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丁东 回忆录历来是人们读书的热点之一。中国外国都是如此。 什么是回忆录，记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就是回忆录，通常用文字表达，也可以用声音和影像表达。广义上的回忆录，无处不在。现在有了网络，有了数码印刷，人们写作和发表回忆录的门槛，越来越低。可以说，人人都有撰写和发表回忆录的权利。但对于读者来说，不是任何回忆录都能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只有一部分回忆录才能勾起人们阅读的愿望。我想，回忆录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是取决于它本身的历史文化含量。 工人出版社邀请我编书。当时他们说，这些年，文化名人纷纷去世，能不能搜集一些悼念文章，汇编成书。出版社都要面对市场。最吸引人的当然是政要的回忆录。但那是一个特定的门类，出版有特殊的审批程序，操作难度比较大，进度没有办法掌控。还有明星的回忆录，虽然卖点也不错，但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文艺和体育领域的明星不熟悉。我比较熟悉的是人文学者。选编这个领域的怀念文章，名人写，写名人，难度不大。我调动自己和阅读积累，很快就编出了《先生之风》，印出来以后，社会反映不错，出版社让我继续编，形成一个系列。我想，要形成系列，就要编出特色。《先生之风》里的文章，学生回忆老师比较多。继续编就要有专题性，于是第二本的主题定为《追忆双亲》，是回忆父母公婆，别的不收。第三本《此生此情》是回忆夫妻，第四本《风雨同窗》都是回忆同学和同龄朋友。这种自我限制虽然提高了选文的难度，但形成了特色。许多朋友都说角度不错。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整体规划。本来还想编第五本，主题是回忆校长。出版社改制，责任编辑陈大钢退休了，这个系列就划上了句号。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更多地依赖网络。纸质书籍还有没有市场空间，成为严峻的问题。这套背影书系，不是原创为主，而是选择已经公开的文章为主，能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我想就这个问题，讲五点心得。 一，怎么处理独家文章与二手文章的关系。名人回忆名人，肯定要在第一时间发表，很难留到我编出的时候再出手。现在有一些小众电子刊物，通过电子邮件小范围传播，网上查不到，也没有纸质印刷品。比如吴迪主编的《记忆》，内容大部分是独家的。其中有几篇回忆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于《记忆》的读者，这是二手，对于普通读者，这是一手。《先生之风》里最长的一篇是赵越胜的《辅成先生》。最早我就是在《记忆》里读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周辅成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泰斗，活到98岁，和季羡林同年去世。他们年龄相仿、资历相仿，但周辅成去世后几乎无声无息。赵越胜的散文《辅成先生》是在周辅成活着的时候写完的，让其过目，周先生也很满意，周辅成去世之后，四川的伦理学家肖雪慧说，周辅成去世社会一点响动都没有，太遗憾了。我通过她找到了赵越胜这篇文章的全文编到书里。文革后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组织理论队伍，赵越胜是北京一个工厂的青年工人，进了工人理论队伍里。当时请北大教师做辅导，周辅成给他们讲西方哲学。赵越胜本来喜欢读书，读过康德，跟周先生探讨。周辅成一看这个年轻人有学术兴趣，就成了忘年交。把他请到家里，借给他书，指点他怎么学西方哲学。赵越胜成了周教授特殊弟子。恢复高考后，周辅成跟赵越胜说，你不需要考本科了，直接考研究生吧，一下子考上了。周辅成是一辈子不愿意投靠权力，保持独立人格，人生故事非常精彩。赵越胜的文章后来出了单行本，叫《燃灯者》，社会评价很高。 王年一先生是独立研究文革史的先驱，75岁去世，默默无闻，报纸上一则消息都没有。吴迪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不是简单地赞美王年一，而是讲他们怎么认识，怎么切磋，两人之间有冲突，不打不相识，越冲突，吴迪越尊重王年一。《背影书系》里选了这些文章，增添了分量。 二，怎么处理名人和普通人的关系？《先生之风》是名人忆名人。继续编回忆父母、夫妻和同学的文章，是不是坚持这个思路，我提出一定要放宽。于建嵘、林贤治有名，但他们的父亲不出名。蔡定剑有名，但他的儿子不出名。文章好就可以上。我还选了回忆者和被回忆者都不出名的文章。这就是马懋如回忆婆婆的文章。我有自己的用心。马懋如是中宣部离休干部，在《炎黄春秋》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她虽然不是名人，但她的公公刘顺元，被称为“中国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刘顺元1920年代参加革命。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作为中共代表，去接管大连。当时大连由苏军占领。他们居高临下，对中共很不平等。刘顺元受不了这个气，顶撞了苏军，苏方把这个事汇报上去，给中共施加压力，说大连不能用这个人。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上只有一个外国代表团，就是苏联文化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开国大典结束后，法捷耶夫要访问济南，当时济南一把手就是刘顺元。为了迎接法捷耶夫访问，刘少奇紧急召见刘顺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没有苏联的支持，我们站不住，你赶快写一个检讨，法捷耶夫来的时候，让他带给斯大林。刘顺元说，我没有做错，为什么要检讨。刘少奇说，为了党和国家，你必须做这个检讨。结果不光让刘顺元写了检讨，还把他连降三级，放到一个不起眼的单位担任副职。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4年刘少奇想到了刘顺元，安排他当了江苏省第二把手。马懋如写了回忆公公的文章，我没选，而是选了回忆婆婆王春香的文章。王春香是个农村妇女，15岁跟刘顺元结婚。刘顺元上北京师范大学，参加革命，她在老家侍奉公婆，抚养三个孩子参加革命。日军占领当地时，她被关押过，被打伤了。解放后，她找丈夫，丈夫却已经另外结婚。当时共产党队伍里有规定，夫妻失去联系多少年以上，经过组织批准可以结婚。刘顺元第二次结婚不违反规定。但对留在农村的王春香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样的农村妇女，太容易被历史忽视。主流的历史，是大人物的历史，是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历史，没有小人物的位置。我想做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尝试。 三，怎么处理纸媒信息与网络信息的关系。网上搜索文章很方便，大家都可以做。互联网进入中国，相对普及是新千年以后的事。上个世纪末以前的许多印刷品，网上搜不到。这就给我留下了另辟蹊径的空间。《此生此情》里有两场重头戏，都是选自纸质书籍。一篇是戴厚英回忆闻捷。闻捷是50年代中国三大著名诗人之一。文革开始成了审查对象。戴厚英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文学评论家，文革前很革命，写批判文章很尖锐、很泼辣。文革开始她是革命动力，闻捷成了她的审查对象。当时闻捷的夫人已经去世。在审查闻捷的过程中，戴感到他很有才华，也很正派，一来二去，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就产生了感情。戴厚英早就跟丈夫离了婚。闻捷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如果放在今天，结婚顺理成章，谁也拦不住。但当时惊动了张春桥，组织上说什么也不让他俩结婚，一定要把他俩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劳动。闻捷是情感型的人，气不过，就自杀了。这成了戴厚英的心病。改革开放初期戴厚英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写的就是闻捷。90年代，她又写了长篇回忆录，回忆他们的爱情如何被扼杀。可惜，戴厚英的回忆录没写完，有一个人谋财害命，把戴厚英给杀了。她没有赶上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就离开了人世。新一代读者一般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从当年的书上把她的回忆钩沉出来。 另一篇的作者是金凤。她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权更迭前夕参加革命，任《人民日报》记者。朝鲜战争击落对方飞机最多的空军战斗英雄是赵宝桐，《人民日报》让金凤采访他。组织让赵宝桐做报告，因文化水平所限，他写讲演稿有困难，请金凤帮助。一来二去，俩人产生感情，结了婚。文革开始，金凤到空军采访。当时空军提出要把飞行的命令用毛主席语录表达。金凤丈夫是空军飞行员。金凤知道这样做不行。飞行速度太快，如果先念语录，再下命令，在空中会出风险。就写了一个内参，说不能这么干。这得罪了高层的一些人。不久金凤就被关进秦城，组织对丈夫做工作，说老婆是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不能上天，要想继续当空军，就必须跟老婆离婚。赵宝桐不愿意离婚，扛了一年，实在抗不住了，只好离婚，组织上还给赵宝桐介绍了一个女士结婚。9·13事件以后，金凤平反出狱，发现丈夫跟别人结了婚。金凤一定要跟丈夫见面。赵宝桐和金凤有感情。第二任妻子看到这个情况，有点招架不住，急了，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不久江青倒台。她给江青写信成了问题，法院判离婚。这样，金凤和赵宝桐复婚。复婚以后，金凤观察，觉得赵宝桐的第二任妻子人不坏，又帮她找了对象。金凤不会用电脑，所以她的回忆录，要通过纸质书籍寻找。 四，如何处理彰显与反思的关系。追寻道统，彰显良知，是我选文的内在追求。中国主流的历史是政治家的活动史。何家栋先生提出过一个观点：政统比道统更深刻。就是说，思想史的线索比政治家的传统更重要。我赞成这个观点。所以特别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探索性和超前性的思想者的命运，选取了回忆林昭、遇罗克、顾准、李慎之的文章。这些思想家有的为了表达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擦亮这些人的名字非常重要。 一些学生怀念老师，让我们看到过去的师道。比如钱文忠，是一个少年才子，上中学的时候，十几岁就想学梵文。给季羡林写信，季羡林觉得有意思，就在1984年招了一个班，共8个人，他是其中一个。结果8个学生有6个没有学下来，只有2个学下来。季羡林把钱文忠推荐到德国继续深造。钱文忠学成回国赶上了风波，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学生，被北大开除。搞不成学术。东方不亮西方亮，他就下海经商。90年代，周一良见到钱文忠，觉得钱文忠是人才，是搞学问的料，下海经商有点可惜，就拜托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把钱文忠收在门下读博士。钱文忠成了王元化的关门弟子。他在复旦大学读完博士之后，留在复旦当了教授，从商海回到了学界。他学有所成，很有名气，非常感谢周一良、王元化对他的帮助。 还有刘道玉回忆杨小凯的文章。全球华人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认为，全球华人里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6个人，杨小凯是其中的一个。可惜他才活了50几岁。杨小凯的学术道路很坎坷，在文革时期他是一个高中学生，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康生看了以后说，这篇文章绝不是中学生写的，要追后台，把杨小凯判了十年徒刑。幸好在监狱里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在里面学了高等数学，出来之后，就想走学术道路。刑满释放人员，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他的父亲跟李锐是好朋友，李锐又把杨小凯推荐给于光远，于光远让杨小凯考进了社科院，出版了学术专著，但解决不了夫妻两地生活。这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破格把杨小凯聘成武汉大学讲师。美国邹至庄教授到大陆访问，看杨小凯很有水平，就邀请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当访问学者、读博士。武汉大学有人不同意。刘道玉硬是开绿灯，让他去了。如果不去，杨小凯也不会取得国际一流的学术成果。他死的时候是澳大利亚科学院的院士，莫纳什大学的终身教授，说明在国际上承认杨小凯的学术成就。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话，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里，已经很少听到了。 回忆父母的文章，一般都是怀念父母的恩情，歌颂父母的美德。但我有意选择了几篇是反思父母的弱点、缺点的文章。老鬼、李南央写母亲的文章，曾经引起很大反响，我编了进来。有一些文章，不是专门揭父母的短处，而是把父母当成活生生的人来写，既写优点，也写缺点。比如北岛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我曾经和北岛家住在一个院子，跟他父亲赵济年先生很熟。在我印象中，赵先生是很好的人，待人随和、文雅。他是一个保险专家。解放后中国不重视保险，把他安排在民主党派工作。改革开放之后，要恢复保险国际业务，只好把赵先生请回来当顾问。北岛办《今天》，遇到官方很大的压力，父亲给了很大的支持。北岛的回忆文章提到，冰心丈夫被打成右派后，官方对冰心不放心，想了解冰心的思想状况与精神状态。冰心是民进宣传部长，北岛的爸爸是副部长，官方让他爸爸不时到冰心家坐坐，了解冰心的动向，向组织汇报。北岛的态度是理解性地反思。北岛的爸爸把党看得比朋友更高，当时不奇怪。如果换另外一个人，也会这样做。这个事情放在今天，会觉得是不太光彩的事。北岛把他爸爸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如实地反思，不避讳亲人的缺点、弱点、局限，是一种高境界的表现。 五，如何处理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关系。回忆性属于历史的范畴，拒绝虚构，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有一些回忆录也有很高的审美意义。当今中国最好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小说，而是一些讲述真人真事的散文。 以《风雨同窗》里沈睿的《残酷的青春》为例，她回忆的是小学同学姚锦云，两个女孩子一块上小学、初中，一块插队。作者考上了大学，姚锦云当了出租车司机。80年代初北京出租车特别少，当时的出租车公司全是国有的，中学毕业生能当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车队的队长老对她进行性骚扰，弄得她告状无门。那时候是铁饭碗，不在那个单位干，就没了饭碗。她一怒之下，开着出租车在金水桥撞死了6个人。这在当时是轰动北京城的大案。这篇文章一共有6万字，写得非常生动与细致，把文革期间那一代女孩子的追求与爱好，以及互相之间很私密的东西写得淋漓尽致，应当说文学价值很好。 如果把这套书的几十位作者视为一个整体，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们代表了当代汉语文学的真正高度。 （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李思孝 王若水在1949年是随着解放军从冀中根据地进入北平的，最初在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主任就是邓拓。 邓拓发现王若水是个人才，对他很器重。当时彭真打算推荐邓拓当最高领导的秘书。大概饱读史书的邓拓知道伴君如伴虎，婉拒了。1950年被调到人民日报，当了范长江的助手。不久范长江奉命南下主持上海的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便由邓拓主持。1950年底，他把王若水也调来。 1988年3月，王若水写了回忆1957年领导接见的文章，透露了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邓拓等一行人衣冠楚楚，来到菊香书屋，正襟危坐。令人震惊的是，大家刚刚入座，上面就对邓拓进行了突如其来、没头没脑、如同倾盆大雨似的批评： “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该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诋毁、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最高国务会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邓拓有德，会团结人，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忍心反对你，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 更让王若水大为吃惊，并且莫名其妙的是上面对邓拓说： “西汉后期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我看你像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说到此，邓拓不得不表态了，他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但我实在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希望考虑撤掉我的职务。” 上面生气地说： “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进，养尊处优，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上面抓住邓拓不放，还跟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名曰《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有关。这篇社论是由周恩来主持撰写，刘少奇审阅定稿的，它是当时“反冒进”风头的产物，得到朱德、邓小平、陈云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但上面却认为这篇社论是批评他的。当邓拓把这篇社论呈交审阅时，上面知道多数人赞成这篇社论，他不便于反对，只写了模棱两可的三个字“知道了”，邓拓于是把社论发表了。 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大跃进”的风头已经很浓了，上面认为时机到了，便高调对那篇社论表态了： “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在‘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笔法一样：‘东林虽有君子，然亦有小人’。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一来不冒犯我，一来是借刀杀人。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是秦琼卖马。” 在南宁会议上，上面再次批评了邓拓，却表扬了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还把报告拿给周恩来看，问道：“你能写出这样的报告吗？”周答：“不能”。 王若水对上面说邓拓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大为不解。多年后，王若水才悟到，这是指桑骂槐，借题发挥。 两个月后，上面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一度因带头鸣放风光一时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的头头，如徐铸成、赵超构、储安平等都被打成右派。其下面的编辑、记者也有很多也被打成右派。唯独人民日报的编委会成员，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副总编辑黄操良自杀，涉及到生活作风问题，全报社打成的右派，也少于其他新闻单位。邓拓对胡绩伟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应该说，这是邓拓的功劳。 在回忆1957年领导接见一文中，王若水把在领导卧室的谈话，称作“床前谈话”。谈话是从严厉批评邓拓开始的，气氛比较紧张。 实际上邓拓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上面讲话没有公开前，也不引用”是有根据的。而且当上面离京南下视察前，亲口对胡乔木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暂不公开。 上面批评邓拓以后不久，就把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社。开始只是总编辑，后来连社长一起当起来。邓拓不得不离开他工作了将近10年的人民日报，被彭真调到北京市委当副书记去了，主编理论刊物《前线》。 1959年2月12日下午，人民日报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对邓拓表示欢送之意。邓拓不失书生、才子本色，在讲话中，一句一顿地吟诵了他的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七言律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的知心战友胡绩伟，把诗中“文章满纸书生累”解读为“文章满纸书生泪”。总观邓拓一生的遭遇，这样的解读是有道理的。当他1929年离别家乡时，他就吟诗曰：“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当他1933年被捕入狱时，他曾“铁窗风雨急，引吭且狂歌”。当他在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撰写他的处女作《中国救荒史》，面对每次灾荒的牺牲品芸芸众生时，他能不流泪吗？更不用说当1937年他25岁时，来到华北抗日前线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达10年的“八头骡子办报，三千字内写文章”的办报生涯了。那是血泪双流的艰苦岁月。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穿着钢丝背心，坚持工作。在反扫荡时，他骑在马上，边赶路边写文章。每当有战友牺牲，他都是流着泪与之告别。比如原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在太行区反扫荡中不幸牺牲，邓拓写了“哭何云同志”，其中就有“云山遥祭挥无泪”，“血溅太行志亦酬”之句。在这样艰难困苦，硝烟弥漫的环境下，他当了整整十年的《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及总编辑。直到1948年6月15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诞生。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诗： 毛椎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冈浦胡骑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华岳共峥嵘。 邓拓在接手新的人民日报后，带着战争留下的伤病，又没日没夜地干了将近十年，把人民日报办得有声有色。 邓拓还发挥他熟悉历史的特长，发表了两篇准学术论文，一篇是《五四运动是谁领导的？》，另一篇是《<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成为《红楼梦》研究中，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说的代表人物。 1955年，中国评出60多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类似于1948年中央研究院遴选的81名院士。这81名院士中，超过2 /3以上49年未去台湾、美国，而是留在了大陆。其中绝大部分成了学部委员，只有拒绝思想改造的胡先骕等少数人未成为学部委员。在60多名学部委员中，真正共产党员的，为数极少，邓拓是其中之一。中共“八大”酝酿中央委员时，邓拓是被提名的候选人之一。可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当时邓拓都享有崇高的声誉。 几年后，邓拓邀胡绩伟同游潭柘寺，向胡袒露心扉。他表示：“如果允许的话，还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点书，多写些文章。”他还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等等自由都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 他还对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谢兴尧（谢和王若水是唯一被邓拓亲自调来报社的）说过这样的话：想到颐和园当园长，安安静静专门从事历史研究。 然而，在他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后，他仍坚持操守，努力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他以其多才多艺的特长，活跃于文教、文艺、新闻、历史、考古、书画、红学、戏剧等领域。他主编的《前线》，虽是理论刊物，也发表一些政论、杂文等作品。王若水就曾在上面发表过《蚂蚁与玉皇》等作品。 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换一个地方，心情舒畅，就会焕发出新的活力。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和聂荣臻一起，是邓拓在晋察冀根据地时的老上级，互相了解、信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郑天翔、吴晗都是清华出身的知识分子，还有廖沫沙，也是文人，大家气味相投，和谐相处。这样一来，不仅有北京晚报邓拓的燕山夜话，也有《前线》上吴晗、廖沫沙和邓拓合写的三家村札记。它们名噪一时，脍炙人口。 邓拓是王若水的伯乐，不仅发现了他，还培养他、器重他，对他的工作、学习、写作以至于生活问题，都很关心。一些肺腑之言，也敢于向他吐露。在上面批评邓拓几年之后，王若水曾去看望邓拓，邓拓对上面的批评仍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要做结论的！” 谁能想到，文革初期，林杰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说邓拓的杂文《专治健忘症》是有所指的。据说上面看了此文，沉默许久没有吭声。5月10日，《解放军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次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这些文章等于是一锤定音，判了邓拓的死刑。 在这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的情况下，《五一六通知》的下达，更造成乌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面对千夫所指和风刀霜剑，有口难辩的可怜书生们，只能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殉节之路，以证清白。 于是，5月18日邓拓自杀，成为文革中高干的第一个牺牲品。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邢 周一良和陈旭麓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周先生生于1913年，陈先生生于1918年，从70年代到80年代，他们有一段相似的境遇。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第七节，这一节的题目和书名一样，就叫“毕竟是书生”。由此也可推测作者对这一节的重视。 我之所以感兴趣，有一点个人的理由，就是曾经和高增德、谢泳两位好友一起讨论过文革中的写作组这样一个鲜有人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当事人的回忆录极少涉及，而周先生的回忆录十分坦率。 他先回忆了文革初期挨批挨斗争的情况──这方面和别人回忆的开放度无异；接着就回忆了1974年被北大党委从历史系调到“梁效”写作组的经过──这是具有相似经历者大多讳莫如深的，尤其是梁效成员受审查的一段，此前更是无人涉及。 周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态度，简而言之，一是说明他和另外几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并未参与阴谋；二是理解知识界谴责梁效成员的义愤；三是如实叙述了他受审查的心态，包括视为“无耻之尤”的郁闷心情。作为不了解内情的读者，我感觉周先生的态度是如实而平和的。 陈旭麓先生和上海市委写作组是什么关系，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文字材料，只是在《陈旭麓文集》第四卷中看到一点蛛丝蚂迹，比如他在给郑云山、左步青等人的信中都谈到这一点。 他没有来得及留下回忆录，只是从这些信中知道，他因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般性问题”，被折腾了七年，“代价是六十岁变成了六十七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里对他晚年的经历也有含蓄的记录。可惜，文集附的《陈旭麓先生传略》将这一段略过了。不知道是作者写了没刊出来，还是因为作者是陈先生的学生，爱师心切，故意回避。 学者进入写作组被认为是是严重的历史污点，和任伪职，当汉奸相仿佛。我却以为，把二者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因为历史环境毕竟不同。 从整体上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留下了可以自豪的篇章，就是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保持了人格操守的也很多，周作人那样的失节者，毕竟是极少数，在当时也为公众所不耻。在异族入侵时，坚持民族操守，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 文革毕竟不同于外族入侵，而是内部动乱，是以政权和执政党名义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十年代以来，就没有独立的空间，与政权的关系成了皮毛关系。为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效力，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躲不开的义务。尤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充当革命动力，就得充当革命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选择。想要置身局外，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苦恼，不是因充当革命动力，伤害了同事和朋友，引起了良心的内疚；而是想充当革命动力没有资格。 在这方面，只有少数过来人，如邵燕祥先生。表现了如实地直面历史、直面自我的坦率精神（《人生败笔》），而更多的过来人，提到历次政治运动，往往只说自己如何“走麦城”，挨批斗，不提自己当年勇，如何过五关，斩六将。 其实，五十年代的作家学者，哪个没有批判过胡适、胡风、没有声讨过右派、右倾？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有一点区别，就是站在前台的江青已经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反感，而真正能够从思想上拒绝真正的决策者，当时又有几人？ 写作组吸收学者到其中效力，是以政权的名义，以执政党的名义，并不是以哪个帮派哪个团伙的名义，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都无可选择地隶属于所在单位，谁能拒绝以组织名义分派的工作？就算当时有人拒绝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只能找一点巧妙的借口。多数人的实际情况是既不想拒绝，也拒绝不了。冯友兰如此，周一良如此，陈旭麓也如此。 八十年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在历史的大变动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愿望，不同的诉求。有人着眼于从此杜绝政治运动，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摆脱人为的阶级斗争的阴影；有人则希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出一出当年挨整的恶气。 从境界上讲，当然是前者更高，只有真正进入这个境界，中国的政治文明才能升华。当然，后者的心理中也包含着某种义愤。义愤不可一概否定。但感情用事，就不一定能把事情办得公道。 周一良险些没当上博导，陈旭麓多年评不上教授，总不能说是公正的。在治魏晋南北朝史方面，影响超过周一良者有几人？在治中国近代史方面，成就超过陈旭麓者又有几人？今天教授中不学无术者随处可见，博导中滥竽充数者也不胜枚举。当时如真的把周、陈等排斥在教授、博导之外，岂不酿成新的笑话？好在周、陈二位，在不愉快的时候，能够倾力于学术，总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改革开放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宽阔了许多，不再别无选择。然而，就是在今天，许多知识者仍然把递奏折，当幕僚作为自我发展的终南捷径，在如何接近权力、投靠权力上倾注了过多的注意力。 知识分子应当向社会贡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但这种贡献是从独立的立场出发还是从依附的立场出发？是一味按图索骥、投其所好，还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大问题。要说从上一代人陷入写作组的悲剧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我想首先就是这个问题了。（1998年）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邹贤敏 那是阳光冲破阴霾，理想超越现实，风雨难掩彩虹的年代，我与翼南相识相交; 一场“台风”过后，在历史的断裂之处，我和他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四十多年的友谊纯粹又温暖，陪伴着我们各自行走的人生，也映照出翼南面临真实而荒诞的世界的生命状态和精神追求。 我们俩都喜欢聊天，兴之所至，心之所驰，笼人世、自然于屋内，挫百态、自我于口端，忧愉皆忘，乐此不疲。那些长长短短、深深浅浅、或浓或淡、亦庄亦谐的话语，已被白驹过隙的时光无情掠走，只余些许无法连缀的碎片，侥幸留存记忆深处。好在他赠我的书和画多未流失，可随时去感受、思索他人之为人的“此在”。当下文坛画坛人与文分裂、人与画分裂司空见惯。然翼南属非常态，他相信且践行“文学艺术往往与作者人格相通”，完全有资格领受“文如其人”“画如其人”的称誉。 我向无收藏名人字画的雅好，但师友所赠除外，因为那里面涵泳着绵长无价的师友情，是彼此生命里留下的痕迹。翼南送我的画有十几幅，还不算那些旧历岁暮、以来年生肖为题所画、制作成书签的精妙有趣的小品。他不循规范，无拘无束，即兴挥洒，善于用随性酣畅的线条捕捉凝重的感受，表达有深度的思考。一只懒慵半睡的猫，一张热烈燃烧的脸谱，一方空灵静寂的山水，一个怒目而视的门神，一杯冒着热气的清茶，一支烟光晃闪的蜡烛……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意象透出幽默、淡泊、宁静、沉思、孤独、反省、希望，生活的韵味，悲悯的情怀，生命的张力溢于画面，承载着他的精神寄寓和社会责任感。一位著名画家这样评价翼南的画作：“你的画活。画家容易得到的东西，你没有；画家不易得到的东西，你有。”诚哉斯言。 1990年代初，我和翼南一边在困惑、苦闷的漩涡里挣扎，一边各自寻找精神解脱之道。他渐渐厌恶写小说而转向画画，并准备写些值得一写的实实在在的人，也主要是他喜欢的熟识和尚不熟识的画家，借此宣泄感情，陶冶心智，在艺术园地里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则“回到马克思”重读《巴黎手稿》，对头脑中的哲学观念、价值基础和美学理想进行清理和反思，为受伤的、飘浮的灵魂构建新的栖息之所。 1991年冬末，我给翼南写了封信，至今只记得信中所附打油诗的前四句：“顶天楼望顶天楼，文人聒噪何时休，君握画笔吐块垒，我捧《手稿》寻自由。”次年开春，他回寄一长幅《静对图》。自上滚滚而下的江水将画面劈为两半，隔江相望的两栋楼房隐约可见，楼顶蒲团上各盘坐浓墨勾涂的一老僧，抿嘴闭目，呈无可奈何状，占据了画面的中心。 画幅下半写满题跋：“与贤敏兄一江之隔，均住顶天楼，辛未岁末得函并附打油诗一首，诗云：顶天楼望顶天楼，文人聒噪何时休。聒噪者可悲可叹矣，不聒噪则无事可做，奈何？！自省而又反省之，磨墨取笔写此静坐图，二僧闭目相对，均不聒噪。涂后忽然想到，此举亦聒噪也。文人恶习难改矣。壬申末日汉口花桥之顶天楼主画之题之，并寄赠武昌湖大之顶天楼主。” 画和跋一气呵成，相互诠释，融为一体，真实地记录了我们“个人史”一个片段的生活、思想样态，无奈、自嘲中饱含不甘和悲凉。面对现实，翼南比我看得深刻。他以批判、自省的眼光揭示出“聒噪者”的“可悲可叹”，并将个人的所感所思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映现出那个年代知识者生存与精神的普遍困境。一句“文人恶习难改矣”，道尽中国知识者人生的悖论与宿命。 我退休那年，“南巡”卷起的经济旋风刮入新世纪，去翼南家聊天的机会多了些。对眼前这个急速变化、有些陌生的世界，我已慢慢熟悉、适应，享受着类似体制外的自由：赏石、整理旧稿、编书、酝酿《反思录》的写作。翼南也忙，画画，写散文，为老画家薛楚凤出画册奔走呼叫，四处碰壁。但我发现他谈佛多了，尤其对禅宗的研读颇有心得，一些令我愤怒不已的人和事从他嘴里说出来却那么平淡、平常、平静。“文革”曾使他几遭灭顶之灾，可在他的《个人文本》这部自传式纪实长篇里，我没有读到控诉，没有读到愤怒，而只有嘲笑，那是果戈理式的“含泪的微笑”，泯灭人性的十年被”周式幽默”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2008年初，忽然收到翼南寄来的一帧无题画。上半幅是云雾缭绕的层峦叠障，下半幅是被浓密的林木山石遮掩、留有豁口的小块空地，两间茅屋横陈其间，顶瑞留白处题诗一首：“卖文购得屋两间，风雨过后心始闲，世事苍茫今已悟，晚来只爱云中山。”过了两天，他又寄来修改过的题画诗，“心始闲”改为“今始闲”，“今已悟”改为“心已悟”，“只爱”改为”喜画”。 随性的他在文意表达上还是考究的，关键处字斟句酌，不肯马虎。这幅画呈现出了翼南的另一番生命状态、人生境界和美学追求。从“聒噪”到“今始闲”，只因“世事苍茫心已悟”，其间的思想痛楚、内心煎熬，无以言表，没经历过心灵搏斗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翼南多次谈到，心悟是禅宗的一种境界，即豁然贯通，彻底醒觉，使灵魂得以安顿。但绝不是万事皆无，内心虚空，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是厌世、避世，而是精神解放，不从流俗，超脱于俗事、琐事、妄事之上，自在地去做些自己有兴趣做、能够做且无愧于己的事。 画中的两间草屋是个隐喻。从“想倾积蓄到山里造间房，躲起来画画。”（《漫话严其昌》）到“很想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筑于高山绝壁，在那里焚香、读书、做梦、画画。”（《意写刘二刚》），再到翼南几次梦到自己或朋友在深山草屋静心写文作画，都是“绝名利之心而执着于艺术”，是他和同道师友对“宁静致远”境界的不懈追求。 显然，心悟、心静，守住自己的内心，不是将自身与外在隔绝开来，躲在象牙塔里修身养性，而是看破天地间的事，不再困惑迷茫，对现实有更深入的认识，在更本真的层次把握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我以为翼南对禅理、禅趣、禅意的诠释与践行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表现出一种可贵的现代精神，虽然他也愤世嫉俗过，也悲观颓唐过。“世事苍茫心已悟”和“世事苍茫成云烟”（李白《将进酒》），二者是大异其趣的。翼南为何以画门神为乐？他答：“‘抽罢香烟喝罢茶，闲画门神送万家’，此亦功德之举乎？” 1996年，翼南画了幅《老鼠抬轿图》赠送李世南，题曰：“有喜坐轿者亦有善抬轿者古今皆然”。此画造型、笔墨、立意均极有趣，是“周氏幽默”的代表作。十二年后，也就是赠我“云中山”的那年，翼南又将这画“复制”了一幅。为何？他在题跋中坦露：“今戊子将至，世态依然，悟而复为之。”未敢忘却世事也。可见他的“悟”和他的“为”密不可分，悟而有为，有悟必为，二者铸成一整块“人格”之钢。“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天地虽悠悠，不怆然不涕下”（《意写刘二刚》），祈观音大士“保佑我们健康长寿，在人世间多做点事”（《朝秦暮楚的李世南》），都是翼南对人生境界的自我期许。 我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翼南是一个有慈悲之性的人。如果说嘻哈潇洒、胸无城府、重感情讲义气是他悟与为的外在表现，而在悟与为的背后还有慈悲，这是他最内在的本性。 世纪之交，他画过一幅坐僧像，题名《慈悲图》。在他诸多画作中，“坐僧”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神情各异的悲苦清奇之相，直面物欲横流、喧嚣不已的人间世，总使我想起他那双激愤过、颓唐过，却仍散发出带点忧郁的幻想气质的眯眼，那是一双能照见他被悲悯情怀浸润的魂灵的眼睛。他悲悯自己和同道者的命运：“我觉得，古往今来，一个人降临世间并投身文学，均带有些悲剧色彩，因为我们至今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　(《评论家，多珍重》) 在读了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谈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以后，他悲悯人类的命运：“他们的谈话都涉及现代文明所面临的诸多重要问题，只是在今天，地球上的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剧烈抗争的时刻，谁能静心地倾听这些智者的话语和忠告呢？我感叹而悲哀。”(《访苏东天》) 翼南“居顶天楼，俯望人生，过客往来，感慨甚多”，这内蕴的慈悲之情，悲凉之气，通透之见，怎不令人思绪绵绵，难以释怀！ 如果说画画是翼南生命的一部分，那么写散文则是他生命的另一部分，应该是分量更重的一部分。在他笔下，画中有文，文中有画，也可以说是画如其文，文如其画，二者互渗互补，互释互鉴，构成一个活泼泼创作生命的整体。当然，以我的喜好，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一个爱画懂画且画艺不俗的散文高手。 散文易学难工，但翼南写起来似乎并不怎么费劲。早期的成名作《白发在阳光下闪耀》和《黄山九人行》，还有上世纪九十年代写的《刃口上的生命》，即使放到今天的散文名作之列，也毫不逊色。1980年代晚期以后，他大量以写人物为主的随笔自然天成，难觅刻意求工的痕迹，我以为是率性随意的天性和丰厚的文化积淀成就了他。《芳草》杂志原主编、与我同窗七年、有时也参与聊天的朱子昂，是个文学眼光较为苛刻的人，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称赞：在武汉作家群，周翼南读的书是最多的，他写的东西有文化底蕴。此乃知人之言。我长翼南三岁，又是所谓科班出身，但每与他神侃，就遗憾自己读书太少，知识面窄，尤其是民俗、宗教、音乐、绘画，不是和他交谈的”对手”。 翼南的散文随笔真诚、亲切、心态自由，也不乏评论家要求的情趣、谐趣、智趣，且长短不拘，繁简有度。我喜欢他的语言，既有口语的质朴，又有文学的雅致，画面感、旋律感强，弥漫着温馨动人的人生意味，跳动着叩击心灵的生命节律。难怪有人说：“寻常人事，经翼南点染，皆成好词。”这种自成一格，雅俗共赏的散文，是翼南独特的历经磨难后有大彻大悟的生命之树结出的果实。 或许有论者会觉得翼南的散文题材小，分量轻，难登大雅。我不这样看。就说《人物·山水·猫》《文与画》《画外谈画》《顶天楼随笔》《从东方到西方》这几个集子里记述画家的篇什，虽都是素描、剪影，但人物的精、气、神仍跃然纸上。分开看，像遗落于地的散金碎玉，像不惹人注意的条条小溪；合拢读，是光彩耀目的聚宝盆，是波涛滚滚的江河湖。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以画画为志业的现代知识者群体：超脱、大气、自在地做自己的事的苏东天，以“胸有方心，身无媚骨”自诩的黄德琳，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韩羽，见多识广、不吃软不怕硬、活得有声有色的黄永玉，真情率性、自由不羁的严其昌，真诚无畏、可敬可爱的李世南，心含慈悲、“自在即神仙”的刘二刚，独来独往、异想天开的沈爱其，有气节、傲然于天地间的王文农，“除了吃饭其他就跟神仙一样”的朱新建，执着谦和、心灵自由的聂干因，老辣天真、不从流俗的黄永厚，谦和淡泊、喜怒不形于色的汤文选…… 在翼南的笔下，不为尊者、亲者讳，他们也有种种缺点，乃至让人不可思议的怪癖，但那绝非出自他们的天性。他们一个个都是鲜活的不可替代的个体，虽然有的少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古人心地、现代头脑，抱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是这个纯粹的精神群体共同的人生和美学追求。 他们各擅所长、各显其能的艺术作品，有独特的个性神韵，浓郁的人文气息，不倦的创新精神，充分体现了反对媚俗，出污泥而不染的艺术家的生命自觉。他们，是我国当代画坛的一方净土，一股清流。他们，不愧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脊梁和守夜人。为这样的一群艺术家“写真”，为一个纯粹的现代知识者群体立传，这正是周翼南散文的主要价值所在，值得文艺评论家关注和研究。 翼南在“塑造”这个独特艺术家群体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人格和自我形象的塑造，向师友向读者敞开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也是这个精神群体中的一员。他们像一群南飞的大雁，自由翱翔在无垠的天空，写着又正又大的“人”字。仰望苍穹，我仿佛又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黄永厚：“人之不人尚为艺乎？” “直立于世，再现中国画的辉煌！”这是翼南的回答。 沈爱其：“大道通天，宇宙无门，万物一气，点线为定。” “如此豪气，直视当今，谁能为之？”翼南的声音坦荡荡，回响在大地。 Continue reading

文/ 蔡昕 我的母校有两位恩师：一位是王东成老师，一位是艾晓明老师。他们在精神上提升过我，在知识上哺育过我，在生活上帮助过我，甚至在危难中救助过我！ 今天读到有关林昭的文章，让我再次想起艾晓明老师。 艾老师虽在我的大学任教，但并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30多年前，我遭遇险情，她曾主动救助我，我们从此变得比较熟悉。当时，她住在北京海淀区一间逼仄的公寓里，我作为不速之客，之后没事就去叨扰她。艾老师非常珍惜时间，不上课的时候，就在家闭门读书写作。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我每次去，也没有想到事先打招呼，都是直接去敲她家的门。只要她在家，都会打开房门，把我迎进去，给我倒水，然后放下手里的工作，很耐心地和我交谈。艾老师英语很好，翻译过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她知道我喜欢英语，有时也会用英语和我聊天。前前后后，我去了艾老师家五、六次，有时她还请我在家吃饭。记得我在她家见过她的弟弟艾路明。艾路明后来成为著名企业家，那时，还是一位小伙子。艾老师的家非常小，似乎是一室一厅，坐在客厅，就能看见卧室，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她的床头，一边一个，夹着两只简陋的台灯。时隔30多年，跟艾老师的谈话，很多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两点我记忆犹新，甚至当时艾老师说话的神态，都历历在目： 第一点，艾老师告诉我，任何组织、任何个体，都无权以任何借口，轻易剥夺他人的生命！因为，人的生命具有一次性，一旦被剥夺，就不可更改；事后无论怎么平反、怎么赔偿，都无济于事——宝贵的生命，已经永远、永远地消逝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有多少人，像林昭一样，仅仅因为有不一样的想法，仅仅因为表达了不同的想法，就被剥夺了生命啊！第二点，艾老师告诉我：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选择！理论上说，人可以做出任何选择，但是，你选择什么，就要担负相应的责任！你选择了轻松，就得忍受清贫；你选择杀人，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我第一次知道艾老师，是通过王东成老师，他们同在一个教研室。大约是1988年，艾晓明老师刚毕业，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女文学博士，因此引进我的母校中青院。王老师还告诉我：“艾晓明老师出身名门，外公是唐生智将军。” 他还说，“艾老师是一个高贵的人，她在有权有势的人面前，不卑不亢、无所畏惧；在卑微弱小的人面前，彬彬有礼、以诚相待。” 之后与艾老师的交往，印证了王老师的话。艾老师对我这位来自四川乡间的大学生，真诚地以礼相待。她待人接物的方式，也让我以后在与其他“卑微”的人相处时，特别注意对方的感受，虽然，我常常还做得不好。 1990年，我大学毕业。艾老师给我的临别赠言是：“只有自己的不断上进，才能解放自己的一切。——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书赠蔡昕”。这句话，至今刻在我心里。 1994年，我申请去美国留学，艾老师给我写了推荐信。 大约在2000年前后，我在美国一家中文报纸上读到艾老师的散文，知道艾老师正在美国访学，辗转找到那家报纸编辑的电话，向她打听艾老师的联系方式，想邀请她去我家做客。可惜，编辑告诉我，艾老师已经回国了。我与艾老师失之交臂，至今遗憾，没有机会在美国当面向艾老师表示我的谢忱。 2008年以后，我在广西乡下的一所中学教书。2018年，我邀请艾老师到我校讲学，可是在最后的时刻，未能如愿。我只好用“开场白”的形式，向师生介绍不能到场的艾晓明老师，并把此事告诉她。艾老师专门给我回复： “蔡昕好！感谢你的开场白，感谢近三十年我们彼此守护着人生和国家历史中的重要一页。总有一天，我们要公开地讲述这一切。尽管不能见到你们和孩子们，但你所描绘的师生之谊依然让我深深感动。其实做老师的，一辈子不知有多少遗憾！上课也曾顺口说错了字音：备课加班进教室竟忘了拿讲稿；可能在答辩会上言语傲慢令人生畏：或咄咄逼人而怠慢了同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犹如昨晚听到的以色列童谣《幼儿园里最漂亮的女孩》：看到你的快乐我就开心，你的忧伤我却不懂。近三十年了，惟愿我教过的同学们精神更独立、强健而丰富，且原谅老师在成长中的不足；我们的祝福陪你们继续上路！” 2020年，艾老师的家乡暴发疫情，在最危险的时刻，近70岁的艾老师，和他的儿子栎栎一起，募集救援物资，冒着生命风险，亲自送到医院，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每天在外奔波好几个小时。我也在我的高中同学群里，为艾老师募捐，最终捐得大约1万5千元，算是为武汉、也为我和艾老师的这段师生之缘，尽了一点绵薄。 人生有幸遇良师。感谢艾老师！她可能当初也没有想到，她会深深影响了我这样的生命！这是我人生之大幸。或许，也是她作为老师的一种幸福吧？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小群丁东”，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陈雪亮 2023年1月25日上午十时，父亲陈立言在经历了与病魔32天的搏斗后，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1956年考入湖北艺术学院，从浏阳河边的鹿芝岭，来到长江之滨的武汉市，承蒙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汤文选等恩师的教导和提携，走上了中国画的从艺之路。 66年来，他以非凡的毅力，勤奋的双手，敏锐、巧妙的才思，创造了一大批经典、生动、有温度的艺术形象。 《秋忙》、《新仓》、《浏阳河上》、《屈子怀乡》、《莽莽中原逐鹿时》、《楚辞四章》、《中国历代文星图赞》，代表着他人物画的成就和高度。 《柳荫清韵》、《七夕诗情、《千里荷香云梦泽》、《云湖薄雾》、《书斋清气》、《关山北望》、《园林情趣》、《也知清白滋味长》，则代表着他花鸟画的追求与格调。 在创造这些艺术形象与程式的背后，是日以继夜的砚田耕耘，是苦中作乐的笔墨构思，是矢志不移的精益求精，是一丝不苟的严肃认真。 而且还要应对行政工作的繁芜冗杂，人际关系的千头万绪，柴米油监的生活琐碎，家庭责任的重担在肩。但他从不抱怨，从不说苦，对于命运的不公和生活的不易，他报以最大的爱和热情，对家人、单位和朋友无比珍重，像慈父一样照顾、关心着周围的人和事。 熟识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和率直。爸爸就是这样，纵使有再多的苦恼和压力，也一个人默默的扛起，只要进到画室，他就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和乐趣。 记得小时候，我常在爸爸的画室里练字，温书，或静静地看他作画，多少次，看到他为完善一张构图，易稿十数次，直到累得眼睛昏花。多少次，因为一个形象和构图的成功，而高兴得满面红光！ 在我的眼里，父亲就像一棵大树，为这个大家庭遮风挡雨，他从容、大度、风趣睿智、处变不惊，他的人格魅力让这个大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对他怀有无限的爱戴和依恋。 回忆和爸爸这多年朝夕相处的日子，一起讨论、交流、品评画作，他总能给我最有效的点拨，也总能看出我最关键的不足。遇到难题时，也总能在他这儿得到推心置腹的建议和及时雨般的帮助，他爽朗的笑声和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回荡在画室里。 每天早上，他会自己去买早点，拿报纸，去工作室泡上一杯绿茶，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天晚上，总能看到七楼工作室的灯光，映着他矍铄的身影，他常会用他那厚实、温暖的大手牵着我，在楼下的花坛边散步、聊天，常说：“你看我们院的小环境多好！”说这话时，他就像在看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似的，眯着眼，微笑着。 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但病魔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无情地带走了这位健康的老人！纵使砚台里的墨还未干，画桌上的毛笔还带着您的温度，儿子却再也看不到那熟识的身影，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咳嗽声，再也握不到那温暖的大手，再也寻不见父亲对我亲切的呼唤！ 爸爸，您的挚友、亲朋和故旧，大家都怀着对您的回忆，对您的眷恋与不舍，共同祈愿您去往天堂的路走得安详。您的离去，给我们留下铭心的痛苦和永久的怀念，您对亲人、朋友的真挚情感，对艺术事业的无限热爱和执着探索，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爸爸，您放心地走吧，我会全力照顾好这个家，照顾好妈妈，我会继承您留下的良好家风和优秀品德，将您的作品和艺术理念保护好，整理好，宣传好，发扬好。愿您安息，来世，我再做您的儿子！ Continue reading

文/ 范笑我 我跟吴藕汀先生交往十五年，算上先生过世后的十年，已经有二十五年了，好像也能讲点东西。应该说认识吴老先生这么多年来，尤其是他去世之后，中华书局又出了他六种书共七本，这十年来越来越觉得，他不仅仅是对嘉兴，而且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价值。 吴藕汀先生出生在嘉兴的南堰，现在的南堰兰宝毛纺厂前面，2001年这块地已经拆掉了。我也出生在南堰，那时他已经离开嘉兴好多年了。我小时候经常到他们家房子里面去玩，因为他们家房子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家的房子拆掉可以造毛纺厂的四幢职工宿舍。 我是怎么跟吴老先生有交往的？我曾被借调到嘉兴地方志办公组，编嘉兴市志。那时候，吴藕汀先生住在南浔。吴先生一生对嘉兴地方文献非常感兴趣。他说，清朝有一个学者叫阮元，他曾经讲过，一个人要写文章研究，只要管三四里地就可以了。你把三四里的地方研究透了，挖掘深了，你写出来的东西就有价值。如果你动不动就编一本全国名人大字典，那编出来没有用的，就是蜻蜓点水，就像面上浮萍捞一点。所以明清以来，我们江浙有很多文人就只管三四里地。吴藕汀呢，就管这么一个三四里地。那个时候嘉兴市志办请吴藕汀先生作顾问，也常有人去请教他。 我小时候经常听我祖母跟我讲吴藕汀家里的故事。他们吴大成酒行办得很大，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前，他们家的酒要销到东南亚、台湾一带。我那个时候很好奇，就给吴藕汀先生写了一封信。他接到我的信之后，说你也是南堰人啊，也特别请我到南浔看看他。慢慢地，就开始跟他通信了，一通就通了十几年。 我在 1992 年七月份被借调到图书馆古籍部，负责秀州书局。当时，我编了一个书讯，每半个月就寄书讯给吴老先生看，吴老先生经常给我写信，他也来买书。有一次，吴老先生跟我讲，他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他真的很想回嘉兴。 吴老先生是嘉兴人，民国时期吴家是开酒行的，是官家的酒行。他们家有一个亲戚，叫吴紫椒，是江苏巡抚的同科生，他去办了个执照，所有的酒，都要到他们吴大成酒行贴一个牌子，然后再销出去。吴大成酒行生意好，吴老先生的父亲就是一个浪荡公子，火车通了之后，经常到上海去混。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抽鸦片啊，玩女人啊样样来。吴老先生说，他们家抽鸦片的人的鸦片枪可以成一片林子，家里只有两个人不抽鸦片。但是他父亲很有理念。吴藕汀的母亲是盐官乡下的一个普通女人，也没有文化，长得咯咯壮壮的，家里的父母亲、爷爷奶奶寿命都很长。他父亲把这个女人招来，只叫她做一件事情——生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是不要她带的。吴藕汀生出来之后，他的父亲就到上海去买了一个艺妓，琴棋书画样样行。把她从上海带到嘉兴，在家门口给她造了一幢房子，叫红霞楼。这个女人是常州人，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天天弹琴、画画、做女红，不出来。吴藕汀呢，就睡在她身边。他父亲也不要这个女人教吴藕汀，他说，你只需要做你的事情，我儿子呢，你不要管他。吴藕汀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小男孩，一个纨绔弟子，什么都不用他管的。他们家里有一辆黄包车，进进出出拉车，边上有个佣人岁数跟他差不多，他从小到处玩，但是他自己回忆录里讲，他不抽大烟，不玩女人，这两点他是做到的。 吴藕汀十六岁的那年，是1927 年，北伐刚刚开始。吴老先生在嘉兴省立二中读书，校长是张印通。吴老先生跟岁数大的小孩一起，拿着粉笔在街上写标语。他手痒，写了“南京必胜”。那时候浙江省最主要的军阀是孙传芳，校长认为他写的是反动标语，觉得这个小青年干涉政事，将来要倒霉的，所以就将他劝退，不到学校来上课了。 因为他们家有钱，他爷爷喜欢附庸风雅，常请一些会画画、会写字的文人去家里玩，他的父亲也是一个附庸风雅的人，而且收藏了很多字画，江浙一带的名人的扇子就有五百把，嘉兴世面上搞字画的人都认识。从明朝以来，嘉兴这个地方就比较富庶，画画的人特别多。其中有三户人家是五代会画画，一个姓郭的，一个姓潘的画工笔的，还有一个是姓董的。吴藕汀的庶母很喜欢他，觉得这样下去，小孩子不上学在家里，像什么样子呢？就拜嘉兴五代世家的郭季人为师，跟着学画画。其实郭季人很保守，在家里养养虫啊，反正是去玩的，也没有教他画。 那时嘉兴最热闹的地方是寄园，是文化人经常聚会的地方。有个老头，就是王蘧常的父亲，当官回来之后经常去喝茶（王蘧常是嘉兴很著名的书法家，在揽秀园的陆稿荐酒店后面有一个王蘧常艺术馆 。王蘧常家是我们嘉兴很少的书香门第之一，他们家有好几代的读书人。嘉兴真正称得上书香门第的只有两户人家，一户是沈钧儒家，还有一户是王蘧常家。沈增植家里算不上，他年轻的时候很苦，他们四兄弟合穿一条裤子，谁要上街谁穿。吴藕汀也经常去喝茶，王蘧常父亲觉得这个小青年蛮好，就想把孙女嫁给他。吴藕汀就娶了王蘧常的侄女，他岳父是王蘧常的哥哥。 吴藕汀家是一个商人家庭，王蘧常家里是书香门第，吴藕汀心里觉得很受宠。也只有民国时期，书香门第才可能门不当户不对也可以通婚，如果在清朝时永远不可能。所以吴藕汀到了王蘧常家里一看不得了，有几房子的书。他说，我到王家之后，觉得他们（太丈人）既然这么看得起我，我可不能辱没他们家的门风啊，所以他开始发奋读书。他小时候特别贪玩，读书的时候，书里面的东西跟他玩的东西配起来，他理解起来跟别人特别不一样。 后来，湖州的嘉业堂，共产党要接管，是安排我们嘉兴图书馆与浙江省图书馆两个馆去接管。想来想去让谁去整理嘉业堂的藏书呢？他们想到了庄一拂，但他是国民党军统，担任过南四区的副检察长，属于军统特务；想到董巽观，他们五代画家，完全是一个旧制度出来的；想到吴藕汀，为什么想到他呢？因为孙传芳的时候，他贴过传单，是一个先进青年，是革命青年。吴藕汀说觉得很奇怪，那个时候很倒霉的一件事情，变成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所以让他到南浔的嘉业堂去整理藏书。那时候说好，你去整理藏书四个月，整理好就回来了。 1951 年，他去整理藏书，没想到一去，就去了整整五十年回不来。 那时，他摇船去的南浔，每个星期，写信回来汇报，整理得怎么样。因为藏书特别丰富，所以一定要他留在那继续整理，在嘉业堂附近找了个房子给他，后来要求他家属也带去。吴老先生结婚后，一生生了八个孩子，四男四女。他去的时候，给他一个很优惠的条件，一个月工资是七十块，还要补贴他四十块。因为他家里有十一口人，八个孩子，两夫妻，还有一个母亲。那个时候生活费，一个人十块钱是够用的。结果到了 1957 年，反右开始，四十块钱补贴没有了。马一浮有个姐姐的孙子跟吴藕汀先生是同事，这个人是一个学者，他在反右的时候讲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结果浙江省图书馆把他贬出去了，让他到一个镇上去做图书管理员。他想不通，带着老婆跟孩子到了无锡，三个人捆着一起自杀了。吴藕汀觉得反右已经到了我们儒士的身边，很担心。他曾经讲过，坐着吃饭不能吃，那么我就站着吃饭，但是叫我跪着吃饭，我宁可不吃饭！ 中华书局有一个叫陈乃乾的学者，有一次，他到南浔去看吴藕汀，发现他桌子上有一本稿本。吴藕汀喜欢填词，他自己有一本书叫《词名索引》 ，陈乃乾就把这本书带到北京的中华书局出版了。这本书对词学来说，是一本工具书，填词、查词很方便，到现在也有用。这本书一出，吴藕汀拿到八百块的稿费，他突然之间觉得，写书可以赚钱啊，那么我何苦还要工作呢？中华书局在上海有个编辑小组，他去认领课题，他认领的叫《大成军的年谱》 ，李自成有个军队叫大成军，他让儿子吴小汀也去认领一个。他讲我就专门做这个好了，就不要啰嗦了啊。 还有，他嘉兴房子很多，离开的时候政府说帮他租出去，收房租，房租给他。每个月房租有三十几块，那个时候房租只有一毛五分钱一个平方，所以三十几块也可以过日子了。结果反右开始之后，那些房子充公了，他也辞职了，中华书局也关了，他们一家没有生活来源。而且抗美援朝要造飞机大炮的时候，他们家里铜器金属也被南浔镇上收去了。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家有个铜床四个小孩横着睡的，结果镇里边就把四个孩子放在地上，把铜床收走了。 他觉得没办法了，就开始卖自己的收藏。他最好的一颗蓝宝石的戒指，交到银行，换来钱之后，过半年生活。他家里也有书，卖给浙江省图书馆，图书馆说你是工作人员不能收。他卖到杭州古籍书店，古籍书店重新卖给图书馆。他过着卖家当的生活。到1959年，他的母亲去世了，第二年老婆也去世了，还不到四十岁。家里已经很穷了，穷到什么程度呢？买棺材也没钱了。他最大的女儿是一个残疾人，第二个儿子叫吴小汀，第三个也是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很爱读书，十七八岁去南浔镇上的小学教书，等母亲去世，没钱买棺材，到学校借了三十块钱，把她母亲葬了。说好三个月要还的，结果还不出来被开除了。之后她到太湖边上，一个庙港过去的地方，去农村嫁给一个老农，现在还活着。 那个时候吴小汀二十岁，上面一个姐姐二十几岁，突然之间被一个老农看上了，愿意娶她，她也很高兴。吴藕汀认为家里很穷，大姐应该照顾家里。但是大姐还是嫁人了。所以那个时候吴藕汀觉得很伤心，特别无奈。他在嘉业堂藏书楼读书，摘了很多资料，他记性很好。他喜欢养猫，猫可以取暖。等到“文革”开始之后，他的小孩们下乡的下乡，工作的工作，慢慢也就好起来。他就开始写书。第一部书写 《烟雨楼史话，因为嘉兴是他的故乡，烟雨楼是他从小就熟悉的地方。写着写着，那只陪着他的猫突然之间死掉了，所以他写这本书是献给这只猫的。他就是这么过来的。 那个时候，这里的人也不敢跟他联系，他也不跟嘉兴联系。所以六十年代初期，嘉兴传说吴藕汀已经去世了。庄一拂是他朋友，满怀深情写了一首悼念的诗。等到 1974 年，有个唱评弹的艺术家，叫胡天如也就是吴香洲的老师，突然之间碰到吴藕汀，激动得不得了，对他说，嘉兴很多人在找你啊，都不知道你怎么样了。吴藕汀画了一把扇子，说这就是我的真迹，我还没有死。你把这把扇子带到嘉兴去，让他们看看这是我画的，我还活着。有一个叫沈侗廔的人，年轻时候是他的结拜弟兄，他看见吴藕汀这把扇子很激动，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通信。他们的通信交往激发了吴藕汀很多的读书灵感，也就是《药窗杂谈》，充满了奇谈怪论。因为他的思想没有被污染，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读这本书，觉得怪论太多了。尤其是我有个朋友说过，他所讲的话我想都还不敢想哪。 他说梅兰芳是破坏京剧的罪魁祸首。当一门艺术开始有了流派的时候，这门艺术就开始倒退了。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年轻人嗓子很好，本来你嗓子可以自由地唱，那你去学梅派，学得很像，就泯灭了自己的天性。 他说，词和诗是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诗是话剧，词是电影。诗拼学养，词拼情感。他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从民间刚刚兴起的时候，当文人开始把玩了，技巧就多了，它跟内心就远了，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他崇尚民间。他认为，他的艺术是从宫廷走向民间。我们现在很多画画的人是从民间走向宫廷，要去讨好别人，讨好评委。他认为这个是最忌讳的。 他又是一个传统的捍卫者。他认为国画就讲笔墨、性情。他认为徐悲鸿用西洋画来改造中国画，是对中国画的异化。就像足球可以用手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足球而是橄榄球了。国画也是这样。当你要去改造它的时候，你已经走向另一个方向了。他说，当程十发的画不称为是国画的时候，我鼓掌。这个画画得很好，但你要把程十发的画说成是国画的时候，我要骂人的，因为它不是国画。 所以，他那个《药窗杂谈》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奇思妙想。 吴藕汀先生一生中有一本杂志是一期都不落的，就是《外星探索》 。他认为外星有人，而且认为沙漠是外星人倒在我们这里的煤渣。为什么沙漠里提炼不出矿物质，肯定是因为那是他们的煤渣。他其实是一个脑子非常年轻的人。 他以前喜欢看刘晓庆、张铁林演的电影，看得很仔细，而且还分析。有一次，张铁林到嘉兴来看吴老先生，吴老先生当场画给他看。张铁林看了之后，突然说，我认识了吴老先生，我看懂了黄宾虹。以前黄宾虹的画，人家说好，我也说好，但是我也不知道好在什么地方。看了吴老先生的画，我看懂了黄宾虹。所以那个时候张铁林花好几十万元买吴老先生的画。而且他跟吴老先生讲，你出《戏文内外》这本书没钱的话，我出资帮你出。 我和吴藕汀通信很多年之后，有一天，他说，我一定要回嘉兴。离开南浔时，他流了很多泪，去的时候三十八岁，回嘉兴时八十八岁，整整五十年。 吴老先生说，我为什么要回来，是因为我写了那么多有关嘉兴的东西，我再不回来，这些东西都来不及提供出来。吴老先生写《药窗诗画》，写了三千篇。“文革”时候没有纸，香烟盒子反面写得老满的，一天到晚写。那个时候想请人打字，没人，他的儿子吴小汀开始学打字。吴老先生在边上看、校对，慢慢一点点打出来。他在世时，出了三部曲回忆录，一部是《猫债》，一部是《郭家与我》，因为师傅家十七个人会画画，现在式微了，他觉得应该记录下来。他一生养了二十三只猫，通过对猫的怀念，写他一生的颠沛流离。还想写一本《画孽》，收集了很多资料，但是没有写成功。等到晚年，生病了之后，他认为医疗制度不行，宁可服药，也不愿去医院，就在家里。在十年前的十月份，他开始吃不下，慢慢消瘦，等到真正变成一张皮包骨头的时候，有一天，他拿一张小纸，说不出话，歪歪斜斜写了四个字，我要死了。就这样走掉了。死了之后，儿子把他葬在了湖州，因为他的子女都在湖州。 应该说吴藕汀玩画，尤其是玩词意的画应该是国内一绝。他认为画画是不用写生的。靠写生你就可以靠拍照。画画是画心里的山水，心里有就画得出，没有就画不出。宋朝人的词，他看一句画一张，画了几百张。所以他的词画，只有看懂他提的字，再回过头来看这张画，那是浑然天成。现在很多人画完之后提的字跟画无关，但他的画与词是一个整体，所以现在他的画越来越被人所认识。 吴藕汀的画受黄宾虹的影响，他年轻的时候在杭州见过黄宾虹。他说有一次看到黄宾虹，觉得原来画画可以这么自由啊，因为他自己还是有些拘谨的。等到他九十三岁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要说了，因为黄宾虹九十一岁去世，我现在九十三岁，他比我小，我能说了。他说黄宾虹的画，据他学生说，画完之后挂在墙上觉得不好还要再去添一笔，他说黄宾虹这样是太注重效果了，其实画画是内心的。吴藕汀认为画画好，这个情绪是当下的，再覆盖掉就不是原来的情绪了。但他也说，我没有看过黄宾虹画画，这个是他学生回忆录这么说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我是在这个基础上去批评的。 了解一个人需要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吴藕汀在中国画方面是有些地位的，他的散文已经跟周作人一个系列了，尤其是看过他的书之后，觉得他的知识真是渊博，记性特别好，怪论特别多，自己的想法特别多，还是很好看的。大致就是这样，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他的书，会更有意思。 （吴藕汀肖像油画由画作者授权，文字图片选自公号“吴藕汀研究”，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董菁 父亲不孤独，他此刻、或在天国，或许就和孩子们在一起，在唱歌，在吹口琴。 或许，那里，有他的使命。或许那里，他可以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他那么有才华，他可以做一个歌唱家、一个摄影家、一个画家、一个导演。 他或许不会有那么多应酬和无奈，去安静地写作。去更多地陪伴母亲，和我去看更多的电影，一起散步，谈论艺术。在我从外地回到家的第二天，带我去武汉早点一条街吃烧麦。然后，一起去书店。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他就是我的闺蜜。我懂得他的悲悯，他理解我的孤独。他是唯一理解一个纯真而坚韧的女孩的呐喊的勇敢父亲。因此，我们的相互陪伴就像一种行为艺术。一种别样的美丽。一种大街上黑压压人群里出现的一抹蓝色，清凉、温暖，沁人心脾。就像我们从不服从这个世界的世故和单调。 因此，这个世界在我们眼里，是美丽而复杂的。而我们仍然爱着它，就像这个世界永远会有温暖人心的艺术电影，和与父亲牵手谈心的傍晚。 不知道，在父亲离开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怎样度过。我想，我会继续写作。就在昨晚医生在I C U对我们冷漠地宣布，你父亲今晚就会去世。那个悲壮的夜晚，我突然领悟到，你应该走自己的路，不要觉得孤独，爱你的人终会在你身边。哪怕稀少。你仍然会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想，这是父亲给予我的最后的礼物。 你鼓舞了我 文/ 曾庆伟 壬寅年腊月初九的早晨醒来，照例先看手机，有朋友给我发来消息：“2022年的最后一天，敬爱的董宏猷老师，于凌晨零点十八分，在武汉协和医院去世……” 我好像挨了一记闷棍，顿时眼冒金星，大脑一片空白…… 前天，我看到戴新民在微博上说：“董宏猷双肺白了，在ICU！”我心里猛地一紧。经过三年新冠疫情的熬煎，尤其是2020年武汉遭受新冠疫情突袭，三镇居民中大都有亲友在这轮疫情中染疫丢命的痛楚经历，于是我们在这三年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了许多新冠科普知识，因而谁都明白年逾古稀的董宏猷，现在被邪恶的新冠病毒击倒而送进ICU意味着什么！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现在我们这些普通人对重压在宏猷师长头上的这座大山又能为之奈何呢？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在心里默默为一向开朗、热情、豁达、乐观的宏猷师长祈祷：求助苍天庇佑宏猷师长闯过本命年的关隘，继续书写生命的华章吧！ 然而，奇迹没有出现，噩耗不期而来。董宏猷辞世的消息不断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但我还是不死心，希望这些信息都是误传，便向多位朋友求正此消息的真实性。朋友们的共同回答是：确实。董宏猷终于没能迎来2023新年的第一缕霞光，驾鹤西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伤悲。 坏消息一被证实就显得更坏，我的情绪极度低落，心情沮丧，大半天怔怔地独自坐着，脑海里一幕幕闪现着与宏猷师长相交40年的过往片段，那些温暖的画面如电影镜头般清晰可见。 过去的40年，不管在人前还是人后，我一直是称董宏猷为董大哥的。董宏猷是1950年生人，长我8岁。他成名很早，上世纪70年代初，他下放市郊汉阳县（现蔡甸区）侏儒公社当知青，以写诗歌崭露头角，经常有以董宏猷或者郑耘（董宏猷笔名）署名的诗歌、散文作品发表于《长江日报》等报刊杂志，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小路》中“只有我傍晚的炊烟/默默地缠绕着你的炊烟”等金句，就是他在侏儒农村当知青时所写的诗。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湖北省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数量不多，能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文的人，在像我这般热爱文学的小青年心目中可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所以，虽然董宏猷只长我8岁，而在心里，我是将他视为前辈老师的。不仅是我，与我同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青，日后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如邓一光、钱鹏喜、解智伟等人，都尊董宏猷为师。后来我们与董宏猷稔熟，开口闭口叫他董老师，他却说：“不要叫我老师，我们是兄弟”。 交往多年，如此这般，董宏猷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定位，既是尊敬的老师，也是宽厚的兄长，还是知心的朋友。今天写这篇悼文，我将“老师”“兄长”这两个称谓做个折中，称他为“师长”，大约比较贴合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形。 我与宏猷师长40年前的相识，缘于我表姐夫李汉章的介绍。宏猷师长与李汉章是武汉市四十四中学的同班同学，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李汉章见我爱好文学，而我的文字却总没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便说找人给我指点指点，答应将我仰慕的董宏猷介绍给我认识。 1983年元月4日，李汉章邀董宏猷和我到他家吃晚饭。那时李汉章与我表姐一家三口住在汉阳月湖湖畔的一间约20平米的平房。那天我心怀忐忑，揣了几篇投稿文学杂志而被退回的小说到了表姐夫家，天快煞黑时，董宏猷到了。他中等身材，穿一件军绿色大衣，白皮嫩肉，眉清目秀，给人的感觉干净而文静，其形象跟后来“大胡子叔叔”的人设相去十万八千里！ 董宏猷静静地将我带来的稿子看完，表姐夫问：“宏猷，怎么样？”董宏猷回答：“依我看，这兄弟能写得出来。” 我的天！能从董宏猷口里听到这句话，我的血流加速、心跳加快，这话对我的鼓舞实在巨大！转眼40年过去，现在的我，也算是靠文字安身立命，并以文字获得了社会些许的肯定和朋友的尊重，或可算是“写出来了”吧，每每夜深人静，倾听由布兰登·格瑞翰作词、罗尔夫·拉夫兰作曲，布莱恩·肯尼迪和翠茜·坎柏奈勋演唱的《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时，便想起当初宏猷师长在表姐夫家中所说的话语，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念叨：“谢谢你鼓舞了我！” 认识董宏猷后，我同他走动较勤，其中原因之一，是我当时的供职的单位——武汉市织布工业公司机关离董宏猷住处很近，他住汉口药帮巷守根里5号，每天上下班，我都要从守根里经过。隔三差五，中午在单位吃过午饭，我便踱步去宏猷师长家聊天，有时在他家蹭吃蹭喝，所以跟他一家三口都熟。1983年元月18日，午饭过后，我踱步到守根里，见他正收拾行礼，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他告诉我说：熊明泽、瞿晓和他受《工人文艺》编辑部委派，要去郑州采访，写“纪念二七大罢工60周年”的主题诗歌。董宏猷、熊明泽、瞿晓当时都是名声初起的青年诗人，斯时宏猷师长已从华师大毕业，分配在武汉市洪山区一所偏远中学当语文老师，学校放了寒假，他能抽出时间出差。 巧的是，待我从守根里回到办公室，领导将一份电报交给我，电文上说纺织工业部在河南郑州召开全国纺织设备工作会议，通知我们单位派员参加。我在公司技术科分管设备技术工作，领导吩咐我赶去郑州，务必于明天上午到会。我当即回家收拾行装，迅速赶往汉口火车站。在火车站售票窗口排队买票，没想到排在我前边的人，正是董宏猷。这真是巧上加巧啊，我俩相视大笑。我们买的是慢车票，硬座，武汉至郑州得走10多个小时，董宏猷把我向与他同行的熊明泽、瞿晓作了介绍。他们仨倒是有备而来，在上车之前买了卤菜，烧酒。夜里上车之后，他们开始就着卤菜喝酒。斯时的他们，风华正茂，举手投足间才气侧漏，一路上作诗吟句，让我好生羡慕，菜鸟般的我根本插不上嘴，只是在一旁傻看。 第二天到了郑州，他们住进河南省总工会招待所，我赶去会场报到。吃过会议晚餐，我就到他们的住所听他们吹牛侃大山。董宏猷对我说：“庆伟你既然来到郑州，写一篇关于‘二七’大罢工的文字试试吧。” 回汉后，我写了篇千多字的散文，交给了《工人文艺》编辑，编辑没看中，将稿件退还给我。我把退还的稿件转投给了《郑州晚报》。1983年2月7号，《郑州晚报》副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灯的畅想曲》。1983年2月7日应算是我正式迈开了文学创作步伐的日子，之后40年来，我累计公开发表了两百余万字的作品，但《灯的畅想曲》却是我第一篇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小文。现在想来，如果不是宏猷师长当时的提议与鞭策，我能否吃文字饭还不一定，我整个人生道路可能走得就不是我今天这般的样子了。 1997年，我将先后发表在《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工商周报》、《武汉商报》、《中国食品杂志》、《旅游导报》、《长江开发报》等报刊杂志上约20多万多字的饮食随笔结集，准备在长江文艺出版社以《三楚谈吃》为书名出版，我请宏猷师长为该书作序，他慨然应允，没过几天即将写好的《序》给我，该书的责编（也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如果不出意外，流程走过，就能静等《三楚谈吃》出版面世了。 世上的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曾想就出了意外。因为彼时长江文艺出版社从汉口搬家到武昌，也不知长江文艺出版社内的编辑工作调动等什么的具体原因，反正结果是我的《三楚谈吃》书稿遗失了，出版计划就此胎死腹中。《三楚谈吃》没能出版，原稿丢了不说，还枉负了宏猷兄长费心所写的《序》，扎心的是，我还没留《序》的底稿。后来屡次碰到宏猷师长，他总是开玩笑地说：“庆伟你得还我的‘序’。”我只能报以歉意的苦笑。 我原本的打算，是请宏猷师长为我今年计划出版的拙著《楚食文化：山一程，水一程》作“序”，以此卸下这欠了20余年的人情包袱，没想到宏猷师长骤然辞世，归隐道山，再也不能给我写“序”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呜呼，这笔人情债已经永远无法偿还了！ 去年三月间参加戴新民张罗的一个文友徐基建追思会，与宏猷师长喝茶聊天，他说哪天找个机会小聚。4月某日，我邀宏猷师长夫妇在刘东家餐厅餐叙，他欣然应允。那天，他的夫人因其他事没能出席，宏猷师长兴致很高，自己点菜、亲自捞鱼，到处拍照，胃口也很好，不住气地夸赞刘东家餐厅的鱼做得好。席间他谈笑风生，用黄陂话学东学西，妙肖之极，引得大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餐后，宏猷师长请我去汉口解放公园天心茶社他的专用茶室喝茶，继续神侃。茶香袅袅…… 第二天，他在微信朋友圈中推发了一段文字，云：“正是人间四月天。庆伟请饭，主打吃鱼。从年轻时开始，曾庆伟便爱吃，善吃，尤擅侃吃。和他吃饭，听他谈吃，既是美食大餐，亦是精神大餐。鱼是活魚，做了一大锅鱼汤泡饭，另有红烧鮰魚，鲜美嫩滑。黄焖圆子加有许多鱼红，特别的泡。近年来，作为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的特聘教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评审专家，庆伟开始著书立说，从介绍推广武汉美食，湖北楚菜，转向学术化系统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进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斐然……” 宏猷师长是公认的儿童文学大家，著作等身，才艺卓绝，心胸豁达，对于像我这样的后学从不吝啬扶掖与鼓励，上面他写的这段文字，如同40年前他那句“这兄弟能写得出来”的话语给我以鼓舞一样，今天仍然给了我巨大的鼓舞！ 今天恰巧是我结识宏猷师长整整40周年，我将今年的第一篇文章奉献给宏猷师长，并敬献挽联于他的灵前： 教诲犹在耳边，如长江潮涌汉水浪； 风范永存心底，是龟蛇巍峨月湖云。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逝者远行，生活还将继续，在今年秋冬这轮疫情中，我们靠了运气躲过命运之神掷下的灾祸骰子，而今日，就让我们在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为没能躲过命运之神投掷灾祸骰子的宏猷师长点亮一盏心灯，以寄托我们的绵绵哀思！ 谢谢你，鼓舞了我！ 壬寅年腊月十三 人杰倏忽不见 文/ 鹏 喜 最近一次与董老师宏猷兄见面，记得是2022年10月16日中午。曾庆伟约餐叙，邀董宏猷、肖新富、谢力军、陈谢和我，倡议发起主题为老文青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征文，推举董宏猷领衔编撰出版。董宏猷慨然应允。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领衔编撰过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传为文坛佳话。餐叙当日他一如继往谈笑风生，健谈且胃口好，身体、精神状态极佳。他当即推荐了参与征文策划和撰稿人选，把盏意犹未尽，提议移步解放公园，在他的茶室继续讨论。下午五时各位告辞，不料此时分手竟是诀别！ 2022年12月31日噩耗传来时，我在咸宁，断然不敢相信，恍惚间，梓山湖湖风呼号，湖涛轰鸣，天地为之失色…… 我有幸是董老师宏猷兄的老同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入《芳草》任编辑，时杂志社改革，将编辑部拆分成两个编辑室轮月编刊。由刘宝玲带领李贺明、李旻、胡良清成立一编室，由董宏猷带领黄河清、田天、罗高林和我成立二编室。那时《芳草》脍炙人口的卷首语“花桥茶座”，就是董宏猷命名的。约一年后董宏猷调离《芳草》，去杨书案任所长的武汉文学创研所任专业作家。临行他推荐我接任二编室主任，《芳草》领导考虑我到《芳草》工作时间不长，是杂志社中资历最浅的编辑，便任命老美编黄河清接任二编室主任，任命我为副主任，实际主持二编室工作。这个小小的副主任，是我文学编辑生涯的重要起点，我由副主任而副主编、执行副主编、执行主编、主编。“扶上马、送一程”的上司是董老师宏猷兄。 如果算上2012年我的人事档案关系转入武汉文学院，虽然我仍在《芳草》主编岗位到2015年6月，但名义上我是文学院院长董宏猷麾下专业作家，二度成为同事。 董老师宏猷兄亦是师长。上世纪八十年代，民族街文化站连续举办文学讲习班。我和邓一光、曾庆伟、肖新富、胡汉华等一批稚嫩的文青是讲习班学员。那时董宏猷虽只年长我们几岁，却与刘纲纪、李绍六等名师是讲座嘉宾。我们那批学员，后来成为长报、晚报和《芳草》等报刊杂志的主力记者、编辑，被誉为“黄埔军校”毕业。而董宏猷以其深入浅出的讲座，成为讲习班最受学员欢迎的老师。 1989年，拙著《河祭》由《当代作家》全文发表，武汉青年作家协会联袂长江文艺出版社召开作品讨论会。时任武汉青年作协主席董宏猷为拙著写了评论《寂寞与凝重》，发表于《长江日报》。翌年《河祭》出版单行本，我将董文作为代序编入书中。 1995年，武汉作家协会组织编著《让我们与历史对话》，约定由董宏猷、彭建新和我共同承担案头工作，驻进酒店日夜编写。交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前夕，董宏猷主动提出，以主要执笔工作量考量，由我署名第一作者，他们署名在后，彭建新也赞同。当时我就很感慨，毕竟二位既是我的师长，又是作协领导。足见董、彭先生高风亮节，提携后生。 Continue reading

家父仙逝，年愈八旬的两位老友邹贤敏与朱子昂（二人均为评论家）前来看望家母，令我无比感佩。邹伯伯还是那样乐观豁达，如这篇文章的结尾：“但愿他乐观豁达地走下去，让有限的生命留下更多有益于世的痕迹.” — 周璐 文/ 周翼南 邹贤敏兄的学生要为贤敏编一本纪念文集，约我写一篇文章。我未加思索，答应了。因为我与贤敏是相识20多年的老友，我从未写过他、介绍他。但是，动笔时发现这是件难事。 难就难在我与贤敏从未共过事。他是教授、学者、评论家，我呢，先是编辑，而后成了作家。再说，相处时间极少，他居武昌，我住汉口，一江之隔，除了通通电话，一年至多见上三四次面，从未促膝长谈过。就是见面了，也是一杯清茶，东南西北地聊天，不曾具体研讨一个什么问题。总之，我们之间似无事可记，无话可引，要写成一篇文章，可就难了。 想了想，觉得这也是颇怪的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我视为朋友的人甚多。大概有数百吧。由于各种原因，近些年来渐趋疏淡，有的甚至不通音讯。我愿与之往来的也就那么20来位朋友，其中就有不曾共事的贤敏兄。 再深入地想一想，发现这20来位朋友的共同特点是：自我从认识他们起，到现在，他们都没有什么改变。 如今，我和贤敏均年过花甲，早已进入“爷爷辈”了。贤敏若因事过江，总要到我家来坐坐聊聊。我觉得贤敏除了头发花白外，几乎没有变什么，仍是过去的他：真诚直率，不会寒暄客套，胸无城府，不使心计，毫无架子，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认识他时他就是这样。我不记得是何年何月在何场合第一次见面。大概是1980年吧，我离开了那所给予我很多的中学，被调到刚刚创刊的文学月刊《芳草》任小说编辑。 其时“四人帮”虽然覆灭，但“左”的流毒依然存在，似是早春二月，虽然可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却不时有料峭的北风。可以说，充满生气的《芳草》是站在思想解放前列的，从创刊起，它就团结了一批作家和评论家。贤敏便是评论队伍中的一员战将。 现在的文学青年很难想象当时创作的艰难，也不懂“三突出”是个什么创作原则。简言之，当时创作有许多禁忌：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只能写“光明面”，只能写工农兵……稍越雷池一步，便会遭到不测。我当时写过一篇散文《我家的猫》，便有人兴师问罪：为什么写猫而不写工农兵呢？现在说来可笑，而在当时，这可是一个涉及“创作方向”的严肃问题。 《芳草》执著地向前走，发表了一些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或涉“伤痕”、或涉“爱情”、或涉“阴暗面”，等等，于是便有非议有争议，便有反对者和支持者，而贤敏，是站在《芳草》编辑部一边的。 那时贤敏便是评论界的一位“名人”。早在1979年他就三次访问徐迟，发表了三篇谈报告文学真实性的论文，引发了争论。继而，《长江文艺》发表了一首题为《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的诗，因揭露“阴暗面”而遭非议。贤敏奋起支持，撰文评介，又引发全国性讨论。如此等等。贤敏便成了《芳草》的常客，经常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或作品评奖会。 我很喜欢贤敏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他的发言总是单刀直入，从不拐弯抹角，一是一，二是二，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就作品论作品，直率坦诚，而且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他对文学创作“写中心”“跟形势”“观风向”深恶痛绝，他认为“写中心”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他说，把“中心”二字颠倒一下就对了，要“写心中”！——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写中心”与“写心中”》，极有见地，现在读来，也是有裨益的。 但很多人信奉“文艺从属于政治”，习惯于“跟形势”“写中心”，在他们眼中，贤敏成了一个激进的叛逆者——我想，正是当年有一批贤敏这样的“激进的叛逆”，才有今天文学艺术的多元化吧。 但这种“激进”是要付出代价的。《芳草》换了主编。贤敏因为在当时省文联扩大会议上作了论述“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发言——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有人言他“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 从此，他由“常客”变为“不受欢迎的人”，武汉市的一些文艺讨论会上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只是我们的友谊延伸到今天。还有一点要说及的是，后来他把那次发言整理成为一篇论文《文艺的歧路》,发表在《新文学论丛》上，继而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集》之中。 我曾对贤敏说过我的一个不甚成熟的观点。我说，我们这代人有幸经历中国当代的两次“大革命”，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文化革命”，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尚在进行的“经济革命”。我还说，后者比前者更能触及人的灵魂，因为在利益的驱动下，人的七情六欲会得到充分地暴露，因此人极容易丧失自我，特别是文化人，要抵拒外界的诱惑，固守自己的理性和良知，需要极大的定力。 贤敏以为然。 也许是这种相通使我和贤敏的友情延伸到今天。这么些年，我目睹许多过去的朋友或从政、或经商、或走红、或成名……而贤敏却没有什么改变，这不仅是外形上，而是他内心始终保持一个文化人应有的心态，固守自己的理念和良知。他默默地、毫不张扬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对人有益的事，如主编《西方现代艺术辞典》、主编《中学语文》、主编《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名家丛书》，等等。他还在思考，写了不少涉及人文领域的有分量有见地的论文。 他为此付出了精力和心血。正因如此，他受到友人和学生的尊重。 与贤敏相比，我是自愧弗如的。我曾对贤敏笑言道，鲁迅始于“呐喊”，继而“彷徨”，我们这代人也似乎如此。我是觉得，在信息通达、网络密布的现代社会，步入暮年的我，能做的事极其有限。特别是一些年长、年轻友人的逐一离去和冥王星从九大行星除名后，我悟到人是伟大的，亦是渺小的；生命是顽强的，亦是脆弱的。于是，我往往有些悲观。 贤敏或比我乐观豁达。这也正是他的优点。他能目无旁顾，径直往前走，很少想身外和身后的事。他常在呐喊，而绝少彷徨。但愿他乐观豁达地走下去，让有限的生命留下更多有益于世的痕迹。这是一位老友的祝愿。 2008年春 （选自公号“周翼南文与画”，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