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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范笑我 我跟吴藕汀先生交往十五年，算上先生过世后的十年，已经有二十五年了，好像也能讲点东西。应该说认识吴老先生这么多年来，尤其是他去世之后，中华书局又出了他六种书共七本，这十年来越来越觉得，他不仅仅是对嘉兴，而且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价值。 吴藕汀先生出生在嘉兴的南堰，现在的南堰兰宝毛纺厂前面，2001年这块地已经拆掉了。我也出生在南堰，那时他已经离开嘉兴好多年了。我小时候经常到他们家房子里面去玩，因为他们家房子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家的房子拆掉可以造毛纺厂的四幢职工宿舍。 我是怎么跟吴老先生有交往的？我曾被借调到嘉兴地方志办公组，编嘉兴市志。那时候，吴藕汀先生住在南浔。吴先生一生对嘉兴地方文献非常感兴趣。他说，清朝有一个学者叫阮元，他曾经讲过，一个人要写文章研究，只要管三四里地就可以了。你把三四里的地方研究透了，挖掘深了，你写出来的东西就有价值。如果你动不动就编一本全国名人大字典，那编出来没有用的，就是蜻蜓点水，就像面上浮萍捞一点。所以明清以来，我们江浙有很多文人就只管三四里地。吴藕汀呢，就管这么一个三四里地。那个时候嘉兴市志办请吴藕汀先生作顾问，也常有人去请教他。 我小时候经常听我祖母跟我讲吴藕汀家里的故事。他们吴大成酒行办得很大，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前，他们家的酒要销到东南亚、台湾一带。我那个时候很好奇，就给吴藕汀先生写了一封信。他接到我的信之后，说你也是南堰人啊，也特别请我到南浔看看他。慢慢地，就开始跟他通信了，一通就通了十几年。 我在 1992 年七月份被借调到图书馆古籍部，负责秀州书局。当时，我编了一个书讯，每半个月就寄书讯给吴老先生看，吴老先生经常给我写信，他也来买书。有一次，吴老先生跟我讲，他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他真的很想回嘉兴。 吴老先生是嘉兴人，民国时期吴家是开酒行的，是官家的酒行。他们家有一个亲戚，叫吴紫椒，是江苏巡抚的同科生，他去办了个执照，所有的酒，都要到他们吴大成酒行贴一个牌子，然后再销出去。吴大成酒行生意好，吴老先生的父亲就是一个浪荡公子，火车通了之后，经常到上海去混。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抽鸦片啊，玩女人啊样样来。吴老先生说，他们家抽鸦片的人的鸦片枪可以成一片林子，家里只有两个人不抽鸦片。但是他父亲很有理念。吴藕汀的母亲是盐官乡下的一个普通女人，也没有文化，长得咯咯壮壮的，家里的父母亲、爷爷奶奶寿命都很长。他父亲把这个女人招来，只叫她做一件事情——生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是不要她带的。吴藕汀生出来之后，他的父亲就到上海去买了一个艺妓，琴棋书画样样行。把她从上海带到嘉兴，在家门口给她造了一幢房子，叫红霞楼。这个女人是常州人，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天天弹琴、画画、做女红，不出来。吴藕汀呢，就睡在她身边。他父亲也不要这个女人教吴藕汀，他说，你只需要做你的事情，我儿子呢，你不要管他。吴藕汀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小男孩，一个纨绔弟子，什么都不用他管的。他们家里有一辆黄包车，进进出出拉车，边上有个佣人岁数跟他差不多，他从小到处玩，但是他自己回忆录里讲，他不抽大烟，不玩女人，这两点他是做到的。 吴藕汀十六岁的那年，是1927 年，北伐刚刚开始。吴老先生在嘉兴省立二中读书，校长是张印通。吴老先生跟岁数大的小孩一起，拿着粉笔在街上写标语。他手痒，写了“南京必胜”。那时候浙江省最主要的军阀是孙传芳，校长认为他写的是反动标语，觉得这个小青年干涉政事，将来要倒霉的，所以就将他劝退，不到学校来上课了。 因为他们家有钱，他爷爷喜欢附庸风雅，常请一些会画画、会写字的文人去家里玩，他的父亲也是一个附庸风雅的人，而且收藏了很多字画，江浙一带的名人的扇子就有五百把，嘉兴世面上搞字画的人都认识。从明朝以来，嘉兴这个地方就比较富庶，画画的人特别多。其中有三户人家是五代会画画，一个姓郭的，一个姓潘的画工笔的，还有一个是姓董的。吴藕汀的庶母很喜欢他，觉得这样下去，小孩子不上学在家里，像什么样子呢？就拜嘉兴五代世家的郭季人为师，跟着学画画。其实郭季人很保守，在家里养养虫啊，反正是去玩的，也没有教他画。 那时嘉兴最热闹的地方是寄园，是文化人经常聚会的地方。有个老头，就是王蘧常的父亲，当官回来之后经常去喝茶（王蘧常是嘉兴很著名的书法家，在揽秀园的陆稿荐酒店后面有一个王蘧常艺术馆 。王蘧常家是我们嘉兴很少的书香门第之一，他们家有好几代的读书人。嘉兴真正称得上书香门第的只有两户人家，一户是沈钧儒家，还有一户是王蘧常家。沈增植家里算不上，他年轻的时候很苦，他们四兄弟合穿一条裤子，谁要上街谁穿。吴藕汀也经常去喝茶，王蘧常父亲觉得这个小青年蛮好，就想把孙女嫁给他。吴藕汀就娶了王蘧常的侄女，他岳父是王蘧常的哥哥。 吴藕汀家是一个商人家庭，王蘧常家里是书香门第，吴藕汀心里觉得很受宠。也只有民国时期，书香门第才可能门不当户不对也可以通婚，如果在清朝时永远不可能。所以吴藕汀到了王蘧常家里一看不得了，有几房子的书。他说，我到王家之后，觉得他们（太丈人）既然这么看得起我，我可不能辱没他们家的门风啊，所以他开始发奋读书。他小时候特别贪玩，读书的时候，书里面的东西跟他玩的东西配起来，他理解起来跟别人特别不一样。 后来，湖州的嘉业堂，共产党要接管，是安排我们嘉兴图书馆与浙江省图书馆两个馆去接管。想来想去让谁去整理嘉业堂的藏书呢？他们想到了庄一拂，但他是国民党军统，担任过南四区的副检察长，属于军统特务；想到董巽观，他们五代画家，完全是一个旧制度出来的；想到吴藕汀，为什么想到他呢？因为孙传芳的时候，他贴过传单，是一个先进青年，是革命青年。吴藕汀说觉得很奇怪，那个时候很倒霉的一件事情，变成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所以让他到南浔的嘉业堂去整理藏书。那时候说好，你去整理藏书四个月，整理好就回来了。 1951 年，他去整理藏书，没想到一去，就去了整整五十年回不来。 那时，他摇船去的南浔，每个星期，写信回来汇报，整理得怎么样。因为藏书特别丰富，所以一定要他留在那继续整理，在嘉业堂附近找了个房子给他，后来要求他家属也带去。吴老先生结婚后，一生生了八个孩子，四男四女。他去的时候，给他一个很优惠的条件，一个月工资是七十块，还要补贴他四十块。因为他家里有十一口人，八个孩子，两夫妻，还有一个母亲。那个时候生活费，一个人十块钱是够用的。结果到了 1957 年，反右开始，四十块钱补贴没有了。马一浮有个姐姐的孙子跟吴藕汀先生是同事，这个人是一个学者，他在反右的时候讲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结果浙江省图书馆把他贬出去了，让他到一个镇上去做图书管理员。他想不通，带着老婆跟孩子到了无锡，三个人捆着一起自杀了。吴藕汀觉得反右已经到了我们儒士的身边，很担心。他曾经讲过，坐着吃饭不能吃，那么我就站着吃饭，但是叫我跪着吃饭，我宁可不吃饭！ 中华书局有一个叫陈乃乾的学者，有一次，他到南浔去看吴藕汀，发现他桌子上有一本稿本。吴藕汀喜欢填词，他自己有一本书叫《词名索引》 ，陈乃乾就把这本书带到北京的中华书局出版了。这本书对词学来说，是一本工具书，填词、查词很方便，到现在也有用。这本书一出，吴藕汀拿到八百块的稿费，他突然之间觉得，写书可以赚钱啊，那么我何苦还要工作呢？中华书局在上海有个编辑小组，他去认领课题，他认领的叫《大成军的年谱》 ，李自成有个军队叫大成军，他让儿子吴小汀也去认领一个。他讲我就专门做这个好了，就不要啰嗦了啊。 还有，他嘉兴房子很多，离开的时候政府说帮他租出去，收房租，房租给他。每个月房租有三十几块，那个时候房租只有一毛五分钱一个平方，所以三十几块也可以过日子了。结果反右开始之后，那些房子充公了，他也辞职了，中华书局也关了，他们一家没有生活来源。而且抗美援朝要造飞机大炮的时候，他们家里铜器金属也被南浔镇上收去了。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家有个铜床四个小孩横着睡的，结果镇里边就把四个孩子放在地上，把铜床收走了。 他觉得没办法了，就开始卖自己的收藏。他最好的一颗蓝宝石的戒指，交到银行，换来钱之后，过半年生活。他家里也有书，卖给浙江省图书馆，图书馆说你是工作人员不能收。他卖到杭州古籍书店，古籍书店重新卖给图书馆。他过着卖家当的生活。到1959年，他的母亲去世了，第二年老婆也去世了，还不到四十岁。家里已经很穷了，穷到什么程度呢？买棺材也没钱了。他最大的女儿是一个残疾人，第二个儿子叫吴小汀，第三个也是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很爱读书，十七八岁去南浔镇上的小学教书，等母亲去世，没钱买棺材，到学校借了三十块钱，把她母亲葬了。说好三个月要还的，结果还不出来被开除了。之后她到太湖边上，一个庙港过去的地方，去农村嫁给一个老农，现在还活着。 那个时候吴小汀二十岁，上面一个姐姐二十几岁，突然之间被一个老农看上了，愿意娶她，她也很高兴。吴藕汀认为家里很穷，大姐应该照顾家里。但是大姐还是嫁人了。所以那个时候吴藕汀觉得很伤心，特别无奈。他在嘉业堂藏书楼读书，摘了很多资料，他记性很好。他喜欢养猫，猫可以取暖。等到“文革”开始之后，他的小孩们下乡的下乡，工作的工作，慢慢也就好起来。他就开始写书。第一部书写 《烟雨楼史话，因为嘉兴是他的故乡，烟雨楼是他从小就熟悉的地方。写着写着，那只陪着他的猫突然之间死掉了，所以他写这本书是献给这只猫的。他就是这么过来的。 那个时候，这里的人也不敢跟他联系，他也不跟嘉兴联系。所以六十年代初期，嘉兴传说吴藕汀已经去世了。庄一拂是他朋友，满怀深情写了一首悼念的诗。等到 1974 年，有个唱评弹的艺术家，叫胡天如也就是吴香洲的老师，突然之间碰到吴藕汀，激动得不得了，对他说，嘉兴很多人在找你啊，都不知道你怎么样了。吴藕汀画了一把扇子，说这就是我的真迹，我还没有死。你把这把扇子带到嘉兴去，让他们看看这是我画的，我还活着。有一个叫沈侗廔的人，年轻时候是他的结拜弟兄，他看见吴藕汀这把扇子很激动，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通信。他们的通信交往激发了吴藕汀很多的读书灵感，也就是《药窗杂谈》，充满了奇谈怪论。因为他的思想没有被污染，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读这本书，觉得怪论太多了。尤其是我有个朋友说过，他所讲的话我想都还不敢想哪。 他说梅兰芳是破坏京剧的罪魁祸首。当一门艺术开始有了流派的时候，这门艺术就开始倒退了。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年轻人嗓子很好，本来你嗓子可以自由地唱，那你去学梅派，学得很像，就泯灭了自己的天性。 他说，词和诗是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诗是话剧，词是电影。诗拼学养，词拼情感。他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从民间刚刚兴起的时候，当文人开始把玩了，技巧就多了，它跟内心就远了，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他崇尚民间。他认为，他的艺术是从宫廷走向民间。我们现在很多画画的人是从民间走向宫廷，要去讨好别人，讨好评委。他认为这个是最忌讳的。 他又是一个传统的捍卫者。他认为国画就讲笔墨、性情。他认为徐悲鸿用西洋画来改造中国画，是对中国画的异化。就像足球可以用手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足球而是橄榄球了。国画也是这样。当你要去改造它的时候，你已经走向另一个方向了。他说，当程十发的画不称为是国画的时候，我鼓掌。这个画画得很好，但你要把程十发的画说成是国画的时候，我要骂人的，因为它不是国画。 所以，他那个《药窗杂谈》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奇思妙想。 吴藕汀先生一生中有一本杂志是一期都不落的，就是《外星探索》 。他认为外星有人，而且认为沙漠是外星人倒在我们这里的煤渣。为什么沙漠里提炼不出矿物质，肯定是因为那是他们的煤渣。他其实是一个脑子非常年轻的人。 他以前喜欢看刘晓庆、张铁林演的电影，看得很仔细，而且还分析。有一次，张铁林到嘉兴来看吴老先生，吴老先生当场画给他看。张铁林看了之后，突然说，我认识了吴老先生，我看懂了黄宾虹。以前黄宾虹的画，人家说好，我也说好，但是我也不知道好在什么地方。看了吴老先生的画，我看懂了黄宾虹。所以那个时候张铁林花好几十万元买吴老先生的画。而且他跟吴老先生讲，你出《戏文内外》这本书没钱的话，我出资帮你出。 我和吴藕汀通信很多年之后，有一天，他说，我一定要回嘉兴。离开南浔时，他流了很多泪，去的时候三十八岁，回嘉兴时八十八岁，整整五十年。 吴老先生说，我为什么要回来，是因为我写了那么多有关嘉兴的东西，我再不回来，这些东西都来不及提供出来。吴老先生写《药窗诗画》，写了三千篇。“文革”时候没有纸，香烟盒子反面写得老满的，一天到晚写。那个时候想请人打字，没人，他的儿子吴小汀开始学打字。吴老先生在边上看、校对，慢慢一点点打出来。他在世时，出了三部曲回忆录，一部是《猫债》，一部是《郭家与我》，因为师傅家十七个人会画画，现在式微了，他觉得应该记录下来。他一生养了二十三只猫，通过对猫的怀念，写他一生的颠沛流离。还想写一本《画孽》，收集了很多资料，但是没有写成功。等到晚年，生病了之后，他认为医疗制度不行，宁可服药，也不愿去医院，就在家里。在十年前的十月份，他开始吃不下，慢慢消瘦，等到真正变成一张皮包骨头的时候，有一天，他拿一张小纸，说不出话，歪歪斜斜写了四个字，我要死了。就这样走掉了。死了之后，儿子把他葬在了湖州，因为他的子女都在湖州。 应该说吴藕汀玩画，尤其是玩词意的画应该是国内一绝。他认为画画是不用写生的。靠写生你就可以靠拍照。画画是画心里的山水，心里有就画得出，没有就画不出。宋朝人的词，他看一句画一张，画了几百张。所以他的词画，只有看懂他提的字，再回过头来看这张画，那是浑然天成。现在很多人画完之后提的字跟画无关，但他的画与词是一个整体，所以现在他的画越来越被人所认识。 吴藕汀的画受黄宾虹的影响，他年轻的时候在杭州见过黄宾虹。他说有一次看到黄宾虹，觉得原来画画可以这么自由啊，因为他自己还是有些拘谨的。等到他九十三岁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要说了，因为黄宾虹九十一岁去世，我现在九十三岁，他比我小，我能说了。他说黄宾虹的画，据他学生说，画完之后挂在墙上觉得不好还要再去添一笔，他说黄宾虹这样是太注重效果了，其实画画是内心的。吴藕汀认为画画好，这个情绪是当下的，再覆盖掉就不是原来的情绪了。但他也说，我没有看过黄宾虹画画，这个是他学生回忆录这么说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我是在这个基础上去批评的。 了解一个人需要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吴藕汀在中国画方面是有些地位的，他的散文已经跟周作人一个系列了，尤其是看过他的书之后，觉得他的知识真是渊博，记性特别好，怪论特别多，自己的想法特别多，还是很好看的。大致就是这样，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他的书，会更有意思。 （吴藕汀肖像油画由画作者授权，文字图片选自公号“吴藕汀研究”，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3年3月6日 农历癸卯年二月十五日节气“惊蛰” 惊蛰月令解 惊蛰，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 惊蛰三候： 一候桃始华。 二候仓庚（黄鹂）鸣。 三候鹰化为鸠。 —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晋东南 –评樊子散文《家事》 我知樊子好酒，樊子真的不喝酒也能写文章吗?所谓眼见为实，樊子处在“戒酒”阶段，如今我见到这一篇散文《家事》(刊《山花》2013年第9期)就是在他滴酒未沾的状态下写出的，这着实令我击节赞叹。 言归正传，单说《家事》。文中的樊家湾(《安徽文学》2013年5期在樊子的《非虚构的村庄》系列散文中就一再出现)和我的老家练家岗一样(我在小说中称之为“上岗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但此地斯人，同样在历史的河流中飘摇直至今日。熊培云曾经写过《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大篇幅的议论，而樊子只用冷静的白描，同样写出了他的中国，写出了他在一首诗歌里的力道:“他从小就接受一种训练，弯下腰熟练到割着稻杆从不割断手指和双腿。”没有这样的智慧，在风云诡谲，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如何能延续血脉至今?”稻谷都在变得饱满，稻谷不缺少沉淀”。但是“我不能对稻谷有过分的要求”，因为“它们也会在阳光中腐烂”。 我想，让他们腐烂的正是飘在樊家湾上空的“云”，这不是白云，而是“算计云”。因为形势的逼仄与险恶，每个人不得不绞尽脑汁来算计，最后得出了一个最优的结果。 世俗眼中的弱者，往往成为算计的筹码，就是三爷，三爷似乎是一支文脉，却有着不可饶恕的缺点，他喜欢偷看女人洗澡，不过，这也怪不得他，因为他得过痨病，自然没有女人会喜欢他，也不会有人带他去妓院。所以看看女人洗澡，这又有什么呢?三爷的悲剧，在于乡村生活的常态是受苦，而他生下来就是要过节的，但节日每年只有那么可怜的紧巴巴的一天，就是大年三十，他可以汪洋恣肆挥洒红纸黑字，“三爷手握毛笔气态安雅，落笔有序”，我想，如果有打铁文艺部落的环境，他活脱脱一个接地气的乡村书法大家!大家啊! 好在三爷还有三亩薄田，可以成为算计的对象。舅舅是母亲家族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他发话了:“有三爷那三亩地也不算吃亏”，连带三爷的死亡也成为算计的对象，”办丧事亏不到哪里去”。于是，三爷就进入了“我家”，居然还有意外收获，不犯浑的时候还能看看牛!意外收获啊。 如若三爷在“我”家终老，《家事》也不过如此，但是中国历史的波澜注定要注入樊家湾这个小村连一个刻度都不愿意少!几十年前那场战争过后，还有人在!在那场战争里，二爷樊进举被抓壮丁，去了台湾，形势比人强:连带了整个家族跌入低谷。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的潮流一来，也把二爷从台湾冲回来大陆!这就是文中所说“戊辰年家族遇到了一件大事”!伯伯的算计开始了，他的算计切入了政治命题，连带复活了家族规范，站在了樊家湾的制高点上:“规矩是乱不得的，二爷来了，让三爷住在你家，总算不合适吧?”东南在此处呵呵一笑，二爷来了，才讲规矩，你算哪门子规矩?”娘”的算计纵有千种万种，自然没有还手之力。 二爷的到来，是一个节日，比过年还要重要的节日，只要是节日，三爷自然不会犯浑，比正常人还要正常。三爷就是场面上的人，没有场面，他就没有了气。 是节日，就是短暂的，二爷已经被历史冲出了樊家湾，成为樊家湾的过客。二爷的到来，只是为樊家湾上空的“算计云”增加了一些变数，增加了云层的厚度!二爷会注入一些水到云层里:“台湾的二爷给伯寄来了三千块钱”。伯伯将三爷揽在家里，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等于算计住了台湾的二爷，又用三亩薄田堵住了“娘”的嘴。 三爷一生的关键字不多，却字字封喉，成为樊家湾“算计云”的超级变数和酵母:痨病、写毛笔字、和二爷相会、三亩薄田。是三爷，将台湾的二爷，樊家湾的伯伯，娘，舅串联在了一起，三爷就似提线木偶里的线一样，拉扯着樊家湾的男女老少演出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三爷死了!伯伯有条不紊安排后事，颇有王熙凤的风采，然穷乡僻壤，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有条不紊之余，仍然是千方百计的算计:“老杨家铺子和你远安侄子家铺子先赊着!”，“先赊着”三个字写尽了樊家湾强人的悲怆和无奈! 生死事大，必须有仙人出场。乡村里当然不会有仙人，只能是半仙，一个“半”字，也是“拙”得很，却扎实的很，乡村的层级和卑微都融进了这个字!杨半仙虽是“半”字缠身，却是老江湖，那眼里藏着无数把刀，刀刀剜到了人的心窝里!他名为算日子，实则在一刀一刀修理人心，他舌头一卷，一口浓痰将“伯伯”的尖酸泡制成一服老中药。放在了乡村的天平上! 生死肃穆，然现实骨感，因为“屋里满是汗臭味和纸烟味”!因为孝布的三尺二尺之争仍然充满了”算计”“我”给二舅塞上一包纸烟才能化解。酒席上充满了“狗与狗”抢吃骨头的呜哇声，充满了一块肉不见了却不是狗叼走的后现代式荒诞!充满了多杀了一头羊的争拗。 一地鸡毛，最后还是三爷的那三亩薄田又挡住了“娘”的嘴!”莫怪长兄的刻薄，三爷那几亩薄日”，话里有话，话不用说尽，”几亩薄田”戳到了娘的命门，娘听到这仅有的算计都要被融化，摊在了地上，一把鼻涕升腾起来，进入了樊家湾上空的“算计云”。 樊家湾上空的“算计云”是哪里来的，伯伯心里和明镜一般，他说了一段话:“这两年连连遇到淮河发水灾”虽是没有体面办丧事的一个理由，但何尝不是呢?中国原始社会的终结不也是因为出了一个会治水的大禹吗? “我”呢?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樊家湾七大姑八大姨的，樊子用诗人的洞察力透析的一清三楚，基本不着一字评论，但作者其中的心酸和沧桑仿佛是用刀子刻在了骨头上，然后从肉里迷漫出来，有些道行了! Continue reading

绘画：圃生 Continue reading

图文/ 萧继石 我在乡村长大，绘画主要是受父亲和叔父的影响。我乡挨着＂小汉口＂之称的府场镇，镇上建筑、市井，完全保留着晚清民国时候的风格。石板铺就的街道上聚集了各类工匠、手艺人、形形色色的摊贩和林林总总的作坊、店铺，于旧时线装书里木刻版画描绘的差不多。 在儿时的记忆里，堂哥肩头驮我走亲戚，父亲牵着我在布景前照相，伯父带我泡茶馆听评书。街上一些房子的装饰非常精致，上面有一些水浒、三国的人物故事的雕塑。后来上小学天天背着书包从石板街穿过，有时在街道上小人书摊坐下来花几分钱看一本书。小镇上有一位会画画的彭老先生，跟我的父亲很要好，他在街上摆一个摊子，刻图章刻印版和绘画。我父亲做过小学校长，他的草行书写得很好，喜欢诗词。父亲时有兴致画一点画，有时到老先生那借一些绘画资料、范画来学习。乡间风和日，这些读书人偶尔雅聚，煮茶谈诗，苦中作乐。 我乡老百姓，都会手工艺，每家备有绣花针、各色花线、各种花样，妇女们农闲的时候就坐下来，纺纱、织布，做小孩身上穿的衣服、脚上穿的绣花鞋之类。我从小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文革辍学回到农村。一边做农活，一边也没有把读书、书法绘画这些东西放下。后来进县城后，遇到了王受之、文祥这些读读画画的朋友，一有闲暇便混在一块，海阔天空地神侃，谈画家及其作品，谈一些书籍。当时书刊少，只要有能够找到的书，我就拿来读。喜欢看一些法国和苏联作家的小说中大师笔下对人物场景的描写，也喜欢看《高老头》、《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里面的一些人物插图，觉得画得太棒了，偶尔用钢笔临摹。住所对面有一个铜匠铺，匠人们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叮叮当当地做起来，一整天就是泡一杯茶，然后就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做。不远处是我岳父一家，以竹器手艺谋生。我女儿结婚时，三位住洪湖的舅舅在汉做客，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了竹制艺术品后，回到家饶有兴致地谈论自己熟悉这些工艺，回去就能做出来…… 文革的时候，社会上闹来闹去，本人无奈做个逍遥派，应命画一些宣传画、油画、水粉画。假日到工厂、码头画速写，晚上到茶馆去画写生。那些老工人和老头在那里喝茶，他们汗渍渍地劳动以后喝一杯茶，在一起谈天就算是一种享受了。我清楚他们的甘苦。湖区里面织渔网用梭子，有位老人住在湖滨的村里，常能看到他边听书，边手工刻制作梭子，年纪大了，靠这手艺挣点小钱，一个人来来去去在茶馆那里坐下来喝一杯茶，然后回家去。我就画这些普通人，都是我身边一些非常熟悉的人。画写生的时候，实际上每画一个人我会有不同的感受。我可信手画出乡村和街巷人物百态。 白统绪、邵声朗、汤文选等一些画家下乡以后，我们几个绘画青年请他们授课，陪他们写生，一起喝酒猜拳。文祥的舅舅苏朗从兰州寄来最新出的画册，随信写了点评，我们一起细细品读。白统绪先生年年来我乡釆风，后来同住一城，几十年交往，亦师亦友，无话不谈。我这一辈的人，青少年时代物质匮乏，生活劳作在民间，尝尽甘苦，学的东西杂，爱好也杂，对于我后来专注于画民俗，却也自然形成五味杂存的笔墨底色。 我在武汉生活近四十年，之前画了一二十年的插图、连环画，搞木刻版画，后来画漫画，水墨画。这些东西好像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后来画这些民俗的、民间的题材的铺垫或准备。 我作版画的时候，版画家蓝玉田和水彩画家白统绪来家作客，蓝先生翻看我的作品集后说了一句话：“你这些作品都很好，有生活气息，但是我们不能总是搞瓜菜代。”他是借用我们那个困难年代“口粮不够瓜菜代”的口头语，委婉地指出我的这些所作只不过是些杂碎，不知什么时候能吃上主食。表达出老艺术家对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期待和鼓励。后来这句话总是在我耳边回响。让我思考到底我能倾注一定的精力画点什么呢？ 七十年代省里举办粮食科技展，我被抽调到汉口参与筹备、写写画画。在“老汉口窝子”花楼街旁边住了一年，每天早晨被江汉关的钟声唤醒，在小巷子小吃摊过早，走小巷到展览馆上班，周末逛纵横如网的街巷，有时被文祥拉去他在铭新里的家中，喝他大伯煨的汤，晚上躺在旅店，静得能听见江边码头叫卖声、吆喝声。盛夏傍晚，在江汉路副食店花二毛喝一杯散装行吟阁啤酒，到码头吹会儿江风，步行到解放公园看露天电影《瓦尓特保卫萨拉热窝》，沿途居民露宿街头的竹床阵蜿蜒十里，蔚为奇观。在旅店工作的富态祝姐（那时流行称祝师傅）待人总是笑呵呵的，一天她告诉我说：“我们家那位也是画画的，经常来写生。”后常见她丈夫生程生达先生来探班、写生，还邀我到他住六渡桥的小木楼看画，予我学习教益良多。 再后来我定居武汉，滨临东湖一隅南望洪山，东倚珞珈山。阳春时节，带女儿到八铺街舅妈家菜地挖地米菜包春卷，或骑自行车越过阡陌到大东门闲逛，腊月步行姚家岭池塘釆摘野梅花，重阳时，与世清老弟相邀到何祚欢先生那儿蹭酒喝，听他侃老武汉故事，春节，中央美术学院姚治华先生回乡，常为我把脉鼓劲。 时光流逝，蓦然回首，沧桑巨变，尤其近十年城市化、工业化、好像整个社会进了快车道，人心浮躁难免，眨眼功夫星换斗移、面目全非，让人怅然若失！岳父家临码头石板街的砖木老房子被扒了建广场，我妻常一梦醒来说找不到家。乡愁悠悠，乡愁何寄？ 我们祖辈过着农耕时代田园式的生活，简朴而散淡，世代因袭的民俗文化融入血脉，成为精神家园的一部分。因此，无论世时变化，总能保持几分坚守、几份闲适、几分淡定。时下步入城市化信息时代，往昔的民俗文化所存无几。我秃笔在手，却愿意在回忆中思考，在思考中展卷，勾出令我难以忘怀的那些熟悉的面孔，那石板铺设的街道，那赚点小钱却神情专注的工匠…… 于是十几年清灯躬耕，画武汉民俗画，老字号、老民俗、老行当、老小吃、老游戏……创作过程是一个梳理、追忆、查找、走访、整理、思考、学习的过程。拾掇这些早已丢失的砖块与石子，搭建成一个为匆匆路人遮风避雨的茅草棚，寻找那些遗忘已久蒙满尘垢，散落各处的璞玉、珍珠，串起串挂在那儿，以期唤起对过往的丝丝回想。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3年2月19日，农历癸卯年正月廿九日节气“雨水” 雨水月令解 雨 【 去声】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後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水矣。 雨水三候： 一候獭祭鱼。 二候鸿雁来。 三候草木萌动。 ——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图文/ 谢友苏 我是苏州人，也是个爱看喜剧并热爱生活的人。近二十多年来，我主要画表现苏州老百姓日常生活状态的市井风情画。《姑苏晚报》辟“苏式生活”专栏，每周发表一幅我的画，连续刊载一年余，颇受市民喜欢。 很多人问我画市井人物时是怎么从生活中提炼出那么多有趣细节的。其实，我觉得生活本身是有趣的、美好的，虽然也有烦恼、忧愁、痛苦乃至不幸，但你如果以平和、达观和愉悦的心态积极对待生活，就会发现生活充满了情趣且应该珍惜人生。 看我的画会勾起对过去时光的回味，在画中可以看到江南百姓淡定、温馨、儒雅、精致的生活情调，可以体会充满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之常情的“苏式”慢生活。 看我的画会觉得有趣、快乐甚至感动，或许是因为我抓住了一个”情”字。“情”是人和万物沟通的桥梁。 我在画里努力表现一种人心向善的回归，让人感到温暖、平淡。让人活得真实，活得开心。 特别是到了我这个年龄，更觉得描绘“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平民生活是我永恒的绘画角度和创作主题。 Continue reading

文/ 冯天瑜 （1942-2023）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教授张世英先生，是中国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应该也是研究黑格尔的第一人。 他是湖北人，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大学协助指导湖北大学研究哲学的中年教师们，还办了《德国哲学》的期刊，应该说在研究德国哲学的领域，这个团体和期刊是绝对达到了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而这就是因为有张世英先生的带领。 当时他经常回湖北大学协助指导工作，我当时也在湖北大学工作。我们几乎每天傍晚都在沙湖边上散步，我们谈了很多问题。 张世英先生谈到了一个学者要想提高、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要有“看家书”。当然要有广博的阅览，要有很渊博的知识，但是又要精读，要有“看家书”。 我向张先生请教了理论思维的训练，他是哲学家，我们作为史学工作者，要向文学家、哲学家请教。张先生说，要提高理论思维要有“看家书”。我问张先生他的看家书是什么，他说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大逻辑》，大家如果读过黑格尔的书，这都是很熟悉的。 他说，我从在北大念哲学系开始，就反复地钻研这两本书，后来做哲学研究几十年、半个世纪也一直钻研。现在不止半个世纪了，因为张先生已经90多岁了，他说这对他的理论思维的训练有很大好处。前不久，他还专门托人给我送来了一个条幅，“腹有诗书气自华”。 他问：“冯先生（这当然是他对我的客气，我是他的后辈，但是他还是称先生）你有没有什么‘看家书’？”我说：“以前没想过这个事，现在张先生提了‘看家书’，也可以说有。”虽然原来没这个概念，我当时马上想到有三本书是我的“看家书”，我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读这三本书。 一本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的几本书包括《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讲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特点时，很多地方我都提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家的《历史哲学》已经完全翻烂了，书的角都已经变成了圆形。这本书我从20几岁看，后来我做文化史研究也经常看。这本书对于提高我的理论思维很有帮助。 我并不是全盘接受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面的一些观点，比如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到日耳曼就达到了顶峰。他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从东方开始的，从印度、中国开始的，但是后来就到了欧洲，最后就到了日耳曼，到了德国。这些观点，当然我是不同意的，而且日耳曼成为人类文明中心的想法也是不算正确的。 但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这本书中谈到人类文明史，我觉得他的概括能力之高、之深是空前的，好像也是绝后的，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部能够达到《历史哲学》对人类文明史有这样的一种高屋建瓴的分析。书里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提供我们思考，我们可以修正，可以不赞成他的很多具体的观点，但是它确实是对我们有益的。 张先生说，你另外的“看家书”是什么呢？我说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是一个历史学者，尤其是一个历史文化学者的必读之书。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了很精辟的评述，他对从秦汉或者说战国后期，一直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写到了这个地方）的各个时段的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都加以解释。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谈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当然《资治通鉴》专门有表述，但王夫之的分析非常精彩。 他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全然是出于他一家之私，完全是为了他的始皇、二世一直到万万世能够传下去，绝对不是为了天下，而是为了巩固以及使得他的专制皇权得以延续。如果封建就很危险，同姓王、异姓王很容易造反、闹分裂。他实行郡县制，官员都由中央、朝廷任命，而且可以随时罢免，随时调动，这叫做“流官”，流动的官。不像封建时代的贵族是世袭的，那不能随便动摇。关于封建问题，我专门写了一本书《封建考论》，其中也谈到了这一段。 同时他的评述也体现了王船山的理论思维和辩证观念，他认为虽然出于帝王的私心，废封建、立郡县，但是这也使得国家有了安定统一的可能，这就大有利于天下。所以王夫之的一段评论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这个做法是老天爷借秦始皇之私而行天下之大功。这是深刻的历史哲学的思维，而且应该是非常准确、非常深刻的。 像这样的分析在王船山的《读通鉴论》里面通篇皆是，比如汉武帝大用兵导致从文景之治以来国家积淀的财富到武帝的时候都消耗得差不多了，所以武帝的这个做法在后世历来是受到很多人批评的，但是王船山也指出，武帝的这些做法虽然有很大的问题，耗尽天下之财，但是他也使得国家得到了大利，给了正面的评价。 类似于这样一类的分析在王船山的著作中是很多的，突破了不少儒者仅仅只是从所谓的仁义学说出发来论述，而且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把仁义学说小化、弱化的缺点。 王夫之有一个更宏大的见解，把仁义放大，而不是简单的妇人之仁，应该说也是深刻的见解。 所以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也算是我的一本“看家书”，我读这本书可能比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稍微晚一点，这是我中年时候开始读的，而《历史哲学》是我青年时候开始读的，每次翻阅，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 第三本书，明清三大思想家中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我建议学文史哲的人要认真地读一下。我觉得《明夷待访录》把中国古典的、传统的政治学说推向了一个高峰，而且这个高峰完全可以跟当时西方17世纪的作品做比较。 当时西方带有近代色彩的政治哲学，如卢梭的《民约论》（后来翻译为《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思想，这些都成为了我们近现代的政治建构的基础，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若干方面完全可以跟它们相比肩，当然在有些方面还没有达到。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面的第一篇就是《原君篇》。古人喜欢用“原”来讨论问题的来龙去脉，像后来熊十力先生的《原儒》，就是讲儒学、儒家的两种学派。“君”就是国君、王权或者讲皇权是怎么形成的，形成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高度地赞扬“古之君”。 “古之君”用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史的眼光看，就是原始共产时代的部落领袖，后来在我们的骨髓当中把他们理想化，譬如黄帝、炎帝，以及尧、舜、禹这些古代的圣君。这些圣君为什么一向被人们所崇仰？那就是他们是“天下为公”，他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公”，为了大众，天下最劳苦的事情自己来干，把天下好处都给大家。 所以他说“古之君”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古之君”只有那些道德最高尚的人才去干。在古代有很多这种记载，像尧、舜，当时推某一个人来干，那个人坚决不干：这个事情太苦了，不干！只有尧、舜、禹这些人出来干。黄宗羲高度赞扬这些“古之君”。 而关于“今之君”，首先要注意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包括儒学的很多重要经典，都有批评帝王的思想和言论，尤其孟子谈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的思想，还有很多批评君王的例子。但是在黄宗羲之前，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即无君论者，像阮籍、嵇康就是魏晋南北朝时的无君论者，否定君，主张回到原始时代。 但是黄宗羲还是“有君论”的，他认为应该参考“古之君”的做法，而他对“今之君”是全盘否定，不是对“今之君”做的事情全盘否定，而是说不像以前的论者是区分明君、昏君、暴君。他认为“今之君”都有很大的问题，这是黄宗羲的《原君篇》里讲的内容。 “今之君”是怎么回事？“今之君”把天下的利都收归己有，把天下的害都让天下的老百姓去承受。所以他说“古之君”受到大家的敬仰，而且过了几千年大家还在敬仰。你看孙中山先生走到全世界，题字题得最多的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就是“古之君”的做法。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阮籍、嵇康等把君主废掉，回到原始社会的思想，那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其实黄宗羲的这种思想、孙中山提到的“天下为公”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总结的关于巴黎公社“三原则”的思想，就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一致的。 第二篇是《原臣》，讲臣子，他谈到一个思想，我觉得在今天就应该把它刷成横幅标语的那种样子以广而告之，就是臣和君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不是主奴关系。他说臣和君是什么关系，就好像一些人扛木头，前面的人唱“呼”，后面的人唱“嘿”（前者唱邪，后者唱许），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君臣是主奴关系，提出“君臣同事”论很了不起。 再比如他的《学校》篇，他认为学校不仅应该是一个教育机关，而且应该是一个议政的机关。他提到要“公天下之是非于学校”，是非不能仅仅由朝廷说了算，还要学校代表民众来议论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这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些思想，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但不是简单地搬过来。 “公是非于天下”很重要，把是非公之于天下，这也是他很了不起的思想。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还有很多篇，比如他的《奄宦》讲宦官，明代的宦官干政特别厉害，我30年以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明代宦官干政考略》，宦官能够干政就是绝对君权的产物。 黄宗羲认为君主集权时，君主们和普通人一样，杰出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平庸之人，还有少数是坏人，君主也是如此，杰出的君主也是少数，可能唐太宗、汉武帝算是，但是有很多是庸君，还有很多是暴君，所以才产生了绝对君权下的严重的宦官干政。 接着就想谈《置相》篇，就是“恢复丞相”。他在《置相》篇里讲丞相不是世袭的，君是世袭的，世袭的人里面只有少数是杰出的，大多数都是平庸的，还有一部分是非常糟糕的，他当时也没有办法去否定君主世袭制，而丞相、大臣是精选、推举出来的，最杰出的人才能够当丞相，所以他认为丞相太重要了。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呢？ 因为洪武皇帝朱元璋废掉丞相是明清两代君主集权走到极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丞相是推举产生的，所以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丞相有很多。《置相》篇分析得入情入理，他不是在讲空话，而是讲得真的有道理。 他分析为什么宦官会产生，第一代的君主一般不会重用阉宦，因为他有雄才大略，而且他对下情很了解。黄宗羲在这里分析得很有意思，他说后来的君主都关在九重之内，从小陪着他的是谁呢，就是宦官，那么他以后必然会重用宦官，他害怕又不相信外官。 所以明代有的把宦官称作“大伴”，就是从小陪伴他，或者叫“伴伴”，他就是这些宦官带大的，比如刘瑾、魏忠贤这些人，而且他们把明代搞坏了。以前很多朝代里宦官是不许认字读书的，明代为了让他们来参加政务，包括让他们批奏章，就请了很出色的儒生来教宦官念书。尤其到了明中后期，宦官不仅识文断字，而且文化水准都很高，使他可以更好地去干政。所以黄宗羲做的一些分析都入情入理。 黑格尔把古希腊称作是“欧洲人的精神家园”。我们的先秦诸子，到后来像“顾、黄、王”这样一些思想家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像顾炎武区分了“天下”与“国家”，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当时明朝被清朝灭了，有些人是如丧考妣，对朱明王朝的覆灭悲痛不已。顾炎武也悲伤，他曾经参加甚至组织抗清的活动，但是他认识到了超乎一般的一点，就是“天下”与“国家”的区分。 国家是为君为臣者的国家，“肉食者谋之”。而天下则不然，天下是天下人的，所以，天下的兴亡，“虽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到近代的时候，梁启超先生把它概括成很精炼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是把顾炎武的一段话精简了，精简得很好。 一个低贱到没有任何功名、没有任何地位的匹夫，对于天下的兴亡都有责任，因为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包括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天下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们都有责任。我看现在有些电视剧就把这句话给“阉割”了，说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忘记了顾炎武当时的苦心和他的精义。 这些重要的思想家实际上都很了不起，一直到清末民初又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包括五四前后，他们都向我们提供了建立义理系统的非常丰富的资源。当然 “学也无涯，生也有涯”，所以一定要有“看家书”。 张世英先生也没有把黑格尔的所有书都说成是他的看家书，他也是专攻《小逻辑》《大逻辑》。古今中外理论的书也多得很，我也仅仅是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做我的“看家书”。“看家书”是20世纪90年代我和张先生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一个概念，但实际上自己是“暗合”了这个概念，以前没认识到，以后就更明显了。 所以要提高我们的义理水平、理论水平，要认真地去阅读、钻研这些经典，不是随便看一下，而且你可以挑选经典，我并不是推荐《大逻辑》《小逻辑》《明夷待访录》这些书，而是要根据个人情况，你的专业、爱好等等选择你的“看家书”。 （以上文字节选自人文杂志》2018 年第 4 期，原标题：《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图片来自网络。）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3年2月4日农历癸卯年正月十四日节气“立春” 立春月令解 立春，正月节。立，建始也，五行之气，往者过，来者续，于此而春木之气始至，故谓之立也，立夏秋冬同。 立春三候： 一候东风解冻。 二候蜇虫始振。 三候鱼陟负冰。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绘画：圃生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