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凤梁老师的嘱咐

文/ 傅承洲

大概是在1996年6月,我已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即将离开南京的时候,谈凤梁老师请我吃饭,在一个小单间里,和我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一方面是为我饯行,另一方面是有话要嘱咐我。这次谈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叮嘱我专心做好教学科研,不要从政。我到中央民族大学报到之后,给他写信汇报工作生活状况,他回信再次提醒我,最好不要从政。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用意,甚至觉得这话有点多余,我一个年轻教师,即便想从政别人也不会给我机会,何况我根本就没有从政的想法。2000年,我在同事和领导的再三劝说下,答应做了一任学院副院长,虽说谈不上从政,但也是管理工作。一届任满,才知道自己真的不是那块料,即使是学校已经张榜公示,我也坚决不再续聘。虽然没有完全听从谈老师的嘱咐,走过一点弯路,最终还是回到了书斋。正是有了这段经历,才完全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

谈老师叫我不要从政,是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来教育学生,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于1993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谈老师时任南京师范大学校长。我曾听他说自己从政是历史的误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级领导干部面临年龄老化的问题,中央提出了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江苏省委要在南师大选拔一位副校长,条件非常具体:年龄五十岁以下,职称副教授以上,教学科研出类拔萃。这种条件在现在看来并不苛刻,当时文革结束不久,高校教师被耽误了十年的时间,符合条件的简直是凤毛麟角。1983年,谈老师四十七岁,已晋升副教授职称,上课是当时中文系最叫座的教师之一,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完全符合副校长的任职条件。家庭出身不好,连教研室主任都没有当过的谈凤梁,就这样破格提拔为大学副校长。从1983年任副校长,1991年任校长,至1996年因病卸任,一干就是十三年。这十三年正是一个人文学者的黄金时期,可以说谈老师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南京师范大学,还搭上了自己的健康。他为南师大做了哪些实事,一个只在学校念过三年书的学生,不可能作出全面的评价。就我和他接触中,只知道他活得太累了。作为一校之长,谈老师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休息时间还得加班加点。我向他请教只能是周末或晚上,交谈之中还经常被电话打断。一天晚上,我上谈老师家,他告诉我,今天不能在家中谈,只能外出散步边走边聊。原来有人纠缠很久,他已反复解释,仍不管用,还要上家里来,不得不选择回避。一个冬天的周末,我去他家,他正准备出差。师母告诉我,为学校出版社一事,他已经上北京多次,求人的事,必须校长出面。还有一次去见他,他刚从国外访问回来,因有心脏病,长期靠服药维持,在上海下飞机时,药已服完,差点把命都丢了。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严重影响他的健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五十多岁,身体消瘦,眼窝深凹,脸色焦黄,一脸倦容。1995年暑假,南京、上海多家医院诊断他患上肺癌,在上海做了部分肺切除手术。术后切片检查,只是一个结核钙化点。虽是一场虚惊,却是一次开胸手术,元气大伤。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又投入繁忙的工作。一年后,确诊为淋巴癌,经过手术、化疗、放疗等一系列痛苦的治疗,仍旧没能挽救他的生命,1998年2月8日病逝,年仅62岁。

谈老师出任校领导,耽误了太多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一些计划中的研究工作也未能完成。谈师1960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不到24岁,作为人文学者,都有一段读书积累的时间;作为大学老师,还有一个准备和熟悉教学的过程。这一过程还没有走完,文革爆发,一搞就是十年,学术研究完全停止。1977年文革结束,谈老师已人到中年,这才有了正常的做学问的条件,到1983年走上领导岗位,留给他专心治学的时间只有七年。在这七年里,他写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大多收入他的个人论文集《古小说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他投入精力最多的有两个领域:一是《儒林外史》研究,一是文言小说研究。他和同事校注过《儒林外史》,花很大的气力编写了《儒林外史纪历》,既为自己的研究打下来坚实的基础,也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一文,提出吴敬梓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分三个阶段写成了《儒林外史》,每个阶段取材和写法存在明显差异。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李汉秋先生选编《儒林外史论文集》,收录了这篇论文。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教授撰写的《儒林外史叙事形态考论》(《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引述了谈老师的观点。他1980年发表在上海《文艺论丛》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一文,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小说作品,重新梳理了小说的概念。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考察小说概念时参阅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北京大学浦江清教授的《说小说》,另一篇就是谈凤梁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164页)在当副校长期间,谈老师仍旧挤时间做研究,他带着三位研究生一起编写了《中国古代小说简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主编了《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他打算撰写一部文言小说史,已经与王裕祥合写了《文言笔记小说发展简史》。计划修订《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简史》,并请人给原书提修改意见。我毕业前,他多次对我说,等他卸任了,我们一起做研究。在治病期间,他在给我的信中,还谈到他的研究计划,等疗程一结束,将重新开始研究工作。但病魔没有给他时间,他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近几年经常见到和听说一些朋友为导师祝八十大寿,写祝寿文,我便会想起了谈凤梁老师。谈师1936年出生,今年正好是他八十周年诞辰,却没有机会为他祝寿。谨草此短文,寄托我对谈老师的思念与感激之情。

2016年10月1日

关于胡发云的《如焉》

文/ 丁邢

我们较为熟悉的武汉作家是胡发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焉》,写的是2003年疫情中的故事。小说全名《如焉@SARS.COM》,其中就含有萨斯。今天重读,仍觉时光倒流,好像小说情节在现实中重演。小说中的副市长梁晋生,是个颇为干练的官员,如果疫情初期有这样的官员主事,时下的局面,可能不至于如此被动。因为作品中的几个配角如毛子、江晓力、达摩、卫老师写得更出彩,以至读者往往忽略了梁晋生。

《如焉》的面世,我曾起过一点推手作用。这本小说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向作者约稿。但写成之后,他们不敢出。武汉大学教授肖箑父的儿子肖远和胡发云是朋友,和我也是朋友,他拿到小说的电子文本,让我先睹为快。我一口气读完,眼睛为之一亮!我感到,这是进入新千年以来罕见的紧扣时代精神的长篇小说。如此切近地展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人格分化,如此传神地描绘灾难中的世象,如此深入地解剖体制机理的当代小说,已经多年未见!于是,我连夜转发二十几个朋友。反馈最快的是女作家袁敏。她原来是作家出版社编辑,经她之手推出了刘海军的杰作《束星北档案》。她没有读完全书,便在次日上午给我打来电话,问这部小说是否已经有了着落?我说没有。她说:我要了。她已经应聘出任《江南》主编,就要走马上任。她说,我当主编,有终审权,这部小说由我出。她上任后,2006年第1期《江南》以近乎整本杂志的篇幅刊登了《如焉》。《江南》原来每期只印二、三千册,这一期加印到一万多册,还供不应求。

《如焉》发表以后,我和胡发云成了朋友。他生于1949年,长我两岁,曾主动奉还中国作协会员名号,我称他发云兄。2006年4月,武汉市文学院在东湖客舍召开了《如焉》学术讨论会,发云兄邀我参加。会上除了见到艾晓明、傅国涌等旧识,还遇到邓晓芒、李工真、默雷、梁卫星等新友。那次会议,碰撞出许多思想火花,至今难忘。

数月后,《如焉》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单行本,得到很多有识之士好评。有人赞曰:“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而已。”有人赞曰:“孤篇压全唐”。其实,《如焉》不是胡发云的孤篇,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迷冬》同样有份量。故事的背景就是武汉,小群曾撰文评介。

这次武汉封城,我不免惦记老友。连忙和他通微信,问候近况,得知他此刻并不在武汉。

原因还要从《如焉》说起。

他原来的妻子李虹在《如焉》写完,未及出版时,因胃癌与世长辞。所以小说第一页作者肖像下面印了一句:“献给先我而去的李虹”。小说女人公茹嫣身上,就有李虹的影子。胡发云对女主人公心理的细微洞察,对亡妻的深情,感动了无数女性读者。其中有一位定居维也纳的中年华人独身女士,由喜欢小说而钟意作者。回国相见,果然情投意合,和他结为连理。更有意思是,这位女士的女儿和胡发云的儿子年龄相当,相识后也颇为投缘,成就了第二段佳话。这些年,发云兄在武汉和维也纳之间行走。今年原定除夕之夜回武汉,已订机票。1月9日,他在微信上留言:“半夜醒来,发现手机未关,还在叨叨各类消息,包括武汉肺炎,想起16年前的非典,想起如焉极其跌宕起伏的命运,大墙内外真是天地两重,唯有故国宿命,岁岁重演。返乡机票已订,不知此年好过否?”行前突然宣布武汉封城,他只好临时退票,留在维也纳,遥望故乡同胞与疫情抗争。他说:“71年来,第一次没在故乡武汉过年。十多天来,没日没夜地盯着国内的各种信息。”

唉,发云兄!

(以上内容选自2020年2月4日“丁东小群”,获授权)

2006年《如焉》研讨会,
红上衣者胡发云,左一为丁东。

为祖慰《黑眼睛对着蓝眼睛》办讲座

文/ 张福臣

2017年,我退休半年后在卓尔书店任顾问,工作之便得知祖慰先生的《黑眼睛对着蓝眼睛》(删节版)2017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上市。这本书稿曾在我手里压了3年未能出版,心有亏欠,想用行动补偿。

也是利用工作之便,电话联系祖慰先生,请他来卓尔书店做个《黑眼睛对着蓝眼睛》讲座和签名售书活动,先生满口答应。时间定在8月30日,活动时间定了下来,我让书店采购进了一批《黑眼睛对着蓝眼睛》,一切准备就绪。

8月30日上午10时许我来到卓尔书店三楼淘书坊,脑子里反复琢磨活动的程序,两眼盯着淘书坊对面可容纳100多人的大会议室,想象下午活动的场面,回忆以往在这个封闭的会议室举办各种讲座签名售书的冷场。

忽然间灵光一闪,何不把活动场地移到一楼大厅,和书和读者融合到一起呢?想到做到,把宣传背景板、桌椅都移到了一楼。

作者(中)与祖慰夫妇

下午1点钟刚过,祖慰先生江霞女士夫妇出现在会场,立刻有人认出了祖慰夫妇,马上围了上来。2点30分的讲座两点整就开始了。

他讲到《黑眼睛对着蓝眼睛》一书并非一个有关风月的异国爱情故事,而是来自中国的文化学者如何让自己的黑眼睛对上西方人的蓝眼睛,是关于文化交流方面的思考。祖慰先生两个小时没休息,为读者分享中西方文化的差别。

我不记得当时进了多少本书,最后剩下的3本书我全买了,签名留给自己一本,两本送给了亲友。

2017年旅居法国的祖慰先生回国前已获得巴黎永久居民,有记者问他为何选择回国?我们看祖慰先生如何回答的。

祖慰 (1937-2022)

祖慰说:我生在上海,后来在江苏长大,现定居武汉。我有两个选择,可以去法国,因为我是那边的永久居民。假如我在法国,晚年的生活,从经济方面考虑不会有任何问题,整个环境对于一个老年人的生活是很好的。我想做点事,而在法国,我是边缘的,因为我没有“语言”,我这个人“贼心不死”,我想做点事情,你看我现在还在写文章,我希望留在中国,权衡之后,就留下了。至于为什么选择了湖北武汉,那得问我夫人,爱情的力量!

这是这次活动后凤凰网湖北记者杨娜的采访记录,这次讲座也是我在卓尔书店策划的最后一场读书活动,第二天就辞职离开了卓尔书店。

童一珉的别扭人生 3

作者:顾文澜

初心

初心是现代最时尚的词汇,用在宏大的叙事中。

基础培训,成了热门,师资空缺,堤街高中美术特色班让童一珉去代课。童一珉孩童时就喜欢画个画,混迹江湖后境遇不佳,虽然难有机会画画了,依然关注美术,借用初心一词来说明。

老天爷给了个童一珉回归画画的机会,美术院校恢复高考,让他试画试讲。不能丢人现眼,童一珉抓紧在家作恢复练习,他基本功扎实,一个星期后就找回了自信。

素描人像写生,他研究了俄国的列宾、德国的门采尔、古典大师丢勒的画法,还综合了法国塞尚及精神分析法,是他的独门绝技,只是没有平台让童一珉大放光彩。试画时五十个学生及老师,以他为圆心围成孔雀开屏状,他要画张大头像,展示自己的能力。大画板上布置了一张全开(约一米*七十五公分)的大画纸。点了一名圆脸大眼睛女生做模特儿。这个架式,画这么大的头像就让人惊诧,童一珉的表现欲又有了释放的机会。他时而坐下,时而站起,时而退后,炭棒在他手中挥舞!他汗流如注,激情万分,“噫!“啊!”人群中不时传来惊讶的叫声!

当把炭棒最后的一截甩向脑后(是他绘画肢体秀习惯性最后的动作),“完成了!”童一珉气喘吁吁地道。

没有话说,全场师生绝对地被征服了!

女生的模样照相般的准确,立体感如雕塑样的凸出,神态略带羞涩却天真栩栩如生,神了!这是观看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致的评价。校监露出称赞的笑容。

试讲也通过得轻松,泡在江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练出一张牛逼嘴。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翻阅大量的资料,对绘画的步骤,构图的原理,明暗的布局,细节刻划,色光原则,认真背书,庙堂之上,岂容轻率!童一珉还面镜试讲,推演站立需端庄,手势配合,言简意赅不啰嗦,旁引博征得生动。“成功”还形容不了童一珉的成功,学生们被他感召都“爱上”了他。

他带的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在十六岁左右的年龄。男孩踢足球,个个都像抛向空中充足了气的球,不停地滚动,反弹,充满活力。女孩子红喷喷的脸颊,粉红的耳朵灿烂的笑容。八零后的孩子健康朴实,和他们在一起,象旅行者在亚马逊原始大森林,呼吸着世界上最清新的空气,喝清澈的泉水,整天和小鸟、小鹿、小动物嬉戏。

童一珉上课,准备充分,勤于示范,绘画教学,轻而易举,得心应手,学生们成绩突飞猛进。全市美职班专业比赛,数次包揽金银奖。教育局教研室请他为美职教师传经。童一珉在美职教育界成了神级人物。但他最欣慰的是示范讲课时孩子们盯着他,那一双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和渴望愉悦的神态。用后来成为某学院院长的一位学生的话:“童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是学生给他最高的赞赏!

美术教育知行需合一,行即是示范,老师多演示。学校为老师们安排了画室,发画材补助费。让童一珉又见到久违的画画环境,忆起美专的美好时光。数年混江湖,枯木般的心中,又生出绿芽,死寂的思维又泛起波澜!

作者手稿

孩童时期童一珉对数理化没有兴趣,厌烦做作业,厌烦老师家长枯燥的说教,厌烦家、学校,两点一线,单调的往返。他在纸上涂抹发泄,在画中找到另一个自由的世界。联想当下的孩子痴迷于网络游戏,虚拟的自由也是自由,同自己的动机如出一辙。

纠缠了几十年,童一珉已不是孩童单纯的玩。他深深地爱着能抚慰心灵的绘画。死灰复燃,再不会熄灭,也不能熄灭!

画室里

学校安排给老师练习的画室不太大,约廿平,两人一间。童一珉和崔华老师共用。崔老师秃顶,胡髯茂盛,一副高度近视的厚眼镜,宽厚的背。说起话来腔调圆润。他是地理老师改行教美术。在崔老师的旁边,童一珉支起画架,摆上画框,画笔颜料,他搓搓双手,将调色油倒入小油壶,又闻到亚麻油迷人的气味,轻轻的说:“久违了, love you (亲爱的)。”崔华耳朵却很灵敏:“你说什么啊?怀念情人了!”两人开怀大笑。

崔华正在画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入城的大幅油画《解放两江》。墙面已挂了几幅旧作《学雷锋,树新风》、《同仇敌忾斗苏修》、《马克思肖像》等。作为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的地理老师,教学之余,还有如此耗时美术创作的热情,童一珉不好意思去挑剔他的绘画水平。

童一珉该画什么呢,试着用油画画了狗子,找些参考材料画拉布拉多,吉娃娃,金毛,牧羊犬各种狗子,还拿着速写本,四处找狗子画写生。崔华瞅见,不以为然说:“你心仪动物世界?!”确实越画越不对劲,语文王老师看中金毛那幅,希望收藏。童一珉却用调色刀刮掉了,他认为拿不出手。

童一珉困惑了。

美术班超员,一班有五十二个学生。童、崔搭班子,能使教学有序;他俩走得很近,讨论教育,拉扯私事、家庭爱情。

崔老师也好酒,二人常去街边酒馆喝上几杯。酒酣放肆,无话不谈。话匣子打开,崔老师口若悬河,时而振振有词,时而言语犀利,严肃有加,时而絮絮叨叨。一次又一次,对童一珉的恭维近乎肉麻:“你画女学生的大头像,太棒了!大师级!”崔老师厚厚的嘴唇,吐出圆润温柔的声音:“我模仿你的画法,不得其要领,唉,画不好。”

是人都爱听赞美的话,童一珉心里很舒服。

一次二人喝了一瓶鹤酒,崔华似乎晕晕乎乎,他按着童一珉的肩头,冲着他的耳朵说:“兄弟,我说直话,你莫见怪。”崔华道:“你是残疾人!”童一珉一惊:“我怎么是残疾?”崔华摆出师道尊严,像在讲台上背书,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说:“优秀的画技是你强有力的一条腿,”崔华又说:“另一条是跛腿,你的艺术、画技没有得到发扬光大,是你没有在入世上下功夫。送你个成语,未雨绸缪,回家细细思量。”童一珉急了:“老崔快说,快说。”崔华道:“我借本书你读,美国《新锐艺术家手册》,画家只知道画是不行的,得拿出50%的时间和精力,去搞宣传,交际,去炒作作品;梵高,莫尼尼,安尼,陈子庄都是蠢人,把自己埋没了,就是不懂成功的谋略。”童一珉血气方刚时,有过盲目的狂妄,混江湖时对付的是生计,何时考虑过成功,还未雨绸缪,谋略,他说:“有画室、教书的环境,我只想好好画。”崔华说:“所以说你也是个蠢蛋!”

崔华说他年轻时没考上心仪的美术院校,教地理,粉尘吃了数十年,还做美术梦。“我还在下一盘重要的棋,会改变做教书先生平平庸庸碌碌无为的命运,你愿不愿意帮我一把?”童一珉道:“怎么帮?”“《解放两江》创作,构思由我,你操刀绘画执笔,合作。共同创造辉煌!”

童一珉不懂《解放两江》,想那不过是庆祝两江市解放三十周年政治图解式的应景之作。何况崔华构思构图就那个熊样,自己动笔也出不了彩。崔华故作神秘:“我已作了铺垫。”童一珉的脸就是个问号,崔华:“你只管画,我会让你见识。”他兴奋地唱起:“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的火焰照亮了我……!”

童一珉有不错的绘画手艺,耍几笔驾轻就熟,玩儿似的,轻易地干上了。画画的人帮别人画都很随意,不拘谨,弄得不好也没责任。不是自己的画布、颜色。反而用色大胆,笔触自如,往往效果更好。短短的半个月,还是课余的时间,一幅气势恢弘的油画《解放两江》耀然于眼前。那崔老师每天陪在一旁递茶递水,上馆子喝酒费用全包。童一珉享受的是放开胆子用油彩涂抹的快乐,和吃肉饮酒的快意。

学校的老师同学都知道崔华、童一珉老师合作绘制大型油画,围观者门庭若市,只要有人旁观,崔华会去掉烟蒂,放下揣着的茶杯,拿起画笔在不显眼处画上几笔,用指导的口气说:“小童,这里颜色太灰暗了。”

在崔华的督促下,“多快好省”地完成了《解放两江》,酒足饭饱的晚餐是结束宴。他们俩回到画室,崔华冲了咖啡茶,他抚摸着画框,像看着“心爱的儿子”——《解放两江》。他说:“就差一步了。”此时,他才将他的未雨绸缪的谋略、精心的策划向童一珉坦露:他弟弟崔中,是市政府的秘书长。经崔中的活动,市长、文联、美协的头头脑脑,都认可了《解放两江》的构思,只要艺术水平达标。崔华说:“我知道我几斤几两,缺的就是你那条强壮的腿啊!”他友好地拉着童一珉的手说:“有你的那几把刷子,我俩钢铁组合,无坚不摧!哈哈!”他开怀大笑,“市长表了态,获奖后挂在市府大厅进门处。”

童一珉这才懂得了铺垫的意思。

社会有无数的门,崔华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让他见识见识。

《解放两江》杀青了,有崔中张罗,请来市委宣传部、文联、美术家协会里有脸面的领导,崔中秘书长更像节目主持人,又像大堂经理,穿梭其间。童一珉观其相貌体态特征,除了戴一副眼镜,几乎和崔华一模子刻出来的。几辆公务车下来数位白白净净、衣冠整齐的人。早已轰动的校园,不大的寝室、画室,挤得站不下人了,“非常好。这幅佳作,非常好。市长委托我替他撑眼,我说挂在市政府大厅很适合。政治性、艺术性都好!”摇着折扇的人发话,其他的人呼应道:“好!”“王部长说的好!”崔华在一旁欣喜若狂,笑得合不拢嘴。

紫湖宾馆原是部队的招待所,改造,重新装修,不知何处移植来了几株百年古柏,庭院里面置放了硕大的太湖的珍贵奇石。描金的“紫湖客舍”是花大价钱请北京大书法家刘器先生题写,远远就能看见大厅中悬挂的意大利的水晶宫灯耀眼闪烁的光芒。最出彩的是门边的四位具有雕塑感持冲锋枪带钢盔威武站立的战士,远超银行门前镇邪的石狮。

一行人在崔中的带领下,缓步踏入了客舍的大厅,童一珉也跟着去了。崔华鞍前马后,陪着笑脸,围绕着领导们接话,把人请紫苑厅坐定后,崔中秘书长说了一段长长的满怀热情的套话。一桌子人多少有点不耐烦,有的在对话,有的打哈欠,崔华忙谦卑地说:“略备薄酒,不成敬意。“站立的男女侍者会意,熟练地码上杯盘碗盏。上菜了,冷盘、炒蒸、卤水汤锅,酒是茅台、五粮液,还有洋酒人头马和法国什么牌的干邑。童一珉常吃的是街边摊家常菜馆盒饭,哪见过如此“阵势”!服务妹子一个个靓丽,带着秀气,穿梭其间。动作宛如处子,言语轻柔,如沐清风。她们是一道更可口的菜肴,再辛辣的烈酒都会被他们的柔媚酥化。童一珉夹在两个肥胖的领导间,两边霸气十足的领导,喝起酒来动作更霸气,端着酒杯的手在童一珉眼前晃来晃去,他只好收紧肩膀,好多的好菜一筷子都没有夹到。

每个酒席都有谈话的主题。此行是受市长之托,审查崔华的作品,却没有只言片语说油画《解放两江》。“俄罗斯的鱼子酱好吃。”秃顶的瘦子说,“我在法国吃的伊朗的白化鳇鱼鱼子酱,那才是世界一流的,”另一个酒糟鼻道。崔中说:“香港的一哥鲍鱼,就是比广州的任何酒家做的都好。“摇折扇的领导说:“日本的黑皮西瓜,诸位尝过吗?很贵哦,每年只产100个。奇了怪了,多长点让人民大众都能吃上。”唯一的女性领导汪姐说,“怪不得神户牛肉鲜美,嫩滑爽口,是用啤酒饲养的。”整桌人大谈美食,童一珉受教育了,暗想:“自己是吃货,跟他们比,毛的边都没摸到啊。“

酒足饭饱,心旷神怡,打了个饱嗝,剔剔牙缝儿,整整衣装,说了拜拜,踏上各自的车,曲终人散是结局。至于崔华的创作,“离成功,只差一步。!”

两江市庆祝解放三十年大型美展如期隆重举行,王市长剪彩。获金奖的油画《解放两江》挂在了美术馆的正厅入口中央,摄像、摄影的闪光像节庆的焰火,光彩炫目,作品更是辉煌。风云人物崔华在画旁向关切的政府部门、教育界、美术界、传媒等的重要人物振振有词,有条不紊,不假谦恭地介绍创作过程。

报纸、电视台会重点介绍崔华和他的大型油画作品,崔华在两江市美术界教育界名声鹊起,是光彩夺目的新星!

本站在崔华边的童一珉,开幕式的时候涌动的人流把他挤到了后厅的角落。崔华是成功的,《解放两江》油画右下角崔华的签名后,也丢下一块签署了童一珉三字,不知是童一珉马虎,还是怎么,字迹模糊。童一珉心里酸酸的,他无心观赏其他的作品,灰溜溜地离开了美术馆。

崔老师的成果,继续发酵,评上了特级教师,用等同副教授的身份,回到母校师范学院讲学。不是他本来的地理专业,而是美术创作,实现了他的目标,回归美术的初心,调职美术家协会,当上了专职美术家。

还算有良心,百忙之中专程来堤东中学会会童一珉。崔华十一点一刻,准时在学校边的小餐馆小炒香等着,见童一珉进屋,说道:“我在新单位要适应,不知多忙,兄弟心里还是挂着你哟。”他转过头,对老板娘说:“搞几个好菜,拿一瓶鹤牌,我们哥俩要好好喝喝。”酒菜上齐,崔华叫道:“搞半盘花生米,多了吃不完。”见童一珉不怎么吱声,崔华说:“怎么,像有心事?在学校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喝酒,喝酒。”崔华满面笑容,踌躇满志,如沐春风。他给自己斟了一杯又一杯,夹了一筷子爆肚,爆肚片送进圆润的嘴里。酒兴上头开始口吐莲花:“兄弟,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铭记在心,需要我时,只管开口,两肋插刀,在所不辞。”他显得很严肃:“我也劝你,莫搞纯艺术,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这里,毛主席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更主要的,需要的是主题。画猫呀,画狗呀,花草呀,毫无意义,我希望你也开创一片新天地。”

童一珉似乎心领神会,点了点头。崔华看了看手表:“哎呀,下午一点半还有个创作座谈会,我做重点发言,就不久留了。”童一珉说:“我在学校转正的事拖了好久,你上头人熟……”崔华说道:“我放在心里,你这种人才不留,留什么人?”

崔华离开了,搬走了画室里的画作、画框和画画的用品,一堆油画颜料留给了童一珉。

童一珉课余有了独处的宽敞的环境,他买了把躺椅,审视作品。休息躺在椅子上很是惬意。

他要静下心来画画、创作。他找来一沓资料照片与影印件,雪山低头英雄长征的红军,烟囱林立之间的车间,厂房现代化的场景,高山河流,丰收的农田,壮丽的景色,迈步挺胸、意气风发的工农兵人物形象。他反复念叨“跟着主流走,跟着主流走”,唱起流行歌,“跟着主流走,拉着梦的手,日子越来越快活……”把歌词“感觉”改成“主流”。想到崔华在艺术圣殿的风光,童一珉尝试崔华鼓捣的艺术路线,他心想:“谁不愿意火一把呢!”

试着画构图,田野、红军、工人、厂房,手却不听话。跟着前些日子画鸡子、狗子一样毫无感觉。

做正儿八经的艺术创作,不是装卸公司那样的忽悠。要有体验、感悟,是付出感情的,严肃的事情。

英雄人物只在媒体、报刊、课本中见过,云里雾里飘渺虚无。伟大的领导,显然只是在电视中见过身影,高不可攀。大赛赛场,更是没见过体育明星的英姿,想象不出。影视大牌歌星,F4模样的帅哥,影星阿玛张铁林,靓丽的范冰冰、李冰冰都不是人间的凡人,无法接近。

一沓照片,影印件做参考,就能画出优秀的画来?

此时童一珉是佩服,还是藐视崔华?未雨绸缪,用谋略,策划替代了严谨的艺术创作,“紫湖客舍”谦卑的身段为设定成功的目标抛弃自尊,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还是卑鄙?俄国戏剧家的格言:“要热爱心中的艺术,还是热爱艺术,艺术中的自己”,是虔诚地遵守艺术的精神,还是要重新再来,去适应牵强附会编造?童一珉纠结,找不着北,因为在他的词典里找不到伟大、五彩灿烂美丽的词汇,只见识过大水巷的升斗小民,进城干苦力的农民,是大墙后面灰色的群落,自卑懦怯的目光。

改革开放不久,拿着边境证去深圳,面对高楼大厦,豪华的宾馆,珠光宝气妖艳的女人,西装革履喷着法国古龙香水,操着港台口音气势压人的男人,一捆捆美元、港币,童一珉头晕目眩。他背着陈旧的帆布旅行袋,穿着蓝色的军干服,凉鞋的带子断了,用绳子绑着。广东口音的人投来鄙视的目光,被侮辱性地叫北佬(乡巴佬),是他此生此世忘却不了的记忆!

童一珉的绘画笔笔记中,奥地利的斯特劳斯,生活在贵族的圈子,耳濡目染的是富贵优雅,只有他谱写岁月静好,风花雪月,安闲快乐的圆舞曲。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战时亲人和孩子饱受饥饿、疾病的折磨,痛苦的离世。她一生充满悲伤压抑,传世的作品都是饥饿的孩童,抗争的人群,死亡,死尸遍野的场景。是她对体验和艺术创作关系的清醒的认识。

企图“扭转画风”,做着新的尝试,实则是让斯特劳斯去写疾病、死亡、饥饿声中的交响乐,让珂勒惠友绘制岁月静好,轻快优美的图画!童一珉想起来就脸红。他要扇自己的耳光,他抛弃了矫揉造作画最新最美图画的想法。

童一珉几十个春秋,一路走来,亲历过曾经十分贫穷的国度,百姓物质生活贫乏,穿着统一的蓝色制服。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巨大的悬殊,少数暴发户开豪车,住别墅,打高尔夫球,花天酒地,过着奢侈的生活。贫民依然贫穷,他们蜗居在狭小的旧房子里,手头拮据,许多工厂倒闭下岗……

童一珉生活的圈子,身边竟是贫困的邻居朋友,那是一群平庸、面目猥琐,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找生意做,开早点铺当保安,有钱可以交电费、燃气费,房租,买的回食品,给孩子交学费,看病买药。不管时代风云变幻,贫民没有搏击的力量,他们永远在底层,却逆来顺受。那些抹着劣质化妆品的女人,穿布鞋打领带的男人,叼着香烟在街头叫嚷的二货,打麻将喝土酒,公园跳舞,还拉二胡,唱卡拉OK,低档次的娱乐,虽是麻醉剂,但可以解闷消磨时光。

这些生动活鲜的画面,深深的刻在童一珉心里,抹得去吗?

思路一顺畅,灵感如泉涌,鬼使神差,画笔飞舞,随性勾勒。心中的人物忽隐忽现再画布上,跃跃欲试。大水巷、中山街、紫湖公园,好多场景若隐若现,记忆库里,时时翻出,复印在他的画中。一鼓作气画里十二年。

画室没有空调,冬天最寒冷可到零下十度。亚麻调色油会冻结。童一珉画得顺手时,被激情燃烧,会浑身淌汗。酷暑的两江是名声在外的“大火炉”,气温上升到摄氏40度。数见败笔,情绪低落,他的手心发凉。喜悦,苦恼,交替贯穿在创作的日日夜夜。

童一珉以为能以教书为业,躲进画室画画,获得内心的宁静致远么?!

坊间的喧嚣,俗世的应酬,名誉的诱惑,钱财的向往、攀比的心态,并没有死寂。MONEY少,代课薪水,不到月中就见底。服饰的添置找便宜的,健康的男人需要性,需要女人的爱抚,渴求爱情,代课老师身份卑微,没有对象。

因放弃公务员的位子,历尽坎坷,说不后悔是屁话。

学校转正迟迟未决,心里不踏实。

最让童一珉纠结的是,普罗大众几千年形成的审美情趣。他写过一首打酱油的诗:

寒冬腊月过大年
千家万户挂春联
福禄寿禧人人求
如意吉祥是心愿
浓墨朱砂红纸浅
美溢之词吹破天
穷酸儒生低头写
一对卖得二文钱

他们满足于吉祥如意的情感,积极向上的光鲜装饰性,对物质世界美好愿景的表达。

童一珉画猥琐人物,怪异的造型,灰暗的色调,散乱的,涩拙的笔触,贫民情结与“人民”心中的美术格格不入!背离社会的承认,放弃拥有鲜花和掌声的康庄大道…….

童一珉是继续忠于看不见摸不着的艺术女神维纳斯,还是顺应当代,照崔华老师指引的方向前进?!

学校画室艺术创作是非常艰难的,数年过来是灵魂在挣扎中完成那批不企望能捞得到一根毛收获的作品。

他把梵高的自画像,用图钉钉在墙,不时同丑陋相貌但是伟大的圣贤先生对话,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艳遇

阴霾不会永久覆盖天空,偶尔也会露出一抹金光。

童一珉在建筑学院的路边,邂逅曾经的学生小甜。她相貌姣好,性格活泼,泼辣大方,姓名却被同学叫小甜,课堂下课纠缠提问,他很戒备。学校打过招呼:“注意师生关系。”有同道的某老师与女生过往过密,家长闹到学校里,几方都很尴尬。

学校就是花园,不谈男生,女孩子是含苞待放的鲜花。红喷喷娇嫩的面孔,星星般闪烁明亮的眼睛,干净有光泽柔软散发着香气的头发,发育趋熟略显性感弹性曲线的身子,美丽得叫人害怕的诱惑。童一珉正值壮年,像健康的种马。可想而知他怎样在克制自己。

她已是建筑学院大二的学生,久别重逢,都蛮兴奋,一下子找不到话讲。小甜的话匣子打开了,又开始不停地机关炮似的唠叨。从中学学画同学的个性,到对老师的评价。她忽然腼腆,耳根绯红,说:“我好崇拜你。”她又说:“有个姑娘暗恋你,知道不?”童一珉并没有多少恋爱的经验,说道:“小伢没长成气,懂个屁。”说出这番冰冷的话,心里其实很虚。

小甜谈到大学,课目的繁杂,老师教授水平的高低。“色鬼多,还有色狼哩!”她说:“几个读研的被潜规则了,王珍跳楼自杀身亡,媒体都报导了。”

童一珉看表已经是七点三刻,在路边草坪两人足足说了两个半小时,小甜叫道:“肚子饿得咕咕叫,学校食堂没得吃的了。”童一珉说:“一旁也有家朱胖子牛杂面馆,我请你吃面。”她高兴了:“好哇。”吃完牛杂面,小甜道:“我租的屋子就在附近,不远,去坐坐?”

小甜也跳上了自行车,坐在童一珉背后,双手搂着童一珉的腰,脸贴着他的背心,对童一珉的耳朵轻声说:“骑稳啊,我胆小。”

屋子很小,一张单人床,小书桌,一把椅子,一叠书本,学习资料,学设计的还有些笔纸,绘画工具。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散发着年轻少女特有的好闻的气味。童一珉坐下,小甜捞起床上的画册,边翻边说:“同学们都喜欢你,怀念和你在一起的岁月,你的幽默感使人快乐。”崇拜,暗恋,喜欢,把童一珉说得很不自在。

窗外的路灯早就亮了,屋里暗淡无光,他说:“把灯打开吧。“她坏笑:”灯坏了。“童一珉有点莫名其妙的紧张。小甜说:”我留着你作示范的水粉画。“伸手从童一珉面前去拿桌子上书本压着的画,她的脸几乎贴上他的脸,他感到她呼吸的热气,透过薄上衣,柔软热腾的乳房摩擦着童一珉结实的胸脯。瞬间他荷尔蒙多巴胺飙升,心跳猛烈加快!全身颤抖!突如其来的刺激,身强力壮健康的男子会做出什么事情,可想而知。

但,女孩子的主动,童一珉觉得怪诞,不合常理,毫无准备。柏拉图式的道德观念的紧箍咒紧紧的箍在四零后童一珉头上,“贼心荡漾“,”贼“胆紧张。最终作了理性的选择。他冷酷地将身子后仰,避开了与小甜可能的亲密。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

她打开电灯,灯光特别耀眼。小甜说:“你是个苕!“她整整上衣,表情愤懑,严肃地扯平衣服的下摆,两人尴尬地说了些无趣生硬的话。小甜送童一珉出门,已经很晚了,童一珉骑上自行车,一溜烟回到家里。

回家后,童一珉久久不能平静,他回味小甜身体有意的贴近,多次语言的暗示。“总不能叫女孩子直接对男人说我爱你吧。“对此他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小甜已是成年的大学生,自己更有恋爱的权利,何况小甜在他心中是小可爱,却……因拘谨而失去一次盼望又难得的机会,童一珉又懊恼后悔,“我真是个苕!”。

数年后,去北京,她接待了童一珉和他的老伴。小甜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开车送童一珉他们去旅游点观光,吃韩国铁板烧烤,看昆曲名角折子戏。分别是趁老伴去买矿泉水,小甜牵了牵童一珉的手,意味深长地说:“错过。”

时过境迁,物似人非,老之将至。童一珉离开学校,画室被收回。后半生的油画画作,几乎是一个集装箱的体积,塞在家里会闹翻天,老婆吵吵囔囔:“脚往哪里搁呀,这日子要不要过!”童一珉在附近租了间虽陈旧,但明亮的屋子。将几十幅画靠紧码在一起。剩下一点空间,可放个折叠画箱和躺椅,他常翻出一幅幅画作审视:

那些画作也是童一珉的孩子,他不时要亲近孩子们,画作给他慰籍。

除了家,小屋是他另一个避风港,不时支开画箱画上几笔,靠在躺椅上,听听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品。他依然热爱歌唱,嗓子已嘶哑,不时嚎上几句。又怕吵闹到邻居,只好用手捂着嘴,过过唱歌的瘾。翻翻书包资料,喝上几口茶……

屋外有棵歪脖子树,稀稀拉拉的叶子里,知了间歇有节奏地叫着,童一珉觉得很是舒爽。

人们都在为生计辛苦,为名利焦躁,为财富拼命,童一珉的悠闲自得让人费解!

崔华又来拜访,要联手童一珉画送展北京的油画《两江江滩风光好》。离开时,他对童一珉的老婆说:“老童很怪诞,说着话,他唱起歌来!定要去神经科检查。”

童一珉经常口里念叨着别人听不懂的话,邻居间背后嘀咕:“童爹是个怪人。”

2021年11月23日稿毕

童一珉的别扭人生 2

作者:顾文澜

混江湖

武侠小说用江湖一词勾勒出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群的活动及环境,童一珉也看过几本金庸、笑笑生的作品,他欣赏创造这个词语的人。自己离开C县,没有体制的约束,游走于坊间自由自在的生存,他已经有些体会了。

他必须得结交朋友,还认识了谈不上是朋友却需要来往的朋友,这是江湖的生存之道。程杰是阿星哥哥的朋友,河南人,满脸的胡茬,一幅粗人的样子,但精得像兔子。他读过不少的书,常好用美国小说家德莱赛小说《金融家》说事。他研究与他生存有关的理财。致富的奥秘有深度,那个年代是纯计划经济的时期,他却预计到市场经济必然会出现。童一珉懒得管这些不沾闲的毛事,听程杰侃心不在焉。程杰有敏锐的眼光,在夹缝中能找到赚钱的机会。

对毛泽东崇拜之风甚嚣尘上!画毛泽东肖像蔚然成风,突然间从各大城市、政府机关、大学、军营到县城、乡镇,比拼着,在显眼处都要有伟大领袖的画像。二米、三米、五米,童一珉就画过六米大的领袖的脑壳。当时流传的格言“忠不忠看行动”,举国上下没有一个单位敢落下来,政治态度谁也不敢马虎。一时间画像的事成洛阳纸贵,画像画师成宝贵人才。

阿星的哥哥跟程杰赚毛泽东像的钱正忙得不可开交。不经意间阿星提到童一珉,程杰眼睛一亮,他手头的订单因几个不会画油画的水货画家耽搁了,正犯愁。他请童一珉过来帮忙,去纺织学校正门画《毛主席去安源》,阿星配合,按高度计价,一米二十元,画材自备,开工前他预付二十元的茶水费,以示诚意。程杰有套路,搞商业很规矩,给童一珉留下好印象。

此时非彼时,在江湖中混了些日子,渐渐童一珉有了几分玩世不恭,艺术的概念也弱化了,严肃二字在他心中减少了分量。在实践中体会到普罗大众搞不懂的艺术是无厘头,并不认可。而且认识的几乎所有人都不把自己看重的艺术当回事。

童一珉又画了几张毛泽东像,在水泥筑的牌坊上,他和阿星用被美术家们最鄙视的画匠打九宫格的办法拓稿,一毫不差,把毛泽东的形准确无误地放大,填上颜色,依样画葫芦,反而让群众喜闻乐见、皆大欢喜、赞叹不已。油画颜色鲜艳光亮,吸引百姓驻足观赏:“和印的一样”。他们赞不绝口,这就是人民对画作的口味和标准。童一珉回想起自己以前极不恰当地用法国人的点彩画法画人民领袖的幼稚,觉得非常可笑。

程杰待客就是喝酒。他家的后院堆满了酒瓶。他喜欢酒后晕晕乎乎的感受。他屋里经常宾客满棚,三教九流聚集喝酒,童一珉也成了座上宾。

程杰用嘶哑的声音对童一珉说:“你是真正的高手,用笔像萨金特”。顺手递了一沓钱给童一珉,又安排了几张毛泽东画像的活计。阿星说毛泽东是财神爷,说得好!一沓沓的钱拿在手上,比对两张十元,三张一元的轻,童一珉忍俊不禁,他快活得笑出了声。

毛泽东像多半安置在面对大门的露天,基本四五米高,搭上脚手架作业。好在年轻,爬上跳下,夏天顶着烈日酷暑,冬天迎着严寒,可比建筑工人的辛苦。是钱给了童一珉坚强的意志,顽强的精神。

二十多岁还没有跟银行打过交道,更不知未来有银行卡、支付宝。童一珉收到报酬,一沓沓的人民币就在床头木匣子的抽屉里。闲时一张张理顺,用橡皮筋扎好,数钱很爽,很润心,跟他最爱听的俄国音乐家依隆科夫斯基的交响诗《一千零一夜》一样,让他愉悦。

数钞票童一珉还有个奇怪的心理,一、二、三、十、百、千,总希望多数出几张。

还做过缺德的事。

市郊延安中学的牌坊上《毛泽东在北戴河》油画像褪了色,要重画。听马校长说是美术学院姓金的画家画的,确实很专业。要童一珉复制重画。牌坊朝西,强烈的日晒,把颜色的油分烤枯,失去了光彩。童一珉有油画保护的知识,定期涂上光油即可恢复光亮。他要阿星刷点调色油在毛泽东的衣摆处试试,复旧如新!奇迹出现了。正想跟马校长说,一盘算,立刻悄声和阿星谋划,如此这般。他俩装模作样在脚手架上下攀爬,拖了三天。让学校感觉他们是货真价实在重画。实际呢,只是在金画家的画上罩了一层调色油!

回家还得意地对妈妈讲自己的小聪明,妈妈很生气:“不在正经单位工作,混下去你会成江湖混子!”

阳光床单厂

妈妈托他们机关搞后勤的刘叔叔帮忙。刘叔叔在外交际很广,为童一珉找份规规矩矩的工作,很快就有了答复。“跟王厂长说好了,床单厂设计室作美术设计,跟珉的专业对口。”刘叔叔对童一珉说:“你帮我画张油画,风景颜色鲜亮些,有朋友的孩子结婚。” 童一珉理解刘大能叔叔社交圈子周转的方式,即刻答应了。后来还做过类似换手抠背以画谋利的事。

在床单厂,王厂长叫两个大个子工人在设计室为童一珉安放了桌椅,嘱咐道:“试用三个月,小伙子好好干,集体厂也是很难进的哟。”

在江湖混的日子长了,知道企业、单位是有等级的。童一珉父母的机关、C县文化局、文化馆是属政府的行政编制,装卸公司是国营企业,而床单厂是集体所有制,前面说到的程杰是在民办小厂搞业务员。所有制不同,社会地位,福利待遇大相径庭!年轻女孩找男朋友的尺度都摆在这里。现在要的是房子,车子,那时选的是政府行政国营。妈妈对童一珉说:“放弃C县文化馆,你已经失去了国家公职最好的待遇,落到个集体企业,还算是个正规单位,拿固定工资,按时上下班,再不能走歪路了!”

设计室大概三十平米,不大,已放了七张桌子,有七个美工刷卡上班就坐了。有的在聊天,有的端着铝饭盒吃早点。汽水包或是拌干面什么的,两江市的早点,是出了名的。进门就闻到扑来辣椒酱油醋混杂诱人的香味。技术股聂股长领着童一珉与美工们见面,用江浙口音作了简单的介绍:“小童是美专的高才生,基本功扎实,上手会很快,大家在一起互相切磋,互相帮助。”匆匆就离开了。

美工们围在童一珉的桌子边:“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童大侠童一珉!”自称小侠的二歪(他的肩膀确实有点歪)说:“用画笔打码头,打遍两江无敌手!”其他几人惊讶地张着嘴:“哦!哦!”上世纪七十年代虽没有微信网络,粉丝还是有的,是靠人传口述,有时夸大其词,童一珉赶忙说:“没被同道人骂就行了,惭愧,惭愧。”近几年在社会摸爬滚打,锻炼磨砺长出了一层厚皮,也知道了些人情世故,懂得了谦逊!

那几天设计室的气氛十分自由,每天都是开“茶话会”,喝茶嗑瓜子谈天说地,偶尔有人画几笔设计稿。原来是设计室的主管余柏金去上海出差,美工们无人督促。童一珉喜欢这种松散的气氛。小侯对他说:“余柏金回来就没得好日子过了。”见说余主管,开起诉苦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二歪咬牙切齿:“王八蛋,毒蛇心肠!”小秦道:“坏透了顶!”七个美工没有一个不谴责余柏金的,可见余组长人缘好差,或真的是好坏。

余柏金没有美术科班的资历,原是机修工,是建厂最早的元老,喜欢画两笔,跟江湖中的黄跛子学画山水。厂子扩大了,成立了设计组,成了没有正式编制的组长。小侯说:“余矮子有官瘾,拿着鸡毛当令箭,管人很享受,整人很过瘾。你以后就会尝到他的辣汤辣水。”美工们几乎齐声声讨:“我们都被他整过!”

要符合老百姓的爱好,镜面的床单要印上花、草、蝴蝶、飞鸟,红红绿绿、喜庆吉祥的图案,美工们的绩效以花型受欢迎程度和销售量为评价标准。小秦跟江北设计公司的头牌吕老师学习过,绝对有水平,她说:“余矮子把我的设计稍作改动,参加全市比赛得了头等奖。”其他的人气愤地喊道:“小偷不要脸,还评上了系统的先进!”

余柏金现身了,一米五几的矮个子,皱巴的脸,给人很不舒服的感觉。见他管辖的设计室莫名其妙加了张桌子,坐上个陌生的人在搞设计!聂股长出现解除了他的疑惑:“是王厂长安排小童试用,童一珉是科班毕业,据说很有水平。”余组长顿时松开了紧皱的眉头,他说:“聂股长,转头到你办公室向你汇报,这次去上海很有收获,给你带了一点虾仁,你最爱吃的。”聂股长没做声,用手示意不要张扬,他跟着聂仁浦去了。他俩前脚走,设计室里就炸开了锅!“呸!出个屁的差,公款游山玩水!”“厂里的高级加伦照相机,只有矮子能用!“我看见照相机还挂在余组长胸前。

床单厂是市二轻局下属中低档次产品的一间生产厂,面对的是普通百姓,专卖销售量较大,参加广州外贸交易,有销往落后国家非洲的定单。余组长开会口若悬河,反复教导我们:“我们做得是讨好下里巴人的事,不是搞高雅的艺术。有些同志注重个人趣味,什么流派,老百姓不欢迎,就是狗屁。”那个年代就提出顾客就是上帝!他能说会道,理论一套,这个矮子还真不简单。

滚江湖已数年,虽未换骨也脱了胎,余组长批评的“雅趣”已不放在心里,搞设计,画床单,画老百姓喜欢的图案就正点!牡丹,梅花,荷花,秋菊,仙女散的花,画喜鹊,凤凰,喜上枝头,燕子双飞,鸳鸯戏水,仿坊间顶俗气的画谱中的图型,抛弃协调雅致,用最浓艳的颜色,表达喜庆吉祥,幸福美满的主题。童一珉实实在在的绘画高手,只要他愿意做,都可以做到极致!

他奇思妙想:要为新婚夫妇创作一套特色床单。标题是“游龙戏凤”,龙凤纠缠旋转,暗喻交配;不是赤裸的三级片,含蓄不下流。还学文化馆王老师鸟字体,在凰尾隐蔽处写上早生贵子四个字。让年轻夫妇滚床单更有乐趣,促使新人荷尔蒙的分泌,性爱更有激情!

样品推出就传来捷报,童一珉的销售定单创床单厂的历史纪录!推销员老陆喜笑颜开:“阿童的戏凰不得了啰,定货是开厂之最!这小子不错!”伸出指头暗示:“五、四、三、一六八。”

王厂长在全厂大会上表扬童一珉:“小童同志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鼓足干劲,开动脑筋,做出了成绩,为大家作出了榜样。”童一珉诧异:“我啥时参加过正式职工的政治学习?”王厂长的高帽把他也戴懵了。

突然,事情出现逆转,公安局找上门,有人揭发床单厂的床单设计宣扬淫秽黄色,童一珉被传去厂长办公室。他狡辩道:游龙戏凤是华夏传统的图型,象征祥瑞之意,正体现我国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童一珉拿出博物馆收藏数份龙凤图型的影印件,佐证自己的清白。两个年轻的干警也从挂包中拿出“游龙戏凤”的床单佐证问题。好在干警年轻,见识不广,文化水平不高,侦察欠水平。特别是如果发现早生贵子字样,再加逻辑推理,那就问题大了!

不停地为干警倒茶递烟,声如洪钟、霸气十足的王厂长变得低三下四,和颜悦色。二位干警 掐掉烟屁股,抱着王厂长给他们每人一份精包装的向阳花牌床单,悻悻地离开了。

心中的砣子放下了,吓了一身的冷汗。说出来挺怕人,设计界的名人朱达,收藏少女裸照,被逮捕判死刑枪毙!

王厂长看干警走了才说:“游龙戏凤”正在生产,还未出厂,公安哪里找到的样品?!是厂内部的人?!”他皱起浓眉,觉得诧异。

余柏金近来也一反常态,对童一珉异样的热情:“你的能力比他们都强。”他朝那七张桌子噜噜嘴,对童一珉说:“我早有计划,把设计室整成二轻局最强的。淘汰这几个好吃懒做,搓反索子的家伙。你好好干,转正后和我同心协力,做出一番事业来。搞个猴型床单,配上水帘洞背景,桃树,蟠桃。”还建议用蝙蝠作图案,他说:“蝙蝠是吉祥物,是福到了的寓意。小童要搞点创新,要有新思路。”设计室的美工跟童一珉说过,余组长很武断,他说的建议就是命令,绝不要和他别着来,否则吃不完兜着走!童一珉也只好试着画猴子,蝙蝠,怎么变稿,两个呲牙咧嘴的丑八怪都叫人恶心。余柏金抢着把设计稿交打版做样品,还特送“广州外贸交易会”。美工们看在眼里,都为童一珉捏把汗。

“猴单”、“蝙蝠单”遭遇滑铁卢,创销售的零单。

美工们送来同情的眼光,暗中帮着分析形势:“余矮子在设套让你钻,他整走了广美毕业的老右派,武大郎开店,长子是留不住的。”厂里职工脸上挂着的对童一珉赞赏的微笑也消失了。王厂长在食堂打饭时拍了拍童一珉的肩膀,只是唉了一声,打版的时候对童一珉埋怨着:”你怎么不画苍蝇、老鼠呢!“

美工们都在准备画具去舟山群岛写生。童一珉一人留在设计室,已经传出将不被留用的消息。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童一珉为避免被炒鱿鱼的尴尬,先下手炒了床单厂的鱿鱼,收拾了画具,打饭的饭盒,离开了这个”小破厂“。心里想:有手艺哪里没饭吃。

灰溜溜地回到家里,妈也沉不住气了。一反她文质彬彬的儒雅气,为她这个近三十岁,应该成家立业的儿子着急:“怎么办哟,一年大一年,不能让我们养到老吧。“

父母不久后随机关公职人员去了农村的干校,前途未卜。零花钱也没人给了,毛泽东像已经饱和,舒服赚钱的机会失不再来,恰恰那当口交了个女朋友。风景区耍一趟,看个电影,宵个夜,都要钱。童一珉此时更懂得了钱的重要: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时才知道,固定薪水稳定职业的优越!

幸福搪瓷厂

身价早已放下。像饿狗觅食,四处钻营,到处求职,经陈杰的介绍,终于落脚在幸福搪瓷厂。

所谓厂,其实是街道生产自救的合作组织。三十多个婆婆爹爹,残疾人,低保户,劳改释放人员,靠修补搪瓷碗,加工烧字为营生。刻字李师傅,是个作家,还发表过几篇小说,不知何故成了坏分子。屈就在这个小厂子混生活,又不知何故给予平反,回作家协会公干去了。空缺给了童一珉机会。因科班文凭,得厂子最大领导魏书记赏识,让童一珉第二天上班开始计酬,做油版刻字的工作,月薪参照李作家,每月五十四元。童一珉欣喜若狂,画毛泽东像除外,五十四元高薪是近数年的头一次。

那时,五十四元是很高的薪水,一般的职工三十多元养活老婆孩子一家子。童一珉已经在计划,又可以潇洒地花钱了。可带女朋友去江北租界冠生园吃西餐,看阿尔巴尼亚、法国电影周,女朋友听了也很高兴:画家男朋友终于有了出息。

可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女朋友非要跟童一珉去“幸福搪瓷厂”转转。只见破旧砖瓦屋的车间发出阵阵恶臭!衣着邋遢的员工像是叫花子!她捂着鼻嘴,似要呕吐冲了出去……没有告别从此没有了踪影。

那个年代,男女交往都很慎重,保持距离,若即若离。怪大水巷的阿陈介绍童一珉同那女孩往来了些日子,姓什名谁没弄清楚,手都没有牵过。女子觉得画家总是有身份的,落到实处,她的绝决既是表态。

无言的拜拜,不免伤感,伤心总是难免的。理性让童一珉清醒。每况愈下的生存环境,会失去生活中很多项选择的资格,梦醒时分,他显得相当平静。

领到工资后,邀朋友们上馆子,喝酒,买奇装异服吸引回头率,用撒币花钱冲淡他的堕入底层的失落感!豪迈地走在大街上,谁知道风流倜傥的青年哥儿们,是居民互助组破厂子的刻版工!

童一珉也自知是个没心肝的白眼狼。

工资是一分钱没少拿,做事却极不负责任,迟到,早退,随自己的性子。一次又一次把字刻错,大学刻成太学,机械二厂刻成机械三厂,生米煮成熟饭,烧在搪瓷器皿碗杯上,抠不下来,把客户单位的名称都改了,经常扯皮,魏书记和厂里爹爹婆婆说尽好话,提货的人无可奈何,只好认倒霉。

受厂子隔壁胡鸣鸣的影响,爱上了美声歌唱,只要胡鸣鸣在厂子的窗户边“妈,摸,姆,咪,13531”一唱,童一珉心里痒痒的,经不住诱惑,即刻收捡刻字刀,丢下手中的活计,跟他上了后面的山上练声去了。胡鸣鸣说童一珉的嗓子本钱好,童一珉也想跟他一起去考歌舞团。

厂里没有厕所,大便要到巷子口的公厕,小便也在扯着窗帘的墙角尿尿。换着进去,男女同仓,兜一瓢水冲入阴沟。数年来几十人肾中排泄的尿积累,臭分子的叠加,臭气熏得人窒息,旁边的住户三天两头会吵嚷提意见,龌龊到语言无法表达的恶劣!

在搪瓷厂几年几乎没有在小便处小解,出厂门去公厕又成了童一珉外出溜达的借口。转个弯就到了大街,那里有百货商场、服装店、餐馆,电影院是消磨时光的好去处。

混了几年,童一珉没有一分一秒认为自己是搪瓷厂的人,见熟人路过搪瓷厂,急速用油纸把脸遮住。有位哲人说过:“爱的心可以隐瞒,冷漠是藏不住的”。交道了几年,甚至有些人的名字都不晓得。尽管这些样子猥琐的妇女爹爹也不满意傲气十足、鼻子朝天的童一珉,但午间还要把自己带来的盒饭均一些给他吃,有人夹个卤鸡蛋,有的送半碗海带汤,特地打招呼:“碗是开水烫了的。”还有个婆婆,要给童一珉介绍女朋友。他们对他也不见得出于爱心,只是讨好他,希望他少出错,他们要维系自己生存的这个破厂子。

魏书记是一个很胖很胖的女人,最早是居民委员会的委员。据说在两江抗洪时立了功,是劳动模范,文化程度不高。上级奖赏她,让她担任搪瓷厂的“最高领导”——书记。

性格和样子一样敦厚善良。童一珉出无数差错,不遵守纪律,要炒鱿鱼她一句话。她心平气和地劝诫:“希望你把工作做好,我们几十口人家境都不好,靠自负盈亏的小厂子生存,弄不好没有工资发。”她说:“看到你就想到我的儿子小刚,厂里出事故去世了!活到现在年龄跟你差不多,”魏书记揉着自己的眼睛。她还说:“文化人来搪瓷厂是大材小用,我知道你们的委曲。”

童一珉眼睛湿了,魏书记句句话戳到他的心里。是那些天天在没有环保设施,充满污染搪瓷粉尘中劳作的工人们维系了他的生活,而自己……,此时童一珉受到良知的鞭挞!惭愧自己的狗肺狼心!

(未完待续,原创文字及插图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童一珉的别扭人生 1

作者:顾文澜

前言

曾经,上世纪80年代前,大学、专科、技校,学业有成,有分配,毕业即是国家公职人员。只要服从组织听领导的话,乖乖做事,安分守己,端上的是铁饭碗,工资有保障,住房有配置,据说边远地区还安排对象,老有退休金,死有火化安葬费,是人民梦寐以求的美丽人生。

现在的年轻人毕业即失业,游走在北上广深。在BOCC网上求职,去职场面试,弄不顺住地下室,掏6元钱吃上海的阳春面、武汉的热干面、兰州的素拉面,填肚子,进了公司又怕公司破产或是裁员炒鱿鱼,日日夜夜充满的是焦虑。

主人公童一珉是上世纪的40后,在科班受过正规的美术训练,毕业后分配到C县文化局得到公职人员的身份。如果也规中规矩地工作,人生也应该是美丽的。他脑子灌水犯贱,离职回家到大城市,用几十年几乎一生的岁月去赌“艺术家”的自在。流落江湖,尝尽人间苦楚。

俄国大文豪普希金是有正能量的先贤,他说过去了的就会成为甜蜜的回忆。童一珉年岁已高,回忆一生五味杂陈,酸涩苦辣,跌宕起伏,自觉甜蜜甚少,但依旧怪诞。手头拮据,肚子饿了,吃剩菜泡饭,却听着西洋古典音乐练唱意大利名曲,还画油画,还要崇尚纯正的艺术。他用几乎一生演出了别扭离奇古怪的狗血剧,该谢幕了,谁懂,哪个欣赏?当然没有鲜花和掌声。

回到两江

童一珉带着档案户口、迁移证、粮油关系到C县报道,本以为到广阔天地体验生活,画出伟大的作品,不说轰动世界,和俄国大画家列宾齐名,起码震惊中华,如张大千,家喻户晓,不枉此生。年轻的艺术家多半有这般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狂妄。

下船爬上堤坡,看到的是几根歪歪倒倒的木头电线杆,大堤下炊烟袅袅,一片矮小的茅草房。数片破镜似的湖泊…… 那就是县城。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城关的石板路上猪儿跑、鸡儿飞,狗儿叫、坨坨牛粪、马粪臭气熏天。

文化局设在南霸天式的地主曾经住过,如今陈旧的大宅子里。办公住宿,用芦席隔断,进出的同事满口黄牙,乡音象鸟叫。童一珉被安排在窄小的招待间,最让他紧张难耐的是,前几夜隔壁夫妻做爱摇晃床板发出的哼唧哼唧的声音。

那个年代,性和爱是不光彩的名词,不是正能量,小青年童一珉,大气不敢出,蚊子咬不敢拍,生怕别人以为他在偷窥偷听。几晚失眠,白天精神恍惚。

罗局长安排他画一张伟大领袖的油画肖像。童一珉明白要测试他的专业水平。他想让这些土得掉渣的人见识见识。开了大堆画材的清单,局里派人去省城两江采购。童一珉拿出自己最欣赏的法国人莫奈为代表的印象派的叠色画法,用无数的色点厚涂。那种风格是要虚化形象,突出色的趣味,卢局长要的是照片的放大,代表着C县文化的品格。风马牛不相及,法国艺术品的品位,在C县是无人看得懂的狗屁。

童一珉的表演不合水土,搞砸了,失败了。

虽然他不是打江山建国的功臣的后裔,家境也并不非常殷实,独生子的他还是被父母当娇娇宝贝惯养。吃的精米白面馒头身穿的确凉,脚蹬上海皮鞋,在美专画室里哼着奥地利斯特劳斯圆舞曲,画画仿莫奈,谢罗夫,萨金特。受着贵族的熏陶,尽是洋人的风范,此时测试搞砸了,被不懂艺术的乡巴佬看扁,情何以堪。本行美术都搞不成,更谈不上实现伟大的志向。呆坐在举目无亲的C县文化馆办公室里,无聊透顶,只好跟着老右派晏文谷下农村基层,跑水利建设、大队精神文明考察等等杂事。

户籍已落户C县,跑也跑不了了。

冥冥之中似有神助,童一珉来C县不久就开始拉肚子,文化局李会计带他去县医院看病,检查化验了一圈也未查出病因,兽医起家的刘医生不敢负责任,建议去省城医院做彻底检查治疗,这时童一珉虽然病痛在生,心中却窃喜,可回两江市,因祸得福了。

童一珉回到绿树环抱,木地板,父母的老房子。心情顿时大好,病痛也减轻了一大截,再去省直医院就诊,判了4个字:水土不服。开的药丸,吃了数天病痛痊愈。他只想要到C县心中就不悦,萌生了永不再见那穷乡僻野的想法。在那时百姓安分守己维系着赖以生存的铁饭碗的社会大环境中,未与父母商量,童一珉写了辞职信,虽然心中依然忐忑。

大疆的水是世界屋脊,川藏高原,带泥沙倾泻而下的黄色,清江江水清澈的透明呈浅绿色,两条江在龙王口地方交会像两条龙,混交嬉戏,甚是雄奇。多少游人驻足观赏,惊叹。两江市因此得名。两条江向剪刀把大地裁成三片。配上湖泊山水,地处华夏的中心,南北通衢,东西迅达,两江商铺兴隆,码头繁忙,千百年来文化的积淀,工业的兴起,两江后为全国著名的大城市,有数里洋场,商场林立,娱乐兴旺的江北。有文化底蕴深厚,院校全国数量名列前茅的江南,还有古籍遍地怀古好去处的江之西。

童一珉喝两江水长大,他过早非吃拌干面不可,冬冷夏热,四季分明是他最喜欢的气候,浸润他的是两江的文化,他深爱的这个繁华又市井烟火的城市。C县安能留住他。

搞艺术的人总有些与世俗不同,不尽情理的行为,既来之则安之,童一珉蛮舒服,很放松的混了一段日子。他是个爱热闹的人,隔三差五愿意捞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嬉闹,喝点小酒,享受聚友闹酒的气氛。但那年代40后的同龄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难找到猪朋狗友陪他热闹。父母伯伯阿姨,隔代有代沟,说不到一块去。童一珉常常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旧小说中懒于工作,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精神空虚的人物,对照自己,童一珉已成了自己鄙视的寓公。

大水巷

把爸爸的龙井茶沏了一杯,喝不出味道,又换咖啡,吃了半根麻花,口里很苦,什么东西都没味道,契科夫小说集、红楼梦、尼采的书籍堆满床头柜,未翻几页看不下去,摆上一堆静物,有陶罐、果盘、高脚脚杯,几只香蕉、苹果、蜡染的粗衬布,无心动手。一个星期过去颜色放干了,香蕉半截发黑,扒出些芝麻大的小黑虫。

童一珉尝到六神无主的滋味,如同在广漠的大海里,看不到地平线,孤舟无同行者,又失去了航向。要吃要喝什么都不缺,但无聊、孤寂,很难熬,实实在在的痛苦。如此下去他会发疯。

日子得打发,寂寞要驱赶,寻寻觅觅只好摆弄画笔,曾经做过户外色彩小风景写生的练习,童一珉得心应手,他出门试着画了两回,起初仍是静不下心,定力不够,画得很难看。渐渐恢复了感觉,小小的画面,很是漂亮,他恢复了对画的热情。

童一珉吃过早点,提着画箱走出家门,迎面而来清新的空气,扫除了全身心的郁闷,在紫湖公园的树荫下面,面对随风摆动的芦苇,翠绿的荷叶,粉红的荷花,使人陶醉的阵阵熏风,他升起画架摆正画框,充满激情地挥动画笔,又闻到亚麻调色仁油可爱的气味。

童一珉用无声的画,同大自然的对话,温馨默契,一扫顾影自怜的孤寂。

他在紫湖公园还捡了个徒弟——阿星,当时阿星在廊亭的长椅上睡觉,看见童一珉优雅作画的姿态,大呼好玩,死活要拜童一珉为师,有断臂求佛的决心。阿星是不守规矩,经常逃课那类散漫的中学生,家长见儿子要学画,想,学画总比混在社会上打流强,当货车司机的爸爸为阿星备齐了画具,还请童一珉在大江楼餐馆吃了拜师宴。童一珉心里琢磨,古代大画家都有书童,权当收下了个书童。

阿星还乖巧,不时送来他爸在外地带回的螃蟹,瓜果生蔬。某次在红山画风景,几个二流子故意挡住童一珉的视线,劝说不听,阿星抄起画架,朝那几个个子比他大多了的坏蛋劈去,凭着勇气把二流子赶走。他对童一珉很贴心,童一珉也蛮喜欢他。阿星画画兴趣很大,有天分,进步很快,画什么像什么,就怕他又懒散走歪路,“星星四天没回家,是在您这里吗?”他妈妈找到童一珉这里,童一珉说:“我也几天没见他”,几天后,他现身对师傅说,和朋友到乡里钓鱼去了,童一珉埋怨道:“跟家里打个招呼,免得你妈着急。”阿星眉清目秀,高挑的身板,略显瘦弱,长得很帅,平民的大水巷能出此英俊少年,奇了怪了。阿星学童一珉留起了画家风范的长发,背上画夹,比童一珉更像画家,女孩子瞅他的回头率比童一珉还高,童一珉还有几分醋意呢。

在大水巷阿星家聚集了一帮子人,窄小的房子里,有鸡子,大猪,猴子,小卖。阿陈他们是阿星的朋友。门外还站着几个用线手套改制线裤的中年女人,是邻居大妈,都要见识画家师傅,他们心中画家浪漫优雅又很有钱,超凡脱俗,是神仙似的人物。

阿陈的爹是刻字社的匠人,没有文化,大字不识几个。但他懂得工艺的提升,需要专业知识,仰慕童一珉正宗的科班,将儿子也交与童一珉。阿陈当场向童一珉下跪,磕头拜师,老习俗搞得童一珉不好意思,他忙把阿陈扶起,刻字社的青年工人也成了童一珉的徒弟。小卖在大水巷里早就有小画家之名,平时也有些商店、餐馆电影院的广告布置,由他组织这伙人去画画玩。童一珉有了一帮子画画的伙伴更好混日子,商店、餐馆、电影院的工作成了年轻画家的俱乐部,边画画,边吹牛打闹唱歌,逗笑。单位的专职美工工作可以轻松些,何乐而不为。那时政策割资本主义尾巴,干活不给报酬,只落得个好饭好菜的招待。小卖聚集接活,图的是快活。时常赶任务画到深夜,吃完单位食堂的肉臊子面打着赤膊甩着汗衫回家,边走边唱边跳:“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奋发,斗志昂扬”,路人一见一帮子青年衣衫不整,表情癫狂,嚇得绕道躲开。

又有个叫丹丹的人入了伙,他是个口无遮拦的家伙,“昨晚尿了床,黏黏糊糊的,哥哥说是遗精,怪舒服的。”当着才认识的人就说让人脸红不知羞耻的话。他在区文化馆培训过基础。人多了好热闹,年轻人喜欢聚众。

上世纪60年代院校停止招生,画画的青年没有了上升求职的通道,更不敢追求被批判的名利欲,他们画画仅限于好玩,境界都很纯净。

大水巷是一条极狭窄的巷子,窄到住户门前,放了垃圾桶就无法通行。和侧面平行的高大宽敞气派的中山街,形成鲜明的对比,被高墙大厦投射的阴影盖得严严实实,常年不见阳光。红砖木箱马粪纸胡乱拼凑,高高低低乱搭乱盖的房子。门楣低矮的地方得匍匐进屋。

阿星家的屋子也好不到哪去,哥哥,弟弟姐姐一大排,童一珉去他家找个坐的位子都难,不明白一家人睡觉怎么办?却单独给这个调皮又喜爱的儿子,搭了个约两米刚好可放张单人床的阁楼。他拉着绳子可以爬进自己的窝,迷上画画后把习作定在天蓬上,可躺着揣摩画技。小卖的家是竹篱笆围的院子,房顶是竹条,竹篱笆隔成三间小房,俨然是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的茅舍。

童一珉结识了阿星,小卖这批朋友后,才晓得大城市里还有这样稀烂的生存环境。

翠堤路

在翠堤路省委大院里。也有着一帮子画画的青年,为首的是公安厅副厅长王青松的儿子。大家叫他少爷,身体不好,有哮喘病,病发就不能上学。爸爸为他请了专家老师,已经画画好多年。叫千金的女孩是军官的女孩,女孩子大多数是画小美女起家,然后画素描色彩基本功归的正果。

还有个作曲家的儿子,绰号叫神经,艺术世家的传承,作曲,弹琴,唱歌,声乐,还画画,还有几个小屁孩,跟着他们玩。通过小卖,邀请童一珉一帮去少爷家画人像写生。他说都说童师傅画的呱呱叫,有仰慕之心。小卖带路,一行搭公汽来到省委大院,少爷和神经已在大门口等候,少爷给守卫的枪兵打了招呼,童一珉几人鱼贯而入进了大门。

好家伙,王副厅长家的客厅好大,实木地板,锃亮锃亮,站在上面,像在水中有倒影,蒙上整洁的亚麻布套的真皮沙发,好气派,小卖坐上去身子陷下去,半截窗明几净配上鲜花盆景,大水巷那边的小伙子何时见过这般优雅豪气的环境!

王青松专门在2楼为身体不好的宝贝儿子布置了有顶光的画室,依墙角斜放着一台洋码子的三角钢琴。为神经千金能经常来陪儿子准备了画架,画板画箱都是核桃木做的,一切设置远远超过了美专的品级,除了小卖他经常来习以为常外,其他嘻嘻哈哈的外来者突然变得拘谨,生怕踩脏地板,脚都不敢挪动了。神经见大伙拘谨,跳到钢琴边,掀开琴盖,迅速叮咚叮咚弹了起来,带头唱道:“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是从那眼睛里到胸怀”。大家青春的亢奋被激发出来,齐声歌唱响彻画室。

“哎呀妈呀,请你不要为我叹息,哎呀……”。画室门被推开,一个穿制服有领章,没戴帽,几根稀疏头发混搭在光亮秃顶,端着白瓷茶杯的中年男子,严肃的说:“厅里有同志在楼下商量工作。你们安静点”。他又说:“不要唱这些情啊爱呀的黄色歌”,小卖说:“王伯伯,我们马上画画,这是友好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民歌”,王副厅长说:“你们在外面唱这种歌,干警是不听你们分辨的,抓进去天高皇帝远,我也保不住了你们”。少爷此时不耐烦了,将一把铅笔往地上扔去,吼道:“走,不画了,你对客人太不礼貌了”,处处打官腔的王副厅长软了:“而那我也是为你们安全着想”,“你对你爸的态度也不好吗”?公安厅的打字员林珍住在王家隔壁。是少爷请来做模特的,她插嘴道。林珍常帮少爷家的忙。对少爷很关照,少爷也就不做声了。

神经找来一张坐得很舒服的宽大椅子,垫上柔软的垫子,“林阿姨请坐。今天请来年轻最有才华的画家,为你画像”,他做了个优美的姿势,王副厅长离开了,大家围着林珍,支开画架,危机算是化解了。

林珍扭着身子,很认真地看着童一珉。童一珉当年27岁,还年轻高挑的个子却很结实,白皙的皮肤,瘦瘦的脸庞,翘起的鼻子,头发漆黑自然卷曲,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股傲气,其实小眼睛,眼角挑起总是给人微笑的样子。读书时同学们给他了两个绰号,“独立”,“自由”,因为他在任何场合都大谈北大校训,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同学们耳朵都能磨出了茧皮。“独立,你妈送冬衣来了。”同学习惯叫他“自由,青年团叫你参加学习,一定去哦。团支书通知的。“同学都欣赏他对艺术的敏感,奇思妙想,叫人惊讶。童一珉本来表现欲就强,这么多人抬举,更让他热血沸腾,他掷掉手中的铅笔,用命令的口吻叫道:“拿碳棒来”,然后在素描纸上由点连线画圈画三角形,把圆圈用线又切成几块,“嗯?啊!”围着的人都觉得诧异。小卖说:“请你讲解,多漂亮的林阿姨,为什么要画成这样?”童一珉道:“我研究了法国大画家赛尚的结构画法。他画人画山画树画一切都按几何形体画结构入手。结构是本质,眉、目、头发、双眼皮、大眼睛、水汪汪”,他指着林珍漂亮的脸庞说都是表象,是后面深入的事。大家似懂非懂,“啊,啊,”敷衍地赞同。

碳棒又粗又黑,训练有素的画者方可驾驭,童一珉像交响乐团的指挥,手臂在画板上急促地涂抹,时而停下,凝视林珍的面孔,围观者大气不出,目不转睛的盯着看。不出所料,他的绘画肢体秀相当有魅力。

终于表象显现了,林珍鸭蛋型丰满的脸蛋。秀气漆黑的带眉,水灵灵的眸子,性感肉肉的嘴唇。略显袒露的脖颈优美柔和的线条。隆起热馒头般的胸脯。俨然一位诱人的美少妇,被他刻画得淋漓尽致。

神经把成形的美少妇肖像举过头,大家目睹这幅极成功的肖像一起鼓起掌,千金大喊道“乌拉”,众人又兴奋了,也叫起来:“乌拉”。林珍做了个封口的手势,才安静下来。

王副厅长的公事处理完了,把茶杯递到林珍的手上,接过画板扫了几眼,高兴地说:”好像你,珍”。他突然哽住了。林珍说:“留孩子们吃个饭吧,老刘,叫食堂送过来。”王副厅长说:“好啊,好啊”,阿星、小卖本就是吃货,心想省政府食堂的菜饭,肯定是鸡鸭鱼肉样样俱全,巴不得留下。画友们也模仿童一珉的画法为林珍画像。究竟水平相差太大,多数人画的也是一塌糊涂,小卖用碳棒把整张纸涂成了黑面,用橡皮提出了个白骷髅。

回家的路上,阿星追问师傅,悄悄说,“在林阿姨身上发现了什么?”童一珉说:“记住,画画必须从内在化到表象,我研究了骨相学,画林阿姨肖像开始那些结构性的定位点圆圈,三角形,圆的切割,一方面是形势的定位,更重要的是找到她气质性格,内在精神倾向,她的美本不需雕琢”。童一珉对阿欣接着说,“你没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阿星说:“对,很好闻的香味,是茉莉花的香味,”童一珉说他画了舞台式的浓妆,粉脂涂得过厚,阿星说他不懂画肖像是要自然的样子。童一珉说林阿姨内心有故事,阿星又不明其理说:“画个像还有故事?”童一珉笑道:“我给你讲个蒙娜丽莎的故事。”阿星问:“林珍有什么故事呢?”“回去后我还得整理分析,也不适合在车上说,千万不要说出去。不因家庭层次高低,家境贫富悬殊。抛弃父辈世俗的偏见,年轻人走到一起,画画。”军官的女儿千金还和阿星谈上恋爱,千金小姐去阿星家,他拽着绳子气喘嘘嘘地爬上窄小二楼。指尖点着阿星的鼻子,哈哈大笑,“红军终于过了泸定桥,太好玩了。”

热恋的人什么话都倾吐,阿星对千金说。童大师说林阿姨有故事。千金问什么故事,“院子里有流言,林阿姨和王副厅长,有那么。是的,她的老公也是公安,经常出差。王副厅长又是鳏夫。他们来往密切,闲语很多。”阿星说童一珉骨相学太厉害了,抹点香水,擦了粉子,能判断有故事,千金更加崇拜童一珉了。

群众文化馆

不像美术家的协会,美术学术的专业院校,文化馆牌子前面加了群众二字,是骡是马都可以去溜。门槛低,画画圈里没有身份的人都愿意去那儿混,可以在那里画素描,练基本功,还有创作,是画油画,水粉,水彩,水墨画,自由自在,尽情挥毫,馆内有三个美术干部,不时可以得到他们的指导。

美专的徐老师对童一珉说:“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去文化馆玩玩嘛。胡易南是我美专同班同学。搞群众工作把专业丢了,成了万金油,人是个好人”。头次见到胡副馆长,他忙得不可开交。他对童一珉说:“瞿光头打过招呼了,你先去创作室转转。说你是高材生,也帮工矿师傅指导一下。我等下来找你,”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叫他:“胡易南,馆长找你。交代明天下街道检查计划生育的事”。库房保管员又找人要他在领料单上签字,见他抹去鼻头两边的铅笔灰,不停地唉声叹气。

童一珉找到工作间,见几个粗壮的汉子笨手笨脚在画创作草图,他们基本上来自工矿,星期天休息日来过过画画的瘾。那美滋滋的表情享受得很呢。其中一个40多岁留着寸头的大叔对童一珉说,“胡老师说了有个高手要来,是你吧”。童一珉急忙双手抱拳,连说不敢不敢,一伙子人围上来,请童一珉指导,童一珉自知,年龄比他们小一大节,不敢造次,于是单纯真挚的眼神打动了童一珉。他们按胡易南布置的庆十一国庆主题在画创作。有画水墨的,也有画水粉水彩的,有个钢铁厂的师傅搞木刻,但表达方式和画画的功夫都很幼稚,如儿童画画,平涂勾线,简单稚拙。

童一珉在他们面前还是不敢放肆,只在一张作品上作局部的修改,大叔大伯露出会心的笑容,“嗯,好好”,看见画上的人物都立体真实了。童一珉初次和这些朴实的人打交道,因为画画没有距离感,觉得蛮开心,不知不觉5:30文化馆要下班了,工矿师傅拉胡易南下馆子。还是寸头师傅发话:“吃老喻家的烧腊”。胡老师问“有酒喝吧?”鹤牌酒厂的调酒师张胖子指着鼓鼓的挎包说:“鹤酒52度,三瓶喝死你”。胡易南转过脸,对童一珉说:“忙得昏头转向,把你给忘记了,”他跟工矿师傅说:“小童,美校的高材生。”他翘起大拇指,师傅们,莫怕丢丑,只会有益,多向他学习。”又是寸头师傅非要拉童进去,师傅们也不多言语,推推嚷嚷,簇拥着进了酒馆,坊间卤肉叫烧腊,,玉师傅的卤肥肠,卤猪尾巴,卤豆干在两江市都有名,小小的店堂,6张桌子都坐满了人,张胖子和喻师傅很熟。在里间找了张空桌子,收空了桌上的碗盏,抹干净。胡易南一行被安顿。瞬间上了几大盘卤肉,卤干,寸头开启了酒瓶为喝酒的几个斟满盏子,也为童斟了一杯。那一盏杯,三两。童一珉连忙推卸,胡老师已经将半块卤干送入口中,边吃边说小童初来,不了解他的酒力,能喝多少是多少,不勉强。说着抽了半杯酒,一桌人虎狼般行动起来,只听得筷子碰盘子,数人巴哒巴哒咀嚼粗野的响声。童一珉联想到水泊梁山好汉的聚会,也不过如此。跟着俞师傅送上热菜热气腾腾的炒菜,更是助酒性。胡师傅不停地往口中送酒,给人感觉喝的是水,大口吃肉,大口吃菜,一桌子人的吃相,引起食欲让人羡慕。

一位名人说过,男人酒足饭饱就要谈女人。钢铁厂做木刻的师傅带头,“王技术员你们都晓得。”调酒张胖子答腔:“勾引幼儿园美女老师,那个姓王的唦。”“对,被公安局送去劳教。”另一个师傅说,:“那漂亮的女人被姓王的糟蹋了。”张胖子调侃,“被你糟蹋好些。”大伙都笑了,寸头说:“妈的,戴眼镜的人都喜欢打皮盼。胡老师你又没有老婆,搞个琵皮盼玩玩。”不像王技术员,不犯法。胡易南动起粗口,“老子去找那个麻烦。”寸头说:“我们厂里有个老姑娘,结婚时新郎官跟她的闺蜜跑了,至今单身。先是恨世界上的男人,现在想通了,愿意找个有才华的男的,你正配。长得蛮漂亮哦,叫我老婆去说。”胡易南说:“我接触过老姑娘,孤僻自我,不好招呼。”盘盏早已扫空,剩下的大半瓶酒胡易南给酒量好的平分。一口抽下。这伙人把胡老师、童一珉除开,三七二十一,AA制分摊了费用,胡老师酒酣后和工矿师傅满口秽语闲言的调侃嗨劲,颠覆了童一珉对基层文化干部的印象。他喜欢不装斯文的工矿师傅,无雕琢不做作的胡易南,或许是在窄街小巷里见识了民间底层生动的烟火味。对江湖的好感,洗剔着童一珉对高大上的眷恋之情。

还有个杨老师,杨松林,原是市郊长龙乡的民办教师,其父是私塾的教书先生,杨松林传承了老先生的书法绝技,能写一手漂亮的花鸟字,何谓花鸟字:即是用鲜艳的红蓝绿紫等抢眼的颜色,用花鸟鱼虫做字的笔画,构成的书法,杨老师每逢春节为乡民书写花鸟对联很受欢迎,在长龙乡杨家湖一带颇有名声,胡易南常请杨老师帮文化馆抄抄写写,布置会场,做些杂事,他为人少言谨语,做事踏实,馆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时间一长调过文化馆,再没回长龙乡,杨老师见人一脸笑,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常讲点不好笑的笑话,听的人装作被感染干笑几声,算是回报。

柳坚是另一个奇葩,年龄比童一珉小,是美专的毕业生,他是体制内正规编制的文化干部,拿着文化馆的工资,与混着玩的业余身份截然不同,在馆里对有专业的干部都以老师相称,童一珉能理解他:文化馆只是暂时栖身的小庙,青年画家哪个不是指望“大鹏展翅,鲲鹏扶摇”成艺术大师的那天!可想而知吊儿郎当,迟到早退是常态,全馆学习时不见他的踪影。书记在台上做报告,他在台下吃冰棒,书记把他没办法。刘会计给他起了个绰号——柳溜,馆内同事却顺口喊成了溜溜,他也不在乎,随着喊溜溜的叫声高声唱:“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对女同事做个展开双飞的姿势:“李家溜溜的大姐,身材溜溜的好哟”。大家都还不讨厌柳坚的作派。他在业余爱好者面前常常摆出“云山雾罩,高山莫测”的俯视姿态,哼哼哈哈含糊地指导几句,有时极严肃,突然间忍俊不禁,噗嗤一声自己笑出声来,把边上的人弄得莫名其妙。

溜溜看见童一珉画的色彩:“嗯,不错”,知道是自己的同门师兄,对童一珉很友好,他袒露真言:“工人师傅总把我当孩子,我装也要装出老师的样子”。柳坚实际是个很阳光、单纯的人。后因在大江游泳溺水身亡。多少年过去,童一珉心里一直放心不下,时常忆起柳坚噗嗤一声灿烂的笑脸。

在文化馆的编外人员中,童一珉是当然的佼佼者。那些业余爱好者、工矿师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更没有专美的文凭,无论素描、色彩、人物造型等现在美术学院的基础课程,驾轻就熟无人匹敌。不时,他还显摆几笔抽象画法,也吹点高深莫测的美学,什么移情,距离产生美。业余美术爱好者受求知欲驱使,听童一珉大谈艺术审美的原理。胡副馆长也悄悄地听他讲,听的人越来越多,胡老师把童一珉叫到他的办公室,皱着眉头严肃地说:“少涉及西方的艺术观”,他还说:“这都是敏感的议题,为你也为我好”。年轻气盛的童一珉不明就理,回家后请教爸爸。经过数次改朝换代,数次运动,姜是老的辣,他说:“学术、艺术都是有阶级性的。”见儿子一脸的茫然,他又补了句:“不管哪方面牵扯到西方,都紧开言,慢开口,少说为佳”。

文化馆办的展览或是放到外面的公示牌,插画都是业余爱好者手绘,都要领导审查,童一珉的插画多次被领导毙掉。或是搁在最不显眼的叽里旮旯,后听说还是胡老师顾及他的面子,几次胡老师干脆拿起板刷醮上大红翠绿的颜色,将童一珉自鸣得意的笔触盖掉,才让挂上墙。

《妇幼保健院二十年成果展》里阿星小卖旦等徒弟都荣登派出画家名单,单把童一珉落下来!被边缘化的童一珉很纳闷,柳坚对童一珉说:“你只知道艺术,孤芳自赏,杨春白雪,少数人欣赏的趣味,群众文化馆,面对是群众,普罗大众,要下里巴人,平头百姓喜闻乐见,说穿点,越俗气越好的东西。”

阿星带胡老师来童一珉家,进门他说:“顺路来看看”。童一珉沏了杯爸爸的龙井茶,胡老师喝了两口寒暄几句,并无具体事由,童明白他并不是艺术的门外汉,又夹杂着体制对意识形态控制,做人两头难,对他做出安慰的姿态,便体谅他。天黑了,童一珉躺在床上不禁思忖:“我自以为傲的艺术理念艺术趣味为何在现实社会中会孤立、碰壁”。是否要改变,能改变吗?

两装阶层–国营装卸公司

这标题的头四个字,不解释任何人都猜不出啥意思,后文会说得明明白白,而且很滑稽。大水巷的丹丹招工进了两江国营装卸公司,在码头、车站干扛重物件的体力活,因能画上几笔,常脱产搞宣传,他举着展板,拿着墨迹未干的标语,什么“加油干,出大汗!”什么“工人师傅出大力,为国家争口气”。穿行在扛麻袋的码头工人中间,吹着口哨,洋洋自得的瘪三派头,被师傅们所不齿,“呸,装B,卵蛋!”因他口无遮拦,心直口快,待人热情,码头工人师傅都还蛮喜欢他:“卵蛋,帮买包游泳香烟来”,他会接过钱拔腿就跑,一下子就将烟递到师傅手上。

装卸公司接市委的指示,要办阶级教育展览,上世纪六十年代全民阶级教育抓得狂,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是敌人,解放军的雷锋同志号召要有像秋天扫落叶的态度对待他们,插画,宣传画量很大,老板(皮书记)估计丹丹的水准不够,托他找绘画的能人。丹丹找过群艺馆的胡副馆长,胡易南说:“文化馆自己的任务都难完成”。丹丹说:“你这里业余画家抽两个”。胡易南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童一珉一个顶几个用。”丹丹如梦初醒,“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只要有画画的活动,还是那句话,“闲着也是闲着”。他欣然接受了。

公司给童一珉连同丹丹,配了三个副手,刘俊带着啤酒瓶,戴高度近视的眼镜,能搓两把二胡。在不需要文化只需扛包干粗活装卸工人队伍中,他就是文化人,是艺术家。二黑是世袭的码头工人,曾祖父,清朝就在黄沙洲扛码头,爷爷做过屠户,二黑成了正式的码头工人,祖上给了他个腰圆膀粗的身子,俨然的肌肉男!

皮书记皮老板带着王秘书,亲自向四个人,也算做团队,交代工作。他本也是世袭的码头工人,肯吃苦耐劳,是市里的劳动模范,被上级培养,当了有九个分公司共八千多人偌大国营公司里的一把手,文化程度不甚高,只有个党校文凭,但因熟悉码头,码头人的习性捏拿的准,八千多人也管得服服帖帖。党校学到不少知识,接触多了各级官员,也沾染了并不是优点的习惯:讲话、作报告,虚词过多,哼哪,啊的。但多年的锻炼大意还是表达得非常准确,A,政治任务,意义重大;B,时间紧迫,同志们努力;C,充分信任;D,坚决支持有困难就提。皮老板的讲话,像催眠曲,肌肉男歪在位子上打着呼噜,睡着了。王秘书接着补充:“时间很紧,一个月的时间必须完成《两江市装卸公司阶级教育展览》”,皮老板生怕国营这个称呼掉了急忙说:“国营两个字很重要!”丹丹插嘴的毛病又犯了,大大咧咧地喊道:“这么长的名字太拗口”。王秘书想了想向皮书记请示:“小丹说的有道理,用个简称?”皮老板摸了摸脑袋:“嗯,怎么简法?”王秘书在稿纸本上试写了几条,什么《两江阶级教育展》、《装卸公司展览》、《国营阶级展览》,截头去尾砍中都不合适,丹丹又插嘴了:“不过是个代号,进馆看内容便一目了然”。王秘书又请示道:“取每个词的头一字?”皮书记说:“也好,也好”。王秘书说:“《广州外贸交易会》简称《广交会》,中国航空公司称(中航)”皮老板笑道,“好,很好”。王秘书继续唠叨,看样子,正是他表现自己的水平的机会;“公厕简称《WC》,当然我们不能用洋文,就叫《两国装阶教展》如何?”皮老板点头首肯了。

向市里汇报筹展进度的文书,《两国装阶教展》的名称,搞的上级莫名其妙,他们知道八千人的“提督”皮贵生文化程度不高,没有多说,只是要求改回全称,爱插嘴的丹丹被骂了一顿,出歪点子的王秘书也没落到好处,被皮老板冷落了一段时间,下派到装卸七站监督安全。

王秘书来工作间劈头劈脑就怪丹丹:“以后少生点花,让我差些丢了饭碗,得亏皮书记知道我忠心”。他又传达了指示,还要加一个项目:仿市展览馆《收租院雕塑展》里赤膊扛包、穷苦农民的雕塑,改成码头工人,旧社会的苦力!设置在《两江市国营装卸公司阶级教育展览》的入口处。皮书记说了,有画龙点睛,突出主题的作用”。丹丹做出很拥护的样子,拍着巴掌:“好点子,高,实在是高”。

童一珉在一旁却皱起眉头。他没有做过雕塑,除了大量的插画、版面画,又加了个烫手的山芋!还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三个不能上架的废人!

王秘书把二十三元的生活补助费交给童一珉,童一珉拿着两张十元,三个一元的硬币盘算着:乖!肆毛一盘的炒猪肝,壹毛一碗的热干面,壹毛两分一碗的啤酒,这够吃多少餐宵夜!

王秘书送来打印的《阶展》的提纲通稿,每人发一份,认真讲解了阶级斗争的含义:劳动人民长期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在党的领导下,革命人民起来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

肌肉男三黑又睡着了,丹丹推推他:“哎,哪来这么大的瞌睡!”童一珉又是编外人员,画画依靠他,他想:“我是当然的老大。”

找了个公司旁的小饭馆,点了几个菜和啤酒,童一珉说:我是拿了二十三块钱的手软,被套牢了,我是头,吃了开工酒,依我的办法办事,一个月把事做完。那几个早就在吃喝了,呼呼啦啦把盘子扫个底朝天,又加了几个菜,吃得是酒足饭饱。

几人醉醺醺回到公司,特地腾出的宽大的库房用作工作间,脱了上衣,赤膊上阵,童一珉吩咐刘俊和三黑去江滩拖泥巴,三黑问:“泥巴做么系用”。刘俊说:白痴,做泥人。三黑道:啊,懂了,皮老板关照做的。

刘俊不是做事的人,到江滩还没拿上锹,连翻斗车带人滚下堤坡,三黑眼疾手快,把他拉住。三黑心想,算是没掉到江里喂鱼。刘俊腿擦伤,坐在江边唉声叹气。三黑撸起裤脚,憋住气忘翻斗车里掀泥土,一人拖回三车。丹丹平时瞧不起大字不识几个、歪在凳子上立马可睡着打鼾的伙计,他被他的工作劲头感动了,递上一支烟给三黑:你做事蛮扎实嘞。

童一珉面对摊开的大堆泥巴,扎雕塑骨架的木条钢筋、铁丝、十几块展板,心里发怵:“一个月么样完成”?丹丹又说牛B话了:“加班加点呗,皮老板往常喊的口号,大干快上!我们陪着你奋战三十天。” 童一珉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是个半瓢水,那两个苕货能做么丝!丹丹道:我这辈子只画过八开纸的素描。他双手做了比划,约莫三十公分大小。他又说:这一米五乘二米五的大画,画中人真人般大,你嚇我,我不敢动手,画坏了,老板,王秘书又要吼我。

收了二十三块人民币,上了贼船,逃不脱了。

狗急还跳墙,急中生智,童一珉叫丹丹把七块大展板一字排开,用流水线的办法摆起,统一打铅笔稿,画面人物模式画,工人、农民全是腰圆膀粗、孔武强壮、浓眉大眼、阔口方面。神态坚定愤怒、地主则是瓜皮帽、三角眼、穿长马褂,资本家满脑肥肠、小胡子、挂着金链表。如此克隆却真实有效。一天就把七幅宣传画的构图搞定,虽然很低劣!只是怕此时教创作的宋老师出现,宋老师是个眼中掺不得沙子的人,艺术态度甚是严肃,他会破口大骂。给童一珉打个不及格!童一珉想:宋老师呀,对不住你的教诲,实属无奈啊。

叫丹丹勾线,他颤颤巍巍,曾经也画过人物画,终于胆子也大了起来,画着画着渐入佳境,当下不是探讨艺术,童一珉心里清楚,没必要去找毛病,睁只眼闭只眼吧。艺术之神啊,请你谅解我的苦衷。叫三黑、刘俊和泥巴。刘俊文不能文,拉二胡像鹧鸪叫。武不能武,拖泥土掉下河,掀了三两锹,不是腰酸就是腿痛,废物还得利用,童一珉只好叫他来上色补背景,刘俊说话都颤抖了:“不行,不行,我一辈子没有拿过画笔,小学美术都不及格”!童一珉把他推到展板前,硬塞上刷子,他用手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贴近瞅展板,无可奈何的试着刷……

童一珉在他们的涂鸦上收拾整理,加色,只要英雄的人民不像反动派,反动派不像人民英雄。工人农民面色红润,资本家、地主灰暗无光,就行。

王秘书每天都要来看,他惊讶地叫道:“有气势,把红旗加多点,劳动人民的动势啊!资本家画得更肥些,狗腿子的眼睛画成三角眼就更好了”。我们几个把他的话也没当个什么,三黑都说:“他是跟皮老板的应声虫”。好在皮书记也来看了:“好,好,我很满意”。

算是过了关,心里的砣子放下了,童一珉轻松了一截。

还有个要人命的泥巴人。“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路”。童一珉想。用铁丝绑在木条上,钢筋扭出个人形,搭泥巴。塑出毛胚,再雕凿刻画细节,见美专雕塑专业的同学做过,“不是卫星上天的高科技,不过是个粗活,没什么不得了。”童一珉想。

让二黑、刘俊轮换用铁锹往骨架上搭泥巴,照童一珉指定的位置堆砌。二黑突然喊道:“哎呀,肚子痛,要解大便”!说着就往厕所跑,丹丹说:“吃饭、喝酒血盆大口,开工时候,要解大手”!三个哈哈大笑。二黑回来说道:“舒服了”。拿起铁,锹嗨嚯呀嚯喊着搬运号子,使劲地搭泥巴,刘俊也不好意思,站站停停,用力戳了几锹。

童一珉和丹丹再去解决几十幅插画,两人配合默契,进行很顺利。

“见过猪走路”,做泥塑没有经验,投机取巧无门,只得用尽全身的解数,绞尽脑汁,淌干汗水,拼着小命,日夜奋战呗!恰恰不是拼命就能做好的,泥巴老是垮,无法控制。刘俊插不上手,也着急了:“我拉个曲子慰问你们,《二泉印月》可好听哩”!二黑的瞌睡被吵醒了,叫道:“像杀猪”!他拿起木条使劲地拍打框架上的泥巴,泥巴被拍实,这二黑粗人一个,却有神助,经他之手,泥巴听话,还拍出扛麻包码头工人生动的人形,童一珉忙上前握住二黑的大手,称赞说:“啊,兄弟,你是个雕塑大师”!二黑不知所措,他只知道,小学读过三年,是个黑肚子,被称大师,担当不起。

泥巴人前也挤不下多的人,童一珉叫丹丹用竹刀做背、屁股次要的部位,自己做面部、手、正面。渐渐地,泥巴有了看相。

皮书记、王秘书也还蛮有人情味,吩咐公司食堂,送来四菜一汤,二十个卤鸡蛋,装卸公司的卤鸡蛋在兄弟单位很有名,卤味透,口感好,大盘油炸花生米,一大桶冰啤酒,以示慰问。四个年轻人鱼肉酒,每人五个卤鸡蛋,吃得好不快活!吃饱打嗝,都有鸡屎味!晚上照样可通宵喝两碗啤酒。

童一珉回到家觉得骨头都散了架,周身酸痛如挨了鞭刑的,疲劳却睡不安;挂记着泥巴人,垮塌是头痛的事,插画漏掉哪几幅,辗转反侧,尽做噩梦:泥巴人长腿跑了,丹丹不小心将一桶水泼在几十幅插画上,全部泡了汤!

早晨到工作间,首先揭开泥巴人盖着的塑料布,口里叨念:“菩萨保佑,莫垮了,莫垮了”。

泥巴人涂上色彩,矗立在《两江市国营装卸公司阶级教育展览》馆的正门口,虽然不如人民银行门前的石狮威武,但是阶级斗争,劳动人民受压迫,突出主题的点睛之笔!在皮老板皮书记的带领之下,装卸公司大小领导几十人,来到现场,个个翘起大拇指,称赞皮书记的总体策划,特别是移置收租院泥人的点子,非常非常有水平。

《两江国营装卸公司阶级教育展览》(《两国装阶教展》)获得巨大的成功,门庭若市,外单位上门取经者络绎不绝,他也出了风头,都晓得有个年轻人童一珉有一把刷子,一个月办出个成功的展览。此后他又接盘《共和国青少年英雄人物展》、《区法制教育展》、《市科普宣传展》。各单位都晓得童一珉不计报酬,约定俗成,延续了装卸公司二十三元的月标准。

童一珉年轻,当年商业还不为人们认识,没学马克思的资本论,不知劳动的价值能换算多少钱。心内忐忑的是同行对他糟蹋艺术的责备!他自我谅解:这又不是代表我童一珉水平的艺术展,何必太认真。

(未完待续,原创文字及插图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听张国光老师讲课

文/ 傅承洲

张国光先生是我大学本科阶段的老师,从1978年秋至1979年夏,张老师给我们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78级的同学讲了一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从先秦讲到魏晋南北朝。当年张老师当时五十多岁,中等身材,体形消瘦,戴着眼镜,拎着公文包,一上讲台,精神抖擞,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拖堂一二十分钟是常事。

他讲课的口头禅是“他不懂”、“我们的观点”。他给我们讲《论语》、讲《庄子》,讲《诗经》、讲《楚辞》、讲《史记》,文字比较古奥的作品,他会作一些串讲,让学生读懂文本。重点放在作家与文本分析上,每讲一家,先批评学术界的一些流行的说法,往往都是一些名家的观点。再讲他本人的看法,就是“我们的观点”。

几乎每个作家、每部作品,他都有新观点,真是让人惊讶。板书是他的短板,恕我不敬,张老师的字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一些生僻的字词,人名地名以及重要的引文,他会写在黑板上。有时写完之后,看看,不满意,就用手连带袖子把它擦掉,重写一遍。再看看,满意了,接着讲。在学生看来,第二遍并不比第一遍写得好。

他讲的是第一段文学史,却并不只是讲这一段的作品。讲着讲着,就讲到他正在研究的课题,我在他的课上听他讲过杜甫、讲过韩愈、讲过《水浒传》、讲过金圣叹、讲过《红楼梦》。学生课后向他请教,如果不理解、不接受他的观点,他会花很长的时间,耐心细致地给你讲解,直到你接受为止,至少是口头表示接受,否则别想离开。他教学生独立思考,不要迷信权威,不人云亦云,从文本和材料出发,得出自己的结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治学经验。

张老师上课经常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写论文,一学期写好几篇,却并不指定具体题目,从先秦到明清,作家作品都可以写,甚至写历史、哲学方面的论文也没关系。他总是鼓励学生创新,质疑权威的观点,写出新意。凡是学生提交的论文,他都会认真批改,每篇作业后面都会写一段评语。当时是三个班合班上课,学生有一百多人,还有进修教师,作业批改量非常大,不知张老师哪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不仅如此,他每次将作业批改完毕,都会从中挑选十几篇写得比较好的论文,出一期墙报。让书法比较好的同学用白纸把这些论文抄写出来,贴在文史楼门口的墙上,一贴就是整整一面墙,让感兴趣的师生阅读。课余时间,墙报前总会聚集一群人,看我们年级同学的论文,成为校园的一道风景。

张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新观点,都是他的研究成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张老师学术的高峰期,或者说,是压抑了十几年的喷发期,他发表了一批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论著。

他当时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金圣叹翻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1964年,张老师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与公盾同志商榷》的论文,认为金圣叹不是封建反动文人,而是“封建文化的贰臣”,“封建政权的叛逆”。金圣叹腰斩《水浒》,“不是歪曲,而是强化了革命主题。”时值文革前夕,张老师的学术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且不允许发表答辩文章。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张老师恢复了发表论著的权力,短短几年时间,他先后发表了《两种水浒,两个宋江》、《有比较才有鉴别——金西厢优于王西厢之我见》、《我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金圣叹》等十多篇论文,并于1981年结集出版了《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中州书画社),提出金圣叹不仅是第一流的文学批评家,而且是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调子越唱越高。

张老师毫不掩饰自己的策略,我就当面听他说过,矫枉必须过正,只有充分肯定金圣叹,才能摘掉他头上的封建反动文人的帽子。张老师有些学术观点并不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当下的学者很少还称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大多肯定金圣叹在小说、戏曲批评领域里的杰出贡献,说他是中国第一流文学批评家名副其实。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张老师的多年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湖北大学附中教书,附中与大学相距不远,只有一站路。有时周末会去湖大看望张老师,一般是晚饭后步行过去,在他书房坐下,没有寒暄,也不闲聊,就像上课一样,听他讲最新的研究成果,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与同事田绍文兄一起去看他,从傍晚七八点钟,一直讲到次日凌晨一点多。附中晚上十二点锁校园大门,值班的老师傅锁门睡觉之后,决不起床开门,好在大门是两扇铁栅栏,我们只能翻栅栏进去。

附中同事也是77级师兄谭文祥调到《武汉青年报》当编辑,约我写一篇张老师的专访。我与张老师长谈之后,写出初稿,请他审定。他对初稿不太满意,记得我在文章中形容张老师的论文在学界的反响,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扔下了一块石头,激起层层波澜。张老师认为与实情不符,不是扔下一块石头,而是扔下一颗炸弹;不是波澜,而是惊涛骇浪。不过张老师还是同意稍作修改后发表,修改稿中是否采用了扔下炸弹的比喻,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1985年秋季,我离开了武汉,先后在北京、烟台、南京等地求学、教书,与张老师的联系少了。我所学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研究兴趣集中在古代小说方面,与张老师的研究领域十分接近,因此得到张老师的帮助与提携。

张老师经常主办学术会议,我在烟台大学任教期间,硕士刚毕业,还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教师,也没有发表几篇论文,更谈不上出版学术专著,却多次收到张老师寄来的会议邀请函。我记得参加过两次他主办的会议,一次是在湖北大学举办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一次是在荆州举办的《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三国演义》会议上提交的论文还收入了会后公开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烟台大学学报》的文学编辑刘国宾先生曾委托我向张老师约稿,张老师爽快地将他的论文《许穆夫人——我国最早爱国女诗人》交给《烟台大学学报》发表,该文发表后,还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我在南京读博士期间,听说张老师到南京出差,当时正好有事找业师谈凤梁先生,闲谈时提及张国光先生来南京一事,谈老师非常热情地邀请张老师到南京师范大学做客,并让我带车去接张老师。我提前到达约定的地点,等了近一小时,没有接到张老师,只好空车返回。事后得知,当时张老师与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的专家座谈,忘了到南师大的事情。我也错失一次与张老师见面讨教的机会。

博士毕业后,工作生活十分忙乱,一个人带孩子,我有七年时间没有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几乎与外界隔绝。有时回湖北老家,也是匆忙从武汉经过,没有时间去见张老师,潜意识中也许还有躲避张老师问我学术研究状况的意图。

张国光老师逝世的噩耗,还是从网上知道的。这些年,我还是经常想起他,给本科生讲小说评点,给研究生讲小说研究史时,我会给学生介绍张老师的学术观点,备课时还会翻阅张老师的著作。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的生命和普通人一样也会终结,但他的著作会长存人间,泽被后学。

阿英记叙1943年春节

《敌后日记》,阿英 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文/ 莫之军

“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这是诗人陆游《除夜雪》中的诗句。诗中描写了诗人于新年旧岁更迭之时的心际与活动。

1943年的春节是在严寒风雪中到来的,彼时,中国抗日战争正进入关键胶着时期。

适值阿英一家历尽千辛万苦离开“孤岛”上海,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后过的第二个春节。从阿英的《敌后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阿英在这个春节前后的生活轨迹。

阿英,即钱杏邨,安徽芜湖人。1941年到苏中﹑苏北参加新四军的文艺工作,参与并领导宣传统战工作,是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文学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其一生著作颇丰,文字涉及文学、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戏剧、电影文学史、美术史、通俗文学、曲艺资科等多方面。《敌后日记》为阿英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也是当今难得的能真实反映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战地日记。

阿英在2月1日大雪之日,即阴历腊月二十七的日记里简略地记载了其一天的重要活动:

晨起,雪天。“因绿汀同志本日拟赶至李三庄县府,乃唤之起,俟其料理清楚,送之至吊桥外而别,并介其至八大家王新波处早饭。”

送走绿汀,回来后,阿英又分别给杨帆和宋主任各写一信。准备托明早往新四军第三师师部的田川﹑孔方﹑张早三位带过去。

早饭后,天上仍然大雪纷飞。年关已近,人们都在准备张灯结彩过新年了,阿英仍没有过年的准备,而是“彼等去后,余乃汇抄《古小说考逸》及《武则天事辑》,并《广记》索引考证资料,至午饭后将第六函抄竟。”后又“旋续抄第五函中《考逸》《事辑》《索考》诸资料,至晚饭时,始搁笔。”由此见,阿英这一天大部分时间都 在抄录索引考证资料。

2月1日如此,2月2日其日记记载仍是如此。晨起,大雪已止。阿英“早饭后,继续整抄《笔记小说大观》第六辑四函,又作日记。”近午时候,天空又落雨雪。“午饭后,整抄第三函中之《考逸》﹑《天后》材料。”他同时考虑整理其收集的带有传奇部分的《水饰图经》﹑《壬度》诸篇。其叙传奇作者者。有《沈亚之》(二五一)﹑《邢风》(六二),皆写亚之轶闻。又《白行简》(六三),可作为小传奇者,则是有《崔护》﹑《韦皋》(二七四)诸篇,他日拟再汇选之。

在此,阿英特意写到:“今日废历十二月二十八,仲惠先生约吃年夜饭。”

2月3日,即阴历腊月二十九,雪止日出。阿英这日日记写得简略。漱洗后,“即汇抄第二函中之《考逸》﹑《天后》材料,继以首函,至午后三时,完全竣事。”他特别记载与战事相关的一事:“午,得情报,陈家洋一带鬼子,皆已自动退却,盐阜全区敌部队,闻将退至泰州集中,有放弃此一带据点模样。其原因则系敌解决李明扬﹑陈泰运部,引起李长江等部反正运动。双方接触,敌损失颇不小。今兹退却,因当在此。”四时,抄录完竣,阿英“乃至小街漫步,聊资闲散。”洎暮,饭,灯下小休,旋即就寝。

2月4日为除夕日,即阴历年三十了,阿英在当天日记开始就写道:“今日为废历大除夕,并旧一年又尽矣!”他依然是:“晨起后,补抄昨未尽材料,补《索引》各条,作日记。至十时顷,将《笔记小说大观》第六辑,作初步结束。”“旋至仲惠先生处,借《资治通鉴》,检天后材料,始高祖,迄中宗,并则天朝全史,给《唐妃》十一,终二十四。则天盖生于高祖武德七年,终中宗神龙元年,年八十二。称帝时,年六十矣。”大年三十了,人们都在合家团聚,过年了,阿英先生还沉醉于故纸堆里读书写作研究资料。另外他在此日日记略记道:

“另得一情况,系侦察员自陈洋归来报告者。据云敌已集中三处,准备开拔,敌储棉亦均已运出。与昨自另一方面所得者,足资参征。意者敌果真放弃此一地小据点矣。”七时,晚饭,饭后阿英亦惟默坐,“静待废年之逝去。”同时,他在心中“意念毅﹑惠两儿,在部队中,不知如何度岁也!”由此可见,阿英作为一位父亲,同样有念子之心。

2月5日,为新年第一天,即正月初一。我们读到的阿英一天从早到晚,仍没有休息,还沉醉在古籍中:

“早饭后,泛阅《太平广记》,检遗逸材料。得有关戏剧之史料一则,《神话女史》《灯史》若干则。关于《神话女史》,所未辑录者,只《神仙》《女仙》卷矣。明后日当奋力尽之也。”直到黄昏时,他将所得材料抄尽。

还是当日,阿英“晚饭后,读《广记》所收《甘泽谣》文七篇,《红线》而外,鲜有佳者。当分别另笺,以备将来写作小说史之用。”做完这些时“已及十时许,乃寝。”

在此日日记尾子里,阿英感叹道:“新年无佳事,读书一日而已。”

在此后连续几天日记里,我们看到阿英每天大多数时间都用在阅读和抄录整理历史文化资料与写作之中,天寒阴冷,不曾间断。

在2月10日即正月初六日记里,阿英从晨起到日暮黄昏,工作依然是阅读抄录整理历史文化资料。不过,让他惊喜的是:

“下午收到钱毅来信,谓连队新年演出,成绩甚佳,现在从事元宵演出准备。歌咏队已经成立,小惠在负责。工作兴趣,余心滋慰。拟作一函与之,催促彼等从事写作。”

“眼甚痛,然终至十一时,始行就寝。”就是这样,他还将所辑反映财富思想之神话数则附钞于此。

仅从春节这些时日,我们看到的阿英先生执着探求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孜孜不倦分秒必争,令人感动。

奥地利小说家弗朗兹·卡夫卡在《坚持写日记的好处》一文中写道:“在日记中你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人们曾在今天看来难以忍受的境况中生活过、环顾过,并且还把观察结果记载下来,也就是这只右手曾像今天这样动过。我们由于有可能回顾过去的情形而变得更加聪明,为此就更有理由不得不承认我们那时的奋斗所具有的勇气,尽管在奋斗中不免存在着非常肤浅的无知。”

阿英的《敌后日记》作为稀有的战地日记,所记载的人物事件和苏中和苏北根据地政治﹑军事﹑民生﹑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文字极为丰富,是研究苏中﹑苏北和山东根据地抗日斗争历史极为珍贵的文献。

 

 

《追捕》和我的1978

文/ 胡发云

高仓健死了。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痛。

很多年没看日本电影了,我以为已经忘掉了那个冷面男人,此时才发现,他如此深刻地嵌入了我的生命,像一个流落异国的兄长,久无往来却依然血肉牵挂;再往深处想,真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身边那个叫真由美的女人,还有那首无字的歌:“哪呀哪——哪呀哪哪呀哪——”有点放浪,有点沧桑,每当电影到了动情处,它便散散漫漫地唱起来了。

1978年深秋,《追捕》在大陆放映的时候,我已经被我当时任职的军工厂单独监禁一年多了,并在这期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待最后的发落。那天,几个看守我的师傅接班,说起刚看的一部名为《追捕》的电影,说里面那个女主人公真由美,真像你那个李虹。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讲述中,我对剧情有了大体了解,将一个同情并帮助通缉犯的富家女儿,和一个不顾一切重压挚爱一个“现反”的高干女儿媲美,这世道人心真是开始变了。

一年前的初秋,厂党委突然宣布对我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因了我的一些言论。我们车间办公室的正副书记、会计、调度和我,大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平日爱读书报,爱琢磨问题,常常一起议论一下时事政要,不知道怎么就成事了。我这个唯一出身不好又桀骜不驯的非党人士,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余下的几位,后来也陆续被审查被监禁,一时间成为我们厂著名的集团案。

那天,我在押解下回家取生活用品,正巧李虹来了,撞见这一幕。就像真由美在山洞里遇上矢村警长来抓杜丘一样。我对她说,厂里有点事,告诉我父母,说我出差了,一两个星期就回来。只是我太低估此事的严重性,这一去就是整整15个月。

李虹当夜就在我家住下了。这算是她过门的第一天。

我和李虹相识于1974年的深秋,她从部队复员后分到湖北人民电台文艺部做文学编辑,读到我发在刊物上的一首诗,准备配乐播出,约我去谈修改意见。两个冰炭水火天隔海阻的人,就这样相遇了。

我父亲是国民革命军军医家庭出身,她父亲是长征老干部;我是军队工厂一名小统计,她是喉舌单位大编辑;我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而她却一直享受着许多特权带来的优越。我们有如此多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还有我们对文学与音乐的爱。我们从隔膜、抵牾、互怀偏见甚至唇枪舌剑,到相知相爱,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她渐渐理解并赞同了我的一些想法。就在我隔离的前一个多月,我们互相走近了对方。那段时间,她三天两头隔江过河到我家来,一次次长聊直至深夜才骑车返回电台。突然间这一切就兀然打住了。

一时间她陷入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之中。她拿着记者证以了解作者的理由前来探望我。在寒冷的冬夜,禁不住思念之苦,跑到我那间囚室外面的大马路上呼喊我的名字,她一次次拿着罐头、香烟、书籍、被褥要闯进去见我,在香烟里塞进纸条诉说自己的火一样的爱意……后来,李虹自己也被停职检查。她依然不管不顾,导致更严重的惩戒,很快惊动了从小宠爱她的父母。两位老人轮番从西安赶来,力图救出堕入这场危险又荒唐恋情的宝贝女儿。这一切我的那些看守都看在眼里。

一开始,那些充任看守的师傅们并不知道我犯下了什么大罪,在专案组三番五次的讯问提审之后,特别是听了我开诚布公向他们讲述我的思想我的观点之后,渐渐同情甚至钦佩起我来,有人忘形之中,甚至会在我和政工干部辩论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觉得小胡说得有道理。”渐渐地,他们开始替我购买书刊,到各个办公室帮我搜罗报纸,甚至帮我偷偷传递纸条,生活上对我也百般照顾,多少年来的那种万人诺诺的局面在悄然崩溃。专案组察觉一些蛛丝马迹之后,不得不常常更换看守,避免他们和我相处时间长了,做出更不堪的事来。

《追捕》放映以来,厂里开始流传胡发云也有一个真由美女友的故事,到了后来,李虹来了,很多人都借故前来探看这位现实生活中的真由美。

夏末,我被转移到厂外礼堂旁边一间平房,一边监督劳动一边等待最后的发落。有一次李虹意外中找来,看守们竟以礼相待,还特意避让出去,让我们单独待上一段时间。那天李虹来,给我讲了《追捕》的故事,告知电视台要播出《追捕》,我对看守师傅们笑说,想看看真由美。他们说,不远处后勤组有一台电视,有点毛病,没人会调。我说我会。

那个晚上,几个看守,一个“现反”,还有那个依偎在他身边的“真由美”,在这一方十几英寸的黑白屏幕前,看一个关于逃犯和爱情的片子。里面的许多情节许多对话,就像在演绎着我们的故事。

当杜丘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真由美率性地答道:“我喜欢你!”当杜丘拒绝真由美和他一起潜逃并告知她说:“我是被追捕的人。”真由美喊道:“我是你的同谋!”当真由美的父亲说:“听见吗真由美,我是你父亲!”“不是,把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你就不是我的父亲。”

当真由美从重重包围中救出杜丘,发现前面已经被警察封锁后,带着她的马群喊一声“冲过去”时,我和李虹都融化在这一幅幅令人销魂的场面中了,我们所有的思念、孤寂、重压与磨难,都由这部片子给我们做了最美的注脚。这部电影,成为我们分离中的情诗和荒原上的星光。杜丘在寻找权贵们的黑幕,寻找那种把人变成白痴的AX药片,我在思考一些问题的真相,争取着自己言说的权利。真由美和李虹都凭着女性的直觉与常识,判断着这个世界的真伪善恶美丑,并作出同样勇敢的选择。我们都用火山喷发的爱去抗拒强权的冷硬。

此后很长时间,关于这部片子的许多对话,我们可以张口就来。李虹去世后,我读到她留下的日记,其中有这几天的记录。

1978年10月25日

昨天在省电影公司观看了两部日本影片——《望乡》、《追捕》。晚上又连续两遍讲述电影《追捕》的情节,一次是给发莉(我妹妹)及×(李虹日记中我的代号)的父亲,一次是给在自由囚室中生活的×,我兴致很高,他们听得也很热心,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在复述的时候,都是很热情,也很激动的……在一个没建成的建筑后面,坐在潮湿的混凝土制品上,我们无言地偎在一起,静静的……丁字路那里我们很愉快地分手了,并约好“明晚再见”。我们的时间这样宝贵,这样短促,我们的爱情这样浓郁,这样丰富,我想,我和×对这一点的感觉一定是相同的,我们为自己的一切高兴,甚至骄傲。

1978年10月27日

……昨晚和×一同看了日本影片《追捕》(电视)之后,我们又到了前一天那奇妙的地方,站在脚手架下默默地过了十五分钟,没有响动,也没有灯光,只有×的一星烟火在闪着微微的一点亮。我们靠在墙边,偎在一起,没建成的房子里雨滴很响地打在地上,仿佛是人弄出来的声音,我感到冷,就紧紧地挨着×,×的毛衣上也被雨弄湿了,但我总觉得挨近一点就不会冷了,我们互相暗示着,甜蜜的长吻,使我忘掉了周围的一切……

自此以后,李虹几乎天天都来,她骑了我那辆飞鸽的二八大车,一早从我家出发,跨越长江汉水两座大桥,贯穿武汉三镇去电台,晚上下班后,不论阴晴风雨,直驰我的囚室,然后在暗夜中回到我的家。从她常常被泪水洇润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一直笼罩在不祥的预感中,她希望每分每秒都和我待在一起,害怕着一切突然会在某一刻戛然而止。

1978年11月17日,李虹日记中写道:“妈妈来信了,姐姐姐夫已回西安,家里想让我回去团圆,x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明朗的结局,我又一定要离开×,我心里真不好受。昨晚,在×那里我哭了,我不愿意离开×,一天不见×我都似有所失。现在要回家,那就是二十多天见不到×……”

我坚决地劝她回去,还开玩笑说,我要我的岳父岳母知道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婿。这时,李虹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条件,回去可以,回去之前我们先结婚。

那个年月,且不说像我这样的戴罪之身,正常人要结婚都手续重重。李虹说,我们自己结婚,什么都不要。经过一番密谋筹划,我们迎来了我们的“11·28”。

1978年11月28日,胡发云在看守的帮助下逃出了监所,与李虹举行了一场没有仪式的婚礼。
(图片来自作者)

为了我,她两年没探亲了。这一次是我强迫她去的。临行前一天,我们决定举行一次别致的婚礼。那天刚好是厂休日。在“看守”的帮助下,我偷偷溜了出来,在一个僻静的小巷里与她会合。她穿了一件绛红色的棉衣,系一条猩红色的纱巾,手里拿着一小包糖和一小挂香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工装,里面是一件美式毛领皮夹克——那是她父亲战争年代的一件战利品,也是在我囚禁期间她送进来的。我们很安静,说着开玩笑的话,向我的一个朋友家走去。在那里找到事先放好的钥匙,我们在那间明清古巷中的小房里,物我两忘地待了一整天。从朋友家出来,我们一起来到我家,就像婚礼结束后去探望父母的新人。阔别一年多来,她对我的家已比我更熟悉。

晚饭后,我们又匆匆赶过江去看望我的一个叔叔,在整个家族中,他是最钟爱我的。这个本分的老医生一直在为我的被囚忧心。当我们像一对新婚夫妇出现在他面前时,让他大吃了一惊。当我们离开他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们在深夜里从汉口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整个武汉三镇,李虹回到我武昌的家,我依然潜回我的囚室。在我家的门栋楼道里,我们吻别。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因为我们的爱,所有的不测与灾难都变得无足轻重。她即将登上西去的列车。于她来说,那是与故土与家人的告别。不管我去向何方,她将与我同行,她说。

在当年那个新婚之夜,李虹夜半回到家中,在日记中写下简简单单几句话:“1978年11月28日,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俗套,也没有任何仪式,我们的终身已紧紧结合在一起了。”

李虹回来后不久,1979年1月6日夜晚,家里灯灭了,她站在桌子上换灯泡。当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我站在了房门口——

他们突然拿掉了我头上的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在一个万众欢腾的新时代开始的时候,一场飞来的囹圄之灾,让我对其后的岁月多了一份警惕,少了许多天真。我们清清楚楚看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人,是如何从四清、文革、英明领袖时期、改革开放新时代……一路顺风顺水走到现在。那些专案组政工组的人们,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做过恶,有的甚至身负命案,但是,后面的一路风光吃香喝辣,依然是他们。

那天,一个看守帮我一起搬回行李杂件,一人推一辆自行车,上面挂得满满当当,像两个收破烂的,一年多下来,竟生出了这么一大堆物件。

李虹怔怔站在桌上,来不及跳下来,像《追捕》片尾真由美那样问道:“完了?”

我也像杜丘那样回答说:“哪有个完呢?”

《想爱你到老》系作者为已故妻子写的书

其后岁月,不幸应证了我那句戏仿杜丘的玩笑话。是的,总以为会完,但数十年过去,一直未完。

作者妻儿



(作于2014年12月2日,李虹十周年忌日)

来源:公号“七彩娘娘”

思想的贫困

思 想 的 贫 困

——我的教育与学术反思(第一部分)

邹贤敏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可谓之教育与学术之魂。克尔恺郭尔有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要做自己才会有魂,不要做自己就会失魂。回顾半个世纪来我在教育和学术上走过的道路,这两种痛苦都有过,有时是后者,有时是前者,有时兼而有之,更有时痛则痛矣,却不知是哪一种。这一切皆源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和自己的选择,而教育、学术与政治间的剪不断理还乱又贯串其中。最终我选择了要做自己,告别“可爱的谬误”,接受“痛苦的真理”,呼唤魂兮归来,但不知是否真正做成了自己,魂是否仍与我若即若离。

1957,中国当代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年份,也是十八岁的我接受高等教育和学术启蒙的开端。当我怀抱浪漫的向往跨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还未来得及去寻觅、体验这座著名学府的高贵、神秘、尊严,就被扔进了发烫的政治熔炉。

正式上课前的一天晚上,我们中文系5704班来到一个阶梯大教室,里面已坐满了人,只好站在过道上,惊异地看着10年后遍及神州大地的一幕:曾参加过抗美援朝,而今堕落为“极右分子”的他,修长的身材,帅气的脸,委屈、充满怒气的眼神,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党”,招致两位同窗“架飞机”,在愤怒的口号声中,他奋力挣扎着挺直腰,昂起头,与全场对视,旋即头又被两只手强行按下。突然,有人吓得哭出了声,循声望去,是她,我们班一位纤弱的苏州姑娘。我心里也忐忑不安,同情、恐惧杂夹着疑问:“‘最可爱的人’怎么会反党?”学术殿堂的第一课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回到西斋北楼,我们寝室没有了刚入学的兴奋和喧闹,八个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一夜无语。

终于上专业课了。想当初除了经济上的原因,我们大多是冲着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穆木天这些学术名人报考北师大的,可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蛮横地剥夺了他们传承学术的权利,我们也只能在大字报、批斗会和“劳动改造”的队伍中见到自己心仪的已被妖魔化的学术偶像,那种莫可名状的疑惑和发自心底的失望是难以言说的。当然课还得去听,好在俞敏先生的现代汉语课充满了化枯燥为生动的风趣与灵气;郭予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课严谨而不失幽默,并不时爆出方法论的火花;钟子翱先生虽然谨小慎微、平淡无奇地照本宣科,但他有黄药眠“高足”的身份和厚厚的一本《文艺学概论》的铅印讲义……我们还是尝到了一点点学术的滋味,心理上得到了些许平衡。在不久以后全年级辩论如何处理黄药眠等社会影响大的右派时,为会议主持者始料不及的是,基于同情、惋惜而主张尽量从宽的意见竟占了上风,“宁左勿右”者感受到了孤立。实际上,这是尚不知政治深浅的青年学子们借此表达了保留在潜意识里的对学术的尊崇与向往。

然而好景不常,学术的大门还没摸到,双反运动开始了,时为1958年初。“双反”,反浪费反保守之谓也,中心是人人“向党交心”,把自己过去尚不为人知也不必尽为人知的所想所做公开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便“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然就是最大的浪费和保守。大字报贴出来了:读小学时的恶作剧,读中学时青春期的萌动,进大学的个人打算,某次说了谎,某回打了架……形形色色,全是个人隐私。我也不甘落后,写了好几张,记得有这样一条:读中学时想当作家,进师大后又想当教授。主事者仍不满足,发出“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的号召,大字报数量的多寡,成了判断每个人是否向党交了心且是否交得彻底的标准。没有可写的了怎么办?那就编故事。于是宿舍的楼道挂得满满,一层摞一层,根本看不过来。有位心地单纯的同学不愿意再编下去,就在会上沉痛地坦白了:“我怕别人说我落后,想得表扬,就弄虚作假,那上面有很多是我编的!”他把最新鲜的“料”都抖出来了,“交心”达到了高潮。这时,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提出了“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北京日报》大张旗鼓地名为讨论实为宣传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一切与个人尊严、价值、权利相关的想法和做法都成了个人主义,“人民”、“集体”、“大我”取代了作为生命个体和精神个体的个人,思想改造取代了思想启蒙,我们又被动员起来对“万恶之源”进行口诛笔伐。批倒批臭了个人主义,“做党的驯服工具”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总结会上,一位出身地主、善作自虐式批判的同学真诚地谈他的认识:“我们既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家庭,而是属于党。所以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党叫我想什么我就想什么,党叫我怎么想怎么做我就怎么想怎么做!”伊的一切,一切的伊,包括你的大脑,全都交给党,这才不会是毛主席批评的“梁上君子”,你才会有光明的前途。那时我和很多同学就是这样去理解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的,也是这样去认识生活和世界的。“双反”结束,我一时间有了轻松感、圣洁感,似乎实现了道德上的自我完成。神圣依旧,敬仰依旧,但亲切柔软诗意的内心感受逐渐被严峻坚硬逼仄取代的心灵告别了少年不知愁滋味,我的青春开始为个人主义的“原罪”买单,面对长驱直入自己的精神、思想、灵魂的力量,我唯恐掉队,唯恐走错路,唯恐被抛弃。这次运动的效果,不久就在一件事情上得到了检验。班上从青岛来的姜文生同学,为人忠厚正直,喜欢读诗写诗,只因在一篇写寒假生活的作文里模仿普希金,抒发了面对大海生发出的诗情,被政治嗅觉特灵敏的写作课老师批为“宣扬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并向系党总支汇报了。结果谁也没想到,竟然要开除他的团籍。在团支部会上,非但没一个团员想到也不敢提出异议,而且都按会前定的调子对他进行批判,我当然也不例外,因为这是“党的决定”。后来又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开除学籍。他被迫离校时无一人敢去送行,包括因也喜欢诗而与他关系不错的我自己。当时,我有过内心的纠结和挣扎,但道德面对政治实在不堪一击,“听党的话”念念在兹,有足够的力量让自己把“对不起朋友”的负疚感压抑到意识、情感的最深处,从而心安理得。柔软的心开始硬化。有次偶尔和同学谈起《红豆》《在悬崖上》这类曾经喜欢过的小说,我也能接受“宣扬了个人主义”、“表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美学趣味”的判词了。

刚喘一口气,大跃进开始了,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幻觉激发着、支撑着我和同学们的热情,被动而又积极地投入接踵而至的红专辩论、教育革命。作为最佳成才模式的“又红又专”,就是“专”(学术)要以“红”(政治)为统帅、为灵魂,学术只不过是政治的工具。虽然也有同学小心翼翼地提出二者同等重要,想为学术争一点地位,但“只专不红”、“白专”却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因为那条道路“离右派只一步之遥”。我就几乎被认为跨出了那一步。那是从十三陵水库劳动回校不久,响应系里号召,我和三个爱好相近的同学自由结合在一起学习文艺理论。当从工农速中保送入学的党小组长向我提出他也要参加,我完全没意识到他是对我们四个出身不好的政治上不放心,主动来“掺沙子”的,只觉得他学习基础太差,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反还会碍手碍脚,便鼓起勇气一口回绝:“你又不喜欢文艺理论,来干什么?!”当时连说几句喜欢看专业书的话都有“白专”的嫌疑,我这实打实地“排斥党的领导”当然犯了大忌。果然,忠厚老实的团支书紧张又无奈地通知我:星期X要开你的批判会,做好参加的准备。后来此事没了动静,原来是班上有个党员为我说了话。她是一位已去世高干的女儿,思想上也“左”,但心地善良,从不整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对我是“恨铁不成钢”。不久那位党小组长升任年级党支部书记,她接任后组织大家订“红专规划”,我表示要“听党的话,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战士”,团小组长批评我写的规划“空洞”,她却表扬我“方向是对的”,而且还重用我,给负责全年级科研工作的党员学生当副手,无形中大大冲淡了我的“白专”色彩,思想包袱轻多了,精神压力小多了。上大学前,向往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朦胧信仰是非功利的,幼稚而又纯洁,而这时“红专规划”里写的,真心实意中多少掺杂了“不能犯错误”的政治功利的考量,还有潜意识里对权力的畏惧。入学以来的“教育”一再提醒、告诫我:“红”是统帅是灵魂,是对“专”最好的保护,只有你的“红”被认可,你才能安全安心地去“专”,你的“专”才会被认可,也才会有价值。所谓教育革命,就是借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来改造学校、改造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政治”打造驯服工具。那时停课劳动是家常便饭,上课倒成了劳动之余的休息和点缀,正处在求知若渴年龄的我们,内心的焦虑是不言而喻的。教育方针的学习、讨论被主持者简化为这样一个令今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大学生在校究竟是以读书为主还是以劳动为主?”从部队复员来的周冕章同学,引经据典,条分缕析,论证学生当然是以学习为主要任务,以劳动为主则是最大的浪费。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但全班无一人敢公开支持他的观点,每次开会他都是单枪匹马“舌战群儒”(积极分子),最后成了“白专典型”。我与他关系密切,只敢私下劝他不说、少说,他却满不在乎依然如故。好在党小组长态度开明,每次劳动他又表现突出,积极分子们奈何他不得,只好批他是“单纯劳动观点”。在那种历史环境里,大学走教育政治化的道路如水银泻地,没有力量能够阻挡。

与红专辩论、教育革命相呼应的,还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其目的是从学术上把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剥夺他们“最后的资本”,清除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我们被组织去参观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写的大字报,在他们的笔下,那些专家、学者、教授要么是“不学无术”,要么是“伪学术”,再要么是“贩卖资产阶级黑货”,一个个不是草包就是害人虫。连郭预衡先生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计划,也成为大字报批判的对象,是什么“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我们还被组织去旁听以青年教师为主力的学术批判会,接受不仅以学术名流的学术成就为恶,而且还以他们的学术志向、个人爱好为耻的教育。李长之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是著名的学者、批评家,1949年后仍勤于撰述,以学术为生命。批判者却揭秘:李长之曾对人说,我死后,只要墓碑上有“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几个字即心满意足。你看,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多么严重,又是何等狂妄自大!俞敏先生的语法著作曾被叶圣陶誉为“异军突起”,还是一个颇有生活情趣的学者,特别喜好围棋,获得过较高段位,为学界罕见。批判者也揭批:有次他随团去日本访问,在北京机场候机间隙,居然下起了围棋,直到要登机了还舍不得放下。可见他丝毫没把党交给他的政治任务放在心上,是个不学无术的资产阶级纨绔子弟,货真价实的“漏网右派”。每次坐在不大的会场里,听着声嘶力竭的批判,看着一代学术精英的“自我”被一点点踩在脚下,我心里总是涌起阵阵寒意,没有旁边左派同学的“义愤填膺”,让惋惜、困惑、迷茫还有恐惧溢满脑海。在一些学术批判会上,已缴械投降的右派们自不必说,连不是右派批过右派的老教师也都灰溜溜的抬不起头,乖乖接受没什么学术地位,据说被他们压制的青年人的批判、羞辱。当然,有的批判者是被迫的,像钟子翱先生批黄药眠的“食利者的美学”,明显地言不由衷。也有勇者,教外国文学的杨敏如先生反对批人性论遭批判,她当场站起来进行反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但这只是特例,改变不了潮流。从反右到学术批判,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师大中文系的学术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魂飞魄散,元气大伤。随着一连串“战斗”的洗礼,我接受了这样一个理念:“为学术而学术”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政治而学术”是无产阶级学术思想,“埋头做学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我和同学们的心目中,学术的价值不断贬低,学术的尊严渐渐被打掉,学术的光环也不那么亮了,学术不再是一个神圣的字眼。甚至在有的同学看来,学术似乎还染上了基督教的“原罪”,避开为妙。也有个别同学壮着胆子偷偷地看专业书,给报刊投稿,但又怕别人发现,就在桌上放一本《红旗》杂志,一旦来了人就把专业书、稿纸盖上,装出热心政治学习的样子。面对强大的政治,学术终于被迫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与此同时,我们又被告知革命、批判不是目的,教育、学术还是要的,只是要为无产阶级所用;靠谁来建设无产阶级的教育和学术呢?青年人。为了鼓动学生起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夺回被资产阶级占领的教育、学术阵地”,全校干脆正式宣布停课。我们被组织去直属国务院的北京景山学校参观,四处悬挂着红旗和“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之类的标语,教室内外随处可见着苏区儿童团装系红领巾拿红缨枪的学生,或急匆匆或高声争辩或拎着浆糊桶去张贴什么,那气氛那阵势不能不让人热血沸腾,仿佛回到了向往过无数次的火红的革命年代。直接指导景山学校教育革命的童大林在报告中说,学校原有的那一套全是资产阶级的,必须按党的教育方针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教育,才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他很会讲,把我们的心煽动起来了。回到学校,我们年级就日夜奋战,很快按上面的要求编写了一套九年一贯制语文教材,也很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在狂热的政治语境下,我们都是另起炉灶,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标准选材,很少想到语文学科的特点和教育教学规律,即使想到也会视之为“资产阶级货色”,所以那套教材的“左”是势所必然的。不久陆定一来校作报告,赞扬“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革命的大学”,还登了人民日报,更让我们豪情满怀,忘乎所以。接着又投入中文系的教学改革,文艺理论课首当其冲,任课教师全都靠边站,原有的教材成了“靶子”,系总支书记身先士卒,亲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说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才能保证这门课的无产阶级党性,尽管他第一次课就把“千里迢迢”念成“千里召召”。学生们那颗被听话的大脑控制着的不安分的心被点燃,跃跃欲试。“学术大跃进”开始了,五五级高举民间文学大旗,要把文人创作逐出古典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五六级改写现代文学的历史,让毛泽东独步文坛,成为最伟大的作家。我们年级还没上过一门完整的课,能干什么呢?那时北京正在放映香港电影《家》、《春》、《秋》,引起轰动,北京市委担心青年人中毒,指示北师大批判巴金。系总支闻风而动,从正在西便门车站搬红砖背水泥的我们年级抽调精干,成立了“巴金批判小组”,可是没有我们班的份。回校不久,便有青年教师找上门,要正处于焦虑中的我们参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编写。

这时(1959年初),《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郭开否定《青春之歌》的文章,他用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党员的八条标准衡量小说主人公林道静,批评作者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宣扬了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美化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这部长篇我看过,还是比较喜欢的,很向往林道静所经历的生活和斗争。《文艺报》准备展开讨论,到师大中文系组稿,任务落在我们年级,由党支部一位成员牵头成立了一个小组,指定由我执笔,我也就离开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编写组。讨论时我表示不同意郭开的观点,认为小说是一部好小说,但有不小的缺点,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结合这一点表现不够充分。大家同意我的看法。奇怪的是,没人主张对郭文进行反批评,这大概与当时正处在“左”的潮流中有关,“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的观念很流行,觉得郭开太幼稚,不值得批评。因此在讨论如何写的时候,都倾向于不要过多重复对小说的肯定,而应主要写我们自己对小说缺点的意见,这样文章才有特点。小说的“不足之处”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进大学一年多,运动不断,劳动不断,知识积累很有限,唯一的一次文艺批评实践是文艺理论的课堂讨论——批判流沙河的《草木篇》,学习用“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去寻找作品和时代的直接对应关系。记得老师并没作什么指导,我们学生也没费多大的劲就操弄起批判的武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流沙河进行缺席审判。这种“无师自通”来自那时心目中的权威报刊《文艺报》、《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来自入学后的耳提面命,耳濡目染,“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时读得最熟的是《青年运动的方向》,说得最多的是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的道路,认为这就是继承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而《青春之歌》恰好写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所以自然而然地就用这个革命的标准去要求林道静和小说作者,对作品提出了批评。虽然比起北大的“红色文学史”责备陶渊明没参加农民起义,我们的要求还不算太离谱,也没象郭开走得那么远,但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文章里有两处意思相近的话最能概括当时我们考察文学作品的一个根本观点和方法:“使作品产生缺陷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作者没有比现实站得更高,明确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结合才能彻底革命化这一真理”;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应该而且可能比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指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必然趋势。”这篇《<青春之歌>的不足之处》可说是那时逆向的“学术启蒙”所结出的一枚小小的酸果。文章署名群力(意为群众的力量)发表后,编辑部寄来一笔不菲的稿酬,这是“集体的财产”,经请示党支部书记,给年级买了一套质量较好的锣鼓家什,小组每人送了一本《青春之歌》作为纪念。不久,《中国青年》、《文艺报》又先后发表了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名人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郭开的简单化庸俗化反历史主义。其实他们是借为《青春之歌》辩护,矛头指向在文艺界和社会生活中相当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潮(马铁丁谓之“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幼稚病”)。茅盾的文章《怎样评价<青春之歌>?》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不指名地批评了我们的观点:“有人说,学生运动既是当时革命斗争的一翼,如果在书中也写到当时的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那就‘更站得高些’了;这话有理,可是如果这样提出要求,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从作者是否完成她自定的任务(即表现她自定的主题)变成作者应不应当限于她自定的任务。我想我们应当实事求是,从作者自定的任务来看作品的实际效果,而不应当提出更大的任务来否定作品的实际效果”。“有人批评这书的缺点是作者未能站得高些,如果‘站得高些’……是指作者未能写出当时革命的总形势,那就是要求作者变换主题了,这未免离开了文学批评的常规了。又或者,所谓‘站得高些’是指应当写出全国的工人运动和苏区的革命主力粉碎白军的进攻等等对于学生运动的影响而言,那么,作者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换言之,不是没有企图这样做,只是没有做好而已。这和作者的艺术概括能力有关。”应当说我们的实质上是反历史主义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在当时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才有茅盾这种循循善诱地帮助我们回到文学批评常识的批评。可是头脑发热的我对此不理解,不服气,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形成中的文学观念的浮浅、幼稚,甚至准备进行反批评。没想到的是,后来杨沫接受了“站得更高”之类的批评,对小说作了修改。1960年我看到《青春之歌》的修改本,还小小得意了几天。

1958年底、1959年初,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三年饥荒的到来,政治对文教领域的控制出现松动。被中断的教学秩序慢慢恢复,我们又回到教室,走近伤痕累累的教育和学术: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俄罗斯文学、西欧文学、亚非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艺理论,还有被当时《文艺报》誉为“大学里的新风气”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系内的陶渊明、李清照讨论会。随着学术的缓慢回归,打散了的教师队伍开始重新集结:老一辈的黎锦熙、刘盼遂、陆宗达、肖璋、王汝弼、启功、叶苍岑,中年一辈的郭预衡、聂石樵、徐士年、杨占升、葛信益、杨敏如、匡兴,年青一辈的韩兆琦、李修生、刘宁、谭德玲、许嘉璐、史锡尧、张恩和、郭志刚、童庆炳,三代学术传人或自觉或不自觉、或比较熟练或比较生疏地操持着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观念和方法,用中外古典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滋润着我们已有些放纵而空疏的心灵,为我们正在形成中的知识观、价值观添加尚持守、尊博习的营养。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次开学典礼上,陈垣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尊敬师长,鼓励我们抓紧时间读书,努力学习传统文化,不要怕困难。他说,像孔子的《论语》,字数就《人民日报》一版那么多,你们应当读。在众多师长中,郭预衡先生是我们年级男女学生集体的偶像,当年叫“又红又专的榜样”。他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冷静无偏的科学精神,始终如一的政治道德和学术操守,还有那坦荡温良、心向学生的教师风范,对我和我的同学们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那时我并不十分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但学术思想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却是郭先生。有次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他家拜访,谈及学习上的苦恼:“我们总觉得自己看问题很肤浅,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变得深刻一些,像您的讲课和文章那样,有新意有深度有说服力?”他非常真诚地说:“我也还要提高。”停了一下又说:“你们读读《马恩选集》吧。”过后我就去图书馆借出苏联编辑出版的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有滋有味的啃起来。我对马恩思想和文论的兴趣,大概就是在这次的阅读过程中不经意间生长起来的。在师长们的引导下,我满怀欣喜地在文化、学术宝库里抚摸着、探寻着、吞食着,肚子饿了忍一忍,晚上停电就坐在唯一供电的大阶梯教室的水泥地上看书。沉浸于文学画廊,最吸引我的是匡兴、刘宁几位先生讲授的俄罗斯文学,那丰富多姿的美学意象中内蕴的自由、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拂去了积郁心头的阴霾,展露出烛照人生的亮色。在令人神往的伏尔加河、大草原、白桦林的背景下,批判专制,承受苦难,憧憬理想,拷问灵魂,给了我深刻沉重的审美愉悦。制造“驯服工具”的极左思潮可以遮蔽、阻吓青年人的独立思考,但无法彻底消解、斫杀青年人渴望自由与美的天性,无法阻止我夜深人静时睡在床上默诵普希金的《自由颂》《致大海》,默念《怎么办?》中薇拉的名言:“我既不支配,也不服从,我要自由”,契诃夫的《套中人》《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的画面有时也在脑海中翻腾,我当然无意也无勇气与现实对照,一股无形的力量却试图在我的灵魂深处唤醒自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从文学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仍要按照“驯服工具”的标准“自我革命”。自由的种子撒下了,土壤贫瘠,又没有阳光雨露,它不发芽,更遑论开花结果。俄罗斯文学还引领我认识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们成为我心中美学与文艺批评的偶像,《给果戈理的一封信》《生活与美学》《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成为我尊崇的经典。“别林斯基美学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是农民革命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课堂笔记上划了浪线的这句话,居然成为我以后学习美学和文艺批评的一条普泛原则,阶级斗争、革命思潮成了左右我学术思维的关键词。记得读《<生活与美学>译后记》时,不但接受了周扬对车氏的一句评语:“在他的思想中,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浑然融合着”,而且在我的意识中周扬的形象和别、车、杜也融合在一起了。

集体科研也是那个年代我们进行专业学习的另一种方式。1958年“教育革命”高潮中,北大五五级编写《中国文学史》,师大五五级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他们“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精神”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引起轰动,特别是北大的影响更大一些。这不但惹得我们学生心里痒痒的,羡慕不已,连系总支负责人也心生“赶超北大中文系”的情结,多次向全系师生下达赶超目标。1959年初机会终于来了,还没摸着学术的门在哪里,我们二年级学生带着“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学术阵地”的豪情,变教室为“战场”,受命编写《中国文学史讲稿》。我被分到陆游研究小组,担任执笔人。陆游是宋代的作家,写了近万首诗,而我们熟悉的不过十几首,怎么办?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口号的激励下,我们将线装的《剑南诗稿》一分为七,每人从自己分读的那部分选出代表作,并交换读,然后就选出的全部代表作进行讨论,形成基本观点和写作提纲。我读的数量比其他同学要多一些,除了精读代表作,还泛读了一部分被筛选下来的和一些参考资料,写出初稿后,经讨论又修改过两次。这个研究项目从看材料到定稿,前后花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老师介入,一切都听从年级党支部的安排。在全系科研经验交流会上,我被指定发言,介绍“依靠集体力量搞科研”的经验,并获会议主持者的赞扬。不久我们的部分成果《陆游的爱国诗篇》在学报上发表了,是郭预衡先生审改并推荐的。这种集体编书的方式当然局限、弊端多多,但对我个人而言,是大学阶段与学术研究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从中体验到了一点学术的韵味和艰难,受到了初步的学术训练。这篇文章是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去分析陆游的作品,虽然抓住了陆诗内容上的某些特点,但总的并无甚新意,特别是没有揭示出陆游思想与创作丰富、复杂的一面。在初选作品时,我们就发现陆游诗作中真正具有爱国情感的,只占很小的比例,绝大部分是写个人日常生活的,如“一树梅花一放翁”、“洗脚上床真一快”,还有像情深深意切切的《钗头凤》那样千古传诵的爱情诗,狎妓冶游、思想消极的也不少。以我们当时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方式,很难将这些内容和诗人的爱国情怀统一起来,很难做到鲁迅先生要求的看一个作家要顾及“全人”,最后只好用“本质、非本质”的筛子把表现爱国思想以外的作品全部筛掉,绕过了难题。这样一来,陆游作为“爱国诗人”是纯粹了,但他作为诗人呈现出来的面貌却是残缺不全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被遮蔽了。

不可否认,我所吸吮的文化、学术营养,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特有的种种局限。外语课被砍掉,心理学课刚开了个头,大概是因为触及到人作为个体存在的多种需要,不合时宜,被视为“伪科学”,也砍掉了。那时根本没意识到这会给自己带来知识结构上的重大缺陷,特别是外语的放弃,造成了自己后来学术与人生不可弥补的遗憾。时代的阴影也没有离开过我和我的师长们的心灵,此前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形成的巨大思想压力,仍使一些谨守学术规范的老先生在讲台上心虚气短,师道尊严扫地以尽。比如,教学改革要求文学史课每讲一个作家、一部作品,都要加上批判的内容,以体现对文学遗产是“批判地继承”。一次,白发苍苍的梁品如先生在讲完魏晋时期的一个作家后,居然嗫嚅着说:“同、同学们,我、我不会批判……”我坐在靠前的位子,清楚地看到他嘴唇发颤,拿着讲稿的双手在抖动,眼里还噙着泪光。此情此状,令坐满阶梯教室的近两百名学子手足无措,我心里也充满了苦涩。又一次,有“活字典”美誉的刘盼遂先生讲到陶渊明辞官归隐时,既不敢正面肯定,又不愿违心批判,情急之下顺手拈来,给这位杰出的诗人戴上了一顶“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引来一片笑声。

形势的变化并没逾越政治底线。运动是不搞了,但教育方针没有变,所以比过去要少一些的政治学习和生产劳动仍时不时中断正常的教学,我们的头脑也仍然半自觉半不自觉地停留在此前的禁锢中。1960年4月,学习讨论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的三篇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因为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百分之百地入眼入耳入脑入心,我还特意买了一本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的《列宁主义万岁》,作为“思想武器”收藏起来。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同学们都想先睹为快,可全班只分到一本,怎么办?四十几个男女挤坐在只有四张高低床的宿舍里,听几位同学轮流充满激情地朗读,全体从早到晚足足听了四天!小小空间不时回响着从心底发出的惊叹声,对未卜先知百战百胜的领袖崇拜得五体投地。不过百密一疏,我的思想还是出现过“险情”:一次讨论“三面红旗”的小组会上,我根据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引用毛泽东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观点,鬼使神差地说人民公社有点一哄而起,应该从各地不同的条件出发有先有后地建立。我是最后一个发言,讲完组长就宣布散会了。不久校党委书记向全校学生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精神,我心里一惊,幸亏小组长没向上汇报我的发言,也幸亏没在学生中搞反右倾斗争,不然就麻烦了。尽管生活经验和报刊上的宣传对不上号,对“彭德怀反党”也感到难以理解,我还是相信毛泽东和中央的决议,“反省”自己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见树木(支流、一个指头)不见森林(主流、九个指头)。对世界的判断只能以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为准,而真实的生活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是靠不住的,这是我当时的思维状态,对经验之外的理论、观点、说教、推理缺乏免疫力。政治上如此,专业学习上也是如此。

进入学术启蒙期之前,我文学知识的积累是相当贫乏的。童年正逢战乱,发蒙学的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大家去游戏”;抗战胜利后进了教会学校,上帝成为我人生的第一个偶像;解放初,以一篇命题作文《给斯大林大元帅的一封信》进入高小,武侠连环画和抓特务的故事填补了我的阅读空间;在“保尔·柯察金班”,上帝和侠客在革命英雄的光环下悄然隐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和苏联文学陪伴我度过了初中时光;直到高中,我才结识了鲁讯、巴金和现代文学,结识了赵树理、闻捷、邵燕祥、刘宾雁、刘绍棠和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张志公先生主编的分科型语文课本,为我打开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门。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我自由命题的作文《故事新编——氓》,最终决定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我是带着“作家梦”走进大学的,但不久爱好就转向了文艺理论。这是因为我发现中文系并不是“作家的摇篮”,原来的幻想过于幼稚,而在高中阶段,《文艺学习》杂志曾给了我最初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知识,加上从数学老师那里得到的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使我对理论也有了兴趣,甚至囫囵吞枣地翻过几本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哲学普及读物,所以转向并不困难。不过这种选择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这之前我对于“文艺理论是党性很强的学科,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是搞不了的”这个告诫完全缺乏理解,那时我还不能从理性的层面去认知何为文艺观,更不知何为无产阶级文艺观。四年中,师大作为名校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虽遭严重破坏,但其精神留存和它向社会的延伸、与社会的融通,仍然在课堂之外为成长中的我们提供了在当时条件下难得的优质文化资源:艺术大师梅兰芳、马连良先后三次来校演出《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苏武牧羊》;参加电影《林则徐》的拍摄,近距离目睹表演艺术家赵丹如何酝酿情绪、进入角色、走进镜头;聆听政坛要人陆定一、张执一、韩念龙、龚澎、甘泗淇、杨秀峰、童大林等纵论国家大事;聆听文坛宿将张光年、林默涵、陈荒煤、陈伯吹等放谈文学艺术;还有名闻全国的公社书记、工人诗人、艺术表演团体与我们面对面……。这些都实实在在地开阔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提高了我们的文化素养,潜移默化地从不同层面影响了我们思想和人格的熔铸。这种文化氛围和还算齐备的专业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对知识的渴求,实际上也为学习文艺理论并形成自己的文艺观提供了初步的知识支撑。在我的学术启蒙期,对孕育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起了直接决定作用的,是一本书——《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和一个人——周扬。

北师大文艺理论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10月出版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是我在大学买的第一本、也是价钱最昂贵(3.20元)、伴随我时间最长的书。这本书以文学的一般理论、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的发展过程和种类为基本框架,充分吸纳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和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思想、理论成果,构建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思想系统和知识系统,体现了苏联文艺学和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两种模式的融合,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学术上颇见大家气象。因此书一出版就广受欢迎,半年内印刷了四次,印数达九万册之多。当时我们的文学概论课时断时续,内容多是讲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本70余万字的大部头恰好填补了教学的空白,我对文学基础理论与知识的了解,基本上是从它那里得到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在编排上的一个特点,直接影响了我以后在学术研究中的思维方式的形成。经过入学后的一连串政治思想教育,我在政治上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我们的先辈为了寻求真理,长期在黑暗中摸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我们就不必那样,比他们幸福多了,因为革命导师、党中央已经找到了真理,我们只要照着他们说的去做就行了。带着这样的观念翻读《资料》,我敏感地注意到:除了极少数例外,每个论题都分为两部分,马恩列斯毛的论述属“经典文献”,其他人的只是“参考文件”;几乎文学理论上的所有问题都有革命导师的“经典”论述,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也是我们的导师,使我们不用在黑暗中摸索,学术上的真理就在“经典”中。于是“研究问题先查经典,在经典的规范下思考”的思维程序和思维习惯,就不知不觉开始孕育于我的潜意识之中。我们这一代搞文艺学的人,没有谁可以避开周扬的影响,没有谁不在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上打下周扬的烙印。正是通过他,我在大学接受了最初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哺育。1958年2月,当我对文艺界的反右斗争还心存疑虑的时候,《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中我第一次感受到周扬作为文艺界最高领导人、党在文艺界的代表那种居高临下、生杀予夺的气势,那种真理在握、咄咄逼人的文风,以我当时的生活经历和知识水平,当然不可能消化文章的内容,但我完全相信他的种种分析和判断。特别是“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那段名言,我无从知晓隐藏在其中的政治动机,可它概括和表述的“精辟、精警、精彩”征服了我,信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就像此前信奉“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那样毫无疑义。1958年8月,正当我和同学们沉浸在“超英赶美,迎接共产主义到来”这种虚无的集体幻想里,《文艺报》报道了他在河北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犹如在沸腾的油锅里又撒了一把盐。那时尚不知中苏开始交恶,毛泽东提出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的政治背景,一看标题:“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再读“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国就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我们农民写的民歌中,那种伟大的共产主义气魄,恐怕欧洲许多工人也写不出来”,确实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钦佩他的理论水平就是高人一筹。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周扬、郭沫若极力颂扬的“新国风”不过是文化上的返祖现象,是文艺大倒退的表征。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怎样建设“中国自己的”?报道语焉不详,但我留意到其中的两条,还在上面划了道道:“文艺理论批评,是思想斗争最前线的哨兵”,“是实现党的文艺政策的有力工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四本书“是文艺理论的基础,又是哲学理论的基础”。对于把文艺理论批评的功能政治化的提法,我非但能接受,内心里还觉得这是提高了它的地位,能当“哨兵”、“工具”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毛的四篇著作此前我只完整地读过一遍,感觉通俗易懂,不像马恩的文章那么深奥,现在经他一说,有豁然开朗之感,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学习文艺理论的门径和捷径。

1959年3、4月间,我们中文系师生先后五次听系总支书记传达“中央精神”,其中三次是周扬的内部报告,一次是关于文艺界批修的,一次是关于“两结合”的,一次是关于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另外两次大概是林默涵、陈荒煤对他报告的解释和补充。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里,由党的书记来传达文艺界领导人关于文艺理论、美学问题的讲话,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突显所传达的内容极具政治意义,政治压倒了学术。第一次传达完,总支书记联系实际动员师生:批修是一场具有国际意义的战斗,这一运动对我系有特殊重要意义,是深入进行教育革命的组成部分,我们要站在最前线,自觉革命,彻底批判、肃清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毒素,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个时候,大学生们已经被训练出对“中央精神”的敏感和期盼,虽然还没有象影视中表现的,地下工作者从电波里听到党中央声音时那样的激动、兴奋,但“中央精神”的真理性、权威性、神秘性对我们有着无庸置疑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尽管分不清听到的究竟是政治还是学术。当我对文论的爱好从课堂得不到满足,课外阅读面又很窄,除生吞活剥《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脑子里装的多是《文艺报》上的一些评论,这时他那些包裹在权力话语里的充分政治化了的文艺观念和学术思想,比如: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与意识的理论是我们建立马列主义美学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文艺是意识形态,是时代的风雨表,无产阶级以它作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哪里有伟大的革命,哪里便有伟大的思想和文化,西方现代的文化艺术腐朽了,东方革命起来了,我们的时代必然要出现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文化艺术高峰,要反对“落后论”;道德的基础不是个人幸福,我们的文艺是最革命最先进的,要歌颂没有自私之心的人,培养共产主义个性,而要表现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完全新的英雄人物,必须采用“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简称)的创作方法;文艺界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而文艺是修正主义最易藏身的地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其它资产阶级思想,是文艺界长时期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斗争,必须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人类之爱,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旧概念,必须抛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必须批判和重新估价资产阶级文艺遗产(特别是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破除对资产阶级文艺的迷信和崇拜,清除它在青年中造成的反动、消极影响;应当用历史主义分析的方法批判遗产,既要指出它在当时条件下的意义,同时也要指出它在现阶段以至将来有什么意义,有了历史的观点还要有革命的观点,要进行阶级分析,如个性解放在五四时期是进步的,在今天就是反动的了;双百方针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必须以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为前提;文艺从来不在党和阶级之上,我们时代、阶级的智慧集中于党,文艺家要不落后,便要表现党的精神和政策,不能超过党和阶级……这些一直延续到1960年7月他在第三次文代会报告中将之更加系统化的理论观念,都强势进入了我的思想、知识积淀之中。对这些,也不是没有困惑、怀疑的时候,有次在学校大操场看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上中下三部,从傍晚到后半夜,我们被葛里高利、阿克希尼娅的爱情和葛里高利的悲剧命运深深吸引住了,内心难以名状的情绪有一种被释放出来的感觉。第二天我和几个同学又凑在一起讨论肖洛霍夫的原著:用阶级论怎么也解释不清主人公亦红亦白亦正亦邪的思想和行为,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怎么会歌颂超阶级的人性、爱情?难道周扬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理论观点不适用于苏联文学?可苏联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榜样呀!我们寄希望于苏联文学课能解开这个矛盾与纠结,可我的笔记本上只留下了老师的一句话:“肖洛霍夫就在这时参加了集体化的工作,他放下未写完的《静静的顿河》,开始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几节课全是分析达维多夫的形象,因为“这部小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作品”。我当然还理解不到老师有不得已的苦衷,只好让矛盾与纠结深藏心底。在周扬他们那里,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主流文艺观和方法论被包装得相当精致,而一旦为像我这样缺乏知识底蕴的中文系学生所接受,就会以十分粗拙、浅陋的形式表现出来。1959年10月,在全系李清照讨论会上,我对《漱玉词》的评价足以说明这一点:

用“对人民的态度如何”来衡量,李词的基本情调不健康,对生活的态度是消极的。她写的愁只不过是个人的哀怨,是闲愁,没有跳出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尽管写得很真实,但意义不大,思想性不高,其中消极的方面在今天要批判。有人说李的遭遇是时代的悲剧,如果是指李的遭遇反映了时代的不幸,反映了当时一般人民的不幸,那是不对的,因为虽然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了,但她的阶级地位并无改变,与人民的感情还有很大的距离。应该说那是上层贵妇人自身的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主要是她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从客观效果看,我们从李词感觉不到什么美好的事物被压抑、毁灭,看不到抒情主人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从而使我们同情她的遭遇,激起我们对丑恶现实的愤恨。有人认为从李词可看出当时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抑和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这和上面的观点是一样的,没有对作品的形象进行阶级分析。李词写了上层妇女的哀怨愁苦,当时的下层妇女不会有这样的感情,一来没时间,二来没物质基础,她们也有离愁别恨,但与李的很不相同,如《折杨柳歌》、《子夜吴歌》。至于李与赵(明诚)之间的爱情也只不过是远离人民的上层贵族夫妇之间的情爱,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歌颂。有人说李词固然不具反封建意义,但她确实忠实地写了自己的生活,从中可以看到贵妇人的精神面貌,这不也是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吗?我认为,文学要反映生活,问题在于作者抱怎么的态度反映怎样的生活,评价作品要看作家的阶级立场和作品表现出来的爱憎,李词的情感虽不是虚伪的强作愁,但作者没有抱批判的态度去写,这样的真实就没有什么社会意义。汉赋真实地描写了皇帝荒淫无耻的生活,能肯定吗?真实应当是历史的真实,离开了社会生活去谈真实,真实就失去了客观标准。

这种今日看来幼稚可笑、当年却有相当代表性的“阶级分析”,其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和反历史反逻辑的感受,消解了对作品的审美观照。不过人毕竟不是无生命的机器,政治化的种种观念(包括文艺观)不可能实现对思想的绝对统治,不可能把人的感性统统杀死,把人的理性统统扭曲。特别是当僵死的教条会危及到某种根本时,压抑会放松,思想会反弹。五九年粮食限量吃不饱以后,我日益明显感觉到了这种趋势。高教部长杨秀峰亲自来我们年级听课座谈,调研高等教育中的“左”倾表现;北京市委大学部派员深入各班,为包括我在内的被打成“白专”或有“白专”嫌疑的学生清理档案、赔礼道歉;人民日报宣传科学精神了;《文艺报》讲艺术性、艺术标准的重要性了,甚至赞扬文学作品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给一些右派分子摘帽……。这一变化在教学活动中也反映了出来。1960年下学期,我们年级开始教育实习,行前叶苍芩先生为我们恶补了教学法。叶先生是我国语文教学法学科的奠基人,“教育革命”中被戴上“资产阶级专家”的帽子,重返讲台的他为我们“雪中送炭”,至今印象还很深的一句话是告诫我们“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走进师大二附中,两年前景山学校的那种“革命”氛围消散了,九年一贯制的教材不见踪影,老师和学生都已安静下来。我讲的第一课是毛泽东的《政协开幕词》,从课文在语言、逻辑上的特点入手,把内容分析落实到字词句,如抓住“随着……不可避免”这个关联词,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关系。课是没上成政治课,但也远不是成功的语文课。不料想,这居然引起了系实习领导小组的重视,阶段总结时要我介绍经验,并写成文章登在油印小报上,后来还指定我为全国文教群英会东北代表团上观摩课。其实我不过是并非自觉地遵从了实践的召唤,从已有经验和学生实际出发,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出发,也并非有意地抛开了此前被灌输在头脑中的某些教育理念,从而一定程度上与语文教学中的“左”拉开了距离,客观上符合了当时纠“左”的大趋势。

从《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道路》,周扬紧跟毛泽东建构政治乌托邦的节拍,以“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旗帜,试图按照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构造一个文学的乌托邦。为此,他将马恩列毛和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瞿(秋白)等的文论组成一个系列,以为理论支撑;他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来扫除政治、思想障碍;他把“为工农兵服务”、“双百”、“两结合”阐释成唯一正确的真理,用以规范文学家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造。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语境里,像我这样的一个政治上幼稚盲从,思想上缺乏独立思考,学养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爱好文学和文论但又对它们知之甚少甚浅的中文系学生,是很容易接受和向往这种文学乌托邦的,是很愿意把参与建造这种文学乌托邦作为自己将来的学术追求的。在我文艺观的形成期和学术启蒙期,这对认知框架的建构,知识系统的形成,学术方向的选择,思维方式的运用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大学四年,由于头脑里塞满了政治观念和政治化了的文学观念,文学的本体被遮蔽,思维的空间被挤压,对文学自身思想艺术魅力的直接感受、体验受到阻滞和疏离,对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的认知、把握受到怀疑、贬抑、批判,因而习惯于从抽象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化的文学观念出发,而不是从文学的创作与欣赏实践出发去观察文艺现象,也就渐渐成为我思考问题的常态,成为我学术素养的一大软肋。在这四年里,虽然文艺界也反教条主义,对极左的东西有过抗争,从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为《青春之歌》辩护,到驳斥《大众电影》对苏联影片《共产党员》的简单化庸俗化批评;从赞扬学术上自由辩论如何评价陶渊明,到何其芳批评北大“红色文学史”和北师大“民间文学史”;从王西彦、侯金镜保护赵树理、茹志鹃的创作个性,到《文艺报》的《题材问题专论》……这些都引起过我的关注,并在思想上留下了认同的痕迹。但是,枝枝节节、星星点点的“纠偏”怎敌得过根深蒂固、铺天盖地的极左思潮?问题在于,那个年代还不可能怀疑,更不可能认识到简单化、庸俗化的根源,就在自己所遵奉的被周扬们阐释的“马列毛文艺思想”本身,反而坚信二者是不相容的。问题还在于,我在接受政治化文学观念的同时,接受了具有政治选择性的理念:右、修正主义,是立场问题;左、教条主义,是方法问题。出于趋利避害的人的本性,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左比右保险”的观念已深植于我的潜意识之中:根据政治需要忽而批右忽而反左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被解读、升华为“坚持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而这在实践中往往是很容易模糊、动摇、甚至取代自己对真理的追求与坚守的。

1961年7月17日,首教高校毕业生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因病住在校医院未能参加,有与会同学下午回校后向我讲述了陈毅元帅报告的内容和会场情景,讲者兴奋,听者动容。陈老总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北京和全国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讲的,一上来就批评团中央要他讲“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问题,说:什么红透专深?!能又红又专就不错了,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也没红“透”专“深”啊。然后开始讲国内外形势,重点讲教育问题,尖锐地批评高校五八年以来的“左”的错误,为所谓“白专道路”平反。历经血与火考验的老帅说:“错了就要改,我代表国务院向这几年受到伤害的同学赔礼道歉。”说完脱掉帽子,向坐满大会堂的青年晚辈一连三鞠躬。这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不少同学泪流满面。当他讲到批“白专道路”的危害时,转过身大声批评坐在主席台上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负责人:你们懂什么政治?你们的学生一半时间搞生产劳动,结果外语考试有一半不及格,这怎么行?!前不久我接见外宾,你们学校的毕业生当翻译,居然把“胸有成竹”译成“肚子里长出了竹子”,外宾听了莫名其妙,弄得我很紧张……。听完“传达”,我有精神得到解放的感觉,但也仅此而已,没有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也根本没想过要反省此前初步形成的教育与学术观念。

走进北师大,我接受的第一笔政治、学术“遗产”是反右斗争,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刘宾雁的“干预生活”最让我心存畏惧;离开北师大,我得到的最后一笔政治、学术“财富”是批修斗争,林默涵的《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和马文兵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最令我心存敬羡。秦兆阳们的“警示”作用和马文兵们的“榜样”力量将伴随我走向下一段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