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成勇 《油菜花》是一幅油画静物，见于一种挂历封面。封面有手写题言：“老夫无他物，送尔一案春——居平”。老画家王居平先生女儿王乔女士赠，时在二０二二年元月。 王乔在崇文书局（湖北辞书出版社）建社时任美编，退休时在湖北美术出版社。我到崇文书局上班，邀请她回来主持美编室，为一大套图书“剪裁”书衣，整体风格统一，每册都有变化，体现图书内容，大家一致称赞。后来有几种图书，或一起组稿，或居间协调，或到印厂解决技术难题，出力挺多。她为人热心快肠，个性活泼开朗，富有感染力，且富正义感，大家都称她乔姐，足见人缘很好。装帧艺术大师张守义曾为她速写造像，浓眉大眼，开心大笑，极为传神。擅观察，善模仿，或坐或立，二三个动作，一两个表情，就能把某人特征，拿捏得形神兼备。这种艺术秉赋和能力，颇使人揣想，究竟是先天造就抑或后天练得？或有家族影响？那时冗务繁多，未便探问。有天我正拆封作家徐鲁寄赠写徐迟的港版新著，乔姐来谈事，取书翻阅一过，悠然说，在沙洋“五·七干校”，与徐家两代人都关系深厚。我则说，熊召政、徐鲁两位先生曾带我去水果湖拜访过诗人，当时宾主俱欢，岂料不到半年，诗人就振翅飞天。 有一天，我记得是二０二０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乔姐与同事谈天，手持一书，正是我参与责编的美术笔记本《赏画》(中国卷)，空白处写满钢笔字，我取来一翻，顿感兴奋——这套笔记书策划立意，在于可赏可读兼可写可画，有人施墨纸上，就契合出版目的——只见书中抄有很多古今中外绘画大师名言，又有一些个人读美术理论体会。首先触目，便是郑板桥题画竹夫子自道：“其实胸中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于是磨墨展纸，下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之乎哉？！”乔姐说，这是父亲所为，年逾九秩，住养老院，写写画画，日课不断。我庆幸这种笔记书有了一个最好的读者和使用者，请她便中拍一些照片发来。不久，十数帧照片发来，另有徐迟致“居平、朱仪、乔乔”书翰手迹一通，纸短情长，且富诗意，信息量大，令我惊喜：原来，乔姐父母先落实政策，离开干校到鄂西北工作，母亲（画家朱仪）分配郧阳地区新华书店，是我不曾谋面的前辈店员；乔姐在十堰一中就读，招工到二汽工厂，后来考上大学学美术；父亲则分配到郧阳地区群艺馆——王居平先生是这样引起我高度关注。 “乔乔的学校安排好了没有？不要忘记我们在屋西溪边的谈话，……当时有白鸭彩鸡十六只在场可以作证，要有决心这样做啰！那末，做起来吧！要‘认真’！”小文中说徐迟信“且富诗意”即指此。 一个月后，“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潜蹑着，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着，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这段话引自欧·亨利短篇名作《最后的常春藤叶》，用来形容新冠病毒肆虐武汉，颇为形象和恰当。当然，情况远比欧·亨利叙及情形严重许多，困居家中，每天都会为武汉拯救与抗争的各种人、事所感动。 二０二二年元月，武汉仍处在各种管控措施之中，乔姐快递寄来一本挂历，十三张月历画中，有若干幅旧画，已见于《王居平画选》，但这幅封面画《油菜花》从未之见，应是新画，与几个朋友微信交流，得知是老画家在养老院路边检来插瓶，并对之调色作画。这幅画，是画家自己满意的近作，却也是最后一幅油画。 背景着色由蓝绿构成阴郁气氛，有理由推想作画时已近傍晚，天气恶劣：“与夜晚同来的是北风怒号，雨点不住地打在窗上”（见《最后的常春藤叶》），每滴冷雨都满含恶意，每阵寒风都居心叵测。木案一角色呈深褐，案上一盘光影灰暗，盘里盘外，各置一暗绿半透明劣质玻璃瓶，晦暗包围之中，凭借或立或欹两把青绿瘦枝，大群金色小花兀自绽放。花开得欢闹恣意，生机盎然，好象不是两丛油菜花，倒是一片笑声：轰然而起，兴高采烈，一阵清丽婉转，又叠加一阵高嗓朗声，细辨有春阳下蜜蜂振翅之声，再辨有雨檐下翠鸟跳跃之声，一枝斜逸，应是“仰天大笑”而出，几朵翩坠，或是“心轻一笑”而落？好一个“送尔一案春”！这幅画，主旨是满怀希望迎春来，固然如板桥所言，有意在笔先之定则，画家笔下之花，已非眼前之花，而是心中之花。彦悰所谓“触物为情，备皆绝妙”，却又是不同观赏者趣在画外之化机。在我，则化视为听，听见春天。 那时我正苟且偷生，“偏安一隅”，惶恐莫名。这幅画出现的时机，不得不使我想起《最后的常春藤叶》：年青女画家琼珊身染肺炎，感觉沉疴难起，每天数窗外墙上逐日减少的常春藤叶，跟同室女友苏艾说，最后一片叶子飘落时，她就该离去了。医生无奈地说，“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同在一楼的老画家贝尔曼知道琼珊病情后，冒着风雨，连夜搭梯子悄悄在墙上画了一片绿叶，画得逼真，正好在藤蔓处，而且叶缘已经泛黄。结果当然是这片”绿叶”在瑟瑟风中始终不落，而琼珊的病竟渐渐好了，又重新打算去加勒比海海岸画海。 武汉人和武汉市，疫情期间被称为“英雄人民英雄城”，在我心目中，王居平先生就是贝尔曼式老英雄。我受这幅《油菜花》的感染，很想写写这位老画家，表达一下敬意，却一直没有动笔，我想，画家既然在郧阳工作生活过，一定会有些“蛛丝马迹”与我的关切相勾连并成为一种缘份，从而使我起兴下笔。果然，最近一些相关信息接踵而至，先是，竹山县熊昆老师（教过我一堂美术课：画头像的规则“三停五眼”）在《堵河》杂志载文说，曾师从王居平先生学画：先生曾多次到过竹山，并在田家（今上庸镇）、擂鼓等乡镇辅导绘画与泥塑；接着，我从冷摊寻来《王居平画选》，从中发现有几幅竹山题材画作，如油画《竹山堵河小景》，炭精画《山区女教师》（有题识标记为竹山），都令我这个竹山人欣喜，因为故乡正是我的关切；紧接着，又听说竹山后生许东，幼罹小儿麻痹症，行走拄双拐，立志于绘画，报考湖北美术学院，先生时任学院教授，斡旋助其破例录取。许东毕业后，以工艺美术专长在印刷企业工作，现在武汉创作、课徒，且颇有成就。竹山一中七七级高二（四）班学生都认识许东，因其姐姐是同班同学。最近，正值竹山《堵河文艺》创刊五十周年，见到老作家罗维扬（曾任《今古传奇》杂志主编）刊于竹山县《堵河文艺》公号文章，提到王居平先生四十年前为《堵河文艺》设计封面旧事，罗老师颇为动情地设问，“他老先生还健旺吗？”我急忙给乔姐打电话，得知老画家今年九十七，有小恙住院，却无大碍，总体健康。乔姐还发来湖北美术馆新近给老画家送画作收藏证书的视频，果然精神矍铄。我又急忙把这些情况转告罗维扬老师。如果没记错，我的唯一一篇所谓小说，就发表在这位老画家设计封面、罗维扬主编的《堵河文艺》上。 在郧阳工作期间，王居平先生还戴着“摘帽右派”帽子，经常到各县辅导美术创作，上述点滴竹山事迹和留痕，说明只要心中常怀春天，身份贬谪并不能禁锢艺术生命如花绽放，同时印证原竹山县老县长闫进忠先生精辟论断：“贫困山区文教卫事业得益于‘臭老九’时期”，此所谓士子不幸而山民有幸，此亦所以潮州有“韩江山”而黄州有“文赤壁”。“所以切不要悲伤”。 如果真有一个平行时空，欧·亨利或许正埋头改写《最后的常春藤叶》，欧·亨利式结尾仍然精彩：为让琼珊对生命怀抱希望，老贝尔曼画“最后一片绿叶”时，不敌风寒，也染疾送院急救，由于病患骤增，医院一片忙乱，护士或护工，弄错了病历牌，噩耗其实是讹传，老贝尔曼没有死，一直幸福地活着。有人看到琼姗和苏艾陪着老画家在加勒比海岸某沙滩作画，并用一个中国年轻诗人的名句署题画作：春暖花开。 二０二四年元月十八日（农历腊八） （原载公号“佣书斋”，获作者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龚明德 流沙河比艾芜年轻十七岁，属于两代人。流沙河出生时，艾芜已经结束漂泊流浪生活，在大上海成为了“左翼文坛一新人”。流沙河因《草木篇》暴得大名变为全国上下大力批判对象的时段，没有见到艾芜写过批判的文章发表。流沙河在金堂老家锯木板钉包装箱糊口养家时，艾芜也在成都受难被管制着。两人的面对面交际，粗略地估计，只能在他们双方都定居于四川省文联宿舍的时段，也就是所谓“改革开放”以后了。 查艾芜已经公开出版的日记，写及流沙河的一共只有以下九次。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应韩素音之约，同流沙河、刘俊民、黄化石去锦江宾馆同她开座谈会”。再从其他渠道了解情况补充后得知，这一次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负责人三个和四川省外事办的人，中午韩素音请吃午饭，共坐两桌，十五六个人吧。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下午三时半，同高缨、黄化石、流沙河、刘俊民到锦江宾馆去会刚来成都的韩素音，这是约定的，同她谈文艺的许多问题。晚上由杨超设宴招待韩素音及其丈夫陆文。我们作陪，九时回家”。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七日，下午“请流沙河译英文信，是继湘拿回来的，是日本人写给少儿出版社的信”。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也写着，“为艾芜译一封英文书信”。继湘，就在此时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的艾芜之幼子汤继湘。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晚上流沙河的爱人何同志和钟文来访，为香港一家画报索取照片”。查流沙河的私人记录，这天晚间他因晚餐喝冷啤酒而导致肠胃不舒服，所以才让其“爱人何同志”带领成都大学的老师钟文去艾芜家，帮香港辜健主编的《良友》画报索取艾芜的照片。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何洁来约我参加川西小说促进会会议”，“约九时半，流沙河、周克芹来邀，一道去参加小说促进会的会议。大家所谈的，是提出了川西小说不发展的各种原因。我就创作讲了话。会后到华兴街盘飧市吃午饭。大酒大席，未免奢侈了点”。查流沙河的私人记录，他这一天写着“上午参加小说促进会的讨论会。中午聚餐在市美轩。下午未去了”。看来，“华兴街盘飧市”也叫“市美轩”，成都豪华进餐的去处之一。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到文联大楼开党小组会，这次由我提议开扩大会，非党员作家王余、杨禾、张幅、流沙河都参加了”。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写着“上午参加刘俊民小组讨论文学现状”，原来并不是艾芜主持党小组的这个讨论会，而是中共女党员领导刘俊民负责这个党小组的活动，艾芜属于这个小组的成员。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时任馆长“杨犁去看周克芹和流沙河，我陪他去”。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也写着“下午艾芜前辈引北京现代文学馆馆长杨犁来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到香港林真的来信，说他创刊的《文学家》将在明年三月出版，要我为他写稿拉稿。下午去找了周克芹、流沙河等，约他们向《文学家》投稿”。这一件事情，流沙河没有记录。 艾芜日记中记录的第九次有关“流沙河”的段落，不是他和流沙河共同出席活动或者互相走访，而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艾芜会见南斯拉夫笔会秘书长巴格丹·波加契尼克时听他转述“韩素音向他说过到成都应看看艾芜和流沙河”的话。 流沙河和艾芜双方都没有专门的文章谈及对方，他们的直接交往和共同出席活动肯定不会只是艾芜日记中写到的这么八次。我已经发现一次很重要的活动，艾芜和流沙河等同时参加了，但是艾芜的日记却不写出“流沙河”等人的名字。这次活动，就是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早上八点“乘车去金牛坝，参加省政府举行的春节联欢会，共有六百多人。还有邓小平、王震来参加。散会时，邓小平出来，经过群众面前，样子沉静而又喜悦，显得很健康”。查阅流沙河的私人记录，方知道这次同艾芜共坐一车前往金牛坝宾馆的还有李友欣、周克芹和流沙河，近午结束活动，流沙河写的是“看见了邓伯伯”。李友欣，是当时的四川省文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一天是除夕，即农历大年三十，普通民众最为看重的一个节日，第二天就是正规的“春节”即正月初一。 还有一次，事情很普通，但是艾芜也是没有如实在日记上写出“流沙河”的名字。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艾芜的日记写道：“《百花洲》的编辑金锐、王中朝来约稿。”要非常熟悉当年文艺刊物分布及其编辑情况的人，才知道艾芜这里的记录不确。《百花洲》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艺双月刊，该杂志编辑部这一年的编辑中并没有“金锐”和“王中朝”。好在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写着：“下午郑州《百花园》的王中朝与金锐来约稿。小小说。引他们去找艾老与别的人。” Continue reading

文/ 黄成勇 早在《开卷》创刊之前，记得是一九九八年，在陕师大校园与宁文先生初见。徐雁先生主持“华夏书香丛书”首发，我们同为编委，一起与会。有一些共同点，除都喜欢读书外，都是六十年代生人，都没有堂皇学历，第一职业并非文化工作，还都喜欢“叨陪末座”，故每参会，除情非得已，遇纵向排座而择其后，遇横向排座则择其偏，于是这次会议有一帧合影，他以年少略显青涩、我以年轻已带暮气并坐摩肩且偏于一隅，共同见证徐雁先生“不信书香唤不回”从理想到实践，被我留存至今。 过两年，《开卷》创刊，若说没有功利主义，则我难以予信。那时蔡总玉洗先生以译林社社长兼凤凰台饭店总经理，《开卷》应是“文化凤凰台”的有机组成部分。搭台唱戏，各有分际，凤凰台上，《开卷》或不过为“舞美”，可视之为“末”；凤凰台外，《开卷》有独立文化品格和卓异文化个性，可称之为“本”。本末可以倒置，随机换位：以本换末，是取得生存发展资质，变末为本，是刊物自身具有内在动力。这，我猜度是蔡总最初的设定，《开卷》生命力也因此坚韧持久，抗得住时移事易的颠簸。换手宁文，未详“换手率”何时达到百分之百，总之后来一手独裁，遭遇更多困难坎坷，但也愈加生机蓬勃。所谓困难坎坷，是背后没有企业依托，生存日艰，这从邮寄信封变化多端可以推知其困窘，多年以来，我所收《开卷》，见到过译林社、凤凰台饭店和《译林书评》信封，也见过邮局过期废弃贺年卡封，有一时段用南京某工厂信封；一些年一期一寄，一些年两期一寄、最多时四期一寄。但是，信封一直都是“长枪大戟”宁文手书，里边总是装着端正素净的刊物，内容总是保持一贯的上乘水准，随机抽读总是使我开卷有益，而列在“开卷文丛”“开卷书坊”名目下的图书逐年增多，渐成大观。此所谓生机蓬勃者也。 读宁文新著《写在开卷边上》，想起上述这些，同时又想到前些年，有人采写报道宁文时用的标题：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种意象，未详习水墨画的宁文如何泼墨写意，揣度他会避实就虚，必不欲在“所来径”上去刻意着墨。而这本书，记述文稿、书稿编辑工作实务，与诸文化人交往实录，却又无法渲染“横翠微”，倒可以工笔细摹“所来径”。果然，与宁文以往多册著作一脉相承，全书语言平实，记叙翔实，所写尽为书人书事，于《开卷》和“开卷文丛”“开卷书坊”，虽曰“写在边上”，实则倾情其中。令我生出许多感慨，择其要是： 一，《开卷》是一支温暖的手，抚慰了无数落寞的文化心灵。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书》杂志曾推出“读书无禁区”专题讨论，响应改革开放的实践理论，未几，三联书店又推出书话系列图书，使书话这种颇具新意的文化散文一时读写两旺。此后直至九十年代，许多大报辟读书副刊，更有多种专业读书类报刊问世，编、写、读诸方共同助燃书话热，代表着阅读风气在国内形成。当许多报刊读书阵地逐渐由商业广告换防之际，一批有能力、有识见、有品位的民间读书报刊应运而生，客观上接力官媒副刊，继续提倡读书，而又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得到一批读书人的认可和拥护，盖因他们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也正手足无措，备感落寞，文化心灵无处安放，流沙河先生曾把这种现象譬之为“甘瓜苦蒂”。这些报刊中，虽优长各具，宁文主编的《开卷》无疑是翘楚和旗帜。本书《<开卷>十五岁，翩翩少年矣》一文中，开列了一个长长名单，可以看到《开卷》作者队伍庞大而又显赫。这些专家学者和作家，本也是大小公共报刊争相组稿的对象，但很显然，他们更愿意给《开卷》之类的民报民刊供稿，何以故？也许因素原有多重，就刊物说，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是其一吧？就编辑说，虚心向学、尊重文化又其一吧？就作者说，堪托文稿（包括心事），视为友朋（甚或知已）又其一吧？宁文依托《开卷》，广泛联系作者，陆续结集“开卷书坊”九辑数十种图书，如果加上以《开卷》为名头的图书如“开卷书坊”，应有百多种，均以一人之力策划组稿，联系出版，而且颇获好评，在多年“出版难”现状下，堪称一个文化奇迹。某年出差南京，宁文曾向我谈起此中甘苦，说最关健是要找到（三观相同的）出版社社长和责编。这固然说明“吾道不孤”，作为业内中人，我深知这须“踏破铁鞋”。因而，倘有机会与出版“开卷”系列的诸责编和社长见面，要请他们受我一拜。上海彭卫国先生、湖南丁双平先生，都曾当“开卷文丛”“开卷书坊”的东家，曾有一见、二见之缘，再见该当二拜三拜了。 书中长文《缘为书来滋味长》述编、读经历，其中说及编“开卷文丛”第二辑时，收入当时并不为读者广知的谷林、李君维二先生文稿事，使我想起某年往访谷林先生，坐在书桌一侧木椅上闲谈，先生示我一信，正是宁文“长枪大戟”约书稿信。那些年，我办的报纸托庇于先生，常得惠赐文稿，正谋划为先生做点事，不意宁文捷足先登，次年便见到《淡墨痕》。这里要说且宁文并不知道的是，正是他这封约稿信，间接催生了谷林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书简三叠》。其实，何止谷林和李维君，多年来纳入“文丛”而声名并不彰显的书话作家，为数委实不少，如湖北的王成玉先生等。 书中记与黄宗江、黄裳、锺叔河、李文俊、流沙河、周退密、褚钰泉、蔡玉洗、韦明铧等文化人交往诸文，虽大多记事，直陈事务，殊少抒情，但就是在这些日常琐细之间，流露出真情。一种尊重文化、亲近文化的温暧情怀，在读者展卷时，自会感知有如和熙春风一样的热情拂面而来。 二，《开卷》是推动摇篮的手，促使民间阅读活动茁壮成长。《写在开卷边上》有关涉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文章多篇，为之前宁文著作没有提及，而在此书集中呈现，是崭新内容。读《民间读书报刊年会缘起》，使我不期然想起温庭筠那首《商山早行》。犹忆二００三年年末，由蔡总与宁文在南京以《开卷》名义发起民间读书报刊讨论会，可不就是“晨起动征铎”？然后一路逶迤前行，连绵不断，至今秋成都年会，忽焉年已十八，成一茁壮小伙了。就此回望，恐只有早行的人，如蔡总、宁文及最初几届招集人等，才能赏及“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而一众为年会倾心倾力的主事人、参与者，自然堪配欣赏“槲叶满山路，枳花明驿墙”的明艳。这个并无严密组织和控制规则，却颇具吸引力的民间读书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和支持，说明初始设定健康、运行机制良好，后续动力十足。最近，有家文史刊物关注及此，询民间读书年会社会意义何在？我答以一是及时因应社会，契合各地全民阅读活动，通过新书分享会、专家读书论坛和讲座等形式，倡导读书爱书，推动阅读风气的形成；二是积极介入当地文化建设活动，如书店、书院、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等，得到当地党政部门充分肯定。如本次成都年会，就与成都市打造“书香成都”“书店之城”无缝对接，故而受到成都市委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三是促使上承“诗话”“词话”，下开“书话”先河的中国书文化随笔写作，达到空前繁荣。在民间读书年会中人（包括经常与会的书商、出版社、书话作家群、媒体人）直接作用下，国内公开出版书话类著作达数百种。四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以外，先有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解放农村生产力，后有民营经济崛起而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有包括读书年会之类众多民间文化活动兴起，证明社会发展自有其经济文化不可偏废相悖、最终须协调发展的逻辑，而民间读书年会的发起、发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宁文以年会协调人常打理会议事务，故年会召开时每在台上；我则仍沿陋习喜欢“偏安一隅”。不意第十八届年会闭门会议环节安排坐在一起，分任主、副主持，坐得近，打量一下，已不复再有当年青涩，头上竟已霜花点点，我已是“雪染的风采”。这一次并坐摩肩，不意又见证了年会主办权的激烈纷争。这令人大喜，试想，年会若没有丰厚内涵，何来强烈的吸引力，因而凭谁来争？因此要恭喜蔡总、恭喜宁文。 《写在开卷边上》收入部分书友谈《开卷》“开卷文丛”及读书年会的文章，约占四分之一，可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宁文的工作。而有些评议未收入书中。 如，川文社老编辑、川师大教授、被称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福尔摩斯”龚明德说，宁文做成的事情，太不容易了，完全可以作为“成功学”的案例。 又如，作家、画家、独立图书出版策划人、被称为“中国的毕加索”彭国梁说，宁文的经历可以成为当代“励志学”的典范。 再如，一直致力推广全民阅读活动的南大教授、学者徐雁说，在民间读书报刊办刊人员中，最具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精神且成绩斐然者，唯白下宁文和历下自牧。 宁文为文不事雕琢，不尚文饰，如结绳记事般有简古之风。在内心深处抱朴守真，精神素淡，心灵清洁，不事张扬，默然劳作。我尝言，在读书年会的朋友中，有三个人微有驼背，龚明德、董宁文、马国兴。这是长期为人作嫁的结果。偶尔与宁文闲谈，颇有一些体已话，他说，现在把什么都已看得很淡。我表示理解，深知人有多少做事热情，同时也便会面对多少凉薄。待读完《写在开卷边上》，我发现并不尽然，正如谭晶所唱，总有一个心愿不能忘，总有一个热爱不能凉。人没法把什么都真正看淡，比如读书、比如爱书、比如像宁文这样，倾尽全力帮助读书人和爱书人。 Continue reading

文/ 胡发云 1949年之后，一个没有单位没有组织的人，是孤独又可耻的，连媒人都会这样跟女方家里说：“这小伙子的单位好啊，大国营的，铁饭碗，他一家人都是在组织的。” 1984年，终于有那么一大批人，遽然间就把单位、组织抛弃了。所以，我的台历上，才会有那么多各色人等，在本该规规矩矩上班的时间里自由自在来来往往。 前不久，画家尚扬的一帮年轻友人，要我为他的八十大寿纪念册写点东西，我就是从一次大聚会写起的。 和尚扬相识已近四十年了，为写这篇文章，我想回溯一下我们当年最初相逢的缘起，找点原始佐证。人在欧洲，资料大多在武汉家中，只在电脑上找到一段录音——1985年正月初五，一大帮朋友携妻将雏，来我家聚会，当年这一天的台历上也写下的数十个字：“从十点钟起，陆续来三十余人：张志扬、唐小禾、尚扬、易中天等夫妇及孩子。中午只好吃‘鸡尾酒会’式午餐。站着，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瓜子壳及苹果皮。” 台历上的来宾省略了一多半，现在能从录音中听出来的，应该还有曾卓、邓晓芒、周翼南、皮道坚、萌萌和她的先生肖帆。许多年来，这类聚会大都是萌萌张罗，肖帆买单——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生，肖帆在老校长刘道玉的鼓励下毅然下海了，边学习边经商，挣的钱，很大一部分供萌萌为青春友情挥霍。 当时我刚买了一只烟盒大小的索尼袖珍录音机，便随意拿它录了一盘，正反两面共一个小时。没想到那一次随性的试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原始资料。这段近四十年前的录音大多听不太清楚了，人多口杂，又说又唱又笑又闹，有时还是一帮人同声喧哗，想分辨出谁说了什么话谁唱了什么歌实在不易，但有一个人，不论他是说是唱都能听得清楚，因为此时大家都会立马止声，聆听他一人的独角戏——这就是尚扬。他用黄陂话孝感话普通话南下干部的山东话河南话中央首长的各自方言……讲各种各样的段子，用地道的地方腔调唱鄂西北民歌或刚刚从那里学回来的陕北民歌山西民歌……每每都赢得哄堂大笑或阵阵喝彩。连后来成为央视名嘴兼黄段子高手的易中天，此刻的戏份也不多了。 八十年代，中国开始了一段不期而至的惊蛰期，花草甦生，林木争秀，花鸟虫鱼龙蛇虎豹都出来了。在社会交往上，人们同声相近同气相求的本能，冲决了多少年来以单位学校街坊邻里血亲姻亲一类人际关系场域的局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本原八竿子打不着一辈子也撞不到的朋友圈。 初五聚会这个圈子的源头，应该是在老诗人曾卓那里，1980年前后，我认识了这个诗的刑徒，爱的受难者。也很快就认识了他的女儿萌萌——她与我同龄同届，有许多相似的生活经历与心路历程，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历经磨难，承受过常人不可想象的重击，却依然活在自己单纯的遐思与妙曼的梦想之中，并以她独特的禀赋与感受力，在诗与美学上获取了独特的成就，并让自己在其中得到了永生。这一切，她去世之后浩如烟海的纪念文字可以作证。 从后面的台历记录来看，这样一个为哲思与诗情而活着的女性，当年也曾为这股经济改革的大潮弄得春心荡漾，好几处都记录着她和唐小禾的夫人、画家程犁一起策划创办服装公司事宜，这两个热爱服饰的女人，为找到了一个自己最爱的行当初试牛刀而兴奋不已。其他许多初露头角的学者作家编辑教师文化人，或蠢蠢欲动，或已经跃身入海并大有斩获，公司做得风生水起。 这个长江中游生活中庸且各方面都中不溜的三镇古城，此刻成为中国不可小觑的风水宝地了。邓家的大公子在这里开了著名的康华公司，胡家的大公子在这里行公务写文章参与各种官方或民间的活动，东西南北的各路神仙也都蜂拥而至…… 这一年，有两份可以进入史册的刊物同时在这里诞生——《美术思潮》和《青年论坛》，我许多当年的师友或后来的同道都参与或推动了这两份刊物的横空出世。《青年论坛》创刊号的开卷雄文就是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现在侨居美国的胡平又放出关于自由的另一响炮声《论言论自由》——要知道，一年前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寒意未消。那部引发这场运动的电影《苦恋》依然在囚禁之中，它的作者白桦还带着无形的脚镣就开始为这家刊物撰稿了。 三十年后，也移居美国的友人高伐林回忆这份仅仅存活14期便兀然倒下的刊物时，曾这样说过： “当年我也曾经为这本杂志付出过一些辛劳，也多少担了一点风险（记得有段小插曲，是接替胡锦涛担任共青团中央一把手的宋德福，1985年年底时查问：《青年论坛》的封二标出“鸣谢”，其中称得到团中央等等机构的支持，团中央是谁表态支持了？要查一查，如果没有人表态支持，该刊就是冒用团中央的名义！后来我就此做了口头说明，才不了了之），当然那就更不值一提了，明华心细，凡对《青年论坛》做过贡献的都一一写到，也不忘在此文中提了我一笔。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文中提及很多当年一起办刊者、文章的作者，后来沿着不同的方向、轨迹，今天已经有了迥然相异的坐标，感慨系之。谁能预料，其中竟有人拥有了多少百万、多少千万乃至多少亿身家，甚至有人成为毛泽东的外孙女婿，有人在党政权力机关升到高位掌管一方重镇，也有人长期默默耕耘，很长时间我都未得他们音讯，看李明华的文章才知道他们已经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巍然成家；也有人流亡海外（我知道的至少就有五六人之多），有时见面或者通信，他们与我也会一起怀念起《青年论坛》时期的青葱岁月。想起那时不为名不为利还担风险担责任的日子，都不由得感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出现过多么明朗、多么充满希望的前景！”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东 年前，谢湘赠我一本李明华的新著《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我边读边想，心绪难平。 1984年末，《青年论坛》横空出世，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当时，我就非常关注。因为我在山西社会科学院《晋阳学刊》当编辑，和李明华算是同行。《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热心改革，很快和李明华建立了联系。我十分羡慕湖北社会科学院的同龄人，竟然干成了这样一番大事业，暗自想以他们为榜样，步其后尘。1987年初，《青年论坛》过早夭折，我又为之扼腕。 从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转型的起步期。新思潮喷涌而出，呼唤着本土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青年一代最有生气，要登上前台，扮演先锋角色。当时没有互联网，纸质报刊是展示思想的不二选择。最初，体制外的民办刊物、体制边缘的大学生刊物，已经试水，遭到权力重创。以更具合法性的方式，寻求体制内生长，《青年论坛》便是探索的先声。 如同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有其缘由，《青年论坛》诞生于武汉，也是各种机缘凑在一起的结果。此前，刘道玉已经在武汉大学拉开改革大幕。李明华、王一鸣从武大毕业，供职于湖北社科院的《江汉论坛》。《江汉论坛》本身要寻求破局之道，王一鸣便提出青年理论刊物的创意，与李明华一拍即合。办刊设想一出，便与胡德平取得联系，得到他倾力支持。胡德平的介入，具有特殊意义，他既是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湖北巡视组巡视员，参与当地改革名正言顺，又是胡耀邦的长子，给当地官场留下诸多遐想。湖北省和湖北社科院两级领导，既有创新的真诚支持者，如院长密加凡把自己的办公室腾给“论坛”使用，也有惮于胡德平身份者，他们都开放绿灯，让《青年论坛》很快呱呱坠地。新松恨不高千尺。《青年论坛》生逢其时，甫一问世，便立于时代潮头，聚会群英，让思想之光辐射全国，惊动海外。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87年1月，胡耀邦无奈辞职，《青年论坛》随之停刊整顿。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权力这才现出本相。回忆录写到这里，进入最为耐人寻味的篇章。 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青年论坛》跨越四个年头，实际存活不足三年，出刊14期，发表近300篇文章，有200多位作者亮相，搅动了一池春水，乃是当代改革史、思想史、文化史上抹不去的事实。刊物运行时，就出现过不少反馈。刊物夭折后，有人写出长篇纪实。后来，还有不少回忆文章。钱理群治当代思想史，为《青年论坛》写出六万言。有人想把《青年论坛》写进《中国期刊史》，有人以研究《青年论坛》为学位论文。这都给当事人以欣慰。 然而，来自外部的评介和反馈，不能代替内部的证词。我一向认为，曾经处在思想漩涡中心的报刊主事者，应当留下回忆。这不仅事关个人的尊严，而且事关历史的存废。 90年代，钟沛璋先生创办《东方》。《东方》夭折后，我曾向钟老建议，撰写有关《东方》的回忆录。他写了，可惜篇幅较短。 沈昌文先生曾经主编《读书》，退休时并不心甘。我也曾建议他写回忆录。他写了，篇幅也不长。后来和张冠生完成了口述自传《知道》。 杜导正先生曾经创办《炎黄春秋》。被迫离开时93岁，写回忆录已经力不从心。但他留下了日记。 李明华关于《青年论坛》的回忆录，是我早就期盼的。应当说，他的写作条件更好。相关史料丰富，查找相对便利；相关人员大多在世，寻访难度不大。李明华有年龄优势，《青年论坛》停刊时，他不满40岁，现在70多岁。杂志挨整，他本人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他在1987年夏天便考取武汉大学博士生。他的求学过程，书中有生动记载—— 收到录取通知后，湖北社会科院不放人事档案。在当年9月底的国庆宴会上，导师陶德麟见到省委副书记钱运录，说：“我招了一个博士生，却不能入学，请书记出面做做工作。” 钱运录问：“博士生是谁？” 陶德麟说：“社科院的李明华。” 钱运录说：“哦，那是我的朋友。为什么？” 陶德麟说：“你问问老夏。” 在场的湖北社科院院长夏振坤说：“《青年论坛》还有些事没有了结，李明华不能走。” 陶德麟说：“不能因为《青年论坛》的事就不让他读书。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是受法律保障的。” 钱运录说：“老夏，武大离社科院有多远？不就两三公里路嘛？李明华能跑到哪里去？你放他走。” 一番周折后，李明华迟到三个月，终于入学，平安转轨，保持了个人的学术空间。 2020年，新冠疫情把李明华困在大洋彼岸，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宅居女儿家中写书。他终于完成了这部厚重的回忆录，主体部分约40万字，加上附录超过50万字。笔底流出的那些亲身经历、鲜为人知，于史无载的细节，极为宝贵。他最后畅开笔墨，反思了当年的盲点和局限，讨论了历史的教训，展望了当下思想市场的变幻，这些方面，他超越了其他名刊的社长主编。他尽到了一个历史当事人应尽的责任。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就是在描述80年代宏观背景时，某些史实还须核订。 瑕不掩瑜，我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与更多的读者见面。 （以上内容选自“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图文：落子 上世纪1984、1985、1987的三年里，我每年都要请两个月的事假去云南畹町-弄島一线采访与搜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料。 基本上走的是“田野调查”的路数，其间多次从“一公里”处，淌过瑞丽江，留宿住在棒赛-缅共北方军区所在地，也是缅共创办的经济特区。 虽然那时官方正在迅速抛弃东南亚各国的反政府武装组织，我那时还是热血沸腾，满脑门想的是支援世界革命，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受压迫的人民”。 在棒赛是住在缅共一位营长家里，在缅共贵开县长家里也住过，但在街子上的客栈住的时候要多一些。 每天就是背着画夹到处逛悠，逮着人就给他画一张，然后就是吹牛、谈天。 总是寻着机会，猎奇般地与毒品贩子、玉石贩子、烟花女子厮混在一起。 特区上的头面人物也乐得带我去给北方军区的上层免费写画生肖像。 那时最想去看望德钦巴登顶主席，他已在缅共中央大权旁落。一位昆明知青应允开摩托车载我去白云深处某地营盘。 现在缅北老街四大家族之一的刘国玺，那时是缅共政治局委员、财政部长。镇长带我去郊外他家，他的老爷子蓄着长长的胡须，见面端着烟枪就说：吹一口… 我自认为是一个有文化、有信念的革命青年，对黄赌毒是永不沾的，牛虻、马志尼、加利波的是我年青岁月的榜样。 我给老爷子画了一张肖像，便匆匆离去了。 缅共的高县长对我讲： 小傅，你不要再来了，这边太危险。 这特区所在地，有多种武装势力，缅共、老缅(政府军)、国军、山头部队(佤帮等)、地方武装(各部头人)。 这里做任何事都会要报酬的，你到处免费为人画像，各方面都会引起怀疑的，这边对间谍的处置最是残酷的！ 我见过这边的地牢，见过枪兵押着俘虏做苦工，也听闻过太多“肉票”的酷境。 终是念念不舍，打了长途电话，叫家里汇过来路费，买票返回汉阳了。 还是恋恋不舍，再下一年，我又去瑞丽探访。 在路边一个小店里，偶遇棒赛缅共的高县长，听到缅共彻底复灭的故事。 高县长是缅族人，年轻时在邻国北方受训，后作为干部派回缅甸搞武装革命。当年也是满腔热血，这次再见，垂头丧气，恨恨不已。 他的太太是贵州凯里人，被“配”到缅甸与他成婚。我在他家见过他们漂亮可爱的女儿，女婿是白白净净的昆明知青(也参加了缅共)。 高县长在缅甸被通辑，回到中国，全家老小又不被承认中国国籍。 再过两年，高太太朱青到武汉来看我，她在凱里公交公司上班，现带了一些珠宝戒面来内地，看可否做点生意。 再过两年，我还是此心不死，满腔的热血总在沸腾；那一年的五月，我终是站在年轻人一边，站在弱势人群一边，站在正义与良知一边，无畏地面对排空而来的浊浪。 求仁得仁，命该如此！ 只是可惜了，不想连累诸多人等，那个时段把历年的日记本全数烧毁了。 现在老朽残躯，记忆力更差，想记点什么，可弥足珍贵的吉光片羽却大都消失在岁月的尘与土之中了！ 记于汉阳之晨2023.11.5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邢 今天，读到章德宁的长文《二十年前事——回望《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创刊》，十分感慨。她回忆20年前接手主持《北京文学》，遭遇财务困境，历尽千辛万苦，为杂志闯出一条生路。章德宁和她的先生岳建一，都是卓越的文学编辑出版家。这篇回忆，为当代文学期刊史，留下了沉甸甸的一页。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位文学编辑出版家，她就是《江南》主编袁敏。袁敏著有《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是一本颇有深度的回忆录。但还没有见到她回忆自己主编生涯的文字。 我在今年3月8日，曾经发表《三八节前话《如焉》》，谈到2006年4月武汉市文联在东湖举办的《如焉》学术讨论会的一些情况。今天想再援引这个讨论会上的两则发言，重温与《江南》有关的一段往事。 讨论会是邓一光主持的，胡发云先介绍了与会的崔卫平、艾晓明、刘川鄂、魏光焰、赵诚、傅国涌、丁东、袁敏、梁卫星、苏祖祥、蔡朝阳、陈煜、邓晓芒、李工真、赵林、谢鲁渤等人。邓一光便请袁敏首先发言，讲述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简称《如焉》)在《江南》发表的经过。袁敏说： 我当时看到这个稿子的时候还在作家出版社。原来跟丁东也都是很熟悉的朋友，他向我推荐了这部稿子，发到我的邮箱里。 当时我已经知道，有可能要调离作家出版社，到浙江《江南》杂志社担任主编，但是还没有确定下来。 我看到这个稿子，看了三分之一，就感觉到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非常棒的小说。我没看完，就给丁东打电话说，这个小说我要了。至于能在哪里面世，我当时心中没有把握。因为当时作家出版社也有三审制度，要直接出书，有很大的难度。我就寄希望于到《江南》杂志社上任。我任主编，有拍板权。我把这个情况跟丁东说了一下，他觉得挺好，因为这个稿子确实要有拍板权才能作主。 去年10月份，正式调令下来， 我到《江南》杂志社当了主编，主持的第一期刊物是今年第一期。杂志出来也要周期，我准备把《如焉》作为主打。我把这个稿子给了副主编谢鲁渤，他说胡发云跟他是武汉大学作家班同学，感情上不一样。他也觉得这个小说非常棒，不只是文学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意义。当时有争议的是，这是23万字的长篇。《江南》杂志每期40万字，它要占据一期刊物的大部分篇幅，这在《江南》历史上没有过。从刊物的均衡性来说，确实有点头重脚轻，有不少人提这方面的意见。我还是主张让小说以全貌出现。丁东跟我说，小说在民间已经流传。如果《江南》节选发表，会影响作品的份量。 我和谢鲁渤多次跟胡发云电话沟通，既不损害它的锋芒，又尽可能减少麻烦。胡发云跟我说，当时上海《小说界》也想发，大概是要删1.2万字。我们决定只删3000字。胡发云选择在我们《江南》发，这非常荣幸。《江南》首发《如焉》，确实对提高期刊的影响力，起了巨大作用。 在我去《江南》之前，当时邮局的订数是两千多，还有一些散的订户，大概就是三千份。2006年第一期首发《如焉》，还有刘海军、章立凡等人的文章也是有份量的。我们做了精心策划，市场反馈还是出乎预料。有媒体说，第一期《江南》关注了社会，关注了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结果发到了1.1万册，还供不应求。可能由于这期的延伸效应，第二期又攀升到1.7万册。地方的纯文学刊物，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奇迹。这是由刊物的内在品质决定的，《如焉》功不可没。 接着，傅国涌发言，他说：套用崔卫平老师的一句话，我们以《如焉》的名义来到东湖。我是文学圈以外的人，以读者的身份说几句。20年来我只读过三本小说，《如焉》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引起我强烈共鸣的小说。 我今天能够被《如焉》带到东湖边，特别荣幸。《江南》是我们浙江的文学刊物，创办不少年了。《如焉》能够在我的故乡首先跟读者见面，让我这个浙江人分享了荣耀。众所周知，浙江历史上是出过鲁迅的地方。可是半个世纪以来，已经从文化、文学大省变成文学、文化的小省，再没有产生有份量的文学作品，没有出现有份量的报刊。我是研究中国报刊史的，特别有感触。 我的一个朋友在杭州一所中学任教，《如焉》登出来以后，班上的同学人手一册《江南》。有一个做化妆品生意的老板，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那里借到第一期《江南》，一个晚上一口气把《如焉》看完了。他说，很多年都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小说了，马上打电话订了500本，送给员工。昨天晚上袁主编告诉我，这位老板原来订的是1000本，杂志社已经没有库存，这500本还是从外地调回来的。杂志定价10块钱一本，他用5000元买走，还说怎么这样便宜。从中学生一直到化妆品商人，这些人本来和文学没有关系，都被《如焉》吸引，关注起当代文学，这是一个奇迹。 我还知道，小说在《江南》发表之前，在2005年的夏天，北京就出现了打印本，40块钱一本，在地摊上流传。我有一个打印本，现在就精心保存着。很多人向我借，我很心疼，因为借出以后，我的“文物”可能太旧了，太破了，保存不下来。 《如焉》首先打动的不是文学圈子的专业人士，而是像我这样的人，是社会各阶层的人。我和作者的人生阅历、生活处境、社会身份，都不相同，小说里面到底什么东西让我感动？我觉得，就是他关注了社会现实，关注了人性本身。这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角落的人的共同的东西。《如焉》未必能像托尔斯泰的那些经典著作流传千古，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在2006年前后这个阶段，我相信这部作品的现实感，关怀了这块土地上芸芸众生的命运，守住了文学的底线，而不是玩弄文字游戏，玩弄驾驭故事的高超能力。《如焉》的叙述是诚实的，朴素的，也是诗性的。诗性存在于精神本质上，而不是外在的词语包装。胡发云曾经是个诗人，少年时代就读普希金诗歌。但是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语来包装，而是用朴素的语言，我觉得，朴素的语言可能高于华丽的词汇。 我从读者的角度，对《如焉》挑一点刺，小说的中心人物之一达摩，以我在底层社会生存几十年的经验，觉得有拔高之嫌。中国社会，从思想上来说有达摩这种人，但是他不会生存在达摩的社会身份当中。到今天为止，没发现中国民间修理工有这种人；茹嫣也有理想化的嫌疑，假如作者能够把茹嫣写得更生活化一点，更低调一点，他和达摩、卫老师的交往更多地从人性、从生活出发，把过多的思想抹掉，写成善良高尚的女性，可能更加逼近我们今天的中国。我觉得小说中有两个人物特别成功，也许以后也会跟鲁迅的孔乙己、阿Q一样进入文学的视野。一个是毛子，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是江晓力，权贵后代的代表。多么传神！ 《江南》和《如焉》的奇遇，不知能否为今后文学期刊的出路留下一点启示？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蔡昕 我的母校有两位恩师：一位是王东成老师，一位是艾晓明老师。他们在精神上提升过我，在知识上哺育过我，在生活上帮助过我，甚至在危难中救助过我！ 今天读到有关林昭的文章，让我再次想起艾晓明老师。 艾老师虽在我的大学任教，但并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30多年前，我遭遇险情，她曾主动救助我，我们从此变得比较熟悉。当时，她住在北京海淀区一间逼仄的公寓里，我作为不速之客，之后没事就去叨扰她。艾老师非常珍惜时间，不上课的时候，就在家闭门读书写作。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我每次去，也没有想到事先打招呼，都是直接去敲她家的门。只要她在家，都会打开房门，把我迎进去，给我倒水，然后放下手里的工作，很耐心地和我交谈。艾老师英语很好，翻译过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她知道我喜欢英语，有时也会用英语和我聊天。前前后后，我去了艾老师家五、六次，有时她还请我在家吃饭。记得我在她家见过她的弟弟艾路明。艾路明后来成为著名企业家，那时，还是一位小伙子。艾老师的家非常小，似乎是一室一厅，坐在客厅，就能看见卧室，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她的床头，一边一个，夹着两只简陋的台灯。时隔30多年，跟艾老师的谈话，很多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两点我记忆犹新，甚至当时艾老师说话的神态，都历历在目： 第一点，艾老师告诉我，任何组织、任何个体，都无权以任何借口，轻易剥夺他人的生命！因为，人的生命具有一次性，一旦被剥夺，就不可更改；事后无论怎么平反、怎么赔偿，都无济于事——宝贵的生命，已经永远、永远地消逝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有多少人，像林昭一样，仅仅因为有不一样的想法，仅仅因为表达了不同的想法，就被剥夺了生命啊！第二点，艾老师告诉我：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选择！理论上说，人可以做出任何选择，但是，你选择什么，就要担负相应的责任！你选择了轻松，就得忍受清贫；你选择杀人，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我第一次知道艾老师，是通过王东成老师，他们同在一个教研室。大约是1988年，艾晓明老师刚毕业，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女文学博士，因此引进我的母校中青院。王老师还告诉我：“艾晓明老师出身名门，外公是唐生智将军。” 他还说，“艾老师是一个高贵的人，她在有权有势的人面前，不卑不亢、无所畏惧；在卑微弱小的人面前，彬彬有礼、以诚相待。” 之后与艾老师的交往，印证了王老师的话。艾老师对我这位来自四川乡间的大学生，真诚地以礼相待。她待人接物的方式，也让我以后在与其他“卑微”的人相处时，特别注意对方的感受，虽然，我常常还做得不好。 1990年，我大学毕业。艾老师给我的临别赠言是：“只有自己的不断上进，才能解放自己的一切。——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书赠蔡昕”。这句话，至今刻在我心里。 1994年，我申请去美国留学，艾老师给我写了推荐信。 大约在2000年前后，我在美国一家中文报纸上读到艾老师的散文，知道艾老师正在美国访学，辗转找到那家报纸编辑的电话，向她打听艾老师的联系方式，想邀请她去我家做客。可惜，编辑告诉我，艾老师已经回国了。我与艾老师失之交臂，至今遗憾，没有机会在美国当面向艾老师表示我的谢忱。 2008年以后，我在广西乡下的一所中学教书。2018年，我邀请艾老师到我校讲学，可是在最后的时刻，未能如愿。我只好用“开场白”的形式，向师生介绍不能到场的艾晓明老师，并把此事告诉她。艾老师专门给我回复： “蔡昕好！感谢你的开场白，感谢近三十年我们彼此守护着人生和国家历史中的重要一页。总有一天，我们要公开地讲述这一切。尽管不能见到你们和孩子们，但你所描绘的师生之谊依然让我深深感动。其实做老师的，一辈子不知有多少遗憾！上课也曾顺口说错了字音：备课加班进教室竟忘了拿讲稿；可能在答辩会上言语傲慢令人生畏：或咄咄逼人而怠慢了同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犹如昨晚听到的以色列童谣《幼儿园里最漂亮的女孩》：看到你的快乐我就开心，你的忧伤我却不懂。近三十年了，惟愿我教过的同学们精神更独立、强健而丰富，且原谅老师在成长中的不足；我们的祝福陪你们继续上路！” 2020年，艾老师的家乡暴发疫情，在最危险的时刻，近70岁的艾老师，和他的儿子栎栎一起，募集救援物资，冒着生命风险，亲自送到医院，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每天在外奔波好几个小时。我也在我的高中同学群里，为艾老师募捐，最终捐得大约1万5千元，算是为武汉、也为我和艾老师的这段师生之缘，尽了一点绵薄。 人生有幸遇良师。感谢艾老师！她可能当初也没有想到，她会深深影响了我这样的生命！这是我人生之大幸。或许，也是她作为老师的一种幸福吧？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小群丁东”，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by Tam Thi Dang Wei My Years in Geneva, Switzerland (1952-55) ARRIVAL AND FIRST IMPRESSIONS When I first arrived in Paris, I stayed for a few days then went on to Geneva. It was scary, but exciting. I rented my first apartment with an old couple, the Schneiders, on 41 Rue Plantamour. My third-floor room Continue reading

文/ 董菁 父亲不孤独，他此刻、或在天国，或许就和孩子们在一起，在唱歌，在吹口琴。 或许，那里，有他的使命。或许那里，他可以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他那么有才华，他可以做一个歌唱家、一个摄影家、一个画家、一个导演。 他或许不会有那么多应酬和无奈，去安静地写作。去更多地陪伴母亲，和我去看更多的电影，一起散步，谈论艺术。在我从外地回到家的第二天，带我去武汉早点一条街吃烧麦。然后，一起去书店。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他就是我的闺蜜。我懂得他的悲悯，他理解我的孤独。他是唯一理解一个纯真而坚韧的女孩的呐喊的勇敢父亲。因此，我们的相互陪伴就像一种行为艺术。一种别样的美丽。一种大街上黑压压人群里出现的一抹蓝色，清凉、温暖，沁人心脾。就像我们从不服从这个世界的世故和单调。 因此，这个世界在我们眼里，是美丽而复杂的。而我们仍然爱着它，就像这个世界永远会有温暖人心的艺术电影，和与父亲牵手谈心的傍晚。 不知道，在父亲离开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怎样度过。我想，我会继续写作。就在昨晚医生在I C U对我们冷漠地宣布，你父亲今晚就会去世。那个悲壮的夜晚，我突然领悟到，你应该走自己的路，不要觉得孤独，爱你的人终会在你身边。哪怕稀少。你仍然会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想，这是父亲给予我的最后的礼物。 你鼓舞了我 文/ 曾庆伟 壬寅年腊月初九的早晨醒来，照例先看手机，有朋友给我发来消息：“2022年的最后一天，敬爱的董宏猷老师，于凌晨零点十八分，在武汉协和医院去世……” 我好像挨了一记闷棍，顿时眼冒金星，大脑一片空白…… 前天，我看到戴新民在微博上说：“董宏猷双肺白了，在ICU！”我心里猛地一紧。经过三年新冠疫情的熬煎，尤其是2020年武汉遭受新冠疫情突袭，三镇居民中大都有亲友在这轮疫情中染疫丢命的痛楚经历，于是我们在这三年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了许多新冠科普知识，因而谁都明白年逾古稀的董宏猷，现在被邪恶的新冠病毒击倒而送进ICU意味着什么！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现在我们这些普通人对重压在宏猷师长头上的这座大山又能为之奈何呢？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在心里默默为一向开朗、热情、豁达、乐观的宏猷师长祈祷：求助苍天庇佑宏猷师长闯过本命年的关隘，继续书写生命的华章吧！ 然而，奇迹没有出现，噩耗不期而来。董宏猷辞世的消息不断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但我还是不死心，希望这些信息都是误传，便向多位朋友求正此消息的真实性。朋友们的共同回答是：确实。董宏猷终于没能迎来2023新年的第一缕霞光，驾鹤西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伤悲。 坏消息一被证实就显得更坏，我的情绪极度低落，心情沮丧，大半天怔怔地独自坐着，脑海里一幕幕闪现着与宏猷师长相交40年的过往片段，那些温暖的画面如电影镜头般清晰可见。 过去的40年，不管在人前还是人后，我一直是称董宏猷为董大哥的。董宏猷是1950年生人，长我8岁。他成名很早，上世纪70年代初，他下放市郊汉阳县（现蔡甸区）侏儒公社当知青，以写诗歌崭露头角，经常有以董宏猷或者郑耘（董宏猷笔名）署名的诗歌、散文作品发表于《长江日报》等报刊杂志，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小路》中“只有我傍晚的炊烟/默默地缠绕着你的炊烟”等金句，就是他在侏儒农村当知青时所写的诗。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湖北省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数量不多，能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文的人，在像我这般热爱文学的小青年心目中可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所以，虽然董宏猷只长我8岁，而在心里，我是将他视为前辈老师的。不仅是我，与我同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青，日后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如邓一光、钱鹏喜、解智伟等人，都尊董宏猷为师。后来我们与董宏猷稔熟，开口闭口叫他董老师，他却说：“不要叫我老师，我们是兄弟”。 交往多年，如此这般，董宏猷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定位，既是尊敬的老师，也是宽厚的兄长，还是知心的朋友。今天写这篇悼文，我将“老师”“兄长”这两个称谓做个折中，称他为“师长”，大约比较贴合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形。 我与宏猷师长40年前的相识，缘于我表姐夫李汉章的介绍。宏猷师长与李汉章是武汉市四十四中学的同班同学，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李汉章见我爱好文学，而我的文字却总没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便说找人给我指点指点，答应将我仰慕的董宏猷介绍给我认识。 1983年元月4日，李汉章邀董宏猷和我到他家吃晚饭。那时李汉章与我表姐一家三口住在汉阳月湖湖畔的一间约20平米的平房。那天我心怀忐忑，揣了几篇投稿文学杂志而被退回的小说到了表姐夫家，天快煞黑时，董宏猷到了。他中等身材，穿一件军绿色大衣，白皮嫩肉，眉清目秀，给人的感觉干净而文静，其形象跟后来“大胡子叔叔”的人设相去十万八千里！ 董宏猷静静地将我带来的稿子看完，表姐夫问：“宏猷，怎么样？”董宏猷回答：“依我看，这兄弟能写得出来。” 我的天！能从董宏猷口里听到这句话，我的血流加速、心跳加快，这话对我的鼓舞实在巨大！转眼40年过去，现在的我，也算是靠文字安身立命，并以文字获得了社会些许的肯定和朋友的尊重，或可算是“写出来了”吧，每每夜深人静，倾听由布兰登·格瑞翰作词、罗尔夫·拉夫兰作曲，布莱恩·肯尼迪和翠茜·坎柏奈勋演唱的《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时，便想起当初宏猷师长在表姐夫家中所说的话语，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念叨：“谢谢你鼓舞了我！” 认识董宏猷后，我同他走动较勤，其中原因之一，是我当时的供职的单位——武汉市织布工业公司机关离董宏猷住处很近，他住汉口药帮巷守根里5号，每天上下班，我都要从守根里经过。隔三差五，中午在单位吃过午饭，我便踱步去宏猷师长家聊天，有时在他家蹭吃蹭喝，所以跟他一家三口都熟。1983年元月18日，午饭过后，我踱步到守根里，见他正收拾行礼，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他告诉我说：熊明泽、瞿晓和他受《工人文艺》编辑部委派，要去郑州采访，写“纪念二七大罢工60周年”的主题诗歌。董宏猷、熊明泽、瞿晓当时都是名声初起的青年诗人，斯时宏猷师长已从华师大毕业，分配在武汉市洪山区一所偏远中学当语文老师，学校放了寒假，他能抽出时间出差。 巧的是，待我从守根里回到办公室，领导将一份电报交给我，电文上说纺织工业部在河南郑州召开全国纺织设备工作会议，通知我们单位派员参加。我在公司技术科分管设备技术工作，领导吩咐我赶去郑州，务必于明天上午到会。我当即回家收拾行装，迅速赶往汉口火车站。在火车站售票窗口排队买票，没想到排在我前边的人，正是董宏猷。这真是巧上加巧啊，我俩相视大笑。我们买的是慢车票，硬座，武汉至郑州得走10多个小时，董宏猷把我向与他同行的熊明泽、瞿晓作了介绍。他们仨倒是有备而来，在上车之前买了卤菜，烧酒。夜里上车之后，他们开始就着卤菜喝酒。斯时的他们，风华正茂，举手投足间才气侧漏，一路上作诗吟句，让我好生羡慕，菜鸟般的我根本插不上嘴，只是在一旁傻看。 第二天到了郑州，他们住进河南省总工会招待所，我赶去会场报到。吃过会议晚餐，我就到他们的住所听他们吹牛侃大山。董宏猷对我说：“庆伟你既然来到郑州，写一篇关于‘二七’大罢工的文字试试吧。” 回汉后，我写了篇千多字的散文，交给了《工人文艺》编辑，编辑没看中，将稿件退还给我。我把退还的稿件转投给了《郑州晚报》。1983年2月7号，《郑州晚报》副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灯的畅想曲》。1983年2月7日应算是我正式迈开了文学创作步伐的日子，之后40年来，我累计公开发表了两百余万字的作品，但《灯的畅想曲》却是我第一篇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小文。现在想来，如果不是宏猷师长当时的提议与鞭策，我能否吃文字饭还不一定，我整个人生道路可能走得就不是我今天这般的样子了。 1997年，我将先后发表在《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工商周报》、《武汉商报》、《中国食品杂志》、《旅游导报》、《长江开发报》等报刊杂志上约20多万多字的饮食随笔结集，准备在长江文艺出版社以《三楚谈吃》为书名出版，我请宏猷师长为该书作序，他慨然应允，没过几天即将写好的《序》给我，该书的责编（也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如果不出意外，流程走过，就能静等《三楚谈吃》出版面世了。 世上的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曾想就出了意外。因为彼时长江文艺出版社从汉口搬家到武昌，也不知长江文艺出版社内的编辑工作调动等什么的具体原因，反正结果是我的《三楚谈吃》书稿遗失了，出版计划就此胎死腹中。《三楚谈吃》没能出版，原稿丢了不说，还枉负了宏猷兄长费心所写的《序》，扎心的是，我还没留《序》的底稿。后来屡次碰到宏猷师长，他总是开玩笑地说：“庆伟你得还我的‘序’。”我只能报以歉意的苦笑。 我原本的打算，是请宏猷师长为我今年计划出版的拙著《楚食文化：山一程，水一程》作“序”，以此卸下这欠了20余年的人情包袱，没想到宏猷师长骤然辞世，归隐道山，再也不能给我写“序”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呜呼，这笔人情债已经永远无法偿还了！ 去年三月间参加戴新民张罗的一个文友徐基建追思会，与宏猷师长喝茶聊天，他说哪天找个机会小聚。4月某日，我邀宏猷师长夫妇在刘东家餐厅餐叙，他欣然应允。那天，他的夫人因其他事没能出席，宏猷师长兴致很高，自己点菜、亲自捞鱼，到处拍照，胃口也很好，不住气地夸赞刘东家餐厅的鱼做得好。席间他谈笑风生，用黄陂话学东学西，妙肖之极，引得大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餐后，宏猷师长请我去汉口解放公园天心茶社他的专用茶室喝茶，继续神侃。茶香袅袅…… 第二天，他在微信朋友圈中推发了一段文字，云：“正是人间四月天。庆伟请饭，主打吃鱼。从年轻时开始，曾庆伟便爱吃，善吃，尤擅侃吃。和他吃饭，听他谈吃，既是美食大餐，亦是精神大餐。鱼是活魚，做了一大锅鱼汤泡饭，另有红烧鮰魚，鲜美嫩滑。黄焖圆子加有许多鱼红，特别的泡。近年来，作为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的特聘教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评审专家，庆伟开始著书立说，从介绍推广武汉美食，湖北楚菜，转向学术化系统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进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斐然……” 宏猷师长是公认的儿童文学大家，著作等身，才艺卓绝，心胸豁达，对于像我这样的后学从不吝啬扶掖与鼓励，上面他写的这段文字，如同40年前他那句“这兄弟能写得出来”的话语给我以鼓舞一样，今天仍然给了我巨大的鼓舞！ 今天恰巧是我结识宏猷师长整整40周年，我将今年的第一篇文章奉献给宏猷师长，并敬献挽联于他的灵前： 教诲犹在耳边，如长江潮涌汉水浪； 风范永存心底，是龟蛇巍峨月湖云。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逝者远行，生活还将继续，在今年秋冬这轮疫情中，我们靠了运气躲过命运之神掷下的灾祸骰子，而今日，就让我们在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为没能躲过命运之神投掷灾祸骰子的宏猷师长点亮一盏心灯，以寄托我们的绵绵哀思！ 谢谢你，鼓舞了我！ 壬寅年腊月十三 人杰倏忽不见 文/ 鹏 喜 最近一次与董老师宏猷兄见面，记得是2022年10月16日中午。曾庆伟约餐叙，邀董宏猷、肖新富、谢力军、陈谢和我，倡议发起主题为老文青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征文，推举董宏猷领衔编撰出版。董宏猷慨然应允。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领衔编撰过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传为文坛佳话。餐叙当日他一如继往谈笑风生，健谈且胃口好，身体、精神状态极佳。他当即推荐了参与征文策划和撰稿人选，把盏意犹未尽，提议移步解放公园，在他的茶室继续讨论。下午五时各位告辞，不料此时分手竟是诀别！ 2022年12月31日噩耗传来时，我在咸宁，断然不敢相信，恍惚间，梓山湖湖风呼号，湖涛轰鸣，天地为之失色…… 我有幸是董老师宏猷兄的老同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入《芳草》任编辑，时杂志社改革，将编辑部拆分成两个编辑室轮月编刊。由刘宝玲带领李贺明、李旻、胡良清成立一编室，由董宏猷带领黄河清、田天、罗高林和我成立二编室。那时《芳草》脍炙人口的卷首语“花桥茶座”，就是董宏猷命名的。约一年后董宏猷调离《芳草》，去杨书案任所长的武汉文学创研所任专业作家。临行他推荐我接任二编室主任，《芳草》领导考虑我到《芳草》工作时间不长，是杂志社中资历最浅的编辑，便任命老美编黄河清接任二编室主任，任命我为副主任，实际主持二编室工作。这个小小的副主任，是我文学编辑生涯的重要起点，我由副主任而副主编、执行副主编、执行主编、主编。“扶上马、送一程”的上司是董老师宏猷兄。 如果算上2012年我的人事档案关系转入武汉文学院，虽然我仍在《芳草》主编岗位到2015年6月，但名义上我是文学院院长董宏猷麾下专业作家，二度成为同事。 董老师宏猷兄亦是师长。上世纪八十年代，民族街文化站连续举办文学讲习班。我和邓一光、曾庆伟、肖新富、胡汉华等一批稚嫩的文青是讲习班学员。那时董宏猷虽只年长我们几岁，却与刘纲纪、李绍六等名师是讲座嘉宾。我们那批学员，后来成为长报、晚报和《芳草》等报刊杂志的主力记者、编辑，被誉为“黄埔军校”毕业。而董宏猷以其深入浅出的讲座，成为讲习班最受学员欢迎的老师。 1989年，拙著《河祭》由《当代作家》全文发表，武汉青年作家协会联袂长江文艺出版社召开作品讨论会。时任武汉青年作协主席董宏猷为拙著写了评论《寂寞与凝重》，发表于《长江日报》。翌年《河祭》出版单行本，我将董文作为代序编入书中。 1995年，武汉作家协会组织编著《让我们与历史对话》，约定由董宏猷、彭建新和我共同承担案头工作，驻进酒店日夜编写。交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前夕，董宏猷主动提出，以主要执笔工作量考量，由我署名第一作者，他们署名在后，彭建新也赞同。当时我就很感慨，毕竟二位既是我的师长，又是作协领导。足见董、彭先生高风亮节，提携后生。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