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 下面的文字是作者正在写作中的英文回忆录《路上书》的一个章节，由作者本人用中文重新改写，授权本刊发表。
文 | 孔书玉
“只要活着的人还活着，死去的人就不会死去。” –梵高， 摄影：刘东进 1 亚洲铜
亚洲铜，亚洲铜
亚洲铜，亚洲铜
亚洲铜，亚洲铜
亚洲铜，亚洲铜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是二年级上学期，在勺园地下室。勺园是位于最靠近北大西门也就是正门的一组楼群，旁边还有一片荷花池和九曲长亭，是留学生和外籍教师的宿舍。那里有自己的内部商店餐厅以及咖啡馆。咖啡馆就开在勺园的地下室。喝咖啡在八十年代中期还是一件充满情调的事情。可想而知那里是个时尚之地。一些喜欢跟老外交朋友的中国学生常常去那儿聚会。有时，一些文艺青年和艺术社团的活动也在那里举办，如果不是在文化部小院儿的咖啡馆的话。
那次大概是五四文学社组织的一次文学沙龙活动。记得朗读这首诗的是英语系的一个叫红的女生。她的声音有点沙哑，带着春天的稚气。紧接着的是中文系85级一位姓洪的新生的独舞。身材柔软的她舞姿优美，在音乐的伴奏下，就像诗中的白鸽子，以至于我对那天的记忆不敢确定，这究竟是两个单独的节目，还是后者为前者伴舞。
那是我最初听到海子，伴随这首诗的记忆是青春的美好与感伤，就像女孩子的曼妙的舞姿与稚嫩的声音，就像八十年代的北大，那个诗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参加各种学生社团，我参加了五四文学社和燕园新闻社，然后跑到未名湖边德斋里的校刊编辑部去投稿；在那个年代里校园里最负盛名的活动之一就是未名湖诗歌朗诵会。有一届朗诵会是在办公楼里，窗户上都爬满了人。英文系八一级的西川在朗诵他自己的创作，“我是一枝淡泊的芦苇”；那个年代，北大学生民间举办首届艺术节，声援刚刚被停刊的丁玲主办的文学杂志《中国》，组委会还请来北岛顾城多多与北大学生对谈诗歌；那个年代里那些青春的诗人们夜晚坐在图书馆前的东草坪上，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别人的歌、自己的歌，声嘶力竭地想着他们心中的女孩子，看夜色褪尽黎明到来。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记忆，我一直认为《亚洲铜》是海子最好的短诗—绝不是那首人人皆知的“面向大海，春暖花开”，那首诗太直白太清晰了。虽然直到今天，有人问我这首诗究竟是在说什么时，我也无法解释清楚。真正好的诗歌是神示的语言，它有一种神秘精神，无法用白话解读，只凭心灵感受。
我再一次听到别人谈起这首诗，是2013年在坎培拉，澳洲国立大学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一位从德国来的女博士候选人宣读关于海子和校园诗歌的论文。我听着这篇用英文宣读的论文—这只是她博士论文的一小部分，不无感伤地意识到，海子成了神话，而我们那个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随风远去。
2 初恋
我只见过海子一次，那是1986年春天，在我当时男朋友M的宿舍，32楼四层中文系的男生宿舍。
大学时初恋的对象是比我高两级的师兄。一位在人人都特立独行的中文系也显得有点怪的诗人。其实说我暗恋他可能更准确。那一年春天，是他四年级的下学期，夏天就要毕业了。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了他写的几首诗，其中一首是写燕南园，写他抄近路穿过燕南园时与一位老先生的对视：
“多想就这样站下去
还有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远远看见过他两次。然后就跟那时典型的文学女青年一样，无可救药地爱上这个人。连他那微秃的头顶，走路时摇晃的背，甚至极不卫生的习惯—据说他的牛仔裤可以半年不洗—都成了他有个性有才气的表现，让我迷恋。
我们开始了短暂的约会交往。像那时的校园恋人，我们都很诚恳，但也很笨拙。他告诉我他已经确定要回到省城，暗示我们注定没有什么前途。但我在他的气息的笼罩下，就像一个被灌了迷药的人，任何现实问题我都置若罔闻。也许被我身上那种少女的无知的纯情和执着所感动，他开始跟我在校园里散步，甚至带我去看他当时的一位美国朋友老杜。老杜在勺园的房间很朴素，记得只有一只蒲团，是他打坐用的。他们谈论着禅和诗，在我眼里更增加了一层神秘。
整整一个春天，我都因为他要离开而魂不守舍。但是在他面前，他的才华横溢和睥睨天下又让我感觉自己像一只丑小鸭。我笨拙得几乎说不出话，于是就常常纠结在见与不见的犹豫之中。距离上一次见他又有几天了，他已经写完毕业论文，快要走了，我必须抓紧时间。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在一个下午去他宿舍找他时，我看到了海子。
中文系的男生宿舍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访客，外地来的诗人，校园里其他院系慕名而来的学诗的人，还有就是已经毕了业但一有机会就溜回燕园的诗人校友。八十年代北大校园大概最风光的就是诗人。那时的女孩子也都喜欢诗人，就像今天的年轻人追星一样。我想与其说我们喜欢某个现实中的人，不如说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一种精神，一种梦想，一种卓尔不群，就像我们唱的那首《橄榄树》。而诗人所代表的这一切和外面的社会必然是脱节的，所以他们知道只有在这片园子才可以找到知音，同好，和栖身之处。只有在这片园子里，诗歌才能君临一切。
那天海子就是这样，从老远的昌平跑回来，看朋友，聊诗，想摆脱“在昌平的孤独”。
我在宿舍门口看到好几个人或坐在床上，或围站在地上。M走出来。他告诉我那个坐在床上的头发乱乱的戴眼镜的瘦弱青年就是海子。
那时海子的诗已经在诗歌爱好者尤其中文系的同学中流传，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了。我俩就海子聊了一会儿。我能隐隐感觉到M和所有要离开这片园子走向社会的人一样，有一种离开故乡的忧伤和不情愿。虽然他平时最恨滥情，不管是做人还是写诗。他更愿意自己是那种洒脱的“也无风雨也无晴” 的酒肉和尚。他还告诉我，他班里的另一位诗人说，“这几年是我们最好的岁月。如果你们不想走下坡路，就赶快拎把铁锹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吧”。那时才大二的我觉得这是他们诗人的小题大做，但这些话让我也开始伤感。
一个初夏的夜晚，在有点荒芜的朗润园，在湖边的长椅上，M流利地背诵着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里的句子，我听不太懂，但觉得他吐出的词语和语调那么地道那么好听。然后他吻了我。黑夜里，我听到蛙鸣，我听到自己流下眼泪。
M送我的临别礼物是《美国现代诗选》上下两册。上册扉页题的赠诗是李商隐的《无题》 “昨夜星辰昨夜风”，下册是美国诗人福斯特(Robert Frost) 的诗句，用英文抄录的：
“I am going out to clean the pasture spring
然后别离的时刻就到了。那年夏天，是他先到车站送我回家过暑假。我们像所有的恋人一样，依依不舍。一想到等我秋天再回来时，他已经不在燕园了，我的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然后火车开动，我在泪眼中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远。
我们再一次相见，已经是很多年后。我听他说着这些年的宅居，读书，翻译，和眼前的博物馆。他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古典学者，像他年轻时希望的那样。我心静如水。恍惚间，我不知道他是否是我年轻时认识的那个诗人，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岁月让我明白，其实诗人就是我们在他身上寄托了青春所有的激情、想象，和理想的那个灵魂，就像诗歌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初恋。
3 春天的死亡
关于海子走的那一年，我的记忆因为多年的压抑，已经模糊。我唯一记得的，都与死亡有关，还有逃离。
距我见到海子整整三年之后， 1989年的春天，我听到了他的死讯。海子卧轨自杀的地点在山海关附近。自杀时他身边带有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竟然一下子就想到M和他极力推荐的康拉德的《黑暗心脏》。
关于海子自杀的确切原因，有的说是因卷入人体特异功能活动而发展成被迫害症，有的则说与个人情感有关。我却一直忘不了三年前我在男生宿舍见到他的情景，以及我和M由他引出的那一番感慨。这个园子里出去的人，尤其是诗人，他们以后要在人世间生存太难了。
北大是祝福，也是一种诅咒。
所以，诗人说，
诗人还说
的确，那个春天太多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被一个又一个消息裹挟着，被一次又一次的事件推动着，不顾年轻的生命，向着那个命定的危险的时刻走去。那是股我们要经过很多年以后也不能完全理解的力量。
后来我想那个春天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诗人这个理想主义者所代表的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冲突。因此那些春天里的年轻人，他们吟唱着崔健，罗大佑，北岛，顾城写的歌。
在那种群情激愤的环境下，很少有人对那个山海关外孤独的离去花太多的时间去哀悼，更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个在荒野中卧轨弃世的诗人与那些在夜晚坐在广场绝食的人的精神联系。
如预言般，另一位诗人用他的生命揭示了这种联系。于是那个春天，因为这两位诗人的先后离去，也成为一个隐喻。
5月13日的夜里，骆一禾倒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医生说是脑血管突发性大面积出血。骆一禾的好友和家人都认为，骆一禾脑内出血，跟疲劳或精神激情有关。
“这几天，五四文学社出了讣告，要开一个诗人的追悼会。这距前一个诗人的讣告不到两个月。” 我惊慌失措的日记上语焉不详地写着。
骆一禾，在那之前，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但并不是真正的诗人圈子的人只听说这个名字。那时他已经毕业，在一个文学刊物里当编辑。与一般的诗人不同，他不夸张，不狂傲，甚至没有什么诗名。但在校园诗人那个几乎互相都不服气的圈子里，这个谦逊沉静的人却被敬重，被称为人生导师。这种人格的力量在那个春天，在他为海子所做的一切中得到证明。
海子去世后，骆一禾跑到山海关，亲人般地为海子的丧事奔忙着……
4月1日，骆一禾和西川在京组织了为海子募捐的大型活动。
4月7日，骆一禾和西川在北大组织了“海子诗歌朗诵纪念会”。
这期间，除了一系列活动，骆一禾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编好了海子的两本诗集准备出版。此外，《人民文学》《诗刊》《诗歌报》等都陆续发表了“纪念海子诗歌”的专页。《海子生涯》是骆一禾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我后来意识到，骆一禾当初这样不管不顾地投入对海子的纪念，是因为凭着诗人预言般的直觉，他比我们任何人都先一步明白，这个赤子的死去绝不只是一个个体生命的消失，就像另一位诗人后来写的：
“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西川，怀念，海子诗全编）
4 空白
但我们几乎没有时间纪念这些死去的诗人。那个春天，我们经历了太多意想不到的愤怒，饥饿，恐惧，暴力，和死亡。
然后在一个夏初的早上，我们像无数被袭击的鸟，四散，逃离。
然后夏天戛然而止。
5 怀念
2018年夏末的夜晚，在温哥华，我读到消息得知，不久前在桂林的水印书院，一批年轻人在举办海子的音乐诗会。我看到照片上头发苍白的顾彬，面对海子的母亲，像个孩子一样掩面而泣。我想起八十年代末我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时候，这个德国汉学家来比较文学所开过讲座。那时他穿着正式的灰色燕尾服，像个布道者一样，不苟言笑。十几年后，我在芝加哥亚洲研究年会上再一次见到他是在晚宴桌上。他喝醉了，对着一群中国研究的学者，大骂市场化中的中国文学是一堆垃圾。这个敢怒敢哭的德国人，提醒着我们的时代怎样与诗歌越来越远。
“我怀念你就是怀念一群人
（西川，为骆一禾而作）
6 “要你活着”
那年秋天，开学的日期被一再推迟。过了十月一日我们才被允许归校。当我们从恐怖，从坐立不安，从封闭而烦躁的漫长的假期回到那熟悉又陌生的校园时，我发现银杏树已经一片金黄。
一切痕迹都被抹去，一切已经回复正常。好像那个夏初只是我们发了场热病，或者只是一个梦魇。
但的确不是梦，因为多了每周两次的政治学习。政治学习时系里的研究生都集中在一起。我看到骆一禾的妻子F。F也是从中文系本科考上来的师姐。听说她的英语不错，我在乐老师那里见到过她一次，好像在谈翻译的事。她当时在读当代文学的博士学位。
我看到坐在后排的她，还是那样有棱角的骄傲的脸。个子高高，一身黑衣服，像一只不祥的鸟，也像一个尖锐的问号。她织着手中的毛线。她的脸冷漠，不带任何表情。
我想起刚刚看到的刊在中文系系刊《启明星》（第十九期）上骆一禾给她的诗。那是《启明星》在那个春天后的第一次编辑印发，首页就是海子的《打钟》（外一首）和骆一禾的《美丽》（外一首），诗人的名字上打着黑框，诗却宛如昨天刚刚写就。
就是在那个时刻，一个念头抓住了我，我要走，我得离开。
7 梦远去的声音
“那时我们有梦
那时我时常在午夜惊醒
（北岛，波兰来客）
在燕园的最后两年，我觉得有一种精神已经随着那年春天诗人的死去而随风飘散。那不只是肉体的死亡，那更是一种精神的垮掉与丧失。所以他们当中即使有些人逃到异域，也不能逃离死亡。就像我们一代人的偶像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杀人后自杀一样。就像从那以后无数个诗人纷纷下海成为成功或不成功的商人一样，就像那些在异国的天空下丧失了记忆的人们一样。
校园里弥漫着一种颓废，一种无助，一种得过且过的气氛。我常常一个人骑车跑到校园外，却不知道自己想往哪里去。我甚至跟着几个英语系的研究生去中关村那些刚刚开张的公司里申请工作，但那次面试只是让我更加明白我不想在这个越来越狭窄的空间里做我不喜欢的事情。
我不甘心，我还年轻，我想找到一片新的空气，新的土地，我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可能，自由的可能，写诗的可能，相信的可能！
很多年后，当我终于有机会读到骆一禾的长诗《世界的血》，在太平洋的彼岸，我把它看成是我那未曾谋面的师兄给我的嘱咐，和祝福：
“濒临此地的人们
黑暗是永恒的，而光明
黑暗浸透了水晶、种子
永恒静止着，光阴掠过
在你们相爱或不朽之前
（骆一禾, 世界的血，1986-1988）
补遗
2017年一月的一个夜晚，台北大安区，我的台湾朋友K请我吃火锅。我再过两天就要离开这个我喜欢的城市，和它浓浓的人文气氛。在那里，我有种回到我自己并不知道还存在的家的感觉。
K是政治大学的教授。她跟我在台湾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成为好友。她带我去喝手冲咖啡。去逛温州街的书店，我们在圆山饭店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吃自助餐，然后听她给我讲骆以军的《华夏旅馆》的原型及其与宋氏家族的关系。她甚至跟我讲到她的家庭，讲她为什么一直单身。我想我们能这么快成为交心的朋友也许是因为我们相似的年龄和经历。她也是在台湾读了文科，然后到北美读了六七年的博士。甚至我们现在在大学里教书写作研究的东西也很相似。
我们第一次相遇是七年前就是2009年，她和朱天文、刘克襄到北美巡回演讲，在温哥华的那一站西蒙菲莎大学的演讲由我主持。演讲完后我带他们去唐人街的香港茶餐厅喝茶，看窗外温哥华秋天寂寞的雨。那时候，我多少有点嫉妒她。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创作。两年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我与K又一次不期而遇。那是因新闻学院召集的工作坊，两岸三地和海外的学者们一起学习生活了快一个月。那时影院里正上演姜文的《让子弹飞》，她和几位香港的教授不能理解为什么那部电影在大陆能激起如此疯狂的“政治寓言”解读。我试图给他们解释，但是很多东西真的只有经历过才能理解。
K毕业回台湾后一直写作，已经是个很有名的作家，而且还经常在书店图书馆与人们分享读书体验。我觉得她在实现我的梦，用自己的母语，写出最贴近的经验，因为活在那种经验和文字中，生命才被赋予了意义。而不是像我，为工作写的东西和激发我灵感的文字是两码事，我时时在两种语言之间被撕裂。
那天晚上，我们说起台湾当年的文学畅销书，是一本叫《妖怪台湾》的鬼故事；说起“职业读书人” 唐诺的多产与啰嗦；说起吴明益的《复眼人》和那个也是村上春树的经纪人怎样帮他卖出十多个国家的版权。然后她送我一本她自己的《浮生草》。我的那个写作情结又被手上这本印刷精美的书牵动了。我说，你那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其实真是一个对的选择。
K对我的话有些不解。可是我怎么跟她解释，怎么解释我的不归？
我慢慢地说起那年夏天。已经很遥远的那个夏天。那年夏天的事情，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几乎没有跟别人说过。刚刚出去那几年，全世界都对中国出来的学生们瞩目。也有很多人写书，甚至我那位只在北京待了几个星期的加拿大导师，都写了一部以那个事件为主线的回忆录。当人们知道我是北大的，在风暴眼，还苟活了一段，都希望我能把那段经历写下来，起码在不同的场合说说。但是我从来没有。我只想忘记那场致命的伤痛，我不想把它说成故事，打磨成诗。那些陌生人，他们也许只想听他们想听的故事，不知道对于我，对于我们这些逃离的人，那是前世。
但是那天，在台北，我慢慢回忆起来。我所能回忆起的还只能是我个人的经历，它们琐屑，微不足道。但我不想加入任何后来做史的人们所给予它的宏大意义。
至今我也想不起那一天我到底做了什么，好像忽然失忆一样。大半天过去了，快到吃晚饭的时间，我才想起我要给济南的家里发张电报。
那天凌晨从南门口看到从广场回来的人，我们完全被这突发的一切惊呆了。虽然事情已经向这个方向发展有十几天了。但当一切发生时，我们还是不能相信，就像小的时候，突然被最信赖的大人突如其来的一掌击晕，疼痛还是其次，主要是那种无法置信。然后校园里的人开始四处逃散，我宿舍也只剩下我一个。自从四月底，两个女生大多数时间呆在他们在北京的男朋友家。另一个同屋倒是还回来，但那天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骑车来到黄庄邮局。远远就看到排出的长队已经在邮局外面蜿蜒有好几米。都是附近院校的大学生，都是跟昨天一样依然年轻的脸，但没人说话。他们跟我一样，好像看到全世界的恐怖而不知所措。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远方的父母，想在那里找到童年的安慰。
等了很长时间，轮到我，我和前面的人一样，写下这简单的几个字： “爸爸妈妈，我没事。不要担心。”
那一刻，我们是全世界最孤独的孩子。
我看到坐在对面的K泪流满面，我想她现在知道了，我为什么选择博士毕业后留在加拿大，为什么我没有像她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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