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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注：本周虚拟画展介绍刘柏荣的人物画，也一并刊出同时代画家陈丹青的回忆及相关评论。以下作品图片及评论文字均获授权。 陈丹青： 我1982年出国后，1985年美术界发生“八五运动”，中国当代艺术出现了。我没有荣幸看到，正在纽约混饭吃。所以，我今天能讲的呢，大约是我青少年时代一直到出国前这么一段时间。那些主要的事情全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 从1966年“文革”爆发到1972年，整整六年，全中国没有任何美术展览，没有艺术大学，没有艺术活动，没有艺术杂志。不光是美术，音乐、舞蹈、电影，什么都没有。你们能想象吗? 那六年全中国就是造反、打斗、抢权…… 1972年的重要性，不光是恢复了全国美展，更重要的是，它推出了一批新的画家，同时，一批老画家消失了——这就是美术史。 在1972年全国美展中的新画家有两类，一类是“文革”前已有一定名气的青年，如何孔德（部队）、蔡亮（陕西）、朱乃正（青海），但政治身份是右派，年龄在30到35岁左右；另一类完全是新名字，年龄在25岁到30岁左右，他们是陈衍宁、汤小铭、伍启中、林墉（广东）、杨力舟（山西）、陈逸飞、魏景山（上海）、孙景波、姚中华（云南）、刘柏荣（知青）等等，这些名字，包括各省市地方的新画家，是我们这群知青业余画家在整个“文革”时期的楷模和崇拜者。没有他们的影响，不可能有我们这代人。 今天大家都知道陈逸飞，陈衍宁却不一定知道，当年陈逸飞也非常佩服陈衍宁。刘柏荣，知青画家中最早出道的，大家彻底忘记了。可是当时他非常重要，自学成材，出道时才19、20岁。1974年全国美展，他的新国画最优秀，直追黄胄，非常清新。 所以我对前面提到的每一位“文革”画家都崇拜得要命，想到他们，浑身就发抖。但我直到1974年，我21岁那年，才到北京瞻仰他们的画，当时我一看到何孔德的画，陈衍宁的画，蔡亮的画，杨力舟的画，朱乃正的画，刘柏荣的画，脑子完全空白，像电脑死机一样，太崇拜了。 然而，真正与西方当代艺术衔接、对话，互动，是要到“’85运动”之后。 覃亦羊： 刘柏荣是写中国现代绘画史绕不过去的画家，就如陈丹青、俞晓夫、邱瑞敏、汤沐黎，那拨上海的知青画家。还有广东的陈衍宁、伍启中、林庸等很多人。那个时代，这拨青年画家如焰火升天般灿烂，让我们目不暇接，是当代绘画史上难解释的现象，时代窝囊而天才横出。 知青画家们当年年轻但功底扎实。他们大多都在20岁年龄段，出手即不同凡响。 这些知青画家的作品，早已经与那一代1700万知青的人生记忆纠结在一起，也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国家记忆纠结在一起。那是个大时代，苦难、沉重、抑郁，把1700万热血青年放逐至农村，让他们脱却束缚，自在自为，大批后来有成就者，此时都夯实了厚实的人生底子。只是整个民族所付代价太大。 那代知青画家敢担当、有抱负、作为画者有相当的理想主义。这在当今已不多见。 一墨： 人物，作为绘画的表现对象，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战国、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帛画上，就已有体态动人的人物形象，至今，人物仍作为绘画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被生动地表现着。美术史中人物画方面的名家更是层出不穷，如顾恺之、吴道子、张宣、周昉等，都对人物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52年出生于上海的当今实力派画家刘柏荣，对人物画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刘柏荣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即对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颇有悟性，在油画、版画、国画等领域皆取得一定的成就。后因工作需要，他的创作中心转移到国画中的人物创作上来。由于受中国几千年丰富文化底蕴的滋养及对东方哲学思想的领悟，刘柏荣先生对中国绘画写意性、诗意化的研究和对西方绘画因素的吸收，使他在研究古今中外诸多人物绘画大师的基础上，创造出融汇中、西方于一体的，具有现代艺术的独特的画风。他以古典传统之韵，写现代观念之神。他笔耕不辍，同时注重理论知识学习，这为刘柏荣先生从传统到现代，从生活到创作，全面地把握绘画的各种要素，出色地组织画面积聚了充足的能量。他以小写意的手法施展笔墨，用略带夸张的造型经营画面，浓淡干湿酣畅淋漓，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他的人物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从形式上论，刘柏荣先生的人物画是以水墨为主的，水墨从唐代形成后，一直在世人心目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因水墨淋漓，正好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女性妩媚的心性和其温柔美。为了寻求突破和创新，苦恼伴随着他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由色墨绚烂逐渐转向洗尽铅华，而归水墨团块，他一直不停地探索着。十几年来，他的艺术发生了质的变化，且逐渐引起当代中国画坛的关注。现在刘柏荣先生的水墨人物画放在众多人物画作品中，其“便媚拟神”的作品风格和美学特色是十分明显的。其老道的造型，缘于他几十年的研究、历练，故其笔下的人物一个个姿态各异，仪表万千，很好地和他的抒情性笔墨相融通，互相映衬，盎然生色。他融“意”和“写”在一起，强调的是自身的感受，是中国画审美的趣味和历史的文化积淀。 当然，水墨画离不开韵味和人的性情。刘柏荣先生以笔驰气，用一种行云流水般线条描绘，若断若连或笔断意连，贵在笔有韵和墨有味上。他还把作画当做画家修心养性的一部分，“心性古淡”、“思虚”，以“六分半养心，三分半作画”的心态游于艺。他用“大味是淡”的审美观统筹自己的画面。但是“大味是淡”，并非真的淡然无味，是“绚烂后的平淡”，故他“求生”、“求拙”，把“生趣”放在重要艺术审美上来考量。 刘柏荣先生艺术温柔敦厚，其表现在喜寂厌喧，避人求静，不事张扬，这和他为人深沉、低调，不愿哗众取宠一样。他勤奋苦练，淡泊名利，潜心创作。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一幅画总是几经构图，反复画多遍，直到满意为止。他博采众长，对古今人物画家的作品都加以深入的研究。 刘柏荣先生一直在不懈地努力，探索着写意人物画的表现形式。他在写意人物画的创作上一定能不断创新，再上新台阶。我们等待着。 Continue reading

编注：今天向读者推荐一本以音乐为线索追忆往昔时光的书。书品内容由理想国imaginist提供并授权，音乐视频来源：YouTube, 试读文字来源：豆瓣读书。 《地下乡愁蓝调》，马世芳 著，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出品方 | 理想国： 摇滚乐看似热闹，实则无处不浸透着寂寞，我们的青春，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九七一年，史上最伟大的摇滚乐团披头士已经解散；乐史“三J”——吉米·亨德里克斯、珍妮丝·乔普林、吉姆·莫里森都已不在人间……一九八一年，胡德夫、杨祖珺已因“美丽岛事件”远离歌坛、各奔东西，“民歌运动”即将走到尽头；随着罗大佑、苏芮、李宗盛、张艾嘉等人的崭露头角，台湾乐坛的巅峰期已在不远处招手。这时的马世芳，并不知道他家的客厅，正是这场变革的集会场所。 然而，整整“晚出生”一个世代的他，把本属于上一辈人的青春记忆，用一篇篇感同身受的文字记录了下来，转换成为或激动、或落寞、或感伤的种种情怀，如今的我们再随其追忆这些情怀，也许只是为了想要知道自己是从何处而来。 序 | 张晓舟 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节选） 来源：豆瓣读书 ，《地下乡愁蓝调》试读 一个漂亮的名字——地下乡愁蓝调。然而这不是一杯小资调调、供你在秋日午后发呆的鸡尾酒。当然，一个正在向自己青春告别的人，总难免要频频回头，一再去舔自己青春的血，并骄傲地说：这也是时代的血，大地的血，诸神的血。 蓝调——这并不是一本关于蓝调布鲁斯的书，但书中所写的人与乐，都少不了蓝调血脉和布鲁斯根基。而有关台湾民歌运动之风起云涌，以胡德夫后来的命名，也不妨笼统称作“海洋蓝调”，它也难免受启于鲍勃·迪伦们，但更离不开本土的山川海洋，以及环球同此凉热的、汹涌的大时代。 地下——这个词一直被当作一个简单粗暴而又方便有效的标签，用来与“主流”、“流行”对立，划分身份和阶层。比如有一次我跟一位朋友说起我认识某位红歌星，却遭其质问：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我说上个世纪。对方不屑：那就不能算认识。意思就是说，在人家还没红之前认识等于白认识，更进一步理解，这个人在走红之前是作废的，可以一笔勾销的。我确实在这哥们走红之后再没见过他，也就是说，我不幸只认识了一个地下的废人，却无缘结交一个红星以沾光。如此说来，马世芳小时候在自家客厅或者学校里、酒吧里认识很多叔叔阿姨，实在都不能算认识，哪怕日后这个叔叔成了李宗盛，那个阿姨成了齐豫。 “地下”意味着根基——地基和根，在情感与道德上，“地下”抓住了大地的根，在艺术与思想上，“地下”验证了深度。 没有密西西比三角洲摘棉花黑人的号子和长歌，就没有蓝调，没有蓝调就没有摇滚。没有台湾“民歌运动”的地下野史，就没有后来流行音乐的殿堂——只是这个殿堂如今已失去地下的根基而摇摇欲坠。但地下的目的，未见得就是有朝一日浮出地面进入主流修成正史，尽管从马世芳在本书中着力梳理的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出，不管是西方摇滚史，还是台湾的“民歌运动史”，无不是一章章犯上作乱、最终跻身殿堂的历史，然而剽悍的地下从来不需要解释，地下永远意味着颠覆的勇气和创新的本能，一种已然修成正果进入主流的文化要防止枯竭，必定要时时“重返地下”，珍视并汲取自由无限的地下状态，或即马世芳在《青春舞曲》一文中怀念和召唤的“没想太多”的纯粹之境。 乡愁——乡愁不只是青春的怀旧和那喀索斯式的自恋，乡愁是对大地的一再追忆和重返，是对故土的守望，更是对乌何有之乡绝望中的希望。乡愁即对乌托邦的执念与热望。 读者评论 | 张宇： 考研期间，与研友晚上回到宿舍第一件事就是接一盆热水，边泡脚边听音乐，他爱读书，很博学，听音乐的范围很广，摇滚的，古典的，甚至也听戏曲…… 我静静听，有时会和他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我能理解音乐可以带来的亲近感，但直到他给我讲马世芳《地下乡愁蓝调》那本书，两个远隔重洋互不相识的人，通过写信交流喜欢的音乐，互相邮寄bootleg，若干年过去两人也不曾谋面，保持这般“微弱”的联系，我才具体认识到原来音乐可以让两个灵魂超越时空，如此靠近。离别时，他将这本书赠予我，我回到家读完。以后见面机会也许很少，可是这段备考岁月里和他畅谈交流使我获益良多，很庆幸遇到他。 读者评论 | 宸文： 书单中推荐的这批关于音乐的书籍看过了四五本，偶尔还会拿下来再翻看，属于品质内容都很高的书。在看过的书中，最爱的还是《地下乡愁蓝调》，虽然属于小众流行的书籍，但对于我来说可能会带来许多的共鸣和感慨。马世芳作为70后的音乐人，在台湾乐坛上可能不会有像罗大佑、李宗盛那样的受众，但他却像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爱丽丝一样，为我们书写出了不为人知的台湾摇滚文化的故事，书名的英文”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取自鲍勃迪伦一首歌的名字，可以说是非常富有代表性。但当你通篇阅读后会发现，这本书其实不单调地叙述音乐，更多地是对于上世纪六七八十年代台湾音乐思考和对父母以及自己青春年代的感怀（其实这种感觉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聋哑时代》）。在摇滚音乐的世界中，有很多人为其执着于梦想，用自己的风格大加渲染，但无论是怎么样的改变，可能最令人动容的依旧是音乐背后那许许多多的音乐人，正是这一群体的不懈追求才使得这个世界蕴含着激情的精彩。每当回望这段有着历史味道的“传奇”时，我们总会在他的文字之中发现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魅力，虽然有着年代的隔阂和差异，但不变的梦想总会让无数人仰望，原来在跨地域的疆界之内还有这样一份令我们感动的音乐文字，使我们不再彷徨、寂寞和失落，可以这么说：他承载着披头士精神，用他自己对音乐的欣赏，为我们带来了一份难得的执着和可贵。 二十岁的佩珀军士与十六岁的我 （节选） 《地下乡愁蓝调》试读， 来源：豆瓣读书 马世芳 那年夏天，《佩珀军士》（Sgt. Pepper）出版之后整整二十年，刚上高中的你在中华商场买到了这张唱片。那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周末下午，你把大盘帽塞进书包，一路搭公车到中华路南站，挤进纠结奔流的人潮，穿越骑楼下连绵不绝的摊位，做奖杯的、修随身听的、展示币钞邮票的、挂着军服制服的、算命的、卖面的……憋着气避开楼梯间臭气四溢的公厕，爬上二楼，走进最角落的那间唱片行。你一手紧攥着书包，一手慌慌地翻着架子上一排排的唱片封套。几经搜寻，心脏猛然一跳，这帧在旧杂志上看过的著名封面赫然出现在眼前。  你毫不迟疑地付掉了一整个星期的零用钱。从唱片行走出来，天气真热，阳光刺得你睁不开眼睛。你决定到隔壁的面店暂歇，吃一顿已然延迟了的午餐。坐在板凳上，忍不住取出袋中的唱片，满怀幸福地审视着。身边忽然有人冲着你说话，吓了你一大跳。  “刚刚买的吗？”  是面店的伙计，端着你点的炒面。他年纪很轻，比你大不了多少，眼里带着促狭的神色。你点点头，不晓得该说什么。  “这是一张好唱片，你很会买。”你赧然微笑。“我也想买这张，已经想了好一阵子。我有一台很旧的唱机，不过还可以听，最近很想好好买一些唱片来听，不过唱片很贵。”  那时候，一张原版唱片要两百三十块，真的很贵。 “我已经有这么多唱片了。”他用手比了比，大约是一条吴郭鱼(罗非鱼，体长12—15厘米)的长度，“唱片实在很贵，慢慢买，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多。”老板远远喊他，他做了一个歉然的表情，匆匆跑去招呼别桌的客人。  你吃饱，找他付账。他说：“有空可以来找我，我告诉你哪些片子好听，值得买。”  你再也没有去过那家面摊，中华商场也早就被铲平了。不过每次放这张唱片，你都会看见夏天午后从中华商场密密麻麻的墙孔透进来的阳光，并且嗅到肉丝炒面的香味。 …… 家里没人的时候，你把这张唱片摆进母亲的老唱机，大声播放鼓手林哥（Ringo）悲伤自嘲的《朋友帮了点忙》（With… Continue reading

据“探戈人”公号报道： 在刚刚结束的202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节首届视频创意大赛中，阿根廷新生代探戈乐团Orquesta Típica Andariega的创意视频以最多投票数而夺得冠军。 该乐团成立于2009年，旨在用现代的演绎方式复兴上世纪40年代探戈黄金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传统舞会的面貌。 视频中的这首探戈名为《阿凡蒂》（Avanti），是乐团根据梵高的《阿尔勒的卧室》创作的当代探戈作品。 附《阿凡蒂》视频，来源：YouTube Continue reading

编注：本周的画展介绍郑林的水墨画。以下作品图片由画家本人为本刊挑选提供并授权。 郑林 绘 从《玉琢》到《俯仰》 文 | 文祥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那要是三年呢？ 2011年年底，郑林的油画展《玉琢》在北京798桥艺术空间开展。离下一次个展《俯仰》的露面，已经是三年六个月之久。 《玉琢》展里那些“粉妆玉琢”大小女孩，是郑林母性的流露，笔下是浓得化不开的爱意，难怪策展人贾方丹在展览序里说，是“如玉一般的温润，瓷一般纯净”。序言里当然包含了学院派那种追根溯源掉书袋式的赞美。 现在回忆当年看那批油画的感觉如饮奶茶。 两次展览，其间三四年间，作为画家的郑林，人生经历中发生了什么，不容猜测。但今天这批作品肯定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对人生大有体悟的态度。 郑林的这批东西，有谐趣，有冷嘲，比《玉琢》的象牙塔，多了太多尘世，但也远非黑色幽默，郑林倒底是学院高墙里的女画家。 从甜美到冷眼观世，这是一个艺术家走向深刻的关键一步。大部分艺术家还不能过这个坎。 不理睬学院派艺评的套子，我们只拿感受说事，倒有一说。 西谚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艺术家与世俯仰，青眼看人，往往扮演了上帝的角色；鸟瞰世人劳碌，熙来攘往，真不知所为者何？ Continue reading

编注：今天的读书季栏目要谈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类书：书话，专门因书而生的体裁。 谭文祥 我的书架上，有一半是中国书。中国书中，大约一半属于书话这一类。在中国文章传统中，书话这个类别，的确是源远流长，而且写作者众多，佳作层出不穷，真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 到了今日，书话是典型的小众精英写作，虽然精英早已成为文化靶子，书话读者人数大幅缩减。翻翻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八九十年代时每种书印数都在一万册。到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读书笔丛”时，每种仅印3000册。 只说改开新时期以来，差不多十余家出版社都出过书话的套书、丛书。老牌名社三联，商务而外，新星，海豚，上海书店，岳麓书社等，都出过相当不错的书话丛书。比如上海书店的《海上文库》，出了近百种，一半以上是书话，在读书人圈子里反响甚大。要证明此点，翻翻《新京报》，《东方早报》两家的读书周刊即得。 在中国的文章传承中，书话是个面貌弹性特别大的品种。历代的序跋，读书札记，版本考据，书衣文，诗文例话等等，都圈在这个品种里。因为品类丰富，所以这一文体色彩斑斓，传承深厚，写作自由。即使在“五四”以后，文人背景已经被“全球化”，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不论左、中、右，都还如前辈之学人，习惯书话这种文字。足见这一中国文体扎根深厚，影响广大。 中国书话与西方书评迥异。现代文学研究大家唐弢先生最早提出标准。说书话得有点掌故，有点考据，还得有点情趣。这就是西方书评写作中难以意会的标准。中国文人对于中国精英文化中的雅趣、趣味一类要求，就落到诸如唐弢先生的书话标准上。唐弢老先生还能坐而言起而行。他的《晦庵书话》就开创了“五四”新文学版本书话这一门类。后来梁永、姜德明、陈子善都是接力者，也都能卓然成家。 上海书店出版社“海上文库”里有台湾学者严晓星的《金庸识小录》，胡晓辉序言里说，严晓星的文字，一是对小说文本读得细，能力透纸背。二是杂学功力深，能知人所不知，详人所不详，才能“左右钩辑而见一己之得”。这是从另一视角看，因而生出书话另一种标准。 “识小”是书话一大特征。不少书话直接在书名上就标志了，比如辽教社的“书趣文丛”，金克木先生的《蜗角古今谈》，金先生还有收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学术小品丛书”里的《燕口拾泥》。“蜗角”，“燕口”都极言其小。这都是补白式的文字，属要言不烦类。本书后记的结束一句是“文与未来虽短，思随过去仍长。”，文末记年月是“1987年10月”，那年金克木先生已逾七十。今年自己也临七十，读来心潮翻涌不止。 能“识小”还有一些另外的说法，如柳苏《香港文坛剪影》，韦明铧有本《扬州文化谈片》。二者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套书话丛书之一种，老牌人文社三联领风气之先的项目。“剪影”、“谈文”也意在简明、短小。 书话中，辑录、札记、摘抄，也是一大类。比如写旧京书业的《琉璃厂札记》，金城出版社的枕边书系列里《民国文化隐者录》，《闲话文人》也是扒文献作文。前引严晓星，还是在这批书中，另有一本《高罗佩事辑》。谢其章有本《风雨谈》，是有三分之一辑录中日战争中落水文人的，倒是个“钩沉”的题目。谢其章是北京土著，文革前高中生，与我们是同一代人。谢在北京藏书圈子里是名人，用搜集的民国出版物出过好几本民国文化札记，涉民国书刊业，民国电影，漫画等。谢其章的书话类文字兴趣在旧中国的大众文化，这点有别于古今书话主流关注于学问典籍，文化人圈子。 中国文人的传统趣味，正是传统文化自身的生命形态一部分，也寄托在社会一小群精英个性的书话续写工具上。 读《阿英日记》及其他人的回忆录时知道，中共刚建国几年，有不少中共高干，经常跑琉璃厂。最常见到的应该是田家英、康生、邓拓、夏衍、李一珉、阿英（钱杏邨）等人。近来有人评说，中共这些新贵们，文化担当上却一仍其旧。既延续来旧文化传承，也是延续了旧文人趣味。 Continue reading

编注：今天推荐的阅读内容是关于音乐的，阿根廷探戈舞曲。以下文章由公号“探戈人”提供并授权，视频音频来源：YouTube及Spotify 。 文/ 海鸥 探戈艺术的世界里有一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标杆，这些标杆成为衡量某种水平的隐形标准，甚至成为后人仰望追逐的一个目标。比如卡洛斯·加德尔，他代表着最好的歌唱家，比如阿尼巴尔·特洛伊罗，他代表着最好的班多钮演奏家，还有比如《化装舞会》（La Cumparsita），它成为了探戈音乐史上无法超越的作品，成为经典探戈中的经典，百首探戈金曲之首。 Cumparsita是一个衍生词，由Comparsa衍生而来，Cumparsa是Comparsa的俚语化，再通过指小化而生成了Cumparsita，非常具有拉普拉塔河流域的特点。Comparsa指在狂欢节上乔装打扮的人群。当它成为一首探戈舞曲之后，狂欢节的场所变成了探戈舞会，所以应该翻译成《化装舞会》。我本人之前也错译成《化妆舞会》，尽管发音都一样，但词义完全不同。 《化装舞会》（La Cumparsita）创作于1916年，迄今已逾一百年。这首百年探戈见证了过去一百年的探戈兴衰，它像是一块敲门砖，让全世界探戈爱好者走进了探戈世界；它像是一块试金石，让所有探戈音乐人通过对它的演绎来确定自己的音乐风格。这首百年探戈，无论是编曲版本，还是乐团的演奏录制版本，都成为了探戈之最，一百年来一直站在探戈之巅，无人超越。 这是一个奇迹。 这一百年来，乌拉圭人一直将《化装舞会》当做他们国家的骄傲，1998年，乌拉圭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化装舞会》成为乌拉圭文化和流行的国歌。尽管探戈在乌拉圭的发展历史比阿根廷晚了20天，但这首作品却成为了可以和对面布宜诺斯艾利斯相媲美的唯一砝码。 《化装舞会》是乌拉圭年轻的建筑系学生格拉多·马托斯·罗德里格斯为乌拉圭学生联合会举办的狂欢节化装舞会谱写的曲子。同年菲尔伯乐队在蒙得维的亚演奏，并录制了这首曲子最早的版本。 钢琴家罗伯特·菲尔伯（Roberto Firpo），探戈旧时代（1880-1920）里最有影响力的探戈创作者和乐队创始人之一。他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和弗朗西斯科·卡纳罗(Francisco Canaro)一并确立了探戈音乐的风格。 对于《化装舞会》的诞生，菲尔伯曾留有这样的文字记载：“1916年，我在蒙得维的亚的希拉尔多咖啡馆驻演，一天一位先生带着15个学生来找我，他们有一首曲子，认为是探戈，想让我改编，一个叫马托斯·罗德里格斯的小伙子要求当晚就要完成。我接过谱子一看，上半段的一部分节奏是2X4,下半段就没有规律了。我坐在钢琴前，突然回忆我1906年谱写的两首曲子，至今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但我很快回过神来，把这首曲子的上下段都进行了改编。当晚我和同伴们一起演奏，出现了神奇般的效果，曲作者罗德里格斯被捧上天了。但这首探戈很快被忘记了，直到作词大师帕斯夸尔·康图尔西给它配上了词，才开始大红起来。” 1917年，菲尔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录制了《化装舞会》的第一个版本，所以除了作曲者，菲尔伯应是这首作品得以问世的最大功臣。探戈史学家奥斯卡尔·德·普里奥雷在《百首探戈金曲》中写到，这首曲子的第二段其实是菲尔伯写的。但实际上菲尔伯并没有为此争夺创作权。 在1924年之前，《化装舞会》还只是一首“完全被遗忘”的器乐探戈作品，因为还没有歌词。那时候卡洛斯·加德尔已经把带歌词的演唱型探戈带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当时曲作者罗德里格斯已经把曲子的版权卖给了一家意大利在阿根廷的音乐出版公司。1924年6月6日，康图尔西和马罗尼的最新戏剧作品《夜总会的节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波罗老剧院上演。那几年，已经很少有戏剧作品在布市的剧院里能够受到广大民众喜爱。可以说，这部戏剧属于探戈戏剧衰落期的一道曙光。在这出戏的下半段，歌手胡安·法拉利首次演唱了由两位创作者填词的《化装舞会》的演唱版。之后，大红大紫的加德尔为奥德昂唱片公司录制了两个吉他版本，一个是192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另一个是1928年在巴塞罗那。在加德尔的助推下， 这首探戈开始在欧美火得燃烧起来了。 La Cumparsita 化装舞会 曲：Motos Rodriguez 词：Pacual Contursi y Enrique Maroni Si supieras, que aún dentro de mi alma, conservo aquel cariño que tuve para ti… Quién sabe si supieras que nunca te he olvidado, volviendo a… Continue reading

编注：陶瓷工艺为中国器物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汝瓷即是中国名瓷之一。本期的艺术栏目介绍汝瓷的历史传承与现今的发展。以下埴道品牌汝瓷作品图片及文字由陶艺设计师本人提供并授权。 李文红 汝瓷，为宋代汝窑烧制的青瓷统称。始烧于唐朝中期，因产于汝州而得名，盛名达于北宋徽宗时期，是宋代”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瓷之一，位居”五大名瓷”之首。“纵有家财万贯，不及汝瓷一片。” 一句民间俗语，道出了它的珍贵。 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宋代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汝瓷文化又是宋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成过”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北宋后期，汝窑被皇室垄断，专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即”汝官瓷”，简称汝瓷。 汝窑烧制的汝瓷因其绝妙的色泽、独特的艺术价值，深得帝王欢心，有“宋瓷之冠”的美誉。它以其工艺精湛、造型秀美、釉面蕴润、高雅素净的丰韵而独具风采，“似玉、非玉、而胜玉”，到达中国瓷器的巅峰，成为中国瓷器中的无价之宝。汝瓷写下了中国陶瓷史上最美的一页，在我国青瓷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标志。 现今存世的古代汝瓷真品已不足百件，一般认为仅有65件，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23件，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戴维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7件，其它散藏于美、日等博物馆和由私人收藏的约10件。香港苏富比2012年4月4日举行“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有900年历史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经34口叫价，以天价2.0786亿港元成交，高出拍卖前估值底价逾3倍，刷新宋瓷世界拍卖纪录。 关于汝瓷的来源有个美好的传说：宋徽宗曾做过一个梦，梦到大雨过后，远处天空云破处，有一抹神秘的天青色，格外令人着迷。醒来之后，他便写下一句诗：“雨过天青云破处”，拿给工匠参考，让他们烧制出这种颜色。一时间，不知难倒了多少工匠，最后汝州的工匠技高一筹，烧出了令宋徽宗满意的天青色。而天青色釉也就成为汝窑瓷器的典型特征。 传说的美好深深打动了我，一直深爱陶瓷艺术并执着于传承的我，盼望着亲眼看看宋徽宗梦里的天青色有多美的。2003年,我参观了故宫博物馆，看到汝瓷的一霎那，我的心猛然颤抖了，我知道这就是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东西。那瓷不像一般的瓷，更像是一块玉。它的色泽像浑然天成的和田玉，呈现着半通透的光泽，似乎能感觉到光波在微微流转，“似玉非玉而胜似玉”。 当时我手上正好带着玉手镯，我轻轻地转动手镯，让玉镯的光影和汝瓷瓷片的光影交相辉映，当两个光影重叠的瞬间，我的心狂跳不止。 这个生命中注定的不期而遇，令我在不到一分钟的瞬间做出了决定：我要做汝瓷，做最好的汝瓷！从此，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制瓷轨迹。我对汝瓷更加关注和敏感，开始了我汝瓷梦的追逐。 然而，金灭北宋后，汝窑也随之消亡。岁月不仅吞没了汝窑，也吞没了那些关于汝瓷的记载，如今只能推断出其开窑时间前后只有二十年，由于烧造时间短暂，传世作品亦不多，在南宋时，汝瓷已经非常稀有。虽然宋徽宗亡了国，宋代也随着时间的长流灭亡了，但是汝窑的光彩一直为后世人们传颂，北宋以后的历朝历代，也都想恢复汝窑的光彩，一直研究模仿，尝试过复烧汝瓷，但没有一次获得成功。由此，我更明白，做汝瓷，没有任何现成的研究成果可以参照和模仿。 宋人周辉在其《清波杂志》中指出: 汝瓷以釉取胜，同代青瓷不能同比，真品釉色青中泛蓝，纯净、温润，釉面隐现出一种柔和含蓄的光泽，它既不同于钧瓷的乳光，也不同于哥窑的脂光，而是一种类似古玉般内蕴的光泽。 通过对现有汝瓷相关资料的仔细研读，我决定首先从研究釉开始。跑遍了老厂卖釉的每家店，也没有找到汝釉，只遇到两个略微知道一点的人，听他们描述：汝釉不止神奇，更难寻配方。既然汝釉在景德镇无人能做，只能自己去研究。于是去各种新旧书市的书堆里翻看，找资料，自己揣摩，研磨原料，配置，这样反复试烧了两年，各种试片有几大箱，依然没有找到清晰的配釉头绪。 没有实物，就去博物馆隔着玻璃看，探访做古董的专家，并去鬼市寻找。冬天要凌晨4点多出发去鬼市，借助昏暗的灯光和手电，看各个朝代的碎片和古瓷，也买了不少残片，时间久了熟悉了，才知道很多是假的。 直到有一天，一个贩子把一片天青色的残片交给我，当时就似找到了宝藏一般，欣喜若狂，心跳加快，直觉告诉我，这是汝瓷的真正残片。梦里寻它千百度…… 小心地包好，回家后洗得干干净净，反复地看，看截面胎的色，釉的色：雨过天青云破处，是那么干净，清透。再找出自己的试片，对照之后，决定去汝瓷的发源地——汝州。 在多次造访河南汝州后，我才知道汝窑原址在河南宝丰清凉寺，于是又去了那里，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通过扎根于汝瓷的故乡，更多地了解宋汝瓷。这期间我又买来当时全球汝瓷做得最好的晓芳窑的成品来比较和研究，使自己的学习研究成果和制作工艺有了突破性进展。 历时15年，在汲取了宋、清汝瓷优点的基础上，我于2016年成功做出自己的汝瓷——文红汝瓷，并创立了“埴道”品牌。 Continue reading

编注：本周这篇#2020读书季#原创文章，以阎明复回忆录的见证及个人有限的幼时记忆，复盘上世纪大国关系由交好到交恶的一段历史。 《阎明复回忆录》，阎明复 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文 | 土布新 这些年我读了很多人物传记及回忆录一类的书， 最近在读两卷本的《阎明复回忆录》。 阎明复，辽宁海城人，1931年在北平出生。他1949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1957年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任组长，成为中共最高层的首席俄语翻译直到文革前夜。文革中年仅35岁的他成为“黑帮”，被单独监禁达七年半。文革结束，阎明复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和领导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国级。由于那场“风波”的牵连，他被免去一切职务，1991年复出任民政部副部长直到退休。 回忆录内容涉及作者几十年经历过的风云变幻的历史，记述了他的家世，求学经历，以及作为本书最主要篇幅的翻译生涯。 从“哈外专”毕业后，阎明复就成为中共领导层的俄语翻译。从1957年开始，他更成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最高层的首席翻译长达十年。阎明复因而亲身参与了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中国与前苏联几乎所有的交往，经历了中苏关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中苏关系由结盟“蜜月”, 到产生裂痕，再到裂痕加大直到彻底决裂全过程的见证者。 据阎明复记述，他的第一次重大外事翻译活动是参与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元帅。他提到了当年的”围车“情节，唤起了我久远的回忆。 当时我母亲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任校医，附中的所有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一律住校，为了能及时为学生们服务，我母亲和我们家就住在学校院里。学校离天安门长安街很近，每年的”五一“、”十一“游行和重大的欢迎外宾的活动都少不了附中学生们的身影，特别是他们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更是那时活动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当年我还是个一年级的小孩儿，当天如何跟着我母亲加入民院附中夹道欢迎伏罗希洛夫的队伍，我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那天我肯定去了。 1957年，北京唯一的机场是军民两用的南苑机场，它位于北京正南方，距离天安门大约13公里。伏罗希洛夫的专机降落后，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内的几乎中共所有领导都去欢迎苏联贵宾，场面极为隆重热烈。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陪同客人乘车向北驶回中南海。当迎宾车队进入永定门后，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开始站在敞篷车上缓缓行进，接受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呼。那时永定门到前门的街道非常狭窄，天安门广场还没有扩建，欢迎的人群离车队近在咫 尺。 记得车队从天安门刚刚向西拐到中山公园前，欢迎的人群冲破了警戒线，一下子就拥到了那辆敞篷车和整个车队的旁边，挥动花束，彩旗，高呼万岁。民院附中的欢迎队伍恰好就在中山公园前面，我记得我不断地被后面的大队人马推着向前走，如果不是一位叔叔紧紧地保护着我, 肯定会被冲倒被踩踏，母亲为这件事后怕了很久。 我没有被推到敞篷车那里，而是被挤到一辆轿车前，清楚地看到了坐在后座上的人，只是不知道是哪一位大领导。记得很多警察和警卫人员，甚至一些领导从车上下来紧张地劝大家离开车队。群众们围着车队欢呼了很长时间，经过劝导，退到了安全线以外，让出了能通过一辆汽车的道路，车队才得以冲出了迎宾群众的包围圈，驶进中南海。 回忆录作者提到，因为发生了这起事故，把那个区的区长给撤职了。那个区就是我们所住的西单区，1958年以后成为西城区的核心区域。作者还说，当年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是空前绝后的最高规格，的确如此。毛泽东站在敞篷汽车上陪同外宾，在北京的街道上接受群众的夹道欢呼，除了欢迎伏老，也绝无仅有。即使发生了“围车”的短暂意外，也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风气健康淳朴，人民对领袖的感情真挚深厚，更反映了当时非常热烈亲密的“兄弟般“的中苏关系。 1957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中国像庆祝自己的节日一样庆祝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毛泽东又一次访问了苏联，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受到了苏联方面隆重热烈的欢迎和款待。在接见中国留苏学生的大会上，他留下了那段“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的名言。当年的另一件大事是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那是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是苏联援建的最重要的项目，是中苏友谊的结晶。还记得当年看大桥通车的记录影片，解说词一再感谢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强调中苏友好，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7年 的确是上世纪中苏友谊蜜月关系的顶峰。 阎明复亲历的中苏友好的蜜月关系仅仅持续了短短的一年多就发生了变化。 1958年夏天，由于在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两个问题上的分岐，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作者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中双方会谈的详细描述，是对之前众多史书记叙的最权威的补充。加之中共方面没有提前通告苏方即将炮击金门的重大行动，引起了苏方极大的不满。作者认为，联合舰队和炮击金门两个事件，破坏了两国领导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给两党两国关系投下了阴影。 1959年9月中国和印度爆发了边界冲突，苏联通过塔斯社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分歧公开化，中苏之间的裂痕逐渐加剧。苏联在中印冲突中的态度，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方认为中苏两国是“社会主义的盟国”，苏方却发表指责盟国，偏袒敌国的公开声明，中方认为这是背叛行为，非常不满。 1959年10月恰逢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苏方也派来了以当时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在庆典以后举行的中苏最高级会谈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赫鲁晓夫一气之下借口国内有紧急情况要处理，取消了随后的访问行程，提前回国。他并没有直接返回莫斯科， 而是飞到了苏联远东的最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一次讲话中影射攻击中方像一只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 读到这段历史，不禁想到一百六十年前，这个城市的名字还叫海参崴，它也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在19世纪短短的几十年间，沙皇俄国侵占了中国包括海参崴在内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经承诺，要废除沙俄政府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并把被沙皇侵占的一切领土无偿地归还给中国。 当时的俄罗斯大地以高尔查克，邓尼金为代表的沙俄旧势力和多国干涉军十分猖獗，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控制广袤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我国正处在北洋政府初期，军阀割据，政府昏庸，内乱不断，根本顾不上也没有能力和苏俄交涉处理领土问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扩张领土，攫取邻国利益方面继承了老沙俄的衣钵，再也没有提起过列宁的这一历史承诺。随着2004年“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署，“海参崴”永远定格为“符拉迪沃斯托克”。 令人震惊的是，就在上个月初，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一条中文微博，庆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市160周年，并注释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意思是“统治东方”。这条微博深深刺痛了无数中国 人的心，我也感同身受，甚至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实在不能想象俄罗斯使馆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东西，这样明目张胆地重提沙俄的侵略史，难道一点也不顾及中国人的感受吗！特别在当前中俄友好的大背景下，这件事肯定会给中俄关系，至少在人心层面，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 历史的进程不能重复，但有时总是惊人地相似。六十年来，中国和这个北方大国的关系风风雨雨，充满坎坷。六十年前赫鲁晓夫提前回国在海参崴攻击中方像“好斗的公鸡”，六十年后俄罗斯驻华使馆的微博重提海参崴意为“统治东方”； 六十年前中国和苏联是信奉共同意识形态的盟国，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和俄罗斯号称是不结盟的战略伙伴，但是在国家利益面前，任何“友好“都失去了意义，哪怕信奉同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读了阎明复的回忆，再看看今天的现实，也许更能理解“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友谊”这一历史论断。阎明复先生去年年底恰逢88米寿，我的同学有幸出席他的生日庆典，老人身体精神都很好。”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祝先生健康长寿！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