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林泉

文/ 孙翰青

自从搬了新工作室后,内心总是不能平静,心烦意乱,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受到疫情影响,二零二零年实打实地做了个“闲人”。从年头闲到年尾,在这期间,活得像个隐士。每日清晨起来,便坐到桌前做日课,日课结束就吃午饭,下午便开始煮水喝茶,喝茶到晚饭,吃完便又回到书房开始创作或写文章、看书,直到睡觉。

简单的生活却引来朋友们阵阵羡慕。我笑称自己是“居家不出一宅男”,平日无事便绝不出门。关起门来的天地便是我在都市的“林泉”。在这里同古圣先贤交游,与天地精神往来。在这片“林泉”中,有床可高卧,有石可赏山川。汲水可烹茶,抚琴可寻知音。杯酒中可论天地,花木间可见丛林。常设清供,佛手四五、法书一轴,又或爇香一炉读书静思。有平台可俯瞰都市,每每入夜,搬一杌凳,望万家灯火,听雨啸风。又或在其中常读快意书,兴起吟哦三两句,酒后草草五六纸。不论书画,皆抒胸中意、心中想。抑或把玩所藏古物图书,摩挲间与古人精神相接,自珍心头好。

我想,对“林泉”的执念是与生俱来的。家中祖上曾有一座辉煌一时的大宅院,恐是家族基因中就埋下了对“林泉”的种子吧。我辈自小出生便生活在都市之中,身居高楼之里。营造园林对于都市生活的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既然现实的园林无望那就营建精神的“林泉”吧。南宋词人张炎曾说:“好林泉都付与闲人”,这句话特别合适活在当下的人们。无论是何等条件,只要有“闲人”之心,“好林泉”自会出现。当代人蜗居都市,方寸天地中亦可构建“林泉”,可居可游,给精神构筑一方净土。

隐居在现在的“恰庐”新工作室中,只生欢喜不生愁。

(原创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洪瑞生速写手稿

《老友肖像(之一)》,1993年, 洪瑞生 于厦门

绘画及文字:洪瑞生

我的速写体验

速写是因观察的兴奋所引发的,它信手拈来短时画成。画家的感觉聚焦于一点,画得很兴奋,很动情,很生动,常常画出很有艺术感觉的速写。所以,多数速写含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它既是生活的记录,又是艺术的灵犀;既是感受的凝聚,往往又是创作的素材。它饱含画家对生活、人物、自然的敏锐观察与艺术冲动,甚至由此而触发创作灵感的萌动!这是我的体会,更是我的经历。

《大鱼岛的渔民》,1962年, 洪瑞生 于山东大鱼岛

以前没有相机,画速写几乎是一个习惯,平时以及下乡下厂都带着速写本,有发现、来画兴,就画起来,或记录生活,或画下兴奋,或积累素材;总是有收获!几十年后的今日,翻看自己的速写,依然新鲜,仿佛那生活历历在目,那画里依然意趣盎然。

《五一节之前》,1960年, 洪瑞生 于北京
《五一劳动节》,1960年, 洪瑞生 于北京

画于1960年的两幅北京五一节的速写,那时我还在读央美大一,初习速写。那一溜送花的三轮车队,画于天安门广场,富有动感和节奏的简洁线条传达了节日前那些工人的忙碌和轻松的心情。那大人带着手牵气球的儿童,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画的,洋溢着节日喜庆祥和的气氛,水彩色都是回宿舍凭记忆后加上的。我也是第一次在北京过五一节,自己的心情比市民们还兴奋哩!

《贵州惠水县圩日桥上》,1965年, 洪瑞生 于贵州

画于贵州惠水县城的圩日桥上那幅,现场的感觉使我夸大了人物与桥的大小比例,用色彩点画出少数民族的美丽身影,而其余仅用寥寥数笔淡墨勾画,别有一番情趣,自己也感到挺满意的。

《惠安净峰集市》,1980年, 洪瑞生 于惠安

画于惠安的《净峰集市》,当时我很兴奋,用彩色铅笔捕捉集市的阳光与色彩的气氛,没想到这张速写后来孕育出我的“闽南红”系列的一幅最重要的代表作:三联画《大集市》——源于那集市的现场及自己多方位的生活感受的复合而形成的构思 !同一次在惠安写生时画的《惠安渔家室内》后来也形成了另一幅“闽南红”的重要代表作《渔家过厅》。

《惠安渔家室内》,1980年, 洪瑞生 于惠安大岞村
《巴黎女郎》,1998年 ,洪瑞生 于巴黎
《老友肖像(之二)》1993年, 洪瑞生 于厦门
《老者头像(一)》,1995年, 洪瑞生 于厦门大学
《老者头像(二)》,1995年, 洪瑞生 于厦门大学

“个性化语言”一组速写里有五个人像和一幅全身像,全身像《巴黎女郎》是我在1998年访欧时画的巴黎时髦女郎,我力求把那巴黎女郎的精致优雅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余的五个人像因他们的气质与形象不同而运用个性化的造型手法,而且有三人都探索性地画了三张以上;这样手法画一张,另外手法又画第二张第三张。

《乌江上的艄公》,1968年, 洪瑞生 于乌江

“乌江上的艄公”是1968年深入生活时在乌江木船上,画那掌舵的艄公师傅,以雕塑般的手法去塑造船夫刚毅耐劳的形象。我大多喜欢依着对象、人物的个性面貌,依着我的感受,寻找一种更能表达对象个性并具有一定表现意味的艺术手法。

《双人舞》,2005年, 洪瑞生 于厦门
《演奏琵琶的手》,2005年, 洪瑞生 于厦门
《琵琶演奏》,2005年, 洪瑞生 于厦门
《舞者》,2005年, 洪瑞生 于厦门

“动态”这组,是看演出时的快写,快速捕捉运动的整体、神态、组合,不在乎所有的细节,唯一地捕捉对象的运动神韵。

《公社的书记》,1960年 ,洪瑞生 于北京郊区
《抽烟的农民》,1960年, 洪瑞生 于北京郊区

“记录与刻画”,都是七十年代以前的速写,最早的是那幅正在打电话的公社书记,那是在央美大一时到北京郊区官厅水库花园公社劳动锻炼时画的。其余就不一一细说了。

《火车司机(三)》,1987年, 洪瑞生 于厦门站机务段
《火车司机(五)》,1987年, 洪瑞生 于厦门站机务段
《调车员》,1978年, 洪瑞生 于厦门火车站
《老司机》,1978年, 洪瑞生 于厦门站机务段

我还想简单谈谈“火车司机”,这是1974年我去厦门火车站机务段体验生活画的师傅和徒弟们。当然,我还画了他们在机车上的劳作和火车头。我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慢慢和他们接近,边聊边观察边画,力求不只是把型画像,更要能刻画点每人的性格和火车工人的气质。因为自己心里的想法明确,所以这些头像是一定程度上达到这一诉求了。当自己进入创作时,脑子里就有了这些司机们活生生的形象了。

《北方老农》,1960年, 洪瑞生 于北京郊区

速写是一种观察生活亲近生活而且很有情致的绘画艺术,它促使艺术家在生活里更敏锐更富于激情,激活艺术表现的热情。所以,速写里总蕴含着不息的活力,是很有意思也是大有可为的!

洪瑞生 

2021,7,12,于厦门

(原创作品图片及文字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寓居旧京会馆时期的“大先生”

编注:这个原创文本为先前发于本刊的《民初北京会馆的况味》的最新扩充版。新媒体时代的数字技术使同一作者作品的前后内容一并存在,以活的文本形态呈现作品的演进过程,这在纸媒时代是难以做到的。数字文本的版本校勘将来是否会如古籍整理那样成为一项专门学问,不得而知。编者姑且在此留下注脚,以便有心人以后的探究。

文/ 弋戈

到2020年的今日,写下“会馆”这个词,都觉得古意森森了。仅在京史京俗书中,还能留存一个历史的背影。到清代时,每个省都有会馆在京,能够拿到京试名额较多的府县一级,大都也在京设置“会试举子的客馆”。1949年时新政权的官方统计,全北京城还存有会馆391处。

我们家八十年代末迁京时,有几个寒暑假带着读高中的儿子在宣南一带逛胡同。走完一条,就在市区地图上用马克笔涂一条胡同。从宣南到前门外,正是当年会馆分布带,只是大部分都已成大杂院,包括后文提及的“绍兴县馆”。

民初离乡背井去“北漂”的文化人,不少人都是存身本藉会馆,借此窗口沉潜旧京情调。诸如张恨水《春明外史》、《记者外传》中主角的浮沉。

(正阳门的京奉铁路站,魯迅从这儿踏上北京地面)

查鲁迅日记: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赏。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

五月六日:上午移入山会邑馆。坐骡车赴教育部,即归。予二弟信。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臭虫三四十,乃卧桌上以避之。

五月七日:夜饮于广和居。长班为易床板,始得睡。

这个中华民国刚继承到手的都城,给江南世家子弟又历经上海、杭州的周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实在不怎么样。

鲁迅这次是随南京的临时政府教育部迁京,其后在京近15年间,本职一直是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之长,分管图书馆、博物馆、文艺美术等。

(摄于1911年5月东京,正好一年后入住绍兴县馆,就教育部佥事职,其后就是1925年照片,中间14年没有存世照片)

据胡春焕、白鹤群著《北京的会馆》一书记载:绍兴会馆有两处,一处在虎坊桥东,称“越中先贤祠”,另有书称之为“浙绍乡祠”。另一处即鲁迅寓居的“山会邑馆”。那是晚清时的叫法。清末宣统年间撤府并县,山阴、会稽两县合二为一,改名绍兴县,山会邑馆也相应改“绍兴县馆”。鲁迅先生1912年5月6日(来京第二天)住进会馆,先住“藤花别馆”,1916年5月6日迁入“补树书屋”,在绍兴县馆中住7年余。

从鲁迅的例子看,会馆是可以长住的。周作人老年时写《补树书屋旧事》说:“因为这个会馆里特别规定,不准住家眷乃至女人的。原因时在多少年以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经在会馆里吊死了。吊死的地方即补树书屋,不在屋里面是在院子里的槐树上,因此那补树书屋得以保留,等他(鲁迅)来住,否则那么一个独院,早就被人占先住了。这院子前面是什么堂,后面是希贤阁,差不多处在鬼神窝中,原是够偏僻冷静的,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坏……” 《补树书屋旧事》中还有关于这个小独院,以及各房摆设的详尽回忆。这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后,知堂老人以刑余之身,靠卖文苟活京城,鲁迅成为最好的卖文题目。

(周作人晚年手绘补树书屋布局)


知堂老人曾经画过一张图,给人解说“大先生”、“二先生”居住的补树书屋格局与室内家俱方位。

同时居绍兴县馆的,还有教育部同事,绍兴同乡许寿裳。那是从东京始的朋友,交情终鲁迅一生。赴京第一日,记夜访许寿裳之兄许铭伯,也居绍兴县馆内“嘉荫堂”。就是知堂老人前文所说的“什么堂”,口气故意不屑,倒不至于真忘记堂名。统计鲁迅居绍兴县馆的七年多日记,许寿裳的名字出现次数应最多。

绍兴县馆是个大会馆,有好几个院子,相邻还有江苏元宁、安徽黟县、歙县、河南彰德四处会馆。都在南半截胡同里。

(九十年代初,绍兴会馆虽然挂了宣武区文保牌子,但已成难辨旧貌的大杂院)


在鲁迅搬出会馆那一年的1919年,后来成大名的小说家张恨水来京,借住潜山会馆,时年24岁,比鲁迅先生小14岁。张恨水后来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记:“……我就搬到我自己的会馆去住,这会馆没有什么同乡,我一个人拥有两间小屋子,倒是很舒服的。”张恨水隶籍安徽潜山,所以有“我自己的会馆”之说。

张氏的成名作《春明外史》,男主角杨杏园初来北京章节,就是借用了张氏自己的经历:“在我这部小说开幕的时候,杨杏园已经在北京五年了。他本孤身作客惯的,所以这五年来,他都住在皖中会馆里。这皖中会馆房子很多,住的人也是常常拥挤不堪,只有他到正屋东边,剩下一个小院子,三间小屋,从来没有人过问。原因这屋子里,从前住过一个考三次落第的文官,发疯病死了,以后谁住这屋子,谁就倒霉。一班盼望升官发财的寓公,因此连这院子都不来,谁还搬来住。杨杏园到京这年,恰好会馆里有人满之患,他看见这小院子里三间屋,空堆着木器家伙,就叫长班腾出来,打扫裱糊,搬了进去。会馆里也有人告诉他,说住不得的。杨杏园笑道:“我本来倒霉,不搬进去,不见得走运;搬进去倒落得清闲自在,住一个独院子了。”人家见他如此说,也就由他。其实这个小院子里,倒实在优雅。外边进来,是个月亮门,月亮门里头的院子,倒有三四丈来见方,隔墙老槐树的树枝,伸过墙来,把院子遮了大半边。其余半边院子,栽一株梨树,掩住半个屋角,树底下一排三间屋子,两明一暗。杨杏园把他收拾起来,一间作卧室,一间作书房,一间作为好友来煮茗清谈之所,很是舒服。”

在会馆短住的也举一例子:当时北大文学院教授陈独秀,安庆人,家住东城箭杆胡同19号,因在南城办刊,常寓居安庆会馆内。

住会馆不管是短住是长住,不用掏房费。因会馆修建与维修都源于同乡京官的捐助,是为帮助本籍举子们进京赶考的。后来单身小官吏到京出差、候补、调任,也习惯住会馆。只是按节令还是得给会馆的长班一笔赏钱。长班是会馆的管理员兼杂役。《桃花扇》中,写的“胸中一部缙绅,足下千条胡同”,是长班中的杰出者。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住会馆里,“饭是托长班代办,菜就由长班的大儿子(算是听差)随意去做,当然不会得好吃,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这是见诸前引周作人回忆录中的一段。文中未说明包伙每月花费多少,不过翻阅张恨水《记者外传》有相类情形,“……会馆长班,办得有伙食,九元钱一个月……”。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川籍学者吴虞,1921年5月进京,到文学院任教授,同年10月11日记“院中厨子包伙食,每月七元,予见饭菜尚舍……” 于是在文学院包伙。

至于鲁迅先生也在会馆外包过伙,《鲁迅日记》中有记,1913年9月4日记:“午约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饭于海天春,系每日四种,每人每月银五元。” 同月18日又记:“海天春肴膳日恶,午间遂不更往,沈商耆见返二元五角。”

日记中的“海天春”是当时称为“二荤铺”的小馆,卖起码的肉菜,光顾者图个方便实惠。海天春在宣内大街上,离鲁迅先生供职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不远。教育部在西单牌楼迄南,东铁匠胡同(今教育部街)口内路北。

最后说出行,鲁迅先生每天上下班,逛琉璃厂,赴中山公园约人喝茶,后来还要赶兼课课时,都离不开人力车。前两年,坐拉零座的车,如癸丑(1913年)四月二十日记:

午后散出,不得车,步归。

同年九月六日也记:

下午出部无车,缓缓步归。

鲁迅先生日记至简,将雇不到车之事记下来,足见其对下班时难雇车是上心的。

不久鲁迅先生就用包月人力车了。到1919年周氏兄弟买下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四合院之后,周家就用包月的人力车送孩子去东华门的孔德学校上学。大先生去教育部上班,二先生去沙滩的北大上课,还是坐散座的洋车。散座是坐一趟付一趟车资。包月是每月除打赏外,定额付银元三十元,还包饭。关于洋车,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里有很多人力车或者“洋车”行业的社会细节。

鲁迅在教育部与绍兴县馆之间往来,也就六七里路,“步归”并不算远。从教育部往东上西单大街南行,至宣武门。这座城门民间还是习惯叫“顺治门”,因在清代顺治年间大修过,但到鲁迅先生居绍兴会馆时,顺治门上的箭楼已坍塌拆除。192 年的照片上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城垣。

宣武门(顺治门)大街,当年民间叫“宽街”,从照片上看“宽”得不亚于今儿之气魄,只是中间碎石路面,路边有流水沟,两侧辅路是土路。民国作为新朝气象的路面硬化刚刚开始。因为朝局变化,财政困窘,还未见成绩。宣武门瓮城内路面铺石板,再出城门往南就是土路了。这两张照片就是鲁迅先生当年天天入目的街景。

(宣武门/顺治门大街)
(宣武门外城街道)

南行不远,路东有一小胡同通琉璃厂西厂门,鲁迅先生有时中午出门也会来逛一遍书铺。

继续前行至菜市口,鲁迅先生当年是丁字街,我九十年代在这一带胡同乱穿时,也还是丁字街。西转就是北半截胡同北口,胡同里有江苏会馆、四川潼川、浙江湖州与湖南浏阳会馆。

北半截胡同南口上,是当时宣南的掌故总汇“广和居”,鲁迅日记里常记。也是周氏兄弟正儿八经请客叫外卖的饭庄子。

北半截胡同南口是如裤腿样两个岔口,西岔正对南半截胡同,进胡同路西七号就是绍兴县馆。

寓居绍兴县馆的周树人四十岁不到,按曹聚仁先生说法,是朋友很少,心情不好。历史上杰出者往往无人同行,鲁迅是不世出的杰出者,同辈中极少朋友,后来出了会馆时期,也就只能在年轻一代中找到学生。浏览这七年半的日记,有一则是后来鲁迅研究圈子常引的:“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这是何等的孤寂、积郁。到得《狂人日记》一出,满腹戾气,化作暗夜雷鸣闪电。隔了七十年,“朦胧诗”中,不少《狂人日记》“黑夜”“窗户”意象的遥远回声。如顾城“我想擦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所以,今日会有吴冠中语: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

三十年前在中文系读鲁迅时,就毫不认同现代文学史,在鲁迅作品后面树立的那块意识形态背景板。从中国文化本位视角看,鲁迅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特立独行反叛者,与西洋回国的自由主义者,苏俄回国的左派文人,始终不同路径。最有力的证据是,临去世那几年,在上海滩上与党派的“文艺沙皇”合作了一把,就酿成他生平最大悲剧。那封后来被人冠了题目“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信中蕴藏的那股不得不自我压制的戾气,远超独居绍兴县馆的多年郁结。那封信中满是文气的憋屈,指责合作者时的半吐半吞。


(《呐喊》1923年初版,小说集出版时,周家三兄弟已居八道湾十一号;新潮社出版,书封为鲁迅先生自己设计。放在现在都酷,先锋意味十足。《呐喊》初版现在收藏圈子价位1500元上下。)

一个骨子里的尼采粉,晚年能在报刊以杂文横扫左右两翼,痛快淋漓。却要在合作结盟时,对团体的工头委曲求全。现今读来会令人气闷。

牛年说牛:知青岁月的故事

文/ 高兴

今年是牛年。 生肖牛被赋予种种吉祥的含义,承载人们的许多寄托。 不过作为一种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动物, 许多人对它们并不十分了解。 我这里讲几个关于牛的有趣的小故事, 它们都是真正的牛, 是我亲眼所见, 亲身经历的。

牛吃狗肉

我下乡的地方, 是朝鲜族和汉族混居的地区。 朝鲜族人爱吃狗肉是出了名的, 他们认为狗肉有奇特功效, 不仅味道好, 还能去寒,壯力。 当地朝鲜族生产队种植水稻, 插秧前后要给耙地的牛吃狗肉汤, 好让它们多出力。 这个习俗也影响到汉族生产队。 我下乡的生产队很穷,但队长知道, 如果老牛不出力或累趴下了, 就误了大事, 于是买了只狗, 吩咐饲养员杀了, 把肉炖得稀烂, 熬成汤, 拌到牛料里喂牛。 牛也有三六九等, 只有体大、有力的牛才能享受到狗肉汤。 早在耙地前半个月, “小灶”就开火了。 至于狗肉起了多大作用, 只能问出力的牛们了。 我们没有“牛权”, 只知道初春的稻田里的水是真凉, 活是真累。 生产队也知道大家的疾苦, 买了一大瓶烧酒, 带到地头。 一人先灌两口烧酒, 再赤脚跳进带冰碴的水里干活。 可苦了我们这些知青, 不能喝酒, 既享受不到“牛权”, 也享受不到“人权”, 冻还是照样受, 活还是照样干, 全靠心中的“红太阳”。

牛犊子? 王八犊子?

我们队里有个老农民叫高树林, 岁数不小, 腰腿不行, 人瘦瘦的, 走路一拐一拐的。 他不能干活, 但每天都到生产队来。 这时, 好劳力都下田了, 队里剩下马倌、牛倌、豆腐倌和其他闲杂人等, 或身体不好, 或缺心计。 老高头干活不行, 嘴皮子从来不闲着, 而且专能挖苦人, 拿人打哈哈。 这天, 他一瘸一拐地进了生产队大院, 正碰上几个刚出生不几个月的小牛犊在院里游荡。 不知是老高头走路的样子引起了注意, 还是觉得他可欺, 一只小牛犊直冲他过来, 一下子把他顶了个四脚朝天, 倒在地上, 惹得院子里的人们忍不住笑。 老头嘴里骂骂咧咧,刚要爬起来, 小牛上来照他胸脯又是一头, 把他拱到地上。 这是牛的天性, 你若一动它以为你还要与它斗。 就这样几个回合, 老头刚要爬起来就被顶翻了。 小牛极为认真, 低个头, 瞪着牛眼紧盯老高头。 而老高头被顶得实在怕了, 除了嘴上还在不停地骂, 却是动弹不得。小牛等了一会儿, 见老头一动不动, 觉得也没什麽趣儿了, 便从围观的人身边走开,找小伙伴去了。 这时才有人把老高头拉起,老头一边拍打身上的土, 一边骂骂叽叽, “这些王八犊子, 没一个好犊子”。 周围的人都憋不住笑。

牛魔王与孺子牛的转换

牛也是领地动物, 生产队的大院就是他们的领地。 牛也有等级, 最雄壮的牤牛就是这群牛的头, 负责看家护院,保护老小。每当有其他队的牛从土墙外面经过, 大牤牛马上警觉起来。 它靠听觉和嗅觉就知道是不是一家人。 如果没缰绳拴着, 它会跑到队部大院门口看着那牛群走过。 如果有挑战者, 想闯进来, 那必有一场恶仗, 我几次看见这条大牤牛对战另一头大牤牛, 两对牛角碰到一起, 发出很大的撞击声。 地上尘土飞扬, 不管有多少人观看,两头牛如入无人之境, 总要杀个你死我活。 几次都是以我队的牤牛获胜告终。 也许, 入侵者总是心虚, 心理和道义层面先输掉了。 大牤牛每次得胜后不会去追, 而是站到一个高处望着邻队的牛群走远, 翘首挺立, 拉长声大吼一阵, 宣示主权,一副获胜者的无敌姿态。 这个时候的牛, 现出了牛的本性, 也许是它最惬意的时候。 可能过不了一会儿, 就有个小孩子走过来, 根本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 拾起缰绳, 牵着它一步一步向牛圈走去 。 这时的大牤牛, 被人牵着鼻子, 一点脾气也没有。它不再是令人生畏的“牛魔王”, 而是一头地地道道的孺子牛了。

怠工与罢工

牛也有怠工和罢工的时候, 而且这一切都由最基本的需求驱使, 即要吃饱肚子。 当地流传一句俗话, “头一气儿长, 累得直叫娘”。 意思是说, 一上午的活儿, 中间有个歇气儿, 把一个上午分成两段, 其中头一段被带队把头故意拉得很长, 因为这时人们有力气, 出活。 到了第二气儿, 人们感到疲惫, 牲畜也是如此。 东北的农地宽广, 地垄很长, 垄的一端离村子近, 另一端远。 当牛耕地时你会看到, 牛背向村子往外走, 慢慢腾腾, 鞭打也不管用。 而往回来, 朝向村子走时, 走得很快, “自奋蹄”。 这种怠工,是因为肚子在提醒它, 是吃草的时候了, 盼着卸下犁杖回村吃草。 背村而去是非常不情愿, 而往回走则是走向希望, 走向牛槽里的干草和星星点点的豆饼渣。 更有罢工的情况出现。 还没到歇晌的时候, 耕牛会自己往村子里跑, 身上带着牛犋, 后面带着铧犁, 追也追不上。 牛这时力大无穷, 近似疯狂, 不管地形地貌, 如履平地。 不过农田地可遭了殃, 新修好的稻田埂子被后面的犁犋豁开许多口子, 而且农具也有损坏。人们拿这时的牛无可奈何, 因为牛也有它们的基本权利呀。

(图片来自网络)

邻居家的窗

文/ 小阳

又到了周末的晚饭时间,我照例走到厨房的窗前,似乎不经意地瞥了对面那家一眼。对面与我家厨房是窗对窗,那时没有纱帘,为了驱散炒菜的油烟,几乎家家户户在做饭的时候都敞开着窗口,这时我的一口气仿佛就可以吹到对面。

他家窗前是空荡荡的,我走了几个来回,那个成年男人还是没有出现。我说“成年”是因为我只有十来岁,猜不准大人的年龄, 特别是男性,个子一高,嘴上再有些胡须,在我童年的印象中那就是成年的标志。今天他的缺席多少使我有些失落,但是我仍然不愿意走开。

我妈并不知道我的心思,仍然不住地唠叨“厨房太小了,走动不开。” “要么你来帮我洗碗?” 我可不愿弄湿自己的双手,也不愿意继续听她的啰啰嗦嗦,于是一口气跑到了楼下。

夏日的夜晚满天挂着点点繁星,蛐蛐躲在某个角落声嘶力竭地鸣叫,树梢的阔叶却纹丝不动,好像空气都静止了。没有了风,屋内燥热难忍,邻居们有的搬出了竹床,有的拿出了凉席,盛夏的夜晚,屋外却像白天一般热闹。我无所事事地在户外穿行,还没走两步就忍不住回头朝陈家望去。

陈家就是那个成年男人的家,和我家住在同一栋楼里相邻的单元,两家对面。他家占据了通常是院子里两户人家合用的整个三楼。因为不与别人共享,家里又只有成年人,我们这些小孩就没有机会“光顾“,就是居委会里无所不知的蔡妈妈找他们,也只能趁在楼梯上与他们心不在焉地聊上几句时,顺便掠过讲话人的身体向屋里探望一下。因此他家对我们这些邻居们来说非常地神秘,这也激起了我对他和他那个家孩童式的好奇。

蔡妈妈是我家搬来时最早认识的邻居,她的丈夫是个司机,把她从农村带到城里来以后,她就一直没有出去工作过,但她这人闲不住,不久便开始收起了楼里没人愿意管的水费和电费,后来街道居委会干脆找到她帮忙解决邻里纠纷和传达通知之类的事情。

她家住在一楼,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时,她照例会坐在门前,一边摘菜一边“不经意”地扫视匆匆而过的邻居们。我很害怕她的那双眼睛,因为那双眼睛总能察觉我的任何不轨的企图和想法,比如,我那时特别不喜欢吃馒头,每天早餐在我妈妈的监督下,囫囵吞枣地吃完一个荷包蛋, 接着把一个一两的馒头整个塞进嘴里,一出家门就吐掉。每当我含着一大口干巴巴难以咽下的馒头从家里走出时,她总能及时地警告我,“丫头,你把馒头咽下,要不然我告诉你爸爸说你浪费粮食”。在她的胁迫下,我会用力地伸长脖子,眼球使劲向上一翻,用仅有的一点口水,“咕嘟”一声,让卡在喉咙里的馒头块顺利地滑进食道。她的热情就像炎热的夏天,淋漓尽致,有时又会使我感到虚脱。 她的嘴唇丰厚而有力,就像她那泼辣的性格,总是那样得理不饶人的。每当她眯起双眼,爱抚地看着她最宠爱的小女儿时,她的嘴里就会发出“你这个小女人”的嘟噜声。

邻居们都说在我家搬来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陈家的女主人,只看见陈家爸爸和四个孩子。儿女们成年后都搬出去很长时间了,只是近来与陈家爸爸的走动又有些频繁了。后来我才知道,时常在窗口见到的那个成年男人是陈家的第二个孩子。今天他家里熄着灯,看来是一家人外出了。

接下来的几个周末,那个成年男人照例出现在窗前,他个头很高,窗顶遮盖了他前额以上的头发,他上半身几乎牢牢地占据了大半个窗户,永远低着头注视着手下的什么,我猜想现在是晚饭时间,他正在往碗里盛饭,如此三次出现在窗前,我一点也不吃惊,心里想,“长那么大的个头是要吃很多饭的”,于是我断定他一定吃了三大碗。

我那时年龄虽小,看到他时还是感到了我的心脏在砰砰有力地撞击着我扁扁的胸膛,哪怕今天我也依然笃定地认为,他的五官是如此的俊秀,他的身材像松树一样挺拔。在我第一次透过窗户看到他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对这个邻居一家一无所知,直到我妈和蔡妈妈成了朋友。

我妈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又乐于帮助邻居们缝缝补补,正好也可以顺便串串门,这一来二往也少不得聊上几句,久而久之就与蔡妈妈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从此,邻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没有她不知道的了。也因为这样,大院里的事也上了我们家的饭桌。我家餐桌上总是干巴巴的那几样素菜,偶而有一点荤腥夹杂在盘中,我妈也会拿起筷子,飞速地翻搅直到零星肉丝从我们孩子的视线中消失。当然,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肉丝并且快速地将其塞进嘴里,但是她事后永远会用她那浓浓的山东口音补上一句,“不能老是盯着肉,酸甜苦辣都要吃”。面对如此窘迫的菜肴,邻里的家长里短话题多少缓和了饭桌上尴尬气氛。

多年以后,对面窗口又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子。那女子婉约而谦和,就像散发着淡淡幽香的一抹兰花!她外表清秀,说得一口软软的带着“侬侬“口音的吴语普通话。 她说话时眼帘低垂,有些害羞。据我妈说,这女子高中毕业后响应国家的号召,支援内地建设从上海来到了我们这座城市,她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便是为陈家爸爸当秘书。 那时的陈家爸爸人到中年仍然不失英武之气,加上过去打过游击的传奇经历,现在也是位高权重,指挥着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对如此单纯而又不谙世事的她来说无疑是高山仰止。当然,她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作为继母走进这个复杂的大家庭。她也并不知道她钦慕的领导早已有了妻室儿女,甚至他最大的孩子与她的年龄相仿。

我妈要我们管那年轻女子叫阿姨,还说她现在和我爸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说这话时,不知为什么 我妈狠狠地盯了我爸一眼。从我妈的口中得知这个年轻女子现在也当了陈家的后妈。

自从知道阿姨秘密后,我对她更多了几分好奇。我发现她和陈家爸爸从不一起上街。他俩说话就不像我爸和我妈。陈家爸爸问她话时双眼往往跳过她的头顶,从来没有直视过她,而她回答他时则是双眼投向自己的脚尖。一问一答,就像老师在批评一个犯错误的学生。

阿姨稍稍年长陈家那成年儿子几岁,几次看到他们偶而在厨房相遇,气氛也颇有些尴尬,两个人都同时想礼让对方,却又发现他们同步了,这时男子脸上微微红了,阿姨更是不知如何是好,嘴里喃喃了几句, 最后还是知趣地退了出去。

那时的我,弄不明白大人的一些事,经常听见邻居一楼的蔡妈妈背后叫陈家爸爸是“老不死的”。我还以为陈家爸爸得了病,而且病得不轻。不久,我发现阿姨有些异样,蔡妈妈背地里说那个肚子里的孩子应该是“陈老八”,过了几年阿姨又有了“陈老九”,两个都是女孩。在我准备上大学前不久的一天,陈家爸爸一定是喝多了酒,满脸潮红,他摸了一把糟红的鼻头,对着坐在门口的蔡妈妈“呵呵”地憨笑,蔡妈妈说,“小林怕是害喜了,又有了陈老十?”,女人都是敏感的,小林就是那阿姨。果然,不久我发现阿姨的肚子再一次大了起来,这次她穿着宽大的衣服也遮不住日渐隆起的腹部。邻居们也更加大胆放肆地聚在一楼门前,居然给尚未出生的孩子起名为“陈三六”,“陈六十”。这样叫多少有些揶揄的意思, 只是因为在邻居们心里,那看上去仍然年轻的阿姨三十六岁,陈家爸爸已经六十岁了。当我听到他们背后议论阿姨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时,我为这个尚未出生的小人感到莫名的难过。此后,阿姨更是鲜少露面,面对邻居们的议论,她总是沉默,见人就低下头,抿着嘴,匆匆离开。这次终究是个男孩,最后大家叫他“陈老十”。我想那应该是陈家爸爸的最后一个孩子了吧。

陈家阿姨出现没多久,对面的成年男子就从窗前消失了,据说陈家爸爸把他送到外地部队里去锻炼了。不久,窗前又出现的却是一个男孩,他有些清瘦,个子也小了许多,面容却与前一个有些相似,只是有些羞怯,据说他还是个学生,转学来父亲这里上中学,从我妈那里知道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孩子,但我们院子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母亲是谁,现在在哪,他为什么现在才与父亲一起生活?楼下的蔡妈妈叫他“陈老七”。

他叫陈老七,那陈老五和陈老六在哪儿呢?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的母亲与陈家爸爸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困绕着我,对我这个尚未完成二年级学业的孩子来说是太复杂了,终究是没有人见过他们,所以我也一直得不到解答,以后大家也淡忘了这事。

陈老七大我几岁,却从来没有与我们说过话,那时他除了上学,几乎就呆在家里。他从来没有拿正眼瞧过我们这群大院的孩子,当然他更不屑与楼下的蔡妈妈她们讲话。蔡妈妈喊他“陈老七放学了?”, 他会装着没听见,背着书包径直往前走,然而蔡妈妈并不生气,只是笑着补上一句,“你这个小杂种”。我知道蔡妈妈很心痛他。

不过有一件事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楼下跳橡皮筋,身后突然“砰”地一声巨响,闷沉沉地,我的身体随之猛烈地震动了一下,就本能地用双手捂住了眼睛,不敢回头。蔡妈妈应声跑了出来,嘴里叫喊着“陈老七,你这个小杂种,你找死啊”。只见陈老七面部朝下,双眼紧闭,四肢张开,静静地趴在一楼单元门前冰凉的水泥地上,邻居们个个张大着嘴,紧张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听有人说,“他是从三楼阳台上不小心摔下来的”。蔡妈妈抱起了他的头,“七伢,七伢”地呼叫着,陈老七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环视四周,居然踉踉跄跄自己又重新站了起来,没走两步“叭”的一声又跌倒了。这时邻居们推来了一辆三轮车,将他送去附近的一所医院。后来听说在这次事故中,他的脾脏被摘除了。我也开始对他有些同情了。

他中学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大院。蔡妈妈说他父亲把他也送到很远的地方当兵去了。没过多久,又听说他在部队出了意外,只是陈家人并没有表露出任何的异样。我知道他真正的死因是四十年后,有一次在一个大学同学聚会上得知,我的大学同学曾经与他中学是同班同学。她告诉我陈深立是为了抢救溺水的战友牺牲的。

成年后,我终于知道了陈家的一些复杂家事。据院子里的人说陈家爸爸年轻时非常地英俊,风流倜傥,但时常有些行为不羁。解放前,第一任夫人被他所吸引,还与他一起打过游击。两人生育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只是陈家爸爸在那事上总是节制不住自己,常常犯错误。解放后,曾经一起打过游击的兄弟们一个个当上了市里省里的领导,只有他还常年奔波在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工地上,住在我们院子里忍受着邻居们如此这般的议论。与第一任夫人离婚后,孩子们跟了母亲。我还听说,那母亲现在也是响当当的领导了,孩子也只是偶尔在陈家爸爸这里小住。

我大学毕业后就离开了家,后来家人告诉我,阿姨早已有了自己的孙儿孙女,只是在她三个孩子尚未成年时,陈家爸爸病得很厉害,或许是由于工作中长期的不得志,郁郁寡欢,不久就撒手而去。一夜间,阿姨有了白头发,老去了不少。那个叫陈老十的儿子因此也没有了管束,进过少管所。出来后曾经一段时间游荡于社会,最后还是阿姨的两个亲生女儿出手帮助了他。

蔡妈妈在我上大学期间,由于她丈夫职位的升迁,搬到了城里。据我妈说,蔡妈妈离开大院后,邻居们难得再聚在一起了。至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蔡妈妈了。

在我儿时,曾经有过诸多的困惑,不理解或不喜欢,但终究都成为了过去。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很怀念已经逝去的故人和我曾经生活过的大院。我想总有一天我还会回去看看的……

(原创作品由作者提供授权)

成都观影阁茶馆影像

摄影及文字 | 张建忠

在四川成都双流区彭镇的杨柳河畔有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茶馆,观影阁茶馆。

据说这座茶馆在文革期间被当时的革委会征用,茶馆里遗留着大量文化大革命的文物,墙壁上到处书写着文革时期的标语,进门就能看到醒目的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口号。也正因为如此,这座茶馆现在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摄影圣地,每天吸引着无数国内外摄影爱好者的到来,有时摄影的人比喝茶的茶客还要多。

现任老板李强除了给茶客端茶倒水外,还经常和摄影爱好者探讨拍摄茶客的各种角度,有时还像个老师一样指导刚入门的摄影人。这里除了墙壁上保留着文革时期的标语口号外,醒目的一处就是那块写着“拍照10元,喝茶10元,喝茶加拍照10元”的小黑板,几乎所有来茶馆拍照的摄影人都会选择喝茶加拍照。

我天没亮就来了,也不记得是第几次来这里了。反正只要是路过成都,基本都会来这里找个角落坐上一会,随手拍点自认为还行的照片。其实也就是记录一下当地茶客们在这里喝茶的一种状态,一个人的、几个人的都拍。借用墙壁上文革遗留的标语口号等历史元素作为背景,来突出它与别的茶馆的不同之处。来这里是喝茶还是拍照,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反正茶也喝了,照片也拍了。

上午9点左右,慕名而来的摄影人基本都慢慢离开了,喧闹的茶馆此时才会慢慢安静下来,回归到四川茶馆本来的面目。这时也能清晰地听到茶客的招呼声:“老板,加点水”,“要得”。

(原创图片及文字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挂在枝头的口罩:首个确诊新冠病例周年

Lolita:

記得周媛嗎? 十多年前, 四川地震時, 她在香檳衛斯理教堂舉辦了一場義唱會。他們後來搬到波士頓, 先生在MIT 教書,她在那里組了兒童合唱團。她剛寄給我一首短詩, 詩中提到 “是誰把口罩掛在樹枝” ,靈感來自我女兒康玲縫製的口罩。

口罩制作及摄影:Connie Chuang

2020.12.1纪念

周媛

一分一秒 从手心
渗出四季的交响乐
巴赫 小提琴 玫瑰
番茄 绿瓦罐 白糖
雪盖住落叶
一脚跑过 溅起
十二组大小二度

Photo and eye masks by Connie Chuang

谁把口罩挂在枝头
新英格兰北部深处
有五只 企图解释的眼睛
和三双 带助听器的耳朵
山路绕过啤酒瓶
坐标一言不发
却被悄悄期待回答

Face masks on apple tree by Connie Chuang

康玲的口罩带给我和家人很多温暖和鼓舞。凭着那些纪念和期待,愿大家都健健康康迎回春暖花开。

口罩制作及摄影:Connie Chuang

12/1 marked a year since the first documented confirmed COVID-19 case. I drew a little “poem” to recall some unforgettable moments, things, and people. — Yuan

当地媒体对康玲口罩创意项目的报道:Trees of gratitude: Community art project brings together colorful face masks, heartfelt messages

https://www.paloaltoonline.com/news/2020/12/31/trees-of-gratitude-community-art-project-brings-together-colorful-face-masks-heartfelt-messages

小镇岁月

文| 萧继石

我们这些老三届中的小字辈,文革的喧嚣声中,匆匆地被中断学业,下乡、回乡。几年后招工进城,我和文祥在一个单位。单位的头是搬运工出身,没多少文化,人很敦厚,把一些出墙报、写口号之类事交给我俩。文祥父亲是一位有识之士,近“墨”者黑嘛。通过朋友介绍文祥结识同在乡下、文史与艺术修养很全面的王受之。稍后,文祥带我认识受之。

1973年,我和文祥都20岁刚出头,受之大几岁。我们都是“老三届”的,招工进城,同在洪湖县城。受之的父亲是创办湖北音乐学院的教授,母亲是抗战时期孩子剧团成员,家学渊源深厚。受之天分极高,特勤奋。

洪湖新隄镇建设街,洪湖贝雕厂设在这里,摄于1980年

那时,洪湖新堤镇新开了一家贝雕厂。厂房就在内荆河边的民房里。受之作设计工作,设计室在房顶搭建的小房子里。

作者与文祥,摄于1973年筹办全省粮食科技展览期间拍摄

我、文祥的工作在粮食局的一个单位,和贝雕厂隔着一条连通洪湖的穿城小河,我们每每下班吃过晚饭,走过河东的石板老街,来到河西的老街角落贝雕厂楼顶和受之兄聊上几个钟头。

作者与王受之,1976年6月摄于新隄镇

古代的、当代的、国内的、国外的,一会儿历史、文学的、一会儿艺术的,偶尔街头花边新闻小道消息 ,没办法,受之是百科全书式却比百科全书重点突出的人,和他聊,“引人入胜”这个词都有点苍白。

前些年,上海媒体评受之为全国十大知道分子,其实,我们那时就认为他是一大知道分子。

我那时想入非非又不着边际,自信善画,又没多少理论,读了一点书,与他比,只能算皮毛而已。

受之每次参加广交会回来,就指着设计室摆放的贝雕作品一一介绍,哪几幅 ,外商又订了多少万的合同。就是这间“幺子角落”(当地俗语)的简陋工艺厂,短短两年时间,成为全国知名的淡水贝雕工艺厂,受到省外贸的重视,拨款新建厂房,不久后就搬进新的厂房。

今年9月,他回武汉,我们在一起聊天,我说:“我是你的追随者,不敢称你的学生。”他笑而不答。

他是一个自信而又谦虚的人,他说,走到哪里,口口声声称我大师,哪来那么多大师?

“你不是大师,那我就从来未见过大师了”。这是我的感慨。

受之在设计教育领域的建树,为世人瞩目。

追随者,他无法否认。在那个动荡而又贫苦的年代,遇到这位“知道分子”,算是幸运了。

他在洪湖工艺厂做设计员一直到四人帮倒台、恢复高考这五六年时间,我、文祥与受之交流最多。

那个年代,我痴迷于绘画,从受之那里得到的教益,弥足珍贵。

我的父亲是闻名四乡的教书先生。懂事后,父亲很少提及他的经历。我上完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父亲病故,很多有关父亲的故事,是从乡亲那里听到的。父亲天资好,写得一手好字,四邻每逢春节对联由他书写。农村妇女生小孩,遇到难产,医疗条件差,容易坏事,迷信是月母鬼害的,临产前挂张钟馗辟邪。有乡亲提着母鸡来求父亲画钟馗,父亲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来。

父亲才茂公书法

父亲常与镇上一个刻图章的彭先生交流画技。彭先生刻图章呱呱叫,用木板刻得冥钞版,刷上色,印出来,人见都说和真钞差不多。画画在镇上也算得上一流。他可能是根据芥子园手绘的一本水墨画稿学习,父亲借来看,我也反复翻阅。渐渐的,我迷上了绘画。

文革来了,没学上了。绘画爱好派上了用场,1973年7月,当年改变政策,通过考试上高校。我的成绩在录取之列。后来某人交白卷,全国批“白专”道路。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说我父亲15岁儿童团时期有问题。所以,这次我政审未过关。我问到负责招生的人,他一脸暗淡,支支吾吾,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的政治前途和求学之路等于画上了句号,那就只有一条所谓的“白专”道路了,因而我对绘画的兴趣更加集中了。

那时政治统帅一切,宣传放在首位,我在所谓八大公司的财资战线,绝大部分时间由单位安排画宣传画、布置会议室,其实是临摹作品,平时基本靠自学,资料很少,一位画友文革前从苏联画报上剪贴的一本苏联油画家的作品,我才三十几元的月工资里拿出十元买下来学习临摹。有一阵迷上临摹希什金和列维坦的作品,每有画家来体验生活,县文化馆便把我们这些美术青年邀到一起,请画家言传身教。

那时相继来洪湖采风的画家有白统绪、汤文选、邵声朗、姚治华、鲁慕迅、恽其昌……

水彩画家白统绪每年都上洪湖呆上一段时间,每次来镇上采风,我们几个”美术青年”总是伴其左右,他边写生示范,边讲解。他那时画洪湖的一批作品好评如潮,几幅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再后来,全国五年一届的美术大展征集作品,白统绪来洪湖搜集素材,我们在一起讨论创作很热烈。

我说要画洪湖的秋天,绝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人们印象中的秋天都是金色的,洪湖的秋天是银色,水波如银,丰收的满船鱼虾如银。我的神侃居然得到白统绪肯定,还确定以此为题创作冲刺大展。

我那时不知高低,好高骛远,思想跳跃无边无际,白老师为人谦逊随和,像老大哥,和我们喝酒,偶想起他是河南人,喝酒一定喜欢猜拳行令,他不善辞令,埋头画画,未必善猜拳之道,我们提议猜拳,六六六,五魁首,七星照…… 每每我们喝的时候多,没办法,又提出猜火柴棍,结果还是我们败下阵来。

水彩画家白统绪(左一)带洪湖美术青年在长江边写生

那年,白统绪老师与我合作《洪湖银秋》,入选第五届全国美展。也体现老师带我们后进一把的心意。

身边常年有受之这位好老师,真是幸运。设计工艺贝雕画的稿子,他与别人不同,有时四张设计稿纸在桌子上一齐展开,同时设计完成四张设计稿。厂长叼根烟,光顾设计室,看王受之这样的劲头和效率,操着干哑的烟嗓子说:“个杂(口头语),受之还真有本事!”

作者与王受之在武汉,2013年

这些一般是比较传统的四季花卉翎羽,设计起来,他几乎是烂熟于心、信手拈来。

那时讲创新,看着他设计现代题材的《丹江之春》,作品反映丹江大坝,近景山花烂漫、中景巍巍大坝、远景水库水阔天空、白帆点点,巧妙应用淡水贝壳的自然光泽,展现了人工之力的伟大。从设计到指导制作、上色,他一丝不苟。不久传来轻工部工艺品年度获奖的消息。我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受之作为设计员,英语已有相当水平,他儿童时代在广州度过,会讲一口地道粤语,所以一有广交会,厂里必会派他参加,他回来时,总有让全厂振奋的消息:“今年又订了70万订单。”这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字,意味着 一年厂长的业绩、工人的工资全有保障了。

受之每次出差回来,带回的消息也是全方位的。我们最受用的是他带回是美术界最前沿的信息。他的两个舅舅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周令钊、一个是湖南的画家。周令钊参与了国徽的设计。一次受之从北京回来,给我们介绍     参与全运会团体操设计过程、众人展示的宏大画面,如红旗  招展、白云蓝天、百花竞放,这些是个人手持彩色卡片,按照规定的音乐节奏,依顺序展示,实际上每张卡片只有一个颜色。受之还给我们展示了其舅舅的设计手稿。画报刊出了何孔德创作的《古田会议》,他到军事博物馆看了原作,说画中毛主席脸部色彩用得特别精到,以致于我后来到北京出差,一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去军事博物馆看那张油画。

有一年从广交会回来,受之带回一套伍启中画的《国际歌》的连环画,比十六开还大一点,画面采用大明暗块来表现、构图剪裁有点像刚出来的宽银幕电影,近景特写比较多,这在当时比较新颖。

出差途中的见闻和画的南方风景人物钢笔速写一定要和我们分享的。哪个寺庙的明清雕像保存完好,哪个寺庙在修复中,中央美院的教授携同弟子共同完成的造像也很不错。广交会全国富商需求变化,参展工艺品的时尚,白雪石的山水画的雅致……他一一道来,观察、摄取信息的效率无人与之项背。我经常跟不上他的节奏与思维,洗耳恭听的时候多。

回到贝雕厂,复归到他有计划和高效率的工作与生活中。设计、指导创作、读书,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然后冲个冷水澡,躺在床上听英语电台节目提高英语水平。他还有晚间冲冷水澡的习惯,哪怕冬天的寒风在工厂简陋的平台肆无忌惮地刮着,刮得再透彻,也能见到受之精干得彻底的光膀子,听到他瓢泼冲水的声音。

和他在一起,我总有一种虚掷光阴的愧疚感。

一段时间,受之在临摹李可染的山水。“李可染的山水墨色厚重,但墨彩华滋、钟灵毓秀,用笔如锥画沙,善于采用逆光的感觉。”他边画边介绍。

三十年过去了,我最近在他的博客里看到一段视频,身为 汕头大学设计学院院长的他为学院画了一张风景画,我看到有点李氏山水的元素。

一个夏季,受之出差回来,又带回全国美展消息,湖北的《地下长城》出了风头。

设计室的画册新发表了黄永玉的《雀墩》,八开全张,印得精致。画还可以那样表现,那么富于诗意的美!中国画?水粉?水彩?这派那派?都不是!全都有。黄永玉的作品就是不同于一般。受之也极为赞赏。

一份画报整版登了一张赭色调的水粉人物画,和那个年代通常的明快、饱和、透亮的宣传画不一样。“你看,整个画面用色并不复杂,土红、土黄为主,整体也很协调。”他这样评价,我若有所悟。

有段时间,他在着手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稿》,让我帮他抄录一份。那时复印机技术还未问世。我正好借抄录的机会补习一下历史知识。稿中的图例,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石器、陶器等,是他钢笔绘制,细致、轻松而又准确。我边抄录边临摹图例,几笔勾勒一个石器砍砸器,一笔代表一个面。印象中抄录的稿子写到了两汉时期。当时的工艺美术史还是空白,老的史学家、学术权威进了“牛棚”,只有“梁效”的文章和政治宣传充斥书刊。受之为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做了大量研究。

后来,他成为中国当代设计史教育奠基人之一,著作等身,学术界、设计界见证了他的成就和影响力。可是他早年的卧薪尝胆,却鲜为人知。

那时物质匮乏,没有什么休闲活动,整个县城还没有电视。长航的一家单位拆船拆下的一台彩色电视机,我像看“西洋镜”似的,步行四五里路去看电视节目,只不过看画报大小的屏幕和播出内容基本靠猜的“马赛克”画面。

偶尔,我和文祥拉他到我们工作单位的老旧楼房里“打牙祭”,请同房的王兄掌勺做上几个菜,基本“老三样”:椿菜、花生、红烧肉。一瓶红葡萄酒,摆开龙门阵,受之主讲,任何情况下,这是毫无悬念的。喝酒他向来低调地浅酌,有次例外,“龙门阵”中谈起酒量来,他说他是可以喝一点的,我哪里相信?大约装三两酒的玻璃杯倒满,碰杯,每人一杯几大口喝下去,受之从容如前,文祥少喝一点没事,我却当场现丑,不由自主地傻笑。

受之的弟弟习之拥有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还有从拆旧船的朋友那里买来拆下来的一台式旧电风扇。夏夜,受之常约文祥和我到江堤边的 弟弟居所摆龙门阵。习之每次都拿出“保留节目”——蒸八宝饭招待我们。

夏夜聊天海阔天空,“连续剧”却是少数。某日,他在武汉把友人从香港带回的小说《基督山恩仇记》借回,连夜读完后还给主人。这本当时的禁书,一般只能悄悄传看。他回洪湖给我们介绍这本书,据传是某大人物放在枕边的书籍,我们追着他几个晚上把全书故事讲完。我们佩服他高超的记忆力,读过一遍,居然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小说全部故事与细节。

省里传来了筹办全省美术展览征集作品的消息。他利用设计间隙创作年画。从勾草图、定稿、勾线上色,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年画《巧手绘出新农村》创作完成。画面展现的是一个农村姑娘创作壁画的情景,画中有画。民间年画线描明快、色彩平涂为主,略加晕染,表现了农村早春的气息。看到他创作的全过程,从人物形象、表情到动态,都胸有成竹、信手拈来,一气呵成。作品入选了那次的省展。展览在武汉展览馆举行,当时还展出由张振铎、陈立言等人的作品。

唐山大地震后,军民救灾 ,报纸上登出长篇通讯。受之看到这篇通讯,提议与我合作改成连环画,我勉为其难地答应,对他的这份信任是感激的,也很高兴想看看他如何创作,只是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他这人是说干就干、马上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实际就是协助作些脚本编辑整理工作,受之创作绘画。

连环画像电影一样,再现场景、人物、道具、情节。如唐山的人开吉普到中南海汇报实情,北京沿途一些市民睡在露天的帐篷里,军人、市民投入救灾,工厂工人加班生产救灾物资,所有细节好像装在受之的脑子里。他在纸上用铅笔只是三两下勾个位置,然后用钢笔直接画出局部到整体。两个月的工余时间,上百幅连环画就创作出来了。

至于脚本,他根据画面在报纸通讯文字上划出段落,我整理出初稿,他润色后,我再抄一遍。稿件寄出后不久,四人帮倒台,政治大变局,这套快速反映救灾的的连环画被搁置。不过,我们更加深入地体验了他超强的观察记忆和造型能力,还有那不知疲倦的状态。

冬去春来,为了提高人物绘画的造型能力和结构的准确性,我到码头、茶馆画速写素描,并临摹受之推荐的美国人著的一本人体解剖结构书。文祥去了一趟武汉。那时,从洪湖新堤镇往返汉口大多坐江轮,半夜靠岸到洪湖。我睡得迷迷糊糊中,文祥背着行囊抱着“安琪尔”石膏像回来。

我经常对着这个“卷毛”像一坐三四个小时,打轮廓、画明阴分界线,转折、过渡、背景 ,对着画石膏像素描。画了一些都不那么满意,我请受之过来看看,他看过之后在画板上铺上纸,示范地画了一张,让我找到差距在哪里。他讲科学的观察方法,讲由整体到局部、由局部到整体,用一双手指头交叉示范素描线条的走向如何好看。

恢复高考后,文祥和受之相继考上了大学,两个人的单位都不愿意放人,努力周旋一番,才得以如愿。

受之的大学过程,尤其周折,其中五味杂陈,现在看来甚至无法想象。厂里听说受之参加了高考,觉得必考取无疑,“老九不能走”,但又找不到理由,不得不采取下下策,硬卡不放,封锁消息。我成了受之的“交通员”,凡有关高考的有关信函,先寄“萧继石收”,免得落入“监察”之手。后来录取通知书来了,行李被锁在宿舍,同事乘着“风高夜黑”翻窗搬出了行李。

我后来进了报社专职美术兼摄影,既然画画写写那么多年,技巧是一回事,创作可能更重要是靠文化修养,我索性考进大学文科。

(以上原创文字与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