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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日记》，阿英 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文/ 莫之军 “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这是诗人陆游《除夜雪》中的诗句。诗中描写了诗人于新年旧岁更迭之时的心际与活动。 1943年的春节是在严寒风雪中到来的，彼时，中国抗日战争正进入关键胶着时期。 适值阿英一家历尽千辛万苦离开“孤岛”上海，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后过的第二个春节。从阿英的《敌后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阿英在这个春节前后的生活轨迹。 阿英，即钱杏邨，安徽芜湖人。1941年到苏中﹑苏北参加新四军的文艺工作，参与并领导宣传统战工作，是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文学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其一生著作颇丰，文字涉及文学、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戏剧、电影文学史、美术史、通俗文学、曲艺资科等多方面。《敌后日记》为阿英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也是当今难得的能真实反映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战地日记。 阿英在2月1日大雪之日，即阴历腊月二十七的日记里简略地记载了其一天的重要活动： 晨起，雪天。“因绿汀同志本日拟赶至李三庄县府，乃唤之起，俟其料理清楚，送之至吊桥外而别，并介其至八大家王新波处早饭。” 送走绿汀，回来后，阿英又分别给杨帆和宋主任各写一信。准备托明早往新四军第三师师部的田川﹑孔方﹑张早三位带过去。 早饭后，天上仍然大雪纷飞。年关已近，人们都在准备张灯结彩过新年了，阿英仍没有过年的准备，而是“彼等去后，余乃汇抄《古小说考逸》及《武则天事辑》，并《广记》索引考证资料，至午饭后将第六函抄竟。”后又“旋续抄第五函中《考逸》《事辑》《索考》诸资料，至晚饭时，始搁笔。”由此见，阿英这一天大部分时间都 在抄录索引考证资料。 2月1日如此，2月2日其日记记载仍是如此。晨起，大雪已止。阿英“早饭后，继续整抄《笔记小说大观》第六辑四函，又作日记。”近午时候，天空又落雨雪。“午饭后，整抄第三函中之《考逸》﹑《天后》材料。”他同时考虑整理其收集的带有传奇部分的《水饰图经》﹑《壬度》诸篇。其叙传奇作者者。有《沈亚之》（二五一）﹑《邢风》（六二），皆写亚之轶闻。又《白行简》（六三），可作为小传奇者，则是有《崔护》﹑《韦皋》（二七四）诸篇，他日拟再汇选之。 在此，阿英特意写到：“今日废历十二月二十八，仲惠先生约吃年夜饭。” 2月3日，即阴历腊月二十九，雪止日出。阿英这日日记写得简略。漱洗后，“即汇抄第二函中之《考逸》﹑《天后》材料，继以首函，至午后三时，完全竣事。”他特别记载与战事相关的一事：“午，得情报，陈家洋一带鬼子，皆已自动退却，盐阜全区敌部队，闻将退至泰州集中，有放弃此一带据点模样。其原因则系敌解决李明扬﹑陈泰运部，引起李长江等部反正运动。双方接触，敌损失颇不小。今兹退却，因当在此。”四时，抄录完竣，阿英“乃至小街漫步，聊资闲散。”洎暮，饭，灯下小休，旋即就寝。 2月4日为除夕日，即阴历年三十了，阿英在当天日记开始就写道：“今日为废历大除夕，并旧一年又尽矣！”他依然是：“晨起后，补抄昨未尽材料，补《索引》各条，作日记。至十时顷，将《笔记小说大观》第六辑，作初步结束。”“旋至仲惠先生处，借《资治通鉴》，检天后材料，始高祖，迄中宗，并则天朝全史，给《唐妃》十一，终二十四。则天盖生于高祖武德七年，终中宗神龙元年，年八十二。称帝时，年六十矣。”大年三十了，人们都在合家团聚，过年了，阿英先生还沉醉于故纸堆里读书写作研究资料。另外他在此日日记略记道： “另得一情况，系侦察员自陈洋归来报告者。据云敌已集中三处，准备开拔，敌储棉亦均已运出。与昨自另一方面所得者，足资参征。意者敌果真放弃此一地小据点矣。”七时，晚饭，饭后阿英亦惟默坐，“静待废年之逝去。”同时，他在心中“意念毅﹑惠两儿，在部队中，不知如何度岁也！”由此可见，阿英作为一位父亲，同样有念子之心。 2月5日，为新年第一天，即正月初一。我们读到的阿英一天从早到晚，仍没有休息，还沉醉在古籍中： “早饭后，泛阅《太平广记》，检遗逸材料。得有关戏剧之史料一则，《神话女史》《灯史》若干则。关于《神话女史》，所未辑录者，只《神仙》《女仙》卷矣。明后日当奋力尽之也。”直到黄昏时，他将所得材料抄尽。 还是当日，阿英“晚饭后，读《广记》所收《甘泽谣》文七篇，《红线》而外，鲜有佳者。当分别另笺，以备将来写作小说史之用。”做完这些时“已及十时许，乃寝。” 在此日日记尾子里，阿英感叹道：“新年无佳事，读书一日而已。” 在此后连续几天日记里，我们看到阿英每天大多数时间都用在阅读和抄录整理历史文化资料与写作之中，天寒阴冷，不曾间断。 在2月10日即正月初六日记里，阿英从晨起到日暮黄昏，工作依然是阅读抄录整理历史文化资料。不过，让他惊喜的是： “下午收到钱毅来信，谓连队新年演出，成绩甚佳，现在从事元宵演出准备。歌咏队已经成立，小惠在负责。工作兴趣，余心滋慰。拟作一函与之，催促彼等从事写作。” “眼甚痛，然终至十一时，始行就寝。”就是这样，他还将所辑反映财富思想之神话数则附钞于此。 仅从春节这些时日，我们看到的阿英先生执着探求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孜孜不倦分秒必争，令人感动。 奥地利小说家弗朗兹·卡夫卡在《坚持写日记的好处》一文中写道：“在日记中你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人们曾在今天看来难以忍受的境况中生活过、环顾过，并且还把观察结果记载下来，也就是这只右手曾像今天这样动过。我们由于有可能回顾过去的情形而变得更加聪明，为此就更有理由不得不承认我们那时的奋斗所具有的勇气，尽管在奋斗中不免存在着非常肤浅的无知。” 阿英的《敌后日记》作为稀有的战地日记，所记载的人物事件和苏中和苏北根据地政治﹑军事﹑民生﹑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文字极为丰富，是研究苏中﹑苏北和山东根据地抗日斗争历史极为珍贵的文献。     Continue reading

文/ 戴耘 最近西安的一个视频火了。 疫情下监管小区一位自称“防疫志愿人员”的西安大叔抓了个从小区偷着爬出防疫隔离护栏准备去超市买食物的小伙子，这位看上去三十来岁的大叔在视频中让小伙子当众宣读自己写的检讨，面对镜头向全国人民认错。小伙子倒也实诚，一字不差地报了大名、住址。然后大叔质问为什么擅自“翻墙”，小伙子说家里揭不开锅了，网上“盒马”抢单也抢不到了。大叔不理会，说今天是个教训，再犯我送你去公安机关，最后大叔和小伙（还有其他防疫人员）一起振臂喊“西安加油”等口号。很明显，这段视频不是即兴而为，而是精心安排的，否则哪有那么顺当：开场白，认错，正告，众志成城地喊口号，蛮喜剧蛮黑色幽默。至于有没有得到小伙子的“知情同意”，不得而知，但看大叔对待小伙子的样子，基本不会，因为大叔居高临下，要的是让全国人民开开眼，估计小伙子知道理屈，也就顾不上被别人看笑话了。 视频在网上疯传，舆论哗然，这大叔哪来的胆子上演“视频认错”这一出，谁给他的权力？事情也被西安作家孙毅安先生拿来说事，激陈西安封城以来的“无边无际”的“底层之恶”。 似乎中国的所有问题就出在“底层之恶”。当然，梁启超、鲁迅对中国的民族劣根性也是耿耿于怀，必欲改造国民性而后中华才有希望。我钦佩孙先生的勇气；确实，阿Q有西安大叔的这个机会，一定也会行使一把难得的权力，至少能够让自己得瑟一个礼拜。但我总觉得，这板子打在底层百姓身上也挺冤。毕竟，那么多底层的人民在抗疫中默默奉献，像西安大叔这么高调的并不多。 西安大叔这么做，不是什么创举。比如X视“电视认罪”就是常见的戏码，这大叔可能就是有样学样。孙先生说的“底层之恶“，最典型的可能还不是西安大叔，而是当年打着“扶清灭洋”旗号，靠着老佛爷的一声召唤，夹杂在义和团里的各路混混，进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这种“底层”借机胡作非为在欧洲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同样发生过。我们可以把这种恶行称为“恶的合法化”。西安大叔的行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这个视频一下子就让我联想到WG中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场景，我还是初中生时就干过让这些“坏分子”“坦白交代”的事。至于批斗会上“坐”喷气式飞机，顶着太阳，颈部挂着“打倒XX”牌子低头认罪、然后被游街示众，直至包括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校长的惨剧，都是我儿时的记忆。“视频认错”和这类情境相似处在于，都有威逼者，都有冥冥中的“授权”，都有拥趸，都有看客，当然，还有低头认罪没商量的。西安大叔的伤害较小，但你也不能假定，这种羞辱的心理伤害就是微不足道的（这西安小伙认了怂，女朋友甩了他亦未可知）。你不能说电影《霸王别姬》里逼着夫妻互相揭发，其罪恶的程度一定比打死人轻。我们要问的不是潘多拉魔盒里的“恶”来自何处，而是潘多拉魔盒是怎么被打开的。 对西安大叔的行为，心理学家上世纪提供了最一般的解释：服从上司，即“权力的授权”。耶鲁教授密尔格兰（Stanley Milgram）为了理解纳粹帝国时期为什么那么多军人心安理得地杀害犹太人，做实验让受试者执行指令对一个陌生人（由实验人员扮演）用电击进行惩罚。虽然被惩罚者已经作出被电击的痛苦状，研究受试者们依然在指令下增加电击强度，100%的受试者将电击强度增加到300伏，65%的受试者将强度增加到最高限450伏（剩下的35%可能动了“恻隐之心”，下不了手）。密尔格兰的结论是，人服从权威几乎是本能的，即使这意味着要伤害他人。所以许多纳粹罪犯在受审时都推卸责任说，我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但是“权力的授权”并不能完全解释西安大叔的行为，因为这个视频看来是他自导自演的，并不是所有违反防疫条例的人都会被要求”视频认错”。西安大叔的举动和他与西安小伙的角色地位差异有关。斯坦福大学教授津巴多（Phillip 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更说明问题，他把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演“看守”，一组扮演“囚犯”，然后观察他们的互动，结果，“虐囚”行为就慢慢开始了，以致严重到津巴多博士不得不叫停实验。 这个实验的重要发现是，社会角色很重要，只要别人在你眼里是”罪犯“或”二等公民“，你就会觉得有权（feeling entitled）对他“执法”，西安大叔是防疫执法者（虽然是志愿者），西安小伙是被抓的违规者，安排“视频认错”，很可能来自西安大叔这种“执法冲动”和“自我授权”。 但是，我发现西安大叔的“视频认错”还有另一个要件，那就是“拥趸”和“看客”，他身后就有三个“志愿人员”充当拥趸，他们至少以默认给他“授权”，拍了视频，全国人民都是“看客”。没有看客，他捣鼓这出戏有啥价值。别忘了他没准还在想这视频发出去一定流量爆棚，全国人民来共同见证疫情执法的威力。民意的纵容，能让西安大叔心安理得，所以西安大叔的“自我授权”也是“民意的授权”，甚至是更高尚的，“正义的授权”：西安大叔在视频中，扮演的是正义之师。 你还千万不要说只有中国”底层的恶“才那么可怕。罗伯斯比尔这些革命党也是在巴黎广场上玩砍头大戏的，革命党砍了国王的头、保皇党的头，谁的授权？正义！然后革命党和革命党互砍，围观者无数。还是“正义的授权”。西安大叔一定喜欢这大场面，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代表了一回“民意”。是不是似曾相识？所以难怪西安大叔，你很难怪罪一个满怀正义的执法者。比如，西安大叔这一刻还在凶巴巴地对西安小伙说你如果再犯我送你进公安机关，下一刻画风一变，领着小伙子和抗疫兄弟们一起振臂高呼“西安加油”，是不是满满的正能量？ 说到“正义的授权”，莫言少年时也干过一回：小学念书时全班去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同学们接二连三都哭了，只有一个同学愣愣地盯着痛哭流涕的同学，就是不哭，于是莫言愤而向老师检举，导致这同学在班级会上被批。成了大作家后的莫言为什么要“忏悔”自己的“GaoMi”：因为他深知托克维尔说的“多数人的暴政”的可怕。所以他说，当所有人都在哭的时候，要允许有人不哭。同理，在一片叫好拥戴中，要允许有人不唱赞歌，当西安全城都沉浸于“西安要赢”的亢奋中，要允许有人泼凉水。“多数人的暴政”的可怕，在于它围剿“异己”、“异类”，窒息自由的灵魂，挤压和泯灭良知。那个西安小伙也怂了，其实他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有道德正当性：有时犯小错是为了更大的善（请罗翔教授出来走几步）。莫言忏悔了，巴金忏悔了，巴金《随想录》里的自我忏悔，是对自己作为上层精英良知泯灭的清算。莫言的忏悔，则是对自己作为底层少年以正义之名行使“无知之恶”的清算。 所以，我不想像孙先生那样怪罪西安大叔，因为“底层的恶”可以来自“无知的授权”。西安大叔可能如今依然摸不着头脑，那么多人喷我，我哪儿做错了？！“多数人的暴政”往往是“无知之恶”，这在法国大革命中显露无疑，在纽伦堡的纳粹年度集会（Rally Ground）上显露无疑，在WG中显露无疑。“无知之恶”有了“正义的授权”便会大行其道。 在我看来，所有的授权都不如“正义的授权”厉害。比如“扶清灭洋”就是义和团给自己的“正义授权”。“正义的授权”的打击对象可以是“洋人”，可以是“阶级敌人”，可以是“该死的”犹太人，可以是“同性恋”（我小时候就看到同性恋者在公判大会上被判流氓罪坐牢的），也可以是这个违规的西安小伙。一旦有“正义的授权”，那种摧枯拉朽的豪情就会溢满全身，那种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拳拳之心连自己都会被感动。大义当前，那点对西安小伙为了家人的生计犯了一点小错 的“恻隐之心”泯灭了，那点温情脉脉的小资产阶级矫情显得可笑。这哪是在全国人民面前羞辱一个年轻人，这是向全国人民显摆一把我古都百姓的众志成城！ 当然，“正义的授权”取决于话语权在谁手里。话说中国古代的刑法酷烈，什么腰斩，车裂，凌迟，惨不忍睹，恶到无以言表。而且酷刑必须放在“菜市口”那种最热闹的地方，本质上它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维护帝王的最高权力，这算不上“正义的授权”，而只能说是皇帝耍流氓。西方中世纪也一样，各种刑法还不是一样处心积虑？不是把你往死里整，而是整得你生不如死。比较起来，神权的惩罚更重，布鲁诺只因为信念不同于教皇和教皇代表的宗教正统，火刑了结。伽利略好些，大牢伺候。在教权鼎盛时期，即使是国王也要服从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自作主张藐视教皇被教皇“绝罚“（即被开除教籍），他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好屁颠屁颠冒着暴风雪赶往教皇居住的卡诺莎城堡，在雪地上痛哭流涕三天三夜跪求教皇宽恕，可见”皇权“那时还抵不过”教权“。谁流氓大谁握有“正义”，那当然不是“正义的授权”。 “正义的授权”的真正秘密来自语言。《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哈拉里说，人类的语言是有魔力的，语言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创造了人的现实感和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用讲宗教故事使人服膺其教义，有安顿人生凝聚人心的积极意义，但它也可以让人抓狂，走火入魔。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你只要把人群分成“我们” vs.“他们”，奇迹就发生了，我们永远正义，他们永远混蛋。西方的宗教战争就是在“神的正义”的名义下一次次恶的释放，一次次打开潘多拉魔盒：因为对上帝话语稍有不同的诠释的“零容忍”，各种教派就可以大打出手，甚至打上几百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宗教战争的根源是争夺对“宗教话语权”的垄断（不服膺者皆为“异教徒”），所以“正义的授权”本质是“语言的授权”，《圣经》“新约-约翰”开篇就是，“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is the Word，也就是上帝发话了！所以教皇的“绝罚”（开除教籍）就是把你的话语权灭掉，没有了话语权，你什么都不是，遑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近代的世俗案例中，希特勒发明了一套体现他意志的“正义论”，但它也是建立在戈培尔“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语言垄断上的。 垄断语言的目的是行使语言权力，“正义的授权”（如认定某些人是“异教徒”，“劣等民族”，或   “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别有用心的坏分子”）的前提是语言垄断。当语言被垄断后，只有权力语言可以通行，而权力语言会导致语义的扭曲和败坏（corruption这个词的本意），最终扭曲败坏整个语言体系。一统天下的罗马教廷和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就是例子。所以当年的教皇和德国纳粹希特勒的恶行，不仅得到“权力的授权”，更是得到了统治者“正义的授权”。北大张维迎教授说得好，“语言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比官员贪点钱不知严重多少倍；语言的腐败必然导致是非颠倒、黑白难辨。历史的吊诡处在于，罗马教廷语言垄断的崩溃要归功于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它让大众能直接接触《圣经》，否则马丁路德或加尔文们的宗教改革不可能成功，欧洲的心灵自由和创造力大爆发是从那时开始的。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权力对语言的垄断是一种妄念。西安大叔的行为受到那么多人质疑，是因为很多人发现他拿一个家里揭不开锅的小伙子开刀，正如少年莫言的少不更事，太不靠谱，太堂吉诃德。 在西安发生的那么多事情中，我为什么特别看重西安大叔导演的“视频认错”这出戏码呢？比如，大家熟悉的，老人心脏病突发因为拒绝治疗死了，孕妇因为医院拒收流产了；比较这些事件，“视频认错”这事看上去几乎人畜无害啊！我当然也感叹医院的官僚和人情的凉薄，但这些还不是真正的“恶”。我看重“视频认错” 这件事，是因为它为“恶行”开了一个口子，或者说，西安大叔通过各种真实或想象的“授权”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盖子。假如这样的行为能够大行其道，那么，批斗悔罪，游街示众，威逼朋友夫妻父子互相揭发，还会远吗？ 和西安的孙先生不同，我不同意底层之恶“无边无际”这种说法 ，那样说言下之意即中国的事情都是百姓的劣根性所为，调教了几百年几千年还是欺软怕硬的老样子，上层精英如身为作家的孙先生则是恨铁不成钢。我要说，比起“底层之恶”，上层精英的各种”恶“更加隐蔽，更加丑陋，你只要看看那些受过精英教育的精致的机会主义者们活得多么滋润就行了。底层之恶，很多是出于”无知“，上层之恶，大部分是出于”无耻“。我关注的不是“潘多拉魔盒”里有多少“魔鬼“，而是魔盒怎么被打开的，恶行为何能大行其道。第一，每个人内心都会滋生“恶“，就像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滋生“善”（王阳明的说法），但大部分”恶行“是由于各种“授权”使之合法化、合理化的 — 权力的授权，民意的授权（“多数人的暴政“），“正义“的授权（语言的授权），无知的授权，或无耻的授权。第二，底层百姓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平等的不满，对”成功者“、有钱人的嫉妒。对自我境遇的耿耿于怀，也会滋生很多“恶意”（比如那些冲进幼儿园伤害幼儿，把公交车开进河里同归于尽的懦夫），但看似“文明”的作恶，如“视频认错”，是更需要警惕的，因为它看似无害。第三，个人在群情亢奋中的自我膨胀会导致恶行。罗伯斯比尔认为自己可以拯救法国，美国的邮包杀手克钦斯基（Ted Kaczynski）认为自己是拯救人类的英雄，WG红卫兵小将们觉得自己是时代英雄，而西安大叔也会觉得自己是抗疫英雄。第四，法治（注意，易中天先生说的水治而不是刀制）是遏制“恶行”的利器。要用法律手段把所有的公权力，包括语言公权力，关进笼子。对于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这是看住“潘多拉魔盒”的法宝。底层民众因为“无知的授权”或“民意的授权”而爱国感情大爆发而损害了他人和公众的权益（如义和团火烧前门大栅拉或西安青年砸日系车伤害车主的行为），同样要受到法律制裁。 那么西安大叔的权力是不是也要被关进笼子？当然要，因为他抓人那一刻是在行使公权力（即使他是防疫志愿者），而他并没有被授权让其他公民暴露在亿万大众面前丢人现眼，他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他对他人的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well-being）造成了潜在伤害。至于那些底层之恶或民族劣根性呢？我倒不像孙先生或鲁迅那样恨得牙痒痒的。阿Q欺软怕硬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挺着腰活过。当一个人得不到善待，得不到正常的愉悦和满足时，就会需要“补偿”，内心就会滋生“恶”；阿Q小D们会喜欢看杀头，会因为“他比我更倒霉”偷着乐一会儿，甚至咬一口人血馒头解解气，都是可理解的。只要不触犯他人的权利，他们有偷着乐的权利。只要魔鬼还在“潘多拉魔盒”里，我们就应该宽容，而绝不可诛心。我们当然要关注魔鬼是怎么在心中滋生的，但我们更要关注的是，“潘多拉魔盒”是怎么被打开的。 写于2022年1月15日，改定于1月18日。 Continue reading

高兴 听惯了时钟麻木的嘀嗒声响新年午夜的钟声仍会令我思绪激荡…… 我想到，在浩瀚的宇宙里地球带我又绕太阳一圈我想到太阳还是那么温暖尽管又有一些氢能失散。我盘算着十圈，二十圈，还是三十圈还能经历几多春暖冬寒？ 增了一岁，又老了一些？也不尽然。我更会思考心胸更宽昏聩的目光里多了柔情，感情常泛着漪涟。 我已经淡忘了困难时期对食物的渴望却记得妈妈将最后一勺饭放到我碗里时慈爱的双眼。困苦和懊丧也似乎远去因为我记得即使那时草木仍繁茂，空气仍新鲜。 还记得那个年代的话题？“人为什么活着？”这句话不曾困扰过我和你？我有过思考，有过疑虑，但我很快就回答了我自己难道无数活过又消失的先人他们可曾因“为什么活着”困惑不已？ 看我们的来路，看我们的归途，难道我们不庆幸，不珍惜？我们活过，我们还活着我们在见证这个世界难道我们不应活得更像自己？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过我悸动的心又渐渐平缓。我知道地球，我们的母亲对这钟声兴致索然甚至已经记不起自己围绕着太阳转了多少圈。太阳的风帆则沿着无际的银河驶向宇宙间无人知晓的一端。 我，在地球上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看着潮涨潮落春去秋还，享受着我的人生轨迹-宇宙里几乎分辩不出的两点。 2022年元旦 Continue reading

《张爱玲传》，刘川鄂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文/ 周思明 《张爱玲传》作者刘川鄂最近推出了45万字的传记最新版本。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然而在传统文学史书中，她和沈从文一样，属于被轻慢和被漠视的作家，被视为“人性论”的作家。其实，这样一个作家，一生中创作出版了一系列非同凡响的经典作品。 张爱玲无疑属于那种天赋异禀类的作家，她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很早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阅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古典名著。张爱玲12岁即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13岁那年，又发表散文处女作《迟暮》，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其代表作为小说《倾城之恋》、《赤地之恋》、《金锁记》、《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散文《烬余录》、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等。 张爱玲的小说，写透了人性，写活了人生。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感觉。张爱玲小说语言最大特色是，大量运用比喻、对照、反讽、色彩描写等。 比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有这样精彩的描写：“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洁白美丽，以视觉让人感受乔琪色迷心窍、蠢蠢欲动丑态，同时亦将薇龙的自持、虚荣心态的写活写透。 张爱玲习惯于规避宏大叙事，专注市井人生、普通人群，坦言：“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 张爱玲的伯乐是旅美华人文学史家夏志清。1961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讨论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中国现代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而对文学天才张爱玲尤其倍加推崇。正是夏志清先生的慧眼识珠，使得张爱玲由一个不被关注的“通俗小说家”一跃成为一名经典作家。这位在许多国内批评家眼里“不登大雅之堂”的女作家，在夏志清小说史中的篇幅甚至比鲁迅的还多一倍，夏志清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张爱玲传》作为刘川鄂教授研究张爱玲近40年的心血结晶，可谓目前国内专业研究领域文学传记的优秀之作。一部《张爱玲传》，把传主张爱玲的创作与人生写透了、写活了。 刘川鄂在书中自言：“我试图写出张爱玲的绚烂，写出她何以是卓尔不群的名作家；也想要写出张爱玲的孤寂，写出她何以是清坚决绝的现代人。”在《张爱玲传》后记中，刘川鄂提及一个有趣的细节：1988年，他们一家人在同事家玩，电视里正在放张爱玲的《金锁记》。刘川鄂3岁的女儿头也不抬地说：“张爱玲，我爸爸的朋友。”彼时的刘川鄂，研究张爱玲才刚刚起步，女儿的话凸显童言有趣，然而多少年后看，却是一语成真。 刘川鄂版《张爱玲传》自张爱玲祖父辈写起，对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曾外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和不幸童年，彰显深切体察与真知灼见；对张爱玲的人生道路与创作成就，有扎实的考证和文本的分析。刘川鄂认为，张爱玲是一位女性自觉意识极强的作家。鲁迅的《伤逝》中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张爱玲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不要让女性全身都是母亲。” 刘川鄂透析张爱玲走红成因主要有四：一是20世纪40年代，社会动荡，新文学没有中心，思想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张爱玲笔下雅俗共赏的文字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喜爱；二是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章讨论张爱玲，将她誉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张爱玲从此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三是改革开放之后，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的文学热又兴起；四是新世纪之后，价值多元化，张爱玲的粉丝进一步壮大。 刘川鄂版《张爱玲传》，受到业内专家学者的肯定与赞赏。学者徐迅2019年撰文指出：“刘川鄂教授研究张爱玲已有三十年。在长达三十年的张爱玲研究历程中,刘川鄂探寻了张爱玲小说的艺术世界,揭示了张爱玲之为张爱玲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审美创造、人性深度、文体意识、自觉的作家意识四个方面,他还创作了四部张爱玲的评传、传记,在‘张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张爱玲‘经典化’的过程及张爱玲研究的发展。” 戴建业教授认为：“ 写张爱玲的传奇，则石破天惊，云海垂立；写张爱玲的落寞，则静寂无声，星垂平野。当然是极好的传记，更是极好的文字。” 作家李修文指出：“胡兰成曾说，任何人来写张爱玲，一切装饰、美化、炫夸，都是一种降级、一种伤害。川鄂老师的文字，据实写出，也像胡兰成所说的‘于事物，于感觉，皆是老老实实’，只有这样的文字，才配得上张爱玲的一生。”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不同侧面认可和褒扬了刘川鄂教授对张爱玲研究“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认真与执着。 刘川鄂在张爱玲研究方面历年来的出版物包括： 编选张爱玲散文集《私语》，花城出版社1990年出版，责编林贤治。 评传《乱世才女张爱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责任编辑韩霁虹。 《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责编丁宁。 《张爱玲传》第2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责编丁宁。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张爱玲卷》，与李建军合著，蓝天出版社2004年出版。 编选张爱玲散文集《流言私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5年出版，责任编辑汪修荣。 《大师之谜＊张爱玲之谜》，中国书店2007年出版，责编刘小晖。 《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北京10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责编王德领。 《张爱玲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出版，责编谈骁。 Continue reading

樊枫 绘 （作品图片由樊枫艺术工作室授权提供） Continue reading

小雨 绘 Continue reading

文/ 竹盦 这些年和人聊如何解读中国画，尤其是宋以后的文人绘画，隐隐感觉有一道坎。读者必须先弄清楚中国文化中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志于道，游于艺”。 在这样的文化特征里，文人画，已经并非简单意义上仅仅是视觉物像概念的绘画。它更多了一层类似“修道”的意思。 这里的“道”，贯穿了中国人的自然观、文化观和审美。为什么那么多古代文人画家给自己起号“xx道人”，其实并非都是出家做和尚做道士的意思，而是在强调如此“游于艺”，是在“志于道”前提下的修炼行为。因此我们能在画中感受到“士气”、“仙气”、“烟霞气”这样独特气质。（这也是为何我们在今人的画里，很难见到这样的气质）。 文人画体系里最精妙的、最好的笔墨，已经和画什么题材、内容关系不太大。好笔墨从心所欲，无一不合于宇宙自然的变化与节奏规律。即古人所谓造化在我，我即造化。 清代画家恽寿平就是修炼到这层境界的大画家。成就最高的，是其面貌独特的没骨花卉。 有研究者指出他的山水精彩程度超过同时的四王。以前我也有类似的看法，现在再看看恽寿平的山水笔墨，才情、灵气逼人，但论功力，比起四王还是略逊一筹。 细品恽寿平的山水，除了有士气和仙气，还有种其他人笔下罕见的，非常特别的气质——秀嫩之气。秀是七分灵动加三分生拙，嫩是脱掉习气后的不故作老态。不为时风左右，不为成法所囿，实在难能可贵。 他的画跋也写得精彩，不少句子闪现着他的艺术理想与个人感悟。比如《题石谷画》他提出“不落畦径，谓之士气。不入时趣，谓之逸格。”这也是他绘画追求的方向。 他的笔墨，秀嫩之外，更有种风流自赏与襟怀的散淡、孤傲。这也是四王笔下所没有的。 无锡博物馆藏这套恽寿平精品山水册子，刚好有本旧的空白册页尺寸大小仿佛，于是借此重新温习了一下。雨窗独坐，画境心境，都在笔下了。 （来源：“竹盦”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来源：公号“马拉杂货铺”，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胡发云 高仓健死了。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痛。 很多年没看日本电影了，我以为已经忘掉了那个冷面男人，此时才发现，他如此深刻地嵌入了我的生命，像一个流落异国的兄长，久无往来却依然血肉牵挂；再往深处想，真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身边那个叫真由美的女人，还有那首无字的歌：“哪呀哪——哪呀哪哪呀哪——”有点放浪，有点沧桑，每当电影到了动情处，它便散散漫漫地唱起来了。 1978年深秋，《追捕》在大陆放映的时候，我已经被我当时任职的军工厂单独监禁一年多了，并在这期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待最后的发落。那天，几个看守我的师傅接班，说起刚看的一部名为《追捕》的电影，说里面那个女主人公真由美，真像你那个李虹。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讲述中，我对剧情有了大体了解，将一个同情并帮助通缉犯的富家女儿，和一个不顾一切重压挚爱一个“现反”的高干女儿媲美，这世道人心真是开始变了。 一年前的初秋，厂党委突然宣布对我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因了我的一些言论。我们车间办公室的正副书记、会计、调度和我，大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平日爱读书报，爱琢磨问题，常常一起议论一下时事政要，不知道怎么就成事了。我这个唯一出身不好又桀骜不驯的非党人士，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余下的几位，后来也陆续被审查被监禁，一时间成为我们厂著名的集团案。 那天，我在押解下回家取生活用品，正巧李虹来了，撞见这一幕。就像真由美在山洞里遇上矢村警长来抓杜丘一样。我对她说，厂里有点事，告诉我父母，说我出差了，一两个星期就回来。只是我太低估此事的严重性，这一去就是整整15个月。 李虹当夜就在我家住下了。这算是她过门的第一天。 我和李虹相识于1974年的深秋，她从部队复员后分到湖北人民电台文艺部做文学编辑，读到我发在刊物上的一首诗，准备配乐播出，约我去谈修改意见。两个冰炭水火天隔海阻的人，就这样相遇了。 我父亲是国民革命军军医家庭出身，她父亲是长征老干部；我是军队工厂一名小统计，她是喉舌单位大编辑；我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而她却一直享受着许多特权带来的优越。我们有如此多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还有我们对文学与音乐的爱。我们从隔膜、抵牾、互怀偏见甚至唇枪舌剑，到相知相爱，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她渐渐理解并赞同了我的一些想法。就在我隔离的前一个多月，我们互相走近了对方。那段时间，她三天两头隔江过河到我家来，一次次长聊直至深夜才骑车返回电台。突然间这一切就兀然打住了。 一时间她陷入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之中。她拿着记者证以了解作者的理由前来探望我。在寒冷的冬夜，禁不住思念之苦，跑到我那间囚室外面的大马路上呼喊我的名字，她一次次拿着罐头、香烟、书籍、被褥要闯进去见我，在香烟里塞进纸条诉说自己的火一样的爱意……后来，李虹自己也被停职检查。她依然不管不顾，导致更严重的惩戒，很快惊动了从小宠爱她的父母。两位老人轮番从西安赶来，力图救出堕入这场危险又荒唐恋情的宝贝女儿。这一切我的那些看守都看在眼里。 一开始，那些充任看守的师傅们并不知道我犯下了什么大罪，在专案组三番五次的讯问提审之后，特别是听了我开诚布公向他们讲述我的思想我的观点之后，渐渐同情甚至钦佩起我来，有人忘形之中，甚至会在我和政工干部辩论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觉得小胡说得有道理。”渐渐地，他们开始替我购买书刊，到各个办公室帮我搜罗报纸，甚至帮我偷偷传递纸条，生活上对我也百般照顾，多少年来的那种万人诺诺的局面在悄然崩溃。专案组察觉一些蛛丝马迹之后，不得不常常更换看守，避免他们和我相处时间长了，做出更不堪的事来。 《追捕》放映以来，厂里开始流传胡发云也有一个真由美女友的故事，到了后来，李虹来了，很多人都借故前来探看这位现实生活中的真由美。 夏末，我被转移到厂外礼堂旁边一间平房，一边监督劳动一边等待最后的发落。有一次李虹意外中找来，看守们竟以礼相待，还特意避让出去，让我们单独待上一段时间。那天李虹来，给我讲了《追捕》的故事，告知电视台要播出《追捕》，我对看守师傅们笑说，想看看真由美。他们说，不远处后勤组有一台电视，有点毛病，没人会调。我说我会。 那个晚上，几个看守，一个“现反”，还有那个依偎在他身边的“真由美”，在这一方十几英寸的黑白屏幕前，看一个关于逃犯和爱情的片子。里面的许多情节许多对话，就像在演绎着我们的故事。 当杜丘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真由美率性地答道：“我喜欢你！”当杜丘拒绝真由美和他一起潜逃并告知她说：“我是被追捕的人。”真由美喊道：“我是你的同谋！”当真由美的父亲说：“听见吗真由美，我是你父亲！”“不是，把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你就不是我的父亲。” 当真由美从重重包围中救出杜丘，发现前面已经被警察封锁后，带着她的马群喊一声“冲过去”时，我和李虹都融化在这一幅幅令人销魂的场面中了，我们所有的思念、孤寂、重压与磨难，都由这部片子给我们做了最美的注脚。这部电影，成为我们分离中的情诗和荒原上的星光。杜丘在寻找权贵们的黑幕，寻找那种把人变成白痴的AX药片，我在思考一些问题的真相，争取着自己言说的权利。真由美和李虹都凭着女性的直觉与常识，判断着这个世界的真伪善恶美丑，并作出同样勇敢的选择。我们都用火山喷发的爱去抗拒强权的冷硬。 此后很长时间，关于这部片子的许多对话，我们可以张口就来。李虹去世后，我读到她留下的日记，其中有这几天的记录。 1978年10月25日 昨天在省电影公司观看了两部日本影片——《望乡》、《追捕》。晚上又连续两遍讲述电影《追捕》的情节，一次是给发莉（我妹妹）及×（李虹日记中我的代号）的父亲，一次是给在自由囚室中生活的×，我兴致很高，他们听得也很热心，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在复述的时候，都是很热情，也很激动的……在一个没建成的建筑后面，坐在潮湿的混凝土制品上，我们无言地偎在一起，静静的……丁字路那里我们很愉快地分手了，并约好“明晚再见”。我们的时间这样宝贵，这样短促，我们的爱情这样浓郁，这样丰富，我想，我和×对这一点的感觉一定是相同的，我们为自己的一切高兴，甚至骄傲。 1978年10月27日 ……昨晚和×一同看了日本影片《追捕》（电视）之后，我们又到了前一天那奇妙的地方，站在脚手架下默默地过了十五分钟，没有响动，也没有灯光，只有×的一星烟火在闪着微微的一点亮。我们靠在墙边，偎在一起，没建成的房子里雨滴很响地打在地上，仿佛是人弄出来的声音，我感到冷，就紧紧地挨着×，×的毛衣上也被雨弄湿了，但我总觉得挨近一点就不会冷了，我们互相暗示着，甜蜜的长吻，使我忘掉了周围的一切…… 自此以后，李虹几乎天天都来，她骑了我那辆飞鸽的二八大车，一早从我家出发，跨越长江汉水两座大桥，贯穿武汉三镇去电台，晚上下班后，不论阴晴风雨，直驰我的囚室，然后在暗夜中回到我的家。从她常常被泪水洇润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一直笼罩在不祥的预感中，她希望每分每秒都和我待在一起，害怕着一切突然会在某一刻戛然而止。 1978年11月17日，李虹日记中写道：“妈妈来信了，姐姐姐夫已回西安，家里想让我回去团圆，x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明朗的结局，我又一定要离开×，我心里真不好受。昨晚，在×那里我哭了，我不愿意离开×，一天不见×我都似有所失。现在要回家，那就是二十多天见不到×……” 我坚决地劝她回去，还开玩笑说，我要我的岳父岳母知道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婿。这时，李虹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条件，回去可以，回去之前我们先结婚。 那个年月，且不说像我这样的戴罪之身，正常人要结婚都手续重重。李虹说，我们自己结婚，什么都不要。经过一番密谋筹划，我们迎来了我们的“11·28”。 为了我，她两年没探亲了。这一次是我强迫她去的。临行前一天，我们决定举行一次别致的婚礼。那天刚好是厂休日。在“看守”的帮助下，我偷偷溜了出来，在一个僻静的小巷里与她会合。她穿了一件绛红色的棉衣，系一条猩红色的纱巾，手里拿着一小包糖和一小挂香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工装，里面是一件美式毛领皮夹克——那是她父亲战争年代的一件战利品，也是在我囚禁期间她送进来的。我们很安静，说着开玩笑的话，向我的一个朋友家走去。在那里找到事先放好的钥匙，我们在那间明清古巷中的小房里，物我两忘地待了一整天。从朋友家出来，我们一起来到我家，就像婚礼结束后去探望父母的新人。阔别一年多来，她对我的家已比我更熟悉。 晚饭后，我们又匆匆赶过江去看望我的一个叔叔，在整个家族中，他是最钟爱我的。这个本分的老医生一直在为我的被囚忧心。当我们像一对新婚夫妇出现在他面前时，让他大吃了一惊。当我们离开他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们在深夜里从汉口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整个武汉三镇，李虹回到我武昌的家，我依然潜回我的囚室。在我家的门栋楼道里，我们吻别。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因为我们的爱，所有的不测与灾难都变得无足轻重。她即将登上西去的列车。于她来说，那是与故土与家人的告别。不管我去向何方，她将与我同行，她说。 在当年那个新婚之夜，李虹夜半回到家中，在日记中写下简简单单几句话：“1978年11月28日，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俗套，也没有任何仪式，我们的终身已紧紧结合在一起了。” 李虹回来后不久，1979年1月6日夜晚，家里灯灭了，她站在桌子上换灯泡。当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我站在了房门口—— 他们突然拿掉了我头上的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在一个万众欢腾的新时代开始的时候，一场飞来的囹圄之灾，让我对其后的岁月多了一份警惕，少了许多天真。我们清清楚楚看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人，是如何从四清、文革、英明领袖时期、改革开放新时代……一路顺风顺水走到现在。那些专案组政工组的人们，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做过恶，有的甚至身负命案，但是，后面的一路风光吃香喝辣，依然是他们。 那天，一个看守帮我一起搬回行李杂件，一人推一辆自行车，上面挂得满满当当，像两个收破烂的，一年多下来，竟生出了这么一大堆物件。 李虹怔怔站在桌上，来不及跳下来，像《追捕》片尾真由美那样问道：“完了？” 我也像杜丘那样回答说：“哪有个完呢？” 其后岁月，不幸应证了我那句戏仿杜丘的玩笑话。是的，总以为会完，但数十年过去，一直未完。 （作于2014年12月2日，李虹十周年忌日） 来源：公号“七彩娘娘” Continue reading

图、文：赵克 人在童年便有了破坏的本能，即攻击性。我的青少年，所受教育少不了斗争和好人坏人两分法，本能加濡染，便总有些莫名的仇恨和叛逆在心里憋着，那时特爱看打仗故事，爱跟小伙伴比比划划，摔个跤较个劲。 成年后，八十年代，画武打连环画，武打插图，略知南拳北腿之皮毛，勾画些花拳绣腿之招式，很倾注了些激奋。 武侠打斗，惊险故事，本属坊间通俗文学一支，吆吆喝喝，打打杀杀，少不了感官刺激，所谓斗争哲学，也为打斗故事赋予了某些意识形态正确性。 思想有所成熟后，创作中凡战争题材便有所选择了，画过反侵略战争（代表作为抗日题材组画《吾儿谨记》），非义战则避开，后来这一类也少画了。其实我性本善，具悲悯心，也知道“将军脚下白骨堆”一说。 普世之下，诸如绅士淑女、礼仪之邦、廉耻自知、礼让三先等道德规范训诫之辞，大家熟知，现代政治文明几百年，法律条文完备，道德总体趋善，为何人性仍时不时在蛮荒丛林边缘徘徊，人类仍要互相伤害？ 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都有过关于战争深层起因的探究。曾翻阅赵鑫珊《战争背后的男性贺尔蒙》一书，作者分析人类战争的生物性根源，探讨人类攻击性，揭示男性荷尔蒙在战争中所起作用，以犯罪生物学观点分析战争行为，书中还提及这些概念：和平主义，根绝战争冒险，要商场要足球场不要战场，文化艺术总是世界和解的基础之一，等等。 笔者赞同这些理智思考，也赞同资中筠先生所说：很多东西是可以谈出来的。 是的，有啥不能谈，人类成熟的标志之一，便是协商、礼让、互利。以自由市场经济观点看，利益协商，产生契约，遵守契约，便是文明。 近年，借用托尔斯泰《和平与战争》书名为题，创作了一组略具象征意味的画（该组画将继续扩大）。 遵朋友嘱选编相关题材作品，趁此整理机会，捋出演变思路，并按大略时间顺序予以罗列。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