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小满 快要去成都了，想起翟永明和她的白夜酒吧。 2023年的5月8号，是“白夜”25周年纪念日。 1998年，诗人翟永明路过玉林西路看见一张招租广告，“便想做一件不用上班、又能养活自己的事”。于是，她和友人何多苓、戴红创立了独立文化品牌——“白夜”。 多年来，“白夜”从一个六十多平的小酒吧，逐渐发展成一个综合文艺空间。 据说白夜25周年庆祝，有一些白夜开业第一天就去的诗人、艺术家，也去店里祝贺。何多苓老师到场，他身手敏捷，像一个年轻人。有一桌年轻人，看上去都是何老师的学生，何老师过来敬酒、合影，没多久，那一桌人就走了。 他们喝得很少，非常礼貌，这是2023年。 而在1998年，艺术家、诗人不是这样喝酒的，从来不喝酒但是又经常参加聚会的洁尘回忆，她见过太多人喝醉酒之后的样子——在90年代的玉林街头，像她这样清醒的作家可能不多。 小酒馆和白夜能够坚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唐蕾和翟永明这两个主理人。 唐蕾在朋友圈留言向翟永明表示祝贺，她的话非常精准地形容了她们身上的特质：“25年前的我们已经不年轻，现在我们也没老。” 1998年，小酒馆一周年，而白夜还在筹备中，唐蕾和翟永明合影。 我注视着那张合影，久久。 替我多年前写的那篇文字——翟永明，像极了弗里达。 那张照片很多年了，那真是成都的一个迷人时刻，一种新的觉醒和力量。 25年前，她们获得了人最重要的品质,独立和自由，这种发现让她们“成熟”，也让她们勇敢。 而在今天，很多人都和时代的浪潮一样退去，而她们的内心却没有变化，她们比一些青年更“年轻”。 「白夜」酒吧，诗人翟永明经营了23年。 酒吧叫「白夜」，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白夜》。翟永明在 1998 年创办了它，起初是希望辞了职的自己依靠它能有尊严地去写作。 20年的岁月更迭，白夜已成为成都的文艺地标。 曾经的美丽「小翟」变成了通透的「翟姐」。 她与白夜相互依傍的故事似乎告诉人们写作者的另一种可能性。尤其是在城市蜕变的进程中，如何于坚硬的现实里捕捉诗意，如何让庸常的人生拥有浪漫和美好。 而2022年7月3日晚，成都窄巷子 32号，有14年历史的「白夜•宽窄店」迎来了闭店前的最后一夜。 成都文化圈对这个文化地标发起了一次集体告别，全场满座。 自疫情以来，这里还是第一次这么热闹。 这晚，建筑师刘家琨喝起了酒，艺术家何多苓重逢了几十年未见的老友，翟永明被粉丝拉着合了很多次影。 告别的氛国平和，又带着一些肃穆。 这个翟永明亲手打造的成都文化地标沦陷了，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幸而「白夜」并没有消失，玉林路上的老白夜和位于芳华街的白夜花神诗空间，在成都的老社区重新启动。不过，翟永明也在面对新的烦恼：市场能否容下「白夜」？谁会愿意承担诗歌与梦想的成本？ 前一年，白夜品牌诞生的24周年生日，翟永明和她的白夜推出了以何多苓“俄罗斯森林”系列画作为题材的限量定制款独立装瓶威士忌。 作为系列首款，他们选择了对品牌有着启迪意义的陀翁登上了酒标，也即“俄罗斯森林”组画中的《黄金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批限量版的纪念威士忌一推出，便得到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不但以极快的速度全部售罄，在过去的一年中，关于“什么时候会推出下一款”、“最终会将‘俄罗斯森林’系列全部出完吗”，更不断地收到朋友们好奇的探问。 2023年，白夜25周年纪念日，「俄罗斯森林」系列独立装瓶威士忌第二弹——《俄罗斯森林（白银时代）阿赫玛托娃·忧伤》，与大家见面。 对喜爱俄国文学——尤其是俄国诗歌——的朋友来说，阿赫玛托娃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许多评论家将其与普希金并举，称其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以与普希金“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美誉相对应。而俄罗斯当代诗人叶夫图申科对她作如此描述：“她永远是诗歌的白夜。” 作为「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带有着相当强烈的时代烙印。她的早期作品多以苦恋、忧愁、背叛、哀伤等为主题，被认为带有“室内抒情”的特点；而后期作品则少了情绪的抒发与挥洒，而多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刻的沉思。 这与她个人痛苦而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她所处的动荡不安的年代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 她的丈夫因政治案件死于非命，爱子流放古拉格群岛多年，而她自己也被打成反面的典型，多年不能发表作品，生活在痛苦与屈辱之中。 但纵是如此，阿赫玛托娃既没有选择对命运妥协，也没有用自戕这样惨烈的方式抗议命运的不公。 她背负起一切的苦难，将其化作了自身创作的源泉，最终成为了悲剧时代的记录者，也跻身了伟大诗人的殿堂。 《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对阿赫玛托娃如此评价：她“不仅在诗歌方面，而且在伦理方面成了自己时代的一面旗帜。她接受并分担了俄罗斯悲剧的命运，没有向‘黑铁的时代’妥协，没有向道义上的压迫低头。” 出发成都已经倒计时。 我期待着喝一瓶阿赫玛托娃的忧伤， 期待着能在白夜遇见翟永明、何多苓， 最好，还能遇见阿来。 （选自“小满散文”，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东 回忆录历来是人们读书的热点之一。中国外国都是如此。 什么是回忆录，记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就是回忆录，通常用文字表达，也可以用声音和影像表达。广义上的回忆录，无处不在。现在有了网络，有了数码印刷，人们写作和发表回忆录的门槛，越来越低。可以说，人人都有撰写和发表回忆录的权利。但对于读者来说，不是任何回忆录都能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只有一部分回忆录才能勾起人们阅读的愿望。我想，回忆录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是取决于它本身的历史文化含量。 工人出版社邀请我编书。当时他们说，这些年，文化名人纷纷去世，能不能搜集一些悼念文章，汇编成书。出版社都要面对市场。最吸引人的当然是政要的回忆录。但那是一个特定的门类，出版有特殊的审批程序，操作难度比较大，进度没有办法掌控。还有明星的回忆录，虽然卖点也不错，但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文艺和体育领域的明星不熟悉。我比较熟悉的是人文学者。选编这个领域的怀念文章，名人写，写名人，难度不大。我调动自己和阅读积累，很快就编出了《先生之风》，印出来以后，社会反映不错，出版社让我继续编，形成一个系列。我想，要形成系列，就要编出特色。《先生之风》里的文章，学生回忆老师比较多。继续编就要有专题性，于是第二本的主题定为《追忆双亲》，是回忆父母公婆，别的不收。第三本《此生此情》是回忆夫妻，第四本《风雨同窗》都是回忆同学和同龄朋友。这种自我限制虽然提高了选文的难度，但形成了特色。许多朋友都说角度不错。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整体规划。本来还想编第五本，主题是回忆校长。出版社改制，责任编辑陈大钢退休了，这个系列就划上了句号。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更多地依赖网络。纸质书籍还有没有市场空间，成为严峻的问题。这套背影书系，不是原创为主，而是选择已经公开的文章为主，能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我想就这个问题，讲五点心得。 一，怎么处理独家文章与二手文章的关系。名人回忆名人，肯定要在第一时间发表，很难留到我编出的时候再出手。现在有一些小众电子刊物，通过电子邮件小范围传播，网上查不到，也没有纸质印刷品。比如吴迪主编的《记忆》，内容大部分是独家的。其中有几篇回忆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于《记忆》的读者，这是二手，对于普通读者，这是一手。《先生之风》里最长的一篇是赵越胜的《辅成先生》。最早我就是在《记忆》里读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周辅成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泰斗，活到98岁，和季羡林同年去世。他们年龄相仿、资历相仿，但周辅成去世后几乎无声无息。赵越胜的散文《辅成先生》是在周辅成活着的时候写完的，让其过目，周先生也很满意，周辅成去世之后，四川的伦理学家肖雪慧说，周辅成去世社会一点响动都没有，太遗憾了。我通过她找到了赵越胜这篇文章的全文编到书里。文革后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组织理论队伍，赵越胜是北京一个工厂的青年工人，进了工人理论队伍里。当时请北大教师做辅导，周辅成给他们讲西方哲学。赵越胜本来喜欢读书，读过康德，跟周先生探讨。周辅成一看这个年轻人有学术兴趣，就成了忘年交。把他请到家里，借给他书，指点他怎么学西方哲学。赵越胜成了周教授特殊弟子。恢复高考后，周辅成跟赵越胜说，你不需要考本科了，直接考研究生吧，一下子考上了。周辅成是一辈子不愿意投靠权力，保持独立人格，人生故事非常精彩。赵越胜的文章后来出了单行本，叫《燃灯者》，社会评价很高。 王年一先生是独立研究文革史的先驱，75岁去世，默默无闻，报纸上一则消息都没有。吴迪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不是简单地赞美王年一，而是讲他们怎么认识，怎么切磋，两人之间有冲突，不打不相识，越冲突，吴迪越尊重王年一。《背影书系》里选了这些文章，增添了分量。 二，怎么处理名人和普通人的关系？《先生之风》是名人忆名人。继续编回忆父母、夫妻和同学的文章，是不是坚持这个思路，我提出一定要放宽。于建嵘、林贤治有名，但他们的父亲不出名。蔡定剑有名，但他的儿子不出名。文章好就可以上。我还选了回忆者和被回忆者都不出名的文章。这就是马懋如回忆婆婆的文章。我有自己的用心。马懋如是中宣部离休干部，在《炎黄春秋》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她虽然不是名人，但她的公公刘顺元，被称为“中国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刘顺元1920年代参加革命。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作为中共代表，去接管大连。当时大连由苏军占领。他们居高临下，对中共很不平等。刘顺元受不了这个气，顶撞了苏军，苏方把这个事汇报上去，给中共施加压力，说大连不能用这个人。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上只有一个外国代表团，就是苏联文化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开国大典结束后，法捷耶夫要访问济南，当时济南一把手就是刘顺元。为了迎接法捷耶夫访问，刘少奇紧急召见刘顺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没有苏联的支持，我们站不住，你赶快写一个检讨，法捷耶夫来的时候，让他带给斯大林。刘顺元说，我没有做错，为什么要检讨。刘少奇说，为了党和国家，你必须做这个检讨。结果不光让刘顺元写了检讨，还把他连降三级，放到一个不起眼的单位担任副职。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4年刘少奇想到了刘顺元，安排他当了江苏省第二把手。马懋如写了回忆公公的文章，我没选，而是选了回忆婆婆王春香的文章。王春香是个农村妇女，15岁跟刘顺元结婚。刘顺元上北京师范大学，参加革命，她在老家侍奉公婆，抚养三个孩子参加革命。日军占领当地时，她被关押过，被打伤了。解放后，她找丈夫，丈夫却已经另外结婚。当时共产党队伍里有规定，夫妻失去联系多少年以上，经过组织批准可以结婚。刘顺元第二次结婚不违反规定。但对留在农村的王春香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样的农村妇女，太容易被历史忽视。主流的历史，是大人物的历史，是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历史，没有小人物的位置。我想做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尝试。 三，怎么处理纸媒信息与网络信息的关系。网上搜索文章很方便，大家都可以做。互联网进入中国，相对普及是新千年以后的事。上个世纪末以前的许多印刷品，网上搜不到。这就给我留下了另辟蹊径的空间。《此生此情》里有两场重头戏，都是选自纸质书籍。一篇是戴厚英回忆闻捷。闻捷是50年代中国三大著名诗人之一。文革开始成了审查对象。戴厚英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文学评论家，文革前很革命，写批判文章很尖锐、很泼辣。文革开始她是革命动力，闻捷成了她的审查对象。当时闻捷的夫人已经去世。在审查闻捷的过程中，戴感到他很有才华，也很正派，一来二去，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就产生了感情。戴厚英早就跟丈夫离了婚。闻捷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如果放在今天，结婚顺理成章，谁也拦不住。但当时惊动了张春桥，组织上说什么也不让他俩结婚，一定要把他俩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劳动。闻捷是情感型的人，气不过，就自杀了。这成了戴厚英的心病。改革开放初期戴厚英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写的就是闻捷。90年代，她又写了长篇回忆录，回忆他们的爱情如何被扼杀。可惜，戴厚英的回忆录没写完，有一个人谋财害命，把戴厚英给杀了。她没有赶上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就离开了人世。新一代读者一般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从当年的书上把她的回忆钩沉出来。 另一篇的作者是金凤。她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权更迭前夕参加革命，任《人民日报》记者。朝鲜战争击落对方飞机最多的空军战斗英雄是赵宝桐，《人民日报》让金凤采访他。组织让赵宝桐做报告，因文化水平所限，他写讲演稿有困难，请金凤帮助。一来二去，俩人产生感情，结了婚。文革开始，金凤到空军采访。当时空军提出要把飞行的命令用毛主席语录表达。金凤丈夫是空军飞行员。金凤知道这样做不行。飞行速度太快，如果先念语录，再下命令，在空中会出风险。就写了一个内参，说不能这么干。这得罪了高层的一些人。不久金凤就被关进秦城，组织对丈夫做工作，说老婆是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不能上天，要想继续当空军，就必须跟老婆离婚。赵宝桐不愿意离婚，扛了一年，实在抗不住了，只好离婚，组织上还给赵宝桐介绍了一个女士结婚。9·13事件以后，金凤平反出狱，发现丈夫跟别人结了婚。金凤一定要跟丈夫见面。赵宝桐和金凤有感情。第二任妻子看到这个情况，有点招架不住，急了，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不久江青倒台。她给江青写信成了问题，法院判离婚。这样，金凤和赵宝桐复婚。复婚以后，金凤观察，觉得赵宝桐的第二任妻子人不坏，又帮她找了对象。金凤不会用电脑，所以她的回忆录，要通过纸质书籍寻找。 四，如何处理彰显与反思的关系。追寻道统，彰显良知，是我选文的内在追求。中国主流的历史是政治家的活动史。何家栋先生提出过一个观点：政统比道统更深刻。就是说，思想史的线索比政治家的传统更重要。我赞成这个观点。所以特别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探索性和超前性的思想者的命运，选取了回忆林昭、遇罗克、顾准、李慎之的文章。这些思想家有的为了表达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擦亮这些人的名字非常重要。 一些学生怀念老师，让我们看到过去的师道。比如钱文忠，是一个少年才子，上中学的时候，十几岁就想学梵文。给季羡林写信，季羡林觉得有意思，就在1984年招了一个班，共8个人，他是其中一个。结果8个学生有6个没有学下来，只有2个学下来。季羡林把钱文忠推荐到德国继续深造。钱文忠学成回国赶上了风波，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学生，被北大开除。搞不成学术。东方不亮西方亮，他就下海经商。90年代，周一良见到钱文忠，觉得钱文忠是人才，是搞学问的料，下海经商有点可惜，就拜托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把钱文忠收在门下读博士。钱文忠成了王元化的关门弟子。他在复旦大学读完博士之后，留在复旦当了教授，从商海回到了学界。他学有所成，很有名气，非常感谢周一良、王元化对他的帮助。 还有刘道玉回忆杨小凯的文章。全球华人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认为，全球华人里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6个人，杨小凯是其中的一个。可惜他才活了50几岁。杨小凯的学术道路很坎坷，在文革时期他是一个高中学生，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康生看了以后说，这篇文章绝不是中学生写的，要追后台，把杨小凯判了十年徒刑。幸好在监狱里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在里面学了高等数学，出来之后，就想走学术道路。刑满释放人员，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他的父亲跟李锐是好朋友，李锐又把杨小凯推荐给于光远，于光远让杨小凯考进了社科院，出版了学术专著，但解决不了夫妻两地生活。这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破格把杨小凯聘成武汉大学讲师。美国邹至庄教授到大陆访问，看杨小凯很有水平，就邀请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当访问学者、读博士。武汉大学有人不同意。刘道玉硬是开绿灯，让他去了。如果不去，杨小凯也不会取得国际一流的学术成果。他死的时候是澳大利亚科学院的院士，莫纳什大学的终身教授，说明在国际上承认杨小凯的学术成就。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话，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里，已经很少听到了。 回忆父母的文章，一般都是怀念父母的恩情，歌颂父母的美德。但我有意选择了几篇是反思父母的弱点、缺点的文章。老鬼、李南央写母亲的文章，曾经引起很大反响，我编了进来。有一些文章，不是专门揭父母的短处，而是把父母当成活生生的人来写，既写优点，也写缺点。比如北岛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我曾经和北岛家住在一个院子，跟他父亲赵济年先生很熟。在我印象中，赵先生是很好的人，待人随和、文雅。他是一个保险专家。解放后中国不重视保险，把他安排在民主党派工作。改革开放之后，要恢复保险国际业务，只好把赵先生请回来当顾问。北岛办《今天》，遇到官方很大的压力，父亲给了很大的支持。北岛的回忆文章提到，冰心丈夫被打成右派后，官方对冰心不放心，想了解冰心的思想状况与精神状态。冰心是民进宣传部长，北岛的爸爸是副部长，官方让他爸爸不时到冰心家坐坐，了解冰心的动向，向组织汇报。北岛的态度是理解性地反思。北岛的爸爸把党看得比朋友更高，当时不奇怪。如果换另外一个人，也会这样做。这个事情放在今天，会觉得是不太光彩的事。北岛把他爸爸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如实地反思，不避讳亲人的缺点、弱点、局限，是一种高境界的表现。 五，如何处理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关系。回忆性属于历史的范畴，拒绝虚构，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有一些回忆录也有很高的审美意义。当今中国最好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小说，而是一些讲述真人真事的散文。 以《风雨同窗》里沈睿的《残酷的青春》为例，她回忆的是小学同学姚锦云，两个女孩子一块上小学、初中，一块插队。作者考上了大学，姚锦云当了出租车司机。80年代初北京出租车特别少，当时的出租车公司全是国有的，中学毕业生能当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车队的队长老对她进行性骚扰，弄得她告状无门。那时候是铁饭碗，不在那个单位干，就没了饭碗。她一怒之下，开着出租车在金水桥撞死了6个人。这在当时是轰动北京城的大案。这篇文章一共有6万字，写得非常生动与细致，把文革期间那一代女孩子的追求与爱好，以及互相之间很私密的东西写得淋漓尽致，应当说文学价值很好。 如果把这套书的几十位作者视为一个整体，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们代表了当代汉语文学的真正高度。 （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蔡士旸 一、逃飞机的故事                     吃吃嬉嬉，逃逃飞机。                     吃吃荡荡，飞机矇矇（望望）。 旧时散漫惯了的兰溪人，当年日本鬼子的飞机临空时，居然不当一回事，还编个歌谣哼唱。谁知飞机炸弹落下，酱坊的酱缸里竟捞出人腿，北门外三硔桥挨了一个炸弹，躲在桥硔下的人群全部遇难，于是人们才慌张起来，开始“逃飞机”。 日本飞机刚来的时候，我家人躲在土纸捆砌的房子里，后来，防空警报天天拉响，大家才拎着“飞机袋”，逃出城门。“飞机袋”又名“警报袋”，是兰溪人逃飞机过程中一个“发明”，用一块布缝制一个小袋，再用带子束住袋口，袋里放些食品，应急时拎袋便逃。 我家先逃到东门外的三官殿（原址在老兰二中图书馆），祖母以前经常到此上香捐助，殿里的斋公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当时我六、七岁，只感到外面真新鲜、好玩，自然界景色是那样的美丽，陌生的逃难人群是那样的拥挤。 家里大人觉得每天进出城里城外太累，就动议去乡下避难几天。北门外的石阜岭是爹爹的外婆家，还有表伯辈的亲戚，于是，我们像做客般出门了。我坐在祖母的“被笼”里，抬着出城门北去，田野上一股栏肥和杂草发酵的混合气味扑鼻而来，我第一次被这种气味强烈刺激了，深刻留下记忆，以致后来每当嗅到此气味就联想起石阜岭的时光。 走出十里路，石阜岭的表伯家到了，他家顿时热闹起来，他们连连说道：稀客啊，要不是日本佬飞机掼炸弹，你们是接也接不来的呀。在前清时，爹爹的外公曾任台州太平参将，如此说来，表伯家也算官宦人家，只是那时的农家陈设，日常生活习惯，与城里迥然不同。我一下子与年岁差不多的表兄弟混熟了，晚上没事，大人坐着聊天，我们兄弟仨与表兄弟们去长年（长工）住处玩耍。长年们个个身强力壮，说话粗声大气，一天劳动之余，也玩点余兴，两人用手指拖拉长凳比输赢，双方各有“啦啦队”助威，我没见过这场面，还认为他们在吵架，吓得哭起来。大人们闻讯赶来，了解原委后，就让长年们安静些，别吓着城里来的小孩。 兄弟们中，我年纪最小，大家都护着我，前呼后拥地围着我玩。农村的玩意的确比城里有趣多了，捉迷藏自然是少不了的，房里、院里，这里天空地濶随便躲迷藏。豆棚、麦架、稻杆堆、桔杆堆里钻进钻出，别有洞天。表哥们极尽地主之谊，什么好吃的、可吃的都找来给我，我只觉得落苏（茄子）干最好吃了，有点咸有点辣，韧性强，口感好，比城里糕饼都好吃。 月黑风高的一个夜晚，突然一阵锣声惊起，大人们把我们从梦中摇醒下床。炮兵进村抢掠了！身强力壮的男人们拿着梭标出去了，剩下的妇孺都吓得晕头转向，逃也没处逃，躲也没地躲。大家急得想不出办法，我猛地想起白天捉迷藏的豆棚，那里不是可躲藏的吗？于是提议去豆棚躲下，大人们开始不相信，说小孩子的话不尽信，后来实在没法子，只得由我们带着，都钻进豆棚里躲起来。大家刚躲好，院子的东门就被炮兵们用铁杠撞开，黑漆漆，也不知进了多少兵，他们从豆棚旁穿过，直闯进屋。围墙外火把通明，锣声急敲，喊声连连，村民们闻讯奔来，持械自卫，炮兵们打家劫舍一番就匆忙退出了。第二天，地方乡绅出面去炮兵驻防地交涉，索回一部分财物，姆妈的一只梳头藤篮也索回了。财物损失不多，但人倒是受惊不轻。乡里不安全，那就进山吧。 石阜岭表伯家有个表姑娘在沈家山，我们一家就往沈家山逃了。我还是坐在祖母的“被笼”里，抬着进了高山，山里的亲戚更好客，小伙伴也一下子混熟了。初冬时节，杨梅山、兰花坑，羊肠小道、高山深谷，我们都爬遍了，山上有口井，据说喝了井水就能变成英雄好汉，山里小伙伴把我们带到古代英雄聚义起事的地方，遗址上什么东西也找不到，点将台也剩下一堆乱石头，可传说中英雄形象却留着我们的脑海里。山涧的泉水很甘洌，“吃山坑水的人健壮些的”，此俗话果真不虚，亲戚家打猎的几个兄弟，个个虎背熊腰，早上持枪结群上山，傍晚扛着野猪、山麂浩浩荡荡回家，连猎狗也口叼野兔，煞是威风凛凛。 在沈家山过年了，年货是从城里雇人挑上山的，有吃有嬉，我们并没感到乏味，爹爹还邀来酒友进山畅饮，吆喝“一只蛤蟆，四条腿—”。下雪给新年增加气氛，我们住在楼上，打开窗户，银装素裹，分外好看。过完年，雪也烊了，大人们觉得山里的日子过得太久，要搬回城里。山里小伙伴们依依不舍，他们把自做的竹玩具送给我们，我觉得这些土玩具比城里京货店的洋玩具好玩多。 回城后，日本飞机越炸越凶，我家东门房屋也挨了炸弹，全家被迫再次逃亡，爹爹的一个堂兄在汤溪经商，全家决定远奔他乡。逃到汤溪中戴，私塾读不成了，我们兄弟仨插班进入中戴的仁义乡中心小学读书。我读的二年级只三门课：国文、算术和常识，老师用汤溪土话教国文，算术题也抄房东儿子阿牛的，我依样画葫芦写一遍，渐渐地，我适应了学习环境和方法，成绩也名列前茅。有一回，中戴辅导区举办国语演讲比赛，各村校要选代表参加。老师对我说：你是兰溪人，说国语不露汤溪腔，演讲肯定比其他人好，叫我去参加比赛。演讲稿老师已写好，题目是：抗日英雄某某某（名字忘记了），讲稿中有许多成语，如：视死如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我虽不全懂讲稿含义，但能意会，加上对日本鬼子的切身仇恨，讲演时，我举拳蹬脚，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夺得第一名，捧回不少奖品，有小学生字典和折扇等。三年级的历史课“有巢氏”、“燧燃氏”的故事，而《小雨点》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四年级的常识课老师是一位年轻的师范毕业生，“印花水果”是他讲的一个生物实验，说是桃子青的时候，贴上镂空花纸，待桃子熟了，就会印上花纹。我也从教科书上知道了牛顿和爱迪生的故事。 我的伯父是盲人，却非常关心时局形势，读初中的堂哥天天读报纸给他听，什么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德国的毒瓦斯炸弹等等，宛如《封神演义》中的法宝，一件一件祭上天空，而当时中国有什么呢？中国有优秀的古代文明，近代中国却太落后了。我听到现实中故事是这样的：日本鬼子飞机不但在城里飞，而且也经常目中无人地在乡下低空盘旋。一位国军士兵看不过去了，举起步枪就是一枪，日本飞机顿时恼羞成怒，一个俯冲，一梭机关枪子弹扫下来，差点要了这位年轻士兵的命。步枪怎能斗得过飞机，落后就要挨打呀。 我们在中戴住久了，也就随乡入俗，当地村民接纳我们，把我们当成本地人。有一年，中戴村恰逢十年一次的“大年”，要举办盛大的提灯庆典活动，小孩子只要去提灯，就可去领馒头。往日兰溪迎清明灯时，爹爹曾是扎花灯的好手，这次他也不放弃展示手艺的机会。他扎了一些抗战打鬼子的花灯，比如飞机、大炮、军舰等等，除了给我们以外，还送给房东、邻居的小孩子。一群孩子大白天提灯跑遍了中戴的祠堂、厅堂，村民们看到了连说：中国如真有这些武器，还会怕日本佬啊！ 汤溪县城沦陷了，形势紧张起来。有一天，保长突然前来通知：日本佬要来了！全家顿时惊慌失措，已不可能出村逃避，觉得无处可藏。我提起住屋的厨房里，有个小阁楼堆放杂柴禾，平时没人上去。全家就躲在这个小阁楼里，有一小窗对着村边的大路，全村寂静，连平时喧嚣的狗也嗅到萧杀气氛，变得异常安静。不一会儿，远远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一支黄色的队伍出现在小窗前方的大路上。大人们都躲进柴堆里了，我伸头向窗外望着，小窗结构很特奇，里面是方形的大框，外面却是一个不大的小圆洞，颇似瞭望孔，这使得我可大胆地看个明白。 鬼子的队伍渐渐走近，大约三十多人，一匹高头大马上坐着军官，还有一只硕大的军犬。鬼子皮鞋踏在石子路上发出不整齐的咯咯声，搀杂鬼子们呼鲁呼鲁的叫喊声，显得乱哄哄的。鬼子的服装虽整齐，但身材显然比中国军人矮了许多。最触目的是那顶尖头小帽紧扣在头上，两爿猪耳朵似的风翼，走起路一扇一扇的。鬼子们肩背长枪，杀气腾腾，大模大样地穿村扬长而去。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村子似乎苏醒过来，磨坊里发出研谷声、农民耕田吆喝声、鸡叫和犬吠，形成乡村大合唱，战时暂短的和平生活在一场惊吓后又复位了。 二、见证抗战胜利 “日本佬投降了！”当我听到这消息时，是在七十年前兰溪永昌的正丰南货店里。 小学毕业后，十五岁的我也自谋生路。1945年的农历六月十三日，我进永昌正丰南货店当学徒，大概过了个把月，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开始大家都不相信，日本佬蹲在兰溪城里，店里天天有专人进城采购货物，过铁丝网时，日本兵还是盘查的，会不会误传消息吧？不久，一张张号外满天飞舞，上书：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日本佬真的投降啦，这一下，永昌街炸开了！平时本份又小器的我先生（店阿大）竟然让我师哥从货架最高处，取出存放多年、没人会买的镇店之宝—半斤头的大火炮，拿到店门口燃放。惊天动地的一声之后，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连续火炮声，正丰店的火炮架存货，被众人一扫而空。整个小镇沸腾了，压抑在老百姓心头的怒火爆发了，八年抗战，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结下了血海深仇。如今积压在平民百姓身上的耻辱、煎熬随着火炮上天也灰飞烟灭了，大家都好似被久闷在水底，终于挣扎浮上水面，伸直了腰杆，扬眉吐气了。永昌街上热闹非凡，不论农民、小贩、挑夫、商人、师傅、伙计，男女老少，大家拥挤着，呼喊着，不管认识不认识，七嘴八舌，兴高采烈地用永昌土话议论：日本鬼仂也有今日咯！天诛地灭的日本鬼仂，真格是天斗满啦！我不能上街去挤，只能站在店堂里，但目睹这一幕，心里觉得很畅快。 晚上，小镇自发举行了空前绝后的提灯晚会。正丰店员们也扎了“狮子抢球”灯，我的大师哥也是兰溪城里人，因逃难投进正丰店。他表现很积极，提出要扎一个“鬼子下场”的灯。他自己不会扎灯，于是去横街里请道士帮忙，道士都有扎纸人的手艺。不一会，一个篾扎纸糊的日本鬼子显形了，头戴猪头帽，两手在背后捆着，两脚下跪，背上插一牌，上书：日本皇军的下场！晚上，火树银花不夜天，整条永昌街满是举着灯笼火把的人，大师哥也提着这灯上街，特别引人注目。 三、 抗战胜利周年祭 1946年秋，抗战胜利一周年，这一年，永昌街要“擦琉璃灯”，民谚：前世点过琉璃灯，这世一双好眼睛。正街与横街交界处那盏琉璃灯轮到正丰店点亮了，店里派我完成这个任务。我非常虔诚地放下挂在灯杆上的琉璃灯，这盏灯外观似一只一尺见方的木箱，木条为廊，周围木板密封，一侧有门，上面敞空，有构架，顶系一粗绳穿过滑轮。底板中开圆孔，嵌入一只无碗足圈底、深腹的玻璃大碗。碗沿外翻卷，紧扣在底板的圆孔上。碗内注入一半清水，上置菜油一层浮于水面，一束灯芯穿过铁丝圈内，两端搭在碗边，碗内足够的菜油能让灯光一夜照亮，引导夜行路人。我小心翼翼取出琉璃灯碗，倒出残油和水，里里外外擦洗得干干净净，重新加注清水，添入三两菜油。傍晚时分，点亮了灯，用绳把灯升至杆顶，杆顶有圆顶棚，可挡风雨，灯光从碗底清水中衍射，显得明亮。 其实，永昌街时逢十年一次的“忏琉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擦琉璃灯”就算数的。“忏琉璃”和“擦琉璃”，用永昌土话讲起来发音是一样的，一般人分不清楚。“忏琉璃”是一场非常隆重又热闹的、要做七日七夜功德的“水陆道场”。“忏”字在佛、道教中有诵念经文、请求宽恕容忍的含义。 举行道场的第一天，通知各“头首”去太尉殿，正丰店是永昌街上的大店口，理所当然是“头首”，先生对我说：你去参加吧，我愕然应命。到了太尉殿，只见其他店里都来了老先生，就夹着我这样一个小鬼头，不过大家都知道我是正丰的人。道士头戴方帽，身着道袍，手拿铜铃，正在念经。念完经，头首们依次捧起置于托盘内的香炉，我也跟着捧起香案，一行人由道士引领，穿过大街，走上荒郊，爬山坡来到一棵将枯的古树下，有一个铁铸的三脚焚烧炉，相传此地为永昌街的发祥地—孔塘山背。道士摇着铜铃，站在废殿基前，口中念念有词，只听得一位老者走前说道：道士先生，仔细点吆，别漏念一个名字啊。原来这位道士在向神仙报告这场道场的组织人名单。 第二天，我办事路过太尉殿，只见围着一堆人，有人喊：道士壳仂斗台了。做戏斗台很平常，怎么拜忏也要斗台啊，我感到好奇怪，连忙挤进去看个究竟。只见两班道士并排坐在桌后，一班是横街里陆其一家人，另一班是毕家的，他们各显神通，吹吹打打煞是热闹。陆其一家四个儿子，身强力壮，衣着鲜丽；毕家的是一群老道士，上了年纪，道服陈色，口齿漏风，不过也很认真专致。两班道士都唱地道的昆腔戏：《火焰山》、《荆钗》、《琵琶》，文武戏皆有，各具特色。道士多才多艺，不仅念经，还要吹、拉、弹、唱，也善书画，老百姓称他们为“道士壳仂”，不乏嬉诩幽默。 正丰店侧门的琉璃灯下，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台板用各店家的排门板铺成，台上做道场，台下可通行。道士们不分昼夜在台上表演，白天，我站在柜台里，不能出来看戏，夜里，我睡在店中，伴着震耳欲聋的鼓钹声入眠。 第三天，我又上街办事，路过鹅市巷，人群拥挤，我也跟着前行，只见道士们个个手持乐器，笙、箫、鼓、笛，还有二胡、锣、钹，管弦齐奏。走过石桥，来到牛市的一片空基上，道士们围成一圈，前后左右交叉穿插，且奏且唱，且歌且舞，我看得如痴如醉，旁边懂行的人说：这是道士“调罡（港）”。平时，永昌街上如有人举止轻飘，人们往往会说：你在调罡啊？如今，我看到真正的“调罡”了。太尉殿前斗台是娱神，牛市上“调罡”是娱人了。牛市处于双溪汇合之地，道士宛如古时巫师，上通苍天，下接地冥，他们在此翩翩起舞，似乎印合“水陆道场”之义吧。 最后一天，也是第七天，举行一场非常神秘又恐怖的“放焰口”的道场，本地人唤作“施孤”，也叫作“施野食”，雅名：“平安清醮”。八年抗战，百姓历经多少苦难，善良的永昌乡民以敬忏琉璃平安清醮的仪式来缅怀抗日英烈、死难民众、无辜冤魂！战争和灾难的破坏，物质方面可以重新再来，房子可重建，生意可再做。精神方面的创伤，人们则以“做道场”的方式来抚慰。 “施野食”的当晚，不到二更天，街上已早早空无一人。店家都打烊了，我睡在柜台后面的门板上，只听得一阵阵特别刺耳惊心“喹、啦、哩”招魂龙角声响起。抛撒在街上的馒头被狗儿抢着，余下的也被夜行老鼠拖进洞中。 七日七夜的道场结束了，次晚举行“吃拜馓”，先生又叫我去参加。我走进西头掘牌楼底的一户人家，里面已摆好桌凳，头首报完账目后，桌面摆上大碗菜，碗碗都是千张烧肉，这是当时乡下最佳菜肴了，大家辛辛苦苦做完这件大事，用“吃拜馓”的方式使之功德圆满，我大快朵颐。 Continue reading

文/ 李思孝 王若水在1949年是随着解放军从冀中根据地进入北平的，最初在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主任就是邓拓。 邓拓发现王若水是个人才，对他很器重。当时彭真打算推荐邓拓当最高领导的秘书。大概饱读史书的邓拓知道伴君如伴虎，婉拒了。1950年被调到人民日报，当了范长江的助手。不久范长江奉命南下主持上海的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便由邓拓主持。1950年底，他把王若水也调来。 1988年3月，王若水写了回忆1957年领导接见的文章，透露了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邓拓等一行人衣冠楚楚，来到菊香书屋，正襟危坐。令人震惊的是，大家刚刚入座，上面就对邓拓进行了突如其来、没头没脑、如同倾盆大雨似的批评： “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该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诋毁、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最高国务会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邓拓有德，会团结人，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忍心反对你，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 更让王若水大为吃惊，并且莫名其妙的是上面对邓拓说： “西汉后期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我看你像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说到此，邓拓不得不表态了，他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但我实在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希望考虑撤掉我的职务。” 上面生气地说： “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进，养尊处优，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上面抓住邓拓不放，还跟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名曰《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有关。这篇社论是由周恩来主持撰写，刘少奇审阅定稿的，它是当时“反冒进”风头的产物，得到朱德、邓小平、陈云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但上面却认为这篇社论是批评他的。当邓拓把这篇社论呈交审阅时，上面知道多数人赞成这篇社论，他不便于反对，只写了模棱两可的三个字“知道了”，邓拓于是把社论发表了。 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大跃进”的风头已经很浓了，上面认为时机到了，便高调对那篇社论表态了： “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在‘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笔法一样：‘东林虽有君子，然亦有小人’。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一来不冒犯我，一来是借刀杀人。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是秦琼卖马。” 在南宁会议上，上面再次批评了邓拓，却表扬了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还把报告拿给周恩来看，问道：“你能写出这样的报告吗？”周答：“不能”。 王若水对上面说邓拓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大为不解。多年后，王若水才悟到，这是指桑骂槐，借题发挥。 两个月后，上面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一度因带头鸣放风光一时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的头头，如徐铸成、赵超构、储安平等都被打成右派。其下面的编辑、记者也有很多也被打成右派。唯独人民日报的编委会成员，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副总编辑黄操良自杀，涉及到生活作风问题，全报社打成的右派，也少于其他新闻单位。邓拓对胡绩伟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应该说，这是邓拓的功劳。 在回忆1957年领导接见一文中，王若水把在领导卧室的谈话，称作“床前谈话”。谈话是从严厉批评邓拓开始的，气氛比较紧张。 实际上邓拓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上面讲话没有公开前，也不引用”是有根据的。而且当上面离京南下视察前，亲口对胡乔木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暂不公开。 上面批评邓拓以后不久，就把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社。开始只是总编辑，后来连社长一起当起来。邓拓不得不离开他工作了将近10年的人民日报，被彭真调到北京市委当副书记去了，主编理论刊物《前线》。 1959年2月12日下午，人民日报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对邓拓表示欢送之意。邓拓不失书生、才子本色，在讲话中，一句一顿地吟诵了他的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七言律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的知心战友胡绩伟，把诗中“文章满纸书生累”解读为“文章满纸书生泪”。总观邓拓一生的遭遇，这样的解读是有道理的。当他1929年离别家乡时，他就吟诗曰：“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当他1933年被捕入狱时，他曾“铁窗风雨急，引吭且狂歌”。当他在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撰写他的处女作《中国救荒史》，面对每次灾荒的牺牲品芸芸众生时，他能不流泪吗？更不用说当1937年他25岁时，来到华北抗日前线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达10年的“八头骡子办报，三千字内写文章”的办报生涯了。那是血泪双流的艰苦岁月。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穿着钢丝背心，坚持工作。在反扫荡时，他骑在马上，边赶路边写文章。每当有战友牺牲，他都是流着泪与之告别。比如原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在太行区反扫荡中不幸牺牲，邓拓写了“哭何云同志”，其中就有“云山遥祭挥无泪”，“血溅太行志亦酬”之句。在这样艰难困苦，硝烟弥漫的环境下，他当了整整十年的《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及总编辑。直到1948年6月15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诞生。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诗： 毛椎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冈浦胡骑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华岳共峥嵘。 邓拓在接手新的人民日报后，带着战争留下的伤病，又没日没夜地干了将近十年，把人民日报办得有声有色。 邓拓还发挥他熟悉历史的特长，发表了两篇准学术论文，一篇是《五四运动是谁领导的？》，另一篇是《<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成为《红楼梦》研究中，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说的代表人物。 1955年，中国评出60多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类似于1948年中央研究院遴选的81名院士。这81名院士中，超过2 /3以上49年未去台湾、美国，而是留在了大陆。其中绝大部分成了学部委员，只有拒绝思想改造的胡先骕等少数人未成为学部委员。在60多名学部委员中，真正共产党员的，为数极少，邓拓是其中之一。中共“八大”酝酿中央委员时，邓拓是被提名的候选人之一。可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当时邓拓都享有崇高的声誉。 几年后，邓拓邀胡绩伟同游潭柘寺，向胡袒露心扉。他表示：“如果允许的话，还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点书，多写些文章。”他还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等等自由都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 他还对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谢兴尧（谢和王若水是唯一被邓拓亲自调来报社的）说过这样的话：想到颐和园当园长，安安静静专门从事历史研究。 然而，在他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后，他仍坚持操守，努力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他以其多才多艺的特长，活跃于文教、文艺、新闻、历史、考古、书画、红学、戏剧等领域。他主编的《前线》，虽是理论刊物，也发表一些政论、杂文等作品。王若水就曾在上面发表过《蚂蚁与玉皇》等作品。 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换一个地方，心情舒畅，就会焕发出新的活力。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和聂荣臻一起，是邓拓在晋察冀根据地时的老上级，互相了解、信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郑天翔、吴晗都是清华出身的知识分子，还有廖沫沙，也是文人，大家气味相投，和谐相处。这样一来，不仅有北京晚报邓拓的燕山夜话，也有《前线》上吴晗、廖沫沙和邓拓合写的三家村札记。它们名噪一时，脍炙人口。 邓拓是王若水的伯乐，不仅发现了他，还培养他、器重他，对他的工作、学习、写作以至于生活问题，都很关心。一些肺腑之言，也敢于向他吐露。在上面批评邓拓几年之后，王若水曾去看望邓拓，邓拓对上面的批评仍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要做结论的！” 谁能想到，文革初期，林杰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说邓拓的杂文《专治健忘症》是有所指的。据说上面看了此文，沉默许久没有吭声。5月10日，《解放军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次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这些文章等于是一锤定音，判了邓拓的死刑。 在这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的情况下，《五一六通知》的下达，更造成乌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面对千夫所指和风刀霜剑，有口难辩的可怜书生们，只能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殉节之路，以证清白。 于是，5月18日邓拓自杀，成为文革中高干的第一个牺牲品。 Continue reading

文/ 鹏喜 一 五一假期回归小院，执斧出后院，进山林，寻仆倒枯杉树，砍伐枝桠、树蔸，扛树干回院落，垛成井字型，够烧一年矣。 余居小院以来，每年爬山砍柴一次，迄今反复八九年。汗涔涔打量柴垛，忽然联想网上奇谈怪论，有极端悲观者，奉劝进城之白领，务必保留故乡老宅、田地为后路，以防薪尽火灭。余不禁抚掌察看满手血泡，思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原本意思。 小院有土灶、煤炉，使用率并不高，逢年过节或有贵客佳宾，才烧灶生炉，升腾袅袅炊烟。平日里炉灶只当院落一道景观。前年又网购了火盆，方便挪移，可随时随地架吊锅，亦可变天时搁屋檐下继续露天烧烤。 电气时代不弃烟火，余难免遭人奚落不合时宜。余自知不仅仅是怀旧，亦不尽然是对原生态朴素生活之向往…… 二 玩火乃孩童天性。余命运乖蹇，幼年恰逢大饥馑，乡村饿殍遍野。余虽生在城市，但凡串烧蚂蚱、釜煮鸟蛋、泥烧麻雀的滋味都曾品尝。不过如今回味反思，当年那群打野食顽童中，不乏家境优渥而并非饥肠辘辘孩童之身影。何也？无非火中取栗之诱惑刺激。 彼时余居城郊陋巷，户户厅堂即厨房，倚门后墙角筑煤炉台，台面正中为炉膛，两侧置炊具及砧板。煤炉烧煤球，凭煤票购买。家大口阔者不够烧，便将煤炉当柴灶，烧柴为炊。柴禾也凭柴票供应，勉强够每日生炉子点燃煤球的耗费，各户便挖空心思谋薪柴。刨木花是上佳引火柴，锯末木屑等而下之。抢传单是最容易得手的代用薪柴，飞机隔三差五飞临陋巷上空，盘旋着撒传单，花花绿绿的传单如天女散花。各户男女老幼倾巢出动，眼疾手快抢拾一摞摞传单，卷成柴把，堆在炉前备用。有人始作俑，在长竿一端绑铁钩，钩住行道树上的枯枝拽落当柴烧，众效仿，只几日便钩尽树上枯枝。始作俑者将铁钩改为弯刀，趁夜色掩护钩青树枝，事情败露被警察拘走。 余一小学同窗，其母供职国营菜场，岗位乃肉案售卖员。猪肉凭肉票供给，最紧缺时每户每月仅限半斤。各户买肉一律要肥膘锻油，以弥补凭油票买回的食用油之不足。同窗其母之同事，秤肉故意短秤，秤时秤杆下垂，缺约几钱不到一两份量，那人不待不悦顾客声张，麻烦补刀割一砣槽头肉掷进秤盘，再秤时秤杆高翘，且槽头肉都是肥膘，顾客满意而去。但槽头肉价格稍低，此人暗赚差价贪污。据云他家煤票都荒废了，他托人开后门高价买煤钢厂的无烟焦煤为炊。东窗事发被判刑后，同事之间相互检查揭发，查出同窗之母以蓝布长工装夹层暗藏肉案肉皮肉屑，带回家锻油吃不完，便撒在炉火中烧，长年累月，节省了不少煤球和柴禾。街坊闻之，莫不惊诧。 此乃师法古人。据《养生主》记载，庄子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指通脂，古人发明蜡烛之前，以脂肪裹薪，用于照明，亦用于取热为炊。估计同窗之母没读过《养生主》，但脂肪能燃且经烧、熬火，这是常识，街坊焉不知？他们惊讶的是烧油为薪的奢侈。 同窗之母被处分，减薪调岗为清洁工。她每日清扫菜场垃圾时，将烂菜梗枯菜叶拣回家，当饲料养了一只下蛋鸡。同窗每周可分得一枚鸡蛋，生的。其母为节省煤柴少生炉子，嘱其子女去求同窗们的家长，借同窗家的汤罐煮蛋。 汤罐，铸铁烧水罐，有铁盖，置煤炉炉膛左右，砌埋入台面下，借炉膛火温加热罐中水。因仅一侧受热且煤炉生火时长有限，加之不断舀热兑冷，汤罐水温最高时不过五六十度而已。 余家住在巷头校门口，同窗上学便提前来余家，借汤罐温吞水，将一枚鸡蛋煮得半熟。第一次烹蛋，他客气地表示愿与余分享，但剥蛋壳时，未熟的蛋黄汁淌满他的手指。再次煮蛋他有了经验，小心翼翼将蛋壳敲开一个小洞，独自吮食。 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岂不闻柴米油盐酱醋茶，以柴为首。纵然有米，巧妇亦难为无柴之炊矣。 每每忆及少年时代薪火难以为继的窘境，总是唏嘘。 三 知青岁月，余更领略了薪火的沉重份量。 上世纪七十年代，余下放湖北省监利县白螺公社。公社最贫困的一个大队，壮劳力出工一整天所记工分的分值为人民币九分钱。比薪水更微薄的是薪火。监利濒临长江，监南与湖南城陵矶隔江相望，据云两岸历史上是浑然一体的八百里洞庭沼泽。这里原本是荆江分洪区，大跃进年代围湖造田，大小垸子星罗棋布。自然村落称“台”，意即人工筑垒的高地。因一马平川，树木稀少，社员的薪柴全赖生产队一年两次分配的早晚稻稻草和一点点棉梗。棉梗是上等柴禾，各户存入室内，待过年才舍得烧。平日只烧稻草，稻草不经烧，不够一日三餐为炊。各户老妪老叟便执特制竹耙，佝偻着腰于田埂、小径耙寸余长野草，搂进背篓，驮回家晒干，包裹在稻草里扎成草把，以便薪草稍耐火经烧。但凡天晴，阡陌上手足胼胝的搂草人与牛马为伍，成为田野一道风景。 余所居知青点，泥坯砌的房屋，门窗和床架所用木料，皆取自棺材。棺木系二次挖掘。据老农回忆，成立公社之初，号召各队平坟造田，掘出棺木深埋，口号云：不让死人与活人争地。七十年代初，填平所有湖塘造田，断了社员以湖塘芦苇补充薪火的柴路，便再挖出深埋的棺木当木柴，口号云：不让死人与活人争柴。二次挖掘的棺木拆解后，由各生产队按户分配。其中有大户人家之桐柏寿木耐腐，便加工成木方木板当建材。边角余料和刨花乃上等引火柴，分配给肩负改天挨地夺丰收重担的大队干部。 县上领导关心社员缺薪疾苦，组织又红又专人才攻关，决心一劳永逸攻克薪柴资源匮乏难关。红色专家不负使命，提出以沼气取代薪柴方案。领导雷厉风行，选出某社某队为试点队，全队每户建沼气池，改柴灶为沼气灶，所需水泥和灶具由公社统一调拨免费发放，限期完成沼气革命。试点队督促各户日夜施工挖池沤肥，技术员登门指导接管通气点火，大功告成。捷报上传后，某日各级领导浩浩荡荡开进试点队视察。余有幸以县知青办公室知青代表身份随行参观。 视察前夜，大小队干部已紧急通知各户：连夜清除灶房柴草，以砖石封闭灶门，以锅盖覆盖灶膛台面，再置盆瓢碗罐于锅盖。明晨听广播统一开启沼气灶点火，坐铁锅或陶壶烧水。翌日，在喇叭播放的凯旋乐曲中，余随视察领导进了一户，但见那沼气灶只是在原有灶面上凿开一碗沿大圆孔，那一柱沼气火苗，只比拇指粗的蜡烛火苗略大，火焰昏黄，上气不接下气地燃跳着。户主按事先演练端起半锅连汽泡都没冒一个的温吞水，让视察领导以手掌贴近火苗一试，果然火温炙手！领导便击掌赞许，众跟随鼓掌。掌声中领导结束视察离去。 余当时好奇，这如豆火苗，猴年马月才能烧开一锅水？余亦紧随邻社一干部，看他揭开沼气池盖板一探究竟，但见那一米见方的沼气池里，只浅浅有一层鸡粪和户主从自家旱厕舀来的人粪尿，能发酵出几缕沼气？如果各户能养一两头猪猡，估计“沼气革命”或可实现。猪们憨吃傻胀猛屙，猪粪可填满沼气池。惜是普通社员的猪圈早已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论集体，一个生产队甚至一个大队都穷得没一个猪圈。 当地方言，谓蒙骗、糊弄他人为“日哄”，余毕竟是从村台调到县城的，曾与贫下中农在灶房大锅里“打成一片”，余猜到，“日哄”走了视察领导的当晚，社员们就会把沼气池里那一点鸡粪、人粪尿混合物宝贝，舀到自家巴掌大的一点自留地里。 比沼气池更高明的是煤油炉，由知识青年从城里带到农村的洋玩意儿。余最早听说煤油炉，是高中听老师讲课时无意提及的，道是上海一对年轻夫妇，早起点燃煤油炉，将前夜剩饭煮成泡饭吃了去上班，余听了感觉新奇而羡慕。下放一年后年关返城，亲眼见识了煤油炉，才知那不过是个大一圈的马灯底座，有十个灯芯而已。各种款式的煤油炉，都是工人阶级以工厂薄铁皮边角余料干私活敲打的杰作。炉子不贵煤油贵，而且凭煤油票供应。知青们便把轻巧的煤油炉携至农村，偷窃随处可得手的手扶拖拉机柴油，代替煤油开小灶。大小队干部的惩治手段是没收煤油炉，据为己有。柴油浓稠，燃烧时黑烟弥漫。乌烟瘴气煤油炉都成了泥腿干部们的公款薪火消费。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梓山湖书院”，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郭力 北京大学的右派中，有一些是有亲属关系或夫妻、情侣关系的，笔者了解的情况如下： 1.亲属右派 兄：郭定一（物理系55级学生） 弟：郭家一（数学系55级学生） 兄：裴家麟（中文系助教）   妹：裴虎叉（化学系实验员） 2.夫妻右派 梁钰文（俄语系助教） 樊振环（数学系54级学生） 侯建儒（经济系助教） 姚光曙（中文系53级研究生） 岳麟章（马列教研室教员） 崔一华（马列教研室教员） 关明波（人事处学生科职员）寇德璋（留学生办公室助教） 3.情侣右派 陈成钧（物理系54级学生）   龙伟丽（物理系54级学生） 沈迪克（物理系54级学生）   梁成金（化学系54级学生） 张锡锟（化学系54级学生）   段瑜瑛（化学系54级学生） 蒋文钦（中文系54级学生）   韩其慧（中文系54级学生） 文秉勋（中文系54级学生）   孙  复（中文系54级学生） 孙文铄（中文系54级学生）   张  玲（中文系54级学生） 朱承立（西语系法语专业54级学生） 聂罕娜（西语系法语专业54级学生） 这些具有亲属和伴侣关系的右派，笔者直接采访到的不多，不能完全了解到他们划右派的原因，但在所调查的范围中，固有一些是因为三观一致，有类似言行而同时划右的，但也有一些是受到无辜的株连。据姚光曙的同学陈贤英回忆，因丈夫侯建儒被划为右派，姚光曙为丈夫抱屈，因此也被划为右派。情侣右派的株连情况更严重一些，龙伟丽1957年鸣放时正因病休学在广州家中，根本没有参加鸣放。但她听说男友陈成钧被划为右派，颇为不解，写信给自己的一个中学同学表示了不解和不满，结果被补成右派。沈迪克是以“谈谈”笔名写出重磅大字报的右派，女友梁成金则不关心政治，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仅因为与沈迪克的关系就被划为右派。中文系的韩其慧与梁成金一样，也是因为与被划为极右的男友蒋文钦划不清界限而被打成右派。化学系张锡锟在鸣放中比较活跃，女同学段瑜瑛是学生干部，奉命帮助张锡锟，结果在接触中对张锡锟产生好感，成为一对情侣。段瑜瑛为自己的爱情付出了划右派的代价。在反右的重灾区西语系，朱承立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极右派，女友聂罕娜虽然也参加了西语系同学的一些活动，但本人并没有特别的言论，因为朱承立的牵连，聂罕娜也被打成极右。 北大有些右派落难是由于校外亲属的株连。当时北大的学生和年轻教师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有些人的父辈是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是反右中的重点对象，因此，一些学生的家长在反右中成了右派，直接株连到子女。化学系56级学生薛慰灵的父亲是著名药学家薛愚，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学生孙建秋的父亲是著名电影教育家、中国纪录片先驱孙明经，薛愚和孙明经都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株连到上大学的子女，薛愚和孙建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都说，自己被划成右派，受父亲牵连的因素很大。历史系54级右派许南亭的落难，也受到时任民建秘书长的父亲许汉三影响。 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比较大。北大不少学生有兄弟姐妹在高校就读，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中，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瓜葛。化学系53级学生傅国强在反右中本来安然无事，已经顺利毕业留校任教。但因他在鸣放中给就读于哈工大的弟弟傅丰祥写信，谈到一些北大鸣放中的情况，结果傅丰祥被划为右派，哈工大把傅国强给弟弟的信作为材料转到北大，傅国强马上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到门头沟农村劳动，后又到京西煤矿劳动改造，受了20年的磨难。同是化学系53级学生的金星，也遭遇了与傅国强同样的经历。金星的哥哥高云龙当时是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金星在校时是校排球队员，有时进城打比赛，因北大在郊外较远，就住到中央美院哥哥处。鸣放期间，金星到哥哥那里，会讲到一些北大鸣放的情况，结果高云龙被划为右派，他的同学向北大举报金星曾到美院煽风点火，此时金星已毕业分到上海交通大学，北大将金星打成右派的材料追到上海交大，金星被补成右派，被强制动员到新疆石河子农学院教化学，每次运动都受到冲击。同样无辜的还有化学系的助教于豪建，因丈夫是清华的教师，被划为右派，其兄是去台湾的国民党将军，即使于豪建没有片言只语的言论，也没能逃脱被打成右派的命运。 北大划了数百名右派，校外亲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株连。西语系助教黄继忠是鸣放中非常活跃的人物，后来成为极右，其妻子乔无远是《工人日报》记者，受其株连也被打成右派。数学系55级右派郭家一向笔者回忆：鸣放中他把在北京中央建筑工程部工作的姐姐郭冠一叫到北大来看大字报，结果不仅他和哥哥郭定一都被打成右派，牵连姐姐也成了右派。 不愿与右派一刀两断的亲人或恋人即使没有打成右派，受到的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中文系右派沈泽宜的妹妹沈蓉蓉是北大俄语系学生，反右时在俄语系55级就读，她没有任何出格言行。但据俄语系55级校友陈立柱回忆，当时开会批判右派，如果沈蓉蓉在场，经常会把与俄语系毫无干系的沈泽宜拎出来批判一番，以敲打沈蓉蓉，无辜的沈蓉蓉只能默默无语，忍辱含垢。物理系气象专业54级马鹤年打成右派后，刚开始交往的女友同级同学王淑静受到极大压力，她回忆说：我和马鹤年是初恋，当时刚刚开始交往，我连他宿舍都没去过。我在反右时没有任何言论，结果马鹤年被打成右派了，把我拉出来，让我揭发他, 可是我没听他说过什么，揭发不出来。当时我们情况相同的几个人被召集去开了一个会，让我们跟右派划清界限。可是我没听马鹤年讲过什么，怎么划清啊？像有的人那样表态揭发什么的，我实在做不出来。结果说我跟右派划不清界限，把我划了个中右。图书馆系56级李修宇被打成右派后不甘屈辱，跳楼自杀未遂，受伤住院。与他刚开始交往的女友戴淑娟被组织委派去医院看望，戴淑娟批评了李修宇的自杀行为，并带回了李修宇的认罪书。但回来后莫名被指为“与右派谈恋爱不向组织汇报”“与右派订立攻守同盟”，因此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西语系英语专业55级学生陈玉麟被划为右派，对其有好感的女生阮季霆被团支部书记找去谈话，让其揭发陈玉麟，本来就对反右的残酷氛围惊恐不已的阮季霆感到压力山大，当晚就在北京大同酒家卫生间喝来苏水自杀。 一些情深意笃的夫妻和情侣为了避免株连带来的没顶之灾，使家庭或二人的关系得以维系，可谓煞费苦心。数学系助教刘时衡划为右派后，在职工业余学校工作的妻子华炳荣受到单位的警告。刘时衡回忆：一天炳荣在回家后极紧张地告诉我，她所在的职工业余学校通知她，明天要以团支部的名义开会帮助她，要求她在思想上与我划清界限。这是一个不祥之兆，……看看再有不到两个月便将临产的妻子，想到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我意识到不能再有丝毫麻痹，如果她再掉入陷阱，这个即将是三口之家的家庭便将趋于毁灭。我幸亏从她以往的言谈中，大体了解到她所在单位几个头面人物的概况。我说服了她，让她先睡觉，我替她写这份检查，但要她重抄一遍，不然，万一有人要收走或者哪怕是偷看她的这份检查，后果就不堪设想。刚清晨6点，我便唤醒了她，在她抄完这份检查后我把原稿烧掉。幸而华炳荣出身贫寒，属于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又在刘时衡帮助下，把检查做得很深刻，总算幸运过关。 历史系55级学生张学仁划为右派后，同班的恋人陈宁生受到要求其划清界限的巨大压力，陈宁生不得不表示与张学仁分手，并把张学仁送给她的手表退还。但暗地里她多次写信给张学仁，表示“死也不分离”。有些左派同学乘虚而入，追求陈宁生，但她不为所动。毕业后张学仁被发配到东北一个中学教书，陈宁生就读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陈宁生放弃留京工作的机会，追随张学仁去了东北，两人终成眷属。生物系54级学生赵明蓟划为右派，女友杨端明确表示划清界限，并积极投入反右，避祸过关。在60年代初赵明蓟摘帽后，杨端重续旧情，嫁给了赵明蓟。 刘时衡、张学仁、赵明蓟是幸运的，他们的爱人在他们最艰难的岁月里，用忠贞的爱情给予他们极大的慰藉。更多的情侣在压力下被迫分手。在残酷的环境下共患难需要巨大的勇气，对分手离去的一方不应苛责。对于众叛亲离的受难者来说，爱人的绝情而去往往是致命的打击。化学系55级右派郑光第与恋人陈某某是同年级同学，两人已是山盟海誓的情侣。但郑光第划右后，陈某某立即与他划清界限。郑光第始终放不下这段感情，在经历了数年劳教改造终于摘帽后，他去找陈某某，试图重续前情，但却被陈某某拒之门外。郑光第受到致命打击，在此后发现自己的罪人烙印实际上无法去除后，他选择自杀，告别了这个令他无所留恋的世界。 对株连的恐惧不仅使人对受难者绝情，还会激发人主动作恶。物理系56级学生陈运鸿回忆，当时与他同宿舍的同学黄某某和吴某某反右时特别积极，极力要把同学打成右派，他因为与几个右派同学关系比较好，被黄某某和吴某某当成假想敌，无端怀疑他应该也是右派，为了挖出他的右派证据，无所不用其极，经常在宿舍里谩骂、拍桌子恐吓，包括扣除他的助学金，后来右派同学告诉他，黄和吴还动员右派揭发他以立功赎罪，最终因为实在找不到他的右派言行，他也没有出身问题，而逃过一劫。2016年，56级入学60周年聚会时他遇到吴某某，他问吴当年为什么那样对待他，吴某某马上表示道歉，并答非所问地说：我哥哥当时已经被划为右派。“他担心他哥哥会影响他的前途，竟不惜诬赖别人”，陈运鸿说。 北京大学还给右派学生家长发送通知书，告知其儿女被划为右派。中文系56级右派学生江之浒保存了这份通知书。 这份通知应该不是普遍发送的，因为在笔者采访到的近百位右派校友中，仅发现此一例。但是格式和落款均显示其为正式公文，这份通知是怎样产生、在什么时间段、什么范围内发送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株连的底层逻辑是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人都会具有相同、相似的立场与观念，这种逻辑通过历次政治运动中各种手段的强化，使很多人潜移默化地接受。由此，逃避株连也就演化为积极主动的划清界限的行为。著名右派沙文汉和陈修良的女儿沙尚之是化学系57级学生。她在入学以后，在批判右派分子的会上主动发言，表示与父母划清界限，她说：“三十多年前就从事革命的父母亲堕落成右派分子，对我来说不能不感到惊奇和痛心，但是，我终究和她们划清了界限，在这些问题上，我的立场是不能模糊的。…….我虽然是他们的女儿，可是，我有我的政治前途，决不能因为私人情面，父母之爱而把最重要的一面抛开不理，……这是大是大非，在这些问题面前，我经常鼓励自己，叫自己要坚定，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我深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一定能够坚持到底，我失去的是两个敌人，得到的是广大人民。” 60多年后，沙尚之回顾当年时说，当年我是团干部，我的认识就是如此，还在大饭厅广播出来。晚年的沙尚之对当年有深入的反思：“十八岁和八十多岁，我们经历了苦难也明白了历史真相。”沙尚之退休后以大量精力整理父母留存的书信、笔记等历史资料，无偿提供给需要的历史研究者。前面提到的西语系法语专业学生右派聂罕娜，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父亲是牧师，1949年之后，聂罕娜接受无神论思想，反对父亲的宗教职业，离开家庭，追随革命。在受到株连成为右派历尽坎坷之后，聂罕娜重新皈依基督教，晚年以照顾老人，照顾教友，为教友送终为自己的志业。早年，她们以划清界限、逃离家庭的方式远离了可能株连她们妨碍进步的父母；晚年，她们以走近父母、承袭父母精神遗产的方式完成了人性的回归与救赎。 原编者按：郭力是北京大学中文系78级校友，目前正在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邢 周一良和陈旭麓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周先生生于1913年，陈先生生于1918年，从70年代到80年代，他们有一段相似的境遇。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第七节，这一节的题目和书名一样，就叫“毕竟是书生”。由此也可推测作者对这一节的重视。 我之所以感兴趣，有一点个人的理由，就是曾经和高增德、谢泳两位好友一起讨论过文革中的写作组这样一个鲜有人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当事人的回忆录极少涉及，而周先生的回忆录十分坦率。 他先回忆了文革初期挨批挨斗争的情况──这方面和别人回忆的开放度无异；接着就回忆了1974年被北大党委从历史系调到“梁效”写作组的经过──这是具有相似经历者大多讳莫如深的，尤其是梁效成员受审查的一段，此前更是无人涉及。 周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态度，简而言之，一是说明他和另外几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并未参与阴谋；二是理解知识界谴责梁效成员的义愤；三是如实叙述了他受审查的心态，包括视为“无耻之尤”的郁闷心情。作为不了解内情的读者，我感觉周先生的态度是如实而平和的。 陈旭麓先生和上海市委写作组是什么关系，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文字材料，只是在《陈旭麓文集》第四卷中看到一点蛛丝蚂迹，比如他在给郑云山、左步青等人的信中都谈到这一点。 他没有来得及留下回忆录，只是从这些信中知道，他因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般性问题”，被折腾了七年，“代价是六十岁变成了六十七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里对他晚年的经历也有含蓄的记录。可惜，文集附的《陈旭麓先生传略》将这一段略过了。不知道是作者写了没刊出来，还是因为作者是陈先生的学生，爱师心切，故意回避。 学者进入写作组被认为是是严重的历史污点，和任伪职，当汉奸相仿佛。我却以为，把二者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因为历史环境毕竟不同。 从整体上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留下了可以自豪的篇章，就是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保持了人格操守的也很多，周作人那样的失节者，毕竟是极少数，在当时也为公众所不耻。在异族入侵时，坚持民族操守，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 文革毕竟不同于外族入侵，而是内部动乱，是以政权和执政党名义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十年代以来，就没有独立的空间，与政权的关系成了皮毛关系。为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效力，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躲不开的义务。尤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充当革命动力，就得充当革命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选择。想要置身局外，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苦恼，不是因充当革命动力，伤害了同事和朋友，引起了良心的内疚；而是想充当革命动力没有资格。 在这方面，只有少数过来人，如邵燕祥先生。表现了如实地直面历史、直面自我的坦率精神（《人生败笔》），而更多的过来人，提到历次政治运动，往往只说自己如何“走麦城”，挨批斗，不提自己当年勇，如何过五关，斩六将。 其实，五十年代的作家学者，哪个没有批判过胡适、胡风、没有声讨过右派、右倾？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有一点区别，就是站在前台的江青已经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反感，而真正能够从思想上拒绝真正的决策者，当时又有几人？ 写作组吸收学者到其中效力，是以政权的名义，以执政党的名义，并不是以哪个帮派哪个团伙的名义，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都无可选择地隶属于所在单位，谁能拒绝以组织名义分派的工作？就算当时有人拒绝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只能找一点巧妙的借口。多数人的实际情况是既不想拒绝，也拒绝不了。冯友兰如此，周一良如此，陈旭麓也如此。 八十年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在历史的大变动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愿望，不同的诉求。有人着眼于从此杜绝政治运动，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摆脱人为的阶级斗争的阴影；有人则希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出一出当年挨整的恶气。 从境界上讲，当然是前者更高，只有真正进入这个境界，中国的政治文明才能升华。当然，后者的心理中也包含着某种义愤。义愤不可一概否定。但感情用事，就不一定能把事情办得公道。 周一良险些没当上博导，陈旭麓多年评不上教授，总不能说是公正的。在治魏晋南北朝史方面，影响超过周一良者有几人？在治中国近代史方面，成就超过陈旭麓者又有几人？今天教授中不学无术者随处可见，博导中滥竽充数者也不胜枚举。当时如真的把周、陈等排斥在教授、博导之外，岂不酿成新的笑话？好在周、陈二位，在不愉快的时候，能够倾力于学术，总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改革开放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宽阔了许多，不再别无选择。然而，就是在今天，许多知识者仍然把递奏折，当幕僚作为自我发展的终南捷径，在如何接近权力、投靠权力上倾注了过多的注意力。 知识分子应当向社会贡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但这种贡献是从独立的立场出发还是从依附的立场出发？是一味按图索骥、投其所好，还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大问题。要说从上一代人陷入写作组的悲剧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我想首先就是这个问题了。（1998年）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彭建新 新安街，位于硚口区东部、长堤街以南，呈南北走向：南起大夹街，北至六水街。 新安街，长仅177米、宽不足6米，“个头” 虽小，却是条很有年头的明清老街。 如果对新安街这名字比较生疏的话，那么，提起新安市场，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武汉人，肯定会作恍然状：噢，新安市场唦！就是那个随么事都买得到的新安市场啊！晓得晓得！ 的确，新安街，得名于新安市场，而新安市场的形成和繁荣，又不得不提及新安书院。 新安书院又叫徽州会馆。明清时节，汉口以九省通衢之利，跻身中国四大名镇之列，引来百商云集，尤其是汉正街，商机无限，人气发旺。来汉正街做生意的外省人，就扎帮在汉正街周遭的街巷里，建的建会馆，修的修书院——所谓书院，除了延请塾师，为本帮子弟课读之外，亦兼具会馆聚会议事的功能。汉正街周边街巷里的诸多会馆中，徽州会馆年头最老。据相关史籍载，康熙七年（1668年），徽州所属歙县、休宁、祁门、婺源、黟县、绩溪等县在汉商人，集资建起了自己的会所，因以上六县皆在新安江流域，历史上同属“新安郡”，故会所取名“新安会所”。徽商是很讲究儒雅经商之道的，二十七年之后亦即康熙三十四（1695）年，他们把新安会所扩建成新安书院。书院内供奉的神祗，除孔子之外，还专供朱熹，且为之建起魁星楼和紫阳坊。南宋大儒朱熹是安徽婺源县紫阳镇人，所以新安书院又叫“紫阳书院”。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徽商在书院南面修了一条新街，一头接新安街，一头通他们于雍正十三（1735）年在汉水边的码头——新安码头，从而完成了徽商在汉口的“系统工程”。 看到徽商如此重视基础建设，其他在汉正街一带经商的商帮，也意识到扎堆并建会馆对彰显本帮势力从而扩大本帮影响的重要性，认识到基础建设、子弟教育对发展本帮生意具有战略意义，就纷纷在新安书院附近建的建会馆，修的修公所：道光十四（1834）年，晋陕旅汉商人，筹资共建了山（西）陕（西）会馆亦即西关帝庙，作为山西陕西同乡联谊、绅商聚会、休闲议事的场所；其后，附近又陆续有了广东会馆、宁波会馆、江西公所。由此延伸开来，附近陆续兴建了一些商帮各自用于祭祀的寺庙——在清代汉口地图上，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不是藏在深山而是在闹市招摇的袖珍型的寺庙：凤龄禅寺、沈家庙、准堤庵、解脱庵……为便于交通，商帮们还在有水凼沟渠的街巷间修了一些石桥，这些石桥工程虽然不大，但石桥都有些吉祥的名字：延寿桥、九如桥、保寿桥……有了会所，交通也便利了，各类店铺行栈就像雨后春笋样地冒了出来，终至形成了一条可与汉正街比肩的繁荣的街——新安街，且由街而进一步发展成商铺林立、行栈栉比、作坊麇集的老汉口最繁荣的市场——新安市场。 很长一段岁月里，新安街一带，所居大多为安徽人。他们到汉口定居之后，为生存发展，一方面不得不入乡随俗，尽可能地融入汉口的码头文化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对各自故乡的情愫，又难以释怀，同是安徽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仍执着地固守着原籍的乡俗。对这一点，叶调元在《竹枝词》里吟道：“徽客爱缠红白线，镇商喜捻旱烟筒。西人不说楚人话，三处从来习土风。”在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里，还有生动描写徽人祭祀的篇什—— 楚人做祭极平常，不及徽人礼貌庄。高坐灵旁宣诔祝，只如平常读文章。 在这首诗后，调元先生特注如下：“徽祭，正立垂手，恪守执事。本地祭，生员六人分坐灵旁，别无所事，惟轮流读文而已。”他老人家对徽州人祭祀祖宗的认真劲大加赞赏，绝对不像我们汉口人，举行祭祖宗的仪式时，连站都不站，坐着读祭文，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敷衍了事，态度一点都不虔诚。 也是，在汉口做生意的外省人，多如牛毛，在激烈商战中，徽帮得以脱颖而出，得以在血腥的帮派斗争中成为一方翘楚，兴旺发达，余绪绵绵，除了他们的精明加努力，或许与他们的这份虔诚有关罢。 世事转蓬，人算不如天算。武昌首义之后，清朝政府为了扑灭辛亥革命的燎原之火，派冯国璋部南下镇压。在黄兴指挥下，汉口民军与清军激战多日，终至不敌而退走汉阳。惨烈的汉口保卫战失败之后，冯国璋为泄愤，狂焚汉口，一时间，汉口烧成一片火海。在这场人为的回禄浩劫中，新安码头到新安书院、新安街到新街，被烧成一片废墟。此后，这一带虽挣扎重建复业，无奈落花流水，繁荣难再。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形成气候，新安街和新安市场才又重萌生机，并迅速发展膨胀，其繁荣热闹，远胜当年——     眼下，临汉正街街面的紫阳商场，即昔日紫阳书院亦即新安书院旧址，当年来汉上创业的徽商先辈，如泉下有知，定会含笑唏嘘之余，为之浮一大白也！ （以上内容选自作者公号“汉翁漫笔”，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邢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李煜的《虞美人》，已经流传千载。有两位当代学人，由此获得灵感，创办了一个史学平台，每期都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题头，这便是郑仲兵、李宇锋主编的《往事》。 郑仲兵是福建人，1939年生，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中两度蒙冤入狱。在胡耀邦干预下平反昭雪。他在中宣部工作多年，曾任《新观察》副总编、《精品》总编，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任上退休。他患上癌症，经历了手术、化疗、放疗，却没有放弃思考与写作。 李宇锋是山东人，生于1963年，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前途似锦的年纪，却患上重病，多次手术，只能坐轮椅活动。 他们两位的年龄相差24岁，共同的志向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在2004年创办了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对历史进行抢救、发掘和整理。他们对历史当事人进行采访、录音、录像，还举办研讨会、编辑图书等，并建立了史学交流平台《往事》。郑仲兵先生是平台的主心骨，李宇锋是平台的实际主持人，承担了组稿与编辑的大部分工作。 如今，他们两位已经成了古人。李宇锋是2016年12月31日去世的，享年53岁。郑仲兵是2023年11月18日去世的，享年84岁。 最近，我重新通读《往事》。鲜活的生命力扑面而来，让我重新思考这个平台的史学价值。 《往事》诞生于2004年9月，结束于2017年2月，历时13年，共出版134期。每期一个主题，一般只发一篇文章，偶尔刊发一组文章。所有内容加在一起，总计280万字。它以印刷品和电子版两种方式，在同仁间小范围流传。作者有100多人，读者估计不超过几千人。但它的史学意义，却不因两位主编的离世而消失。 中国的史学，源远流长。从源头起，就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传统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唯帝王马首是瞻。一个传统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后一个传统的代表。 当代史学，如何面对政治权威，也存在不同的选择。仰其鼻息，投其所好，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固然可以获得眼前利益，短时期可能大行其道，但岁月无情，泡沫终究是泡沫。 有出息的史家，还是会选择司马迁代表的良史传统。 李宇锋曾表达《往事》的宗旨：尊重历史，就是不为利害、好恶、而歪曲、编造、增隐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它关心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和遭际，并试图在这一基础上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和重新评价；它将成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对历史真相感兴趣的人们的交流平台。他们既是作者也是读者。 李宇锋还说：它的目标非常有限，只想在开满天窗的某一段历史中，寻一点真相，做一点注释，只想以陈述者个人的名义，为把历史从宏大叙事的神话，从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和成王败寇的权谋主义之下解脱出来，略尽绵薄之力。 《往事》十分低调。甫一问世，就被刮目相看。它既有史述，也有史论。史述主要是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它拒绝平庸，选题精粹。很多文章，都能引领读者穿越遮蔽，进入独特的历史天地，让人耳目一新，猛然醒悟。 我曾向多位关注当代史研究的朋友推荐，也曾到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参加过几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在《邱会作回忆录》和《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等讨论会上的发言，在《往事》上刊登；张显扬回忆理论务虚会的文章，也是在我们口述采访基础上充实而成的，这都让我感到荣幸。 中国的史学平台数以千计。《往事》存续期间，有《炎黄春秋》等平台存在，所涉范围大体相似。郑仲兵、李宇锋也是《炎黄春秋》的作者。在《炎黄春秋》之外，还有创办《往事》的必要吗？回头看，十分必要。虽然《炎黄春秋》发行量更大，传播面更广，但《炎黄春秋》是公开发行，不能不受语境约束，不得不自律性地设限，回避某些禁区。《往事》不公开发行，仅在小范围交流，不需要和审查机关打交道，发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空间就大得多。当然，这只是可能性，真正拓展还需要见识和胆魄。郑仲兵先生有独特的优势。他人脉广，许多一流学者都是他的莫逆之交。他和李宇锋以开放的胸怀，吸引诸子百家亮相。曾经在这里发表文章的李锐、吴江、冯兰瑞、朱厚泽、戴煌、邵燕祥、王年一、张思之、李洪林、张显扬、阎长贵、刘家驹、迟泽厚、吴小龙等，都已先后去世。郑仲兵晚年没有出版整本著作，多篇精彩文章，亦仅见于《往事》。比如他和傅高义的对话，别处就看不到。 《往事》虽然在七年前划上了句号，但它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继《往事》之后，《记忆》《昨天》等电子刊物陆续诞生。创办者都是《往事》的作者。他们是否受其启发，要由当事人来回答。这些民间史学平台，都保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不事张扬地推进着当代史研究。国运艰难，史不绝书。爝火不熄，他们为将来的中国史学史，书写了绕不过去的一笔。 （原载公号“丁东小群”，原题“往事知多少”，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