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新冠疫情

文/ 戴耘

最近西安的一个视频火了。

疫情下监管小区一位自称“防疫志愿人员”的西安大叔抓了个从小区偷着爬出防疫隔离护栏准备去超市买食物的小伙子，这位看上去三十来岁的大叔在视频中让小伙子当众宣读自己写的检讨，面对镜头向全国人民认错。小伙子倒也实诚，一字不差地报了大名、住址。然后大叔质问为什么擅自“翻墙”，小伙子说家里揭不开锅了，网上“盒马”抢单也抢不到了。大叔不理会，说今天是个教训，再犯我送你去公安机关，最后大叔和小伙（还有其他防疫人员）一起振臂喊“西安加油”等口号。很明显，这段视频不是即兴而为，而是精心安排的，否则哪有那么顺当：开场白，认错，正告，众志成城地喊口号，蛮喜剧蛮黑色幽默。至于有没有得到小伙子的“知情同意”，不得而知，但看大叔对待小伙子的样子，基本不会，因为大叔居高临下，要的是让全国人民开开眼，估计小伙子知道理屈，也就顾不上被别人看笑话了。

视频在网上疯传，舆论哗然，这大叔哪来的胆子上演“视频认错”这一出，谁给他的权力？事情也被西安作家孙毅安先生拿来说事，激陈西安封城以来的“无边无际”的“底层之恶”。 似乎中国的所有问题就出在“底层之恶”。当然，梁启超、鲁迅对中国的民族劣根性也是耿耿于怀，必欲改造国民性而后中华才有希望。我钦佩孙先生的勇气；确实，阿Q有西安大叔的这个机会，一定也会行使一把难得的权力，至少能够让自己得瑟一个礼拜。但我总觉得，这板子打在底层百姓身上也挺冤。毕竟，那么多底层的人民在抗疫中默默奉献，像西安大叔这么高调的并不多。

西安大叔这么做，不是什么创举。比如X视“电视认罪”就是常见的戏码，这大叔可能就是有样学样。孙先生说的“底层之恶“，最典型的可能还不是西安大叔，而是当年打着“扶清灭洋”旗号，靠着老佛爷的一声召唤，夹杂在义和团里的各路混混，进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这种“底层”借机胡作非为在欧洲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同样发生过。我们可以把这种恶行称为“恶的合法化”。西安大叔的行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这个视频一下子就让我联想到WG中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场景，我还是初中生时就干过让这些“坏分子”“坦白交代”的事。至于批斗会上“坐”喷气式飞机，顶着太阳，颈部挂着“打倒XX”牌子低头认罪、然后被游街示众，直至包括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校长的惨剧，都是我儿时的记忆。“视频认错”和这类情境相似处在于，都有威逼者，都有冥冥中的“授权”，都有拥趸，都有看客，当然，还有低头认罪没商量的。西安大叔的伤害较小，但你也不能假定，这种羞辱的心理伤害就是微不足道的（这西安小伙认了怂，女朋友甩了他亦未可知）。你不能说电影《霸王别姬》里逼着夫妻互相揭发，其罪恶的程度一定比打死人轻。我们要问的不是潘多拉魔盒里的“恶”来自何处，而是潘多拉魔盒是怎么被打开的。

对西安大叔的行为，心理学家上世纪提供了最一般的解释：服从上司，即“权力的授权”。耶鲁教授密尔格兰（Stanley Milgram）为了理解纳粹帝国时期为什么那么多军人心安理得地杀害犹太人，做实验让受试者执行指令对一个陌生人（由实验人员扮演）用电击进行惩罚。虽然被惩罚者已经作出被电击的痛苦状，研究受试者们依然在指令下增加电击强度，100%的受试者将电击强度增加到300伏，65%的受试者将强度增加到最高限450伏（剩下的35%可能动了“恻隐之心”，下不了手）。密尔格兰的结论是，人服从权威几乎是本能的，即使这意味着要伤害他人。所以许多纳粹罪犯在受审时都推卸责任说，我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但是“权力的授权”并不能完全解释西安大叔的行为，因为这个视频看来是他自导自演的，并不是所有违反防疫条例的人都会被要求”视频认错”。西安大叔的举动和他与西安小伙的角色地位差异有关。斯坦福大学教授津巴多（Phillip 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更说明问题，他把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演“看守”，一组扮演“囚犯”，然后观察他们的互动，结果，“虐囚”行为就慢慢开始了，以致严重到津巴多博士不得不叫停实验。 这个实验的重要发现是，社会角色很重要，只要别人在你眼里是”罪犯“或”二等公民“，你就会觉得有权（feeling entitled）对他“执法”，西安大叔是防疫执法者（虽然是志愿者），西安小伙是被抓的违规者，安排“视频认错”，很可能来自西安大叔这种“执法冲动”和“自我授权”。

但是，我发现西安大叔的“视频认错”还有另一个要件，那就是“拥趸”和“看客”，他身后就有三个“志愿人员”充当拥趸，他们至少以默认给他“授权”，拍了视频，全国人民都是“看客”。没有看客，他捣鼓这出戏有啥价值。别忘了他没准还在想这视频发出去一定流量爆棚，全国人民来共同见证疫情执法的威力。民意的纵容，能让西安大叔心安理得，所以西安大叔的“自我授权”也是“民意的授权”，甚至是更高尚的，“正义的授权”：西安大叔在视频中，扮演的是正义之师。

你还千万不要说只有中国”底层的恶“才那么可怕。罗伯斯比尔这些革命党也是在巴黎广场上玩砍头大戏的，革命党砍了国王的头、保皇党的头，谁的授权？正义！然后革命党和革命党互砍，围观者无数。还是“正义的授权”。西安大叔一定喜欢这大场面，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代表了一回“民意”。是不是似曾相识？所以难怪西安大叔，你很难怪罪一个满怀正义的执法者。比如，西安大叔这一刻还在凶巴巴地对西安小伙说你如果再犯我送你进公安机关，下一刻画风一变，领着小伙子和抗疫兄弟们一起振臂高呼“西安加油”，是不是满满的正能量？

说到“正义的授权”，莫言少年时也干过一回：小学念书时全班去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同学们接二连三都哭了，只有一个同学愣愣地盯着痛哭流涕的同学，就是不哭，于是莫言愤而向老师检举，导致这同学在班级会上被批。成了大作家后的莫言为什么要“忏悔”自己的“GaoMi”：因为他深知托克维尔说的“多数人的暴政”的可怕。所以他说，当所有人都在哭的时候，要允许有人不哭。同理，在一片叫好拥戴中，要允许有人不唱赞歌，当西安全城都沉浸于“西安要赢”的亢奋中，要允许有人泼凉水。“多数人的暴政”的可怕，在于它围剿“异己”、“异类”，窒息自由的灵魂，挤压和泯灭良知。那个西安小伙也怂了，其实他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有道德正当性：有时犯小错是为了更大的善（请罗翔教授出来走几步）。莫言忏悔了，巴金忏悔了，巴金《随想录》里的自我忏悔，是对自己作为上层精英良知泯灭的清算。莫言的忏悔，则是对自己作为底层少年以正义之名行使“无知之恶”的清算。

所以，我不想像孙先生那样怪罪西安大叔，因为“底层的恶”可以来自“无知的授权”。西安大叔可能如今依然摸不着头脑，那么多人喷我，我哪儿做错了？！“多数人的暴政”往往是“无知之恶”，这在法国大革命中显露无疑，在纽伦堡的纳粹年度集会（Rally Ground）上显露无疑，在WG中显露无疑。“无知之恶”有了“正义的授权”便会大行其道。

在我看来，所有的授权都不如“正义的授权”厉害。比如“扶清灭洋”就是义和团给自己的“正义授权”。“正义的授权”的打击对象可以是“洋人”，可以是“阶级敌人”，可以是“该死的”犹太人，可以是“同性恋”（我小时候就看到同性恋者在公判大会上被判流氓罪坐牢的），也可以是这个违规的西安小伙。一旦有“正义的授权”，那种摧枯拉朽的豪情就会溢满全身，那种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拳拳之心连自己都会被感动。大义当前，那点对西安小伙为了家人的生计犯了一点小错 的“恻隐之心”泯灭了，那点温情脉脉的小资产阶级矫情显得可笑。这哪是在全国人民面前羞辱一个年轻人，这是向全国人民显摆一把我古都百姓的众志成城！

当然，“正义的授权”取决于话语权在谁手里。话说中国古代的刑法酷烈，什么腰斩，车裂，凌迟，惨不忍睹，恶到无以言表。而且酷刑必须放在“菜市口”那种最热闹的地方，本质上它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维护帝王的最高权力，这算不上“正义的授权”，而只能说是皇帝耍流氓。西方中世纪也一样，各种刑法还不是一样处心积虑？不是把你往死里整，而是整得你生不如死。比较起来，神权的惩罚更重，布鲁诺只因为信念不同于教皇和教皇代表的宗教正统，火刑了结。伽利略好些，大牢伺候。在教权鼎盛时期，即使是国王也要服从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自作主张藐视教皇被教皇“绝罚“（即被开除教籍），他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好屁颠屁颠冒着暴风雪赶往教皇居住的卡诺莎城堡，在雪地上痛哭流涕三天三夜跪求教皇宽恕，可见”皇权“那时还抵不过”教权“。谁流氓大谁握有“正义”，那当然不是“正义的授权”。

“正义的授权”的真正秘密来自语言。《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哈拉里说，人类的语言是有魔力的，语言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创造了人的现实感和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用讲宗教故事使人服膺其教义，有安顿人生凝聚人心的积极意义，但它也可以让人抓狂，走火入魔。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你只要把人群分成“我们” vs.“他们”，奇迹就发生了，我们永远正义，他们永远混蛋。西方的宗教战争就是在“神的正义”的名义下一次次恶的释放，一次次打开潘多拉魔盒：因为对上帝话语稍有不同的诠释的“零容忍”，各种教派就可以大打出手，甚至打上几百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宗教战争的根源是争夺对“宗教话语权”的垄断（不服膺者皆为“异教徒”），所以“正义的授权”本质是“语言的授权”，《圣经》“新约-约翰”开篇就是，“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is the Word，也就是上帝发话了！所以教皇的“绝罚”（开除教籍）就是把你的话语权灭掉，没有了话语权，你什么都不是，遑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近代的世俗案例中，希特勒发明了一套体现他意志的“正义论”，但它也是建立在戈培尔“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语言垄断上的。

垄断语言的目的是行使语言权力，“正义的授权”（如认定某些人是“异教徒”，“劣等民族”，或   “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别有用心的坏分子”）的前提是语言垄断。当语言被垄断后，只有权力语言可以通行，而权力语言会导致语义的扭曲和败坏（corruption这个词的本意），最终扭曲败坏整个语言体系。一统天下的罗马教廷和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就是例子。所以当年的教皇和德国纳粹希特勒的恶行，不仅得到“权力的授权”，更是得到了统治者“正义的授权”。北大张维迎教授说得好，“语言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比官员贪点钱不知严重多少倍；语言的腐败必然导致是非颠倒、黑白难辨。历史的吊诡处在于，罗马教廷语言垄断的崩溃要归功于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它让大众能直接接触《圣经》，否则马丁路德或加尔文们的宗教改革不可能成功，欧洲的心灵自由和创造力大爆发是从那时开始的。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权力对语言的垄断是一种妄念。西安大叔的行为受到那么多人质疑，是因为很多人发现他拿一个家里揭不开锅的小伙子开刀，正如少年莫言的少不更事，太不靠谱，太堂吉诃德。

在西安发生的那么多事情中，我为什么特别看重西安大叔导演的“视频认错”这出戏码呢？比如，大家熟悉的，老人心脏病突发因为拒绝治疗死了，孕妇因为医院拒收流产了；比较这些事件，“视频认错”这事看上去几乎人畜无害啊！我当然也感叹医院的官僚和人情的凉薄，但这些还不是真正的“恶”。我看重“视频认错” 这件事，是因为它为“恶行”开了一个口子，或者说，西安大叔通过各种真实或想象的“授权”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盖子。假如这样的行为能够大行其道，那么，批斗悔罪，游街示众，威逼朋友夫妻父子互相揭发，还会远吗？

和西安的孙先生不同，我不同意底层之恶“无边无际”这种说法 ，那样说言下之意即中国的事情都是百姓的劣根性所为，调教了几百年几千年还是欺软怕硬的老样子，上层精英如身为作家的孙先生则是恨铁不成钢。我要说，比起“底层之恶”，上层精英的各种”恶“更加隐蔽，更加丑陋，你只要看看那些受过精英教育的精致的机会主义者们活得多么滋润就行了。底层之恶，很多是出于”无知“，上层之恶，大部分是出于”无耻“。我关注的不是“潘多拉魔盒”里有多少“魔鬼“，而是魔盒怎么被打开的，恶行为何能大行其道。第一，每个人内心都会滋生“恶“，就像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滋生“善”（王阳明的说法），但大部分”恶行“是由于各种“授权”使之合法化、合理化的 — 权力的授权，民意的授权（“多数人的暴政“），“正义“的授权（语言的授权），无知的授权，或无耻的授权。第二，底层百姓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平等的不满，对”成功者“、有钱人的嫉妒。对自我境遇的耿耿于怀，也会滋生很多“恶意”（比如那些冲进幼儿园伤害幼儿，把公交车开进河里同归于尽的懦夫），但看似“文明”的作恶，如“视频认错”，是更需要警惕的，因为它看似无害。第三，个人在群情亢奋中的自我膨胀会导致恶行。罗伯斯比尔认为自己可以拯救法国，美国的邮包杀手克钦斯基（Ted Kaczynski）认为自己是拯救人类的英雄，WG红卫兵小将们觉得自己是时代英雄，而西安大叔也会觉得自己是抗疫英雄。第四，法治（注意，易中天先生说的水治而不是刀制）是遏制“恶行”的利器。要用法律手段把所有的公权力，包括语言公权力，关进笼子。对于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这是看住“潘多拉魔盒”的法宝。底层民众因为“无知的授权”或“民意的授权”而爱国感情大爆发而损害了他人和公众的权益（如义和团火烧前门大栅拉或西安青年砸日系车伤害车主的行为），同样要受到法律制裁。

那么西安大叔的权力是不是也要被关进笼子？当然要，因为他抓人那一刻是在行使公权力（即使他是防疫志愿者），而他并没有被授权让其他公民暴露在亿万大众面前丢人现眼，他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他对他人的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well-being）造成了潜在伤害。至于那些底层之恶或民族劣根性呢？我倒不像孙先生或鲁迅那样恨得牙痒痒的。阿Q欺软怕硬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挺着腰活过。当一个人得不到善待，得不到正常的愉悦和满足时，就会需要“补偿”，内心就会滋生“恶”；阿Q小D们会喜欢看杀头，会因为“他比我更倒霉”偷着乐一会儿，甚至咬一口人血馒头解解气，都是可理解的。只要不触犯他人的权利，他们有偷着乐的权利。只要魔鬼还在“潘多拉魔盒”里，我们就应该宽容，而绝不可诛心。我们当然要关注魔鬼是怎么在心中滋生的，但我们更要关注的是，“潘多拉魔盒”是怎么被打开的。

写于2022年1月15日，改定于1月18日。

香槟市市长菲南女士今天（3月24日）通过《香槟丛刊》致信本地华人社区表示声援，明确抵制针对在美亚裔族群的仇恨、暴力及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市长的声援信原文及本刊译文如下：

各位社区成员：

一星期前发生在亚特兰大的针对亚裔女性的枪击案，令全美国震惊悲愤。很不幸的是，自从全球大流行疫情爆发以来，对亚裔的仇恨犯罪行为在飙升。正如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琼斯校长在“关于在美国针对亚裔的仇恨暴力事件攀升的声明”里所说，对亚裔的仇视和偏见事件在2020年一年里就急剧增加了149%。

我想告知我们社区的所有亚裔成员，你们在香槟是受欢迎的，我们与大家团结一致，坚决反对仇恨、不相包容及暴力。在我们的社区里，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都是不能容忍的，我们都要彻底反对制止。

我在此对我们城市的亚裔社区表示声援和慰问。你们给全市社区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社区的生活，对此我深表感谢。

如果您需要举报歧视事件或者需要其它信息资源，可以去访问这个网站。另外，亚美文化中心将举办讲座，讨论如何应对针对亚裔的歧视、骚扰和仇外情绪及行为，这里是他们的网页链接。

香槟市市长
黛博拉•弗兰克•菲南
（签名）

2021年3月24日

文/ 罗新

经常有人问我：“你在美国遇到过种族歧视吗？”

我的回答是：“遇到过，而且不止一次。”

“滚回到你来的地方(go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滚回中国去”，这样的话，我都听过。

说这些话的人，有白人，也有黑人。

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年初的时候。那时美国大多数人基本上还在“隔岸观火”，只有华人们密切关注国内的抗疫进展，并且买光口罩捐到国内。

我在买防护用品的时候，好心的销售商听说我是捐给中国疫区，不仅从仓库里翻出仅剩下的3M防护服，还给我减了价，让我觉得很温暖。

但是，慢慢的，就有一些消息传来：有华人因为戴口罩，而被袭击，被嘲笑，被鄙视。

直到三月初的一天，我忘了是因为什么跟某个顾客谈的不太愉快，他临走的时候丢下一句话：“新冠病毒就是你们带来的！”

我望着他的背影目瞪口呆。

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销售商那样的人，会以善良、友爱、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旁人；也有一些人可以把偏见、愤怒和仇恨，转嫁到无辜的人身上。

几天后，美国各地由于疫情发展迅速，纷纷“封城”。之后的大半年，大家基本上都呆在家里。随着美国疫情的恶化，很多国内朋友都替我们担心，怕被人迁怒，遭受报复。那时候我的感觉还好，毕竟不太出门，有点与世隔绝的味道。

但是不久后，前总统开始把“中国病毒”、“功夫病毒”故意挂在嘴边。那时候，心里真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

然后就听说了一件事：镇上的一家中餐馆，时常接到谩骂的电话。本来生意就下降很多，加上被人电话骚扰，老板娘天天以泪洗面。

我没想到，我们这个一向平和的小镇，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镇上的家长们听说之后，都对这种行为表示愤慨，号召大家都去那家中餐馆订外卖。

后来就是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风起云涌，镇上也组织了游行活动。

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件事。隔壁镇的一家中餐馆，被人恶意涂鸦，门上、窗上、地上，都用油漆涂上“滚回中国”、“新冠病毒”等大字。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针对华裔的仇恨，原来就在眼前。

这个镇举行的反歧视反仇恨集会，我也去了，并写了一篇文章：被涂鸦的中餐馆，以及那把悬在华人头上的剑。

涂在餐馆上的油漆，被清洗掉了，但是，油漆下面的那种暗涌，一直还在，并且越来越激烈。

时光跨越到2021年，这种暗涌渐渐有了爆发的趋势，在美国各地，都出现了针对亚裔的伤人事件。

特别是一系列针对亚裔老人的袭击事件，让人义愤填膺。已经有至少两位老人由于遇到袭击而去世。还有好几位受了重伤。

到底是什么样的懦夫，到底心理要多么阴暗卑劣，才能对年老体弱的无辜长者下手呢？

两天前，一个21岁的年轻人，在亚特兰大枪杀了8人，其中6位是亚裔女性。

虚幻的肥皂泡终于破了，血淋淋的事实，摆在了人们面前。

作为亚裔，不管你多么勤劳，多么守法，多么低调、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沉默，不再是一种选择。

这几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人们的觉醒。挺身而出的，积极发声的，有亚裔，也有很多其他族裔。

这位领唱歌曲的，也许是位非裔。

这位拎着棍子，把歹徒打进医院的76岁老奶奶，是台山人。

这些走在游行队伍里的人，有各种肤色。

而昨天在美国国会反亚裔歧视和暴力问题听证会上，做出这个激动人心证词的金大贤，是韩裔。

建议大家都听一下金大贤的证词。这位导演、演员，一直谴责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曾经与吴彦祖一起，悬赏2.5万美元，抓捕旧金山推倒91岁老人的凶手。

他的证词是5分钟，并不长，但是，却揭示了许多关于亚裔的事实，并且发出了最有力的呼声：“我们是2800万亚裔，我们是坚强的，我们是团结的，我们是觉醒的。”

觉醒的是千千万万亚裔人，也是更多的其他族裔的人。几千起仇恨事件，一场屠杀，终于让人们警醒，让人们看清了现实。

退让是无用的，息事宁人是无用的，粉饰太平也是无用的。只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那些针对亚裔的仇恨才能被压制。

今天，纽约联合广场，成千上万的人，来了。

8位遇难者，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应当被记住。

美国各地都在举行集会。这是明尼苏达。

这是洛杉矶。

许多大型机构和企业都发表了声明。

有湖人队。

有迈阿密热队。

有NBA。

有纽约棒球队Mets。

有Donimo’s 披萨连锁店。

还有名人明星们。比如马丁路德金的女儿。

比如林书豪。

更多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选择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他们选择走出门参加集会。

他们还选择给受害人捐款。

那位用棍子痛击歹徒的老奶奶，她的孙子给她开了捐款账号，一天内收到捐款77万美元！超过2.6万人为她捐款。

很多人心疼她，又钦佩她的勇敢。

那个歹徒当天早些时候，还殴打了一位80多岁的越南裔老人。如今给这位老人的捐款也已经超过20万美元。

今天，8名在亚特兰大遇难的死者名单都公布了，四位韩裔，两位华裔。

其中一位韩裔女子Hyun Jung Kim的儿子开设的捐款网页，一天就收到了2百万美元的捐款，有5万多人捐款。

AAPI Community Fund 也迎来捐款高峰，募捐总额已经达到270多万美元。其中美国著名中餐连锁店Panda Express捐款15万美元，著名服装商店H&M捐款10万美元。

我看到那些不断上涨的捐款数字，几乎落泪。

每一分钱背后，都是一颗颗反抗针对亚裔歧视的心。

更多的游行、集会，正在策划和组织中。这个周末，反对针对亚裔仇恨的集会和示威，即将席卷全美。

我相信，当下一双手推向亚裔老人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出来制止；当下一个人喊出“滚回中国”的时候，一定会有勇敢反击的声音；当下一个歧视亚裔的行为出现的时候，一定会让TA付出代价。

就像金大贤说的那样：“我们是2800万亚裔，我们是坚强的，我们是团结的，我们是觉醒的。”

当一个沉默的群体觉醒之后，一定会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七彩娘娘”，获作者授权转载。）

文/ 马库斯马修斯

去年今天，我们一家四口和朋友一家坐上了武汉飞往大阪的飞机，开始一段原计划10天的旅程：

在大阪机场酒店住一晚，第二天飞往冲绳的石垣岛，在岛上的clubmed度过5天4晚后回到大阪再住4天，逛阪急百货和大丸百货，在环球影城愉快地玩耍一天，如果时间够的话还可以去一下京都或奈良，然后返回武汉。

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这将是一次完美的旅行。

众所周知，这个计划被打乱了，确切说是延长了，延长到有充足的时间完成所有的计划并且加了钟还转了场。

一、石垣岛

到石垣岛的当天，武汉传来了疫情升级的消息，证实了12月底1月初的民间“谣言”，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谣言”的源头——8位在微信群“乱转”消息告戒大家要戴口罩的医生，其中一个叫李文亮。

感谢8位医生。

尽管担心着武汉，在石垣岛的几天仍是充满阳光的，除了1月海水太凉不能下海，其他的都很爽。

clubmed是特别适合亲子度假的酒店，一天三顿丰盛的自助餐不用愁吃喝，白天有miniclub托管小朋友，各种游戏能把小朋友旺盛的电放光，晚上还有互动节目和酒吧舞会填满所有的空闲时间。

其间我们还去岛上的市区逛了逛，坐海湾玻璃船看珊瑚和鱼，吃海盐冰淇淋，还吃了一顿奢侈的石垣和牛。

管他呢，先玩好再说。

随后的几天，新闻里疫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直到1月22日的深夜，官方宣布从23日10时起，武汉“封城”。

23日上午，我们收到了航空公司发来的通知，返汉的航班取消了，全额退款，什么时候能恢复，不知道。

二、大阪

24日，回到大阪，入住之前就订好的离天神桥地铁站步行10分钟的一家叫bighouse的民宿——一幢6层小楼，一层一个房间，有电梯，一楼是地下室+停车场，二楼租给了公司办公，三至六楼四套房间是民宿，每套房都有两个房间5-6张床，可以住下两家人，房间整理得很干净，客厅足够孩子们折腾，还有洗衣机和小厨房，可以做简单的蒸煮类食物。

因为行李多，房东太太开了一辆7座小面包车在出站口等我们，看到她满脸真诚热情的笑容，多少扫除了一点我们心中的阴霾。

入住的第一时间，我们就和房东商量起续租事宜。原定是住4天，再住多久呢？也不知道，先住10天吧。实际上，后来又续租了两次，直到一个月签证期满，不得不离开日本。

房东轟和则先生和他的太太很友好，非常理解我们的遭遇，主动用计算器给我们出示了续租的房价——只有之前的一半。

谈好了续租，稍事休整，我们来到民宿附近的天神桥筯准备吃一顿稍稍隆重的晚饭，因为当天是除夕。

“桥筋”就是市场，一条长长的商业街，街两边开满了各种餐厅和小店。还没决定吃什么之前，我们随意地逛着，就在逛街的时候，状况发生了。

从一家花店出来，孩子妈妈突感嗓子难受、呼吸困难、心脏难受。猜测会不会是花粉过敏，或者是疲惫所致，但最担心的是会不会中招。所有人都吓到了，我们赶紧把孩子托付给同行的朋友，赶往附近一家医院。

不巧的是，那家医院已经下班，我们不知道当地还有什么医院晚上能接诊，只好求助房东，房东马上回复说，半小时后来接我们去另一家医院。
在医院其实没做什么检查，医生询问了一下情况，量了体温正常，观察了一下就告诉我们可以回家了。当时的日本对疫情还没那么重视。

这时我猜想很可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随后在网上刷到一个心理医生的说法也证实了这点——过多接收负面消息会引起身体不适。
虚惊一场。

除夕晚上，两家人在网上看了春晚，小朋友们还是开心，但大人们心情愈发沉重，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出来旅行我们带了一只额温枪和必要的药物，后来老婆时不时就给孩子量一下体温，有几次超过了37.3°C，但看孩子精神正常也不咳，吓得她赶紧拿电吹风热风使劲吹孩子的背，帮孩子出汗降温。后来一次用水银温度计量过，才知道是因为额温枪坏了。

又是虚惊一场。

接下来的日子，逛了商场，去了环球影城，去了海洋馆，去了京都和奈良，也时刻关注着各种渠道传来的疫情，包括《方方日记》。
逛街的时候，路过药妆店和便利店都会进去看看有没有口罩，开始几天还能买到，后来就没有了，一直没有。

2月中旬，知道在困在武汉的丈母娘青菜快吃完了，老婆到处找武汉的渠道买网购蔬菜，终于团购到了三把菜薹，88元。后来，各种社区团购都组织起来了，买菜的问题终于解决。

2月5日，大阪有一趟中国大使馆组织的包机回武汉，那个时候坐装满湖北人的飞机和回到武汉显然都是高风险行为，所以我们放弃了。

转眼快到一个月，日本的疫情也日渐严重，大使馆不再办续签，必须离开日本。去哪里呢？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国内其他省的城市，最好是南方，另一个是去可以落地签的国家，比如泰国。

同行的朋友订了去广州的机票，而我们一家最终决定飞曼谷——暖和的地方想必病毒比较不容易存活。

在大阪的最后一天晚上，轟先生带了一大包食材来给我们做了一顿地道的日式牛肉火锅，大家喝了几罐朝日。我们表示，疫情结束，还要到大阪来玩，还住bighouse，也邀请轟先生以后去武汉登黄鹤楼，吃热干面。

三、曼谷

2月17日，到曼谷，入住在爱彼迎上预订的一家民宿。

在泰国的主要目的是“避难”，因为不知道还要住多久，所以尽可能地缩减开支，跟房东也谈了长期租金，好在曼谷物价便宜，民宿里可以自己做饭，超市里可以买到各种食材，一斤排骨换算成人民币只要20元左右。

无心逛景点，什么泰王宫、四面佛一概没去，中间去了两天芭堤雅，孩子终于游了泳。

泰国落地签证是15天期限，3月初又去大使馆续签了一次。

进入3月，武汉疫情逐渐向好，而国外日趋紧张，又一次到了选择去留的时候，几番纠结，终于决定3月16日先飞长沙。

本来计划到长沙后住进一个朋友的房子，向当地社区报备时，社区说，不能接收，必须集中隔离。

转而联系武汉的社区，得到同样的答复，多次争取是否能只查核酸不隔离，得到的答复都是不行。

通过网上转发的信息了解了武汉集中隔离酒店可怕的住宿条件，无奈只好又订了长沙飞广州的机票——在广州可以在民宿居家隔离。

然而事情的变化永远超出你的想象。就在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国的头一天晚上9点，老婆邮箱里突然收到一封邮件：飞长沙的航班取消了。

我们一下子慌了，马上在查飞其他城市的航班，有一班直飞广州，还有票，赶紧买了四张，虽然票价翻了三倍。过了10分钟再刷app，没票了。

四、广州

落地广州已是晚上10点，机场要对所有入境游客做核酸检测，经过引导，我们同机一共有9个人被分到了一组，彼此一问，都是武汉的。

做完核酸，我们写填写了在广州预订的住处，但被告知，要先去隔离酒店等待核酸检测结果。机场安排了前往隔离酒店的巴士，但是4个小时后才能发车，当时已是夜里12点。凌晨2点，孩子在车上熬不住睡着了。

凌晨5点，终于到了隔离酒店——荔湾区芳村一家被临时征用的7天优品酒店，楼道里有浓浓的消毒液的味道，床品、毛巾看上去不干净，地板似乎很久没有打扫过。住进这样的酒店，老大当时就哭了，我和妈妈不知道怎么安慰才好。

隔离酒店提供免费盒饭，当然不好吃，住也免费，虽然谁都不想住。所有入住的人都进了一个微信群，群里会通知核酸结果。看到群里有人抱怨说自己是从湖北（除了武汉）出来的打工人，之前已经做过核酸了，到了广州还要再做，还要再集中隔离14天。

一切为了大局。

17日下午，核酸结果出来了，全家阴性。欣慰之余，问及什么时候能离开酒店，被告知，需住地所在社区派人来接，于是赶紧联系预订民宿的房东。房东报告了社区，社区专门去查看了位于荔湾区周门的民宿，确定是独门独户符合居家隔离条件后，第二天中午，社区终于来人，还有一辆接我们的面包车。

到了目的地，社区街道主任亲自在那儿迎接，既热情，又慎重，直到亲眼看着我们进入房间，并在门上装开门监控装置，才放心离去。

感谢广州社区的善待。

民宿所在地是广州老城区的一栋旧式民房，二层楼，被房东改造得比较小清新，楼顶上有个天台，活动范围、住宿条件比隔离酒店是好上天了，还有网络电视可以看电影，孩子们终于开心了。

其后的十四天，我们不能出门，可以点外卖，也可以点超市送食材自己做。

临近居家隔离结束，再次联系武汉的社区，终于得到允许，凭广州的核酸证明和解除隔离通知书可以回家了。而此时，武汉也传来了4月8日解封的消息。

五、回家

4月2日一早，我们终于坐上了开往武汉的高铁。其时还不能买到武汉下的车票，只能买到郑州，但是列车在武汉会停很短的时间。

中午1点，在武汉站下了车。事先联系的一位朋友接到了我们。正午的阳光正好，马路上依然没什么车。朋友是位医生，送我们的路上讲了很多疫情期间的武汉故事，听来又是一番滋味。

下午2点，到达小区门口，小区门岗严格地测了车上所有人的体温，并请示了社区后才放行进入。

打开门，走进家，百感交集。

从1月19日出门，我们一共“流浪”了75天，此时离武汉解封还有6天。

2021年1月19日晚

潘欽

跨境歸途
2020伊始，新冠肺炎(COVID-19)席捲全球，造成人類歷史上少見的淹漫疫情。自過年後返港工作已四月有餘。在抵擋不住思鄉愁緒下，我毅然決然於六月五日請了長假，搭機返回。平常熙熙攘攘的香港國際機場，幾乎真的成為「空」港，稀疏寥落面戴口罩的旅人，邁著匆匆快閃的腳步，景象淒清，這是以前無法想像的狀況，新冠病毒影響之大可見一般。

為了確保社交距離，謹遵母親指示，訂購較為寬敞的商務艙機位。事實上，搭機的旅客不多，座位亦經過安全間距的刻意安排，謹慎的乘客仍全副武裝，配戴口罩，身穿防護雨衣與簡易的防護面罩，更使用酒精噴灑其座位徹底消毒。不同防護措施的眾生相，前所未見，令人驚嘆。身著防護衣的空服人員提醒，防疫期間，座艙不能隨意更換座位，除了瓶裝水，機上不提供其他餐飲服務。為求萬全保護，我一路緊戴口罩，滴水未進。

入境見聞
班機準時抵達桃園機場。滑行了一段時間後，空服人員廣播可以使用手機，立刻打電話給媽媽報平安。自動通關在防疫期間已取消，改為人工作業，因為回國前已在網路填寫了入境檢疫中心填報憑證，連上網路立刻可收到該憑證。下機後，憑著該憑證通過不下五關的檢查，一直到入境檢查，查驗人員還是要求看手機上的憑證才開始查驗護照，完成入境手續。

機艙溫度低，略有寒意，可連往日保溫毛毯的服務也取消，低溫效應的影響下，經過一番心理掙扎，還是去了網路傳說中病毒可能最多的洗手間，此時只能祈求商務艙的洗手間較寬敞安全，可降低病毒感染的風險。

提取行李之後，前往搭乘政府規定的防疫計程車，旅客都自動保持社交距離耐心排隊等候。服務人員要求先查看健康憑證，再用消毒酒精噴灑旅客及行李，真是步步不敢輕忽。防疫計程車公佈的車資價目表，苗栗1,000 元(新台幣)，最貴的是台東3,500 元，其餘的應該是政府補助，台北及我居住的新竹均未列示。

抵達新竹住家後，跳表之費用超過1,600 元，司機請我付1,000 元，並在收據上簽名即可，其餘600 餘元應是由政府補助，如果是台東，政府可能就要補助六千餘元。政府的補助可以鼓勵大家搭乘防疫計程車，減少疫病傳播的風險。

居家檢疫
因父母親已超過八十歲，依規定不能回父母淡水家檢疫。回到新竹住家，見門口擺放了消毒酒精，太太事先吩咐，噴灑消毒鞋底及行李，然後直接到陽台，脫除外衣褲，丟入洗衣機清洗。晚餐時，二兒子、媳婦與太太同桌笑談共同進餐。我戴著口罩，遠離餐桌至茶几，獨自用餐。看著久違的電視新聞，各家媒體播報內容都少不了：「防疫指揮中心阿中部長的疫情即時報導」。家裡只有太太和我，個別使用獨立衛浴與臥房，確實做到互不接觸。

6月6日是檢疫第一天，里幹事於8:40左右來電關懷，詢問我的體溫及身體狀況如何，並提醒十四天內要保持手機開機，他們會用手機定位我是否離開檢疫處。其實，為了自己、家人及他人的健康，自律更是基本守則。不久，即收到疫控中心的待回簡訊：「指揮中心關懷您目前身體狀況，一切正常請回1，有發燒、流鼻水鼻塞、咳嗽、呼吸困難、嗅味覺異常、腹瀉、全身倦怠、四肢無力，請回2，其他症狀請回3」。

此次14天居家檢疫，申請個人的年休假。難得清閒二週，大可輕鬆逍遙度日，不問俗事，享受平靜安室的時光。然而，身為學術研究者，讀書是天職，是日常，就又批註圈讀起一位主考博士生的論文。時間就在閱讀及思考間不知不覺地溜走。

接聽里幹事電話是居家檢疫每天必做的功課。第二天(6/7)，到了十點多，都沒有接到里幹事的關懷電話，覺得蹊蹺，打開手機，才發現設定成靜音，趕緊主動回撥，免得警察上門。下午二點左右里幹事送來關懷包放置門口。我們保持社交距離，我戴著口罩點頭連聲道謝。關懷包內容豐富，計有：溫度計一支、口罩一包、排骨雞湯麵三包、柴魚拉麵一盒、筍絲扣肉一包、餅乾數包、罐頭六只、鹹或甜的小吃一包，即溶咖啡七包、垃圾袋一捲、漂白水一罐等等。我將其拍照，並分享給家裡的群組，感謝市政府的體貼關懷。

居家檢疫的第三天是上班日，我雖在休假中，但仍依照原來預定的計畫，參加一個網路審查會議。會議於九點開始，於是我八點多主動打電話給里幹事報到，並告知待會兒要參加網路會議，手機會靜音。

探望父親?
媽媽來電告知臥病在床的父親病情危急，為了避免疫情期間去醫院，問是否有替代作法。在網路時代，無法理解為何醫院不能開放網路視訊對慢性病患診治，尤其是行動不便的慢性病人。下午媽媽又打電話來，告知父親的情況沒有好轉，她擔心高齡九十的父親可能知道長子回來了，等著看我就要走了，問我能否請假回去，為人子女此刻的焦慮與憂愁，只有心急的訴諸第一線連繫過的里幹事，里幹事說要請示後再回覆我。不久，他提供了衛生局電話讓我進一步諮詢。衛生局的詳細說明是：「居家檢疫五天之後，才能自費篩檢，如為陰性，就可回家探視一小時，且十四天之內，只能一次。如有需要，第五天之後，可與衛生局聯繫，他們會安排自費篩檢，一到二天之後會有結果」。防疫措施謹慎周延固然是良策，然而非常情況欠缺非常處理的應變方法，可能會造成人民在違法受重罰與親情召喚之間掙扎。其實，只要相信科學配合適當的防護措施，或可有變通的彈性作法。

居家檢疫第四至第六天(6/9-611)，里幹事每天都克盡職守大約十點左右即來電關懷。因為出不了家門，日子仍在閱讀學生論文、參與校內外線上會議、網路處理事務、視訊主持研究小組組會與博士後及學生討論研究進度等工作中忙碌運轉。雖然是休假，卻更像是居家上班。

六月十二日，早上起來發現手機沒電，這是里幹事再三提醒要避免的。因為疫控中心用手機定位找不到人，里幹事八點不到就以家裡的市內電話關懷，顯然他已注意到我失聯。今天看完厚厚博士論文，並開始打字輸入審查意見，竟然寫了五項主要意見及三十四點的具體修訂建議。這可能要歸功於居家檢疫，讓我可以專心的審閱論文。學生如果一一回應，相信可以確保其論文的品質。

六月十三至六月十四日，雖是周末里幹事一刻也沒放鬆，甚至提早於八點半左右就來電話。重複過著居家上班的日子，指導學生研究、修改投稿論文、出席網路會議、線上處理業務。拜網路社群之賜，工作之餘得與國外友人長時間閒聊或傳送信息，大大縮短了感情上的距離，真是幸福。當然，平日固定運動的習慣仍不能少，因為居家檢疫，只能在家裡繞圈走，每天早晚至少走五千步，這也是生活中之必要。

六月十六日。這次回來另一個目的是要申報所得稅，今年因疫情影響，政府特別延長報稅時間至六月，利民便民措施值得感佩。利用國稅局「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報稅，因為要輸入海外所得，該系統有關此部分的使用介面，操作不便。首先，不知道時時變動的匯率，採用哪一個？詢問國稅總局，再轉戶籍所在地的稽徵所，才告知去年海外所得港幣的平均匯率。其次，香港納稅期間為每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與台灣不同，必須依當地之所得稅計算方式，算出我在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所繳所得稅，另還有醫療保險扣除事宜。輾轉打了不少電話詢問，才得以解決，感謝我們公務人員客氣熱心的解說與協助。最後終於完成上傳作業程序，心情頓時放鬆許多。

六月十七日，不知不覺居家檢疫已過了12天。今天終於有時間整理過去旅行拍的一些照片。媽媽晚上打電話來，問居家檢疫還有幾天，並提醒不要算錯，以免受罰，罰金很重。從報上得知，有人因為檢疫期間，違規外出被罰款百萬元。我國國民平均所得並不高，這樣的罰款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六月十九日，居家檢疫最後一天，里幹事貫徹始終執行每天早晨的來電關懷，詢問身體狀況及體溫如何並提醒，要到今晚12點之後，才可以離家。此外，里幹事還告知可以參考關懷包的資料袋說明，透過網路申請補償金。在查看資料的同時，我才注意到，居家關懷尚有免費的網路電視及電影。此外，必要時，還有專人送餐及垃圾清運服務，及通訊診療或其他需求的電話號碼，真是做到全方位的貼心服務。

套一句老話：時間過得真快，居家檢疫十四天，也就這麼過了。原來，”生活就是平常，平常也是日常”。回想這十四天來，里幹事天天電話關懷，指揮中心天天電話簡訊了解我的身體狀況，我也難得的每天量體溫，每天用手機計算步數在室內繞圈走路運動，完成一長篇博士論文的審閱及複雜的海外所得稅申報，深刻感受到國家保護與照顧民眾的用心與熱情，衷心感謝一切服務與協助。

自我健康管理與天倫之樂
六月二十日，居家檢疫後的第一天，可以外出，但要自我健康管理。起個透早，太太忙不迭的催促趕緊回淡水探望二老，開著車，好一個歸心似箭，見到睽違數月的父母，戴著口罩仍有說不完的話。六月二十六日，端午節連假，自我健康管理的最後一天，再次回父母親家，大兒子一家三口亦從台北直接回家和我們會合，我還要戴著口罩抱著出生半年的長孫女，她好奇想拿掉我的口罩，其實我更想拿掉，可是不能也不可，只能長嘆，新冠病毒什麼時候遠離啊！

（原创作品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受访人：Monica Yeung Arima

采访及撰稿人：晓霜

两年前，我先生退休后，在斯丹福大学上了很多课，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文学历史等，我们非常期待今年埃及行这一趟历史文化之旅。今年二月终于成行，我们在欧洲和埃及待了一个月，最后一站到埃及，没想到我们在路上感染了新冠。

我们在埃及的旅行有陆地和水上两部分。其中几天，我们和几个旅行团的游客一起在尼罗河乘船游览，一起共享自助餐，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新冠病毒已经在埃及传播开。回程路上，开始感到不适。

刚回到 Palo Alto，我觉得特别累，四肢酸痛，后来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先生的症状比我轻一些。知道外面开始流传新冠病毒，我们主动联系了医生，要求测试。

我们星期二回到家，星期四约了时间去我家附近的诊所 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PAMF) 检查。PAMF为了防范新冠传染，让人开车进入停车场，在停车场等到叫你，过去直接检查。为了防范传染，不让病人和行人随便走动。

3月初，我和先生成为旧金山湾区最早的几个新冠病人，我们是PAMF第一例。当时他们还没有固定的测试程序，医生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预约的那天他们问了病情，给我们做了其他病毒的常规检查，但是并没有给我们做新冠检测。他们要等到其他因素排除后，才给做新冠检查。医生给我开了抗菌素。其他的病毒检查都没问题，但是医生还是没有给我们做新冠检测。

我们有些失望，继续要求测试。医生终于同意我们下周一可以去做新冠检测。

从周四到下周一，我服用了5天抗菌素，病情没有任何改善，发烧咳嗽引起肺部发炎，哮喘开始变得厉害，因为肺炎，X-ray 作完后，医生说我需要住院。我是下午一点多到斯丹福大学医院的，他们让我做各种检查，也做了新冠检测。在急诊室一边检查，一边等，呆了近12个小时，到半夜一点多，医生让我住了院。

住院后，第二天早上收到我的新冠测试结果：阳性。

医院马上安排了我先生和儿子当天进行检测， 也让通知其他所有我们接触过的亲友们。先生的测试结果也是阳性，医生马上也安排他住了院。儿子检测没有感染， 可以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斯丹福大学医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自己搞了一套新冠测试方案，他们有自己的试剂，经过FDA的批准；他们有自己的实验室，可以当天知道测试结果，检测速度非常快。

因为我们早有思想准备，所以并没有感到意外。后面的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 我们住进了斯丹福大学医院的隔离病房。

他们马上建立了严格的隔离措施，第二天，全院不让任何人探视病房。

隔离病房的防范和管制是非常严格的。一人一间房间，每次医生和护士进来都是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他们不仅带口罩、手套，还戴面罩，穿防护服，防护鞋。隔离病房和外面有个中间地段，医务人员在那里做准备，替换衣服，然后进入病房。

因为我和先生是斯丹福大学医院的新冠第一例，他们那时并不知道如何对待新冠病毒。

我哥哥也是一位医生，在香港工作，他和我关系一直非常好。我们马上告诉了他，进行咨询。他建议医院做这做那，但是那些程序在美国的医院没有FDA批准，没法做。

我运气特别好，有位女朋友，她是医生也是药剂师。她告诉我们，我先生以前工作的 Gilead Sciences (吉利德公司) (*Adrian was senior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 at Gilead Sciences for 10+ years), 有一种药叫 Remdesivir（瑞德西韦), 虽然它不是专门治疗新冠肺炎的药，但是据说可以帮助减缓病情。我们马上到谷歌上去查，发现在西雅图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

我先生马上联系了他在吉利德公司的前老板，他帮助我们联系到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的相关部门。根据我的病情，他们觉得我是适合的病人，可以参与该药物的临床试验。

我先生 Adrian 的病情没有我严重，他没有参与该药的临床试验。

医生马上让我开始了五天的临床试验。那药是静脉注射的，我用后的第二天，就明显感到有好转。病情一天天改善。五天的临床试验结束后，我的病情稳定。我住院差不多两周，医生让我出院回家休息。Adrian 在医院三天，就提前出院了。

后来几家媒体采访报道了我们的故事。

Q: 您现在是否完全恢复了？

A：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跟得病前相比，我现在已经恢复到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了。但是，我的肺里还是有少量的痰。现在表面上的反应就是，空气浑浊时，有时我还会咳嗽。新冠病毒侵入，袭击肺的下部，需要一段时间恢复。现在好几个月了，还在恢复之中。

我义务加入了斯丹福大学两个研究项目：一个是新冠病人康复后对肺功能的影响；另一个是新冠病人对 mental health (精神健康) 的影响。

Q: 这场新冠感染的经历，对您和先生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A：我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我把它当作一场Bad flu（严重的流感）。生病了就去治疗；需要什么，就去寻找帮助，然后接受治疗，直到康复，这是我所经历的生病过程，这个过程也体现我一生的Mindset 和人生观。

Q：您亲身经历了这场新冠后，对于如何防范新冠，有没有建议分享给其他朋友？

A：最重要的是增加自己身体的免疫力。免疫系统的功能非常重要，它的强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自己。建议需要时，可以每天服用维生素C作为紧急的防护措施， 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

和我们一起去埃及旅行的游客中，有一对老夫妻，比我们年纪大多了。他们也感染了，他们那里的医疗条件并不像我们旧金山湾区那么好，没有那么多资源，他们那里的检测要等待很多天才能出结果。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症状，恢复得很快。我看到他们一路上，每天早上都冲泡维生素C冲剂，把它当作果汁一样喝，我相信这帮助了他们。即使感染了，他们也恢复得很快。其实瑞德西韦药也不能杀死新冠病毒，只能让新冠病毒发展得比较慢，不会快速伤到人的器官，然后让病人的免疫力与病毒作战，可以让病人的恢复期提前4-5天，也可以减少死亡率。

如果我们大家提高免疫功能，可以减少感染；即使感染，也可以恢复得更快。如果你住进医院的话，医药费用也可以更少；不会有更多的人发展到严重的程度，死亡率也会更低，所以增加免疫功能对我们大家来说是至关重要。

其它就是提醒大家出门戴口罩，注意社交距离，出门回家后马上洗手等等。

如果你感染了，除了联系医生，要马上通知所有你接触过的人，防止进一步扩散。总之，大家要注意防范。

（文字及图片来源：相约晓霜，内容经受访者及采访者授权）

Lolita:

記得周媛嗎? 十多年前, 四川地震時, 她在香檳衛斯理教堂舉辦了一場義唱會。他們後來搬到波士頓, 先生在MIT 教書，她在那里組了兒童合唱團。她剛寄給我一首短詩, 詩中提到 “是誰把口罩掛在樹枝” ，靈感來自我女兒康玲縫製的口罩。

2020.12.1纪念

周媛

一分一秒 从手心
渗出四季的交响乐
巴赫 小提琴 玫瑰
番茄 绿瓦罐 白糖
雪盖住落叶
一脚跑过 溅起
十二组大小二度

谁把口罩挂在枝头
新英格兰北部深处
有五只 企图解释的眼睛
和三双 带助听器的耳朵
山路绕过啤酒瓶
坐标一言不发
却被悄悄期待回答

康玲的口罩带给我和家人很多温暖和鼓舞。凭着那些纪念和期待，愿大家都健健康康迎回春暖花开。

12/1 marked a year since the first documented confirmed COVID-19 case. I drew a little “poem” to recall some unforgettable moments, things, and people. — Yuan

当地媒体对康玲口罩创意项目的报道：Trees of gratitude: Community art project brings together colorful face masks, heartfelt messages

https://www.paloaltoonline.com/news/2020/12/31/trees-of-gratitude-community-art-project-brings-together-colorful-face-masks-heartfelt-messages

疫情记忆系列：新泽西高地公园

文｜ 盖蕾

6月8日 晴 周一

美国新冠确诊人数近200万，四分之一治愈，11万多死去。新泽西的确诊人数明显下降，高地公园六月以来已经出现新增为零，身边的部分朋友开始如常的出行和锻炼。当然，遵照地方政府的提醒，大多数人还是自觉佩戴口罩出门。

大家好像不再关注这些数字，各地的游行示威以及警民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互动成为热点。家长群里，党派争论和不同的观点立场也纷纷呈现。朋友圈里，开始有人因为支持和反对的不同而退群或者互相拉黑。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by Samuel P. Huntington——当年为完成作业读过的书，再度跃入视野。

矛盾和冲突，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现在汇聚到一起，被一个导火索点燃。平日里察觉或者未察觉的这些矛盾和冲突，正在改变我们的命运。由此，也许很多人也正在借助他人的力量，来撕裂般地更多地了解自己。

有哲学家认为，决定一切的，往往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如同我们评价一个人做的一件事，因为对此人了解的深浅圆缺有别，往往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左的结论。有时候甚至会忽略客观事实，仅凭情与理之间的动摇，就决定了正确与错误，而意识不到，这情与理的动摇，并非是正确与错误的摇摆，而是一种理智与非理智的徘徊。按照这样的说法，这世间的正确与错误都可以用理智与非理智来判断吗？那理智的错误和非理智的正确存不存在呢？怎样才能做到理智？法律和道德在规范理智上起着怎样的作用？…… 这些问题很烧脑，但眼前的变化不得不让人们不断地地思考，并尝试用目前人类独有的智慧解决面对的问题。权且让我们根据历史的回望和对比，乐观一点看待我们人类逐步提升的解决诸多问题的能力吧。

由于近些年中美之间游走的经历，我深知有效沟通的重要性。虽然我们深处信息爆炸的时代，但也正是因为信息量太大，增加了我们选择的困难，反而局限了我们对事物的客观公正的认知。有时候外围的误导我们认识事物的信息，往往比接近事物本质的核心信息更多地充斥我们的周围，信息渠道的选择越来越重要。因此也有人认为，现在影响我们认知的是传播信息的媒体。而当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已经有这么多的他媒体自媒体第N方媒体…… 所以，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Build Your Community! 这种构建，也许应该包括信息渠道选择的构建。当然，这种构建应该首先遵循客观公正的标准。建立在彼此认为的客观公正且来源相似的共通信息基础之上的沟通，应该才算是比较有效的沟通吧。

涵姐曾经给自己定位为中美文化的小桥梁，她主要的课外活动，不是去参加各项比赛给自己加分，而是动员身边力量，通过各种方式传播中华文化，比如居住到哪里，就积极参与或者举办春晚，也积极参与居住地本社区的各种文化活动。我们这座小桥，希望身边的人能通过她，更多地了解中国，喜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坚定不移地支持她。希望更多身边的人也成为一座又一座大大小小的桥梁，把这八方四水无障碍地联通起来！

6月1日 晴 周一

一早起来，看到朋友传来一张十年前的旧照片。照片是跟老同事一起带着孩子出游的时候，八岁的涵姐和闺蜜以及一位大哥哥在一起玩的留影。三个孩子十年前的笑脸，如今隔着屏幕再次把欢乐传递出来，满屏洋溢着童年的味道。现在，照片中的三个孩子，一个在纽约做医生，已经升级为爸爸，另外两个也步入和即将步入大学生活。

今天是国内的六一儿童节，但美国这边的朋友很少有庆祝这个节日的。他们的理由是，美国的儿童，走到哪里都是受照顾关爱的对象，已经过着几乎宠坏的日子了，不在乎再多一个节。

趁着这个由头，加之疫情的延续，我们虽然还当这是个重要节日但也有着崭新的打开方式——早饭的时候，听了家里的儿童喜欢的一个音频故事：麦兜响当当——里面那句“没有鱼丸，没有粗面”，永远都是我们共同的笑点。然后开车到Rutgers的Livingston的校区，在宿舍楼前的大草坪中间奔跑，轮滑，游戏，玩到大汗淋漓。再然后，两顿家常美食，一个满足的午觉。

疫情让生活简单起来，任何不必要的活动都删减无余。简化再简化之后，留下的是如此轻快的节奏。新冠病毒，给了我们极度自律才有的勇气，告别一切奢华与繁冗。

说起童年的记忆，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辈还有相似的地方。比如我和我的母亲，回忆童年的生活，总有一段偷瓜摸枣的经历。我的母亲，有运动天赋，从小善于爬树就小荷露角了！她们村头有棵大枣树，母亲带着大舅避开大人视线，一个爬到树杈上使劲摇树，另外一个在树下麻利儿挑拣，配合得天衣无缝，还没等树的主人家和自家大人反应过来，两个已经提着一篮子红枣跑回家“分赃”了！而我，也记得小的时候，曾跟街坊邻里的小伙伴儿，一起到城南菜地里偷摘过番茄和茄子。那个时候知道，自然生长的番茄，虽然外面还未红透，里面已经是香甜多汁；自然生长的茄子，剥皮生吃就是甜丝丝的，不像现在菜场买到的茄子，只是生茄子味儿，有的时候还没有茄子味儿。我只记得跟着去过一次，就被父母叫停了，默写十遍《悯农》了事。跟母亲一样，我小时候没那么调皮捣蛋，出去玩的什么，回家如实汇报。该承担的责任，想必父母事后都给担起来了，也就没有惹出偷菜后菜地主人来找家长的麻烦和是非。

现在的偷菜，只能是电子屏幕上的事情了。数字化的时代，别说偷菜，养宠物也可以在网上进行。前天涵姐跟我说，她养了一只猫，咋一听，我吓了一跳——她养了一只猫，我竟然不知道！原来是在一个APP上养了一只猫！有时间了就上网登录去喂一喂，遛一遛，倒是挺省心。哪像我小时候养猫狗，洗澡梳毛，每天三顿喂，至少两次出门遛，还要防疫和社交，跟多一口家人一样。当年养了十二年的德国黑贝生病离世，心痛难忍，直到现在想起还有不舍。电子的猫和狗，不知道是不是忘记喂食也不会有问题，是不是有了问题也能满血修复或者永生不死？如果是，那怎能体会与它们生离死别的痛苦，是不是也就无从感知对生命的足够尊重……？

现在萱宝儿还不能完全分得清楚生命物体与非生命物体，甚至有时候玩皮球也会担心开缝的地方会流血。而我自己，虽然从小养了不少的猫和狗，经历过不少与它们的生离死别，但真正懂得如何尊重生命体，应该还是更晚的时候，是在经历了更多生命给予的大大小小的震撼之后。这其中也包括看过的一些电影带来的启示。记得第一次看巨幕电影，是在广州大学城科技馆的电影院，看的是《阿凡达》。至今记得的不是当时耳目一新的试听效果，而是女一号Neytiri捕捉猎物的时候，她口中的喃喃有词：你的生命将与我同在！这是电影所描述的Na’vi族人与潘多拉星球其他物种和谐相处的信念——所有生命循环往复，彼此应当尊重善待。从那以后，每当我杀鱼宰鸡，都会效仿默念一句：你的生命将与我同在！不仅想化解对眼前生命的一点歉疚，还想表达一下对所有生命平等的认同。

当然，泛灵论不是完美的教条，更像是兒童天真的善意，但對所有生命的尊重與善待应当是一个星球延续绵长的秘诀吧。

（图片来自网络）

疫情记忆系列：新泽西高地公园

文｜ 盖蕾

5月31日 晴 周日

从周三等到周六，近十年来美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昨天Robert Behnken和Douglas  Hurley两位爸爸宇航员，带着他们的儿子们选的小恐龙公仔和很多地球人的期望，从 Florida的Kennedy Space Center出发，乘坐SpaceX载人航天飞船飞向地球之外。今天继续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历经19个小时后，飞船安全顺利对接国际空间站ISS。 

这是2011年以来宇航员首次从美国本土成功发射进入太空。这是SpaceX的首次载人任务。这是私人研制的航天飞行器首次将人类送入地球轨道。我们又共同见证了重大的人类历史事件！

这消息使得大家的心思都被带到天上去了，地上怎么乱暂时无暇顾及了，倒是疏导了很多糟心的情绪。有朋友开玩笑说：这两位倒是清净，离开了地球！Good Choice! 问题是我们普通人想离开地球，哪有那么容易？在载人航天飞船的船票没有降到普通人接受的价格之前，我们还是踏踏实实边吃边看《Our Planet》的人间烟火吧！

我们家长群最近收到五街警局的提醒，要提防有人以病毒说事，或者以明尼苏达州的警察抓捕黑人致死事件抗议游行之名打砸抢。国内的亲人朋友也不断地发来问候。西边邻居镇子的中心地段昨晚有人游行，还好没有糟糕的事情发生。我们这个小地方一直还比较安宁，周围善意的人们还是比较多，目前一切正常运转。

人性的恶总是会在乱世肆虐，而人性的善也会在恶的面前尤显金贵！就在刚刚过去的又一个动荡之夜的明尼阿珀利斯的街头，人们看到一位“Spiderman”也加入到志愿者队伍，跟数千人一起走到城市的街头，一大早开始清理打扫修复抗议者的愤怒留下的狼藉。当和平追求正义的游行演变成暴乱，善良与正义的人们也立刻加入拯救与修复的队伍。

一位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居住了50多年的卡车司机，5月30日凌晨两点开始，花了四个小时清洗被前一天抗议游行涂鸦的San Jacinto联邦大楼，他说，我想到的是肯尼迪说的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我到这里，清理我的城市，把我的一点放进对这座城市的感情里。我们可以抗议，但不要摧毁这座城市。

5月30日上午，几十名志愿者聚集到亚特兰大市中心的CNN新闻总部附近，清理前一天晚上抗议活动留下的垃圾。志愿者队伍中有之前参加抗议活动的人，但当游行演变成骚乱的时候，他们立即返过头来联合朋友，前来清理城市。

洛杉矶，内华达州的雷诺市，密歇根的大急流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清理修复所在城市的志愿者队伍，包括很多孩子。他们爱自己生活的地方，他们希望这里越来越好。

虽然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但它是我们人类寄予希望的领地。无论是疫苗还是移民外太空的计划，我们都翘首以待。虽然此刻明尼苏达州事件引发的形势还在发展变化，但理性的人们都希望能够和平解决问题，和平解决问题和追求正义同等重要。

二十多年前，曾经在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个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文章说幸福有四要素：第一有人爱，第二能爱人，第三有事做，第四有希望。虽简单空洞了些，但也不无道理。因为，有爱就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有幸福可以追求！

5月25日 多云 周一

一大早醒来，一看表，已经七点。周围太安静，以往每周一七点整准时轰鸣驶过的垃圾车，并没有来。这才想起来，今天是Memorial Day,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

往年的这个日子，Highland Park高中的Band会集中在镇中心纪念广场的附近，要连续五个小时为纪念这个日子的游行队伍和活动演奏背景音乐。我也会带着萱宝儿，约上朋友，一起汇入街道两边的人群。之后，走过的人们和演说完毕的市政官员会向Band成员致谢，虽累尤荣的感觉,涵姐作为长笛手记忆犹新。

从高地公园的三角区域沿着27号路，走到Raritan Ave与Woodbridge Ave的交叉口，有一个三角形状稍显狭长的小公园Veterans Memorial Park。小公园面朝downtown的位置，立着一个Highland Park的标志性塑像。

五月底的时候，已有夏天的味道。我们会带着草帽，到路南高高的Saint Paul The Apostle教堂的建筑遮蔽区域躲太阳。建筑外围的花坛里，开着不知名的花，曾经吸引我走到近前观察。繁茂的枝叶间，一簇簇花朵小小的，香香的，白色单瓣，黄色花蕊，像玫瑰，但是又如茉莉般大小。去年，花坛边有位坐着的满头白发的老人告诉我，这是Original Rose，经常看到的大朵玫瑰都是从这样的花繁衍培育而来。

游行队伍一拨拨从夹道欢呼的人群穿过，最拉风的应该是例年殿后的老爷车车队。各色各款令人炫目好奇的老爷车，一辆接一辆从主街驶过，驾驶座坐着大都是头发花白但精神抖擞的退伍老兵。有热情地跟路边观者挥手致意的，也有目不斜视酷酷而过的。

这是美国致谢纪念军人的节日，也是各种纪念活动的日子。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周一，各地都会有各种形式纪念活动。虽然随着时光的推移，有些人把这个节日当作家庭纪念日，以此悼念逝去的亲人，有些人过成了购物节，因为各大商场都会有折扣活动。但这种附近官方联合举行的固有的游行活动，使高地公园以及附近的居民都对这个纪念日保留着传统的记忆。

只是今年的这个日子，没有一早如常的声响，没有呼朋唤友的热闹，没有游行队伍的的喧嚣，我们用寂静来纪念疫情中人们的失去，纪念曾经发生的勇气和感动，纪念平常人不平常的坚忍和期盼……

想起附近的Molimock-Graff Park，就掩映在居民住宅中间。大树环绕的园子里面有几处木桌椅，有一个半围起来的小球场，有两处孩子们的Playground,秋千滑梯是孩子的乐园，承载着附近孩子们的童年记忆。靠近园子中央，两颗老树下面的碑文，镌刻着两位救火献身的消防员的故事，公园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虽然孩子们并不会注意这些过往古早，但公园的名称却朗朗口传。往年的今天，碑文处都有人呈献鲜花花环纪念他们。每每立于树下，读起密密麻麻的碑上文字，总有隔着时空看到火场勇士的恍惚。疫情前，公园是每日必去的，最近很少关顾了，但对它那里的一草一木的记忆，却越发清晰了。

我们的这个多元化的自媒体时代，值得留下的记忆的确很多，能够留下来的记忆也的确不少。几乎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或深或浅的记忆珍存，只是，很多年以后，今天记下的这些还会不会有人看到？

日子还是一样的过着，每天的繁复或者惊喜都将是过眼烟云。记下的且记着，忘记的，如果留有痕迹，一定还有机会再想起，就如同那些开过的花儿，飞过的鸟儿，感动过你的人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