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思孝 王若水在1949年是随着解放军从冀中根据地进入北平的，最初在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主任就是邓拓。 邓拓发现王若水是个人才，对他很器重。当时彭真打算推荐邓拓当最高领导的秘书。大概饱读史书的邓拓知道伴君如伴虎，婉拒了。1950年被调到人民日报，当了范长江的助手。不久范长江奉命南下主持上海的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便由邓拓主持。1950年底，他把王若水也调来。 1988年3月，王若水写了回忆1957年领导接见的文章，透露了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邓拓等一行人衣冠楚楚，来到菊香书屋，正襟危坐。令人震惊的是，大家刚刚入座，上面就对邓拓进行了突如其来、没头没脑、如同倾盆大雨似的批评： “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该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诋毁、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最高国务会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邓拓有德，会团结人，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忍心反对你，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 更让王若水大为吃惊，并且莫名其妙的是上面对邓拓说： “西汉后期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我看你像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说到此，邓拓不得不表态了，他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但我实在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希望考虑撤掉我的职务。” 上面生气地说： “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进，养尊处优，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上面抓住邓拓不放，还跟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名曰《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有关。这篇社论是由周恩来主持撰写，刘少奇审阅定稿的，它是当时“反冒进”风头的产物，得到朱德、邓小平、陈云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但上面却认为这篇社论是批评他的。当邓拓把这篇社论呈交审阅时，上面知道多数人赞成这篇社论，他不便于反对，只写了模棱两可的三个字“知道了”，邓拓于是把社论发表了。 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大跃进”的风头已经很浓了，上面认为时机到了，便高调对那篇社论表态了： “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在‘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笔法一样：‘东林虽有君子，然亦有小人’。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一来不冒犯我，一来是借刀杀人。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是秦琼卖马。” 在南宁会议上，上面再次批评了邓拓，却表扬了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还把报告拿给周恩来看，问道：“你能写出这样的报告吗？”周答：“不能”。 王若水对上面说邓拓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大为不解。多年后，王若水才悟到，这是指桑骂槐，借题发挥。 两个月后，上面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一度因带头鸣放风光一时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的头头，如徐铸成、赵超构、储安平等都被打成右派。其下面的编辑、记者也有很多也被打成右派。唯独人民日报的编委会成员，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副总编辑黄操良自杀，涉及到生活作风问题，全报社打成的右派，也少于其他新闻单位。邓拓对胡绩伟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应该说，这是邓拓的功劳。 在回忆1957年领导接见一文中，王若水把在领导卧室的谈话，称作“床前谈话”。谈话是从严厉批评邓拓开始的，气氛比较紧张。 实际上邓拓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上面讲话没有公开前，也不引用”是有根据的。而且当上面离京南下视察前，亲口对胡乔木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暂不公开。 上面批评邓拓以后不久，就把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社。开始只是总编辑，后来连社长一起当起来。邓拓不得不离开他工作了将近10年的人民日报，被彭真调到北京市委当副书记去了，主编理论刊物《前线》。 1959年2月12日下午，人民日报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对邓拓表示欢送之意。邓拓不失书生、才子本色，在讲话中，一句一顿地吟诵了他的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七言律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的知心战友胡绩伟，把诗中“文章满纸书生累”解读为“文章满纸书生泪”。总观邓拓一生的遭遇，这样的解读是有道理的。当他1929年离别家乡时，他就吟诗曰：“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当他1933年被捕入狱时，他曾“铁窗风雨急，引吭且狂歌”。当他在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撰写他的处女作《中国救荒史》，面对每次灾荒的牺牲品芸芸众生时，他能不流泪吗？更不用说当1937年他25岁时，来到华北抗日前线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达10年的“八头骡子办报，三千字内写文章”的办报生涯了。那是血泪双流的艰苦岁月。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穿着钢丝背心，坚持工作。在反扫荡时，他骑在马上，边赶路边写文章。每当有战友牺牲，他都是流着泪与之告别。比如原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在太行区反扫荡中不幸牺牲，邓拓写了“哭何云同志”，其中就有“云山遥祭挥无泪”，“血溅太行志亦酬”之句。在这样艰难困苦，硝烟弥漫的环境下，他当了整整十年的《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及总编辑。直到1948年6月15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诞生。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诗： 毛椎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冈浦胡骑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华岳共峥嵘。 邓拓在接手新的人民日报后，带着战争留下的伤病，又没日没夜地干了将近十年，把人民日报办得有声有色。 邓拓还发挥他熟悉历史的特长，发表了两篇准学术论文，一篇是《五四运动是谁领导的？》，另一篇是《<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成为《红楼梦》研究中，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说的代表人物。 1955年，中国评出60多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类似于1948年中央研究院遴选的81名院士。这81名院士中，超过2 /3以上49年未去台湾、美国，而是留在了大陆。其中绝大部分成了学部委员，只有拒绝思想改造的胡先骕等少数人未成为学部委员。在60多名学部委员中，真正共产党员的，为数极少，邓拓是其中之一。中共“八大”酝酿中央委员时，邓拓是被提名的候选人之一。可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当时邓拓都享有崇高的声誉。 几年后，邓拓邀胡绩伟同游潭柘寺，向胡袒露心扉。他表示：“如果允许的话，还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点书，多写些文章。”他还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等等自由都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 他还对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谢兴尧（谢和王若水是唯一被邓拓亲自调来报社的）说过这样的话：想到颐和园当园长，安安静静专门从事历史研究。 然而，在他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后，他仍坚持操守，努力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他以其多才多艺的特长，活跃于文教、文艺、新闻、历史、考古、书画、红学、戏剧等领域。他主编的《前线》，虽是理论刊物，也发表一些政论、杂文等作品。王若水就曾在上面发表过《蚂蚁与玉皇》等作品。 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换一个地方，心情舒畅，就会焕发出新的活力。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和聂荣臻一起，是邓拓在晋察冀根据地时的老上级，互相了解、信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郑天翔、吴晗都是清华出身的知识分子，还有廖沫沙，也是文人，大家气味相投，和谐相处。这样一来，不仅有北京晚报邓拓的燕山夜话，也有《前线》上吴晗、廖沫沙和邓拓合写的三家村札记。它们名噪一时，脍炙人口。 邓拓是王若水的伯乐，不仅发现了他，还培养他、器重他，对他的工作、学习、写作以至于生活问题，都很关心。一些肺腑之言，也敢于向他吐露。在上面批评邓拓几年之后，王若水曾去看望邓拓，邓拓对上面的批评仍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要做结论的！” 谁能想到，文革初期，林杰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说邓拓的杂文《专治健忘症》是有所指的。据说上面看了此文，沉默许久没有吭声。5月10日，《解放军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次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这些文章等于是一锤定音，判了邓拓的死刑。 在这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的情况下，《五一六通知》的下达，更造成乌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面对千夫所指和风刀霜剑，有口难辩的可怜书生们，只能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殉节之路，以证清白。 于是，5月18日邓拓自杀，成为文革中高干的第一个牺牲品。 Continue reading

文/ 陈利彬 天舒的猫具有潮汕特点。 猫流连忘返的石榴是潮汕的石榴，猫爱吃的红目鳞是潮汕独有的鱼饭，但最集中体现潮汕特点的还是这组画作：《拗恼》《灿头鸡》《痴膏》《孬物》《做尼物》《鹤凄夷》《鹤生好》《漏悸》《唔灵精》《乌暗熊》《邋遢》《猫谊》《摆谱》，还有《你尚浪险》《无浪事》《痛过割浪》《我浪》《看了目红》《裸物地个》《来匹》《我逼过火》《老爷保号》《醉到蒙烟》 《惊了着死》 《全街市猎无》《猎猎梭》《你爱烧拍》《死掉好》 《过生雅》《目涩》《雅仔》。命名较为文雅的前 13 幅作品，题名是本地书法家谢佳华，后面若干幅则多是画家任清所题。 方言是地域文化最鲜明的标识，潮汕方言中，“浪”字是绕不开的话题。读大学时，现代汉语的老师告诉过我们，潮汕方言是古不是土，但实证欠缺，语焉不详。直至近年，林伦伦教授开设“方言茶话”，才慢慢补上一点功课，比方《先浪（卵）面，后浪险》： 要说潮汕话在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形容词，那是——浪险！拜访一下度娘，“浪险”居然有 426,000 条之多。用“浪险”来起名儿的有很多，什么“浪险潮汕牛肉火锅”、“浪险电竞装机馆”、“浪险微店”、“浪险猴集团” 等等。看来，大家已经把它当成一个褒义词来用了，词义就是：一级棒，好极了，超厉害！口语里也可以直接夸人：“你过浪险（你太厉害了）！” 作为形容词，它除了可以被程度副词修饰，如“过浪险”、“好浪险”、“太死浪险”之外，“浪险”本身也可以用来做程度副词，表示程度之“非常”“极端”，如说“浪险好”、“浪险强”、“浪险有钱”等。…… “浪险”有个近义词—— “浪裂” ，也是可以用来做形容词，或者做程度副词修饰其他形容词，如说：“浪裂好”、“浪裂强”等等。我倒认为跟“卵”无关，而可能是很文雅的“狼戾”。 “狼戾”本来是残暴、凶残的意思。《战国策·燕策一》：“夫赵王之狼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知也。”《文选·王褒》：“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怼。”吕向注：“狼戾，恶性也。”唐·李白《幽州胡马客歌》：“天骄五单于，狼戾好凶残。”从残暴之义而引申为指极端、非常之义。而“狼戾”潮汕话单独读之为Langli ，后面带有形容词后变调与“浪裂”的变调几乎相同，所以习非成是了，我推测。 有“浪险”也有“浪事”，“浪事”本意为狂妄、缺德之事，但潮汕语境中的“浪事”，却指杂事、逸事，可视同地域文化的璀璨浪花。昔有汕头埠读书人余生（文浩）在本地刊物开过《涛声浪话》专栏，近有本土作家马陈兵出版专著《潮汕往事·潮汕浪话》 ，“浪”文化就这样昂首阔步迈进大雅之堂。 满嘴潮汕俚俗的猫自然是潮汕猫！ 天舒的猫是天舒猫。 天舒的猫具有天舒特质。天舒介绍自己的创作之道是“遵从内心” 、 “形态动作化” 、 “加上一点思想”，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是天舒的艺术之道，也是他的生活之道。除了初中刚毕业的那几年，这三十多年，他基本就是一个自由人，没有体制的制约、不受组织的管理——读书的时候，我曾在天舒的家庭报告书上写下“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八字，四十年过去，我再加几个字吧——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走南闯北、多姿多彩。在某些方面也许失去什么，但得到的或许更多，尤其是在艺术创作上。 这幅画是我三次看他的猫展感受最为突出的一幅，天舒自己也说很是喜欢。天舒的猫在微信上看过，在画册上看过，但画展现场看原作，体验绝对不同！那次我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因为画展有几幅画用了大块的黑色色块，形成有别于其他画作的独特效果，他很是详细地跟我介绍了这幅名为《窥》的作品的创作背景。引发出许多遐想：是内窥是外探，是物理隔断是心理隔绝，是人为因素是历史造就，是猫的眼黑的眼夜的眼，是崔健蒙着双眼的摇滚是顾城的诗…… 天舒告诉我： “为什么文人喜欢猫？窃以为是猫的高冷。文人多不喜养狗，可能是因为狗的愚忠。猫的高冷，与狗的愚忠形成鲜明对比，狗一旦认定一个主人就死忠到底，故有‘狗奴才’之说。猫却是有条件的，挑剔的，正好迎合具有独立人格操守的、不阿附权贵的文人士大夫的欢心。” “巷子里的猫自由，它们可自由地奔跑、玩耍，没有人限制它们的自由。然而，它们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家，没有温暖的怀抱。它们在夜晚孤独地徘徊，渴望一个归宿，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相比之下，围墙里的狗虽然有一个家，有一个主人，但它们却要时刻低头，要遵守主人的规矩和要求。它们虽然有归宿，却失去了自由的身份。” “猫内心是看不起人类的，但他又需要依靠人类提供食物。他与人类若即若离，其实至今猫并没有被人类驯服也不愿被驯服，只是人类一厢情愿已。” 这就是天舒的猫画与猫话，他的猫画很好地呈现了他的猫话的核心，他的猫话因为他的猫画而生猛可爱。 岭南先贤黄遵宪倡导“我手写我口” ，天舒算一个例子。 说来说去，天舒的猫还是天舒猫。 Continue reading

文/ 董松岩 2023年12月31日下午四点，我们的电影《花漾牌手》历经四年多时间，终于在爱奇艺独家首播了。 而1月1日凌晨，也就是在电影上线仅几个小时之后，盗版网站就有下载了，陆续有朋友给我发来“情报”，在线观看、网盘下载以及各种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资源随处可见。我去几个网站看了一下，嗯，可以正常观看，正常下载，甚至还出了9G的高清晰版本，资源质量都还挺高的，也没有水印。 倒不是太意外，这些网站的资源以前我也没少下载，只是没想到我的导演小作文要写这个。本来想了个题目：“靠看盗版电影成长起来的这代导演能不能反盗版”，琢磨了好几天，放弃了，这是一个深陷道德和能力双重困境的傻问题。因为能反，也不能反，并且不是你想反就反得了，也不是你不想反就不反了。盗版网站违法是毋庸置疑的，但人总得多往好的方面想(不然能怎么办呢)，坏人也有优点，剧作老师(比如我)也都这么教，盗版网站也有一点正版网站不太具备的“觉悟”，比如平等对待每一部电影(这个确实是太重要了)，只要能搞到资源，无差别发布，无差别展示，任观众自由选择下载和观看，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算法，没那么多商业套路，也不刻意引导观众，放荡不羁爱自由，爱啥看啥(互联网精神?)。 十几年前，我还在上大学，借了台家用小DV花费了850块拍了部长片，被出版商以3500块的价格买下影音版权，发行了一套VCD和DVD。正版的碟我至今还没见过，但毕业时有同学去北京工作，给我寄回了一张路边买到的盗版碟。我当时很激动，甚至还有点小得意，居然还有盗版，如获至宝，一直摆放在书柜里，每次搬家都重点保护。 而《花漾牌手》的盗版却让人五味杂陈，这是我编剧执导的第一部拿到龙标(公映许可证)的电影，之前的长片不是被毙掉了，就是直接走的网络发行。这一部，我们还有点点野心，铆足了劲，想尽量做得类型化一点，在制作上再升个级，一开始就瞄准了大银幕。我和伙伴们自筹资金，东拼西凑，砸锅卖铁，有点背水一战的意思。2019年那个最炎热的夏天，我们开心顺利地拍完了，进入到后期制作阶段。 后来遇到的事，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三年间，国际国内的几件大事都让我们碰上了，整个行业也是哀鸿遍野，我们一边完善后期制作，参加各种电影节展(部分制作还是靠奖金完成的)，找人找资源，一边送审，等待上映机会，来来回回，遇到的困难超出想象。 两个月前，我们终于拿到了公映许可证，权衡利弊(其实也没得选，懂的都懂)，决定尽快在网络平台上线，院线发行对于这部电影来说成本和风险都太大，我们此时此刻已没有能力再硬撑，人生路还很长，还没到“梭哈”的时候。作为导演，我比任何人都想通过大银幕发行这部电影，但理智告诉我，以网络分账的方式发行似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宣发成本低，观众基数大，网络空间也更开放，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展示和观看平台，单次分账金额虽然不高，但好在周期长(六个月)。 为了争取到更好的分账模式，我们以最快速度抢在新年前压哨上线,并选择爱奇艺独家首播。这是国内第一部桥牌题材电影，更是一部青春飞扬、无所顾忌、有笑有泪的小清新成长电影。这部无明星、无IP、无资源的“三无”电影很幸运的得到了很多前辈、同行和媒体朋友的支持，在大大小小的影展上获得了一些荣誉和认可。我们在武汉、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影院举办首映礼和点映,进到多所高校做专场放映和路演,现场效果都超出我们预期。但电影上线当天，着实把我们震惊了!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推荐，完全消失在众多院线大片和传统网络电影之中(还有很多推荐位都给了游戏广告)。有朋友跟我分析，我们片应该去大银幕，不适合网络，我就纳闷，盗版网站怎么就适合了?也有朋友给我科普，说现在平台都靠算法推荐，网站都这样，没有人工干预。我不懂技术，但常识告诉我，这太扯了，AI这么快就已经控制人类了吗?这么重要的“资源”完全由“算法”决定?我们与同期上线的电影数据相差几十上百倍，而在盗版网站上却相差无几，这合符常理吗? 刚开始，看到各种盗版资源，我很生气,见一个举报一个(当然没用)。当我认清现实，调整好心态，再去看看盗版网站的观看和下载数据，发现竟然和其它同期上线的电影差不多时，我更生气了，为什么正版网站上在线观看数据会差别那么大呢? 现在真成了电影宣传语说的“最烂的牌”(最好的你)，处境不是一点尴尬。能看到、还能自由选择的网站(盗版)，电影投资方得不到任何收益，只当是偿还那些年看盗版电影的债，或者说成众筹和共享电影资源也行。而在能获得点播分账收益的正版网站上，这部2023年最后上映的电影《花漾牌手》已经消失不见了(除非你主动去爱奇艺站内搜索)。 “青春就是陪你打好一手烂牌”，如果可能，还是恳请大家上爱奇艺看吧，我们提供了最高品质的正版片源，肯定优于任何盗版资源，观影体验更好。再说，会员都是免费看，还没有广告。 2024.01.11 (作者系电影《花漾牌手》编剧及导演） Continue reading

文/ 杨涟 刀郎在《山歌寥哉》封面上写道：“书契以来，代有歌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之于诗坛。”中国音乐能够绵延下来，源于周边地区各民族音乐的不断流入和融合，给中原不断地注入生命的活力。中国不少优秀的音乐作品，都融有西北少数民族歌谣的影子。没有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任何文化形态都会枯萎死亡。自我封闭，无法自行“进化”和“演化”。 历史上，当主流文化日渐颓靡、穷途末路之际，有识之士总会从民间发掘出新的生命力。礼失而求诸野，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 我感觉，当下的文学期刊，报纸副刊，已经进入瓶颈期，成为套路文艺。常看到的是怀念故乡，美化乡村的乡土恋旧风，读之仿佛活在世外桃源，岁月静好，且听风吟，还有生活在温室里的老干体。作者群固化为一个个小圈子，兜兜转转都是这几个人。 这种格局遇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一些公号写作，自我表达，我手写我心，天下为之精神。朋友圈发文章，配文字，也可以过把主编瘾。民间力量强大才是希望所在。借马国川先生的说法，这叫“国家的启蒙”。自媒体构成了巨大的新空间。这个空间可以称做民间。 当年林贤治先生编刊物，担心不能持续，邵燕祥先生说，“能出版一期就是胜利。”如今，自媒体借互联网，呈现出生生不息之势。我通过“丁东小群”的推介，接触到雷伟、王端阳、贺阳、慎志浩、徐江伟、荣夫人、沈睿、张红萍、周实、李洁、李昕等人自办的公号，他们各有千秋，从中看到了自媒体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意义。 我去年写了一本书，名《我从开封来》。如何付梓，向丁老师请教。他热心地告诉我，他和同学一起，刚刚编印了回忆文集《我的大学我的班》，并把电子版发我参考，令我感念莫名。随后交往中，我感受到一种温暖。他直言，写书要有视野，周有光老先生说，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二位老师笔下的阎纲，陈为人、钱理群、智效民、王东成、王克明，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让我读来心悦诚服。我是一个民间撰稿人，读书人，他们让我看到了差距和继续努力的目标。 我们像是一群失去家园，又想寻找家园的人。有了互联网，我们隔空相识，不再孤独。王东成老师有句话：“这是一个陌生人容易成为朋友的时代。”你我其实都可以变成桥。你找到了桥，桥也找到了你。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原题：“杨涟：我看丁东小群”，获授权，则注明） Continue reading

文/ 邹贤敏 “新三届”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三届高中毕业生即“老三届”对应，是七七、七八、七九三届大学生的集体命名。他们从“上山下乡”的历史中走来，经历了封闭落后的农村生活带给他们的肉体与精神的伤痛，但又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接受了改变一生命运的正规大学教育后，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与文明转型的参与者、推动者、受益者和见证人。“上山下乡——改革开放”是这个群体的最大公约数，共同的经历使他们面临同样的时代问题和个人成长问题，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时代就活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存之中。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个真理与谬误激辩、前进与羁绊博弈且无终点的历史过程，那么“新三届”就是坚持走向人类现代文明的时代之子。 那是大学精神回归，高等院校开始接近教育的本质、迈开发展步伐的新时期，与思想解放同步，与现代文明接轨。经历政治磨难的老师们，把积压了多年的知识储备、被钳制了的思想和憋屈了的青春，如喷泉般倾注给学生。给“新三届”上课，是我和所有任课老师这辈子教学生涯中最有精气神，最有成就感，最值得回忆与怀念的一段幸福时光。当“平堤碧柳斗风流，少年懵懂问春秋”的学生们向着真理的彼岸奋力击水的时候，各擅其长、各具风姿的老师们引导着、陪伴着他们，传统知识分子的流风余韵熏染着、陶冶着他们，应邀来校开学术讲座的名师大家丰富着、提升着他们。而他们也以践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理念作为回报，尊师疑师，不放弃质疑、问难、争辩的权利。对知识积累不够，学养有欠缺，或尚未走出极“左”阴影的老师，他们甚至掀起过“换师风波”。有的学生干脆逃课，自己去找书、蹭课、与同好交流，独立寻找新的精神家园。那时的中文系，真正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读书空气浓烈，家国情怀深挚，一派东林气象！教育文明的浴火重生，开放、多元和包容的时代新风，孕育了共研习经典，同承接文明，亦师亦友，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 相互尊重，彼此信任，重情谊，守道义，这样的师与生的和谐关系是一个时代的镜像。它是塑造学生文化生命的基本保障，是现代教育文明的核心价值，反观它的时间愈久远，其蕴含的精神魅力愈显可贵，愈令人神往！ 在文明的发源之所，大学精神回归的历史机遇期，“新三届”人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学校宽松向上的学习风气，让同学们像一只只蝴蝶，在知识的花园里起舞，自由地阅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写作。当然，他们遇到的并不都是灿烂的阳光，乌云也有时飘在头顶，令人疑惑、不平甚至愤懑，体验了人生的不完满，生活的另一面，但毕竟没夺走阳光的温暖。在我看来，自由带给他们最大的幸福和优势，是获得了多样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因此，他们能在相当程度上冲破思想禁锢，以比较开放的头脑和心胸去认知外面的世界和身处的教育、学术环境，去思考人生之疑和时代之问，在尚未退出历史的革命叙事中逐步确立自我，实现自我，审视、反思自我。这一切，使深藏在他们内心的文明火种慢慢燃烧起来了：扎实的知识和理论基础，良好的学风和思考习惯，涵泳的人格养成和社会担当。这是人性复苏、文明重建的时代赠予他们的无价资源，也是那时正在回归的大学精神、“五四”精神孕育的文明之果。 反思我辈知识分子，从整体上看，与“五四”精神和传统是断裂的，今日缅怀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贤哲，我们只有羞愧。但令人欣慰的是，我从同学们的言与行中看到了希望，他们中的先行者和同道已经或正在跨越我们那代人曾经的“精神洼地”，力图把自己和“五四”精神联结起来，为继承和弘扬“五四”传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无论哪一支“新三届”，都不是思想与生存状态完全一致的群体，进入社会后的分化是必然，求真与趋时同在，超越与功利并行是常态。但是，我分明看到亲近“五四”先贤，回归“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是他们从成长到成熟的人生轨迹，我分明听到追求心灵自由和人的尊严，为中华民族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潮而奋进，是他们集体创作的“交响乐”的主旋律。 “五四”精神以人的解放为宗旨，人的觉醒为标志。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明确指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一切德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敬告青年》） 文化史和文明史告诉我们：文化是一个民族特殊、多样的传统和习俗，文明是人类共同进步的成果；如果说文化是“文治”与“教化”的合称，文明则是经天纬地、照耀四方的辉光。现代世界就是现代文明——“人类公有之文明”（陈独秀）创造的世界。文化的差异性和文明的普世性同时存在，共存共荣。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坐标，一个人对文化与文明的态度决定着他的教养、眼界、胸襟和气度，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前途，也关乎社会。对文化与文明的尊崇和信仰，就是对人的尊崇和信仰。轻贱文化，拒斥文明，必与粗鄙、野蛮为伍，危害社会，祸及人类。 对“新三届”同学，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从难忘的1978年开始，我与他们同行40年，虽然我的经历与他们不同，又没体验过社会底层生活的苦难，缺乏突破习惯与自我禁锢的能量，但思想解放运动填平了我们之间的“代沟”。因为他们，我找到了当教师的感觉，认识到以教师为职业的价值和意义，并确立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师应当到学生那里去寻找人生价值，寻找快乐；学生的成功就是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是他的快乐之源。因为他们，我不但看到了多样的人的生存方式，给生活增添了更富现代意味的生气和亮色，得到了和原先不一样的精神寄托和慰藉，而且也正视了自身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局限，走上知识、观念和方法的更新之路，不致落后于时代太远太久。因为他们，我更乐于保持读书、思考、写作的习惯，更有勇气剖析自我，反思以往，留下一份关于我和时代的记忆，使晚年过得比较充实，活得比较明白。当然，我对他们，能长期来往、联系的毕竟是少数，大多只是“熟悉的陌生人”，彼此相忘于江湖是常态。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相通的，因为“五四—八十年代”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中华血脉、人类立场、世界眼光、现代文明是我们共同的信仰和追求。 当下，我们何为？我们不会忘记传统文化中对士大夫修齐治平的要求，萨义德等西方思想家对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要求，不会忘记“五四”以来的盗火者、燃灯者在引领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我们是现代文明的清道夫和守夜人，应该也能够坚持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对盗火者、燃灯者予以尊敬和感恩，并追随他们砥砺前行；应该也能够坚守文明底线——常识、理性和良知、人性，留文明的火种于内心，点亮心灯并尽可能将自己的光投射给众人；应该也能够为了得到更大的思想自由而坚持读书，对现实的复杂性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不被歪理邪说和心灵鸡汤洗脑，拒绝诱人回到动物和工具状态的“闭窗堵霾”论、“与黑暗和解”论。尽自己应尽能尽的本分，选择适合自己的活法，这也是大多数这支“新三届”人的人生哲学和生存状态。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伟大崇高，但有发自内心既世俗又超越的追求与坚守，虽然他们也要受时代、知识、能力、性格的局限，难达理想之境，可都力求远离“老于世故”，远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活法”大体上能代表这支“新三届”人多样的生活态度、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是在中国社会与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下，时代他塑和个人自塑的结果，是我们国家融入世界文明主潮，走向人类现代文明的精神表征。 记住“新三届”，与现代文明同行。 （节选自《时代之子》序言，《时代之子：湖北大学中文系新三届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Continue reading

文/ 傅承洲 大概是在1996年6月，我已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即将离开南京的时候，谈凤梁老师请我吃饭，在一个小单间里，和我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一方面是为我饯行，另一方面是有话要嘱咐我。这次谈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叮嘱我专心做好教学科研，不要从政。我到中央民族大学报到之后，给他写信汇报工作生活状况，他回信再次提醒我，最好不要从政。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用意，甚至觉得这话有点多余，我一个年轻教师，即便想从政别人也不会给我机会，何况我根本就没有从政的想法。2000年，我在同事和领导的再三劝说下，答应做了一任学院副院长，虽说谈不上从政，但也是管理工作。一届任满，才知道自己真的不是那块料，即使是学校已经张榜公示，我也坚决不再续聘。虽然没有完全听从谈老师的嘱咐，走过一点弯路，最终还是回到了书斋。正是有了这段经历，才完全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 谈老师叫我不要从政，是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来教育学生，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于1993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谈老师时任南京师范大学校长。我曾听他说自己从政是历史的误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级领导干部面临年龄老化的问题，中央提出了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江苏省委要在南师大选拔一位副校长，条件非常具体：年龄五十岁以下，职称副教授以上，教学科研出类拔萃。这种条件在现在看来并不苛刻，当时文革结束不久，高校教师被耽误了十年的时间，符合条件的简直是凤毛麟角。1983年，谈老师四十七岁，已晋升副教授职称，上课是当时中文系最叫座的教师之一，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完全符合副校长的任职条件。家庭出身不好，连教研室主任都没有当过的谈凤梁，就这样破格提拔为大学副校长。从1983年任副校长，1991年任校长，至1996年因病卸任，一干就是十三年。这十三年正是一个人文学者的黄金时期，可以说谈老师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南京师范大学，还搭上了自己的健康。他为南师大做了哪些实事，一个只在学校念过三年书的学生，不可能作出全面的评价。就我和他接触中，只知道他活得太累了。作为一校之长，谈老师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休息时间还得加班加点。我向他请教只能是周末或晚上，交谈之中还经常被电话打断。一天晚上，我上谈老师家，他告诉我，今天不能在家中谈，只能外出散步边走边聊。原来有人纠缠很久，他已反复解释，仍不管用，还要上家里来，不得不选择回避。一个冬天的周末，我去他家，他正准备出差。师母告诉我，为学校出版社一事，他已经上北京多次，求人的事，必须校长出面。还有一次去见他，他刚从国外访问回来，因有心脏病，长期靠服药维持，在上海下飞机时，药已服完，差点把命都丢了。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严重影响他的健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五十多岁，身体消瘦，眼窝深凹，脸色焦黄，一脸倦容。1995年暑假，南京、上海多家医院诊断他患上肺癌，在上海做了部分肺切除手术。术后切片检查，只是一个结核钙化点。虽是一场虚惊，却是一次开胸手术，元气大伤。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又投入繁忙的工作。一年后，确诊为淋巴癌，经过手术、化疗、放疗等一系列痛苦的治疗，仍旧没能挽救他的生命，1998年2月8日病逝，年仅62岁。 谈老师出任校领导，耽误了太多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一些计划中的研究工作也未能完成。谈师1960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不到24岁，作为人文学者，都有一段读书积累的时间；作为大学老师，还有一个准备和熟悉教学的过程。这一过程还没有走完，文革爆发，一搞就是十年，学术研究完全停止。1977年文革结束，谈老师已人到中年，这才有了正常的做学问的条件，到1983年走上领导岗位，留给他专心治学的时间只有七年。在这七年里，他写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大多收入他的个人论文集《古小说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他投入精力最多的有两个领域：一是《儒林外史》研究，一是文言小说研究。他和同事校注过《儒林外史》，花很大的气力编写了《儒林外史纪历》，既为自己的研究打下来坚实的基础，也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一文，提出吴敬梓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分三个阶段写成了《儒林外史》，每个阶段取材和写法存在明显差异。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李汉秋先生选编《儒林外史论文集》，收录了这篇论文。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教授撰写的《儒林外史叙事形态考论》（《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引述了谈老师的观点。他1980年发表在上海《文艺论丛》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一文，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小说作品，重新梳理了小说的概念。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考察小说概念时参阅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北京大学浦江清教授的《说小说》，另一篇就是谈凤梁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164页）在当副校长期间，谈老师仍旧挤时间做研究，他带着三位研究生一起编写了《中国古代小说简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主编了《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他打算撰写一部文言小说史，已经与王裕祥合写了《文言笔记小说发展简史》。计划修订《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简史》，并请人给原书提修改意见。我毕业前，他多次对我说，等他卸任了，我们一起做研究。在治病期间，他在给我的信中，还谈到他的研究计划，等疗程一结束，将重新开始研究工作。但病魔没有给他时间，他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近几年经常见到和听说一些朋友为导师祝八十大寿，写祝寿文，我便会想起了谈凤梁老师。谈师1936年出生，今年正好是他八十周年诞辰，却没有机会为他祝寿。谨草此短文，寄托我对谈老师的思念与感激之情。 2016年10月1日 Continue reading

文/ 戴耘 俄乌战争自2月24日开战已经几个星期，战争似乎已进入某种胶着状态，三次和谈也无果而终。 因为缺乏有效民调，很难确定中国民意。中国民众似乎很分裂，众说纷纭背后的理由也五花八门。中国政府的态度战前战后出现微妙变化，但总体是同情俄罗斯为主，兼顾乌克兰人的权益。这场战争究竟怎么看，这篇小文希望对各种不同观点意见做点梳理。这样比较有利于理性地看待俄乌战争，避免盲目跟风。当然，如果你是普京的粉丝，普京做什么你都支持，那就没有讨论的必要。假如仅仅从中国利益出发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有一种说法是普京倒了，中国也完了，所以必须挺普，这基本是冷战思维，现实如何，可以商榷。但就俄乌战争本身，或这类国与国的冲突，大致可以有三个评价视角。每个视角出发点和评价标准不同，A视角认为正确B视角可能认为不可取，反之亦然。所以有时大家吵架，吵的可能不是一回事。 第一种视角从道义和法理出发的评价，关乎国际规则和国家代表的民众、民族的基本权益和独立、安全。第二种评价视角无关法理和道义，而关注策略和行动选项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包括近期和远期的得与失），如《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谈的是政治智慧、军事谋略，这种谋略对道义和法理方面也有考虑，但限于它们产生的后果，而不是道义法理依据本身。第三种评价是从战争的前因后果评判它的必然和偶然，以及国家领导人决策上的是非功过。即历史中的个人决策必然带有时代印记，如某种社会历史结构性的“必然”，领导人政治人格和决策中主观意志上的“偶然”，所以既需要“同情的理解”，也需要批判的审视。 一，法理和道义的评价视角 对俄乌战争最直接的评价是对战争本身的厌恶，对发动侵略战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谴责。我想这是全世界大部分民众的最直接反应，这在“联大”141票支持谴责俄罗斯和5票反对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国家的态度。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法理上违背了国际法，而对无辜生命的戕害，道义上也必然受到谴责。尤其是二战军事强权造成人类灾难的教训，俄乌战争使本来涣散的欧洲各国立场高度一致，空前团结。尤其是像吃尽俄罗斯苦头的波罗地海三国和与俄罗斯帝国有历史恩怨二战后保持中立的芬兰瑞典这些俄罗斯邻国（更不用说被苏联斯大林出卖的波兰），看到俄国对自己的“兄弟”乌克兰大动干戈，都会心有忌惮。不仅如此，俄罗斯五十多个城市也爆发了反战游行，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受够了战争带来的苦难。许多人都看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平民遭受的罪（数千人死亡，几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其实俄罗斯人何尝不是吞下普京留给他们的苦果。如果这场仗旷日持久地打下去，最苦的将是俄罗斯人民。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二战后的共识是，用武力（侵略战争）争夺霸权打击对手，会把世界拖回丛林法则。而大国用武力欺凌主权小国的行为必须坚决阻止。 所以，那些指责柯蓝、余秀华等的反战言论（或诗歌）的中国人肯定是出于其他理由。他们可能觉得普京发动侵乌战争有正当理由，但他们认为的正当理由肯定拿不上台面，否则“联大”反对谴责就不会只有五个国家（有些国家如朝鲜为什么反对就不用提了，提起来臊得慌）。比如，普京认为乌克兰不是独立民族，因为历史上乌克兰属于俄罗斯民族。就算如此，乌克兰现在已经是独立国家，这就像英国今天不能因为美国人原来是英国移民而要求美国归顺一样。何况乌克兰是不是独立民族也不能由俄罗斯总统说了算。有些人指责柯蓝等为什么不骂美国，这就有点无理了。这就好像你抓了个小偷突然一大帮人上来指责你世界上其他小偷你为什么不抓；你们也可以去抓啊，没人拦着。有人会说普京是被美国逼的，要骂就骂美帝。这种理由也拿不上台面。明明是俄罗斯坦克开到了乌克兰的土地上，明明是你要逼乌克兰一个主权国家就范。从道义和法理上，你就应该负责。如果你说你老美到处给我下绊子，我直接跟你老美叫板，那倒是一说。 二，战略战术得失的评价视角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没有法理道义的支持，俄罗斯也得打，这是俄罗斯战略防御的需要。这就产生了另一个评价视角，即单纯从战略战术的角度，俄罗斯对乌克兰动粗会得分还是失分。这是我说的第二个评价视角。这涉及几个问题：第一，战略上，普京想达到什么目的，能否达到，代价是什么。第二，战术上，普京选择这个时机出手，为何出师不利；选择武力征服，是否属于下策。 先回答战略问题，普京的最低目标是逼迫乌克兰“中立”，即承诺不加入“北约”，并承认“乌东”和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既成事实。而他的更长远目标，是以乌克兰属于俄罗斯民族的名义将乌克兰化为附庸国，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尊严和地位。普京通过入侵，可能达到乌克兰“中立”的目标，是乌克兰成为像芬兰那样的战略缓冲带。但要求乌克兰“割让”土地，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第一，发展态势不利俄罗斯，有利于乌克兰，前者会被乌克兰的长期抵抗拖垮，后者有西方作为后盾，抵抗力量后劲十足。第二，乌克兰领导人不可能承担叛国卖国的罪名。至于通过拿乌克兰作为祭旗来宣告俄罗斯向西方的挑战，这更不可能成功，这次西方制裁的烈度超出了对伊朗的制裁。同样，世界的大势不在俄罗斯一边，因为俄罗斯是一个衰落的帝国，从经济、科技到军事和西方都构不成一个水平上的竞争，且不说占领乌克兰，俄罗斯道义上处于劣势。 从战术上，普京这次更是进退失据。2014年普京迅速占领克里米亚，并成功让克里米亚归入俄罗斯，可以算是“得分”，“乌东”两个州（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宣布独立，让乌克兰不得安宁，也可以算是俄罗斯“暗算”成功。但是全面入侵乌克兰，要求乌克兰政府“臣服”俄罗斯，普京完全失算了。首先，普京以为乌克兰就是一些亲西方的政客和“精英”瞎咋呼瞎折腾，很容易摆平，他错了。乌克兰人民众志成城，连乌东俄罗斯裔乌克兰人也反抗俄罗斯侵略。第二，普京以为泽连斯基就一演员，软柿子一个，他错了。泽连斯基成为乌克兰强劲的声音，使一贯绥靖的欧洲雄起，一致谴责俄罗斯，而芬兰瑞典这些中立国也坚决支持乌克兰，并考虑放弃“中立”立场加入“北约”，让普京始料未及。本来普京以为48小时他就能妥妥地把乌克兰收入囊中，结果是他生生地将整个东欧，包括俄罗斯周边的邻国推向西方，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当然，除了中国这个朋友）。第三，俄罗斯的军队的作战能力，战事的补给，指挥官的无能，也是这次俄罗斯出师不利的原因。 总之，从战略和战术上，这次入侵乌克兰，几乎成为普京的“滑铁卢”。最大的失策是这次战争的结果与普京的初衷适得其反；面临世界各国的制裁，俄罗斯的处境更加艰难，欧洲更加团结，周边保证“中立”的国家（如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更加需要“北约”的保护。你不是北约成员，你不受“北约”保护，你就和这次乌克兰一样，无法名正言顺地得到军事支持，如设立“禁飞区”，以及所有北约国家向俄罗斯宣战。普京现在是骑虎难下，所以吃相非常难看（比如叫嚣不惜动用核武，声言你美国经济制裁就是宣战）。很难预测最后的结局，但如果说普京哭晕在厕所里，拜登半夜笑醒，很可能是事实；因为欧洲空前团结，这点拜登没有做到，普京做到了。 三，从历史纵深的俄罗斯民族命运出发谈对普京总统的评价角度 有朋友可能说，普京堪称大国领袖，只是命运不济。我不完全同意这种笼统的说法，例如他在俄罗斯实行的寡头政治并不是现代政治家应有的操守，但这种观点确实代表了我开始说的第三种评价视角，即历史的角度。历史的评价角度，和策略的得失分析相比，时间跨度历史纵深更大，而且关注的角度不是单纯的得失，而是更深刻的历史宿命和个人宿命。 俄乌战争刚开始时我读过李晓教授的一个访谈。他认为，历史经验是“个人对国家认同感的强度和社会稳定性成反比，社会越稳定、成员的安全感越强，民族主义需求越小，对外政策的攻击性和侵略性就越弱化”，反之亦然，社会中成员越没安全感，越需要民族主义。这可以让我们理解很多民族冲突和国与国冲突的根源。俄罗斯民族历史上是很强悍的民族，可以说一部俄罗斯历史就是不断攻城略地扩大版图的历史。据说对这次俄乌战争民调显示有60% 俄罗斯人赞成普京的决定，即虽然有反对声音，大部分俄罗斯人还是支持对乌克兰实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毕竟，乌克兰长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同源同宗。所以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民族信念。 普京在入侵乌克兰前，对俄罗斯人作了一份长篇讲话。撰稿人是被称为普京的“大脑”的俄罗斯“意见领袖”杜金。杜金反对福山“历史的终极”的说辞（即市场经济，民主政体，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的终极形态），因为这只是西方的文明形态。他主张的“新欧亚”文明形态反对被金钱主宰的“堕落”的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而主张亚欧集体主义的、以权威和秩序见著的国家治理模式（所以并不奇怪的是，他不久前被复旦的中国研究院邀请到中国演讲）。我不知道普京多大程度上服膺杜金的信念，但杜金是普京背后的战略家，这是无疑的。杜金之于普京，正如班农之于川普。而且，杜金作为战略家的浓厚的大俄罗斯民族情结，和班农作为新教安格鲁撒克逊的民族宗教情结也是异曲同工。再次，杜金和班农都是反全球化的，因为全球化自由主义消融了民族性和民族主义。 普京作为“克格勃”出身的领导人，应该是强悍而务实的，但未必是极端意识形态或基本教义派的拥趸。比如他和叶利钦刚上台时都热衷于加入“北约”，只不过他“融入”欧洲的希望被无情地打碎，甚至他觉得被西方欺骗和羞辱，才寻求俄罗斯的“自强”。但是，杜金在两方面给了普京足够的底气。第一，俄罗斯作为统一民族的无可争辩性，在这种“民族大义”下，打乌克兰属于修理自己的弟兄（所以叫“特别军事行动”），其他国家管不着。第二，“北约东扩”属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冷战开始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围剿的继续。所以基辛格也一直呼吁乌克兰要保持中立，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也认为乌克兰弄到今天这步田地是西方“北约东扩”惹的祸，西方尤其是美国企图把乌克兰纳入北约，并在2014年制造“橙色革命”推翻亚努科维奇，这一切始于西方自由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妄念。当然，一个不同观点是，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觉醒，都是因为以前受到俄爹的欺凌压迫，所以并非“北约东扩”惹事，而是东欧小国想“西进”以免北极熊的骚扰。当然，经济上和文化软实力上，西方吸引力也更大。同样，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也不应该被视为大国纷争间的一个棋子，而应该有她自己的尊严和立场。不管怎样，从2013-2014年开始的这个进程客观上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打破了区域战略平衡。于是，乌克兰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这种历史叙事如果成立，普京的行为就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同情的理解”：他希望抵御西方威胁，重振大俄罗斯的雄风，这既可以解释他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贯施行“铁腕”政策，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对乌克兰大动干戈。 可是，为什么他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他的对手太强大，更因为世界发展大势（包括民族自决）与他的意图相悖。普京手里的牌并不多：欧洲（尤其是德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和中国的合作，核武器，强人魅力（能迷倒无数中国粉丝），而他的对手西方尤其是美国可以不动一兵一卒掐住你的喉咙。经济上俄罗斯过于依赖能源，高科技上乏善可陈（芯片等高科技依赖西方），贫富差别巨大，甚至军事现代化上的问题，在这次战争中也暴露出来。总体上，即使有核弹的威慑力，它的科技能力和经济规模撑不起一个超级大国。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按我的看法，俄罗斯人民的观念依然落后，依然相信强人政治），身处二十一世纪，俄罗斯早已没了本钱，不可能仅仅靠军事征服去重振一个衰落的帝国，这是普京的悲剧。马克思说过历史事件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如拿破仑一世），第二次是以笑剧（Farce) 的形式出现（如拿破仑三世）。我个人观点，面对西方，他有悲剧性（知其不可而为之），面对乌克兰，他具有喜剧性（大俄罗斯主义的妄念，以为乌克兰真是个软柿子）。悲剧耶，喜剧耶，历史自有公论。何妨再等一百年。 写于2022年3月13日 （以上原创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