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咖啡的故事: 听冯明教授谈晶体管激光器发明趣闻 文/ 廉亚光 2004年我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来到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在微纳米技术实验室做研发工程师。有一天，我在走廊里浏览各位教授课题组所贴出的相关研究的帖子，其中一篇关于晶体管激光器的，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了一下文章，感觉这个新发明的器件真是好啊。约翰·巴丁（John Bardeen）的晶体管只能产生电信号，尼克∙何伦雅克（Nick Holonyak）的发光二极管（LED）只能产生光信号，而这个晶体管激光器能同时产生电信号和光信号。做出这么一个新器件，这是谁这么牛啊？一看名字，Milton Feng，哈，原来是鼎鼎大名的他，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就听说他做出了世界上最快的晶体管，没想到又有新东西出来了。一看文章发表的时间，是2004当年的，是最新的进展！ 看到这个重要的发明，心里就想，一定要找机会向这位大教授请教一下，探究他的发明之道。这个帖子就贴在他的办公室前面，有一天，我看到他的办公室门开着，人在里面，就故意走到那个帖子前，摆出仔细阅读的样子。他看到我如此认真地琢磨，就出来问我对文章的看法，我脱口而出：“这器件绝啊，它就像一架桥，把巴丁和何伦雅克给连起来了，而且你们三个人还都是伊大的教授，真是绝了！”  他看到我如此说，就有了和我谈话的热情。他问了我的姓名，又问从哪里来的，当他听说我从UCLA来，就问我认不认识那里的王教授。  “认识啊，我来这之前，就在他的组里。“  “哦，原来如此。我和他很熟，我原来在加州理工（CalTech）读博士。“ “那你怎么到这来了？“我很好奇，CalTech的排名高于UIUC，而且还在大城市。  “我想学半导体，当时我在CalTech的教授就建议我到这里来，说要想学半导体，就要到UIUC，因为巴丁在这里，” 他告诉我。 第一次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有了好的开头，我们再见面，谈话就随意多了。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也不好意思问他。第二年的中秋节，本地华人协会组织中秋联欢，大家在一起聚餐，而且还有歌舞表演。在一个饭桌上，一个在我旁边坐的人（可惜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自我介绍后，我也介绍了自己。他听说我在微纳米技术实验室工作时，就问道：“认识冯明吗？“ “冯明？“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就是Milton啊， ”他看到我反应不过来，就补充一句。  “哦，Milton，他就是冯明？“  “对，他是从台湾来的，很爱打篮球。” “当然认识了，我们的办公室距离很近。“就这样，我知道了Milton的中文名字是冯明。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见他在办公室, 门开着，就走进去，说：“冯教授，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什么问题？”他抬起头来，好奇地看着我。 “我看你把尼克放在了晶体管激光器的发明者名单上，他都快八十了，还能继续搞研究？” “哦，这个事啊。我给你说说吧，我把这个叫‘喝咖啡的故事’。” “喝咖啡的故事？”  “对，喝咖啡的故事。有一天，我们一起喝咖啡，我就和他谈起了世界上最快晶体管的测试结果，当谈到电流时，他突然说了一句：‘这可以发光了。’ ‘这已经超过了发光的阈值电流了！ ’ 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我楞了一下，仔细一想，是呀，可以发光了，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就赶紧在发光方面进行测试，没多长时间，真测出光了！“  “快八十的人了，脑子还这么清楚！“我感慨道。 “是的，他在光的方面是很厉害的，我的器件为了提高速度，电流就比较大，但我一直没往光的方面想，直到和尼克喝咖啡时，他点破了我。“ “厉害！“我不由得赞叹。 “你见过他吗？“ “见过呀，他不是常来吗？一个老头，还有点罗锅。” “别看他现在这样，他年轻时可厉害了，喜欢体操，单双杠都很好，双手倒立能爬楼梯。“ “真的？”我接着问：“他发明发光二极管后，就没想着开公司？” “他对这个不感兴趣，但他有一个学生，开公司发了大财，是个十亿级富翁。哦，对了，有一次记者采访他，他就说当时他发明发光二极管时，没有想到后来可以形成如此大的产业。” “你不知道吧，尼克是巴丁到这以后的第一个学生。“冯教授接着说。 “是吗？原来他是巴丁的大弟子！”我接着说：“哎，晶体管得了诺贝尔奖，集成电路也得了，他的发光二极管也该得呀。” “被多次提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得，“冯教授有点若有所思地说。 “他的要是得了，你的发明也有可能得，若是这样，那么半导体中的几个革命性发现都和伊利诺伊大学联系起来了，那多棒啊！“ “希望如此吧！“冯教授笑了。 晶体管激光器是半导体器件领域中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我有幸认识了发明者冯明教授，并听他讲述在该器件发明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插曲。特意写出此文，以志纪念。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邢 杨乐院士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噩耗传来，悲痛莫名。 杨乐先生是中国数学界的领袖，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朋友。 对杨乐的采访是 2006年7月19日在他中关村家中进行的，对话的内容是： 丁：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您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为副研究员，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此事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当时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今天，请您谈谈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杨：文革期间，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彻底停顿与破坏了。科学研究与大学教育是从批判“三家村”到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完全瘫痪的。 先谈谈我们的学历背景吧。我和张广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那时较多大学学习苏联，实行五年制，我们本来的学制是五年，应该在1961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960年，学校宣布我们再延长一年。理由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都撤走，中国要自己培养有更高水准的人才。这就决定让北大、清华的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六年。而北大呢，只让理科延长一年，文科不动。那时对社会科学还不够重视。这样，我们就延长到1962年毕业了。1962年毕业也有好处，那时正在“右倾回潮”。1949年以后，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稍后延长为五年，没有招收研究生。1956年要向科学进军，招过一批研究生，数量非常少。1958年大跃进，研究生制度被破除。到了1962年，才又开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 那时的研究生没有学位的概念，学历也不统一。在大学，研究生学三年；在科学院，研究生要学四年。研究生数量也很少。我和张广厚是1962年通过考试，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毕业。1966年春天，我们已经把毕业论文作好，装订好，送到各处去审查，准备论文答辩时，文革开始了。我和张广厚还是幸运的，文革前受到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完整教育和培养。拿我来说，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都是在国内很好的学校和研究单位学习。 邢：您小学和中学是在哪里读的？ 杨：在江苏南通。我上的小学和中学是国内很好的中小学。南通的通州师范被称为中国第一所师范，是张謇创办的。黄万里说，他上小学时，小学老师就是通州师范毕业的，可见这所师范是很早的一所学校。我在通州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念书。这所小学从教师的水平、校舍条件、教学的正规化程度等各方面情况看，是相当不错的。中学上的是南通中学。1949年前江苏省各地有一批中学，叫“省中”。相当于现在的重点中学，如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南通中学。那时南通有一所大学叫南通学院，也是张謇创办的。但当时南通中学比南通学院声誉高。从我的上学经历看，是很幸运的，学业完整，学术训练也较完整。但从另一方面看，刚刚学到一点本领，准备发挥作用了，文革开始了。当然，我们在大学时，也参加反右派、大跃进、教育革命等各项运动，读研究生时参加“四清”。我说的完整的学习和训练是相对于大学没读完就被迫参加文革的人。  文革开始时，我们还都住集体宿舍，我没有结婚，张广厚结了婚，也住集体宿舍。大家要么政治学习与写大字报；要么到北大清华等周围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所谓的运动情况。那时候，办公室是完全不能看专业书做研究了。图书馆还开门——我们数学所有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院有图书馆——但没有人敢去看书。我们住集体宿舍， 6人一个房间，本来条件就很差，更可怕的是，一旦被人发现你还在看书，就会受到批判，说你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和反革命也差不多了。如果有自己的住房，有点空可以看书，别人不知道，也管不了你。陈景润就有这么点优越条件。他的情况非常特殊。他的身体太差，内脏和很多器官都有毛病，所以运动一来，他到医院，能开出全病休的假条。陈景润这个人也非常怪，与他人根本不能同住在一起，习惯和常人不一样。他1980年代才结婚。我们1962年刚到数学所当研究生时，没有正规的集体宿舍，就把单元房子当作集体宿舍，陈景润把一处单元房其中没有用过的卫生间当作了他的住房。到了1964年，我们搬到集体宿舍楼里，这座楼的楼下有个锅炉房，三层与锅炉房相同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他就一人住进去了。如果有人偶然去敲他的门，他就把门开那么一点点缝儿。说完了两三句话后赶紧把门关上。他可以全休，这样一来，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 我和张广厚从1966年到1968年就处在这么一种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中。那时，1966年和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出去，只好先到部队农场劳动，包括研究生在内。我和张广厚从1968年的8月到1970年的1月在解放军农场劳动。去的时候没有告诉要多长时间，已经做了永久性的打算，而且部队的管理，完全把我们当作十几岁刚入伍的新兵一样。 1970年初回来以后，还不正常。陈伯达还在台上管着科学院。陈伯达提出科学院要三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中小学。所以从部队农场回来后，我还到石景山的北京九中教了几个月的书，又到北京东南郊的有机化工厂工作了几个月，经过了批判极“左”.思潮与清查“5.16”运动，直到林彪垮台。 文革初期，科学院的运动，周恩来总理一直是过问的。周总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到科学院来一趟，主持大辩论，辩论科学院党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发挥的作用又大了一些，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了。科学院在文革期间已经变成连排编制，1971年底恢复科室编制。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1年国内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停止出版了，科学院与大学的研究工作全部停止，大学生、研究生也停止招生，直到1972年，一些大学才可以招工农兵学员。但是，即使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我想，依当时的条件，也只有数学所的极少数人个人可以搞些研究，其他研究所，特别是要依靠试验室搞研究的，还是不能开展工作。因为那里的课题组还是要组织一些人，立项目。而当时大的背景，仍在指责搞研究就是留恋过去的路线，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在这种气氛下，除了数学所个别人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是不做的。有些人可以去做家具，装收音机，也不愿意恢复研究。多数人认为可能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了，批判起搞研究的人，还是和批判反革命一样。 这时我和张广厚开始恢复研究工作有些主客观原因。从主观讲，觉得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在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开始好转了；文革前我们一直处在学习阶段，学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到这时还没有用上，有点不甘心。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个国家总不能这个样子，科学还是要发挥作用吧？客观原因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像陈省身、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这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有了这个背景，我和张广厚就从1971年底、1972年初开始比较努力地做研究工作了。 《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1973年正式复刊。《中国科学》是综合性的季刊，一期发表数学文章两篇左右。一年也就大约发表8篇数学方面的论文。《数学学报》也是季刊，当时很薄，八、九十页。还登一些批判内容。一本一般发表七、八篇文章。我和张广厚计算过，那时全国每年能发表的数学文章仅三四十篇。那几年，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顺利，但我们不希望锋芒毕露，私下说，我们俩一年发表两篇文章就不错了，占的份额也不少了。比如，有一期发表我和张广厚文章的《中国科学》，上面的另一篇数学论文是华罗庚、王元搞的多重积分的近似计算。可以看到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 这样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对我和张广厚为什么会大力宣传呢？我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数人已经明白，文革期间这样对待教育，对待科研，对待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问题是太大了，就要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比较好做的是，先从正面树立典型吧。但是真正要树立典型时，困难也不少，因为这个典型总得要做出一些成绩来。我们那时与世界隔绝，怎么证明这个典型具有世界性水平与意义呢？怎么能得到世界的承认？ 1976年5月有一个美国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数学除了应用部分，我们国内叫基础数学，国外叫纯粹数学。这个代表团包括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的学者。我们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团，一方面表明尼克松访问后，两国有所接触；而数学领域能回避敏感问题。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事前给我们打招呼说，人家是来摸底的，想深入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研究水平到底怎么样？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我们与世隔绝，使人家对中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对于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中国方面是很认真接待的，想通过他们向外界表明，我们的文革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所以，中方非常重视，在科学院、北大、复旦等重点大学组织了60多个报告。意思是，拿出点东西给人家看看。还是盲目自大，认为我们自己的水平很不错，其实根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 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来的时间比较长。代表团一共10个人，除了一位工作人员外，其他9位都是水平很高的数学家。有5位是搞纯粹数学，4位搞应用数学，都是有声望、有判断力的专家。他们单在我们数学所就听了十多个演讲。又去了北大，去了上海、东北的一些院校，听了很多报告。他们做事很认真，最后出了一本100多页的访问中国的书，书中最主要的几页还在美国数学会的一个学术期刊上发表。那本书也寄给了我们。该书与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数学研究是与外界隔绝的。他们对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相当一般，但指出纯粹数学有的领域，确实是第一流的。其中几次特别提到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研究的“函数值的分布理论”，用了相当高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工作和成果水准。 1976年7月份，中国科学院出了一份内部简报。介绍了美国数学代表团在国外对我国数学研究的介绍。很快，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内部通报也就搁置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张广厚受到了重视。 到了1977年2月份，开始了对我和张广厚的宣传。我们也没有想到宣传的态势那么大。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周长年，采访了我们好多次，我们原以为也许是在内参上有一小块报道罢了。没想到1977年2月26日几个大报都在头版第二条位置上，报道了杨乐、张广厚在函数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那天引用的毛泽东的语录是“又红又专”。 丁：您当时的研究是否还得依赖国际间的信息交流？ 杨：实际上现代的数学基础研究还是要依赖信息交流。但是过去我们做不到这些。早在1964年我和张广厚就有一个合作研究。1965年1月投稿，在当年9月份的《中国科学》上发表。1964年英国皇家学院的W.K.Hayman在伦敦举办过一个函数论会议，他提出与汇集了在学术界我们这个领域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到了1969年美国一个数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的数学杂志上。这篇论文说我和张广厚在1965年发表的论文解决了W.K.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而当时，我们不要说去参加这种会议，就连1964年在伦敦举行会议我们都不知道。W.K.Hayman把他提出的问题，正式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1967年出版。我国1967年在搞文革，根本没有进来这本书。1971年底我们开始做研究工作，看到那个美国数学家发表的那篇论文。而这时我们还没有看到W.K.Hayman的书。直到1975年我才托黄且圆的一个亲戚在美国给我买这本书。W.K.Hayman的书1967年出版，发行量很小，买不到，这个亲戚就在大学图书馆找到给我复印了一本寄来。我收到的时间是1975年9、10月份，这时我才知道W.K.Hayman先生提出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在1965年发表的文章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与外界完全处在隔绝状态，这些信息都不知道。当然，我们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下研究，只有将国内图书馆拥有的图书与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现在情况不同了，仅仅从网上马上就知道很多信息。 1977年报道的内容，实际上是我们做了能够做的事情，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但也不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搞那么大的宣传。因为我和张广厚北大六年有好的基础，研究生阶段跟着熊庆来先生学到好多东西，也是比较好的学生。我猜测中央是要改变文革期间左得不能再左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需要树立正面典型，又找不到多少正面的典型，就拿我们当例子罢了。说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一方面有那个美国数学代表团的承认，另一方面1974还有一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与我们的会见。他年纪比较大，是函数论的专家，叫A.C.Offord。他1974年10月到中国访问前，已经在《中国科学》上看到我们的文章，他来之前就说要会见杨乐和张广厚。他不是作为数学家身份来的，而是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作为半政治、半民间交流来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行，就要求会见我们。所以1974年10月，他被请到我院数学研究所时，我有一个演讲，谈了我们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数学研究成果。当时，他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是惊人的成果。还说他回到伦敦要向他的同行报告这项成果。回去以后他也这样做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还有一个叫W.K.Hayman的同行专家，一直保持和我们的联系。Hayman教授是国际上我们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曾于1954年和1970年两次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演讲。1975年、1976年他曾经邀请我们到英国访问。但那时，我国出访极严，轻易出不了国门。一直到1977年，Hayman自费来北京访问，见到我和张广厚，回去以后，又运作我们到英国访问和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函数论会议。这次会议在1978年春天召开。有关记录表明，我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以学者个人身份出国访问的首例。我们去英国访问的报告是1977年12月份或1978年1月份，由科学院外事局上报的，到了春节前夕，外事局把上面的批示复印件给我们看了。科学院院长方毅在报告上有一段话，大意是杨乐、张广厚的水平不错，让他们出去可以发挥国内在国际上的影响。他倾向支持我们到国外交流。然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可见那时对于出国多么慎重！到了1978年12月以后，邓小平才决定派比较多的人到美国等国做访问学者。 丁：文革前的数学所的数学专家们能与国际前沿对上口吗？ 杨：拿数学所来说，1950年代华罗庚的水平与当时国际前沿的研究没有什么差距。华老的主要学生的水平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与国际上那个研究领域的水平也很接近，但他们的研究面不如华老那么宽，修养不如华老那么深。比如，陈景润与王元在解析数论方面，和国际同行的水平差不多。包括我和张广厚1970年代在函数值分布理论领域，也是国际水平。 丁：您和张广厚做研究生的论文水平，也是比较前沿的吗？ 杨：应该说是和国际上很突出的博士论文的水平相当的。1969年那个美国数学家的论文就是博士论文，发在国际上三、四种最好的数学期刊之一上。而他的博士论文与我们的研究生论文水平大致相当。 邢：您和张广厚当时的研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吧？ 杨：我们和西方的同事相比，他们比我们更容易成长。他们有好的氛围，有好的交流，论文出来能得到及时关注。我们只有做得很突出时，人家才能关注。 丁：您1973年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编辑如何判断你们成果的价值？ 杨：他们请北大的庄圻泰教授审稿。比如陈景润论证“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是数学所王元与北大闵嗣鹤教授审阅的。闵先生花了三个月时间看陈景润的文章。他审查完了，说血压也升高了。上个世纪1994年著名的教授A.Wiles写的论文就是一本期刊，证明一个定理。当时全世界只有六个人通过每个人看一部分合起来才将这篇论文看懂。最近丘成桐宣布的朱熹平、曹怀东的重要论文就有430多页。 邢：他们是用英文写的吗？ 杨：现在数学成果大都用英文撰写。看专业英文并不难，参考资料都是外文的，这样写起来顺当。 邢：您当年用的是什么文字？ 杨：用法文写的。 邢：您上学时外文学的是法文？ 杨：我中学六年学的是英文，但大家都很不重视。大学一二年级必须学俄语，大学四年级学第二外语时，我学了一年法语。念研究生时，我们这个领域的文献大都是法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数学在世界领先。我们的导师熊庆来三次访问法国，在那里居住了十多年，他要求我们用法文写文章。1976年以后，我们的文章开始用英文写了。 丁：在《中国科学》上发文章用什么文字？ 杨：当时我们在《中国科学》是法文与中文同时发表。文革前的《中国科学》只用外文。1973年恢复期刊时，可能觉得光用外文不好，就决定两种文字同时用。可以用英文也可以是法、德、俄文中的一种。我们刚开始的几篇文章用的都是法文。 接着你们最初提出的问题说。 科学院的人对胡耀邦比较怀念。1975年胡耀邦和李昌在科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很短，就几个月，但他们工作非常务实，给科学院解决了不少问题。并且形成了《科学院汇报提纲》。邓小平对这个提纲是很肯定的，但拿到毛泽东那里，毛不表态，还针对提纲中引用了他的讲话表示，他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总的感觉是他不满意。不知道他是对“汇报提纲”有意见，还是对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不满意。 1977年初，华国锋让胡耀邦去了党校，而把方毅派来了。方毅来后各方面也做得比较好。记得1977年3月份，方毅举行过一个座谈会，把我和张广厚约去，叫我做了一个发言。发言前他们有所提示，让我们在发言中要充分肯定老科学家的作用。那时让我们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可以看作是针对文革中对老科学家不公正待遇的一次纠正信号吧，表现出上面在对待老科学家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政策调整。那次会还有严济慈、吴有训发言。我发言提到，我们能有今天的成果，熊庆来先生给我们打下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方毅在讲话中还特别肯定了这一点。 在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又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1977年10月份中央决定恢复职称评定。 我们在科学院研究生毕业以后，职称是不明确的。那时人们也不提职称。比如说到华罗庚、吴有训，也不说这些人是教授还是研究员。我和张广厚1966年没有经过论文答辩，也没有宣布我们毕业，文革浩劫就来临了。去农场的时候，也不认为我们是数学所的人，前景未卜。后来把我们正式参加工作的时间定为1966年6月，第一年试用期工资63.5元，一年后转正69元。比大学毕业生高两级。文革以后，正式场合要填表时，我们就填研究实习员，相当于助教一档。陈景润是1953厦门大学毕业，做过中学教师。1956、57年才到科学院。1963年他提到助理研究员，相当于大学讲师，工资是80元左右。从1958年到1966年8年当中，除了1963年有部分人调整升过一级工资外，工资再也没有动过。而1952年到1956年差不多每年都会调一级工资。因此，195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人到1956年工资可达月薪108元那个级别。而1959年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到1977年月薪还是56元。将近20年没有变化。 1977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登了一条消息，根据中央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批示：中国科学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提升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这等于让我们从研究实习员跳过助理研究员到了副研究员这一级。陈景润跳过副研究员到了研究员这一级。后来，中央直接批示给十几个人每月50元的津贴，陈景润、我和张广厚都有。我不知道中央是否要求下面相应地也做这类事情。 丁：您说的是在全国范围，还是科学院范围？ 杨：我所知道的科学院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是69元工资加50元津贴，维持到1980年代初期。后来决定将津贴纳入工资，所以1981、1982年我的工资在126元那个档次。李昌当时还在科学院，他曾说，想使学部委员的工资最低达到200元。我是学部委员，大约在1986至1987年，我们的工资达到了200元钱左右。 1990年6月我的工资大概是340元。有件事可以帮助我记忆。当时，所里有个同志和我说起生活很困难，我从工资里拿出100元帮忙解决燃眉之急。 邢：您提到正研究员是哪一年？ 杨：1978年数学所开始正规地评职称了。在这之前，我们所一位1937年清华毕业，一位1939年北大毕业的同事，还是副研究员。其中一位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些人在1978年被升为了正研。还有华罗庚的学生，像王元、陆启铿、万哲先 ，是1963年的副研究员，也是1978年才提升为正研。 Continue reading

易中天 刚刚得到李泽厚先生仙逝的消息，不禁愕然。二十年前，我发表《盘点李泽厚》一文，对先生的学说有赞同有批判。先生不以为忤逆，只是当面对我讲：你可以说，我可以不听。又对我提出许多善意的建议。当时匆忙，未及深谈，孰知竟成永别。悲痛之中，忽然领悟先生何以要用“子曰如之何”与“佛云不可说”为他的《世纪新梦》作结。 谨以此意，敬献挽联致哀： 天或有情，佛云不可说； 人其无力，子曰如之何。 01 缘起 盘点李泽厚，决非赶时髦。 李泽厚已经不时髦了。上个世纪末某日，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李泽厚南下应邀做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李泽楷？有没有搞错？ 实在的说，当我听到这个真实的“笑话”时，却有些笑不起来。没错，李泽楷与李泽厚，只不过一字之差，看走了眼也不足为奇。问题是，他们当真是看走了眼吗？未必。说白了，这些学生之所以把“李泽厚”看成“李泽楷”，只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李泽厚。 于是，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 想当年，李泽厚的人气多旺啊！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 有人甚至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这话也许夸张了一点。但不管怎么说，当年李泽厚的知名度，决不亚于今日之李泽楷。然而今天的大学生，已大多不知李泽厚为何许人也了。老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白云苍狗，本是当然。但，从八十年代初到如今，不过二十多年光景，无乃过速乎？ 我终于没敢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李泽厚。毕竟他是我所敬重的前辈，何况我也是所谓“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中之一员。面对面的，实在难以启齿。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出来。因为这已不是李泽厚或李泽楷个人的事。正如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比尔（盖茨）不知道保尔（柯察金），并非比尔或保尔个人有什么是或不是，实在是时势所使然。何况这个并不好笑的笑话背后，也不乏耐人琢磨的东西。 其实，就连我们这些人，现在也不怎么读李泽厚了。李泽厚出了新书，《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己卯五说》等等，也买，但未必读，读也不激动，更没有当年那种如饥似渴先睹为快的感觉。我们买李泽厚的书，毋宁说是“怀旧”的成分多于“求新”。更多的，是出于对他的尊敬和怀念。是的，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李泽厚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是，无论我们当年或现在是否赞同他的那些观点（事实上也从来就没有全部同意过），我们都不能也无法否认他对我们的影响。毕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李泽厚是重要的，他的影响也是抹都抹不掉的。 这样一个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物，为什么转眼之间就成了明日黄花？是李泽厚变了，还是我们变了，或者是时代变了结果李泽厚和我们都变了？ 这倒是应该也值得弄清的问题。 因此，我决定“盘点”李泽厚。为我自己，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 02 机遇 所谓“盘点”，其实也就是“反思”。实际上我并不可能对李泽厚进行“全面”的盘点，顶多也就是“反思”一下而已。反思是哲学家爱说的话，爱做的事。哲学家在教会了别人反思的同时，也使自己变成了反思的对象。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就像历史学家也可能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样，原本不过是他们的“宿命”。 李泽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有多方面的原因。 李泽厚成名很早。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因一场美学的论争而崭露头角，名重京城，成为一个学派的“领袖”和“宗师”。那时，1930年出生的李泽厚也还是个“小年轻”，算起来不过现在一个博士生的年龄。想那时也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年代。许多现在看来实属低层次的问题，却被朝气蓬勃地讨论着，并因此而人才辈出。李泽厚的美学观点（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更可谓红杏一枝，很是领了好些年的风骚。 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出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在八十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以后的情况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总算能够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才又重新回到课堂。这就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很幸运。我们接受中等教育是在1966年前。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学生的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这是其中许多人在恢复高考后，能够以“同等学力”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后来，在运动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滚打跌爬，历尽磨难，茁壮成长。有的炼就“金刚不坏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的则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就在我们走进校园不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邓小平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几乎天然地与之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学生。 这时，李泽厚来了。 李泽厚来得很潇洒。 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位思想家。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哲学、美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部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影响深远，《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相比较而言，他的《美学四讲》、《美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在他的美学著作中，我认为只有《美的历程》是不朽的，尽管他自己更偏爱《华夏美学》。 思想家与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有用，或等于没有产生。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就总要有人当学问家。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未来。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变革和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变革。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但正如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所言，当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其他宣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也许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李泽厚的“幸运”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拥有一大批能够理解和回应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应。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无论是“叙齿”（年龄）还是“排辈”（学历），李泽厚和我们都算“两代人”。两代人之间，是会有“代沟”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下一代理解上一辈，要超过上一辈理解下一代。比方说，我们看老妈老爸，就比老妈老爸看我们清楚；儿子女儿看我们，又比我们看他们透彻。李泽厚面对“代沟”偏能“马作的卢飞快”，不能不说他运气好，因为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 这实在是历史给予李泽厚的机遇。 李泽厚抓住了这个机遇。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 诚如骆玉明教授所言，李泽厚是在那个荒唐年代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连续地在社会中造成震动，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泽厚一人而已。 于是，李泽厚便光芒四射地表现出他的魅力。 03 魅力 也许李泽厚不知道，也许他知道了也不以为然，在八十年代初那个春天那个花季，他之所以风靡了神州颠倒了众生，首先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文笔。 虽然已事隔二十多年，我仍然记得初读李泽厚时的那份心情。那时，李泽厚每有新作发表，朋友间都要奔走相告。我们甚至特别喜欢他的那些“小文章”。1981年，他为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作序，一句“八十二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曾让我们击节不已；他在1980年为《美学丛书》所作的短序，我们则几乎能整段地背下来：“字数可多可少，范围尽量广泛，性质、题目、体裁不拘一格，中国外国咸宜，介绍论说均可，或专题，或综合，或重资料，或谈观点，或理论评述，或文艺欣赏，或高头讲章，或论文汇集。水平不求多高，只要言之有物，实而不空就好。”闲篇散章的魅力和影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他那本《美的历程》了。 李泽厚的魅力在《美的历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被视为“中国美学史外编”的《美的历程》一书，起先曾以《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为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美学》（第二期，1980）上发表了前三章。初刊之日，便广为传颂，纸贵洛阳。读者盼其全书，如久旱之望云霓。次年三月，该书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后来又有了多种版本（比如广西师大社的插图本），无疑是学术著作中最畅销的。即便现在看，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因为它不但跨越五千年历史，贯通多种艺术门类，而且“兼具历史意识、哲理深度、艺术敏感，还颇有美文气质”（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样的著作能有多少呢？凤毛麟角吧！ 以十几万字的篇幅来完成这样一个“美的历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且能做到该细密处细密，该留连处留连，丝丝入扣，顺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巡礼中触摸到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诚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但最初打动我们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它的气势和情调。这就像是欣赏艺术品。当我们刚刚接触到一件雕塑、一幅绘画、一个青铜器或一首乐曲时，我们是来不及仔细琢磨它的。我们很难一下子体会到它的深刻含义，也不可能马上把它的形式结构看清楚。所有这些，都是以后的事，而且也许需要反复欣赏、反复体验、反复品尝、反复咀嚼，才能“品出味来”。而在当初，在与艺术品猝然相遇又怦然心动的那一刻，我们总是“一下子”就被感动和震撼了。我们分明感到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在吸引和呼唤着我们。《美的历程》便正是这样。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它的魅力，正在于它的“说不清”。 的确，这是一部说不清该算什么的著作。专论？通史？散文？札记？都是，又都不是。它是一个鸭嘴兽，是兽也是禽；它是一个猫头鹰，像猫也像鹰。你还可以说它是个“四不像”，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但你无法否认一点──它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 与众不同，正是《美的历程》使我们心仪之处，也正是李泽厚使我们心仪之处。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与众不同”的。它需要胆，需要识，还需要才。有胆才敢做，有识才能做，有才，才做得出、做得好。李泽厚恰恰正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美的历程》一书真是写得英姿勃发，才气逼人。单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更不用说每过几页就有一段华彩乐章了。实际上，《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它充分地表现着李泽厚的艺术魅力。 但更重要的还是胆与识。 我在《闲话中国人》等多部著作中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要求“大家一样，人人有份”则几乎是中国人的“集体文化无意识”。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乃是做人的大忌。只有历史上数得着的那几个顶尖级的大英雄大人物，才敢如此。但即便是这些大英雄，一开始也要受排挤、遭非议。直到后来，他们成了众望所归公认的领袖，与众不同才不再成为问题。 大英雄可以与众不同，不等于别人也可以。恰恰相反，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六亿人民就连衣服都穿得一模一样了，何况写文章？那更是必须一个模式一个腔调，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李泽厚是什么人，也敢与众不同？显然，这就必须有足够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来支持。不少人指责他的一些结论过于武断。但武断的背后，又何尝不是自信，以及敢做敢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断”也不容易呢！就是借给你一个胆子，只怕也不敢。正是在这里，在“武断”和“狂妄”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李泽厚的人格魅力。 但仅仅如此显然不够。时间毕竟已进入八十年代，敢于标新立异的人多起来了。社会上的那些“问题青年”，就胆敢身著“奇装异服”，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提收录机招摇过市，能说他们也有“魅力”？真正具有人格魅力的人，背后必定有理想和信念来支持。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事实上李泽厚之所以会把他的文章著作写得与众不同，从根本上讲就因为他的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就在1981年，李泽厚在回忆起自己的读书生涯时，便夫子自道，说他“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走我自己的路》）。这其实也就是李泽厚文章著作的特点：决无陈词滥调，决不人云亦云，新意时见，新说迭出，充满新鲜气息。唯其如此，他才在表现出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表现出思想的魅力。 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果不其然，他那篇《走我自己的路》刊出后，“一位标榜人道主义的善良领导”便紧张兮兮地跑到他家里对他妻子说：“怎么能用这种标题？这还了得？” 是了不得，因为年轻人听进去了。五年以后，这句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也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格言，到处出现，谁不说谁不够“品位”。就连小品节目中的人都会说，只不过被说成了“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或被改成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的去吧”。 是啊，人生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要么走别人的路，那就只能让自己去说了。李泽厚不愿意让自己去说，他选择了走自己的路。 Continue reading

文/ 邹贤敏 浮躁喧哗的时代，学术生态日益恶化，假冒伪劣似成常态，但也不乏真正的学者，他们才是学界精英，是中国当代学术精神的代表，冯天瑜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原武汉师范学院的教师正为重新获得了教学科研的权利摩拳擦掌，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冯天瑜调到我们学院来了，在历史系！”不知怎的，我也有一点莫名的兴奋，虽然我只知其名不识其人。凑巧，他就住在我家对面一幢老旧平房的两居室里，于是整个夏天，我和爱人几乎每天傍晚都目睹了三十米开外的一幕：男主人搬出把躺椅，放在房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女主人缓缓步出，慢慢躺下，享受着病人的闲适，他又搬出一高一矮两张旧木凳，或坐下看书，或俯身写作，对四周传来的“锅碗瓢盆交响乐”充耳不闻；掌灯时分，她慢慢起身，缓缓踱进，他撤走所有“道具”，关上纱门，书桌上的灯光亮起……三十年如白驹过隙，这感人的一幕已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且随时光的流逝愈益鲜明。我爱人曾多次忆及当时的感受：“那时我以为你够用功的了，可他比你还要用功，一看就知道是个真做学问的人。”坐在小凳上的天瑜，此前刚刚抓住选择专业的机会，决心竭尽绵薄于中国文化史，正在和时间赛跑，潜心撰写有关明清文化史方面的专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与天瑜相识，没有任何过渡，成了可交心的朋友。一天，我俩在校园相遇，按惯例聊了起来，其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党委找我谈话，要我当校领导，说省里已同意，征求我的意见。” “你是怎么样想的呢？” “我不想干，还是搞业务更适合我。” “上面都决定了，恐怕由不得你。” “我给省委书记和省长写了封信，详细申述了自己的想法，恳请组织上更换更合适的人……” “老师们肯定都希望你出来，会支持你的工作；但对你个人来说，当然还是做学问好些。” “我相信省里会考虑我意见的。” 显然，天瑜面临又一次人生选择。以他的能力，任正职也有余裕，能否胜任肯定不在他考虑之列。他要思量的是进入官场“双肩挑”还是坚守书房一心做学问。我猜想，他有过内心斗争，但不会太激烈，因为他步龙门扶风后尘，是扎根于少年博览、青年庭训和诸多人生体悟之中，经过了深思熟虑，外力难以动摇；何况他已在自己耕耘的土地上收获了《明清文化史散论》等甜美的果实，目不暇给、引人人胜的文化史景观吸引着他，升堂入室、探幽致远的学术雄心推动着他，前辈学者的热评和厚望也鼓舞、激励着他，权力的召唤不可能让他改弦易辙。最终他远离权力诱惑选择了学术，而学术也选择了他。事实证明，这完全符合他的天性，是极其明智的。当然，这与对权力的价值评判无关。 此后二十多年，天瑜在学界如鱼得水，任情游弋，好不快哉！当风云突变，不少像我这样的知识人陷入颓唐，他仍坚守学术理想，以昂扬的精神笔耕不辍；当权势者找他的麻烦，在其学术道路上设置障碍，他毅然出走，到新的学术环境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当病痛拖他的后腿，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曾几次向我“投诉”，我也觉得他的弦绷得太紧，劝他歇一歇，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即使是出国访学期间难得的游览，他也未能忘情至爱的学术女神： 二〇〇二年夏，笔者访学德国，曾泛舟于山川如画的莱茵河中游，目睹两岸苍翠峰峦，每距几十公里即有灰色城堡耸立，他们或者已成断壁残垣，或者保持着巍峨壮丽的旧观。此乃西欧中世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面临其景，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着的“封建”概念辨析问题，骤然齐集心头。 ——《“封建”考论·题记》 这就是冯天瑜，一个“潜心探究，乐此不疲”，“终身莫懈，不倦无悔”，“一切以学术为鹄的”，矢志献身学术的纯粹的学者。 二 在历史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冯天瑜无疑是文化史领域里现代研究思路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之所以能成为这个学科的主要代表，唯一的原因是他做出了真正的学问，治学有大家气象。 读天瑜的论著，最令我动容的是那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强烈的使命感——学术使命感和历史使命感。 从古至今，中国的学者很难做到为学术而学术，天瑜也不例外。他曾多次引用宋人张载关于治学目的的千古名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现实而学术的文化基因深植于他的灵魂，“固有的忧患意识”正是他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的主要动力之一。忧患什么？在天瑜看来，“面对现代化这与国家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主题”，“民族灵魂的认识和改造，是一个切关紧要的大问题”，因为现代化事业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而中国文化史研究“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国民精神的发展历程”，为改革国民性、塑造现代新人提供重要的借镜。这与他景佩和服膺的鲁迅文化观的核心——把“立人”置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顺应世界潮流的首位——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鲁迅更多暴露“国民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他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更多地思考如何“疗救”。他撰写《中华文化史》，就是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闪现着该民族灵魂的搏动”，要“了解一个民族，便应当从纷纭复杂、变动不居的文化史人手”，把握该民族文化的特质，“以达到深入民族灵魂底蕴的目的”。这部大制作不仅勾勒了三千年中华历史运动中的文化演进，更提示了中华传统文化锻造中华民族自身的过程，像一面历史巨镜，使我们从中清晰地照见“过去的”自己，进而从文化入手改造和完善“现在的”自身，以大踏步走进“未来的”历史。他写作《中华元典精神》，也是为了借助对“中华元典”提供的符号编码的破译去“透视中华民族的灵魂”，着力探讨中华元典所蕴涵的民族原创精神的现代转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天瑜的忧患意识在这部著作中已从民族、国家上升到整个人类，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扩大到世界的现代化走向，因而反复强调中华元典精神对整个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方”价值，认为它“今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还可能再显示其特殊的调节功能，同时又可能给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均衡系统”。在“时代冷漠症”流行于知识界之今日，这种热切关怀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历史使命感显得尤为珍贵。 天瑜的历史使命感是与他的学术使命感——自觉的学科意识交融在一起的。有无自觉的学科意识是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学术的重要标志，“追求学科发展的愿望”是他跳入史学之门的另一主要动力。入门要先认“门牌”，从《明清文化史散论》中的《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到《中国文化史断想》中的《关于文化概念和文化史研究的历史考察》，再到《中华文化史》的“导论”，天瑜对文化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功能问题颇下了一番工夫，视野不断扩大，认识步步深入，在科学界定文化史“以历史运动中的文化表现和文化锻造人自身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通过动态的“史”的研究即文化概念在中国本土文化接纳外来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复杂演变，去渗透、把握“文化”的真谛，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文化的本质内蕴：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 这比中外文化学者关于文化的形形色色定义更切近文化的本质，更富理论穿透力和说服力，克服了史学研究中“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物”的历史偏颇，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创造性综合与超越。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天瑜持续地为文化史学科“这个被荒芜了的领域”增添着有价值、有创意的内容，旗帜鲜明地捍卫史学主流价值；“实录、直笔传统永远不能背弃”，“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是史家第一天职”；倡导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究相结合，以展现历史的规律性；主张贯穿古今、打通中西以在专攻方向上有所突破；建立第一个科学、系统的文化史认识体系，以唯物史观对中华文化的价值精神进行评估；提出“元典精神”概念，把“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提升到新的层面；独创“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新方法，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系统，等等，都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和文化史的学科建设。这种自觉的学科意识源于他对学科现状的清醒认识和力图改变学科现状的学术抱负。在回顾中外知识界对文化问题进行探讨的历史时，面对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大陆冠以“文化”的著作不过两三本的尴尬现实，他痛切地呼号：“这与‘泱泱大国’兼‘文明古国’的‘我中华’是何等不相称！与世界各国在同一时期文化学和文化史研究云兴霞蔚般的盛况相距何止千里！”所以他要与中国知识界一道，借改革的春风“奋起填补这一巨大空档”，“追赶各国同行”。当他构思《中华文化史》时，萦绕在心头的是郭老30年代对后辈史学家的殷殷嘱托：“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张白纸……中国人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他如此回应：“老一辈史学家在这方面做过工作，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然而，更浩大、更系统的工作，则期待着后来者。”他不就是不负先辈重托，为完成宏大的学术使命而努力奋斗的“后来者”中的一员吗？ 读天瑜的论著，最令我信服的是贯串始终的昂扬的现代理性精神——独立的学术人格和整体的思维。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曾给天瑜以深刻的启迪，他是在学习、融合中西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其根本精神就是超越实用理性和经验理性的现代理性，不迷信不盲从不武断，不追新潮不赶时髦，不仰人鼻息，极力“维护历史记载与历史评判的尊严性”，以一种超越性的文化心态和精神力量，坚持独立的学术人格，这是现代理性精神的体现。天瑜是以一一种独立的学术姿态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他毫无保留地向读者袒露过当时的心迹： 70年代后期，我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少年时的作家梦这时早已淡化，因为自知形象思维非已所长；而哲学固然有诱惑力，但玄虚抽象又令人生畏，于是我决计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由于目睹近30年的史学偏于政治史和经济史，文化史久遭冷落，而自已对文、史、哲均有涉猎，又稍长于综合，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为自己的专攻——那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以前4、5年。……就个人经历而言，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也与一时之热潮关系不大，而可以说是蓄之久远，发于天然。 没有来自上面的指令，没有外在热潮的诱惑，没有个人功利的考量，从这里不难找到独立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尊严性形成的根基。“蓄之久远，发于天然”八个字，其实也是对天瑜整个学术道路之独立性的精妙概括。20世纪80年代，不论是“在明清文化大殿的回廊徘徊”的《明清文化史散论》，还是力图升堂入室、探幽致远的《中国文化史断想》，虽然个别篇章不无旧的痕迹，但都“成之天然”，没有附着衍生于时风时潮。天瑜70年代对孔丘教育思想的批判性思考，被政治利用过、“清查”过，但学理上的清醒给了他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收入《断想》的“孔子‘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思想评议”一文就据史实批评孔子“轻自然、斥技艺”的倾向给两千余年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认为这是“中国无法产生出现代科学的一个直接原因”，并指出孔学局限性的产生同孔子运用的“逻辑方法简单、肤浅”，“思辨能力尚处在较低的水准线上”直接相关。9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发生分化，天瑜却不迷失不退缩，一如既往地跋涉在学术的崇山峻岭：《中华文化史》于1989年12月4日脱稿、1990年3月12日修订完毕，紧接着的三个春秋完成了《中华元典精神》，1997年初结集出版《人文论衡》。这三部著作充分证明，在天瑜的内心，启蒙理想之火从未熄灭，学术信仰之光从未暗淡，独立的学术人格依然丰盈。特别是两部专著，没有陈腐的冬烘，没有媚时的说教，没有流行的浮躁。尽管有的部分对传统文化中消极基因的抉发与批判分量不足，尽管个别章节的内容太过浅白，有“为尊者讳”之嫌，我还是被整体思想的厚重和醇美征服，被作者听从内心召唤的理性思考征服，被流淌在文本中的现代情愫、时代气息、人性温暖征服。当“弘扬传统文化”沦为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广告语，变成抵制新思潮的挡箭牌，复活陈腐观念的遮羞布，天瑜拒绝同流合污，以独立的学术探讨为转型时代的道德重建、人格重塑、民族精神重铸和文明世界现代病的诊治奉献出自己的勇气、良知、智慧，其悲天悯人的情怀令人钦敬和感动。新世纪十年，天瑜仍不“与时俱进”，远离学林拜金媚权之风，不曲学阿世，按既定的学术路线我行我素，他大胆“伸斧钺于定论”，将二十年思虑泛化封建观形成的“心结”化为四十余万言的《“封建”考论》，震动学林并波及世界。 此书对“封建”一“名”及其背后文化意义、历史内涵的思索探究，阐微抉疑所达学术境界，足显天瑜治史之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创新意识远超庸常，并深见其独立的学术人格特出之处：既不因追求学术而消解了自己的现实关怀，也不因面向现实而扰乱了自己的学术视线，在二者之间求得平衡，达到按人文精神治学与依科学精神求道的统一。仅从书中浩博的引据，就能对其毋庸置疑的学术性和力透纸背的现实性领略一二。现信手转引三则：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汉书·王阳传》 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伟人们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已在跪着。站起来吧！ Continue reading

文｜ 寒星 一点一滴汇聚成河 我对Iris Chang（张纯如）的了解不记得应该追溯到哪一年，应该是我来美不久看到报纸或者杂志的报道，那时候网络上的信息还没有那么无孔不入，还是要通过纸质传媒。当时对她有着秀美的容貌却写出如此刚毅有力的史书非常地钦佩，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到这个奇女子，也许是她某一次的签书会呢。 2004年年底突然在收音机里得知她的去世，异常震惊，那时我身在德州，想象着湾区的她是经历了多么痛苦的心灵磨难，为她为她的家人难过。 后来我又搬家到湾区，每见到有关她的报道都特别在意，知道了她更多的点滴，知道她90年代曾有几年居住于Santa Barbara，还曾于2003年在UCSB做过很精彩的演讲，题目是The Chinese in America，可惜我在UCSB的两年恰恰在这中间，遗憾地失之交臂。我也得知她安葬在湾区，墓地竟然就在我经常走山的区域附近，每每开车经过，的确是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后来买了她的书，却一直没敢仔细读完整，想着留着也好，等儿子们长大了让他们了解这段历史。 2010年暑假我们回国度假，在南京度过了难忘的一周。我跟哥哥提议要去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简称纪念馆），对近代史颇有了解的哥哥很是赞许，虽然行程很紧张。我家的俩娃还太小，于是我们带着上初中的侄子，花了半天时间参观了纪念馆，对这段历史有了更直观更触目惊心的了解。我们一进馆就看到醒目的位置矗立着张纯如的半身铜像，她左手握着那本著作，右手向前挥动，仿佛正在面向听众平缓却又坚定有力地控述着那段历史。 就这样，我对Iris的了解一点一滴汇聚，没有刻意，却觉得很亲切。我从未追过星，第一次对一位名人有了想了解她内心的渴望，我猜这就是追星族的心路历程吧。 公祭第一年 2014年中国首次确定了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记得那一年特别隆重，国内各种仪式，南京更是默哀和鸣笛。湾区的华人社区也有不少报道。我不知为何就想到了Iris。南京大屠杀之所以能被世人知晓并关注，有她无以伦比的功劳。那么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是不是也应该追思一下这位有气节有胆识的弱女子？ 那天碰巧是星期六，我下午送娃去上课，正好有两小时的时间，就买了一小束花，开车到达墓地。我其实全无把握能找到Iris的墓址，这是我第二次进入墓区（第一次是友人安葬），对墓地全无了解，无从下手。只好先到visitor center处想找人问问，可是visitor center已经关门了。我在茫然中看到门口有一个巨大的名册，几乎有上千页，顿时又升起了些许希望。按名索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果真一步步找到了Iris的墓址。当我终于站在墓碑前时，的确是非常激动的。除了激动，还有一丝伤心和惆怅。12月中旬的北湾很是清冷，当时已近黄昏，四周颇有枯藤老树的萧瑟感。零零星星地有些墓址上已然出现花圈和一品红这样的节日花卉，可是Iris墓址周边恰好很空旷，唯有几片枯叶散落着，更衬托出孤单寂寥，而我原以为定会有鲜花铺满墓碑的。我清掉枯叶，把花插上，对着墓碑说了些有的没的，算是和Iris对话了，我想她的在天之灵应该能感受到冬日里的一丝温暖吧。那一刻，我对自己说，每年的这一天我会争取来看你。 回来后和几位女友聊天，我说我去了张纯如墓地扫墓，女友们都非常惊讶，大家都不知道她的墓地竟然就在湾区，就在大家很熟知的地方。过了几天约了一位女友Michelle走山，她特意要我带她去祭拜一下。随后两年的公祭日，我都提前询问一位女友，她们都欣然与我同往。能让身边更多的人了解Iris，吾心甚慰，可是也并未刻意做什么。 公祭第四年 2017年的公祭日又来了，我那段时日对微信很是热衷，想着第二天又要去给Iris扫墓，头一天就写了一小段话放在了朋友圈，询问谁想跟我一起去，附上了墓址的信息。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的朋友圈虽然很小，只有很少的朋友能够看到，可是这为数不多的朋友们颇为给力，纷纷转发，从各自的朋友圈到各大小微信群，一天下来传遍了湾区。 我记得13日是个工作日，我到公司后几位好友都很兴奋地来找我，中午便约了三位友人一起驱车来到墓地。刚把车停下来，远远就望见几个人聚集在Iris墓址附近。走近，墓碑周围已经摆了很多鲜花。都是华人，有男有女。我们祭拜的时候，又来了五位中年硅公，竟然人手一束素净的花束，仔细温柔地摆放周围，恭恭敬敬地鞠躬。询问之下得知，他们都是看到微信抄传的信息得知地址的。那一刻，我被震撼了，微信如此强大，信息的传播呼唤着每个人心底的家国情怀。 那天晚上，湾区甚至北美的很多微信群都在悼念张纯如，各种献花的照片和帖子传来传去，隔着手机我都能感受到湾区华人的热情。雪球越滚越大，已经有人把消息和照片发给了张纯如的妈妈，已经有人在号召捐书给各地图书馆，有专业人士计划写文章来传颂，听说San Jose要建公园。北美的华人太给力了！Iris，你感受到了吗？ 那个周末，又有两位朋友约了我，反正我住得近，能多带几个朋友自然甚好。到了墓地，我们都惊呆了，这时的墓碑已经完全被鲜花围绕，远远望去像小山一样，甚是壮观。好几位留了言，有一位留言是：“一人而为亿万人，仁也；被负重而不挠，义也；临众肖小而不改，勇也；必享一国之礼，……” 很遗憾，最后一句我的照片没有照全，很想知道最后两字是何字，信也？ 似水流年，我心依旧 那一年的经历让我作为普通人深刻感受到了一己之力。随后的两年公祭日，我都提前贴在朋友圈，提醒湾区的华人去扫墓，我也依旧带着朋友同往。2018年的墓地依旧被鲜花环绕，还有整盆的兰花和大束的百合，有人把白色的秋菊整整齐齐围绕在墓碑两测，尽量不留下空隙。有一位署名Xin的留条，For all you have done for Chinese。 2019年我先后带着两个儿子来扫墓，他们已经大了，这段历史应该是他们必修课的一部分。兄弟俩头年就听我讲过，也看过视频介绍，可是望着墓碑他们还是很吃惊，她才36岁！ 2019年11月，Iris Chang公园揭幕 2019年11月9日，张纯如公园在北San Jose揭幕！湾区华人奔走相告，微信又一次沸腾了。家住Plesanton相隔近一小时车程的女友知道我一定会去，约我同往，我带上了老大。公园坐落在一处居民区旁边，占地有2.6英亩，另一侧是树林，景致甚好，静谧宜人。可是这一天，附近的街道停满了车。据说当天有三百多人参加，不但有华人还有很多白人，出席揭幕仪式的有圣荷西的市长、议员，公园的设计师还详细地解释了各处设计背后的含义。Iris的母亲张盈盈女士的致辞感人肺腑，让人不禁动容。我还记得有两位老人手捧着Rape of Nanjing一书，神色凛然，摊开的书皮里是张纯如的亲笔题字。 永远的Iris 那一天，我激动感动，还有欣慰。我知道，湾区的华人永远不会忘记Iris，世界的华人永远不会忘记Iris。 2019年的公祭日，我依旧来扫墓，只见两三束花，这是我预想到的。时隔几年，想来扫墓的湾区华人应该都来过了，大家都很忙，不一定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有空闲。而且我们有了那么好的公园，想象着年轻的父母可以带着小孩在公园里漫步，将Iris的故事传颂下去。纪念的方式虽不同，意义都是一致的。我很喜欢公园的这个石碑，刻着Power of One，一己之力。这就是Iris想要传递的精神吧。 以后的公祭日，我还会去扫墓。这个周日，你来吗？ 后记 写这篇是鼓励自己，更是献给所有来扫墓的同胞们，致敬每个怀有赤子之心的海外游子！历史就是由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微薄力量汇聚起来而改变的，我们都有Power of One。我打算将以后逐年的照片贴出来，做历史的小小见证。 为了方便大家，这里是两处相关地址： – 张纯如的墓地在Los Altos的Gate of Continue reading

2020年11月11日，加州圣荷西张纯如纪念公园揭幕周年。张纯如为伊大校友，伊州香槟市及加州圣荷西市居民，《南京大屠杀》作者。 Continue reading

本刊综合报道，据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官网昨日4月27日宣布，6位华人学者入选今年新增120人院士名单，占比5%。另有一位中国学者入选今年新增的26名外籍院士名单。 7位新晋院士名单如下： Chang, Howard Y.; professor of dermatology, and director, Center for Personal Dynamic Regulomes Dermat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tanford, Calif. 程亦凡，Cheng, Yifan; investigator,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an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黄永刚，Huang, Yonggang; Walter P. Murphy Professor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al Continue reading

本刊消息：据报道，计算机视觉领域宗师级学者、伊大荣誉退休教授黄煦涛先生于昨夜，2020 年 4 月 25 日，去世。黄教授生前任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国际模式识别协会、国际光电工程学会会士，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终身会士。黄先生桃李满天下，包括现在享誉世界的李飞飞等人都由黄先生提携走上学术之路。 特转发以下相关报道，以示悼念。 华人视觉宗师，Thomas S.Huang（黄煦涛）先生去世！ 来源：AI科技评论 AI 科技评论消息：计算机视觉之父，华人视觉宗师 Thomas S.Huang（黄煦涛）在美东时间 2020 年 4 月 25 日夜间去世，享年 84 岁。 这于计算机视觉，特别是中国计算机视觉领域，无疑是一大哀痛。 在我国计算机视觉历史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有两位重要人物，分别是：傅京孙（1930-1985）和黄煦涛（1936-2020）。 如果说模式识别之父、普渡大学的傅京孙是中国模式识别的引路人，那么也曾在普渡任教的黄煦涛则是中国计算机视觉的“关键先生”。 黄煦涛，1936年出生于上海，1956年从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在MIT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在MIT留美任教，是继傅京孙之后， 在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多媒体等领域最资深的华人科学家。1980年，黄煦涛从普渡大学转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 他的研究在早期倾向于信息处理，他发明了预测差分量化（PDQ）的两维传真（文档）压缩方法，该方法目前已发展为国际G3/G4FAX压缩标准；此外，在多维数字信号处理领域中，他提出了关于递归滤波器的稳定性的理论。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黄煦涛的研究偏向了运动视觉，代表性工作是在80年代后期建立的从二维图象序列中估计三维运动的公式，这为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开启了新领域。 由于其在图像处理、模式识别和计算机视觉领域作出的开创性研究贡献，黄煦涛也被华人计算机界誉为“计算机视觉之父”。 80年代初在黄煦涛实验室进修或学习的国内学者有华北计算所的方家骐、浙江大学的顾伟康等，他们在黄煦涛实验室所见所学，为中国早期的计算机视觉的研究者们打开了一扇窗口。 在黄煦涛的学生中第一个获得教职的是他与David C. Munson共同指导的Alan C. Bovic。Alan后来在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任教，带出了数十名博士生。Alan最出名的华人学生是SSIM算法的发明人、加拿大工程院、皇家科学院两院院士、滑铁卢大学的王舟，SSIM算法是衡量两幅图像相似度指标的经典算法，在工业界被广泛应用。 另外两位培养了多名学生、帮助“黄门”开枝散叶的学生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翁巨扬和西北大学的吴郢。 翁巨杨1982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是黄煦涛最早在国内招收的博士生，在1989年于黄煦涛编著《Motion and Structure from Image Sequences》，之后转向“计算自主心智发育”与机器人领域，他在1992年的Cresceptron项目中提出的两个技巧“数据增强”和“最大化池”被广泛应用至今，对CNN的演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吴郢则1994年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后来到UIUC黄煦涛门下攻读博士，毕业后在西北大学任教并培养出了包括前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华刚在内的多名学生。吴郢和华刚均担任过计算机视觉顶会CVPR的程序主席（PC），吴郢是CVPR 2017的PC，华刚是CVPR 2019的PC。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华人影响力日盛，近年来担任CVPR主席和程序主席的华人不断增多，但在2017年之前担任过CVPR PC这一反映学术能力的职位的华人的不过寥寥数人。黄煦涛本人是首位担任 CVPR 程序主席（1992）的华人。第四位担任CVPR程序主席（2012）的华人是罗切斯特大学的罗杰波。罗杰波也是“黄门弟子”，他在纽约大学水牛城分校读博时导师则是他在中科大的学长、黄煦涛的另一位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院长陈长汶。 除了学术界，黄煦涛还有多名弟子进入产业界，当中佼佼者包括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计算机系教授、华为诺亚方舟计算机视觉首席科学家田奇、联想集团CTO芮勇、文远知行CEO韩旭、原360集团首席科学家、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依图科技首席技术官颜水成、云从科技创始人周曦等。黄煦涛还积极提携后辈，李飞飞的第一份教职就来自黄煦涛的积极推荐，计算机视觉大牛马毅在博士毕业后曾在UIUC与黄煦涛共事，也是同样深受黄煦涛的影响。 黄煦涛在计算机视觉（特别是华人计算机视觉）的影响可见一斑。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可以说 CV 领域几乎每一位有所成就的华人学者与黄煦涛或多或少都有联系，Tomas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