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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紫含 我们知道HG书籍装帧工作室主人胡瑾女士是衢州人，还是几年前的事了。视频里，她将张爱玲的《流言》拆去封面，“小心地去除书脊里的旧胶水，再一叠叠拆开。把渗透进缝线孔里的胶水去掉，擦拭夹杂在书页中的，几十年的灰尘。” 如此清理干净的书，对于一场过程可能涉及一百道工艺的装帧来说，才算得上刚刚开始，而对于书籍主人来说，心爱之物的第二次生命旅程，也终于拉开了序幕。 一下子就被吸引。完全是一个新的领域——将一本书拆开，发黄的纸张去酸，去污，重新装订，根据主人和书的特点，设计封面款式，选取材料，运用皮革拼贴工艺、切金箔、缝制堵头布、书口湿拓染色、古法刷金等等工艺装帧一本书籍——对于爱书之人，这过程，绝对是一个暴击性的治愈。 HG装帧师胡瑾把它称为“书的剖解：手工装帧之美”。 一百道工艺，不夸张，若是看过胡瑾的工具柜，看那五六十个工具，是会迈不开腿的。几个人围着六边形两层玻璃柜，看了很久。 那是一个中古柜，最早的用途应该是用于展示珠宝，所以三个面都有镜子，用来观看物品的另一面。有烫金的工具，铁制木柄，圆型，工字型，方型，圆型的那把最长，也最爱看，想象它们被拿起使用时的样子。 也有几张金箔和皮革制成的花朵图形展示。花朵非常细小精致，展厅讲解老师说，制作这些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还需要绝对的静心和耐心。胡瑾和她们说过，割金箔的时候，是要屏住呼吸的，因为呼出的温度和湿气会影响金箔成型的图形。 书籍装帧工具既熟悉又陌生，约略知晓功能，叫不出名，只能摘抄HG的介绍：烫金字模及夹具，各种材料的刮刀（有骨刀，特氟龙，德尔林，黄铜等材质）、皮革削薄刀、竹节定型夹、各种皮革、装帧布料、湿拓纸、丝线，麻线等。 几个工具控狂喜中。可能人类进化出两只不安分的手，就是喜欢敲敲打打、剪剪裁裁，一边创造一边破坏的。 最爱看的是书脊。看视频知道这些脊里面有装订的丝线、麻线，不同的装订方法留下不同的线条，很美，可惜成书后就看不见了。而我知道，那些装订的线条和粘合它们的过程，有多重要。 可能和自己的职业有关吧，工作时会装订资料，师傅扔下一个榔头，一个粗长钉子，一团麻线一枚针，看一遍便上手了。年轻时性急，并不注重线的走向，缝好粘好就完事大吉，直到多年后遇到一个将资料装订得像新买的书本的同行，装订好的资料有着直直的挺括的书脊，一本本竖放在架子上，又庄重又整洁的时候，装订之美，突然在心中觉醒——或圆或直的书脊，在于装订、粘合、敲打、磨合，每一关都需要时间，纸张的粘合成型，需要双手一遍一遍的摩挲。 而今装订，虽然用的都是全自动打洞，加热塑料管固定纸张，但仍然可以在封面粘合的过程中，用手做出一本有脊梁的书，只不过没有人愿意浪费时间罢了。当然这也是题外话了。 来前并未想到，一个以书籍装帧为主题的小众展览，能看到的内容如此丰富，工具，材料，过程，最后抵达艺术——展览名“书象”，是大格局的，书，包罗万象，从形式到内容，只要能想到，皆有存在的可能。 沿着地面粘贴的标识“Books”走进上海图书馆东馆展厅，蓝嘀咕，这一竖未出底横的“书”咋像个玉字？玉象？其实也可，书中，可不自有黄金玉嚒？ 在存列几本欧洲古典装帧书籍柜前看了许久，每一本都喜欢。细细看一本烫金紫色底，四周配三齿绿叶的书，想象装帧师用镊子夹起裁剪好的叶片，一片一片放进刻好的模型里，一丝缝隙也不差，完美贴合的同时，一幅事先设计好的画作也在完成，一本带着审美意义的书籍正在趋于诞生，生命被创造出来，带着一种目的和诗意，手工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吧。 手工的意义也代表着寂寞、等待，代表着严谨、秩序的维护和逻辑性的美学，代表着人类使用工具对理想和完美世界的追求和征服之欲。看展过程里，数次想起童年时的游戏过家家，想起女孩们给破残的娃娃缝制衣服，男孩们用小刀削竹片木头做武器——手工的消失是长大成人养家糊口的必然，而手工的存在也许是对记忆不肯磨灭的保护，它凭的，不仅是热爱，还有更深远的，我们记忆深处的纯真。 胡瑾常说，她做的每一本书，都“独一无二”。主人独一无二，书籍独一无二，技艺材料都属于他们。一本独属于自己的书，像时光一样伴随着自己，旧了，破残了，在装帧师的手里，是修旧如新，在主人的历程里，是起死回生吧。它是装帧的艺术，更是生命。 网络里，不喜欢重复自己的胡瑾被喜爱她的人亲热地称呼“胡胡”，她做书，也做书盒，那些具有保存书本功能的书盒，精美绝伦，也独属于那本受到青睐的书。 展厅里，重复播放她装帧董桥《双城杂记》的过程，记得她说过，有些书，做了几年，做好之后，舍不得归还主人了。 “这本书之后的生命，就拜托你了！”这样郑重其事的托付，这样的情景和话语，身边也有做手工的人这样说过。美，可以让人感觉多么幸福。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抗吴”，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邢 周一良和陈旭麓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周先生生于1913年，陈先生生于1918年，从70年代到80年代，他们有一段相似的境遇。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第七节，这一节的题目和书名一样，就叫“毕竟是书生”。由此也可推测作者对这一节的重视。 我之所以感兴趣，有一点个人的理由，就是曾经和高增德、谢泳两位好友一起讨论过文革中的写作组这样一个鲜有人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当事人的回忆录极少涉及，而周先生的回忆录十分坦率。 他先回忆了文革初期挨批挨斗争的情况──这方面和别人回忆的开放度无异；接着就回忆了1974年被北大党委从历史系调到“梁效”写作组的经过──这是具有相似经历者大多讳莫如深的，尤其是梁效成员受审查的一段，此前更是无人涉及。 周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态度，简而言之，一是说明他和另外几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并未参与阴谋；二是理解知识界谴责梁效成员的义愤；三是如实叙述了他受审查的心态，包括视为“无耻之尤”的郁闷心情。作为不了解内情的读者，我感觉周先生的态度是如实而平和的。 陈旭麓先生和上海市委写作组是什么关系，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文字材料，只是在《陈旭麓文集》第四卷中看到一点蛛丝蚂迹，比如他在给郑云山、左步青等人的信中都谈到这一点。 他没有来得及留下回忆录，只是从这些信中知道，他因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般性问题”，被折腾了七年，“代价是六十岁变成了六十七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里对他晚年的经历也有含蓄的记录。可惜，文集附的《陈旭麓先生传略》将这一段略过了。不知道是作者写了没刊出来，还是因为作者是陈先生的学生，爱师心切，故意回避。 学者进入写作组被认为是是严重的历史污点，和任伪职，当汉奸相仿佛。我却以为，把二者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因为历史环境毕竟不同。 从整体上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留下了可以自豪的篇章，就是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保持了人格操守的也很多，周作人那样的失节者，毕竟是极少数，在当时也为公众所不耻。在异族入侵时，坚持民族操守，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 文革毕竟不同于外族入侵，而是内部动乱，是以政权和执政党名义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十年代以来，就没有独立的空间，与政权的关系成了皮毛关系。为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效力，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躲不开的义务。尤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充当革命动力，就得充当革命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选择。想要置身局外，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苦恼，不是因充当革命动力，伤害了同事和朋友，引起了良心的内疚；而是想充当革命动力没有资格。 在这方面，只有少数过来人，如邵燕祥先生。表现了如实地直面历史、直面自我的坦率精神（《人生败笔》），而更多的过来人，提到历次政治运动，往往只说自己如何“走麦城”，挨批斗，不提自己当年勇，如何过五关，斩六将。 其实，五十年代的作家学者，哪个没有批判过胡适、胡风、没有声讨过右派、右倾？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有一点区别，就是站在前台的江青已经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反感，而真正能够从思想上拒绝真正的决策者，当时又有几人？ 写作组吸收学者到其中效力，是以政权的名义，以执政党的名义，并不是以哪个帮派哪个团伙的名义，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都无可选择地隶属于所在单位，谁能拒绝以组织名义分派的工作？就算当时有人拒绝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只能找一点巧妙的借口。多数人的实际情况是既不想拒绝，也拒绝不了。冯友兰如此，周一良如此，陈旭麓也如此。 八十年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在历史的大变动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愿望，不同的诉求。有人着眼于从此杜绝政治运动，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摆脱人为的阶级斗争的阴影；有人则希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出一出当年挨整的恶气。 从境界上讲，当然是前者更高，只有真正进入这个境界，中国的政治文明才能升华。当然，后者的心理中也包含着某种义愤。义愤不可一概否定。但感情用事，就不一定能把事情办得公道。 周一良险些没当上博导，陈旭麓多年评不上教授，总不能说是公正的。在治魏晋南北朝史方面，影响超过周一良者有几人？在治中国近代史方面，成就超过陈旭麓者又有几人？今天教授中不学无术者随处可见，博导中滥竽充数者也不胜枚举。当时如真的把周、陈等排斥在教授、博导之外，岂不酿成新的笑话？好在周、陈二位，在不愉快的时候，能够倾力于学术，总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改革开放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宽阔了许多，不再别无选择。然而，就是在今天，许多知识者仍然把递奏折，当幕僚作为自我发展的终南捷径，在如何接近权力、投靠权力上倾注了过多的注意力。 知识分子应当向社会贡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但这种贡献是从独立的立场出发还是从依附的立场出发？是一味按图索骥、投其所好，还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大问题。要说从上一代人陷入写作组的悲剧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我想首先就是这个问题了。（1998年）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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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赵良杰 民国26年，《内黄县志》总编韩兆麟先生为志书写下诚恳序言：“自光绪十八年以来，迄今民国二十六年，已五十年之久，幸有周君余德、曹君秉仁、张君清泉、司君庚光、陆君绍言、孔君庆升等对于邑乘，注意累年，采辑荟萃，煞费苦衷。本欲付诸剞劂，以广其传，奈因外患已起，工资绵薄，不敷支用，无奈暂为保存，不能遂其志愿。惟望后之热心邑乘，志同道合之友，起而代为续办，以总其成，俾传永久。” 韩先生却不知道这本志书后来背井离乡，颠沛奔波，历经45年后才得以面世。 幸有周宋村周余德先生视此志书如命，携稿藏身，辗转流离，1937年周先生携稿逃难信阳，1938年再携稿迁居内乡师岗，1945年又携稿躲避陕西武功，1948年再携稿到湖北羊楼洞，1949年携稿回河南郾城，1950年周先生托孔庆臣将志书捎回内黄，1951年周先生去世。1957年孔庆臣从内黄三中被遣送河北魏县，1967年孔先生去世，这部志书便失踪无觅。可以想见这部志书随周先生经过乱世长夜，窥见一线光明却又埋没尘世，志书上近百年的生死歌哭将化为尘埃，这部志书躺在世间的某个角落该有多痛苦！ 时间又过了15年，1982年内黄县志总编室在《河南地方志综录》上看到了这部志书的名字，失踪的志书收藏在天津图书馆，经过联系协调两个月后奔赴天津，终于见到了这部失踪44年之久的志书手稿，这该是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和激动啊！这终于可以告慰诸位先生编辑收藏之苦难，精心复制了两套带回内黄，这部志书才得以荣归故里，重见父老。想起陈寅恪先生的诗句“后世相知或有缘”，是啊！未知他朝重相见，后世相知或有缘。却又想起“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周先生十二年间战乱逃难三省五地，人书不离与书偕行，可谓惜书如命，困苦之际托命故人，仁义尽矣。从1967年至1982年十五年间，这部志书如何从内黄辗转千里到达天津？又如何隐身天津图书馆？至今仍是无人破解的谜语，或许这世上再没有人知道它的辛苦了，这或许也是历代志书的宿命吧。 （图1-3由作者提供，图4-5来自网络） Continue reading

赵克 绘 欧·亨利 小说 The Last Leaf (1907) by O. Henry A SMALL PART OF THE CITY WEST OF Washington Square, the streets have gone wild. They turn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y are broken into small pieces called “places.” One street goes across itself one or two times. A painter once discovered something possible and… Continue reading

文/ 彭建新 新安街，位于硚口区东部、长堤街以南，呈南北走向：南起大夹街，北至六水街。 新安街，长仅177米、宽不足6米，“个头” 虽小，却是条很有年头的明清老街。 如果对新安街这名字比较生疏的话，那么，提起新安市场，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武汉人，肯定会作恍然状：噢，新安市场唦！就是那个随么事都买得到的新安市场啊！晓得晓得！ 的确，新安街，得名于新安市场，而新安市场的形成和繁荣，又不得不提及新安书院。 新安书院又叫徽州会馆。明清时节，汉口以九省通衢之利，跻身中国四大名镇之列，引来百商云集，尤其是汉正街，商机无限，人气发旺。来汉正街做生意的外省人，就扎帮在汉正街周遭的街巷里，建的建会馆，修的修书院——所谓书院，除了延请塾师，为本帮子弟课读之外，亦兼具会馆聚会议事的功能。汉正街周边街巷里的诸多会馆中，徽州会馆年头最老。据相关史籍载，康熙七年（1668年），徽州所属歙县、休宁、祁门、婺源、黟县、绩溪等县在汉商人，集资建起了自己的会所，因以上六县皆在新安江流域，历史上同属“新安郡”，故会所取名“新安会所”。徽商是很讲究儒雅经商之道的，二十七年之后亦即康熙三十四（1695）年，他们把新安会所扩建成新安书院。书院内供奉的神祗，除孔子之外，还专供朱熹，且为之建起魁星楼和紫阳坊。南宋大儒朱熹是安徽婺源县紫阳镇人，所以新安书院又叫“紫阳书院”。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徽商在书院南面修了一条新街，一头接新安街，一头通他们于雍正十三（1735）年在汉水边的码头——新安码头，从而完成了徽商在汉口的“系统工程”。 看到徽商如此重视基础建设，其他在汉正街一带经商的商帮，也意识到扎堆并建会馆对彰显本帮势力从而扩大本帮影响的重要性，认识到基础建设、子弟教育对发展本帮生意具有战略意义，就纷纷在新安书院附近建的建会馆，修的修公所：道光十四（1834）年，晋陕旅汉商人，筹资共建了山（西）陕（西）会馆亦即西关帝庙，作为山西陕西同乡联谊、绅商聚会、休闲议事的场所；其后，附近又陆续有了广东会馆、宁波会馆、江西公所。由此延伸开来，附近陆续兴建了一些商帮各自用于祭祀的寺庙——在清代汉口地图上，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不是藏在深山而是在闹市招摇的袖珍型的寺庙：凤龄禅寺、沈家庙、准堤庵、解脱庵……为便于交通，商帮们还在有水凼沟渠的街巷间修了一些石桥，这些石桥工程虽然不大，但石桥都有些吉祥的名字：延寿桥、九如桥、保寿桥……有了会所，交通也便利了，各类店铺行栈就像雨后春笋样地冒了出来，终至形成了一条可与汉正街比肩的繁荣的街——新安街，且由街而进一步发展成商铺林立、行栈栉比、作坊麇集的老汉口最繁荣的市场——新安市场。 很长一段岁月里，新安街一带，所居大多为安徽人。他们到汉口定居之后，为生存发展，一方面不得不入乡随俗，尽可能地融入汉口的码头文化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对各自故乡的情愫，又难以释怀，同是安徽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仍执着地固守着原籍的乡俗。对这一点，叶调元在《竹枝词》里吟道：“徽客爱缠红白线，镇商喜捻旱烟筒。西人不说楚人话，三处从来习土风。”在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里，还有生动描写徽人祭祀的篇什—— 楚人做祭极平常，不及徽人礼貌庄。高坐灵旁宣诔祝，只如平常读文章。 在这首诗后，调元先生特注如下：“徽祭，正立垂手，恪守执事。本地祭，生员六人分坐灵旁，别无所事，惟轮流读文而已。”他老人家对徽州人祭祀祖宗的认真劲大加赞赏，绝对不像我们汉口人，举行祭祖宗的仪式时，连站都不站，坐着读祭文，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敷衍了事，态度一点都不虔诚。 也是，在汉口做生意的外省人，多如牛毛，在激烈商战中，徽帮得以脱颖而出，得以在血腥的帮派斗争中成为一方翘楚，兴旺发达，余绪绵绵，除了他们的精明加努力，或许与他们的这份虔诚有关罢。 世事转蓬，人算不如天算。武昌首义之后，清朝政府为了扑灭辛亥革命的燎原之火，派冯国璋部南下镇压。在黄兴指挥下，汉口民军与清军激战多日，终至不敌而退走汉阳。惨烈的汉口保卫战失败之后，冯国璋为泄愤，狂焚汉口，一时间，汉口烧成一片火海。在这场人为的回禄浩劫中，新安码头到新安书院、新安街到新街，被烧成一片废墟。此后，这一带虽挣扎重建复业，无奈落花流水，繁荣难再。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形成气候，新安街和新安市场才又重萌生机，并迅速发展膨胀，其繁荣热闹，远胜当年——     眼下，临汉正街街面的紫阳商场，即昔日紫阳书院亦即新安书院旧址，当年来汉上创业的徽商先辈，如泉下有知，定会含笑唏嘘之余，为之浮一大白也！ （以上内容选自作者公号“汉翁漫笔”，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邢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李煜的《虞美人》，已经流传千载。有两位当代学人，由此获得灵感，创办了一个史学平台，每期都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题头，这便是郑仲兵、李宇锋主编的《往事》。 郑仲兵是福建人，1939年生，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中两度蒙冤入狱。在胡耀邦干预下平反昭雪。他在中宣部工作多年，曾任《新观察》副总编、《精品》总编，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任上退休。他患上癌症，经历了手术、化疗、放疗，却没有放弃思考与写作。 李宇锋是山东人，生于1963年，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前途似锦的年纪，却患上重病，多次手术，只能坐轮椅活动。 他们两位的年龄相差24岁，共同的志向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在2004年创办了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对历史进行抢救、发掘和整理。他们对历史当事人进行采访、录音、录像，还举办研讨会、编辑图书等，并建立了史学交流平台《往事》。郑仲兵先生是平台的主心骨，李宇锋是平台的实际主持人，承担了组稿与编辑的大部分工作。 如今，他们两位已经成了古人。李宇锋是2016年12月31日去世的，享年53岁。郑仲兵是2023年11月18日去世的，享年84岁。 最近，我重新通读《往事》。鲜活的生命力扑面而来，让我重新思考这个平台的史学价值。 《往事》诞生于2004年9月，结束于2017年2月，历时13年，共出版134期。每期一个主题，一般只发一篇文章，偶尔刊发一组文章。所有内容加在一起，总计280万字。它以印刷品和电子版两种方式，在同仁间小范围流传。作者有100多人，读者估计不超过几千人。但它的史学意义，却不因两位主编的离世而消失。 中国的史学，源远流长。从源头起，就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传统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唯帝王马首是瞻。一个传统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后一个传统的代表。 当代史学，如何面对政治权威，也存在不同的选择。仰其鼻息，投其所好，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固然可以获得眼前利益，短时期可能大行其道，但岁月无情，泡沫终究是泡沫。 有出息的史家，还是会选择司马迁代表的良史传统。 李宇锋曾表达《往事》的宗旨：尊重历史，就是不为利害、好恶、而歪曲、编造、增隐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它关心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和遭际，并试图在这一基础上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和重新评价；它将成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对历史真相感兴趣的人们的交流平台。他们既是作者也是读者。 李宇锋还说：它的目标非常有限，只想在开满天窗的某一段历史中，寻一点真相，做一点注释，只想以陈述者个人的名义，为把历史从宏大叙事的神话，从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和成王败寇的权谋主义之下解脱出来，略尽绵薄之力。 《往事》十分低调。甫一问世，就被刮目相看。它既有史述，也有史论。史述主要是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它拒绝平庸，选题精粹。很多文章，都能引领读者穿越遮蔽，进入独特的历史天地，让人耳目一新，猛然醒悟。 我曾向多位关注当代史研究的朋友推荐，也曾到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参加过几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在《邱会作回忆录》和《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等讨论会上的发言，在《往事》上刊登；张显扬回忆理论务虚会的文章，也是在我们口述采访基础上充实而成的，这都让我感到荣幸。 中国的史学平台数以千计。《往事》存续期间，有《炎黄春秋》等平台存在，所涉范围大体相似。郑仲兵、李宇锋也是《炎黄春秋》的作者。在《炎黄春秋》之外，还有创办《往事》的必要吗？回头看，十分必要。虽然《炎黄春秋》发行量更大，传播面更广，但《炎黄春秋》是公开发行，不能不受语境约束，不得不自律性地设限，回避某些禁区。《往事》不公开发行，仅在小范围交流，不需要和审查机关打交道，发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空间就大得多。当然，这只是可能性，真正拓展还需要见识和胆魄。郑仲兵先生有独特的优势。他人脉广，许多一流学者都是他的莫逆之交。他和李宇锋以开放的胸怀，吸引诸子百家亮相。曾经在这里发表文章的李锐、吴江、冯兰瑞、朱厚泽、戴煌、邵燕祥、王年一、张思之、李洪林、张显扬、阎长贵、刘家驹、迟泽厚、吴小龙等，都已先后去世。郑仲兵晚年没有出版整本著作，多篇精彩文章，亦仅见于《往事》。比如他和傅高义的对话，别处就看不到。 《往事》虽然在七年前划上了句号，但它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继《往事》之后，《记忆》《昨天》等电子刊物陆续诞生。创办者都是《往事》的作者。他们是否受其启发，要由当事人来回答。这些民间史学平台，都保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不事张扬地推进着当代史研究。国运艰难，史不绝书。爝火不熄，他们为将来的中国史学史，书写了绕不过去的一笔。 （原载公号“丁东小群”，原题“往事知多少”，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