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摄影：黎德利，文字：周末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黎德利是武汉青年报的摄影记者。在很多人对摄影还没有概念的年代，他就早早地开始用相机记录城市生活。 玩摄影初期，他沉迷于拍历史建筑。拍得多了，发现光是拍建筑总感觉表达受限，直到镜头中开始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物身影。 “建筑是静止的，但人能让照片活起来。”因此，他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人文摄影的道路。 在黎德利的个人摄影集《城事》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夏天。通常记忆里的夏天是由浓烈明艳的色彩组成的，而在他偏爱的黑白胶卷中，摈弃色彩后的影像呈现出一种更简洁、纯粹的质感。 当我好奇摄影集里为何大多是夏季场景，黎德利告诉我，用黑白卷拍摄更需要良好的光线条件。夏日充足的光照，能使画面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对比度。 更重要的是，夏天是一个会不断“发生”的季节。炽热和茂密让万事万物都变得鲜活又热络。这也契合着他对人文摄影的追求——记录生活的真实与温度。 武汉的夏天向来炎热且漫长，但武汉人总能有法子“暑”中作乐，而黎德利也乐于用镜头捕捉这些瞬间。 当年还没有空调房能躲，家家户户都躺着竹床、摇着扇子睡大街。现在流行的随地大小躺，是武汉老杆早就玩剩下的松弛感。 身处于被互联网垄断的时代，我曾无法想象，没有网络的时候都靠什么解闷？看到老照片才大开眼界，原来线下生活可以玩出百般花样。 打台球、搓麻将、下棋……街边就是浑然天成的棋牌室和娱乐室，没有低消门槛，只有玩着玩着就亲密熟络起来的邻里关系。 那时电视机和电影院还属于稀有产物，但大家仍对银幕上的光影有着无限的向往与热忱。 那些年没有弹幕，但身边总会有一群“追剧搭子”、“电影搭子”， 想不热闹都难。 伴着夏夜的微风与蝉鸣声，约小伙伴去隔壁家蹭一台电视机看动画片和电视剧、和街坊邻居一起看免费的露天电影，夏日的顶配快乐也不过如此。 在娱乐圈还很遥远、文娱节目还没出现的年代，人人都能在各自的兴趣领域自成一派。搞文艺、当文青没有门槛，遍地都是多才多艺的创作者。 写诗、作画、玩乐器、唱歌唱戏……讲真，要说到会玩，老一辈不一定输给如今的年轻人。 无论城市面貌和生活方式怎么变，“江”永远是武汉人心中那份珍贵的不变量。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武汉人，不仅天性亲水，也擅长玩水。 年轻人下班后骑自行车聚集到江滩，一场激烈的球赛就此开场。那时的江滩还没有任何建筑，只有望不到边际的草坪，活脱脱一个纯天然的足球场。 无论大人小孩、不管泳姿是不是标准好看，一个猛子扎进江水的透心凉爽感，经历过燥热三伏天的武汉人是最能懂的。 滔滔江水的柔情包裹着武汉人的粗粝与直率，常用于形容武汉的“江湖气”，在翻腾的水花中变得具象化。 野生的自由和快乐，在此不计成本地生长着。 二 对于黎德利来说，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摄影，早已不是工作和爱好延续出的习惯，而是一种天性使然。 在摄影集的序言中，他提到了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说的，“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城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承载着记忆的老街小巷也在不断消失。自由空间的拓展意味着文明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个体的独立、人际的淡漠疏远。 黎德利在摄影的过程中观察和记录着，同时也为心中的迷惘探寻答案。即使抵挡不了日新月异、年华无痕，于他而言，记录仍是一种有价值的选择。 照片中的武汉并非让人感到全然陌生，但又有独属那些时代的印记。它们清晰地镌刻在影像中，也无声地挥发在岁月的余晖里。 最让人唏嘘的不是物件、建筑的迭代变迁，而是那些紧密相关的人与事，也随着记忆一同褪色。就像夏天从未变过，但照片里的夏天，早已是过去式了。 （选自“优良better ”，获授权）

文/ 樊枫 初来乍到 早上醒来，我真正意识到从昨天到今天这短短的二十几小时，已跨越了亚洲，来到欧洲，日行一万二千余公里，途经数十个国家。我将画具和作品放进我宽敞的艺术工作室，把日用品放进大衣柜，洗漱用具摆放在盥洗间里，那忙乎的劲头就像搬进新家那样兴奋。 约蓝塔给我送来了早餐，典型的西式面包、牛奶、鸡蛋。恰巧翻译杜瑾也到达，于是我们共同用早餐。席间我拿出清早起草好的新闻发言稿，请她过目以便翻译。可以说时间匆匆而逝，显得非常紧张和迫切。第一天我就开始感受到在国外生活紧迫的滋味。 杜瑾看着我的文稿。我抓紧时间烫着从箱子里取出的西装。 未等我把西装穿上、领带打好，门铃已被前来接我们的司机按响。 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场设在鲁尔下莱茵企业联合会。 德方之所以要我匆匆赶到，就是为了今天能按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德国人做事极其认真严谨，没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不会做时间改动。 平时在国内办展，当电视台的记者把摄像机镜头对着我时，多少有些表情不自在。今天要我在德国出席新闻发布会充当“主角”，是否要我这个“新闻人物”在洋人面前出“洋相”？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眼下我身在欧洲，也不得不从容“登堂”。 副市长玛格多芙斯基来了，她是一位能干而富有灵性和激情的女性。见面后非常激动，尽管今天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我的画室，今天就在德国的新闻发布会上。她今天身着一套深红色西服裙、外套一件同色的呢制长大衣，显得年轻漂亮、风姿绰约，并不失从政者的端庄成熟之美。作家池莉访德归来曾撰文《杜伊斯堡印象》中，把她描写得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般。 会议由鲁尔下莱茵联合会主席魏什德特先生主持、玛格多芙斯基副市长向记者介绍我的生平简介。他们居然把我和翻译“押”在当中而坐，真是弄得我受宠若惊。玛格多芙斯基挺有意思，她向我笑着眨眨眼，示意我不要太紧张。这样“眉来眼去”地挺有缘亲切感，从而使我放松了许多。 玛格多芙斯基很有口才和演说能力，她用一口流利而富有表演情感的德语，向记者介绍我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特点及艺术追求。 “请问您对杜伊斯堡的印象？”记者开始向我发起“进攻”。 “由于是夜间到达，车开得很快，我没有看清楚！我想三个月后我会把杜市看得一清二楚”。杜瑾马上把我的话翻译给德国《西部德国报》、《新鲁尔》、《莱茵时报》及杜伊斯堡电台的记者们听。 “请问您到德国来有何打算？” “我将在杜市当三个月的居民，我想将此感受溶进我的艺术作品里。” 记者又转向魏什德特：“您作为赞助担保人，您对樊枫先生的艺术有何看法？” 魏什德特答道：“我认为樊枫先生的作品有现代中国人的气息。赞助艺术，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企业形象，当玛格多芙斯基女士向介绍我几位中国画家的资料时，我第一个就投了樊枫先生的票。” 这时，魏什德特从秘书手中取过一个钱包，对记者说道：“这个钱包不是空的，里面装有樊枫先生的生活费，还有一张三个月有效期的杜市通用交通月票，他可以去杜市的每一个角落。”天哪，德国人怎么可以这么干，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要我接受这个做工精美的钱包，里面还装有现金马克，竟然当众清点数目。怎么一点也不讲含蓄。弄得我好像初乍到就受人恩惠似的。那些记者马上意识到新闻发布会已进入高潮，连续不停地闪烁手中装备精良的相机。 接风宴 魏什德特大约五十岁左右，高大的身躯，白头发秃顶，留着整洁讲究的八字胡，一副派头十足的企业家形象，用玛格多芙斯基女士的话说：他是地道的资本家。也许他知道中国人有“吃文化”，特意安排会后请我吃饭，不搞“陪同团”式的就餐宴请，仅只带上他的秘书及我和翻译，来到一家西式餐厅。 中国各地流行西餐多半为俄式，而德国流行意大利式。一看那钩子款子的德国菜单，我纯粹两眼一抹黑，可以说是瞎着眼睛点菜。 出国前朋友告知，在德国人面前吃饭嘴里不能发出响声，我怎么偏偏点了一碗热汤，喝汤时不能用力吸，要顾及风度与形象。那姿势真像姑娘吃饭怕抹去唇边的口红，挺别扭。搞得我在北半球高纬度的“三九”天也大汗淋漓。席间，边要与魏什德特谈天说地，边要忙乎手中的刀叉。他看到我应接不暇的样子，而大笑不止。 席间，魏什德特对我说：“我去过二次中国，那次去上海搞大众汽车经济合作，我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给我印象很深。我每天很早起来去外滩看老人打太极拳，我感到中国人很会生活，特别是中国的菜，味道美得让人难以想象。” “那么您对中国菜也感兴趣？”我反问道。“当然。只是我用筷子的水平就像你用刀叉的水平一样。”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对魏什德特说：“德国人对中国菜感兴趣，您可知中国人对德国的交响乐也有同感。在中国的音乐厅里，德国交响乐园的演奏常常使中国人也疯狂起来。如此说来，“食文化”和“乐文化“同属人类文化结晶，大家应有共同享用权，您以为？”魏什德特瞪着惊讶兴奋的大眼睛看着我，“当然，OK!OK!由我来安排此事。不过有个条件，你得给我的公司画张画，OK?” “OK!” 我当即应允。 架起生活的炉灶 走出餐厅，翻译杜瑾抓紧时间带我去解决生活的首要问题——超级市场购物。必须将刚领来的马克用于即将开始的生活。“阿尔的”(Aldi)是德国购物最便宜的超级自选市场，留德的学生及访问学者常在此光顾购物。平日在国内我很少去菜场和百货商店。今天面临这集二项为一体的“阿尔的”我也不得不穿梭于油、盐、酱、醋、茶的货架之中。…

文/ 丁东 我的妹妹丁宁，退休前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审。她看我们开办微信公众号，很感兴趣，于是也注册了一个，名叫“丁宁心语”。她发表了不少回忆出版往事的文章，引起读者的关注，张冠生、向继东等朋友，都曾给予好评，成为她继续写作的动力。 中国电视新闻的开创者庞啸先生，是丁宁闺蜜的父亲。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名叫《回望——我与电视新闻》，自印出来，送了丁宁一本。丁宁觉得史料价值很高。此书浓缩了中国电视新闻从无到有的历程，独家回忆了许多于史无载的珍贵细节。于是，丁宁在她的公号上选登了其中一些章节，供读者分享。谁知刊发到某一节时，公号突然夭折，已经发表上百篇文章的“丁宁心语”，从此销声匿迹。 她很郁闷。我建议她不要灰心，不妨重新起步，重新注册一个自媒体。于是，她先注册了一个今日头条号，试发了几次，觉得不如微信公众号感觉好，接着又开办了一个新的公众号，名叫“丁宁心声”。在发表新作的同时重新展示旧作，日积月累，又有了100多篇。本书精选了其中的一部分。 第一组文章仍然是出版往事。丁宁1983年大学毕业，考入北京出版社，一直干到退休。三十多年的出版生涯，经历了很多喜怒哀乐。 我手里的某些选题，如《世纪学人自述》，我朋友的一些书稿，如傅国涌的《金庸传》，经丁宁之手，得以在十月文艺出版社付梓。  她赶上了寒暑交替的1980年代，风云变幻的1990年代，进入新千年才结束职业生涯。她享受过成功推出《思痛录》《红色记忆》等传世佳作的喜悦，也品尝过运作好书功败垂成的苦恼。因为工作，她结识了几代优秀的作家、学者。她的回忆文章，讲述了不少书前书后的掌故。对于那些勇于担当，为传承文明付出代价的志士仁人，她追忆了铭记在心的点点滴滴；对于启发、帮助过她的前辈，支持过她的作者，她真诚地表示感恩。对于出版繁荣需要的文化生态，她也记录下自己的思考。一般读者只知道借书、买书、读书，不知出书背后还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一本好书的诞生，其实相当不易，不亚于过五关、斩六将。时运交移，出版界风气今非昔比。好书出不来是常态，出成了是侥幸。好书遇上好读者，几成梦想。思今抚昔，并非无病呻吟。 第二组文章是有关三不老的回忆。三不老是北京德内大街西侧的一条胡同。明代航海家郑和曾住在这里。郑和被尊称“三宝老爹”，叫俗了就演化成三不老胡同。1950年代中期，在郑和花园的旧址上盖了八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宿舍，八个单元，门牌是三不老胡同一号。父亲在此分得两居室的单元，全家在这里住了几十年。院里住过不少知名人士，有很多沧桑故事。北岛曾和我们是邻居，写过多篇有关三不老的散文。学者徐城北也曾在这里居住，著有《梦回三不老》。冯亦代、程廼欣等已故作家，均留下涉及三不老一号的文字。丁宁也有很多故事要写，先写了我的父亲、母亲和外婆，接着写熟悉的邻居，都引起我不尽的感慨。 第三组文章是记忆中的名人。北京城里名人多，丁宁因从事出版，或参加公益活动结识了几位，记录下自己的印象。 第四组文章是关注女性。丁宁从九十年代起，就参加了不少与女性相关的NGO组织活动。这也成为她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一组文章是域外感受。丁宁的女儿高中毕业就到美国留学，现在是一名外科医生。丁宁和先生姚毅军多次旅美探亲，和女儿、女婿、外孙相聚，家庭本身就是不同语言文化碰撞的缩影，别有一番感受。她讲述的细节，也得到许多朋友的回应。 这本书，虽然都是丁宁生活片段的回忆，但合在一起，大致可以构成她的自传。明年丁宁就满70岁了。回忆生平，正当其时。 附：《记忆中的人和事》目录 序 第一辑 出版往事 老社长陆元炽 永远的小骆 侯琪大姐 《晚霞消失的时候》与姬梦武 张兴春与《十月》 《十月》主编谢大钧 与张守仁交谈 怀念母国政 赵洛老师 马志行的退休生活 怀念刘红庆 从一份丛刊到一套丛书 钱理群与《周作人传》 凌宇的《沈从文传》 《徐志摩传》的前前后后 傅国涌与《金庸传》…

文/ 蔡士旸 一、逃飞机的故事                     吃吃嬉嬉，逃逃飞机。                     吃吃荡荡，飞机矇矇（望望）。 旧时散漫惯了的兰溪人，当年日本鬼子的飞机临空时，居然不当一回事，还编个歌谣哼唱。谁知飞机炸弹落下，酱坊的酱缸里竟捞出人腿，北门外三硔桥挨了一个炸弹，躲在桥硔下的人群全部遇难，于是人们才慌张起来，开始“逃飞机”。 日本飞机刚来的时候，我家人躲在土纸捆砌的房子里，后来，防空警报天天拉响，大家才拎着“飞机袋”，逃出城门。“飞机袋”又名“警报袋”，是兰溪人逃飞机过程中一个“发明”，用一块布缝制一个小袋，再用带子束住袋口，袋里放些食品，应急时拎袋便逃。 我家先逃到东门外的三官殿（原址在老兰二中图书馆），祖母以前经常到此上香捐助，殿里的斋公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当时我六、七岁，只感到外面真新鲜、好玩，自然界景色是那样的美丽，陌生的逃难人群是那样的拥挤。 家里大人觉得每天进出城里城外太累，就动议去乡下避难几天。北门外的石阜岭是爹爹的外婆家，还有表伯辈的亲戚，于是，我们像做客般出门了。我坐在祖母的“被笼”里，抬着出城门北去，田野上一股栏肥和杂草发酵的混合气味扑鼻而来，我第一次被这种气味强烈刺激了，深刻留下记忆，以致后来每当嗅到此气味就联想起石阜岭的时光。 走出十里路，石阜岭的表伯家到了，他家顿时热闹起来，他们连连说道：稀客啊，要不是日本佬飞机掼炸弹，你们是接也接不来的呀。在前清时，爹爹的外公曾任台州太平参将，如此说来，表伯家也算官宦人家，只是那时的农家陈设，日常生活习惯，与城里迥然不同。我一下子与年岁差不多的表兄弟混熟了，晚上没事，大人坐着聊天，我们兄弟仨与表兄弟们去长年（长工）住处玩耍。长年们个个身强力壮，说话粗声大气，一天劳动之余，也玩点余兴，两人用手指拖拉长凳比输赢，双方各有“啦啦队”助威，我没见过这场面，还认为他们在吵架，吓得哭起来。大人们闻讯赶来，了解原委后，就让长年们安静些，别吓着城里来的小孩。 兄弟们中，我年纪最小，大家都护着我，前呼后拥地围着我玩。农村的玩意的确比城里有趣多了，捉迷藏自然是少不了的，房里、院里，这里天空地濶随便躲迷藏。豆棚、麦架、稻杆堆、桔杆堆里钻进钻出，别有洞天。表哥们极尽地主之谊，什么好吃的、可吃的都找来给我，我只觉得落苏（茄子）干最好吃了，有点咸有点辣，韧性强，口感好，比城里糕饼都好吃。 月黑风高的一个夜晚，突然一阵锣声惊起，大人们把我们从梦中摇醒下床。炮兵进村抢掠了！身强力壮的男人们拿着梭标出去了，剩下的妇孺都吓得晕头转向，逃也没处逃，躲也没地躲。大家急得想不出办法，我猛地想起白天捉迷藏的豆棚，那里不是可躲藏的吗？于是提议去豆棚躲下，大人们开始不相信，说小孩子的话不尽信，后来实在没法子，只得由我们带着，都钻进豆棚里躲起来。大家刚躲好，院子的东门就被炮兵们用铁杠撞开，黑漆漆，也不知进了多少兵，他们从豆棚旁穿过，直闯进屋。围墙外火把通明，锣声急敲，喊声连连，村民们闻讯奔来，持械自卫，炮兵们打家劫舍一番就匆忙退出了。第二天，地方乡绅出面去炮兵驻防地交涉，索回一部分财物，姆妈的一只梳头藤篮也索回了。财物损失不多，但人倒是受惊不轻。乡里不安全，那就进山吧。…

文/ 李思孝 王若水在1949年是随着解放军从冀中根据地进入北平的，最初在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主任就是邓拓。 邓拓发现王若水是个人才，对他很器重。当时彭真打算推荐邓拓当最高领导的秘书。大概饱读史书的邓拓知道伴君如伴虎，婉拒了。1950年被调到人民日报，当了范长江的助手。不久范长江奉命南下主持上海的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便由邓拓主持。1950年底，他把王若水也调来。 1988年3月，王若水写了回忆1957年领导接见的文章，透露了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邓拓等一行人衣冠楚楚，来到菊香书屋，正襟危坐。令人震惊的是，大家刚刚入座，上面就对邓拓进行了突如其来、没头没脑、如同倾盆大雨似的批评： “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该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诋毁、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最高国务会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邓拓有德，会团结人，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忍心反对你，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 更让王若水大为吃惊，并且莫名其妙的是上面对邓拓说： “西汉后期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我看你像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说到此，邓拓不得不表态了，他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但我实在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希望考虑撤掉我的职务。” 上面生气地说： “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进，养尊处优，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上面抓住邓拓不放，还跟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名曰《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有关。这篇社论是由周恩来主持撰写，刘少奇审阅定稿的，它是当时“反冒进”风头的产物，得到朱德、邓小平、陈云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但上面却认为这篇社论是批评他的。当邓拓把这篇社论呈交审阅时，上面知道多数人赞成这篇社论，他不便于反对，只写了模棱两可的三个字“知道了”，邓拓于是把社论发表了。 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大跃进”的风头已经很浓了，上面认为时机到了，便高调对那篇社论表态了： “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在‘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笔法一样：‘东林虽有君子，然亦有小人’。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一来不冒犯我，一来是借刀杀人。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是秦琼卖马。” 在南宁会议上，上面再次批评了邓拓，却表扬了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还把报告拿给周恩来看，问道：“你能写出这样的报告吗？”周答：“不能”。 王若水对上面说邓拓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大为不解。多年后，王若水才悟到，这是指桑骂槐，借题发挥。 两个月后，上面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一度因带头鸣放风光一时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的头头，如徐铸成、赵超构、储安平等都被打成右派。其下面的编辑、记者也有很多也被打成右派。唯独人民日报的编委会成员，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副总编辑黄操良自杀，涉及到生活作风问题，全报社打成的右派，也少于其他新闻单位。邓拓对胡绩伟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应该说，这是邓拓的功劳。 在回忆1957年领导接见一文中，王若水把在领导卧室的谈话，称作“床前谈话”。谈话是从严厉批评邓拓开始的，气氛比较紧张。 实际上邓拓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上面讲话没有公开前，也不引用”是有根据的。而且当上面离京南下视察前，亲口对胡乔木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暂不公开。 上面批评邓拓以后不久，就把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社。开始只是总编辑，后来连社长一起当起来。邓拓不得不离开他工作了将近10年的人民日报，被彭真调到北京市委当副书记去了，主编理论刊物《前线》。 1959年2月12日下午，人民日报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对邓拓表示欢送之意。邓拓不失书生、才子本色，在讲话中，一句一顿地吟诵了他的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七言律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的知心战友胡绩伟，把诗中“文章满纸书生累”解读为“文章满纸书生泪”。总观邓拓一生的遭遇，这样的解读是有道理的。当他1929年离别家乡时，他就吟诗曰：“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当他1933年被捕入狱时，他曾“铁窗风雨急，引吭且狂歌”。当他在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撰写他的处女作《中国救荒史》，面对每次灾荒的牺牲品芸芸众生时，他能不流泪吗？更不用说当1937年他25岁时，来到华北抗日前线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达10年的“八头骡子办报，三千字内写文章”的办报生涯了。那是血泪双流的艰苦岁月。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穿着钢丝背心，坚持工作。在反扫荡时，他骑在马上，边赶路边写文章。每当有战友牺牲，他都是流着泪与之告别。比如原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在太行区反扫荡中不幸牺牲，邓拓写了“哭何云同志”，其中就有“云山遥祭挥无泪”，“血溅太行志亦酬”之句。在这样艰难困苦，硝烟弥漫的环境下，他当了整整十年的《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及总编辑。直到1948年6月15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诞生。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诗： 毛椎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文/ 鹏喜 一 五一假期回归小院，执斧出后院，进山林，寻仆倒枯杉树，砍伐枝桠、树蔸，扛树干回院落，垛成井字型，够烧一年矣。 余居小院以来，每年爬山砍柴一次，迄今反复八九年。汗涔涔打量柴垛，忽然联想网上奇谈怪论，有极端悲观者，奉劝进城之白领，务必保留故乡老宅、田地为后路，以防薪尽火灭。余不禁抚掌察看满手血泡，思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原本意思。 小院有土灶、煤炉，使用率并不高，逢年过节或有贵客佳宾，才烧灶生炉，升腾袅袅炊烟。平日里炉灶只当院落一道景观。前年又网购了火盆，方便挪移，可随时随地架吊锅，亦可变天时搁屋檐下继续露天烧烤。 电气时代不弃烟火，余难免遭人奚落不合时宜。余自知不仅仅是怀旧，亦不尽然是对原生态朴素生活之向往…… 二 玩火乃孩童天性。余命运乖蹇，幼年恰逢大饥馑，乡村饿殍遍野。余虽生在城市，但凡串烧蚂蚱、釜煮鸟蛋、泥烧麻雀的滋味都曾品尝。不过如今回味反思，当年那群打野食顽童中，不乏家境优渥而并非饥肠辘辘孩童之身影。何也？无非火中取栗之诱惑刺激。 彼时余居城郊陋巷，户户厅堂即厨房，倚门后墙角筑煤炉台，台面正中为炉膛，两侧置炊具及砧板。煤炉烧煤球，凭煤票购买。家大口阔者不够烧，便将煤炉当柴灶，烧柴为炊。柴禾也凭柴票供应，勉强够每日生炉子点燃煤球的耗费，各户便挖空心思谋薪柴。刨木花是上佳引火柴，锯末木屑等而下之。抢传单是最容易得手的代用薪柴，飞机隔三差五飞临陋巷上空，盘旋着撒传单，花花绿绿的传单如天女散花。各户男女老幼倾巢出动，眼疾手快抢拾一摞摞传单，卷成柴把，堆在炉前备用。有人始作俑，在长竿一端绑铁钩，钩住行道树上的枯枝拽落当柴烧，众效仿，只几日便钩尽树上枯枝。始作俑者将铁钩改为弯刀，趁夜色掩护钩青树枝，事情败露被警察拘走。 余一小学同窗，其母供职国营菜场，岗位乃肉案售卖员。猪肉凭肉票供给，最紧缺时每户每月仅限半斤。各户买肉一律要肥膘锻油，以弥补凭油票买回的食用油之不足。同窗其母之同事，秤肉故意短秤，秤时秤杆下垂，缺约几钱不到一两份量，那人不待不悦顾客声张，麻烦补刀割一砣槽头肉掷进秤盘，再秤时秤杆高翘，且槽头肉都是肥膘，顾客满意而去。但槽头肉价格稍低，此人暗赚差价贪污。据云他家煤票都荒废了，他托人开后门高价买煤钢厂的无烟焦煤为炊。东窗事发被判刑后，同事之间相互检查揭发，查出同窗之母以蓝布长工装夹层暗藏肉案肉皮肉屑，带回家锻油吃不完，便撒在炉火中烧，长年累月，节省了不少煤球和柴禾。街坊闻之，莫不惊诧。 此乃师法古人。据《养生主》记载，庄子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指通脂，古人发明蜡烛之前，以脂肪裹薪，用于照明，亦用于取热为炊。估计同窗之母没读过《养生主》，但脂肪能燃且经烧、熬火，这是常识，街坊焉不知？他们惊讶的是烧油为薪的奢侈。 同窗之母被处分，减薪调岗为清洁工。她每日清扫菜场垃圾时，将烂菜梗枯菜叶拣回家，当饲料养了一只下蛋鸡。同窗每周可分得一枚鸡蛋，生的。其母为节省煤柴少生炉子，嘱其子女去求同窗们的家长，借同窗家的汤罐煮蛋。 汤罐，铸铁烧水罐，有铁盖，置煤炉炉膛左右，砌埋入台面下，借炉膛火温加热罐中水。因仅一侧受热且煤炉生火时长有限，加之不断舀热兑冷，汤罐水温最高时不过五六十度而已。 余家住在巷头校门口，同窗上学便提前来余家，借汤罐温吞水，将一枚鸡蛋煮得半熟。第一次烹蛋，他客气地表示愿与余分享，但剥蛋壳时，未熟的蛋黄汁淌满他的手指。再次煮蛋他有了经验，小心翼翼将蛋壳敲开一个小洞，独自吮食。 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岂不闻柴米油盐酱醋茶，以柴为首。纵然有米，巧妇亦难为无柴之炊矣。 每每忆及少年时代薪火难以为继的窘境，总是唏嘘。 三 知青岁月，余更领略了薪火的沉重份量。 上世纪七十年代，余下放湖北省监利县白螺公社。公社最贫困的一个大队，壮劳力出工一整天所记工分的分值为人民币九分钱。比薪水更微薄的是薪火。监利濒临长江，监南与湖南城陵矶隔江相望，据云两岸历史上是浑然一体的八百里洞庭沼泽。这里原本是荆江分洪区，大跃进年代围湖造田，大小垸子星罗棋布。自然村落称“台”，意即人工筑垒的高地。因一马平川，树木稀少，社员的薪柴全赖生产队一年两次分配的早晚稻稻草和一点点棉梗。棉梗是上等柴禾，各户存入室内，待过年才舍得烧。平日只烧稻草，稻草不经烧，不够一日三餐为炊。各户老妪老叟便执特制竹耙，佝偻着腰于田埂、小径耙寸余长野草，搂进背篓，驮回家晒干，包裹在稻草里扎成草把，以便薪草稍耐火经烧。但凡天晴，阡陌上手足胼胝的搂草人与牛马为伍，成为田野一道风景。 余所居知青点，泥坯砌的房屋，门窗和床架所用木料，皆取自棺材。棺木系二次挖掘。据老农回忆，成立公社之初，号召各队平坟造田，掘出棺木深埋，口号云：不让死人与活人争地。七十年代初，填平所有湖塘造田，断了社员以湖塘芦苇补充薪火的柴路，便再挖出深埋的棺木当木柴，口号云：不让死人与活人争柴。二次挖掘的棺木拆解后，由各生产队按户分配。其中有大户人家之桐柏寿木耐腐，便加工成木方木板当建材。边角余料和刨花乃上等引火柴，分配给肩负改天挨地夺丰收重担的大队干部。 县上领导关心社员缺薪疾苦，组织又红又专人才攻关，决心一劳永逸攻克薪柴资源匮乏难关。红色专家不负使命，提出以沼气取代薪柴方案。领导雷厉风行，选出某社某队为试点队，全队每户建沼气池，改柴灶为沼气灶，所需水泥和灶具由公社统一调拨免费发放，限期完成沼气革命。试点队督促各户日夜施工挖池沤肥，技术员登门指导接管通气点火，大功告成。捷报上传后，某日各级领导浩浩荡荡开进试点队视察。余有幸以县知青办公室知青代表身份随行参观。 视察前夜，大小队干部已紧急通知各户：连夜清除灶房柴草，以砖石封闭灶门，以锅盖覆盖灶膛台面，再置盆瓢碗罐于锅盖。明晨听广播统一开启沼气灶点火，坐铁锅或陶壶烧水。翌日，在喇叭播放的凯旋乐曲中，余随视察领导进了一户，但见那沼气灶只是在原有灶面上凿开一碗沿大圆孔，那一柱沼气火苗，只比拇指粗的蜡烛火苗略大，火焰昏黄，上气不接下气地燃跳着。户主按事先演练端起半锅连汽泡都没冒一个的温吞水，让视察领导以手掌贴近火苗一试，果然火温炙手！领导便击掌赞许，众跟随鼓掌。掌声中领导结束视察离去。 余当时好奇，这如豆火苗，猴年马月才能烧开一锅水？余亦紧随邻社一干部，看他揭开沼气池盖板一探究竟，但见那一米见方的沼气池里，只浅浅有一层鸡粪和户主从自家旱厕舀来的人粪尿，能发酵出几缕沼气？如果各户能养一两头猪猡，估计“沼气革命”或可实现。猪们憨吃傻胀猛屙，猪粪可填满沼气池。惜是普通社员的猪圈早已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论集体，一个生产队甚至一个大队都穷得没一个猪圈。 当地方言，谓蒙骗、糊弄他人为“日哄”，余毕竟是从村台调到县城的，曾与贫下中农在灶房大锅里“打成一片”，余猜到，“日哄”走了视察领导的当晚，社员们就会把沼气池里那一点鸡粪、人粪尿混合物宝贝，舀到自家巴掌大的一点自留地里。 比沼气池更高明的是煤油炉，由知识青年从城里带到农村的洋玩意儿。余最早听说煤油炉，是高中听老师讲课时无意提及的，道是上海一对年轻夫妇，早起点燃煤油炉，将前夜剩饭煮成泡饭吃了去上班，余听了感觉新奇而羡慕。下放一年后年关返城，亲眼见识了煤油炉，才知那不过是个大一圈的马灯底座，有十个灯芯而已。各种款式的煤油炉，都是工人阶级以工厂薄铁皮边角余料干私活敲打的杰作。炉子不贵煤油贵，而且凭煤油票供应。知青们便把轻巧的煤油炉携至农村，偷窃随处可得手的手扶拖拉机柴油，代替煤油开小灶。大小队干部的惩治手段是没收煤油炉，据为己有。柴油浓稠，燃烧时黑烟弥漫。乌烟瘴气煤油炉都成了泥腿干部们的公款薪火消费。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梓山湖书院”，获授权）

喝咖啡的故事: 听冯明教授谈晶体管激光器发明趣闻 文/ 廉亚光 2004年我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来到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在微纳米技术实验室做研发工程师。有一天，我在走廊里浏览各位教授课题组所贴出的相关研究的帖子，其中一篇关于晶体管激光器的，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了一下文章，感觉这个新发明的器件真是好啊。约翰·巴丁（John Bardeen）的晶体管只能产生电信号，尼克∙何伦雅克（Nick Holonyak）的发光二极管（LED）只能产生光信号，而这个晶体管激光器能同时产生电信号和光信号。做出这么一个新器件，这是谁这么牛啊？一看名字，Milton Feng，哈，原来是鼎鼎大名的他，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就听说他做出了世界上最快的晶体管，没想到又有新东西出来了。一看文章发表的时间，是2004当年的，是最新的进展！ 看到这个重要的发明，心里就想，一定要找机会向这位大教授请教一下，探究他的发明之道。这个帖子就贴在他的办公室前面，有一天，我看到他的办公室门开着，人在里面，就故意走到那个帖子前，摆出仔细阅读的样子。他看到我如此认真地琢磨，就出来问我对文章的看法，我脱口而出：“这器件绝啊，它就像一架桥，把巴丁和何伦雅克给连起来了，而且你们三个人还都是伊大的教授，真是绝了！”  他看到我如此说，就有了和我谈话的热情。他问了我的姓名，又问从哪里来的，当他听说我从UCLA来，就问我认不认识那里的王教授。  “认识啊，我来这之前，就在他的组里。“  “哦，原来如此。我和他很熟，我原来在加州理工（CalTech）读博士。“ “那你怎么到这来了？“我很好奇，CalTech的排名高于UIUC，而且还在大城市。  “我想学半导体，当时我在CalTech的教授就建议我到这里来，说要想学半导体，就要到UIUC，因为巴丁在这里，” 他告诉我。 第一次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有了好的开头，我们再见面，谈话就随意多了。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也不好意思问他。第二年的中秋节，本地华人协会组织中秋联欢，大家在一起聚餐，而且还有歌舞表演。在一个饭桌上，一个在我旁边坐的人（可惜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自我介绍后，我也介绍了自己。他听说我在微纳米技术实验室工作时，就问道：“认识冯明吗？“ “冯明？“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就是Milton啊， ”他看到我反应不过来，就补充一句。  “哦，Milton，他就是冯明？“  “对，他是从台湾来的，很爱打篮球。” “当然认识了，我们的办公室距离很近。“就这样，我知道了Milton的中文名字是冯明。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见他在办公室, 门开着，就走进去，说：“冯教授，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什么问题？”他抬起头来，好奇地看着我。 “我看你把尼克放在了晶体管激光器的发明者名单上，他都快八十了，还能继续搞研究？” “哦，这个事啊。我给你说说吧，我把这个叫‘喝咖啡的故事’。” “喝咖啡的故事？”  “对，喝咖啡的故事。有一天，我们一起喝咖啡，我就和他谈起了世界上最快晶体管的测试结果，当谈到电流时，他突然说了一句：‘这可以发光了。’ ‘这已经超过了发光的阈值电流了！ ’ 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文/ 丁邢 杨乐院士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噩耗传来，悲痛莫名。 杨乐先生是中国数学界的领袖，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朋友。 对杨乐的采访是 2006年7月19日在他中关村家中进行的，对话的内容是： 丁：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您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为副研究员，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此事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当时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今天，请您谈谈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杨：文革期间，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彻底停顿与破坏了。科学研究与大学教育是从批判“三家村”到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完全瘫痪的。 先谈谈我们的学历背景吧。我和张广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那时较多大学学习苏联，实行五年制，我们本来的学制是五年，应该在1961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960年，学校宣布我们再延长一年。理由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都撤走，中国要自己培养有更高水准的人才。这就决定让北大、清华的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六年。而北大呢，只让理科延长一年，文科不动。那时对社会科学还不够重视。这样，我们就延长到1962年毕业了。1962年毕业也有好处，那时正在“右倾回潮”。1949年以后，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稍后延长为五年，没有招收研究生。1956年要向科学进军，招过一批研究生，数量非常少。1958年大跃进，研究生制度被破除。到了1962年，才又开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 那时的研究生没有学位的概念，学历也不统一。在大学，研究生学三年；在科学院，研究生要学四年。研究生数量也很少。我和张广厚是1962年通过考试，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毕业。1966年春天，我们已经把毕业论文作好，装订好，送到各处去审查，准备论文答辩时，文革开始了。我和张广厚还是幸运的，文革前受到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完整教育和培养。拿我来说，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都是在国内很好的学校和研究单位学习。 邢：您小学和中学是在哪里读的？ 杨：在江苏南通。我上的小学和中学是国内很好的中小学。南通的通州师范被称为中国第一所师范，是张謇创办的。黄万里说，他上小学时，小学老师就是通州师范毕业的，可见这所师范是很早的一所学校。我在通州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念书。这所小学从教师的水平、校舍条件、教学的正规化程度等各方面情况看，是相当不错的。中学上的是南通中学。1949年前江苏省各地有一批中学，叫“省中”。相当于现在的重点中学，如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南通中学。那时南通有一所大学叫南通学院，也是张謇创办的。但当时南通中学比南通学院声誉高。从我的上学经历看，是很幸运的，学业完整，学术训练也较完整。但从另一方面看，刚刚学到一点本领，准备发挥作用了，文革开始了。当然，我们在大学时，也参加反右派、大跃进、教育革命等各项运动，读研究生时参加“四清”。我说的完整的学习和训练是相对于大学没读完就被迫参加文革的人。  文革开始时，我们还都住集体宿舍，我没有结婚，张广厚结了婚，也住集体宿舍。大家要么政治学习与写大字报；要么到北大清华等周围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所谓的运动情况。那时候，办公室是完全不能看专业书做研究了。图书馆还开门——我们数学所有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院有图书馆——但没有人敢去看书。我们住集体宿舍， 6人一个房间，本来条件就很差，更可怕的是，一旦被人发现你还在看书，就会受到批判，说你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和反革命也差不多了。如果有自己的住房，有点空可以看书，别人不知道，也管不了你。陈景润就有这么点优越条件。他的情况非常特殊。他的身体太差，内脏和很多器官都有毛病，所以运动一来，他到医院，能开出全病休的假条。陈景润这个人也非常怪，与他人根本不能同住在一起，习惯和常人不一样。他1980年代才结婚。我们1962年刚到数学所当研究生时，没有正规的集体宿舍，就把单元房子当作集体宿舍，陈景润把一处单元房其中没有用过的卫生间当作了他的住房。到了1964年，我们搬到集体宿舍楼里，这座楼的楼下有个锅炉房，三层与锅炉房相同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他就一人住进去了。如果有人偶然去敲他的门，他就把门开那么一点点缝儿。说完了两三句话后赶紧把门关上。他可以全休，这样一来，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 我和张广厚从1966年到1968年就处在这么一种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中。那时，1966年和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出去，只好先到部队农场劳动，包括研究生在内。我和张广厚从1968年的8月到1970年的1月在解放军农场劳动。去的时候没有告诉要多长时间，已经做了永久性的打算，而且部队的管理，完全把我们当作十几岁刚入伍的新兵一样。 1970年初回来以后，还不正常。陈伯达还在台上管着科学院。陈伯达提出科学院要三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中小学。所以从部队农场回来后，我还到石景山的北京九中教了几个月的书，又到北京东南郊的有机化工厂工作了几个月，经过了批判极“左”.思潮与清查“5.16”运动，直到林彪垮台。 文革初期，科学院的运动，周恩来总理一直是过问的。周总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到科学院来一趟，主持大辩论，辩论科学院党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发挥的作用又大了一些，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了。科学院在文革期间已经变成连排编制，1971年底恢复科室编制。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1年国内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停止出版了，科学院与大学的研究工作全部停止，大学生、研究生也停止招生，直到1972年，一些大学才可以招工农兵学员。但是，即使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我想，依当时的条件，也只有数学所的极少数人个人可以搞些研究，其他研究所，特别是要依靠试验室搞研究的，还是不能开展工作。因为那里的课题组还是要组织一些人，立项目。而当时大的背景，仍在指责搞研究就是留恋过去的路线，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在这种气氛下，除了数学所个别人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是不做的。有些人可以去做家具，装收音机，也不愿意恢复研究。多数人认为可能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了，批判起搞研究的人，还是和批判反革命一样。 这时我和张广厚开始恢复研究工作有些主客观原因。从主观讲，觉得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在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开始好转了；文革前我们一直处在学习阶段，学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到这时还没有用上，有点不甘心。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个国家总不能这个样子，科学还是要发挥作用吧？客观原因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像陈省身、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这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有了这个背景，我和张广厚就从1971年底、1972年初开始比较努力地做研究工作了。 《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1973年正式复刊。《中国科学》是综合性的季刊，一期发表数学文章两篇左右。一年也就大约发表8篇数学方面的论文。《数学学报》也是季刊，当时很薄，八、九十页。还登一些批判内容。一本一般发表七、八篇文章。我和张广厚计算过，那时全国每年能发表的数学文章仅三四十篇。那几年，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顺利，但我们不希望锋芒毕露，私下说，我们俩一年发表两篇文章就不错了，占的份额也不少了。比如，有一期发表我和张广厚文章的《中国科学》，上面的另一篇数学论文是华罗庚、王元搞的多重积分的近似计算。可以看到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 这样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对我和张广厚为什么会大力宣传呢？我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数人已经明白，文革期间这样对待教育，对待科研，对待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问题是太大了，就要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比较好做的是，先从正面树立典型吧。但是真正要树立典型时，困难也不少，因为这个典型总得要做出一些成绩来。我们那时与世界隔绝，怎么证明这个典型具有世界性水平与意义呢？怎么能得到世界的承认？ 1976年5月有一个美国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数学除了应用部分，我们国内叫基础数学，国外叫纯粹数学。这个代表团包括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的学者。我们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团，一方面表明尼克松访问后，两国有所接触；而数学领域能回避敏感问题。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事前给我们打招呼说，人家是来摸底的，想深入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研究水平到底怎么样？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我们与世隔绝，使人家对中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对于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中国方面是很认真接待的，想通过他们向外界表明，我们的文革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所以，中方非常重视，在科学院、北大、复旦等重点大学组织了60多个报告。意思是，拿出点东西给人家看看。还是盲目自大，认为我们自己的水平很不错，其实根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 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来的时间比较长。代表团一共10个人，除了一位工作人员外，其他9位都是水平很高的数学家。有5位是搞纯粹数学，4位搞应用数学，都是有声望、有判断力的专家。他们单在我们数学所就听了十多个演讲。又去了北大，去了上海、东北的一些院校，听了很多报告。他们做事很认真，最后出了一本100多页的访问中国的书，书中最主要的几页还在美国数学会的一个学术期刊上发表。那本书也寄给了我们。该书与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数学研究是与外界隔绝的。他们对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相当一般，但指出纯粹数学有的领域，确实是第一流的。其中几次特别提到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研究的“函数值的分布理论”，用了相当高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工作和成果水准。 1976年7月份，中国科学院出了一份内部简报。介绍了美国数学代表团在国外对我国数学研究的介绍。很快，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内部通报也就搁置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张广厚受到了重视。 到了1977年2月份，开始了对我和张广厚的宣传。我们也没有想到宣传的态势那么大。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周长年，采访了我们好多次，我们原以为也许是在内参上有一小块报道罢了。没想到1977年2月26日几个大报都在头版第二条位置上，报道了杨乐、张广厚在函数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那天引用的毛泽东的语录是“又红又专”。 丁：您当时的研究是否还得依赖国际间的信息交流？ 杨：实际上现代的数学基础研究还是要依赖信息交流。但是过去我们做不到这些。早在1964年我和张广厚就有一个合作研究。1965年1月投稿，在当年9月份的《中国科学》上发表。1964年英国皇家学院的W.K.Hayman在伦敦举办过一个函数论会议，他提出与汇集了在学术界我们这个领域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到了1969年美国一个数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的数学杂志上。这篇论文说我和张广厚在1965年发表的论文解决了W.K.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而当时，我们不要说去参加这种会议，就连1964年在伦敦举行会议我们都不知道。W.K.Hayman把他提出的问题，正式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1967年出版。我国1967年在搞文革，根本没有进来这本书。1971年底我们开始做研究工作，看到那个美国数学家发表的那篇论文。而这时我们还没有看到W.K.Hayman的书。直到1975年我才托黄且圆的一个亲戚在美国给我买这本书。W.K.Hayman的书1967年出版，发行量很小，买不到，这个亲戚就在大学图书馆找到给我复印了一本寄来。我收到的时间是1975年9、10月份，这时我才知道W.K.Hayman先生提出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在1965年发表的文章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与外界完全处在隔绝状态，这些信息都不知道。当然，我们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下研究，只有将国内图书馆拥有的图书与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现在情况不同了，仅仅从网上马上就知道很多信息。 1977年报道的内容，实际上是我们做了能够做的事情，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但也不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搞那么大的宣传。因为我和张广厚北大六年有好的基础，研究生阶段跟着熊庆来先生学到好多东西，也是比较好的学生。我猜测中央是要改变文革期间左得不能再左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需要树立正面典型，又找不到多少正面的典型，就拿我们当例子罢了。说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一方面有那个美国数学代表团的承认，另一方面1974还有一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与我们的会见。他年纪比较大，是函数论的专家，叫A.C.Offord。他1974年10月到中国访问前，已经在《中国科学》上看到我们的文章，他来之前就说要会见杨乐和张广厚。他不是作为数学家身份来的，而是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作为半政治、半民间交流来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行，就要求会见我们。所以1974年10月，他被请到我院数学研究所时，我有一个演讲，谈了我们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数学研究成果。当时，他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是惊人的成果。还说他回到伦敦要向他的同行报告这项成果。回去以后他也这样做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还有一个叫W.K.Hayman的同行专家，一直保持和我们的联系。Hayman教授是国际上我们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曾于1954年和1970年两次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演讲。1975年、1976年他曾经邀请我们到英国访问。但那时，我国出访极严，轻易出不了国门。一直到1977年，Hayman自费来北京访问，见到我和张广厚，回去以后，又运作我们到英国访问和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函数论会议。这次会议在1978年春天召开。有关记录表明，我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以学者个人身份出国访问的首例。我们去英国访问的报告是1977年12月份或1978年1月份，由科学院外事局上报的，到了春节前夕，外事局把上面的批示复印件给我们看了。科学院院长方毅在报告上有一段话，大意是杨乐、张广厚的水平不错，让他们出去可以发挥国内在国际上的影响。他倾向支持我们到国外交流。然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可见那时对于出国多么慎重！到了1978年12月以后，邓小平才决定派比较多的人到美国等国做访问学者。 丁：文革前的数学所的数学专家们能与国际前沿对上口吗？ 杨：拿数学所来说，1950年代华罗庚的水平与当时国际前沿的研究没有什么差距。华老的主要学生的水平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与国际上那个研究领域的水平也很接近，但他们的研究面不如华老那么宽，修养不如华老那么深。比如，陈景润与王元在解析数论方面，和国际同行的水平差不多。包括我和张广厚1970年代在函数值分布理论领域，也是国际水平。 丁：您和张广厚做研究生的论文水平，也是比较前沿的吗？ 杨：应该说是和国际上很突出的博士论文的水平相当的。1969年那个美国数学家的论文就是博士论文，发在国际上三、四种最好的数学期刊之一上。而他的博士论文与我们的研究生论文水平大致相当。 邢：您和张广厚当时的研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吧？…

文/ 邹贤敏 那是阳光冲破阴霾，理想超越现实，风雨难掩彩虹的年代，我与翼南相识相交; 一场“台风”过后，在历史的断裂之处，我和他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四十多年的友谊纯粹又温暖，陪伴着我们各自行走的人生，也映照出翼南面临真实而荒诞的世界的生命状态和精神追求。 我们俩都喜欢聊天，兴之所至，心之所驰，笼人世、自然于屋内，挫百态、自我于口端，忧愉皆忘，乐此不疲。那些长长短短、深深浅浅、或浓或淡、亦庄亦谐的话语，已被白驹过隙的时光无情掠走，只余些许无法连缀的碎片，侥幸留存记忆深处。好在他赠我的书和画多未流失，可随时去感受、思索他人之为人的“此在”。当下文坛画坛人与文分裂、人与画分裂司空见惯。然翼南属非常态，他相信且践行“文学艺术往往与作者人格相通”，完全有资格领受“文如其人”“画如其人”的称誉。 我向无收藏名人字画的雅好，但师友所赠除外，因为那里面涵泳着绵长无价的师友情，是彼此生命里留下的痕迹。翼南送我的画有十几幅，还不算那些旧历岁暮、以来年生肖为题所画、制作成书签的精妙有趣的小品。他不循规范，无拘无束，即兴挥洒，善于用随性酣畅的线条捕捉凝重的感受，表达有深度的思考。一只懒慵半睡的猫，一张热烈燃烧的脸谱，一方空灵静寂的山水，一个怒目而视的门神，一杯冒着热气的清茶，一支烟光晃闪的蜡烛……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意象透出幽默、淡泊、宁静、沉思、孤独、反省、希望，生活的韵味，悲悯的情怀，生命的张力溢于画面，承载着他的精神寄寓和社会责任感。一位著名画家这样评价翼南的画作：“你的画活。画家容易得到的东西，你没有；画家不易得到的东西，你有。”诚哉斯言。 1990年代初，我和翼南一边在困惑、苦闷的漩涡里挣扎，一边各自寻找精神解脱之道。他渐渐厌恶写小说而转向画画，并准备写些值得一写的实实在在的人，也主要是他喜欢的熟识和尚不熟识的画家，借此宣泄感情，陶冶心智，在艺术园地里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则“回到马克思”重读《巴黎手稿》，对头脑中的哲学观念、价值基础和美学理想进行清理和反思，为受伤的、飘浮的灵魂构建新的栖息之所。 1991年冬末，我给翼南写了封信，至今只记得信中所附打油诗的前四句：“顶天楼望顶天楼，文人聒噪何时休，君握画笔吐块垒，我捧《手稿》寻自由。”次年开春，他回寄一长幅《静对图》。自上滚滚而下的江水将画面劈为两半，隔江相望的两栋楼房隐约可见，楼顶蒲团上各盘坐浓墨勾涂的一老僧，抿嘴闭目，呈无可奈何状，占据了画面的中心。 画幅下半写满题跋：“与贤敏兄一江之隔，均住顶天楼，辛未岁末得函并附打油诗一首，诗云：顶天楼望顶天楼，文人聒噪何时休。聒噪者可悲可叹矣，不聒噪则无事可做，奈何？！自省而又反省之，磨墨取笔写此静坐图，二僧闭目相对，均不聒噪。涂后忽然想到，此举亦聒噪也。文人恶习难改矣。壬申末日汉口花桥之顶天楼主画之题之，并寄赠武昌湖大之顶天楼主。” 画和跋一气呵成，相互诠释，融为一体，真实地记录了我们“个人史”一个片段的生活、思想样态，无奈、自嘲中饱含不甘和悲凉。面对现实，翼南比我看得深刻。他以批判、自省的眼光揭示出“聒噪者”的“可悲可叹”，并将个人的所感所思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映现出那个年代知识者生存与精神的普遍困境。一句“文人恶习难改矣”，道尽中国知识者人生的悖论与宿命。 我退休那年，“南巡”卷起的经济旋风刮入新世纪，去翼南家聊天的机会多了些。对眼前这个急速变化、有些陌生的世界，我已慢慢熟悉、适应，享受着类似体制外的自由：赏石、整理旧稿、编书、酝酿《反思录》的写作。翼南也忙，画画，写散文，为老画家薛楚凤出画册奔走呼叫，四处碰壁。但我发现他谈佛多了，尤其对禅宗的研读颇有心得，一些令我愤怒不已的人和事从他嘴里说出来却那么平淡、平常、平静。“文革”曾使他几遭灭顶之灾，可在他的《个人文本》这部自传式纪实长篇里，我没有读到控诉，没有读到愤怒，而只有嘲笑，那是果戈理式的“含泪的微笑”，泯灭人性的十年被”周式幽默”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2008年初，忽然收到翼南寄来的一帧无题画。上半幅是云雾缭绕的层峦叠障，下半幅是被浓密的林木山石遮掩、留有豁口的小块空地，两间茅屋横陈其间，顶瑞留白处题诗一首：“卖文购得屋两间，风雨过后心始闲，世事苍茫今已悟，晚来只爱云中山。”过了两天，他又寄来修改过的题画诗，“心始闲”改为“今始闲”，“今已悟”改为“心已悟”，“只爱”改为”喜画”。 随性的他在文意表达上还是考究的，关键处字斟句酌，不肯马虎。这幅画呈现出了翼南的另一番生命状态、人生境界和美学追求。从“聒噪”到“今始闲”，只因“世事苍茫心已悟”，其间的思想痛楚、内心煎熬，无以言表，没经历过心灵搏斗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翼南多次谈到，心悟是禅宗的一种境界，即豁然贯通，彻底醒觉，使灵魂得以安顿。但绝不是万事皆无，内心虚空，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是厌世、避世，而是精神解放，不从流俗，超脱于俗事、琐事、妄事之上，自在地去做些自己有兴趣做、能够做且无愧于己的事。 画中的两间草屋是个隐喻。从“想倾积蓄到山里造间房，躲起来画画。”（《漫话严其昌》）到“很想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筑于高山绝壁，在那里焚香、读书、做梦、画画。”（《意写刘二刚》），再到翼南几次梦到自己或朋友在深山草屋静心写文作画，都是“绝名利之心而执着于艺术”，是他和同道师友对“宁静致远”境界的不懈追求。 显然，心悟、心静，守住自己的内心，不是将自身与外在隔绝开来，躲在象牙塔里修身养性，而是看破天地间的事，不再困惑迷茫，对现实有更深入的认识，在更本真的层次把握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我以为翼南对禅理、禅趣、禅意的诠释与践行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表现出一种可贵的现代精神，虽然他也愤世嫉俗过，也悲观颓唐过。“世事苍茫心已悟”和“世事苍茫成云烟”（李白《将进酒》），二者是大异其趣的。翼南为何以画门神为乐？他答：“‘抽罢香烟喝罢茶，闲画门神送万家’，此亦功德之举乎？” 1996年，翼南画了幅《老鼠抬轿图》赠送李世南，题曰：“有喜坐轿者亦有善抬轿者古今皆然”。此画造型、笔墨、立意均极有趣，是“周氏幽默”的代表作。十二年后，也就是赠我“云中山”的那年，翼南又将这画“复制”了一幅。为何？他在题跋中坦露：“今戊子将至，世态依然，悟而复为之。”未敢忘却世事也。可见他的“悟”和他的“为”密不可分，悟而有为，有悟必为，二者铸成一整块“人格”之钢。“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天地虽悠悠，不怆然不涕下”（《意写刘二刚》），祈观音大士“保佑我们健康长寿，在人世间多做点事”（《朝秦暮楚的李世南》），都是翼南对人生境界的自我期许。 我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翼南是一个有慈悲之性的人。如果说嘻哈潇洒、胸无城府、重感情讲义气是他悟与为的外在表现，而在悟与为的背后还有慈悲，这是他最内在的本性。 世纪之交，他画过一幅坐僧像，题名《慈悲图》。在他诸多画作中，“坐僧”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神情各异的悲苦清奇之相，直面物欲横流、喧嚣不已的人间世，总使我想起他那双激愤过、颓唐过，却仍散发出带点忧郁的幻想气质的眯眼，那是一双能照见他被悲悯情怀浸润的魂灵的眼睛。他悲悯自己和同道者的命运：“我觉得，古往今来，一个人降临世间并投身文学，均带有些悲剧色彩，因为我们至今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　(《评论家，多珍重》) 在读了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谈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以后，他悲悯人类的命运：“他们的谈话都涉及现代文明所面临的诸多重要问题，只是在今天，地球上的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剧烈抗争的时刻，谁能静心地倾听这些智者的话语和忠告呢？我感叹而悲哀。”(《访苏东天》) 翼南“居顶天楼，俯望人生，过客往来，感慨甚多”，这内蕴的慈悲之情，悲凉之气，通透之见，怎不令人思绪绵绵，难以释怀！ 如果说画画是翼南生命的一部分，那么写散文则是他生命的另一部分，应该是分量更重的一部分。在他笔下，画中有文，文中有画，也可以说是画如其文，文如其画，二者互渗互补，互释互鉴，构成一个活泼泼创作生命的整体。当然，以我的喜好，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一个爱画懂画且画艺不俗的散文高手。 散文易学难工，但翼南写起来似乎并不怎么费劲。早期的成名作《白发在阳光下闪耀》和《黄山九人行》，还有上世纪九十年代写的《刃口上的生命》，即使放到今天的散文名作之列，也毫不逊色。1980年代晚期以后，他大量以写人物为主的随笔自然天成，难觅刻意求工的痕迹，我以为是率性随意的天性和丰厚的文化积淀成就了他。《芳草》杂志原主编、与我同窗七年、有时也参与聊天的朱子昂，是个文学眼光较为苛刻的人，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称赞：在武汉作家群，周翼南读的书是最多的，他写的东西有文化底蕴。此乃知人之言。我长翼南三岁，又是所谓科班出身，但每与他神侃，就遗憾自己读书太少，知识面窄，尤其是民俗、宗教、音乐、绘画，不是和他交谈的”对手”。 翼南的散文随笔真诚、亲切、心态自由，也不乏评论家要求的情趣、谐趣、智趣，且长短不拘，繁简有度。我喜欢他的语言，既有口语的质朴，又有文学的雅致，画面感、旋律感强，弥漫着温馨动人的人生意味，跳动着叩击心灵的生命节律。难怪有人说：“寻常人事，经翼南点染，皆成好词。”这种自成一格，雅俗共赏的散文，是翼南独特的历经磨难后有大彻大悟的生命之树结出的果实。 或许有论者会觉得翼南的散文题材小，分量轻，难登大雅。我不这样看。就说《人物·山水·猫》《文与画》《画外谈画》《顶天楼随笔》《从东方到西方》这几个集子里记述画家的篇什，虽都是素描、剪影，但人物的精、气、神仍跃然纸上。分开看，像遗落于地的散金碎玉，像不惹人注意的条条小溪；合拢读，是光彩耀目的聚宝盆，是波涛滚滚的江河湖。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以画画为志业的现代知识者群体：超脱、大气、自在地做自己的事的苏东天，以“胸有方心，身无媚骨”自诩的黄德琳，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韩羽，见多识广、不吃软不怕硬、活得有声有色的黄永玉，真情率性、自由不羁的严其昌，真诚无畏、可敬可爱的李世南，心含慈悲、“自在即神仙”的刘二刚，独来独往、异想天开的沈爱其，有气节、傲然于天地间的王文农，“除了吃饭其他就跟神仙一样”的朱新建，执着谦和、心灵自由的聂干因，老辣天真、不从流俗的黄永厚，谦和淡泊、喜怒不形于色的汤文选…… 在翼南的笔下，不为尊者、亲者讳，他们也有种种缺点，乃至让人不可思议的怪癖，但那绝非出自他们的天性。他们一个个都是鲜活的不可替代的个体，虽然有的少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古人心地、现代头脑，抱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是这个纯粹的精神群体共同的人生和美学追求。 他们各擅所长、各显其能的艺术作品，有独特的个性神韵，浓郁的人文气息，不倦的创新精神，充分体现了反对媚俗，出污泥而不染的艺术家的生命自觉。他们，是我国当代画坛的一方净土，一股清流。他们，不愧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脊梁和守夜人。为这样的一群艺术家“写真”，为一个纯粹的现代知识者群体立传，这正是周翼南散文的主要价值所在，值得文艺评论家关注和研究。 翼南在“塑造”这个独特艺术家群体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人格和自我形象的塑造，向师友向读者敞开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也是这个精神群体中的一员。他们像一群南飞的大雁，自由翱翔在无垠的天空，写着又正又大的“人”字。仰望苍穹，我仿佛又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黄永厚：“人之不人尚为艺乎？” “直立于世，再现中国画的辉煌！”这是翼南的回答。 沈爱其：“大道通天，宇宙无门，万物一气，点线为定。” “如此豪气，直视当今，谁能为之？”翼南的声音坦荡荡，回响在大地。

文/ 周期 父亲节前夕，与几位朋友一起去特护老人院看望一位耄耋之年的失忆老人。因同为一项公益事业的志愿者，他曾与我们共事十余年。见到他时，老人已叫不出我们的名字，告诉他我们是谁，他也只是回说，曾经见过我们。就连你们从哪里来这样的简单问题，老人也可以连续问过多次，却始终记不住我们的回答。 老人因病已不能开车，但他夫人很想在父亲节这天让老人与他们的一个智障孩子一起过个节。这个孩子出生后由二老照顾到十几岁，之后由政府相关机构接手，让孩子住进了护理院。送走儿子，二老还抱头痛哭了一场。在我们探视结束准备离开时，他夫人问我，父亲节这天能否有时间帮忙开车来接他们的儿子，并一起去餐馆进餐，我一口答应了。 父亲节这天上午，我与先生一起先去了特护老人院，接到二位老人后，又去智障病人护理所接他们的孩子。老人见到儿子，不但能叫出儿子的名字，还轻声说，“你好吗？我们想你了。” 在进餐前，他夫人分别为老伴及孩子点了食物。他儿子因牙齿不好，只能吃柔软并切得很细碎的食物，所以为他点的餐是肉末做的肉糕和通心粉，外加一小碗煮得很烂的豆子。为老人点的是烤鱼片加蔬菜，老太太为自己点的一份里有一个烤红薯。他夫人用勺子从切开口的红薯中挖出一大块给老伴，老人马上说，从我这里拿一些给儿子吧！ 二老原来的家与孩子现在的护理院很近，大概就一英里左右的距离。饭后，我们又一起去老人家里待了一会儿。离开时，儿子不愿走，老人又走到儿子身旁，轻声说：我们爱你，我们很快又会来看你的。儿子立刻跟着他向门口走去。 在开车送孩子回护理院的路上，坐在我旁边的老人不停地给我导航指路，“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左转”，“见到第一个岔口时右转”，……我一共拐了四次弯，老人一次也没有说错，让我和先生惊讶不已。要知道他孩子是差不多一年前才转入这家护理院的呀。像老人这类有记忆障碍的患者，一般的初始症状多半会保留远期的记忆，而常常很快就忘记近期甚至是刚刚发生的事情。这位失忆老人却偏偏准确地记住了儿子护理院这个新近的地址及具体地理方位！ 到达护理院门口，老人执意要下车护送儿子，一直将儿子送进屋子。在车上，他夫人伤心地告诉我，之前儿子所在的护理所离家较远，一年多前才换到现在这里，就是为了方便就近探望。不曾想二老很快就自顾不暇，不得已也一起入住了老人院。老太太说，孩子迁入新址后的那些日子里，老伴的记忆力已经有了明显减退，却还能够悄悄地摸索着走去护理院看望儿子，而且常常是在她不知晓的情况下自己独自完成的。 在父亲节看到听到这位父亲对儿子所做的一切，让我心情难以平静。尽管今天在微信群里读到了各种各样赞美父亲的言辞，我觉得都不足以表达一位失忆老人在残存的记忆最深处顽强保留的对后辈的爱。 记于2023年6月18日父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