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社会

文/ 丁邢 今天，读到章德宁的长文《二十年前事——回望《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创刊》，十分感慨。她回忆20年前接手主持《北京文学》，遭遇财务困境，历尽千辛万苦，为杂志闯出一条生路。章德宁和她的先生岳建一，都是卓越的文学编辑出版家。这篇回忆，为当代文学期刊史，留下了沉甸甸的一页。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位文学编辑出版家，她就是《江南》主编袁敏。袁敏著有《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是一本颇有深度的回忆录。但还没有见到她回忆自己主编生涯的文字。 我在今年3月8日，曾经发表《三八节前话《如焉》》，谈到2006年4月武汉市文联在东湖举办的《如焉》学术讨论会的一些情况。今天想再援引这个讨论会上的两则发言，重温与《江南》有关的一段往事。 讨论会是邓一光主持的，胡发云先介绍了与会的崔卫平、艾晓明、刘川鄂、魏光焰、赵诚、傅国涌、丁东、袁敏、梁卫星、苏祖祥、蔡朝阳、陈煜、邓晓芒、李工真、赵林、谢鲁渤等人。邓一光便请袁敏首先发言，讲述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简称《如焉》)在《江南》发表的经过。袁敏说： 我当时看到这个稿子的时候还在作家出版社。原来跟丁东也都是很熟悉的朋友，他向我推荐了这部稿子，发到我的邮箱里。 当时我已经知道，有可能要调离作家出版社，到浙江《江南》杂志社担任主编，但是还没有确定下来。 我看到这个稿子，看了三分之一，就感觉到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非常棒的小说。我没看完，就给丁东打电话说，这个小说我要了。至于能在哪里面世，我当时心中没有把握。因为当时作家出版社也有三审制度，要直接出书，有很大的难度。我就寄希望于到《江南》杂志社上任。我任主编，有拍板权。我把这个情况跟丁东说了一下，他觉得挺好，因为这个稿子确实要有拍板权才能作主。 去年10月份，正式调令下来， 我到《江南》杂志社当了主编，主持的第一期刊物是今年第一期。杂志出来也要周期，我准备把《如焉》作为主打。我把这个稿子给了副主编谢鲁渤，他说胡发云跟他是武汉大学作家班同学，感情上不一样。他也觉得这个小说非常棒，不只是文学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意义。当时有争议的是，这是23万字的长篇。《江南》杂志每期40万字，它要占据一期刊物的大部分篇幅，这在《江南》历史上没有过。从刊物的均衡性来说，确实有点头重脚轻，有不少人提这方面的意见。我还是主张让小说以全貌出现。丁东跟我说，小说在民间已经流传。如果《江南》节选发表，会影响作品的份量。 我和谢鲁渤多次跟胡发云电话沟通，既不损害它的锋芒，又尽可能减少麻烦。胡发云跟我说，当时上海《小说界》也想发，大概是要删1.2万字。我们决定只删3000字。胡发云选择在我们《江南》发，这非常荣幸。《江南》首发《如焉》，确实对提高期刊的影响力，起了巨大作用。 在我去《江南》之前，当时邮局的订数是两千多，还有一些散的订户，大概就是三千份。2006年第一期首发《如焉》，还有刘海军、章立凡等人的文章也是有份量的。我们做了精心策划，市场反馈还是出乎预料。有媒体说，第一期《江南》关注了社会，关注了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结果发到了1.1万册，还供不应求。可能由于这期的延伸效应，第二期又攀升到1.7万册。地方的纯文学刊物，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奇迹。这是由刊物的内在品质决定的，《如焉》功不可没。 接着，傅国涌发言，他说：套用崔卫平老师的一句话，我们以《如焉》的名义来到东湖。我是文学圈以外的人，以读者的身份说几句。20年来我只读过三本小说，《如焉》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引起我强烈共鸣的小说。 我今天能够被《如焉》带到东湖边，特别荣幸。《江南》是我们浙江的文学刊物，创办不少年了。《如焉》能够在我的故乡首先跟读者见面，让我这个浙江人分享了荣耀。众所周知，浙江历史上是出过鲁迅的地方。可是半个世纪以来，已经从文化、文学大省变成文学、文化的小省，再没有产生有份量的文学作品，没有出现有份量的报刊。我是研究中国报刊史的，特别有感触。 我的一个朋友在杭州一所中学任教，《如焉》登出来以后，班上的同学人手一册《江南》。有一个做化妆品生意的老板，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那里借到第一期《江南》，一个晚上一口气把《如焉》看完了。他说，很多年都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小说了，马上打电话订了500本，送给员工。昨天晚上袁主编告诉我，这位老板原来订的是1000本，杂志社已经没有库存，这500本还是从外地调回来的。杂志定价10块钱一本，他用5000元买走，还说怎么这样便宜。从中学生一直到化妆品商人，这些人本来和文学没有关系，都被《如焉》吸引，关注起当代文学，这是一个奇迹。 我还知道，小说在《江南》发表之前，在2005年的夏天，北京就出现了打印本，40块钱一本，在地摊上流传。我有一个打印本，现在就精心保存着。很多人向我借，我很心疼，因为借出以后，我的“文物”可能太旧了，太破了，保存不下来。 《如焉》首先打动的不是文学圈子的专业人士，而是像我这样的人，是社会各阶层的人。我和作者的人生阅历、生活处境、社会身份，都不相同，小说里面到底什么东西让我感动？我觉得，就是他关注了社会现实，关注了人性本身。这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角落的人的共同的东西。《如焉》未必能像托尔斯泰的那些经典著作流传千古，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在2006年前后这个阶段，我相信这部作品的现实感，关怀了这块土地上芸芸众生的命运，守住了文学的底线，而不是玩弄文字游戏，玩弄驾驭故事的高超能力。《如焉》的叙述是诚实的，朴素的，也是诗性的。诗性存在于精神本质上，而不是外在的词语包装。胡发云曾经是个诗人，少年时代就读普希金诗歌。但是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语来包装，而是用朴素的语言，我觉得，朴素的语言可能高于华丽的词汇。 我从读者的角度，对《如焉》挑一点刺，小说的中心人物之一达摩，以我在底层社会生存几十年的经验，觉得有拔高之嫌。中国社会，从思想上来说有达摩这种人，但是他不会生存在达摩的社会身份当中。到今天为止，没发现中国民间修理工有这种人；茹嫣也有理想化的嫌疑，假如作者能够把茹嫣写得更生活化一点，更低调一点，他和达摩、卫老师的交往更多地从人性、从生活出发，把过多的思想抹掉，写成善良高尚的女性，可能更加逼近我们今天的中国。我觉得小说中有两个人物特别成功，也许以后也会跟鲁迅的孔乙己、阿Q一样进入文学的视野。一个是毛子，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是江晓力，权贵后代的代表。多么传神！ 《江南》和《如焉》的奇遇，不知能否为今后文学期刊的出路留下一点启示？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文/ 杨涟 刀郎在《山歌寥哉》封面上写道：“书契以来，代有歌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之于诗坛。”中国音乐能够绵延下来，源于周边地区各民族音乐的不断流入和融合，给中原不断地注入生命的活力。中国不少优秀的音乐作品，都融有西北少数民族歌谣的影子。没有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任何文化形态都会枯萎死亡。自我封闭，无法自行“进化”和“演化”。 历史上，当主流文化日渐颓靡、穷途末路之际，有识之士总会从民间发掘出新的生命力。礼失而求诸野，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 我感觉，当下的文学期刊，报纸副刊，已经进入瓶颈期，成为套路文艺。常看到的是怀念故乡，美化乡村的乡土恋旧风，读之仿佛活在世外桃源，岁月静好，且听风吟，还有生活在温室里的老干体。作者群固化为一个个小圈子，兜兜转转都是这几个人。 这种格局遇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一些公号写作，自我表达，我手写我心，天下为之精神。朋友圈发文章，配文字，也可以过把主编瘾。民间力量强大才是希望所在。借马国川先生的说法，这叫“国家的启蒙”。自媒体构成了巨大的新空间。这个空间可以称做民间。 当年林贤治先生编刊物，担心不能持续，邵燕祥先生说，“能出版一期就是胜利。”如今，自媒体借互联网，呈现出生生不息之势。我通过“丁东小群”的推介，接触到雷伟、王端阳、贺阳、慎志浩、徐江伟、荣夫人、沈睿、张红萍、周实、李洁、李昕等人自办的公号，他们各有千秋，从中看到了自媒体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意义。 我去年写了一本书，名《我从开封来》。如何付梓，向丁老师请教。他热心地告诉我，他和同学一起，刚刚编印了回忆文集《我的大学我的班》，并把电子版发我参考，令我感念莫名。随后交往中，我感受到一种温暖。他直言，写书要有视野，周有光老先生说，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二位老师笔下的阎纲，陈为人、钱理群、智效民、王东成、王克明，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让我读来心悦诚服。我是一个民间撰稿人，读书人，他们让我看到了差距和继续努力的目标。 我们像是一群失去家园，又想寻找家园的人。有了互联网，我们隔空相识，不再孤独。王东成老师有句话：“这是一个陌生人容易成为朋友的时代。”你我其实都可以变成桥。你找到了桥，桥也找到了你。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原题：“杨涟：我看丁东小群”，获授权，则注明）

文/ 戴耘 最近西安的一个视频火了。 疫情下监管小区一位自称“防疫志愿人员”的西安大叔抓了个从小区偷着爬出防疫隔离护栏准备去超市买食物的小伙子，这位看上去三十来岁的大叔在视频中让小伙子当众宣读自己写的检讨，面对镜头向全国人民认错。小伙子倒也实诚，一字不差地报了大名、住址。然后大叔质问为什么擅自“翻墙”，小伙子说家里揭不开锅了，网上“盒马”抢单也抢不到了。大叔不理会，说今天是个教训，再犯我送你去公安机关，最后大叔和小伙（还有其他防疫人员）一起振臂喊“西安加油”等口号。很明显，这段视频不是即兴而为，而是精心安排的，否则哪有那么顺当：开场白，认错，正告，众志成城地喊口号，蛮喜剧蛮黑色幽默。至于有没有得到小伙子的“知情同意”，不得而知，但看大叔对待小伙子的样子，基本不会，因为大叔居高临下，要的是让全国人民开开眼，估计小伙子知道理屈，也就顾不上被别人看笑话了。 视频在网上疯传，舆论哗然，这大叔哪来的胆子上演“视频认错”这一出，谁给他的权力？事情也被西安作家孙毅安先生拿来说事，激陈西安封城以来的“无边无际”的“底层之恶”。 似乎中国的所有问题就出在“底层之恶”。当然，梁启超、鲁迅对中国的民族劣根性也是耿耿于怀，必欲改造国民性而后中华才有希望。我钦佩孙先生的勇气；确实，阿Q有西安大叔的这个机会，一定也会行使一把难得的权力，至少能够让自己得瑟一个礼拜。但我总觉得，这板子打在底层百姓身上也挺冤。毕竟，那么多底层的人民在抗疫中默默奉献，像西安大叔这么高调的并不多。 西安大叔这么做，不是什么创举。比如X视“电视认罪”就是常见的戏码，这大叔可能就是有样学样。孙先生说的“底层之恶“，最典型的可能还不是西安大叔，而是当年打着“扶清灭洋”旗号，靠着老佛爷的一声召唤，夹杂在义和团里的各路混混，进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这种“底层”借机胡作非为在欧洲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同样发生过。我们可以把这种恶行称为“恶的合法化”。西安大叔的行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这个视频一下子就让我联想到WG中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场景，我还是初中生时就干过让这些“坏分子”“坦白交代”的事。至于批斗会上“坐”喷气式飞机，顶着太阳，颈部挂着“打倒XX”牌子低头认罪、然后被游街示众，直至包括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校长的惨剧，都是我儿时的记忆。“视频认错”和这类情境相似处在于，都有威逼者，都有冥冥中的“授权”，都有拥趸，都有看客，当然，还有低头认罪没商量的。西安大叔的伤害较小，但你也不能假定，这种羞辱的心理伤害就是微不足道的（这西安小伙认了怂，女朋友甩了他亦未可知）。你不能说电影《霸王别姬》里逼着夫妻互相揭发，其罪恶的程度一定比打死人轻。我们要问的不是潘多拉魔盒里的“恶”来自何处，而是潘多拉魔盒是怎么被打开的。 对西安大叔的行为，心理学家上世纪提供了最一般的解释：服从上司，即“权力的授权”。耶鲁教授密尔格兰（Stanley Milgram）为了理解纳粹帝国时期为什么那么多军人心安理得地杀害犹太人，做实验让受试者执行指令对一个陌生人（由实验人员扮演）用电击进行惩罚。虽然被惩罚者已经作出被电击的痛苦状，研究受试者们依然在指令下增加电击强度，100%的受试者将电击强度增加到300伏，65%的受试者将强度增加到最高限450伏（剩下的35%可能动了“恻隐之心”，下不了手）。密尔格兰的结论是，人服从权威几乎是本能的，即使这意味着要伤害他人。所以许多纳粹罪犯在受审时都推卸责任说，我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但是“权力的授权”并不能完全解释西安大叔的行为，因为这个视频看来是他自导自演的，并不是所有违反防疫条例的人都会被要求”视频认错”。西安大叔的举动和他与西安小伙的角色地位差异有关。斯坦福大学教授津巴多（Phillip 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更说明问题，他把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演“看守”，一组扮演“囚犯”，然后观察他们的互动，结果，“虐囚”行为就慢慢开始了，以致严重到津巴多博士不得不叫停实验。 这个实验的重要发现是，社会角色很重要，只要别人在你眼里是”罪犯“或”二等公民“，你就会觉得有权（feeling entitled）对他“执法”，西安大叔是防疫执法者（虽然是志愿者），西安小伙是被抓的违规者，安排“视频认错”，很可能来自西安大叔这种“执法冲动”和“自我授权”。 但是，我发现西安大叔的“视频认错”还有另一个要件，那就是“拥趸”和“看客”，他身后就有三个“志愿人员”充当拥趸，他们至少以默认给他“授权”，拍了视频，全国人民都是“看客”。没有看客，他捣鼓这出戏有啥价值。别忘了他没准还在想这视频发出去一定流量爆棚，全国人民来共同见证疫情执法的威力。民意的纵容，能让西安大叔心安理得，所以西安大叔的“自我授权”也是“民意的授权”，甚至是更高尚的，“正义的授权”：西安大叔在视频中，扮演的是正义之师。 你还千万不要说只有中国”底层的恶“才那么可怕。罗伯斯比尔这些革命党也是在巴黎广场上玩砍头大戏的，革命党砍了国王的头、保皇党的头，谁的授权？正义！然后革命党和革命党互砍，围观者无数。还是“正义的授权”。西安大叔一定喜欢这大场面，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代表了一回“民意”。是不是似曾相识？所以难怪西安大叔，你很难怪罪一个满怀正义的执法者。比如，西安大叔这一刻还在凶巴巴地对西安小伙说你如果再犯我送你进公安机关，下一刻画风一变，领着小伙子和抗疫兄弟们一起振臂高呼“西安加油”，是不是满满的正能量？ 说到“正义的授权”，莫言少年时也干过一回：小学念书时全班去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同学们接二连三都哭了，只有一个同学愣愣地盯着痛哭流涕的同学，就是不哭，于是莫言愤而向老师检举，导致这同学在班级会上被批。成了大作家后的莫言为什么要“忏悔”自己的“GaoMi”：因为他深知托克维尔说的“多数人的暴政”的可怕。所以他说，当所有人都在哭的时候，要允许有人不哭。同理，在一片叫好拥戴中，要允许有人不唱赞歌，当西安全城都沉浸于“西安要赢”的亢奋中，要允许有人泼凉水。“多数人的暴政”的可怕，在于它围剿“异己”、“异类”，窒息自由的灵魂，挤压和泯灭良知。那个西安小伙也怂了，其实他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有道德正当性：有时犯小错是为了更大的善（请罗翔教授出来走几步）。莫言忏悔了，巴金忏悔了，巴金《随想录》里的自我忏悔，是对自己作为上层精英良知泯灭的清算。莫言的忏悔，则是对自己作为底层少年以正义之名行使“无知之恶”的清算。 所以，我不想像孙先生那样怪罪西安大叔，因为“底层的恶”可以来自“无知的授权”。西安大叔可能如今依然摸不着头脑，那么多人喷我，我哪儿做错了？！“多数人的暴政”往往是“无知之恶”，这在法国大革命中显露无疑，在纽伦堡的纳粹年度集会（Rally Ground）上显露无疑，在WG中显露无疑。“无知之恶”有了“正义的授权”便会大行其道。 在我看来，所有的授权都不如“正义的授权”厉害。比如“扶清灭洋”就是义和团给自己的“正义授权”。“正义的授权”的打击对象可以是“洋人”，可以是“阶级敌人”，可以是“该死的”犹太人，可以是“同性恋”（我小时候就看到同性恋者在公判大会上被判流氓罪坐牢的），也可以是这个违规的西安小伙。一旦有“正义的授权”，那种摧枯拉朽的豪情就会溢满全身，那种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拳拳之心连自己都会被感动。大义当前，那点对西安小伙为了家人的生计犯了一点小错 的“恻隐之心”泯灭了，那点温情脉脉的小资产阶级矫情显得可笑。这哪是在全国人民面前羞辱一个年轻人，这是向全国人民显摆一把我古都百姓的众志成城！ 当然，“正义的授权”取决于话语权在谁手里。话说中国古代的刑法酷烈，什么腰斩，车裂，凌迟，惨不忍睹，恶到无以言表。而且酷刑必须放在“菜市口”那种最热闹的地方，本质上它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维护帝王的最高权力，这算不上“正义的授权”，而只能说是皇帝耍流氓。西方中世纪也一样，各种刑法还不是一样处心积虑？不是把你往死里整，而是整得你生不如死。比较起来，神权的惩罚更重，布鲁诺只因为信念不同于教皇和教皇代表的宗教正统，火刑了结。伽利略好些，大牢伺候。在教权鼎盛时期，即使是国王也要服从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自作主张藐视教皇被教皇“绝罚“（即被开除教籍），他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好屁颠屁颠冒着暴风雪赶往教皇居住的卡诺莎城堡，在雪地上痛哭流涕三天三夜跪求教皇宽恕，可见”皇权“那时还抵不过”教权“。谁流氓大谁握有“正义”，那当然不是“正义的授权”。 “正义的授权”的真正秘密来自语言。《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哈拉里说，人类的语言是有魔力的，语言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创造了人的现实感和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用讲宗教故事使人服膺其教义，有安顿人生凝聚人心的积极意义，但它也可以让人抓狂，走火入魔。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你只要把人群分成“我们” vs.“他们”，奇迹就发生了，我们永远正义，他们永远混蛋。西方的宗教战争就是在“神的正义”的名义下一次次恶的释放，一次次打开潘多拉魔盒：因为对上帝话语稍有不同的诠释的“零容忍”，各种教派就可以大打出手，甚至打上几百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宗教战争的根源是争夺对“宗教话语权”的垄断（不服膺者皆为“异教徒”），所以“正义的授权”本质是“语言的授权”，《圣经》“新约-约翰”开篇就是，“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is the Word，也就是上帝发话了！所以教皇的“绝罚”（开除教籍）就是把你的话语权灭掉，没有了话语权，你什么都不是，遑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近代的世俗案例中，希特勒发明了一套体现他意志的“正义论”，但它也是建立在戈培尔“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语言垄断上的。 垄断语言的目的是行使语言权力，“正义的授权”（如认定某些人是“异教徒”，“劣等民族”，或   “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别有用心的坏分子”）的前提是语言垄断。当语言被垄断后，只有权力语言可以通行，而权力语言会导致语义的扭曲和败坏（corruption这个词的本意），最终扭曲败坏整个语言体系。一统天下的罗马教廷和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就是例子。所以当年的教皇和德国纳粹希特勒的恶行，不仅得到“权力的授权”，更是得到了统治者“正义的授权”。北大张维迎教授说得好，“语言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比官员贪点钱不知严重多少倍；语言的腐败必然导致是非颠倒、黑白难辨。历史的吊诡处在于，罗马教廷语言垄断的崩溃要归功于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它让大众能直接接触《圣经》，否则马丁路德或加尔文们的宗教改革不可能成功，欧洲的心灵自由和创造力大爆发是从那时开始的。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权力对语言的垄断是一种妄念。西安大叔的行为受到那么多人质疑，是因为很多人发现他拿一个家里揭不开锅的小伙子开刀，正如少年莫言的少不更事，太不靠谱，太堂吉诃德。…

今天（3月30日）下午，香槟社区市民走上街头，和平抗议近期连续发生的针对亚裔的暴力犯罪。 （图片来自社交媒体）

伊大东亚及太平洋区域研究中心主任与伊大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近日代表各自部门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联合声明原文如下： CEAPS/EALC Joint Statement Dear CU Champaign Chinese Community, A recent rise in anti-Asian violence has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of the Asian-American community and the community at…

厄巴纳市市长声明 我们坚决不容忍仇恨 针对最近几年日益增加的对亚太族裔的种族歧视行为以及暴力攻击，我在此声明，厄巴纳市坚决与亚太族裔社区成员们站在一起，团结一致。 正如上星期在亚特兰大三个美容按摩院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暴力枪杀事件所反映的，针对亚裔的仇恨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中，女性占比居多。八位无辜的受害者被枪杀，这种暴力从来都不该被容忍。对任何形式的仇恨犯罪，我们再也不能忽视它们，也不能不曝光它们了。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厄巴纳分校历来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这儿有数千亚太族裔的学生、教授和员工们，他们选择在厄巴纳安居乐业，我们为此感到骄傲。我们非常欢迎和重视他们带来的创造力、学术贡献、创业精神、友情和社区参与。他们的存在使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 处于现在这段困难的时期，我要表达的是厄巴纳市对你们的支持和对你们的爱。 市长 黛安•沃尔夫•马林 2021年3月24日

香槟市市长菲南女士今天（3月24日）通过《香槟丛刊》致信本地华人社区表示声援，明确抵制针对在美亚裔族群的仇恨、暴力及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市长的声援信原文及本刊译文如下： 各位社区成员： 一星期前发生在亚特兰大的针对亚裔女性的枪击案，令全美国震惊悲愤。很不幸的是，自从全球大流行疫情爆发以来，对亚裔的仇恨犯罪行为在飙升。正如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琼斯校长在“关于在美国针对亚裔的仇恨暴力事件攀升的声明”里所说，对亚裔的仇视和偏见事件在2020年一年里就急剧增加了149%。 我想告知我们社区的所有亚裔成员，你们在香槟是受欢迎的，我们与大家团结一致，坚决反对仇恨、不相包容及暴力。在我们的社区里，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都是不能容忍的，我们都要彻底反对制止。 我在此对我们城市的亚裔社区表示声援和慰问。你们给全市社区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社区的生活，对此我深表感谢。 如果您需要举报歧视事件或者需要其它信息资源，可以去访问这个网站。另外，亚美文化中心将举办讲座，讨论如何应对针对亚裔的歧视、骚扰和仇外情绪及行为，这里是他们的网页链接。 香槟市市长黛博拉•弗兰克•菲南（签名） 2021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