解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的,也是这样去认识生活和世界的。“双反”结束,我一时间有了轻松感、圣洁感,似乎实现了道德上的自我完成。神圣依旧,敬仰依旧,但亲切柔软诗意的内心感受逐渐被严峻坚硬逼仄取代的心灵告别了少年不知愁滋味,我的青春开始为个人主义的“原罪”买单,面对长驱直入自己的精神、思想、灵魂的力量,我唯恐掉队,唯恐走错路,唯恐被抛弃。这次运动的效果,不久就在一件事情上得到了检验。班上从青岛来的姜文生同学,为人忠厚正直,喜欢读诗写诗,只因在一篇写寒假生活的作文里模仿普希金,抒发了面对大海生发出的诗情,被政治嗅觉特灵敏的写作课老师批为“宣扬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并向系党总支汇报了。结果谁也没想到,竟然要开除他的团籍。在团支部会上,非但没一个团员想到也不敢提出异议,而且都按会前定的调子对他进行批判,我当然也不例外,因为这是“党的决定”。后来又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开除学籍。他被迫离校时无一人敢去送行,包括因也喜欢诗而与他关系不错的我自己。当时,我有过内心的纠结和挣扎,但道德面对政治实在不堪一击,“听党的话”念念在兹,有足够的力量让自己把“对不起朋友”的负疚感压抑到意识、情感的最深处,从而心安理得。柔软的心开始硬化。有次偶尔和同学谈起《红豆》《在悬崖上》这类曾经喜欢过的小说,我也能接受“宣扬了个人主义”、“表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美学趣味”的判词了。

刚喘一口气,大跃进开始了,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幻觉激发着、支撑着我和同学们的热情,被动而又积极地投入接踵而至的红专辩论、教育革命。作为最佳成才模式的“又红又专”,就是“专”(学术)要以“红”(政治)为统帅、为灵魂,学术只不过是政治的工具。虽然也有同学小心翼翼地提出二者同等重要,想为学术争一点地位,但“只专不红”、“白专”却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因为那条道路“离右派只一步之遥”。我就几乎被认为跨出了那一步。那是从十三陵水库劳动回校不久,响应系里号召,我和三个爱好相近的同学自由结合在一起学习文艺理论。当从工农速中保送入学的党小组长向我提出他也要参加,我完全没意识到他是对我们四个出身不好的政治上不放心,主动来“掺沙子”的,只觉得他学习基础太差,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反还会碍手碍脚,便鼓起勇气一口回绝:“你又不喜欢文艺理论,来干什么?!”当时连说几句喜欢看专业书的话都有“白专”的嫌疑,我这实打实地“排斥党的领导”当然犯了大忌。果然,忠厚老实的团支书紧张又无奈地通知我:星期X要开你的批判会,做好参加的准备。后来此事没了动静,原来是班上有个党员为我说了话。她是一位已去世高干的女儿,思想上也“左”,但心地善良,从不整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对我是“恨铁不成钢”。不久那位党小组长升任年级党支部书记,她接任后组织大家订“红专规划”,我表示要“听党的话,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战士”,团小组长批评我写的规划“空洞”,她却表扬我“方向是对的”,而且还重用我,给负责全年级科研工作的党员学生当副手,无形中大大冲淡了我的“白专”色彩,思想包袱轻多了,精神压力小多了。上大学前,向往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朦胧信仰是非功利的,幼稚而又纯洁,而这时“红专规划”里写的,真心实意中多少掺杂了“不能犯错误”的政治功利的考量,还有潜意识里对权力的畏惧。入学以来的“教育”一再提醒、告诫我:“红”是统帅是灵魂,是对“专”最好的保护,只有你的“红”被认可,你才能安全安心地去“专”,你的“专”才会被认可,也才会有价值。所谓教育革命,就是借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来改造学校、改造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政治”打造驯服工具。那时停课劳动是家常便饭,上课倒成了劳动之余的休息和点缀,正处在求知若渴年龄的我们,内心的焦虑是不言而喻的。教育方针的学习、讨论被主持者简化为这样一个令今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大学生在校究竟是以读书为主还是以劳动为主?”从部队复员来的周冕章同学,引经据典,条分缕析,论证学生当然是以学习为主要任务,以劳动为主则是最大的浪费。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但全班无一人敢公开支持他的观点,每次开会他都是单枪匹马“舌战群儒”(积极分子),最后成了“白专典型”。我与他关系密切,只敢私下劝他不说、少说,他却满不在乎依然如故。好在党小组长态度开明,每次劳动他又表现突出,积极分子们奈何他不得,只好批他是“单纯劳动观点”。在那种历史环境里,大学走教育政治化的道路如水银泻地,没有力量能够阻挡。

与红专辩论、教育革命相呼应的,还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其目的是从学术上把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剥夺他们“最后的资本”,清除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我们被组织去参观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写的大字报,在他们的笔下,那些专家、学者、教授要么是“不学无术”,要么是“伪学术”,再要么是“贩卖资产阶级黑货”,一个个不是草包就是害人虫。连郭预衡先生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计划,也成为大字报批判的对象,是什么“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我们还被组织去旁听以青年教师为主力的学术批判会,接受不仅以学术名流的学术成就为恶,而且还以他们的学术志向、个人爱好为耻的教育。李长之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是著名的学者、批评家,1949年后仍勤于撰述,以学术为生命。批判者却揭秘:李长之曾对人说,我死后,只要墓碑上有“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几个字即心满意足。你看,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多么严重,又是何等狂妄自大!俞敏先生的语法著作曾被叶圣陶誉为“异军突起”,还是一个颇有生活情趣的学者,特别喜好围棋,获得过较高段位,为学界罕见。批判者也揭批:有次他随团去日本访问,在北京机场候机间隙,居然下起了围棋,直到要登机了还舍不得放下。可见他丝毫没把党交给他的政治任务放在心上,是个不学无术的资产阶级纨绔子弟,货真价实的“漏网右派”。每次坐在不大的会场里,听着声嘶力竭的批判,看着一代学术精英的“自我”被一点点踩在脚下,我心里总是涌起阵阵寒意,没有旁边左派同学的“义愤填膺”,让惋惜、困惑、迷茫还有恐惧溢满脑海。在一些学术批判会上,已缴械投降的右派们自不必说,连不是右派批过右派的老教师也都灰溜溜的抬不起头,乖乖接受没什么学术地位,据说被他们压制的青年人的批判、羞辱。当然,有的批判者是被迫的,像钟子翱先生批黄药眠的“食利者的美学”,明显地言不由衷。也有勇者,教外国文学的杨敏如先生反对批人性论遭批判,她当场站起来进行反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但这只是特例,改变不了潮流。从反右到学术批判,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师大中文系的学术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魂飞魄散,元气大伤。随着一连串“战斗”的洗礼,我接受了这样一个理念:“为学术而学术”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政治而学术”是无产阶级学术思想,“埋头做学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我和同学们的心目中,学术的价值不断贬低,学术的尊严渐渐被打掉,学术的光环也不那么亮了,学术不再是一个神圣的字眼。甚至在有的同学看来,学术似乎还染上了基督教的“原罪”,避开为妙。也有个别同学壮着胆子偷偷地看专业书,给报刊投稿,但又怕别人发现,就在桌上放一本《红旗》杂志,一旦来了人就把专业书、稿纸盖上,装出热心政治学习的样子。面对强大的政治,学术终于被迫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与此同时,我们又被告知革命、批判不是目的,教育、学术还是要的,只是要为无产阶级所用;靠谁来建设无产阶级的教育和学术呢?青年人。为了鼓动学生起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夺回被资产阶级占领的教育、学术阵地”,全校干脆正式宣布停课。我们被组织去直属国务院的北京景山学校参观,四处悬挂着红旗和“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之类的标语,教室内外随处可见着苏区儿童团装系红领巾拿红缨枪的学生,或急匆匆或高声争辩或拎着浆糊桶去张贴什么,那气氛那阵势不能不让人热血沸腾,仿佛回到了向往过无数次的火红的革命年代。直接指导景山学校教育革命的童大林在报告中说,学校原有的那一套全是资产阶级的,必须按党的教育方针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教育,才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他很会讲,把我们的心煽动起来了。回到学校,我们年级就日夜奋战,很快按上面的要求编写了一套九年一贯制语文教材,也很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在狂热的政治语境下,我们都是另起炉灶,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标准选材,很少想到语文学科的特点和教育教学规律,即使想到也会视之为“资产阶级货色”,所以那套教材的“左”是势所必然的。不久陆定一来校作报告,赞扬“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革命的大学”,还登了人民日报,更让我们豪情满怀,忘乎所以。接着又投入中文系的教学改革,文艺理论课首当其冲,任课教师全都靠边站,原有的教材成了“靶子”,系总支书记身先士卒,亲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说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才能保证这门课的无产阶级党性,尽管他第一次课就把“千里迢迢”念成“千里召召”。学生们那颗被听话的大脑控制着的不安分的心被点燃,跃跃欲试。“学术大跃进”开始了,五五级高举民间文学大旗,要把文人创作逐出古典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五六级改写现代文学的历史,让毛泽东独步文坛,成为最伟大的作家。我们年级还没上过一门完整的课,能干什么呢?那时北京正在放映香港电影《家》、《春》、《秋》,引起轰动,北京市委担心青年人中毒,指示北师大批判巴金。系总支闻风而动,从正在西便门车站搬红砖背水泥的我们年级抽调精干,成立了“巴金批判小组”,可是没有我们班的份。回校不久,便有青年教师找上门,要正处于焦虑中的我们参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编写。

这时(1959年初),《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郭开否定《青春之歌》的文章,他用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党员的八条标准衡量小说主人公林道静,批评作者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宣扬了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美化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这部长篇我看过,还是比较喜欢的,很向往林道静所经历的生活和斗争。《文艺报》准备展开讨论,到师大中文系组稿,任务落在我们年级,由党支部一位成员牵头成立了一个小组,指定由我执笔,我也就离开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编写组。讨论时我表示不同意郭开的观点,认为小说是一部好小说,但有不小的缺点,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结合这一点表现不够充分。大家同意我的看法。奇怪的是,没人主张对郭文进行反批评,这大概与当时正处在“左”的潮流中有关,“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的观念很流行,觉得郭开太幼稚,不值得批评。因此在讨论如何写的时候,都倾向于不要过多重复对小说的肯定,而应主要写我们自己对小说缺点的意见,这样文章才有特点。小说的“不足之处”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进大学一年多,运动不断,劳动不断,知识积累很有限,唯一的一次文艺批评实践是文艺理论的课堂讨论——批判流沙河的《草木篇》,学习用“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去寻找作品和时代的直接对应关系。记得老师并没作什么指导,我们学生也没费多大的劲就操弄起批判的武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流沙河进行缺席审判。这种“无师自通”来自那时心目中的权威报刊《文艺报》、《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来自入学后的耳提面命,耳濡目染,“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时读得最熟的是《青年运动的方向》,说得最多的是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的道路,认为这就是继承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而《青春之歌》恰好写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所以自然而然地就用这个革命的标准去要求林道静和小说作者,对作品提出了批评。虽然比起北大的“红色文学史”责备陶渊明没参加农民起义,我们的要求还不算太离谱,也没象郭开走得那么远,但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文章里有两处意思相近的话最能概括当时我们考察文学作品的一个根本观点和方法:“使作品产生缺陷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作者没有比现实站得更高,明确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结合才能彻底革命化这一真理”;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应该而且可能比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指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必然趋势。”这篇《<青春之歌>的不足之处》可说是那时逆向的“学术启蒙”所结出的一枚小小的酸果。文章署名群力(意为群众的力量)发表后,编辑部寄来一笔不菲的稿酬,这是“集体的财产”,经请示党支部书记,给年级买了一套质量较好的锣鼓家什,小组每人送了一本《青春之歌》作为纪念。不久,《中国青年》、《文艺报》又先后发表了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名人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郭开的简单化庸俗化反历史主义。其实他们是借为《青春之歌》辩护,矛头指向在文艺界和社会生活中相当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潮(马铁丁谓之“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幼稚病”)。茅盾的文章《怎样评价<青春之歌>?》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不指名地批评了我们的观点:“有人说,学生运动既是当时革命斗争的一翼,如果在书中也写到当时的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那就‘更站得高些’了;这话有理,可是如果这样提出要求,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从作者是否完成她自定的任务(即表现她自定的主题)变成作者应不应当限于她自定的任务。我想我们应当实事求是,从作者自定的任务来看作品的实际效果,而不应当提出更大的任务来否定作品的实际效果”。“有人批评这书的缺点是作者未能站得高些,如果‘站得高些’……是指作者未能写出当时革命的总形势,那就是要求作者变换主题了,这未免离开了文学批评的常规了。又或者,所谓‘站得高些’是指应当写出全国的工人运动和苏区的革命主力粉碎白军的进攻等等对于学生运动的影响而言,那么,作者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换言之,不是没有企图这样做,只是没有做好而已。这和作者的艺术概括能力有关。”应当说我们的实质上是反历史主义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在当时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才有茅盾这种循循善诱地帮助我们回到文学批评常识的批评。可是头脑发热的我对此不理解,不服气,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形成中的文学观念的浮浅、幼稚,甚至准备进行反批评。没想到的是,后来杨沫接受了“站得更高”之类的批评,对小说作了修改。1960年我看到《青春之歌》的修改本,还小小得意了几天。

1958年底、1959年初,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三年饥荒的到来,政治对文教领域的控制出现松动。被中断的教学秩序慢慢恢复,我们又回到教室,走近伤痕累累的教育和学术: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俄罗斯文学、西欧文学、亚非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艺理论,还有被当时《文艺报》誉为“大学里的新风气”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系内的陶渊明、李清照讨论会。随着学术的缓慢回归,打散了的教师队伍开始重新集结:老一辈的黎锦熙、刘盼遂、陆宗达、肖璋、王汝弼、启功、叶苍岑,中年一辈的郭预衡、聂石樵、徐士年、杨占升、葛信益、杨敏如、匡兴,年青一辈的韩兆琦、李修生、刘宁、谭德玲、许嘉璐、史锡尧、张恩和、郭志刚、童庆炳,三代学术传人或自觉或不自觉、或比较熟练或比较生疏地操持着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观念和方法,用中外古典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滋润着我们已有些放纵而空疏的心灵,为我们正在形成中的知识观、价值观添加尚持守、尊博习的营养。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次开学典礼上,陈垣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尊敬师长,鼓励我们抓紧时间读书,努力学习传统文化,不要怕困难。他说,像孔子的《论语》,字数就《人民日报》一版那么多,你们应当读。在众多师长中,郭预衡先生是我们年级男女学生集体的偶像,当年叫“又红又专的榜样”。他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冷静无偏的科学精神,始终如一的政治道德和学术操守,还有那坦荡温良、心向学生的教师风范,对我和我的同学们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那时我并不十分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但学术思想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却是郭先生。有次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他家拜访,谈及学习上的苦恼:“我们总觉得自己看问题很肤浅,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变得深刻一些,像您的讲课和文章那样,有新意有深度有说服力?”他非常真诚地说:“我也还要提高。”停了一下又说:“你们读读《马恩选集》吧。”过后我就去图书馆借出苏联编辑出版的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有滋有味的啃起来。我对马恩思想和文论的兴趣,大概就是在这次的阅读过程中不经意间生长起来的。在师长们的引导下,我满怀欣喜地在文化、学术宝库里抚摸着、探寻着、吞食着,肚子饿了忍一忍,晚上停电就坐在唯一供电的大阶梯教室的水泥地上看书。沉浸于文学画廊,最吸引我的是匡兴、刘宁几位先生讲授的俄罗斯文学,那丰富多姿的美学意象中内蕴的自由、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拂去了积郁心头的阴霾,展露出烛照人生的亮色。在令人神往的伏尔加河、大草原、白桦林的背景下,批判专制,承受苦难,憧憬理想,拷问灵魂,给了我深刻沉重的审美愉悦。制造“驯服工具”的极左思潮可以遮蔽、阻吓青年人的独立思考,但无法彻底消解、斫杀青年人渴望自由与美的天性,无法阻止我夜深人静时睡在床上默诵普希金的《自由颂》《致大海》,默念《怎么办?》中薇拉的名言:“我既不支配,也不服从,我要自由”,契诃夫的《套中人》《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的画面有时也在脑海中翻腾,我当然无意也无勇气与现实对照,一股无形的力量却试图在我的灵魂深处唤醒自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从文学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仍要按照“驯服工具”的标准“自我革命”。自由的种子撒下了,土壤贫瘠,又没有阳光雨露,它不发芽,更遑论开花结果。俄罗斯文学还引领我认识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们成为我心中美学与文艺批评的偶像,《给果戈理的一封信》《生活与美学》《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成为我尊崇的经典。“别林斯基美学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是农民革命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课堂笔记上划了浪线的这句话,居然成为我以后学习美学和文艺批评的一条普泛原则,阶级斗争、革命思潮成了左右我学术思维的关键词。记得读《<生活与美学>译后记》时,不但接受了周扬对车氏的一句评语:“在他的思想中,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浑然融合着”,而且在我的意识中周扬的形象和别、车、杜也融合在一起了。

集体科研也是那个年代我们进行专业学习的另一种方式。1958年“教育革命”高潮中,北大五五级编写《中国文学史》,师大五五级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他们“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精神”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引起轰动,特别是北大的影响更大一些。这不但惹得我们学生心里痒痒的,羡慕不已,连系总支负责人也心生“赶超北大中文系”的情结,多次向全系师生下达赶超目标。1959年初机会终于来了,还没摸着学术的门在哪里,我们二年级学生带着“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学术阵地”的豪情,变教室为“战场”,受命编写《中国文学史讲稿》。我被分到陆游研究小组,担任执笔人。陆游是宋代的作家,写了近万首诗,而我们熟悉的不过十几首,怎么办?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口号的激励下,我们将线装的《剑南诗稿》一分为七,每人从自己分读的那部分选出代表作,并交换读,然后就选出的全部代表作进行讨论,形成基本观点和写作提纲。我读的数量比其他同学要多一些,除了精读代表作,还泛读了一部分被筛选下来的和一些参考资料,写出初稿后,经讨论又修改过两次。这个研究项目从看材料到定稿,前后花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老师介入,一切都听从年级党支部的安排。在全系科研经验交流会上,我被指定发言,介绍“依靠集体力量搞科研”的经验,并获会议主持者的赞扬。不久我们的部分成果《陆游的爱国诗篇》在学报上发表了,是郭预衡先生审改并推荐的。这种集体编书的方式当然局限、弊端多多,但对我个人而言,是大学阶段与学术研究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从中体验到了一点学术的韵味和艰难,受到了初步的学术训练。这篇文章是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去分析陆游的作品,虽然抓住了陆诗内容上的某些特点,但总的并无甚新意,特别是没有揭示出陆游思想与创作丰富、复杂的一面。在初选作品时,我们就发现陆游诗作中真正具有爱国情感的,只占很小的比例,绝大部分是写个人日常生活的,如“一树梅花一放翁”、“洗脚上床真一快”,还有像情深深意切切的《钗头凤》那样千古传诵的爱情诗,狎妓冶游、思想消极的也不少。以我们当时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方式,很难将这些内容和诗人的爱国情怀统一起来,很难做到鲁迅先生要求的看一个作家要顾及“全人”,最后只好用“本质、非本质”的筛子把表现爱国思想以外的作品全部筛掉,绕过了难题。这样一来,陆游作为“爱国诗人”是纯粹了,但他作为诗人呈现出来的面貌却是残缺不全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被遮蔽了。

不可否认,我所吸吮的文化、学术营养,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特有的种种局限。外语课被砍掉,心理学课刚开了个头,大概是因为触及到人作为个体存在的多种需要,不合时宜,被视为“伪科学”,也砍掉了。那时根本没意识到这会给自己带来知识结构上的重大缺陷,特别是外语的放弃,造成了自己后来学术与人生不可弥补的遗憾。时代的阴影也没有离开过我和我的师长们的心灵,此前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形成的巨大思想压力,仍使一些谨守学术规范的老先生在讲台上心虚气短,师道尊严扫地以尽。比如,教学改革要求文学史课每讲一个作家、一部作品,都要加上批判的内容,以体现对文学遗产是“批判地继承”。一次,白发苍苍的梁品如先生在讲完魏晋时期的一个作家后,居然嗫嚅着说:“同、同学们,我、我不会批判……”我坐在靠前的位子,清楚地看到他嘴唇发颤,拿着讲稿的双手在抖动,眼里还噙着泪光。此情此状,令坐满阶梯教室的近两百名学子手足无措,我心里也充满了苦涩。又一次,有“活字典”美誉的刘盼遂先生讲到陶渊明辞官归隐时,既不敢正面肯定,又不愿违心批判,情急之下顺手拈来,给这位杰出的诗人戴上了一顶“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引来一片笑声。

形势的变化并没逾越政治底线。运动是不搞了,但教育方针没有变,所以比过去要少一些的政治学习和生产劳动仍时不时中断正常的教学,我们的头脑也仍然半自觉半不自觉地停留在此前的禁锢中。1960年4月,学习讨论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的三篇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因为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百分之百地入眼入耳入脑入心,我还特意买了一本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的《列宁主义万岁》,作为“思想武器”收藏起来。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同学们都想先睹为快,可全班只分到一本,怎么办?四十几个男女挤坐在只有四张高低床的宿舍里,听几位同学轮流充满激情地朗读,全体从早到晚足足听了四天!小小空间不时回响着从心底发出的惊叹声,对未卜先知百战百胜的领袖崇拜得五体投地。不过百密一疏,我的思想还是出现过“险情”:一次讨论“三面红旗”的小组会上,我根据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引用毛泽东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观点,鬼使神差地说人民公社有点一哄而起,应该从各地不同的条件出发有先有后地建立。我是最后一个发言,讲完组长就宣布散会了。不久校党委书记向全校学生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精神,我心里一惊,幸亏小组长没向上汇报我的发言,也幸亏没在学生中搞反右倾斗争,不然就麻烦了。尽管生活经验和报刊上的宣传对不上号,对“彭德怀反党”也感到难以理解,我还是相信毛泽东和中央的决议,“反省”自己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见树木(支流、一个指头)不见森林(主流、九个指头)。对世界的判断只能以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为准,而真实的生活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是靠不住的,这是我当时的思维状态,对经验之外的理论、观点、说教、推理缺乏免疫力。政治上如此,专业学习上也是如此。

进入学术启蒙期之前,我文学知识的积累是相当贫乏的。童年正逢战乱,发蒙学的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大家去游戏”;抗战胜利后进了教会学校,上帝成为我人生的第一个偶像;解放初,以一篇命题作文《给斯大林大元帅的一封信》进入高小,武侠连环画和抓特务的故事填补了我的阅读空间;在“保尔·柯察金班”,上帝和侠客在革命英雄的光环下悄然隐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和苏联文学陪伴我度过了初中时光;直到高中,我才结识了鲁讯、巴金和现代文学,结识了赵树理、闻捷、邵燕祥、刘宾雁、刘绍棠和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张志公先生主编的分科型语文课本,为我打开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门。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我自由命题的作文《故事新编——氓》,最终决定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我是带着“作家梦”走进大学的,但不久爱好就转向了文艺理论。这是因为我发现中文系并不是“作家的摇篮”,原来的幻想过于幼稚,而在高中阶段,《文艺学习》杂志曾给了我最初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知识,加上从数学老师那里得到的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使我对理论也有了兴趣,甚至囫囵吞枣地翻过几本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哲学普及读物,所以转向并不困难。不过这种选择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这之前我对于“文艺理论是党性很强的学科,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是搞不了的”这个告诫完全缺乏理解,那时我还不能从理性的层面去认知何为文艺观,更不知何为无产阶级文艺观。四年中,师大作为名校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虽遭严重破坏,但其精神留存和它向社会的延伸、与社会的融通,仍然在课堂之外为成长中的我们提供了在当时条件下难得的优质文化资源:艺术大师梅兰芳、马连良先后三次来校演出《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苏武牧羊》;参加电影《林则徐》的拍摄,近距离目睹表演艺术家赵丹如何酝酿情绪、进入角色、走进镜头;聆听政坛要人陆定一、张执一、韩念龙、龚澎、甘泗淇、杨秀峰、童大林等纵论国家大事;聆听文坛宿将张光年、林默涵、陈荒煤、陈伯吹等放谈文学艺术;还有名闻全国的公社书记、工人诗人、艺术表演团体与我们面对面……。这些都实实在在地开阔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提高了我们的文化素养,潜移默化地从不同层面影响了我们思想和人格的熔铸。这种文化氛围和还算齐备的专业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对知识的渴求,实际上也为学习文艺理论并形成自己的文艺观提供了初步的知识支撑。在我的学术启蒙期,对孕育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起了直接决定作用的,是一本书——《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和一个人——周扬。

北师大文艺理论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10月出版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是我在大学买的第一本、也是价钱最昂贵(3.20元)、伴随我时间最长的书。这本书以文学的一般理论、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的发展过程和种类为基本框架,充分吸纳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和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思想、理论成果,构建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思想系统和知识系统,体现了苏联文艺学和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两种模式的融合,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学术上颇见大家气象。因此书一出版就广受欢迎,半年内印刷了四次,印数达九万册之多。当时我们的文学概论课时断时续,内容多是讲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本70余万字的大部头恰好填补了教学的空白,我对文学基础理论与知识的了解,基本上是从它那里得到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在编排上的一个特点,直接影响了我以后在学术研究中的思维方式的形成。经过入学后的一连串政治思想教育,我在政治上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我们的先辈为了寻求真理,长期在黑暗中摸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我们就不必那样,比他们幸福多了,因为革命导师、党中央已经找到了真理,我们只要照着他们说的去做就行了。带着这样的观念翻读《资料》,我敏感地注意到:除了极少数例外,每个论题都分为两部分,马恩列斯毛的论述属“经典文献”,其他人的只是“参考文件”;几乎文学理论上的所有问题都有革命导师的“经典”论述,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也是我们的导师,使我们不用在黑暗中摸索,学术上的真理就在“经典”中。于是“研究问题先查经典,在经典的规范下思考”的思维程序和思维习惯,就不知不觉开始孕育于我的潜意识之中。我们这一代搞文艺学的人,没有谁可以避开周扬的影响,没有谁不在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上打下周扬的烙印。正是通过他,我在大学接受了最初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哺育。1958年2月,当我对文艺界的反右斗争还心存疑虑的时候,《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中我第一次感受到周扬作为文艺界最高领导人、党在文艺界的代表那种居高临下、生杀予夺的气势,那种真理在握、咄咄逼人的文风,以我当时的生活经历和知识水平,当然不可能消化文章的内容,但我完全相信他的种种分析和判断。特别是“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那段名言,我无从知晓隐藏在其中的政治动机,可它概括和表述的“精辟、精警、精彩”征服了我,信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就像此前信奉“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那样毫无疑义。1958年8月,正当我和同学们沉浸在“超英赶美,迎接共产主义到来”这种虚无的集体幻想里,《文艺报》报道了他在河北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犹如在沸腾的油锅里又撒了一把盐。那时尚不知中苏开始交恶,毛泽东提出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的政治背景,一看标题:“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再读“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国就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我们农民写的民歌中,那种伟大的共产主义气魄,恐怕欧洲许多工人也写不出来”,确实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钦佩他的理论水平就是高人一筹。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周扬、郭沫若极力颂扬的“新国风”不过是文化上的返祖现象,是文艺大倒退的表征。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怎样建设“中国自己的”?报道语焉不详,但我留意到其中的两条,还在上面划了道道:“文艺理论批评,是思想斗争最前线的哨兵”,“是实现党的文艺政策的有力工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四本书“是文艺理论的基础,又是哲学理论的基础”。对于把文艺理论批评的功能政治化的提法,我非但能接受,内心里还觉得这是提高了它的地位,能当“哨兵”、“工具”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毛的四篇著作此前我只完整地读过一遍,感觉通俗易懂,不像马恩的文章那么深奥,现在经他一说,有豁然开朗之感,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学习文艺理论的门径和捷径。

1959年3、4月间,我们中文系师生先后五次听系总支书记传达“中央精神”,其中三次是周扬的内部报告,一次是关于文艺界批修的,一次是关于“两结合”的,一次是关于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另外两次大概是林默涵、陈荒煤对他报告的解释和补充。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里,由党的书记来传达文艺界领导人关于文艺理论、美学问题的讲话,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突显所传达的内容极具政治意义,政治压倒了学术。第一次传达完,总支书记联系实际动员师生:批修是一场具有国际意义的战斗,这一运动对我系有特殊重要意义,是深入进行教育革命的组成部分,我们要站在最前线,自觉革命,彻底批判、肃清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毒素,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个时候,大学生们已经被训练出对“中央精神”的敏感和期盼,虽然还没有象影视中表现的,地下工作者从电波里听到党中央声音时那样的激动、兴奋,但“中央精神”的真理性、权威性、神秘性对我们有着无庸置疑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尽管分不清听到的究竟是政治还是学术。当我对文论的爱好从课堂得不到满足,课外阅读面又很窄,除生吞活剥《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脑子里装的多是《文艺报》上的一些评论,这时他那些包裹在权力话语里的充分政治化了的文艺观念和学术思想,比如: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与意识的理论是我们建立马列主义美学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文艺是意识形态,是时代的风雨表,无产阶级以它作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哪里有伟大的革命,哪里便有伟大的思想和文化,西方现代的文化艺术腐朽了,东方革命起来了,我们的时代必然要出现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文化艺术高峰,要反对“落后论”;道德的基础不是个人幸福,我们的文艺是最革命最先进的,要歌颂没有自私之心的人,培养共产主义个性,而要表现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完全新的英雄人物,必须采用“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简称)的创作方法;文艺界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而文艺是修正主义最易藏身的地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其它资产阶级思想,是文艺界长时期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斗争,必须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人类之爱,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旧概念,必须抛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必须批判和重新估价资产阶级文艺遗产(特别是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破除对资产阶级文艺的迷信和崇拜,清除它在青年中造成的反动、消极影响;应当用历史主义分析的方法批判遗产,既要指出它在当时条件下的意义,同时也要指出它在现阶段以至将来有什么意义,有了历史的观点还要有革命的观点,要进行阶级分析,如个性解放在五四时期是进步的,在今天就是反动的了;双百方针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必须以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为前提;文艺从来不在党和阶级之上,我们时代、阶级的智慧集中于党,文艺家要不落后,便要表现党的精神和政策,不能超过党和阶级……这些一直延续到1960年7月他在第三次文代会报告中将之更加系统化的理论观念,都强势进入了我的思想、知识积淀之中。对这些,也不是没有困惑、怀疑的时候,有次在学校大操场看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上中下三部,从傍晚到后半夜,我们被葛里高利、阿克希尼娅的爱情和葛里高利的悲剧命运深深吸引住了,内心难以名状的情绪有一种被释放出来的感觉。第二天我和几个同学又凑在一起讨论肖洛霍夫的原著:用阶级论怎么也解释不清主人公亦红亦白亦正亦邪的思想和行为,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怎么会歌颂超阶级的人性、爱情?难道周扬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理论观点不适用于苏联文学?可苏联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榜样呀!我们寄希望于苏联文学课能解开这个矛盾与纠结,可我的笔记本上只留下了老师的一句话:“肖洛霍夫就在这时参加了集体化的工作,他放下未写完的《静静的顿河》,开始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几节课全是分析达维多夫的形象,因为“这部小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作品”。我当然还理解不到老师有不得已的苦衷,只好让矛盾与纠结深藏心底。在周扬他们那里,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主流文艺观和方法论被包装得相当精致,而一旦为像我这样缺乏知识底蕴的中文系学生所接受,就会以十分粗拙、浅陋的形式表现出来。1959年10月,在全系李清照讨论会上,我对《漱玉词》的评价足以说明这一点:

用“对人民的态度如何”来衡量,李词的基本情调不健康,对生活的态度是消极的。她写的愁只不过是个人的哀怨,是闲愁,没有跳出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尽管写得很真实,但意义不大,思想性不高,其中消极的方面在今天要批判。有人说李的遭遇是时代的悲剧,如果是指李的遭遇反映了时代的不幸,反映了当时一般人民的不幸,那是不对的,因为虽然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了,但她的阶级地位并无改变,与人民的感情还有很大的距离。应该说那是上层贵妇人自身的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主要是她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从客观效果看,我们从李词感觉不到什么美好的事物被压抑、毁灭,看不到抒情主人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从而使我们同情她的遭遇,激起我们对丑恶现实的愤恨。有人认为从李词可看出当时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抑和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这和上面的观点是一样的,没有对作品的形象进行阶级分析。李词写了上层妇女的哀怨愁苦,当时的下层妇女不会有这样的感情,一来没时间,二来没物质基础,她们也有离愁别恨,但与李的很不相同,如《折杨柳歌》、《子夜吴歌》。至于李与赵(明诚)之间的爱情也只不过是远离人民的上层贵族夫妇之间的情爱,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歌颂。有人说李词固然不具反封建意义,但她确实忠实地写了自己的生活,从中可以看到贵妇人的精神面貌,这不也是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吗?我认为,文学要反映生活,问题在于作者抱怎么的态度反映怎样的生活,评价作品要看作家的阶级立场和作品表现出来的爱憎,李词的情感虽不是虚伪的强作愁,但作者没有抱批判的态度去写,这样的真实就没有什么社会意义。汉赋真实地描写了皇帝荒淫无耻的生活,能肯定吗?真实应当是历史的真实,离开了社会生活去谈真实,真实就失去了客观标准。

这种今日看来幼稚可笑、当年却有相当代表性的“阶级分析”,其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和反历史反逻辑的感受,消解了对作品的审美观照。不过人毕竟不是无生命的机器,政治化的种种观念(包括文艺观)不可能实现对思想的绝对统治,不可能把人的感性统统杀死,把人的理性统统扭曲。特别是当僵死的教条会危及到某种根本时,压抑会放松,思想会反弹。五九年粮食限量吃不饱以后,我日益明显感觉到了这种趋势。高教部长杨秀峰亲自来我们年级听课座谈,调研高等教育中的“左”倾表现;北京市委大学部派员深入各班,为包括我在内的被打成“白专”或有“白专”嫌疑的学生清理档案、赔礼道歉;人民日报宣传科学精神了;《文艺报》讲艺术性、艺术标准的重要性了,甚至赞扬文学作品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给一些右派分子摘帽……。这一变化在教学活动中也反映了出来。1960年下学期,我们年级开始教育实习,行前叶苍芩先生为我们恶补了教学法。叶先生是我国语文教学法学科的奠基人,“教育革命”中被戴上“资产阶级专家”的帽子,重返讲台的他为我们“雪中送炭”,至今印象还很深的一句话是告诫我们“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走进师大二附中,两年前景山学校的那种“革命”氛围消散了,九年一贯制的教材不见踪影,老师和学生都已安静下来。我讲的第一课是毛泽东的《政协开幕词》,从课文在语言、逻辑上的特点入手,把内容分析落实到字词句,如抓住“随着……不可避免”这个关联词,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关系。课是没上成政治课,但也远不是成功的语文课。不料想,这居然引起了系实习领导小组的重视,阶段总结时要我介绍经验,并写成文章登在油印小报上,后来还指定我为全国文教群英会东北代表团上观摩课。其实我不过是并非自觉地遵从了实践的召唤,从已有经验和学生实际出发,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出发,也并非有意地抛开了此前被灌输在头脑中的某些教育理念,从而一定程度上与语文教学中的“左”拉开了距离,客观上符合了当时纠“左”的大趋势。

从《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道路》,周扬紧跟毛泽东建构政治乌托邦的节拍,以“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旗帜,试图按照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构造一个文学的乌托邦。为此,他将马恩列毛和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瞿(秋白)等的文论组成一个系列,以为理论支撑;他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来扫除政治、思想障碍;他把“为工农兵服务”、“双百”、“两结合”阐释成唯一正确的真理,用以规范文学家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造。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语境里,像我这样的一个政治上幼稚盲从,思想上缺乏独立思考,学养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爱好文学和文论但又对它们知之甚少甚浅的中文系学生,是很容易接受和向往这种文学乌托邦的,是很愿意把参与建造这种文学乌托邦作为自己将来的学术追求的。在我文艺观的形成期和学术启蒙期,这对认知框架的建构,知识系统的形成,学术方向的选择,思维方式的运用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大学四年,由于头脑里塞满了政治观念和政治化了的文学观念,文学的本体被遮蔽,思维的空间被挤压,对文学自身思想艺术魅力的直接感受、体验受到阻滞和疏离,对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的认知、把握受到怀疑、贬抑、批判,因而习惯于从抽象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化的文学观念出发,而不是从文学的创作与欣赏实践出发去观察文艺现象,也就渐渐成为我思考问题的常态,成为我学术素养的一大软肋。在这四年里,虽然文艺界也反教条主义,对极左的东西有过抗争,从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为《青春之歌》辩护,到驳斥《大众电影》对苏联影片《共产党员》的简单化庸俗化批评;从赞扬学术上自由辩论如何评价陶渊明,到何其芳批评北大“红色文学史”和北师大“民间文学史”;从王西彦、侯金镜保护赵树理、茹志鹃的创作个性,到《文艺报》的《题材问题专论》……这些都引起过我的关注,并在思想上留下了认同的痕迹。但是,枝枝节节、星星点点的“纠偏”怎敌得过根深蒂固、铺天盖地的极左思潮?问题在于,那个年代还不可能怀疑,更不可能认识到简单化、庸俗化的根源,就在自己所遵奉的被周扬们阐释的“马列毛文艺思想”本身,反而坚信二者是不相容的。问题还在于,我在接受政治化文学观念的同时,接受了具有政治选择性的理念:右、修正主义,是立场问题;左、教条主义,是方法问题。出于趋利避害的人的本性,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左比右保险”的观念已深植于我的潜意识之中:根据政治需要忽而批右忽而反左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被解读、升华为“坚持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而这在实践中往往是很容易模糊、动摇、甚至取代自己对真理的追求与坚守的。

1961年7月17日,首教高校毕业生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因病住在校医院未能参加,有与会同学下午回校后向我讲述了陈毅元帅报告的内容和会场情景,讲者兴奋,听者动容。陈老总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北京和全国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讲的,一上来就批评团中央要他讲“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问题,说:什么红透专深?!能又红又专就不错了,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也没红“透”专“深”啊。然后开始讲国内外形势,重点讲教育问题,尖锐地批评高校五八年以来的“左”的错误,为所谓“白专道路”平反。历经血与火考验的老帅说:“错了就要改,我代表国务院向这几年受到伤害的同学赔礼道歉。”说完脱掉帽子,向坐满大会堂的青年晚辈一连三鞠躬。这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不少同学泪流满面。当他讲到批“白专道路”的危害时,转过身大声批评坐在主席台上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负责人:你们懂什么政治?你们的学生一半时间搞生产劳动,结果外语考试有一半不及格,这怎么行?!前不久我接见外宾,你们学校的毕业生当翻译,居然把“胸有成竹”译成“肚子里长出了竹子”,外宾听了莫名其妙,弄得我很紧张……。听完“传达”,我有精神得到解放的感觉,但也仅此而已,没有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也根本没想过要反省此前初步形成的教育与学术观念。

走进北师大,我接受的第一笔政治、学术“遗产”是反右斗争,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刘宾雁的“干预生活”最让我心存畏惧;离开北师大,我得到的最后一笔政治、学术“财富”是批修斗争,林默涵的《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和马文兵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最令我心存敬羡。秦兆阳们的“警示”作用和马文兵们的“榜样”力量将伴随我走向下一段行程。

说说《西线无战事》

文/ 蒲湖

《西线无战事》是德国著名小说家雷马克(1898年—1970年)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利用晚上时间花六个星期完成的长篇小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伍,战争中受过伤,战后创作了被誉为“古今欧洲书籍的最大成就”的成名代表作《西线无战事》。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月九日,小说在《福斯报》连载,发表时署名“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名字中间的“玛利亚”是为了纪念其母亲),翌年一月由柱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共十二章,十五点二万字,首印五万册,后被译为五十八种文字,总印数超过两千万册。该小说用沉郁、冷静的笔不动声色地颂扬了萌生于战场、成长于炮火之下的人道主义情怀,因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思考,奠定了他在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文学上新的里程碑。小说反映了一名普通战士的战争经历,对于一场现代战争,普通战士的视角是最底层的视角,是与死亡最亲近的视角,是最容易发现侵略战争反人性所在的视角,同时,这个视角具有平民化的力度,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体验。因而雷马克成为当时“人们读得最多、受赞扬最多和受攻击最多的当代作家”。

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出版了洪深、马彦祥合译的《西线无战事》,此译本距德国出版原著单行本只有九个月的时间。据马彦祥在序言中说,“以两个人三个月的时间,才将这本书译完,当时为了便利起见,是根据英译本译的,译完后经洪深先生就德文原本校对了一遍,又几乎费了一个月”。姜德明藏有此书,为上海现代书局发行,其封面从左到右横排繁体字印刷,最上面是书名“西线无战事”,紧接着划一粗横线,横线下紧排两行字,上为“德国雷马克著”,下为“洪深、马彦祥合译”,最下面靠右为“现代书局印行”六字,字的左边为一帽子形状,应为士兵佩戴的钢盔吧。此书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姜先生藏的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印行的第九版(姜德明《西线无战事》一文载《书坊归来》,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三月一版一印五千册,定价十三点八元)。

我也藏有一本《西线无战事》,书名、作者、译者与姜藏本完全相同,但却是上海平等书局出版,也是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我的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再版本,书的封面是从上而下竖排繁体字印刷,右边为“洪深、马彦祥合译”,中间为书名“西线无战事”,左边自右向左四排,依次为“附:作者肖像;作者小传;序……马彦祥;后序……洪深”等字样,书的版权页上,发行者平等书店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一五一号(扉页上为“上海平等书局”),总代售处华威贸易公司在上海仁记路三五号,定价一元五角。同年同月在同地出版相同译者译的同一本书,此情况于出版而言应是很少见,不知两个出版社是何种关系了。

就此事我写信向现代文学史专家朱金顺请教,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得到回信,现录如下:

“所问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当年见过多次,但没收藏……洪、马合译之《西线无战事》,肯定现代书局、平等书局两种版本都有,二者关系我说不清……下边将从手边查到的材料奉告:

(一)在《上海出版志》第二七三页上,介绍现代书局出版物时,有‘洪深译著的《西线无战事》……’,第六一八页上,讲翻译图书时,说一九二九年,有‘平等书局出版,(德)雷马克著《西线无战事》,洪深、马彦祥译’。但是,此大书第二四九页至二六四页,是《一八四三——一九四九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介绍了三百多家上海的书店,却没有一个‘平等书店’,不知何故也!

(二)在《中国现代作品著译书目(续编)》(此书可靠,是北京图书馆书目编辑组用他们馆藏书编的)中,马彦祥部分,有此书,在第三四一——三四二页上,如此著录:《西线无战事》 ,(德)雷马克著,洪深、马彦祥译,A、上海平等书店,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19+332+40页,28开;B、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四版,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版,19+332+40页,28开,现代世界文艺丛书。

以上材料极可靠,对你提出的问题,极有参考价值,但要得出准确结论,要找到版本亲见。”

朱先生的回复依据相关资料明确有平等书局和现代书局两种版本的《西线无战事》在上海出版,《上海出版志》上没有平等书局的信息。沪上姚一鸣,酷爱淘书,研究旧书局,出版过《中国旧书局》(金城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六月一版一印,定价三十九点八元)专著,请他帮忙查询,也没有找到关于平等书局的信息。

我藏的这本《西线无战事》,封面上有“鲁寒雨”的名字,并在正文前马彦祥序言后,用毛笔字书写了自拟的各章标题目录、页次,及“寒雨十九年寘于持志学院”等文字(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三〇年),此人应该是该校的员工或学生了。上海持志学院乃何世桢一九二四年创办,初名“私立持志大学”,一九三〇年刚刚易名为“持志学院”,系上海外国语学院前身,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该校与上海其他大中学校一起,先后集会声援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成立,该校等十七所大中学校为理事,成为当时的爱国名校。时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居正、于右任、孙科、蔡元培、何应钦、刘海粟等曾为该校题词,该校以法科为主打,毕业生从事律师职业的居多,外界称“持志系律师”,著名校友有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中国罗马法的先驱、被誉为“罗马法活字典”的法学家周枏,文史艺三栖学者郭虚中等等。而鲁寒雨,查相关资料,所获信息不多,只是在河南新野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成立的“新野县旅外学生抗日救亡协会”所编印的《战时》小册上,作为该县知名绅士的鲁寒雨曾题词署名。至于此“寒雨”是否彼“寒雨”,就不得而知了。

书的封面、封底为武昌亚新地学社印刷物的纸张包装,封面上为“本社节要图目(教授类、应用类、零幅类、张挂类、城市类、历史类等)及价格”,封底为“中华国耻地图,武昌亚新地学社印行,勿忘国耻”等内容。

一本八十多年前的旧书,从鲁寒雨之后,不知又经过多少人之手,辗转流传,现在成了我的藏书,书本之外还附载有上海持志学院、武昌亚新地学社及“勿忘国耻”的中华国耻地图等等信息,此乃淘得此书的意外收获,也是淘书的乐趣之所在吧!

附图片说明:一、封面;二、扉页;三、版权页;四、鲁寒雨毛笔书写目录及页次;五、封底包装纸。

序《舌尖乡愁》

文/ 祖慰

味觉制作的三部“视频史记”

——序《舌尖乡愁》

​​

味觉能被制成视频?而且还能弄出三部“视频纪传史记”来?不信?那就请读张福臣兄的《舌尖乡愁》。别看这个书名有点落入《舌尖上的中国》1 +《不忘乡愁》电视片之窠臼,但内涵绝对是“老张”只此一家的纪传(《史记》是纪传体,故夸张称这部小书为“视频史记”),而且还有着自创的“苦咖啡幽默”的语言特色。

人的味觉是有点神奇,一旦某次味觉内储为浓郁的记忆,当下次再吃到相同的食品时,立即就会把当年食用时的场景、人物、心绪、动作全都钩钓出来,制作成一个高清而且灵动的视频在脑屏幕上播放。福臣兄用文字把自己的视觉记忆来了个“转媒体”表达,读者在脑屏上还原成他的“视频纪传”,于是就有了这本稀罕的书。

第一部:在奔天堂的路上挨饿

孔子爱吃,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讲究的精与细都是形而下的“器”。法国人也讲究吃,而他们却高调地说——“每顿饭都是上帝送的礼物,绝对不能随便打发了”——这无疑已经提升到形而上的“道”上去了。

然而,无论是孔子还是法国人关于吃的说法,对于张福臣的《舌尖乡愁·舌尖上的童年》来说,都是最恐怖的反讽!

华华(张福臣的童年小名),从4岁到24岁饥肠辘辘,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吃,不是“上帝给的礼物”,而是上帝最恶意的惩罚!

​于是,他的童年的味觉记忆就制作出了“饥寒起盗心”的纪传体来:

​——他与妹妹饿得实在忍不住了,逼得他去邻居李叔家屋后偷南瓜。不幸被李家姐弟发现逮住了,李叔问为何?他说我和妹妹很饿很饿。李叔不仅没打没骂,还把南瓜给了他,并说,再饿时来找李叔。他回家煮了南瓜吃时,眼泪啪啦啪啦掉下来。他听到见舌头说:南瓜甜,眼泪咸……多精彩的饥饿的小贼与李叔的爱善的视频!

​——40多年前放学时他饿得都摇摇晃晃了。走到一个藕塘边,惊喜发现一截白藕露出水面,他疯狂脱了衣服就下水掰了一截。正狼吞虎咽时,被拿着扁担的村民发现了,按在田里一顿打,还说:“你连藕种也敢偷吃!”——藕的味觉记忆视频:是痛,是羞辱!

​——饥饿的年头,父亲把他交给东北老家的爷爷,爷爷又让姑姑领走。姑姑见他饿得哭,就到仓房里拿土豆种煮给他吃。姑父发现了,说,把土豆种吃了来年种什么?姑姑无奈罢手了。一天,他偷偷爬到仓房顶上,弄个窟窿想伸手下去抓土豆。咳,一不小心摔下来了!正巧,一头砸在一个破锅上,满脸是血。姑姑闻声赶来抱着他痛哭。后来伤好了,鼻子上方却永久留下一道像二郎神那样的第三只眼疤痕。这是一个“饿贼眼”。以后每吃到土豆,就有姑姑心疼地为他擦血为他流泪为他治伤的视频在播映。他说,姑姑的烧土豆永远长在他的鼻子上了……

——长大了,读初一了,早把“盗心”灭了,可饥饿还在继续。他一边读书,一边拾荒以求减轻饥饿。在《融进我血液里的一碗残汤剩饭》一文里读到,他隔三差五跑到学生宿舍楼,一栋一栋地去搜索,想拣点破铜烂铁换钱解饥。有一天他捡到一个可以卖三分钱的牙膏皮子,就如捡到了个金元宝,因为三分钱可以买到够他和妹妹吃一天的五香萝卜干。一天他又去拾荒,什么也没有捡到,只有一个破瓷碗。可他还是拿着去了食堂。正好看见一位女生将没吃完的剩饭倒进垃圾桶走了,他马上用捡来的破瓷碗将垃圾桶的剩饭挖了出来,躲到一边吞吃了。吃完他却流泪不止,不知哭什么。

这就是“编辑出版一千多部书的著名出版人、原武汉大学出版社大众分社社长、青年作家网顾问”张福臣的童年到青年的几段味觉记忆视频。12篇记忆,12个小人物纪传。这是他个人的第一部“视频史记”。他没有点出为何命途如此多舛,但根据年龄计算以及他父亲是南下干部的身份就知道,这正是亿万国人热血贲张地奔向天堂的岁月。这一算,就使得张福臣微不足道的童年小史突然凝重起来,凝重成了一段国家历史。

第二部:在希望的原野上提升了味觉的精致度

​中国巨变,张福臣跟着变得不再挨饿了,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味觉所好而到处找好吃的了。

​有句带点哲理的话:文明程度与感觉的精致度成正比。

张福臣在“饥寒起盗心”饥不择食时,味觉精致度归零,其文明度也是零。

此刻张福臣的生态境遇完全不同了,感觉精致度在飙升,开始“饱暖思奇欲”了。

请看中辑10篇,其中就有5篇是描绘他钻天拱地去找超越味觉经验的新奇美食的。如:“油饼包烧麦”、“八斤包子香”、“丙祥烧麦大碗茶”、“锅包(爆)肉”、“馕”等。他毫不隐晦自己的贪欲:“只要耳朵听到哪有好吃的,嘴和舌头就跳舞。”

他这般描述自己的味觉精致度:“我捧着两份油饼包烧梅在路边树下人少的地方细嚼慢咽,入口真香啊!金黄色薄如纸的油饼,烧梅皮劲道,馅糯软,入口进胃的味道说不出道不明,两个字——好吃!油饼金黄有色,烧梅玉润有形,形色添香,老张吃出了幻想,何不给一个名份,‘金包玉’如何?”再听他讲“八斤包子”的味觉:“包子馅肉香汁香,包子底皮焦香,可以说进口不忘,口齿留香。”即便说起卖烧麦的丙祥家免费大碗茶,也品出了非凡的滋味:“我每次来吃下6只烧梅后,都会不紧不慢地喝上三碗,这种茶水入口舌生香,有点点苦,入胃后感觉体内所有的器官畅通爽快!”这就是他的味觉精致度,这就是文明度。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吃这些新奇美食时,还找老板们探究创业成功的秘笈,多尝到了一份底层人的人文精神美!

又有一句带点哲理的话:吃什么并不可贵,可贵的是同谁一起吃。

在中辑里,写到了著名诗人食指请他吃涮羊肉,那滋味全是食指飞越疯人院的诗味!还有一次,他带着十多人的青年作家采风团,到乌蒙山水城采风并采食,一帮文人当采食到山野里的超验味觉时,特别是尝到一尺多长的乌蒙山原生态毛豆时,标配的文质彬彬全被解构,剩下的只有狂呼好吃的失态了。

福臣兄在希望的原野上终于吃出了味觉的精致美,还外加了一点人生哲学美。

第三部:大难临头时的味觉是大爱的滋味

这本小书的第三部,作者制作的是新冠病毒大肆入侵武汉时被封城70天的“苦难味觉”。

​本书描绘武汉人之所以被称作英雄,并不是因为做了惊天动地的事,而是能通情达理,明白在大难临头时,倘若“真为大家也为自己”,那就必须让渡出个人自由而接受严厉的管束。相比之下,世界上那么多把“自由”当经念的文明人却做不到,于是,新冠病毒就在那里狂飙万里。

​然而,这一辑21篇不是阐述这个“自由”大道理的,而是展现在封闭孤独恐惧绝望中通过味觉尝到了突然爆发出来的大爱。这爱的飞瀑,有作者女儿的,有四海朋友的,有不相识和不知名的。

​封城25天时,一向开朗达观的他 ,却再也受不了封在小小水泥盒里吃了睡睡了吃的“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了,发出绝望的喟叹:“也许老张的人生句号就在这里了?”

​幸亏爆发了人间大爱,救赎他的生命厚重起来:他得知全国十万白衣天使冒死来武汉了;他得知数万工程人员没日没夜用破人类记录的速度把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成了:他得知山东、还有不知地名的全国农民兄弟免费把菜送到每家每户了;他亲身感受到两个心疼着他的女儿呈现出的无法形容的关爱……他,终于熬过了但丁写的炼狱般的70天。

武汉解封了!

​记录这个解封大历史事件的又是味觉领先制作的视频:被隔绝近百日的老友们蜂拥重聚,大快朵颐四海朋友们奉上的烤皮鸭、川汤圆子、鸡汤大米粥、炖土鸡、小龙虾、猪肉酸菜炖粉条子、自酿果酒……

要问被大爱滋补后的此刻张福臣味觉精致度怎样描述?不仅是南欧人追求的“美酒、美女、美歌”,最贴切的要拿李清照的词来形容。这位写绝了“怎一个愁字了得”的女诗杰在放下“愁”字时写过:“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是为序。

祖慰 2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