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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注：本周虚拟画展介绍牛玉生敦煌壁画临摹作品。以下画作图片及文字经画家和作者授权。 幸福的老实人 文 ｜ 诸迪 “敦煌老牛”，亲切而又形象的称呼，当年美院毕业的几届学生恐怕都不陌生，这个名字似乎和敦煌总是联系在一起，成为了对敦煌印象的一部分。 我85年进入美院学习的时候，老牛他们的“敦煌班”已经结业离开了，但因为他们班里有人又考回了美院，成为了我们的同学，还时常听到有人提起，特别是在我们要去敦煌考察的时候，马上会有人提出去找老牛啊，咱们的校友，敦煌研究所的美工。 由此，在敦煌结缘，对于我来说，后来留校，又带学生去考察，每一次都少不了“投奔”老牛，他的朴实厚道和对校友的亲情关照，每每让大家感受到老美院的味道。再后来随着美院不断扩招，加之我也渐渐脱离了一线教学，去敦煌少了，和老牛的联系少了。 这次再见到他，听说他要来京办展，不由得又勾起对往昔的回忆，也突然发觉之前对老牛的工作和他的绘画了解和关注并不多，只知道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出于保护和展览的需要临摹壁画,一干就是30多年。 这在别人看来十分枯燥的工作对他来说却是一件幸福的事，每天都可以面对这些艺术珍品揣摩学习，与一千多年前的巧匠们交流对话，能够成为千百年来孜孜不倦地陪伴、呵护敦煌石窟的无数默默无闻的守护者中的一员是一种荣耀。的确，正是有了这些默默付出和千年不辍的“孤守者”，才使我们至今还能领略到灿烂的敦煌文化。 当我们面对这些临摹的作品时，我们可以感受到摹写者的虔诚，感受到一千多年前那些画工们的心境，正是这些作品搭建起了沟通古今桥梁，我想，这也远远超出了他们个人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 心中那盏灯 写在牛玉生敦煌壁画临摹展边上 策展人： 文祥 （一）展览本身即是传播，本应该让观展人自去吟味，见仁见智，不好圈定意义语境。但偷窥幕后有什么，是大部分人都有的好奇心。作为策展人交代一下前因，也许还不算“画地为牢”。 筹展从八九月始，与敦煌信札往返之际，新闻中陆续报出：老人跌倒无人敢扶，小女孩被车碾压无人救助，这个时代会因为这两件事贴上标签。在这个灰暗的背景下，更凸显出古往今来那些耗尽一生，执守一业，如牛玉生者，才是让民族传承得以生生不息，牵扯伸长的支撑者。 （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与一群初二的同学进过敦煌。那是十六、七岁年龄，少不更事，留下的印象就是从兰州去敦煌的脏火车，硬座车厢里又挤又嘈杂，车窗外是无休无止的荒漠。敦煌研究所两层楼小平房灰蒙蒙，莫高窟张着昏暗的洞口，游人高兴看哪窟就进哪窟。串连学生的到来，多少给那种天荒地老的苍凉中，添了一点生气。长期居住敦煌，那远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对于我们那批半大孩子来说，不可想象。 那时离张大千、常书鸿的敦煌只过了25年。那时牛玉生刚刚在玉门呱呱落地5年，玉门是一个离敦煌231公里的历史古镇。牛玉生人生中的敦煌，还得再过17年才开头。 （三）今年5月中旬，几家商学院在敦煌办沙漠挑战赛，做啦啦队的间隙，我们去莫高窟看壁画，认识了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西北汉子。前一天敦煌刚刮大黄风，我们从沙漠中撤出来，市区内风沙小不了多少，本地人却说这还不算大风沙，真正风沙大时，人得扶着墙摸着走。天近傍晚，我们在牛玉生的画室里，撞见仅勾了墨稿的“千手观音”，那是2米见方，铺满整张墙的大画，绵密的线条画出了无数的上肢与手心的眼睛，画幅的力量直逼人心深处，我们象遭电击，任什么话语都表达不出那种冲击，只觉天地荒原之间，这个简朴小院里，佛像的沉静、平和、那么鲜明，都市十丈红尘霎那间显出一副琐细、渺小、庸俗面像。我们至此时稍稍能体味，古代画工蜷倨在洞窟中的感受。 自中古始，那些不知名的工匠开窟绘佛，一代接一代，绵延千年之久。成千上万的民间匠人，耗尽了整个人生，那种佛教推崇的“发大愿力”薪火相传，绵绵不绝，眼前的牛玉生是我们能目睹的承继者。 （四）1985年，是牛玉生人生中的敦煌元年。他考进敦煌研究所，做临摹研究，此后除了在中央美院的2年进修，牛玉生人生20多年最好的岁月，青春期的热情，都化着水滴石穿般的坚忍生存。旁观者尽可以揣测其间无数可能发生的故事，就象前辈大家张大千、常书鸿的经历中的故事。 你只要经历过大西北中国那种天地玄黄，你可以掂量出那种人生的厚重敦实。临摹敦煌壁画，得融合修养、功力、体力与敬畏之心，有此条件者多，能如牛玉生在蛮荒所在，苦志忍性，坚守26年者屈指可数。 （五）看敦煌壁画，包括看牛玉生的壁画临摹作品，感受最强烈的是活着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千年中国劫难不已，对于个人来说，更是如芥舟行海上，全无依凭，但是见到敦煌那些绚烂华彩佛像的安详，你可以体会到超出肉体欲求，人还有另一层生活。往上追溯，追求人的精神生活的神性并非宗教信仰者的发明，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以此为哲学的基石，也是当年希腊城邦理性公民的生活基石。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那都是一股绵厚悠长，牵扯不断的传承。 Continue reading

编注：今天本刊#2020读书季#及“爱书人语”栏目的内容，是一本关于书的书。以下文字获作者授权。 《江南淘书记》，董宏猷 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江南淘书记》自序 董宏猷 对书籍的热爱，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读书，逛书店，淘书，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生活的习惯与享受。 少年清贫，买书成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是在放学以后以及星期天，泡在书店里看书。 到图书馆看书，则是在上了中学以后。不再为了买书而去长江边拉车了，虽然磨破稚嫩的肩头换来的只是五分钱，但是，那是我生命的第一次“长征”，在酷夏里汗流如雨，只为了买一本喜欢的书。从那时起，我的小木箱里，开始有了喜爱的书籍。 到了中学毕业，下乡插队的时候，不仅带了一木箱书到了农村，我在武汉的家里，还在木板床下藏了一堆书。那是我如同燕子衔泥般一点点地积攒起来的。遗憾的是，那年的冬天，我在水利工地挑堤，脚好冻，给妈妈写信，求厚袜。结果，厚袜寄来了，暖了脚，却疼了心。原来，妈妈是卖了我的床下藏书，给我买了御寒的厚袜。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藏书之聚散。这样的聚散，后来又发生过好几次。慨叹之余，便有了写书话的想法。 我在生活上是个极其简单的人。这一辈子，不好零食，粗茶淡饭，吃饱，穿暖，就很满足了。然后，读书，写书，淘书，藏书，便成为生命的主旋律。星期天，节假日，是必逛书店的。就连大年初一，也带着孩子，到新华书店，去给书拜年。我的这个习惯，也深深影响了家人。直到现在，全家相聚，最大的享受，就是一起逛书店。 当然，长期只进不出的后果，就是书籍泛滥成灾。家中顶天立地的几排大书柜装满了，就开始堆在墙边、地上、板凳上。好好的一个家，就成了书库。 每每参观朋友的豪宅，高档大气、富丽堂皇，自然欣赏。但我最惬意的时光，仍然是坐拥自己的“书库”，或者“书城”。夜深人静，一灯如月，泡壶红茶，或者普洱，听一曲古琴，或者长调，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写作，有四壁万卷古今图书与我作伴，真的是不亦快哉。 至于家中的旧书，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点一点收藏的。没有刻意，一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二是自己的性子，讲究随缘。 近十年来，收藏热在中国风起云涌，双休日的文物地摊上，也开始出现了古旧书。我的兴趣，便放在了旧书上。武汉的旧书店，自然是一一光顾。每逢出差到外地首先打听的，就是哪里有旧书店。北京的玻璃厂、中国书店、潘家园旧书地摊；上海的福州路、文庙，以及许多弄堂里的旧书店：杭州的沈记旧书店，省图书馆院内的旧书地摊；苏州的人民路；南京的鼓楼……都留下了我淘书的足迹。 近年来，孔夫子旧书网异军突起，有一段时间，我也曾泡在网上，每天晚上惦记的，就是在拍卖的最后一刻，与诸多未曾谋面的书友竞价。泡的时间长了，就发现有一些“托”，在网上抬价，使许多心仪的旧书，在最后一刻，失之交臂，便兴味索然。 我不是专业藏家，只是喜爱旧书的爱好者而已。我更喜欢的，还是“淘书”，还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始终相信，人与书，是有缘分的。许多的藏书，曾经是其他爱书人收藏过，我不过是收藏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我知道，这满屋满壁的藏书，终有一天，会飘散而去，会继续书的旅程，亦会有新的书友，去继续地惜之，爱之，珍藏之。因此，我不再在藏书上留下收藏的痕迹。人生苦短，书命犹长。我与书相识一场，缘也。与其说我收藏了书，不如说，书亦收藏了我耶。 结集在这里的书话，是近年来发表于《大武汉》杂志上“白璧斋书话”专栏中的一部分。《大武汉》杂志一月两期，给了我一个整理自己旧书收藏的机会。 选辑在本书中的书话，大致上是按照文学史的脉络，而编排的。我的原则，是坚持用自己的藏书说话，以书说人，以书说事。由于专栏的版面有限，同时，照顾到杂志的读者面，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去进行有关版本、内容的专业性考证，也不可能全面地去评价一个作家，评论不是书话所承担的任务。当然，每一篇书话自有我的价值取向。 我的初衷，是在实体书店大面积萎缩凋零的今天，在纸质图书遭遇消失之嫌的今天，用这些历经百年沧桑或大半个世纪风雨，而幸存至今的旧书，说说一些不应该被遗忘的人和事。这些书籍流传至今，便是纸质图书不会消失的实证。也是一个具有几千年禁书传统的古国，禁书无数，却仍然“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实证。 白香山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本书，亦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一片绿荫。我欣慰的是，如今喜爱旧书的，有许多都是年轻人。亦有许多的书友，盼着这些书话能够结集出版。 在此，感谢《大武汉》杂志的张丽娜女士，将“白璧斋书话”办成了一个受到读者喜爱的专栏：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张福臣先生，责编荣虹女士，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还要感谢美编韩闻锦小姐，冒着酷暑为这些藏书拍摄书影。最后要感谢的，是这些书籍曾经的收藏者与保存者。没有必要去考证他们姓甚名谁，因为他们，不，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名：爱书人。 是为序。 2014年7月27日夜 于汉口白璧斋 Continue reading

编注：今天发表的原创诗歌作品有涉及当前重要社会话题的内容。本刊系非政治性刊物，并不持特定立场倾向，但我们乐见并鼓励大家表达各自的看法，关注并参与到社区及社会事务中去。 What I’d Like My White Friends to Know by Imani L. Brow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Lisa Liu From Imani, San Francisco: I wrote this when Ahmaud Arbery was shot dead while jogging in Georgia, but before George Floyd, and all the protests started. I wrote it and kept it to myself, because I… Continue reading

编注：本周画展介绍圃生的水墨小品。以下画作及文字由画家本人提供并授权。 序圃生画展 谭文祥 圃生的画风，清清浅浅的，一见之下，即心生欢喜。 今日之艺术，是意义膨胀世纪，满眼尽是深度解读支撑作品。靠本能与感觉画画的人，早如熊猫之类。 圃生的画，如山间小溪，屋角野花，却总能唤醒人清新感觉。 日本名小说家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讲中，说日本艺术的美学意境是清寂。举中国人熟悉的例子，就是王安石的诗句“细数落花因坐久”。能够“细数”，“坐久”，首先是能独处，其次是心事澄明，进入了“自在”之心境。 圃生的画，能随“意”，即属此类。 圃生自况，不善与人交往。那么独处能自在，能在纸上细数软红十丈，如鲁迅夫子说“躲进小楼成一统”。圃生是“北漂”，不知可“躲”处为何？能“一统”乎？ 初识圃生画，策展人找来一堆往昔画评，读了直觉大多误读。圃生虽然学院派出身，却与近五百年中国画传统不合，圃生小品不论笔墨，也不遵守文人画图式，无文人画的寓意、象征支撑。却有和风俳味，有插画风。 圃生的画，最宜于饮茶、听曲、读画、发呆之时，能成一统之自在。处大变革之局面，总得时时收拾心情，才能挣扎上岸，如孔夫子叹，逝者如斯也。 圃生的水墨小品 圃生 | 绘 刘墨 | 文 圃生的画面很小，但很丰富，不像有的人，画面很大，却很空。国画原本不以尺寸的大小来衡量，而是看境界的高低，紫陌红尘外，得以超逸地神游。 他的画，有桂林山水，有江南园林，有文房雅玩，也有远在东瀛的富士山，但不管是哪里，都是他的心象，飘渺而精致。 好的作品除了可观，更可居可游，圃生细心地经营他的画面，一如经营他的生活，湿润，文雅，却又质朴。 一张黄色的毛边纸，再裁成数张，每张纸再画了身边的一角，或杯碗厨具，或壶盏茶器，或笔砚文房，或墙角干花，或桌上一叠书籍，或屋檐下一盏灯笼，或地板上一只猫咪。当这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物什被笔墨铺呈在纸上时，顿时浸染上一股雅致和清幽之气，亦苍凉亦幽深，留给了观者想象和绮念，如泛黄的老照片，还喜欢他笔下的园子，但你不一定能指出是哪个园子，因为这园林已不是一个地缘概念，更是一个人文空间，唯美，典雅，深藏于作者的梦中：竹篱茅舍，石屋花轩，松柏群吟，藤萝翳景；流水绕户，飞泉挂檐；烟霞欲栖，林壑将瞑…… 他的绘画，就是他的梦境吧！ 我一直以为，国画的妙处，在于“从造化而归自然”，也就是说，它提供一个灵魂的栖息地，或精神的止泊点，弥合自我与自然，甚至联结自我与宇宙。 清赏系列之一 22x18cm 2019 Continue reading

编注：本周的读书季内容与以往稍有不同：这一次是教小说创作的人阅读并点评学写小说的人的作品。以下内容由三明治（公众号：china30s）提供并授权。 点评：钱佳楠 1. 有关影响当前故事的往事插叙（back story） 很多短篇小说都由当前故事（present story）和往事插叙（back story）构成，比如一个杀手，当前故事是他杀人，往事插叙可能是他的童年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如今的人生轨迹。但是，这里很多人不会告诉你的一点是：其实读者并不喜欢读到往事插叙。有两个原因：一，往事插叙打断当前故事，就好比讲话打岔，打岔之后听者和讲者都想不起来方才话说到哪里；二，往事插叙容易老套，我们已经听够了童年阴影，原生家庭问题，能不能来点新的？ 所以，比较好的讲述往事的故事或许是：一，零星的对话，不给全貌，让读者拼凑人物的过往经历；二，完全不提往事，就让读者看到当前故事里人物的创伤或者后遗症。可以参考村上春树的《泰国往事》，女主人公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但是村上的“不说”要比“说”更高妙，最后，一个算命的婆婆对这位女主人公说：“她说你体内有一颗石子，又白又硬的石子，大小同小孩拳头差不多。至于从哪里来的，她也不知道。” 而后要她抓住梦里将会出现的大蛇，因为蛇会把她的石头吞掉。这种“化解”创伤的方式神秘，巧妙，而且不踩任何老套的陷阱。 ——点评水巢《人来鸟不惊》 2. 有关隐喻和象征 核心的隐喻不能用来遮掩情节上的模糊问题，必须讲清楚两个主人公的感情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弗兰纳里·奥康纳曾经谈过隐喻，她说隐喻必须首先作为现实层面的重要物件出现在小说里，从现实层面积蓄力量，她举的例子是《智血》里黑兹尔的轿车，轿车一再作为不可缺少的现实物件出现在故事层面，这样到了最后，轿车成为棺材的象征不显得突兀，因为这层意思早已慢慢地累积在这个物件里面。必须指出的是，《智血》在情节层面是清晰的，轿车的象征并不会用来遮掩情节上的模糊。 ——点评Nicole《猫仙》 3. 情节合理性 写骗子的故事，为了让情节更合理，我们需要看到受骗人的怀疑。这里也是，涵锋的父母是所谓的成功人士，有学养，有见识，不应当这么容易受骗，这也是我们读者的正常怀疑，因而写作者应当照应到这些怀疑的层面。和此相关，也可以让骗子甄先生露出一些破绽，看他如何化解。这些才是写作者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想出一个骗子的故事不难，难的是如何让他的每一步骗局都顺理成章。 ——点评沈轩《拿什么优化你，我的孩子》 Continue reading

编注：本周画展推出的品种是绘本，picture book. 绘本多为儿童而作，但不少大人也喜欢看。以下这组作品由画家提供并授权。 小雨 /绘 落子 /文 小雨，绘本漫画家、肖像漫画家，异军不突起的惨兮兮模样的小小美女画家。 小雨笔下独特且还不甚光明的色调，无可奈何、又听天由命的情调，总深深叩打着我这老人的思绪；常幻觉着，一个白胡子老头拉起一个小女孩小手，在一道白光里，焂地飞起-唉，童话里太多这样的场景-善良小女孩无路可走时，总有一个白发老神仙降临了。 我和小雨认识十年了，在武汉美术馆里，她每次都默默地站在我身后看我画画，接下来就每周一场地共同为观众漫画写生，这也是《落子团队》的开端。 百日疫情中，九年历程的《落子团队》也有疾而终了，那么多的欢乐，那么多的探索，那么的人儿与快乐故事，都离我们远去而又历历在目，如同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小白，一只黑黑流浪狗，是小雨家庭中的一员，收养多年了，性格也随小雨，那眼神，那动作，都酷似一个容易受伤的小女孩，小雨这篇疫情中的组画，也是小白狗眼看人低，低到了尘土里的小小男女家长里短中的疫情时代小故事。 请朋友们读读这里的故事。 完，不过， Continue reading

编注：本周的#2020读书季#栏目介绍理想国6月书单上的一部小说，作者双雪涛是80‘后“新东北作家群”的一位主要成员。 以下内容由理想国授权。 《聋哑时代》， 双雪涛 著，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出版 文 | 理想国imaginist “ 小学毕业的时候，是1997年的夏天，和之后每一次毕业一样，炎热而干燥。” 从那个时候开始，关于一切痛苦和欢愉，我都准备好了。 90年代末的东北小城，那个外面一切都在激变的夏天，对于十三四岁的少年来说却是一首悠长的朦胧诗。故事的主角是108中校园里的一群初中生，小说通过少年李默“我”的讲述视角，叙写了七个凌厉的少年成长故事，如同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这些人物相互独立又命运交织，有着互文性，勾连起“我”的成长轨迹。科学怪人刘一达、天才少年霍家麟、古怪早熟的迷人女孩安娜，永远穿白衬衫的艾小男……一生自我意识的觉醒时刻，来自成人世界的权力之手也在拨弄着这群少年：被监控的教室、枯燥无味的书本、充满戾气而势利的老师。面对与外部世界的第一次冲撞，有人激烈反抗，有人陨灭、失去踪迹，更多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聋哑时代》勾勒出80一代的精神成长史。大雪覆盖的工业城市，下岗潮中陷入困境的家庭，在少年们的内心世界投射挥之不去的影子，校园生活也始终有一层压抑暗沉的时代底色。 《聋哑时代》是小说家双雪涛的自愈之作，如同把往事说进树洞，泥巴封好，日后好好珍存。不同于《平原上的摩西》的锋利冷硬，他用温柔的笔调、元气饱满真挚的汉语、爱与温存的目光，打量少年时代的梦和伤痕，为和自己一样活过的人们做传，把聋哑时代失声者的故事讲出来。这部长篇小说写于28岁，那时他过着白天在银行上班，晚上回家写作的双面人生，“写完那天，已经是夏天了。我知道自己再也写不了这样的东西，可能我成了另一个人吧，从那时开始，我就要作为另一个人活着。” 最近，“青春”又一次成了热搜，老中青，都积极投入了这场讨论：前浪，到底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跟后浪相处，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看不过来的帖子、辨析不清的观点，反而模糊了彼此真实的模样。还是先读读故事吧，看看我们年轻时，十五岁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都在怎么活？ 你，是不是也有一个叫霍家麟的朋友，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聪明、贫嘴，会在课堂上不以为然笑嘻嘻地顶撞老师，被当成拖整个班后腿的害群之马，但他总和你一起踢球、并且一次次把球传到你的脚下？你，是不是也遇到过一个会恼羞成怒抽学生嘴巴的班主任，总是无视成绩平平、家世一般的你？你，是不是也有过一个带锁头的日记本，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1998 年 11 月 6 日，天气，晴，有微风。今天，今天是我生命里，最黑暗的一天。” 双雪涛的《聋哑时代》，就是关于一群少年人的故事，是属于李默、刘一达、高杰、霍家麟、艾小男、安娜的；他笔下的青春不是滥情式的、满足于一种怀旧的情怀、沉浸于自恋，这部小说书写了青春温暖纯真的一面，也揭开了成长背后世界凌厉的残酷。我们讨论青春是为了能更清晰自己当下的人生处境，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塑造了今天自己的那些过往，更确信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不是青春的一场葬礼，是青春的新生。回看自己曾经失语的青春，记住那时的纯净和敏感、压抑和反抗，记住曾经对爱的相信和对自由的向往。 新版《聋哑时代》恢复原作千余字篇幅，保存小说原初面貌，作品首次完整呈现。 我的时代，我的万幸 文 | 双雪涛 《聋哑时代》动笔于四年前的这个时候，初春，大风，树枝上没有花朵，还是起劲地摇摆。我从台湾领了一个小说奖回来，自我感觉很好。走进台北的小巷，看见一家二手书店的玻璃上写着：在这样的时代，我没有饿死已经是万幸——殷海光。 地上湿漉漉的，好像刚下过雨，朋友用他的莱卡相机给我拍了一张相，我背着挎包，坐在廊下，手里夹着烟，若有所思，当时我在想什么，早已经忘记，包里装着我的奖杯。但是那段时间一直萦绕在我脑海的一件事情，大概是，我想吃写作这碗饭，赴汤蹈火，写出牛逼的小说，还有，尽量不要饿死。 如此一想，整个人都显出另样的气度，朋友后来说我洗出的照片像奔赴刑场前的匪谍。不过从桃园机场起飞，香港中转，夹着人流里等着误点的航班，便知现实世界从未退却，在自信满满地等你。九个小时飞机没到，无处可坐，吐了两次高粱酒，终于挨上飞机。飞临东北领空，顿觉两腿发凉，管空姐要了一条毛毯。走出沈阳桃仙机场，大风涌荡，一位妙龄女郎把一口浓痰吐在面前的柏油路上，然后打了一辆黑车驶向市区。打开手机，无数条短信，基本上是询问档案放在哪里，新做的表格在哪个文件夹，还有，银监局马上就到，赶紧整理一下材料，不要给领导打脸。我终于想起，我是一名银行职员，就职于一家省级银行，红白喜事从未缺席，擅长用快捷键操作表格，还有，每个月工资卡都有入账，那个余额变动的短信音乐是——加州旅馆。 于是我把奖杯放进房间的高低柜，跟儿时穿过的旧衣服放在一起，换上白衬衫，系上皮带，坐公交车继续上班。同时我偷偷地建了一个文件夹，起名叫“聋哑时代”，每天下班就写，第二天早上忘光，回来再写，周六周日写两个白天。之前我吸烟，但是不规律，有时跟人蹭一颗，从不自备。“聋哑时代”开始后，我买了几条中南海，因为实在写得艰难，一是时间上不太宽裕，写着写着就已经夜深，抽烟提神，二是，小说本身，是压抑了我十几年的故事，就像是中了玄冥神掌，虽然没死，不过寒毒在身，时不时就要发作，写作的过程如同练习一种内家心法，这是不易为外人道的战斗，数次周身笼上寒霜，看那烟头的火苗，一点点视觉的温暖也是好的。 不得不承认，当时我怀着巨大的野心，不单为自己，也为如自己一样的人们做传，我无法估量自己到底写得好不好，因为孤身一人，评价体系只有自己，况且，写得好不好在这个时候已非第一要务。但是我确信，我拿出了真心，那时我二十八岁，能喝小一斤白酒，跟客户吹起牛逼也从不觉得可耻，但是我明白自己没有改变过，还是初中时候那个怯懦的孩子，极为贪恋夸奖，承载父母期望，可是一切到头来都是失败，中考失利几乎使我丧失了一切存在的必要，曾经聪敏的少年弓着腰，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走去，可是什么目标也没有。我曾经试图跟某个巨兽搏斗，那个东西就在我眼前，可是伸手去打，又发现其高高在上，回头想逃，却被一脚踢翻，翻身坐起，发现其已踪迹不见，原来已经进到心里，拔除不去。 一个玩具损坏了，只要不去动它，看上去还是好的。但是我还是决定动它一动，即使碎了，碎片也是我自己。旧衣服里的奖杯，可能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一些力量，还有台湾那永不止息的暖风，不易觉察的小雨，把我当成努力写作者的人们。我觉得自己是可以写的，即使身边无人知晓，即使整理一盒档案也经常丢三落四，不过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就让写这件事占据自己，引领自己，治愈自己或者摧毁自己，就把自己交给写，好像从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别无选择。 写了六个月，改了三稿，标点也都花了心思，还傻逼呵呵地加了注释。瘦了五六斤，中途基本上戒了酒，酗烟，一切交际都停止了，写完那天，打开窗子，发现窗户这么轻，路上的人都穿着短袖，太阳酷烈，已经是夏天了，我身上也穿着夏天的衣服，可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知道自己再也写不了这样的东西，可能我成了另一个人吧，从那时开始，我就要作为另一个人活着。 无人出版，也没能发表，就一直放在电脑的D盘里。第二年辞职，专心写作，写了一年，未发表一个字，全都在电脑的D盘里。收入当然没有，但是开心异常，看看手掌，掌纹复为肉色，往事都说进了树洞里，泥巴封好。虽然还是弓着腰走路，但是借着天光，能看清脚前的一块路，迈一步过去，就向前走了一点。有时想起叫殷海光的那个人，觉得很好，他是我的朋友吧。 如今这个东西终于要拿出给人看，从内心上，我是惶恐的，因为太疼，就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我是坦然的。如果有人承认我现在是一个尽心的写作者，那恐怕也得承认我四年前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关于一切痛苦和欢悦，我都准备好了。 Continue reading

编注：本周画展介绍油画家洪瑞生先生的一组闽南风景作品。以下画作及文字由画家本人提供并授权。 洪瑞生对闽南风景色彩谱系的探寻 洪瑞生 绘画 尚辉 撰文 在当代中国油画的演进中，那些看似已经是艺术史完成的篇章其实并没有在本土实践中得到深入的解决，如果要提高到本土化的层面来认识，那么，中国油画的色彩建构似乎才刚刚起步，甚至于还保留着大片大片的处女地。 洪瑞生数十年对于油画艺术的探索，显现的既不是他对于历史与现实题材进行史诗叙事的兴趣，也不是他对于现代主义艺术观念或风格图式的追逐，而是对油画本体的油彩意蕴以及闽南地域独特的色彩谱系的摸索，他画出了鼓浪屿的阳光、画出了阳光普照在闽南红土地的那些风物上所弥散出的炽热温度，他发掘了闽南油画这个地域性特征相对完整的光色谱系。 画鼓浪屿的岛与海、画闽南的红土地、妈祖庙与惠安女的油画家不在少数，但大多停留在所画即所见的层面，也即，见透明的天用蓝色，看纯净的云用白色，视平静的海用翠色，这些画作就是用纯度再高的色彩似乎也画不出阳光照射在海岛上的那种湿润的空气中闪烁的光色。 其实，油画色彩的魅力并不在于你能用多高纯度的色彩，也不在于你能用多少种变化的色调，而在于探寻和建构色彩之间有意味的关系。 洪瑞生的《波远涛声近》（2010）之所以具有阳光下海岛的光色感，并不在于他把远处的海画得多么的蓝、岛上的景物画得多么的烈，而在于他用土黄为基色，把画面上所有的色彩变奏都统一于这种橙黄色调中——白云不是白色，而是被画成暗于近景亮度的铁黄；远处海涛也不是纯度很高的湖蓝或群青，而是蓝灰之中也有适度的棕褐浸染；近景的岩石树木并非浓深的赭石配绿，而是被统一为金土黄基调里带出的几笔树汁绿、橄榄绿和茜草红。如果说画家更主观地去增强了那种阳光下的色温的话，那就是几乎用纯度极高的几笔朱红、茜草红来勾画那些洋楼的大坡顶和画面右侧那几株挺立的树干上的斜照。 《山》（2001）、《云顶岩上的果林》（2001）和《厦门南普陀寺》（1993）等也都是这样。这几幅画作，均以土黄色系构成岛屿山岩的主体色相，天空的普蓝、橄榄绿因用土黄、深褐调整而相应变得沉暗，岛屿上的树木也被土黄、生赭和深褐所抑制，而画面最深的色彩则是熟褐中带着的茜草红，从而给人一种炽热色温的深刻印象。 显然，洪瑞生对于鼓浪屿阳光的捕捉，并不是画真实的所见，而是在这个海岛所承受的阳光下，用土黄色系（包括：淡黄、土黄、生赭、透明铁黄、印度黄、拿波里黄、金土黄、桔土黄等）、蓝绿色系（包括：土绿、橄榄绿、树汁绿、湖蓝、天蓝、皇家蓝、钴蓝、群青等）和棕褐色系（包括：朱红、镉红、安吉利科红、土红、威尼斯红、茜草红、透明铁红、赭石、熟褐、生褐、绿褐、范代克棕、深棕和茜草棕等）这三种色谱构成的冷暖变化，从而形成画家既是对闽南地域性色彩的客观提炼，也有主观意象性发挥的本土性色彩探索。 而在这三个色系中，土黄色系与棕褐色系或许是洪瑞生创造海景阳光感油画的关键。因为海岛风光在人们印象中以冷色系为主，但洪瑞生却使用土黄色系与棕褐色系用来呈现那些受光部位（这在一般作品里往往被画成白色或浅冷色）。这种色调的重新配置，有些像英国透纳画海景的方法，也是洪瑞生用暖色替代泠色而表现闽南独特的阳光色温的自我探索。 在洪瑞生1992年创作的《闽南渔船》中，虽然天空与船体及倒影仍然是蓝绿色调，但沙滩已被铺上桔黄与土黄，而闽南渔船在船舷和船艉特有的大红漆饰，则更增添了画面冷暖对比的光照感。 2014年创作的《鹭海雄风》完全将天空的白云与海岸的沙滩幻化为桔红与土黄色相，这一方面体现了画家对于暖色的主观想象与发挥，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画家在土黄色系、棕褐色系和蓝绿冷色系之间形成的某种固定配置。 他的《平静的海》（1995）甚至于把大片的朵朵白云都变幻成夹杂着茜草红和深棕的厚实的土黄光色，天空与海面则被大胆地夸张为橄榄绿、土绿和绿褐，这种变奏其实正是他的阳光色彩谱系形成后的一种对象化。 与《平静的海》以暖色调为主不同，《海天一色》（2003）完全以蓝绿色概括一色的海天，富有意味的是，画家在那些渔船的色相上完全用土黄、铁红与朱红来对冲，既达到了色彩的饱满概括，也具有色彩的丰富含蓄。 描绘莲池对于晨曦微光反射的《天光》（2008），虽不像《海天一色》那样用色饱满，但同样体现了莲池所形成的蓝绿色相与晨曦微照的棕褐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只不过这种比对显得更为柔和罢了。 用土黄或棕褐去替代那些景物受光面的表现，不仅使洪瑞生的油画去掉了一般画家极易失范使用的白色或冷灰色，而且使他真切地表达了阳光在闽南湿润的空气中形成的闪烁感。 在《初冬》（2007）和《郊野孟冬》（2006）作品里，画家高超地将冬日的阳光处理成金土黄、桔土黄与棕褐构成的基调，草绿、橄榄绿因被这种暖色浸润而成为极为精致的暖灰绿，尤其是树稍边缘的黄褐色与树干背后的红棕色，更增添了画面的光照感与透气感，小笔触米点似的点堆也使画面越加浑朴与厚实。土黄和棕褐还构成了画家表现闽南红土地与民居的基本色相，加之较为饱和的天蓝和深绿色植被，似乎也再次演绎了画家从表现鼓浪屿的海景所形成的固定色彩配置，只是这三种色彩谱系在画面的比例发生了相应变化而已。 譬如《晌午》（2014）几乎把闽南民居完全处理成土黄、土红、熟褐、桔黄和茜草红这些热度感很强的色系，而相对缩小了天空的蓝色与植被的绿色，使画面的阳光感显得特别的强烈；《印象沙坡尾》（2014）同样以金土黄和朱红作为对岸民居的基色，形成了画面特有的阳光一片灿烂的深刻印象；而《闽南村口》（2012）则用土红、深褐画出妈祖宫庙、远处的民居以及整个山坡平地，其余则用深绿、钴蓝掺杂的熟褐而使画面显得浓郁而灿烂。 其实，印象派或后印象派那些色彩大师画作的精妙之处，也在于单纯中求丰富，并在暗中求鲜亮，远非人们所想的那样用尽一切靓丽奢华的色彩。在笔者看来，洪瑞生的那些发掘了闽南地域性光色谱系的油画以及浑朴厚实的笔触，同样体现了这种于单纯中见丰富的色彩真谛。基于此，他在绘画被日益图像化的当下对油画色彩意蕴的本土化探索，也便显得尤其可贵。笔者相信，他对闽南地域性油画色彩谱系的探寻，必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与赞赏。 Continue reading

编注：本周的读书季话题是有年代感的北京会馆。 文/ 弋戈 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北京市还存下会馆391处。上世纪初离乡背井去北平打天下的文化人，藉会馆生活沉潜旧京情调，也借此窗口阅世情民风。文化研究者大可据此写《会馆北京——漂泊文人对民初北京的文学想象》之类论文。 如鲁迅先生，民元从杭州两级师范北上进京，是应民国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之邀，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佥事（相当于今日之科长一级），就借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山会邑馆”。“山会”者，系绍兴府首县山阴，会稽的合称。前数年我闲来逛宫门口的鲁迅博物馆，陈列中的解说辞，称鲁迅来京住“绍兴会馆”，是有小疵的。 查胡春焕、白鹤群著《北京的会馆》一书记载：绍兴会馆有两处，一处在虎坊桥东，称“越中先贤祠”，还有一书称之为“浙绍乡祠”。另一处即鲁迅寓居的“山会邑馆”。那是晚清时的叫法。民初撤府并县，山阴、会稽两县合二为一，改名绍兴县，山会邑馆也相应改“绍兴县馆”。查鲁迅先生日记，他1912年5月6日（来京第二天）住进会馆，先住“藤花别馆”1916年5月6日迁入“补树书屋”一住7年余，直至1919年11月21日迁居八道湾宅止。 从鲁迅的例子看，会馆是可以长住的。周作人老年时写《补树书屋旧事》说：“因为这个会馆里特别规定，不准住家眷乃至女人的。原因时在多少年以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经在会馆里吊死了。吊死的地方即补树书屋，不在屋里面是在院子里的槐树上，因此那补树书屋得以保留，等他（鲁迅）来住，否则那么一个独院，早就被人占先住了。这院子前面是什么堂，后面是希贤阁，差不多处在鬼神窝中，原是够偏僻冷静的，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坏……” 《补树书屋旧事》中有关于这个小独院，以及各房摆设的详尽回忆，文长，就不抄了。 同时居绍兴县馆的，还有许钦文。 在鲁迅搬出会馆那一年的1919年，后来成大名的小说家张恨水来京，借住“潜山会馆”，时年24岁。张恨水后来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记：“……我就搬到我自己的会馆去住，这会馆没有什么同乡，我一个人拥有两间小屋子，倒是很舒服的。”张恨水隶籍安徽潜山，所以有“我自己的会馆”之说。 张氏的成名作：《春明外史》，男主角杨杏园初来北京那一部分章节，就是借用了张氏自己的经历： “在我这部小说开幕的时候，杨杏园已经在北京五年了。他本孤身作客惯的，所以这五年来，他都住在皖中会馆里。这皖中会馆房子很多，住的人也是常常拥挤不堪，只有他到正屋东边，剩下一个小院子，三间小屋，从来没有人过问。原因这屋子里，从前住过一个考三次落第的文官，发疯病死了，以后谁住这屋子，谁就倒霉。一班盼望升官发财的寓公，因此连这院子都不来，谁还搬来住。杨杏园到京这年，恰好会馆里有人满之患，他看见这小院子里三间屋，空堆着木器家伙，就叫长班腾出来，打扫裱糊，搬了进去。会馆里也有人告诉他，说住不得的。杨杏园笑道：“我本来倒霉，不搬进去，不见得走运；搬进去倒落得清闲自在，住一个独院子了。”人家见他如此说，也就由他。其实这个小院子里，倒实在优雅。外边进来，是个月亮门，月亮门里头的院子，倒有三四丈来见方，隔墙老槐树的树枝，伸过墙来，把院子遮了大半边。其余半边院子，栽一株梨树，掩住半个屋角，树底下一排三间屋子，两明一暗。杨杏园把他收拾起来，一间作卧室，一间作书房，一间作为好友来煮茗清谈之所，很是舒服。” 短住的也举一例子：当时北大文学院教授陈独秀，安庆人，家住东城箭杆胡同19号，因在南城办刊，常寓居安庆会馆内。 住会馆不管是短住是长住，不用掏房费。因会馆修建与维修都源于同乡京官的捐助，是为帮助本籍举子们进京赶考的。后来单身小官吏到京出差、候补、调任，也习惯住会馆。只是按节令还是得给会馆的长班一笔赏钱。长班是会馆的管理员兼杂役。《桃花扇》中，写的“胸中一部缙绅，足下千条胡同”，是长班中的杰出者。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住会馆里，“饭是托长班代办，菜就由长班的大儿子（算是听差）随意去做，当然不会得好吃，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这是见诸前引周作人回忆录中的一段。文中未说明包伙每月花费多少，不过翻阅张恨水《记者外传》有相类情形，“……会馆长班，办得有伙食，九元钱一个月……”。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川籍学者吴虞，1921年5月进京，到文学院任教授同年10月11日记“院中厨子包伙食，每月七元，予见饭菜尚舍……” 于是在文学院包伙。 至于鲁迅先生也在会馆外包过伙，《鲁迅日记》中有记，1913年9月4日记：“午约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饭于海天春，系每日四种，每人每月银五元。” 同月18日又记：“海天春肴膳日恶，午间遂不更往，沈商耆见返二元五角。” 日记中的“海天春”是当时称为“二荤铺”的小馆，卖起码的肉菜，光顾者图个方便实惠。海天春在宣内大街上，离鲁迅先生供职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不远。教育部在西单牌楼迄南，东铁匠胡同（今教育部街）口内路北。 胡春焕、白鹤群著《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图片来自网络）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