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过早》

武汉市江汉区花楼街 拍摄时间:2019年7月

序文/ 董宏猷,摄影/ 张建忠

最近秋凉,却夜夜多梦。梦里都是童年往事,都是在汉口的大街小巷过早,醒来不禁感慨万千。究其起因,当是张建忠先生的邀请,为他的摄影画册《过早》作序。

武汉市硚口区电业路 2018年9月

对于摄影,我只是个爱好者。但仔细欣赏品读建忠先生的作品后,却浮想联翩,欲罢不能。很早就听闻建忠在摄影界的大名,常常听说他又去大凉山了。见到他,便是在他的《远山的记忆》大凉山摄影展上,凝重的黑白影像,凝固的生活瞬间,令人震撼,真实地记录了大凉山彝族人民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现实。而摄影家的人文情怀,对现实的关照与思考,以及博大的爱,此时无声胜有声,全都凝聚在一帧帧动态的多元的影像之中。

武汉市硚口区电业路 2018年9月

从此我记住了张建忠,一个执着严谨低调的摄影家。大凉山只是他执著观照的对象之一。他习惯一头扎下去,5年里,10次出入大凉山腹地,历尽艰辛,锲而不舍,拍摄了10多万张照片。这哪里是一般的创作与观照,而是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摄影艺术的追求与探索中。

武汉市江岸区铭新街 拍摄时间:2019年5月

与大凉山的凝重不同,建忠这次呈现的,是武汉人过早。

武汉市硚口区电业路 拍摄时间:2018年5月

说起武汉人过早,就像说广州人喝早茶,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风景与文化现象。其不同之处,广州人是坐在优雅的茶楼里,边饮早茶,边吃早点,慢悠悠的。而武汉人过早,则是在户外,路边,简陋的塑料椅凳,嘈杂的街头环境,匆匆忙忙,甚至边走边吃。满大街的早点摊,满大街买早点的人,满大街边走边吃的人,构成了武汉最独特的风景,最活色生香的晨曲。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南路 拍摄时间:2018年10月

武汉人的“过早”,是视为与“过年”,“过节”,“过生日”同样重要的。是与武汉独特的城市发展史密不可分的。

武汉市武昌区户部巷 2018年10月

作为中国“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武汉自古就是一个“大码头”。现代考古证明,远在商代中期,武汉就萌芽了城市――盘龙城,而盘龙城的主要功能,便是军事、物资的中转。春秋战国,武汉属楚,楚国多江河湖泊,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千百年来,行政隶制虽分分合合,但城市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水陆交通之枢纽,商品集散之码头。翻开一部唐诗,诗人们来到武汉,不是“送别”,就是“晓泊”。而匆匆停靠之际,武汉给他们的印象,便是 “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水陆码头。及至清初,汉口成为四大名镇,后又成为天津条约中的通商口岸,从此,武汉的沿江两岸,不但密布了自古以来的“土码头”,而且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由洋人控制的“洋码头”。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南路 拍摄时间:2018年10月

水路如此繁忙,陆路呢,则因了京广铁路的贯通,使武汉迅速成为京广大动脉的中心点,武汉的码头色彩,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武汉的城市功能,武汉的发展与繁盛,武汉被外国人称为“东方的芝加哥”,皆因了码头而做了许许多多的文章。

武汉市江汉区花楼街 拍摄时间:2018年10月

有了码头,就有了靠码头吃饭的人。尤其是那些底层的码头工人,以及围绕着码头形形色色的商业与服务业。武汉天气湿热,清早就要到码头扛苦力的码头工人们,没有时间闲坐饭馆。他们要的,一是“快”,二是“饱”。出体力流汗多,需要补充盐分,于是,武汉的早点普遍呈现快餐化和重口味。它是劳动的需要,生活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这样的“内容”,便决定了它的“形式”。即不拘一格。街头,路边,码头边,乃至边走边吃,形成自己独特的早餐文化。

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 拍摄时间:2018年10月

码头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武汉人,影响了武汉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影响了武汉面对世界的个性表达。

武汉市武昌区大成路 拍摄时间:2019年5月

码头的功能是什么?是集散与流通。是人的集散与流通,物的集散与流通,信息的集散与流通,风俗的集散与流通。所谓“来如行云,去如流水”,坐而能知天下事,一日看尽五洲花。于是,码头文化给予武汉人的,首先是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是包容不狭隘的心胸,是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开拓意识。武汉人不排外,多包容,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兼蓄并收,皆为我用。因此,中国的居多大城市中,只有上海和武汉的前面才冠有“大”字,“大上海”、“大武汉”。所以称“大”,不仅仅在于面积,更在于包容也。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正街 拍摄时间:2018年8月

于是,武汉的早点品种繁多,十分丰富。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长江日报》开设武汉小吃专栏,那个时候的粗略统计,武汉的早点品种,已经逾百。蔡林记的热干面,老通城的豆皮,谈炎记的水饺,顺香居的重油烧梅,田恒启的糊汤米粉,福庆和的牛肉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包容兼济,美不胜收。难怪香港美食作家蔡澜在到访武汉之后,将武汉称为“早餐之都”。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路 拍摄时间:2019年11月

请原谅我如此阐述武汉的早餐文化。因为不说清楚武汉人过早的缘由,就无法真正理解建忠一年四季坚持拍摄过早的美学思考与纪实意义。

武汉市江汉区福建街福建巷 2018年10月

毋容置疑,建忠过去拍摄的大凉山,藏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凝重。而这次拍摄的过早,则充满了人间烟火,市井风情。大凉山和藏地呈现的是远方,是“异”,武汉人过早呈现的是身边,是“同”。然而无论是远近,还是异同,这些自然的黑白世界,内核依然是“诗”,是蕴藏在作者心中对于人民,对于平凡的百姓,平凡的生活滚烫的大爱与热情。

武汉市硚口区电业路 拍摄时间:2019年7月

纪实摄影是以“人”为主要反映对象的,强调的是真实、客观地再现人的社会生活。真实性、客观性,是纪实摄影的生命线。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社会生活是具有差异性的。决定这种差异的,是独特的文化。在建忠的镜头中,武汉人的过早,是真实的,客观的,包括在街头路边过早的随意性,简陋性,以及周边环境的杂乱无章。但这种杂,或者杂糅,恰恰是武汉的特点之一,武汉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在饮食上,是北方的面文化与南方的米文化的交汇点,是川湘之辣、江浙之甜、闽粤之清淡、徽鲁之厚重的交汇点。东西结合,南北杂糅,恰恰是武汉文化的特征。而武汉人过早的率性与随意,一方面是码头文化的浸润,更重要的,是楚文化的传承。

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 拍摄时间:2019年7月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叶调元刻印的《汉口竹枝词》,第一次将吃早餐用“过早”一词表达:“小家妇女学豪门,睡到晨时醒梦魂;且慢梳头先过早,糍粑油饺一齐吞。”在那个时代,连小家妇女过早时,都这么豪爽粗犷,可见楚地侠武之民风源远流长。同时,杂糅的特点,就是包容,就是海纳百川。武汉早点的丰富多元,形象地展示了这一文化特色。因此,建忠用摄影语言精准地展示了武汉多元杂糅,包容大气的文化特色。一句话:建忠对于“过早”的选择,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想通过纪实影像,再现武汉的文化特色,城市之根的。

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 拍摄时间:2019年4月

建忠在当下选择发表《过早》的作品,我想,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武汉市江汉区福建街福建巷 拍摄时间:2018年9月

美国著名摄影家多罗西娅·兰格曾经说过:“纪实摄影记录我们时代的社会场景。它映照现在,为将来保留文献。它的焦点是人与人类的关系”。摄影大师爱德华·斯泰肯也曾经说过:“摄影的使命是向人类解释人类,向每个人解释自己。”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崭新的影像文化和视觉文化的时代正在飞速到来。全球化会迅速地解构抹平这个世界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性是人类几千年来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的具有个性与特色的文明。

武汉市江岸区惠济二路 拍摄时间:2019年6月

因此,保护这些差异性,保护本土文化,便显得格外地重要与迫切。这些差异与特色,已经不能用肤浅的“风俗”,“风情”来阐释了。这是关乎人类文明的重大课题,也是摄影艺术理所当然的历史使命。因此,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品读建忠的作品的。他的《过早》,就像当年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历史留下了可贵的视觉史料。于是,我便理解了建忠为什么选择了武汉人最有特色的过早方式。就像一个美食家屏蔽了所谓的“杂乱无章”,而给予武汉“早餐之都”的美誉。在这个意义上,《过早》再一次展示了建忠对于摄影题材的慎重,敏感,与责任感。这也是一个优秀的纪实摄影家必须具备的思想品格与艺术品格。

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 拍摄时间:2018年8月

在写这篇序言之前,建忠嘱我少谈摄影,多谈文化。我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在摄影艺术的追求上,建忠是个完美主义者。这从他铆定一个题材,不惜多年,坚持不懈地去拍摄去思考的原因。我还想说,建忠的片子,是耐得住细嚼慢品的。看似随性的抓拍,其实构图用光都是及其讲究的。由于拍摄的是武汉人过早,他最用心的,是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他的每一张片子,看似群像,且都动态,多用中景与近景,但过早的人与人之间,无意间构成精妙的对应关系,活色生香,余味悠长,细细品读,令人点头微笑,忍俊不禁。

武汉市硚口区易农街 拍摄时间:2020年12月

一个优秀的成熟的艺术家,总是在不断地追求与探索,不断地想去超越自己的。《过早》便是建忠艺术征途上的又一座里程碑。祝贺建忠《过早》画册的问世,并期待看到他更多更好的作品。

武汉市江岸区沈阳路 拍摄时间:2021年4月

2021年9月1日于汉口

(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想起阎崇年

文/ 汤旭岩

想起他,总感觉温暖。

这温暖,属于但又不完全限于阎崇年。

(一)路中央,温暖的告辞

过去并未弄懂,究竟为何唐诗经典多有送别一类,现在感觉像是“幡然悔悟”。

当代歌曲,唱的是“送君送到大路旁”,可85岁的阎崇年,却是站在大路中央送我。

路的两边,车来车往!

他这一送,几乎颠覆了我对“送”的种种认知。

可不?光想起,就温暖。

刚开始,他在家说送我下楼,没得商量。都送到小区门口了,又坚持送到我停车的那条路上,这一下,绕着走过三分之二的小区外围,走过整整三面街。边走边聊,他还说今天走起来,感觉这段路特别短。我也接过话茬说,时间应该不会停下来等我们。

停下来等我们的,是暖暖的日头。

沐浴着阳光,缓缓走到路边。紧握双手道珍重,知道我们车在右边,他便说得调头回来往现在的左边走。

调转车头返回,己经是几分钟以后。我无意中往窗外看去,发现刚握手的那地儿,未见阎先生。

行驶的目光,却禁不住“刹车”,停留在了路的中央。

路中央是半人多高的铁栅栏。那手扶着铁栅栏,眼神看向我们的不正是阎先生吗?几缕发丝直起身来,借助风的语言,仿佛诗一样地,传递着先生从容的嘱托。

每每想起这一刻,那叫一个温暖!

阎先生的温暖,特别走心。

(二)传递温暖的嘱托

充满阳光的心灵,一定会时刻传递温暖。

感知这温暖,便是享受。

行进的车闪了闪灯,穿过路口。

阎崇年的嘱托,常常像一盏灯,点燃着你的光明。

他的嘱托,似乎总与读书有关。

在读书人心里,读书当然是最温暖的事情。

刚刚离开阎先生住宅之前,他交给我四部新著的签名本。除赠送我及孩子两部之外,还特别拜托我分别转送天津和武汉历史专业的学者各一部。

将赠书装进牛皮纸信封后,阎先生一遍遍书写“烦交”谁谁等敬语。看到字迹未干,他站起身,抽取并小心翼翼地用纸巾按压,避免跑墨。

说时迟那时快,我抢拍了一张特写。

现在想起来,也深究不着出自什么动机,或许就是心头一热吧。

遵阎先生之嘱,代为转赠签名新作,对我而言算是常规“使命”。

可是这次,却显得不同寻常。那是因为阎先生专门告诉我,他将在这一年内,给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研究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

顿时,我感觉手上捧着的著作,沉甸甸的,分量非同一般。

于是乎,当即请人联系了冯天瑜先生,告知阎先生签名赠书,系文化史专著《森林帝国》。冯先生则一边称道“雪中送炭”,一边表示“着即”准备回赠之书。

与此同时,我也不由自主地翻开感觉还保留着阎先生体温的《阎崇年自选集》一书,旁若无人地重读起来。

时不时地,还会将目光停留在扉页上,因为从那里阎先生的题字,可以读出书如其人的温文尔雅。阎先生的签题很讲究,整页呈“书法作品”式,钤印含署名印、压角闲章。

通过书,输送读书人的热情,还真是神奇。

我感觉,书是温暖的导体。

兴之所至,我通过车上Wi-Fi上网连接电脑,调看上次受赠的《阎崇年自选集》,对照着细品先生的签名情形。

毫无疑问,书籍一定是读书人温润如玉的信物。

(三)拿出另一本书

换了本书,恰逢车在变道。

拿起另一本叫做《阎崇年讲谈录》的赠书,相当于触动另一些叮嘱。

《阎崇年讲谈录——读史阅世五十年》所收篇目,源于讲座、演讲、访谈等。聊及此书,不知不觉就会涉及湖北省图书馆和长江讲坛。

《长江讲坛》的开坛嘉宾,是众望所归的阎崇年先生。他,曾被尊称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功勋”。

提前一天,各路媒体均已高调报道:《长江讲坛》春天里开坛,阎崇年首讲《读史与修心》,时间2013年3月1日。

所有宣传资料,包括大幅背景布置就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进入数小时倒计时了,工作人员告诉我,阎先生叮嘱主讲的题目,改为《读史与读心》。

得闻此讯,不禁为这一字之别拍案叫绝。着一“读”字,尽接地气,倍受读者青睐。阎先生演讲恰似春风送暖入屠苏,果然好酒一坛,不同凡响。

著书立说方面,也多次领教过阎先生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

除一字之师的佳话外,像车轮转动的速度一样,我脑海里还会浮现先生利用图书馆的相关叮嘱,比如为一书、一序、一画、一名而反复求证,终于拨云见日的故事。

阎先生做学问的态度,足以温暖图书馆。

用图书馆的话说,为读者提供智力保障是为本份。给阎先生的研究之嘱尽责,无异于给自己的知识加热。

举几个例子,短信里现成的。

其一,考据《江陵志余》作序者情况。将湖北省图书馆收藏的多种版本,逐一甄别、去伪存真。虽颇费周章,却其乐融融。

其二,核实明吴伟画作信息。摘录两条短信,一读便知。“汤馆,近安!有一事求教:贵馆藏明朝吴伟《渔雪图》,画面高245厘米、宽156厘米,准确吗?”“报告阎先生:所述《渔雪图》,我馆未收。湖北省博物馆收有明吴伟的雪渔图轴。相关尺幅等信息,可见发给您的两个彩信。”

遇上红灯,车刹住了“遐想”。

(四)枣红色的《三复于兹》

想起《三复于兹:阎崇年和湖北省图书馆》,它是一本自制礼品书。

它体现出咱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理念”。

暖色封面,包裹着暖意。

题为《戋戋小帙  绵绵深意》的编者前言,集中表达着对阎先生的深深敬意。

该书选择“一年”时间“暖念”阎崇年,也考虑到众多湖北“年糕”的感受。

短短一年,阎先生三次参加湖北省图书馆活动,故有“三复于兹”之说,活动包括主讲两场讲座、出席长江讲坛一周年座谈会。

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即演讲盛况、参观之旅、演讲实录、报道集锦。

图文并茂,收照片近40幅。

此刻,这本书存放在北京四年多,它收藏于阎先生的“四合书屋”,也就是我刚才迟迟不舍得离开的地方。

即使匆匆,也忍不住重温书中整合的几个片段。

一一有篇阎先生讲座现场的报道,题为《湖北“年糕”的问候》,其中写到:“最感人的一幕,是湖北读者送上一幅兰花图,提前祝福阎崇年“80岁生日快乐”。“兰花是花中君子,阎老师也是学界君子,希望他健康长寿。”

记录这一幕的照片,也收入书中。阎先生笑容可掬,与“年糕”举起兰花图卷轴,合影留念。

《三复于兹》,实为湖北省图书馆备阎先生伞寿之需。知道这点,湖北的“年糕”,一定超级点赞吧。

一一有张见证“历史”的照片,系阎先生受聘湖北省图书馆荣誉馆长,省文化厅副厅长李耀华为其颁发证书并合影留念。近几十年,省馆诞生了首位荣誉馆长。

一一《中国文化报》发表长篇文章《长江讲坛:聆听思想的声音  沐浴智慧的阳光》,其中写到:从首场讲座阎崇年的“读史与读心”到第六场余秋雨的“解读文化人”,短短一个月,“聆听思想的声音,沐浴智慧的阳光”便成为爱书人的心灵之声。

作为这“心灵之声”的拟撰者,自己重温时诵读一遍,总会有那么点儿暖暖的成就感吧。

一一《湖北日报》记者别鸣以《想了一晚,改了一字》为题,发了一稿,记录阎崇年的“较真”:讲座的题目原定为“读史与修心”,连省图书馆讲坛的大背景,都已印好了这五个字。他一上台,却说:“我昨晚想了一宿,还是把题目改成了读史与读心”。修心和读心,这一字之差,有什么区别?阎崇年一个字一个字分析:“修心,是读完之后再不断修炼。读心,是在读书同时,就要去净化修炼心灵。读心,更切题更合适!”一字之改,讲稿也要更新不少,他并不觉得辛苦。

一一书中详细记录了阎先生的“建议”,他认为:如果我们湖北省图书馆开设一个专室,收集全国各地的,有条件可以收集国外的,所有的讲座出版书、光盘,你要查我这都能查,这就建立了一个全国的讲座资料信息中心,我想这个太有益处了。

重温书本的过程,我并没忽视,我们始终走在和煦的路上。

温暖,也在微笑。

枣红色的《三复于兹》,印了三本。提起该书,马志立博士对他的“得意之作”记忆犹新,至今还保存着亲手编制的原始文档。他清楚地记得:两本首次出现在《阎崇年集》首发式上,随后入驻“四合书屋”。一本入藏、陈列于“全国讲座资料中心”。

接下来,无论车停车行,想起的前方,依然是书。

(五)敬贺《阎崇年集》

想起四个多小时前,到达阎家,我用一声亲切的“阎馆长”,面对他依旧温暖的微笑。

茶杯里,也冒着热腾腾的笑容。咱们不约而同地提及几年前那个五月,想起那次我未曾“亲往”而留有遗憾的座谈会,想起贺信所言“限于职守,不获奔走京华,不胜区区欣慕之至”的“唏嘘”。

座谈会是指2014年5月15日,在中国紫檀博物召开的“《阎崇年集》暨《清朝开国史》出版座谈会”。

还记得,中国图书馆网上使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湖北省图书馆荣誉馆长阎崇年25卷本文集在京出版”。

似乎是为了弥补一下“遗憾”,这篇报道较为详实,提到:座谈会上,李茜受汤旭岩馆长委托向荣誉馆长阎崇年先生致贺信,并赠予特别制作的《三复于兹——阎崇年和湖北省图书馆》纪念册和湖北省图书馆收藏证书。

这里提到的“贺信、纪念册和收藏证书”,一些“年糕”也都反复浏览过网上流传的图片。

证书是专门定制铜牌,李茜记得,她登车前一小时才收到赶制的证书成品。

贺信则以本人签名代呈,约360字,其中令阎先生会心一笑的“暖”句,包括“一旦枉驾屈尊,亲临鄂渚,首登馆主办之长江讲坛,实为‘开坛布道’之第一人。自此而往,得以亲接咳唾,面奉德音。”

四合书屋内。续茶,常被忽略。可谈及图书,却始终保持暖润的状态。

张先生让我转赠阎老师一书,系《故宫博物院藏清宫南府升平署戏本》。阎崇年接过书就说,“我读中学,就在清升平署旧址,与故宫一街之隔。”

我和我儿子写的《书香养我》,阎先生说得“放在书桌上”的突出位置,“这是我肯定要读的书”。

阎先生盯一会儿书桌,才说他下一年度将出版另一个角度展开的《故宫六百年》,“故宫,我去过一千多次呢!”

话锋不知咋的,又回到《三复于兹》上。出版座谈会时,阎先生收到该纪念册,说过“我喜欢”。这会儿,他依然觉得“挺合我意”。

于是,再次向“阎馆长”报告:全国讲座资料中心,有一复本。

(六)题写“全国讲座资料中心”

想起阎崇年,就一定会想起“讲座中心”。

他提议兴建此中心,高度关注并细致入微地献计献策,还献上了他挥毫给该中心的题名。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嘱托。是“信任比黄金还贵重”的托付,是带着微笑的叮嘱。

我们把它列为“讲座之书”建设的重要支点,并纳入“五个大馆”之“特色图书馆大馆”建设的总体布局。

中心开幕之时,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先生亲自参与揭牌仪式。媒体均以饱满的热情,报道这“全国首创”之举。

随着红绸被揭开,“全国讲座资料中心”的“黑橡木”牌匾映入眼帘。

阎先生题字颇具书卷气,隽永流畅。

牌匾十分讲究,长133厘米,宽70厘米,厚6厘米,重达45公斤,系武当印社社长吴刚先生用整块实木纯手工刻制。大块的藏青色水波纹机理效果衬底,用阳刻金字凸显“全国讲座资料中心”字样,机理和净面形成强烈对比,射灯一打,雍容华贵,古朴雅致。再配上阳刻“万寿纹”花边,更显福寿无边。

进门,四条屏另类且养眼,系湖北省图书馆艺术总监胡顺江先生录陶渊明《四时》诗: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雪秀寒松。书写风格以魏楷榜书笔意,在“万年红”洒金纸上显得格外爽劲而厚重,散淡而典雅。更显匠心的是将其红色四条屏位置右移,打破对称,再配上藏青色绫子做底衬,妙不可言,遐想无限。

突出位置,陈列着长江讲坛两百位主讲嘉宾的资料。有几乎每位嘉宾的著作签名本、给长江讲坛的题词和大量照片。还有正式出版的题为《长江讲坛》的纸质和光盘版图书、媒体报道集锦《聚焦》等。

走进“讲座之书”的世界,随时都会邂逅惊喜。

瞧,这里有两件阎崇年给长江讲坛的亲笔题词,内容为“立志  勤学  顿悟  践行”“长江讲坛  日新月盛”。

关于阎先生的资料陈列,尤为丰富多采。他熟悉的微笑,也一以贯之。

阎崇年,但不完全限于阎崇年,分明就是一本书。

打开这本书,足够让你想起温暖。

“到地儿了,馆长。”掌握方向盘的帅哥一声招呼,打断了我们边品茶,边品书,边品特色图书馆的享受。

确实,享受了一路迫不及待的想起。

想起阎崇年,没说的,那叫一个温暖!

阿英记叙1943年春节

《敌后日记》,阿英 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文/ 莫之军

“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这是诗人陆游《除夜雪》中的诗句。诗中描写了诗人于新年旧岁更迭之时的心际与活动。

1943年的春节是在严寒风雪中到来的,彼时,中国抗日战争正进入关键胶着时期。

适值阿英一家历尽千辛万苦离开“孤岛”上海,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后过的第二个春节。从阿英的《敌后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阿英在这个春节前后的生活轨迹。

阿英,即钱杏邨,安徽芜湖人。1941年到苏中﹑苏北参加新四军的文艺工作,参与并领导宣传统战工作,是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文学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其一生著作颇丰,文字涉及文学、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戏剧、电影文学史、美术史、通俗文学、曲艺资科等多方面。《敌后日记》为阿英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也是当今难得的能真实反映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战地日记。

阿英在2月1日大雪之日,即阴历腊月二十七的日记里简略地记载了其一天的重要活动:

晨起,雪天。“因绿汀同志本日拟赶至李三庄县府,乃唤之起,俟其料理清楚,送之至吊桥外而别,并介其至八大家王新波处早饭。”

送走绿汀,回来后,阿英又分别给杨帆和宋主任各写一信。准备托明早往新四军第三师师部的田川﹑孔方﹑张早三位带过去。

早饭后,天上仍然大雪纷飞。年关已近,人们都在准备张灯结彩过新年了,阿英仍没有过年的准备,而是“彼等去后,余乃汇抄《古小说考逸》及《武则天事辑》,并《广记》索引考证资料,至午饭后将第六函抄竟。”后又“旋续抄第五函中《考逸》《事辑》《索考》诸资料,至晚饭时,始搁笔。”由此见,阿英这一天大部分时间都 在抄录索引考证资料。

2月1日如此,2月2日其日记记载仍是如此。晨起,大雪已止。阿英“早饭后,继续整抄《笔记小说大观》第六辑四函,又作日记。”近午时候,天空又落雨雪。“午饭后,整抄第三函中之《考逸》﹑《天后》材料。”他同时考虑整理其收集的带有传奇部分的《水饰图经》﹑《壬度》诸篇。其叙传奇作者者。有《沈亚之》(二五一)﹑《邢风》(六二),皆写亚之轶闻。又《白行简》(六三),可作为小传奇者,则是有《崔护》﹑《韦皋》(二七四)诸篇,他日拟再汇选之。

在此,阿英特意写到:“今日废历十二月二十八,仲惠先生约吃年夜饭。”

2月3日,即阴历腊月二十九,雪止日出。阿英这日日记写得简略。漱洗后,“即汇抄第二函中之《考逸》﹑《天后》材料,继以首函,至午后三时,完全竣事。”他特别记载与战事相关的一事:“午,得情报,陈家洋一带鬼子,皆已自动退却,盐阜全区敌部队,闻将退至泰州集中,有放弃此一带据点模样。其原因则系敌解决李明扬﹑陈泰运部,引起李长江等部反正运动。双方接触,敌损失颇不小。今兹退却,因当在此。”四时,抄录完竣,阿英“乃至小街漫步,聊资闲散。”洎暮,饭,灯下小休,旋即就寝。

2月4日为除夕日,即阴历年三十了,阿英在当天日记开始就写道:“今日为废历大除夕,并旧一年又尽矣!”他依然是:“晨起后,补抄昨未尽材料,补《索引》各条,作日记。至十时顷,将《笔记小说大观》第六辑,作初步结束。”“旋至仲惠先生处,借《资治通鉴》,检天后材料,始高祖,迄中宗,并则天朝全史,给《唐妃》十一,终二十四。则天盖生于高祖武德七年,终中宗神龙元年,年八十二。称帝时,年六十矣。”大年三十了,人们都在合家团聚,过年了,阿英先生还沉醉于故纸堆里读书写作研究资料。另外他在此日日记略记道:

“另得一情况,系侦察员自陈洋归来报告者。据云敌已集中三处,准备开拔,敌储棉亦均已运出。与昨自另一方面所得者,足资参征。意者敌果真放弃此一地小据点矣。”七时,晚饭,饭后阿英亦惟默坐,“静待废年之逝去。”同时,他在心中“意念毅﹑惠两儿,在部队中,不知如何度岁也!”由此可见,阿英作为一位父亲,同样有念子之心。

2月5日,为新年第一天,即正月初一。我们读到的阿英一天从早到晚,仍没有休息,还沉醉在古籍中:

“早饭后,泛阅《太平广记》,检遗逸材料。得有关戏剧之史料一则,《神话女史》《灯史》若干则。关于《神话女史》,所未辑录者,只《神仙》《女仙》卷矣。明后日当奋力尽之也。”直到黄昏时,他将所得材料抄尽。

还是当日,阿英“晚饭后,读《广记》所收《甘泽谣》文七篇,《红线》而外,鲜有佳者。当分别另笺,以备将来写作小说史之用。”做完这些时“已及十时许,乃寝。”

在此日日记尾子里,阿英感叹道:“新年无佳事,读书一日而已。”

在此后连续几天日记里,我们看到阿英每天大多数时间都用在阅读和抄录整理历史文化资料与写作之中,天寒阴冷,不曾间断。

在2月10日即正月初六日记里,阿英从晨起到日暮黄昏,工作依然是阅读抄录整理历史文化资料。不过,让他惊喜的是:

“下午收到钱毅来信,谓连队新年演出,成绩甚佳,现在从事元宵演出准备。歌咏队已经成立,小惠在负责。工作兴趣,余心滋慰。拟作一函与之,催促彼等从事写作。”

“眼甚痛,然终至十一时,始行就寝。”就是这样,他还将所辑反映财富思想之神话数则附钞于此。

仅从春节这些时日,我们看到的阿英先生执着探求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孜孜不倦分秒必争,令人感动。

奥地利小说家弗朗兹·卡夫卡在《坚持写日记的好处》一文中写道:“在日记中你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人们曾在今天看来难以忍受的境况中生活过、环顾过,并且还把观察结果记载下来,也就是这只右手曾像今天这样动过。我们由于有可能回顾过去的情形而变得更加聪明,为此就更有理由不得不承认我们那时的奋斗所具有的勇气,尽管在奋斗中不免存在着非常肤浅的无知。”

阿英的《敌后日记》作为稀有的战地日记,所记载的人物事件和苏中和苏北根据地政治﹑军事﹑民生﹑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文字极为丰富,是研究苏中﹑苏北和山东根据地抗日斗争历史极为珍贵的文献。

 

 

《张爱玲传》的新版本

《张爱玲传》,刘川鄂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文/ 周思明

《张爱玲传》作者刘川鄂最近推出了45万字的传记最新版本。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然而在传统文学史书中,她和沈从文一样,属于被轻慢和被漠视的作家,被视为“人性论”的作家。其实,这样一个作家,一生中创作出版了一系列非同凡响的经典作品。

张爱玲无疑属于那种天赋异禀类的作家,她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很早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阅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古典名著。张爱玲12岁即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13岁那年,又发表散文处女作《迟暮》,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其代表作为小说《倾城之恋》、《赤地之恋》、《金锁记》、《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散文《烬余录》、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等。

张爱玲的小说,写透了人性,写活了人生。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感觉。张爱玲小说语言最大特色是,大量运用比喻、对照、反讽、色彩描写等。

比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有这样精彩的描写:“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洁白美丽,以视觉让人感受乔琪色迷心窍、蠢蠢欲动丑态,同时亦将薇龙的自持、虚荣心态的写活写透。

张爱玲习惯于规避宏大叙事,专注市井人生、普通人群,坦言:“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

张爱玲的伯乐是旅美华人文学史家夏志清。1961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讨论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中国现代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而对文学天才张爱玲尤其倍加推崇。正是夏志清先生的慧眼识珠,使得张爱玲由一个不被关注的“通俗小说家”一跃成为一名经典作家。这位在许多国内批评家眼里“不登大雅之堂”的女作家,在夏志清小说史中的篇幅甚至比鲁迅的还多一倍,夏志清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张爱玲传》作为刘川鄂教授研究张爱玲近40年的心血结晶,可谓目前国内专业研究领域文学传记的优秀之作。一部《张爱玲传》,把传主张爱玲的创作与人生写透了、写活了。

刘川鄂在书中自言:“我试图写出张爱玲的绚烂,写出她何以是卓尔不群的名作家;也想要写出张爱玲的孤寂,写出她何以是清坚决绝的现代人。”在《张爱玲传》后记中,刘川鄂提及一个有趣的细节:1988年,他们一家人在同事家玩,电视里正在放张爱玲的《金锁记》。刘川鄂3岁的女儿头也不抬地说:“张爱玲,我爸爸的朋友。”彼时的刘川鄂,研究张爱玲才刚刚起步,女儿的话凸显童言有趣,然而多少年后看,却是一语成真。

刘川鄂版《张爱玲传》自张爱玲祖父辈写起,对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曾外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和不幸童年,彰显深切体察与真知灼见;对张爱玲的人生道路与创作成就,有扎实的考证和文本的分析。刘川鄂认为,张爱玲是一位女性自觉意识极强的作家。鲁迅的《伤逝》中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张爱玲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不要让女性全身都是母亲。”

刘川鄂透析张爱玲走红成因主要有四:一是20世纪40年代,社会动荡,新文学没有中心,思想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张爱玲笔下雅俗共赏的文字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喜爱;二是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章讨论张爱玲,将她誉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张爱玲从此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三是改革开放之后,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的文学热又兴起;四是新世纪之后,价值多元化,张爱玲的粉丝进一步壮大。

刘川鄂版《张爱玲传》,受到业内专家学者的肯定与赞赏。学者徐迅2019年撰文指出:“刘川鄂教授研究张爱玲已有三十年。在长达三十年的张爱玲研究历程中,刘川鄂探寻了张爱玲小说的艺术世界,揭示了张爱玲之为张爱玲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审美创造、人性深度、文体意识、自觉的作家意识四个方面,他还创作了四部张爱玲的评传、传记,在‘张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张爱玲‘经典化’的过程及张爱玲研究的发展。” 戴建业教授认为:“ 写张爱玲的传奇,则石破天惊,云海垂立;写张爱玲的落寞,则静寂无声,星垂平野。当然是极好的传记,更是极好的文字。” 作家李修文指出:“胡兰成曾说,任何人来写张爱玲,一切装饰、美化、炫夸,都是一种降级、一种伤害。川鄂老师的文字,据实写出,也像胡兰成所说的‘于事物,于感觉,皆是老老实实’,只有这样的文字,才配得上张爱玲的一生。”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不同侧面认可和褒扬了刘川鄂教授对张爱玲研究“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认真与执着。

刘川鄂在张爱玲研究方面历年来的出版物包括:

编选张爱玲散文集《私语》,花城出版社1990年出版,责编林贤治。

评传《乱世才女张爱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责任编辑韩霁虹。

《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责编丁宁。

《张爱玲传》第2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责编丁宁。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张爱玲卷》,与李建军合著,蓝天出版社2004年出版。

编选张爱玲散文集《流言私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5年出版,责任编辑汪修荣。

《大师之谜*张爱玲之谜》,中国书店2007年出版,责编刘小晖。

《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北京10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责编王德领。

《张爱玲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出版,责编谈骁。

说说《西线无战事》

文/ 蒲湖

《西线无战事》是德国著名小说家雷马克(1898年—1970年)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利用晚上时间花六个星期完成的长篇小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伍,战争中受过伤,战后创作了被誉为“古今欧洲书籍的最大成就”的成名代表作《西线无战事》。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月九日,小说在《福斯报》连载,发表时署名“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名字中间的“玛利亚”是为了纪念其母亲),翌年一月由柱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共十二章,十五点二万字,首印五万册,后被译为五十八种文字,总印数超过两千万册。该小说用沉郁、冷静的笔不动声色地颂扬了萌生于战场、成长于炮火之下的人道主义情怀,因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思考,奠定了他在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文学上新的里程碑。小说反映了一名普通战士的战争经历,对于一场现代战争,普通战士的视角是最底层的视角,是与死亡最亲近的视角,是最容易发现侵略战争反人性所在的视角,同时,这个视角具有平民化的力度,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体验。因而雷马克成为当时“人们读得最多、受赞扬最多和受攻击最多的当代作家”。

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出版了洪深、马彦祥合译的《西线无战事》,此译本距德国出版原著单行本只有九个月的时间。据马彦祥在序言中说,“以两个人三个月的时间,才将这本书译完,当时为了便利起见,是根据英译本译的,译完后经洪深先生就德文原本校对了一遍,又几乎费了一个月”。姜德明藏有此书,为上海现代书局发行,其封面从左到右横排繁体字印刷,最上面是书名“西线无战事”,紧接着划一粗横线,横线下紧排两行字,上为“德国雷马克著”,下为“洪深、马彦祥合译”,最下面靠右为“现代书局印行”六字,字的左边为一帽子形状,应为士兵佩戴的钢盔吧。此书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姜先生藏的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印行的第九版(姜德明《西线无战事》一文载《书坊归来》,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三月一版一印五千册,定价十三点八元)。

我也藏有一本《西线无战事》,书名、作者、译者与姜藏本完全相同,但却是上海平等书局出版,也是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我的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再版本,书的封面是从上而下竖排繁体字印刷,右边为“洪深、马彦祥合译”,中间为书名“西线无战事”,左边自右向左四排,依次为“附:作者肖像;作者小传;序……马彦祥;后序……洪深”等字样,书的版权页上,发行者平等书店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一五一号(扉页上为“上海平等书局”),总代售处华威贸易公司在上海仁记路三五号,定价一元五角。同年同月在同地出版相同译者译的同一本书,此情况于出版而言应是很少见,不知两个出版社是何种关系了。

就此事我写信向现代文学史专家朱金顺请教,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得到回信,现录如下:

“所问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当年见过多次,但没收藏……洪、马合译之《西线无战事》,肯定现代书局、平等书局两种版本都有,二者关系我说不清……下边将从手边查到的材料奉告:

(一)在《上海出版志》第二七三页上,介绍现代书局出版物时,有‘洪深译著的《西线无战事》……’,第六一八页上,讲翻译图书时,说一九二九年,有‘平等书局出版,(德)雷马克著《西线无战事》,洪深、马彦祥译’。但是,此大书第二四九页至二六四页,是《一八四三——一九四九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介绍了三百多家上海的书店,却没有一个‘平等书店’,不知何故也!

(二)在《中国现代作品著译书目(续编)》(此书可靠,是北京图书馆书目编辑组用他们馆藏书编的)中,马彦祥部分,有此书,在第三四一——三四二页上,如此著录:《西线无战事》 ,(德)雷马克著,洪深、马彦祥译,A、上海平等书店,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19+332+40页,28开;B、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四版,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版,19+332+40页,28开,现代世界文艺丛书。

以上材料极可靠,对你提出的问题,极有参考价值,但要得出准确结论,要找到版本亲见。”

朱先生的回复依据相关资料明确有平等书局和现代书局两种版本的《西线无战事》在上海出版,《上海出版志》上没有平等书局的信息。沪上姚一鸣,酷爱淘书,研究旧书局,出版过《中国旧书局》(金城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六月一版一印,定价三十九点八元)专著,请他帮忙查询,也没有找到关于平等书局的信息。

我藏的这本《西线无战事》,封面上有“鲁寒雨”的名字,并在正文前马彦祥序言后,用毛笔字书写了自拟的各章标题目录、页次,及“寒雨十九年寘于持志学院”等文字(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三〇年),此人应该是该校的员工或学生了。上海持志学院乃何世桢一九二四年创办,初名“私立持志大学”,一九三〇年刚刚易名为“持志学院”,系上海外国语学院前身,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该校与上海其他大中学校一起,先后集会声援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成立,该校等十七所大中学校为理事,成为当时的爱国名校。时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居正、于右任、孙科、蔡元培、何应钦、刘海粟等曾为该校题词,该校以法科为主打,毕业生从事律师职业的居多,外界称“持志系律师”,著名校友有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中国罗马法的先驱、被誉为“罗马法活字典”的法学家周枏,文史艺三栖学者郭虚中等等。而鲁寒雨,查相关资料,所获信息不多,只是在河南新野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成立的“新野县旅外学生抗日救亡协会”所编印的《战时》小册上,作为该县知名绅士的鲁寒雨曾题词署名。至于此“寒雨”是否彼“寒雨”,就不得而知了。

书的封面、封底为武昌亚新地学社印刷物的纸张包装,封面上为“本社节要图目(教授类、应用类、零幅类、张挂类、城市类、历史类等)及价格”,封底为“中华国耻地图,武昌亚新地学社印行,勿忘国耻”等内容。

一本八十多年前的旧书,从鲁寒雨之后,不知又经过多少人之手,辗转流传,现在成了我的藏书,书本之外还附载有上海持志学院、武昌亚新地学社及“勿忘国耻”的中华国耻地图等等信息,此乃淘得此书的意外收获,也是淘书的乐趣之所在吧!

附图片说明:一、封面;二、扉页;三、版权页;四、鲁寒雨毛笔书写目录及页次;五、封底包装纸。

序《舌尖乡愁》

文/ 祖慰

味觉制作的三部“视频史记”

——序《舌尖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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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觉能被制成视频?而且还能弄出三部“视频纪传史记”来?不信?那就请读张福臣兄的《舌尖乡愁》。别看这个书名有点落入《舌尖上的中国》1 +《不忘乡愁》电视片之窠臼,但内涵绝对是“老张”只此一家的纪传(《史记》是纪传体,故夸张称这部小书为“视频史记”),而且还有着自创的“苦咖啡幽默”的语言特色。

人的味觉是有点神奇,一旦某次味觉内储为浓郁的记忆,当下次再吃到相同的食品时,立即就会把当年食用时的场景、人物、心绪、动作全都钩钓出来,制作成一个高清而且灵动的视频在脑屏幕上播放。福臣兄用文字把自己的视觉记忆来了个“转媒体”表达,读者在脑屏上还原成他的“视频纪传”,于是就有了这本稀罕的书。

第一部:在奔天堂的路上挨饿

孔子爱吃,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讲究的精与细都是形而下的“器”。法国人也讲究吃,而他们却高调地说——“每顿饭都是上帝送的礼物,绝对不能随便打发了”——这无疑已经提升到形而上的“道”上去了。

然而,无论是孔子还是法国人关于吃的说法,对于张福臣的《舌尖乡愁·舌尖上的童年》来说,都是最恐怖的反讽!

华华(张福臣的童年小名),从4岁到24岁饥肠辘辘,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吃,不是“上帝给的礼物”,而是上帝最恶意的惩罚!

​于是,他的童年的味觉记忆就制作出了“饥寒起盗心”的纪传体来:

​——他与妹妹饿得实在忍不住了,逼得他去邻居李叔家屋后偷南瓜。不幸被李家姐弟发现逮住了,李叔问为何?他说我和妹妹很饿很饿。李叔不仅没打没骂,还把南瓜给了他,并说,再饿时来找李叔。他回家煮了南瓜吃时,眼泪啪啦啪啦掉下来。他听到见舌头说:南瓜甜,眼泪咸……多精彩的饥饿的小贼与李叔的爱善的视频!

​——40多年前放学时他饿得都摇摇晃晃了。走到一个藕塘边,惊喜发现一截白藕露出水面,他疯狂脱了衣服就下水掰了一截。正狼吞虎咽时,被拿着扁担的村民发现了,按在田里一顿打,还说:“你连藕种也敢偷吃!”——藕的味觉记忆视频:是痛,是羞辱!

​——饥饿的年头,父亲把他交给东北老家的爷爷,爷爷又让姑姑领走。姑姑见他饿得哭,就到仓房里拿土豆种煮给他吃。姑父发现了,说,把土豆种吃了来年种什么?姑姑无奈罢手了。一天,他偷偷爬到仓房顶上,弄个窟窿想伸手下去抓土豆。咳,一不小心摔下来了!正巧,一头砸在一个破锅上,满脸是血。姑姑闻声赶来抱着他痛哭。后来伤好了,鼻子上方却永久留下一道像二郎神那样的第三只眼疤痕。这是一个“饿贼眼”。以后每吃到土豆,就有姑姑心疼地为他擦血为他流泪为他治伤的视频在播映。他说,姑姑的烧土豆永远长在他的鼻子上了……

——长大了,读初一了,早把“盗心”灭了,可饥饿还在继续。他一边读书,一边拾荒以求减轻饥饿。在《融进我血液里的一碗残汤剩饭》一文里读到,他隔三差五跑到学生宿舍楼,一栋一栋地去搜索,想拣点破铜烂铁换钱解饥。有一天他捡到一个可以卖三分钱的牙膏皮子,就如捡到了个金元宝,因为三分钱可以买到够他和妹妹吃一天的五香萝卜干。一天他又去拾荒,什么也没有捡到,只有一个破瓷碗。可他还是拿着去了食堂。正好看见一位女生将没吃完的剩饭倒进垃圾桶走了,他马上用捡来的破瓷碗将垃圾桶的剩饭挖了出来,躲到一边吞吃了。吃完他却流泪不止,不知哭什么。

这就是“编辑出版一千多部书的著名出版人、原武汉大学出版社大众分社社长、青年作家网顾问”张福臣的童年到青年的几段味觉记忆视频。12篇记忆,12个小人物纪传。这是他个人的第一部“视频史记”。他没有点出为何命途如此多舛,但根据年龄计算以及他父亲是南下干部的身份就知道,这正是亿万国人热血贲张地奔向天堂的岁月。这一算,就使得张福臣微不足道的童年小史突然凝重起来,凝重成了一段国家历史。

第二部:在希望的原野上提升了味觉的精致度

​中国巨变,张福臣跟着变得不再挨饿了,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味觉所好而到处找好吃的了。

​有句带点哲理的话:文明程度与感觉的精致度成正比。

张福臣在“饥寒起盗心”饥不择食时,味觉精致度归零,其文明度也是零。

此刻张福臣的生态境遇完全不同了,感觉精致度在飙升,开始“饱暖思奇欲”了。

请看中辑10篇,其中就有5篇是描绘他钻天拱地去找超越味觉经验的新奇美食的。如:“油饼包烧麦”、“八斤包子香”、“丙祥烧麦大碗茶”、“锅包(爆)肉”、“馕”等。他毫不隐晦自己的贪欲:“只要耳朵听到哪有好吃的,嘴和舌头就跳舞。”

他这般描述自己的味觉精致度:“我捧着两份油饼包烧梅在路边树下人少的地方细嚼慢咽,入口真香啊!金黄色薄如纸的油饼,烧梅皮劲道,馅糯软,入口进胃的味道说不出道不明,两个字——好吃!油饼金黄有色,烧梅玉润有形,形色添香,老张吃出了幻想,何不给一个名份,‘金包玉’如何?”再听他讲“八斤包子”的味觉:“包子馅肉香汁香,包子底皮焦香,可以说进口不忘,口齿留香。”即便说起卖烧麦的丙祥家免费大碗茶,也品出了非凡的滋味:“我每次来吃下6只烧梅后,都会不紧不慢地喝上三碗,这种茶水入口舌生香,有点点苦,入胃后感觉体内所有的器官畅通爽快!”这就是他的味觉精致度,这就是文明度。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吃这些新奇美食时,还找老板们探究创业成功的秘笈,多尝到了一份底层人的人文精神美!

又有一句带点哲理的话:吃什么并不可贵,可贵的是同谁一起吃。

在中辑里,写到了著名诗人食指请他吃涮羊肉,那滋味全是食指飞越疯人院的诗味!还有一次,他带着十多人的青年作家采风团,到乌蒙山水城采风并采食,一帮文人当采食到山野里的超验味觉时,特别是尝到一尺多长的乌蒙山原生态毛豆时,标配的文质彬彬全被解构,剩下的只有狂呼好吃的失态了。

福臣兄在希望的原野上终于吃出了味觉的精致美,还外加了一点人生哲学美。

第三部:大难临头时的味觉是大爱的滋味

这本小书的第三部,作者制作的是新冠病毒大肆入侵武汉时被封城70天的“苦难味觉”。

​本书描绘武汉人之所以被称作英雄,并不是因为做了惊天动地的事,而是能通情达理,明白在大难临头时,倘若“真为大家也为自己”,那就必须让渡出个人自由而接受严厉的管束。相比之下,世界上那么多把“自由”当经念的文明人却做不到,于是,新冠病毒就在那里狂飙万里。

​然而,这一辑21篇不是阐述这个“自由”大道理的,而是展现在封闭孤独恐惧绝望中通过味觉尝到了突然爆发出来的大爱。这爱的飞瀑,有作者女儿的,有四海朋友的,有不相识和不知名的。

​封城25天时,一向开朗达观的他 ,却再也受不了封在小小水泥盒里吃了睡睡了吃的“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了,发出绝望的喟叹:“也许老张的人生句号就在这里了?”

​幸亏爆发了人间大爱,救赎他的生命厚重起来:他得知全国十万白衣天使冒死来武汉了;他得知数万工程人员没日没夜用破人类记录的速度把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成了:他得知山东、还有不知地名的全国农民兄弟免费把菜送到每家每户了;他亲身感受到两个心疼着他的女儿呈现出的无法形容的关爱……他,终于熬过了但丁写的炼狱般的70天。

武汉解封了!

​记录这个解封大历史事件的又是味觉领先制作的视频:被隔绝近百日的老友们蜂拥重聚,大快朵颐四海朋友们奉上的烤皮鸭、川汤圆子、鸡汤大米粥、炖土鸡、小龙虾、猪肉酸菜炖粉条子、自酿果酒……

要问被大爱滋补后的此刻张福臣味觉精致度怎样描述?不仅是南欧人追求的“美酒、美女、美歌”,最贴切的要拿李清照的词来形容。这位写绝了“怎一个愁字了得”的女诗杰在放下“愁”字时写过:“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是为序。

祖慰 2021.10

《似水流年》的似水流年

文/ 宋海东

1928年岁末,民国通俗小说第一写手张恨水向沪上媒体透露,他将在不久的将来创作“三大时代”说部,即《黄金时代》《青年时代》《过渡时代》,并大略地介绍了构思。

他首先创作的是《黄金时代》。作品叙述农家子弟黄惜时被父亲送往北京某大学求学,却荒废学业,终日沉缅女色,先后与女同学白行素和米锦华调风弄月,并与父亲断绝关系。最终,他患上花柳病,一贫如洗,始得幡然醒悟。

1930年秋,《黄金时代》开始在沈阳《新民晚报》连载。当年8月12日,《上海画报》登载署名“削颖”(即曾任张学良秘书的王益知)写的《张恨水之<黄金时代>》一文,称“近闻《新民晚报》之《春明新史》于十回后,即行结束,另刊新著曰《黄金时代》。据恨水自云,此篇与前作大不相同,不独使读者得到心灵上之慰藉,且使读者得人格之修养,可作腻友,可作良师。果如所言,书中于针砭世俗外,必使有情人都成眷属,免再花残月缺。恨水果网开一面,善心发动乎?愚闻之不禁雀跃三百”。由于“九·一八”事变,《新民晚报》被迫停办,《黄金时代》随之停刊。另据张恨水在百新书店《似水流年》重印后方版新序中称,该作还曾以《锦样年华》之名连载于北方某报。

足本《黄金时代》首先出现在中国旅行社旗下的《旅行杂志》上。《旅行杂志》1927年创刊于上海,聘请《申报》编辑赵君豪主持编务,画家张振宇司美术。由于战事,后又先后迁至桂林、重庆出版,1954年在北京终刊。刊物以发表游记、旅行小说为主,辅以铜板纸印刷的风景名胜图片,图文并茂,深得有闲阶层垂青。张恨水与《旅行杂志》颇有渊源,为其提供了不下一百万字的作品,包括《秘密谷》《平沪通车》《如此江山》《蜀道难》《负贩列传》《一路福星》等多部中长篇小说。这家刊物对外公开的稿酬标准是千字一至四元,但张恨水享受了“贵宾待遇”:“像《旅行杂志》的稿费,是五元千字,就保留版权。后来《旅行杂志》给我代卖版权去,补足了八元或十元千字。”这段文字见之于《写作生涯回忆》第五十节《稿酬与版税》,可惜它只能在民国时期的《北平新民报日刊》上看到,建国后的各种单行本都删除了这一节。

张恨水为《旅行杂志》奉献的首部作品,便是由《黄金时代》更名而来的《似水流年》,连载在1931年1月至1932年12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号至第六卷第十二号,每期登一回,配有插图,共刊出24回,长达27.7万言,这也是他为该杂志撰写的篇幅最长的作品。启动连载之际,赵君豪在卷首的《编者之言》中特别指出:“本年小说,现有两种,一为刘凤君之《黄金影》译本,一为张恨水君之《似水流年》。……张君则治小说家言,久已驰誉南北,读者必心仪其人,亦毋庸多所介绍。张君近顷南游,于百忙中撰此鸿著。此则编者不得不致其最诚恳之感谢者也。”《似水流年》连载至尾声,作者考虑到要为这部作品添加些旅行元素,于是接下来叙述黄惜时无颜回乡,且无钱继续学业,遂徒步旅行大江南北,撰写考察文章投稿报社,不料成为名噪一时的旅行家。再然后,他又“进化”为东北义勇军将领……

作为《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不仅让《似水流年》在杂志上发表,还力促该作由上海时代书局出版。在他邀请下,张恨水为单行本的初版和再版各写下一篇序言,成为单行本与连载本的最大区别。后来,小说由上海天一电影公司摄制为同名电影,同样离不开赵君豪牵线搭桥。

上海时代书局单行本我无缘目睹,倒是见过《似水流年》的其他多种民国印本。

其中,以《似水流年》之名出版的多达13种,下面且逐一加以介绍。

中国旅行社1933年2月版

前两种分别为中国旅行社1933年2月初版本和1934年5月再版本,封面罕见的素净,上面仅印有由书画家叶恭绰题写的书名,分订两册,正文525页,25开。通俗小说封面当然不必过于花哨,但更不宜古板呆滞。像这两种印本灰沉沉的面孔似乎更适合于政治经济以及哲学类读物,文学书尤其是通俗小说是要竭力避免的。

南洋书店1934年2月版

第三种是1934年2月由上海南洋书店印行的初版本,同样分订两册且分别有版权页,正文356页,32开。其封面较之中国旅行社版本生动得多,乃是以白为底色,描绘在鲜花盛开的树下,一位头戴礼帽的西服男士正搂着一位旗袍女子走向一个硕大的心形,身后留下长长的黑影。

百新书店1946年6月蓉二版

第四种至第九种为上海百新书店1940年2月第一版、1940年6月第二版、1940年11月第三版、1941年3月第四版、1941年6月第五版、1944年5月第八版,上述印本均分订两册,每回配有插图一至两幅,正文524页,32开。第十种为百新书店1946年6月蓉二版,亦称“重印后方版”,系土纸印刷,单册本,每回配有插图一幅,同样是正文524页,32开,国家图书馆有藏。第十一种为香港百新书店1949年3月第十版,为单册本,正文291页,32开,美国密西根大学图书馆有藏。值得关注的是,第十版删除了其他民国印本中收尾的一大段话:“这样的过了五六年之久,东三省已非我有了。辽东地方,有一枝义勇军,最是厉害。他们的首领,只有二十六岁,带了五千人,横行二三十县。而且他们所到的地方,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旗帜上大书两个字:就是‘黄金’。于是有人说:辽东有了黄金的义勇军,那就是黄金时代了。这黄金的军队,在辽东转战半年以后,声势更是浩大,他的首领,派人到南方联络各界,请予以接济,这才发表了黄金先生,就是黄惜时先生,算是他明白了怎样去造成他的黄金时代,怎样宝贵他的黄金时代,以前失掉了的黄金时代,并不难加以补救的呀。”割弃这段话是可以理解的,黄惜时浪子回头尚在情理之中,若将他拔高为民族英雄,就显得过于“跳跃”了,让读者很难接受。“百新版”除“蓉二版”外,封面设计从一而终,且十分切合小说内容和书名,其上方乃是一位长发红唇少女的头部(应该便是被抛弃的白行素),正凝视着左下方的一对时髦情侣(应该便是黄惜时和米锦华),三人之间,流淌一条天蓝色的河流,鲜红的书名和深黑色的著者名随波飘荡在河流中。至于“蓉二版”,封面上方为书名和著者名,右下方为黄惜时与女友游山玩水的温馨画面,左下方则用浅淡的线条勾勒了一对恋人窗下小叙和街头散步这两幅场景。

百新书店1940年2月版

第十二种和第十三种印本均由奉天时代书局出版,分别于1941年5月21日初版、1943年4月20日再版,分订两册,其封面设计、版面格式完全克隆了南洋书店版本。

以《黄金时代》之名出版的,坊间也出现过三种。一种是太古山房1938年1月盗印本,分订三册,正文页数不详,32开。另外两种由奉天时代书局翻印,1938年5月1日初版发行;1940年12月10日再版印刷,1941年1月10日再版发行,均分订两册,32开。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

《似水流年》民国印本大多刊有张恨水的自序与后序,这两则序言在建国后北岳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各种印本(均以“百新第十版”为母本)中均不见刊登,现将1932年12月1日撰写的自序照录如下:

尝闻老辈言,希望可达,奢望不可达。希望与奢望之分别,吾不知其意何在。然私意揣之,不外二意:一曰人当知足,一曰人当悬一可达之目标而求之而已。大凡少年人,乾黄口,脱乳牙,而其所希翼者,必三事同时起,则为求学求业求恋。顾此三事,不能并得,必有所先后。而少年人昧之,恒颠倒其本末。乃先求恋,求恋必有所立,于是求业。求业非有本能不可,始乃求学。于是始也纷然,继而茫然,其结果必至不可收拾而后已,此尤为平常人而言也。乃若学问既有根基,事业无须恐惧,而爱情之伴侣,亦复相得而相亲,此则凡百满足,为人生之黄金时代。而当事者反不觉悟,自撤藩篱,足而思更足,遂登高重跌,自陷绝境,可怜亦复可叹矣。是书叙一少年人,欲三者得之,结果乃三者失之。事在人情之常,要非耸听之说。少年人工业少暇,展卷一读,或亦有所借镜,较胜于风花雪月、神鬼怪异之文乎。是为序。

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张恨水识于旧都

另据张恨水在百新书店《似水流年》重印后方版新序中称,他的几位弟弟妹妹当年正是读了此书而发愤苦读,皆学业有成。     

要说张恨水生前对哪一部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最感兴趣,它不是胡蝶主演的《啼笑因缘》,也不是周璇主演的《夜深沉》,而是缺少大牌明星助阵的《似水流年》。该片导演高梨痕系张恨水老友,编剧则是张恨水本人。1933年,影片在上海首映时,张恨水恰好旅沪,特意前往观看。当放映到男主角当着女友的面不认乡下来的老父一幕时,坐在张恨水身后的一位观众喟然道:“这不是瞎编滥造的,我们乡下的确有这种事啊。”张恨水听在耳内,暗自欣慰,庆幸自己的原著未脱离生活,也赞赏电影公司能够高度忠实于原著,未别出心裁、哗众取宠。

仙枝的文字

文/ 小满

仙枝,台湾宜兰人。

胡兰成弟子。

宜兰出才女。

简桢、吴淡如都是宜兰人。

“唯有仙枝文章,才是神姬之舞”,朱天文眼中的仙枝就是长袖善舞的神姬。

仙枝与朱天心、朱天文同师承胡兰成门下,又一同悉心经营《三三集刊》与三三书坊。

读仙枝,不需要问她年龄。

读仙枝,一派春光烂漫,少年不识愁滋味。

家师多爱乖徒,胡兰成居然说张爱玲的文章写得太自我,不及仙枝的无他无我,还说仙枝的文章里有“仁”。

我看到的仙枝文字世界里的“仁”就是不怨。

好坏善恶,她喜就喜悲就悲,恨归恨骂归骂,最后一笑了然,忘得一干二净。

仙枝的文章乐趣与痛苦同在,写得好玩。

图片来自网络

我是先读她的《好天气谁给题名》,后读《萝卜菜籽结牡丹》的。

书中提的那句“山里山,湾里湾,萝卜菜籽结牡丹”是江浙一带的俗谚。

这两年常住浙江嘉兴,再听再读倍觉亲切。

她的宜兰老家和乡间,她祖父母瓜藤延绵的家族纽带,乡间本土的繁多礼仪,各种节气和神明祭拜的日常,萝卜菜籽般朴素的生长环境,加上她得天独厚的文采天赋,也便成就仙枝世俗性的好文字。

《新龙门客栈》里金湘玉的上房里有一朵玲珑剔透,冰雕玉砌的“雪莲”。

周怀安不识:“这是什么花儿?好精致啊。”

张曼玉勾魂一笑:“萝卜花儿啊,难道还是雪莲花儿?”

大漠狂沙生死搏杀,萝卜花儿静静绽放寂寂悠远。

胡兰成《今生今世》里写那个叫步奎的,下雨天同赏玉兰花、绣球花。

边走边笑吟吟讲:“这花重重叠叠像里台,雨珠从第一层滴零零转折滚落,一层层,一级级。”

走到近郊去散步,又看着田里的萝卜真心诧异发笑:“这青青的萝卜菜,底下却长着个萝卜!”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胡兰成于小事上不亲,经点破才可异可笑。

果然觉得“那萝卜菜好像有一桩事在胸口满满的,却怕被人知道。秘密与奇迹原来可以只是这种喜悦。”

这种喜悦使人惊醒,使人想微微笑,慢慢吟,轻轻唱,使人羡慕田里扶禾整菜耙畦的农人农妇,丽日晴天,心净无念,真强似住高楼,穿绸缎,一颗心放舟江湖不靠岸。

地亩之间,平心也平眼,又强过多少强梁好汉。

田头地尾得来荣华富贵,这可真是萝卜菜籽结牡丹。

萝卜菜籽本是朴素之物,低到尘埃,一旦破土而出,又于闹腾喧杂的人世结出贵气的牡丹,这就恰如仙枝其人。

朱天文说她的文字,普通事物,简单人情,经她的笔点化,自行饱满皆成为好,处处显露其独特的光亮,有着强壮静谧的内核,不拘一格脱颖而出。

四十年前的仙枝只有二十几岁,青春最好的时光都齐聚在文章里。

那些才情在枝桠上打着滚,充沛的亦是完整的盛烈的蓬勃生长,盛放荼蘼。

这么耐看的文字,可惜仙枝只出版了两册文集,据说后来不再写作了。

我想她不会不写,只不过有了更好玩儿的,出不出版,不关她事了。

(以上文字获作者授权,来源:小满公号)

《好天气谁给题名》,仙枝 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

《萝卜菜籽结牡丹》,仙枝 著,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访胡佛研究院

文/ 汤旭岩

还记得2010年有幸来到斯坦福大学胡佛塔下,便特别想置身其间,了解胡佛研究院。

2010 年 6 月 22 日上午,经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同行精心安排,我们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四位访问者得以走进颇带神秘感的胡佛研究院。专门的珍宝陈列加之专家的精彩介绍让我们领略收藏的魅力,那些蒋介石、宋子文的日记和“文革”史料及孔子画像等均深深吸引我们认同感慨,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愿望。

随着访问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对胡佛研究院与其图书馆关联之处的基本轮廓逐渐形成了。它最早的名字叫“胡佛战争图书馆”,由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于 1919 年为其母校斯坦福大学创办。这个当初专门收集与一战形成和发展有关史料的图书资料中心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才招募学者进行研究工作。我们访问时已从最初的 6 名研究人员发展到 250 多名工作人员,包括 100 名研究员、70 多名图书馆和档案馆管理员及专家、80 多名行政管理及研究辅助人员。它拥有 9 个图书馆和档案馆、160 万册藏书、6 万个微型胶卷和 2.5 万种期刊,共约6000 万件的珍贵档案。每年对图书馆的投入约600 万美元。

胡佛研究院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馆藏为世界瞩目,是学界公认的、除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全球收藏中国近现代史档案资料最丰富的档案馆。据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理查德·苏萨介绍,胡佛研究院近 90 年来搜集的 6000 万份档案中,仅中国部分就有 550 多种,有关“文革”的政治海报就超过 10 万份。这些档案排起来大约有 24 英里长。苏萨认为,最重要的收藏大概有四到五件, 比如蒋介石日记、国民党档案、前苏联尤其是从沙俄过渡到苏联这段时期的资料,还有就是宋子文的档案。另外一份很重要的档案是美国对欧洲广播的资料。

尤其让我们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档案几乎尽入胡佛研究院。2005 年 2 月 16 日,蒋家与胡佛研究院共同宣布,同意把两蒋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 年,并把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2005 年 3 月,胡佛档案馆宣布成立近代中国档案和特殊收藏馆,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从1911 年到 1949 年的资料,台湾从 1949 年至今的资料以及大陆从 1949 年至今的变迁记录。

作为图书馆研究人员,大家都渴望一睹蒋介石日记为快。萌发于上午的念头于是就成为实施于下午的行动。

那天午餐后我们返回胡佛研究院并经过一系列的程序。首先,所携带的物件被严格地要求锁进铁柜子,连护照和笔也不例外。其次是按照 《蒋介石日记著作权许可申请办法》 填写算得上详细的表格,为此没有经验的我还得重开寄存柜子取用护照。接着是签署关于约定使用目的和权限的协议, 全称为 《胡佛研究院蒋介石日记使用者同意书》。最后申请到一张特制卡片,才拥有合法证件。有意思的是,填表签名时每人都会分配到专用的圆珠笔,经允许,这枝蓝色的笔被我留下作纪念了。

胡佛研究院馆藏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日记起于 1917 年,到 1972 年患病时为止,长达 55 年,全部用毛笔行书工整地在日记本上书写而成。考虑到时间有限,我们想在短暂的研究中有尽量多的收获,便分工合作,按设定方向先各自为阵,再交流收益。具体方案是选择若干大家关心的重要历史时段,如西安事变、武汉大会战、新中国成立、建国十年、文革伊始,包括蒋介石最早和最晚期日记等,然后分头调阅。根据总目录确定日子,调阅按月存放的卷宗。不尽人意的是许多卷宗实际内容与外部标识并不相符。尽管映入眼帘的并非原件,但可顺利取阅所需月份,加之所记内容确实难得一见, 复印件也让人看得十分着迷。

争分夺秒的情形下,已顾不得计较为何隔座黄发研究者可以用相机拍摄而我的相机偏得存柜。聆听同样属于记忆的声音, 追寻似曾相识的岁月,享受静静的思考空间,自然会嫌时间竟然无情掠过。瞧瞧同行几次催促离开却又回不过神来的模样,多少有点儿明白,原来匆匆的研究,也不影响留下从容不迫的镇定。

依依不舍地告别胡佛研究院,或许只是研究的开始。当天的餐桌、汽车都成了沟通、评议的现场。一行人中有关注重大事件的通过对比整合起历史细节;有关注晚年生活的认真核对蒋经常观看电影的习惯;还有关注读书经历的注意到蒋年轻时曾认真研读 《马克思学说》 和 《共产党宣言》,甚至读出“趣味”到 “不能悬卷”的程度 (1923 年 10 月 13 日日记)。

此刻,手持胡佛研究院核发的那张一个月内有效的特制卡片,不禁又沉浸于造访胡佛研究院的美好回忆之中。

(以上文字选自《图书情报论坛 2010 年第 4 期》, 获授权。图片源自网络。)

少年时代的图书馆记忆

文| 冯天瑜

少年时代已经是相当遥远的过去了,我又是一个对生活细节易于遗忘的人,因此每当与儿时旧友谈论往事,多半只有洗耳恭听的份,难以插上嘴。当然也有例外,脑海中有些往事并未如烟,例如8岁至18岁在湖北省图书馆的一段泛舟书海的经历,不少情景还历历在目,鲜明如昨。

我的母亲张秀宜(1901-1971)解放前作中小学教员,解放初到湖北省图书馆工作,负责儿童阅览室,直到1962年退休。我是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大概也是随慈母左右时间最长的一个。自小学二、三年级开始,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抱冰堂下的湖北省图书馆。开始两年,多在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希腊神话》、《三个火枪手》一类连环画是我的最爱,除熟记那些引人人胜的故事外,还因连环画的导引而迷上了人物白描,有一段时间,我的课本、练习簿的空白处都画满了中外英雄豪杰的造像,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这种随手画几笔人物速写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近20年在国内外参加学术活动,留下一批中外文化人的速写。被画者常问,你是不是接受过美术专业训练?我说没有,是小时候在湖北省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形成的信笔涂抹习惯。

大约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我又成为湖北省图书馆成人阅览室的常客,每天放学归来,包括星期天,大都泡在阅览室里(省图只在周一休馆)。这得感谢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教育尚无沉重的课业负担,即使像初中母校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母校华师一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功课在校内自习时便可做完。我对考分又一向不大经意(母亲好像也没有因我某次考分高而表扬、考分低而责备),课余便自由徜徉于湖北省图书馆的书廊之间。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惟一的驱动力是兴趣、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后来读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名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回想自己少时读书经历,竞与古希腊哲言相暗合!惭愧的是,中年以后阅读,多是为了写书而找材料,各类图籍大都被分割、拼合成了为写某书所用的资料长编,昔时那种悠游于名著佳篇之中的陶醉感,以及对名著的整体把握,实在是久违了。近年我多次下决心,一定要摆脱中年读书的异化状况,复归少年时代在湖北省图书馆读书的本真情态。然而,逝去了的过往,还能重拾吗?但总该努力一试吧。

在嗜书者那里,“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文学女神往往最早降临。忆昔少年时,湖北省图书馆群籍中,首先令我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是中外文学名著。《三国》等讲史小说,《水浒》等英雄小说,《西游》等神魔小说,《红楼》等世情小说自然读得烂熟,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悲壮、秦琼买马的无奈、岳飞枪挑小梁王的神勇,都使人摇情动魄;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最初的“历史观念”大约由此获得。

以初中二年级为端绪,另一扇知识之窗豁然敞开: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文学,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那一相对禁锢、封闭的时期,这些名著打开了一个孔隙,可以窥探广远、深邃而又新奇的外部世界。少时的阅读刻下的印象实在真切,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起莎翁笔下李尔王的悲鸣、奥赛罗的执著、哈姆雷特的渊思,人文精神的甘泉还润泽着心田。至于屠格涅夫描绘的林中狩猎、转型时代父与子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冲突;列夫·托尔斯泰铺陈的俄法战争壮阔场景,安德列公爵战死前仰望苍天的冥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抒写的彼得堡白夜飘荡的那些敏感而又病态的魂灵;契诃夫对万卡一类底层人物的深切同情,对专制政治的揭露与鞭挞,都丰富了我们得之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而肖洛霍夫展开的顿河草原上葛利高里们的血战,阿列克赛·托尔斯泰表现的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则与当时从教科书上获得的革命概念颇有相左之处。巴尔扎克精工细描的巴黎社会,狄根斯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德莱赛揭示的纽约金融界和艺术界,不仅提供了美学感受,还多有社会史的认知收获。以后读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评价:“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联系早年读巴尔扎克《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的印象,对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深以为然。后来我从事文化史研究,颇服膺于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这里的“诗”可泛解为各类文学作品)的路数,这与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社会史的认知启示直接相关。

中年以后,被一个又一个课题挤兑着,很少有余暇读文学作品,常常引以为憾。但早年从中外名著中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却在不断反刍,颇有助于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外文化比较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后能从事中国文化史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得益于早年在湖北省图书馆对中外名著4的大量阅读和整体、有机的把握。比照当下的大学文科教育,学生主要读的是几种通史,如历史系学中外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文系学中外文学史,辅之以少量的原著选读。这些“史”自然是应当学的,但今日大学生都是一路从严格的应试教育筛选上来的,6年中学被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难得有时间精力阅览整部名著(如果今日的孩子象我少时那样在图书馆看“闲书”,一定会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厉禁),到了大学,他们学的又是多门二手性课业,较少接触文史哲元典。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士多德同在”,我们的大学也可以立信条为“与先秦诸子同在”。然而,如果不读先哲元典,怎能得其真精神,怎能与先哲“同在”呢?

少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喜欢阅览的另一类书籍是游记和地理书,它们使我足未出户,而遍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尾随司马迁“西至崆峒,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追迹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除神交古人,泛游九州外,更远涉重洋,邀翔于佛罗伦萨、斯德哥尔摩,深人亚马逊热带雨林,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十几岁时,我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将湖北省图书馆的各种中外地图册借来,铺在阅览室大桌上反复参看。记得某馆员笑问我是不是有周游世界的计划?这真道出了我的心思,那时我的最大愿望确乎是周游世界。由于熟读各类地理书和地图册,加之睡觉前时常想象自己到世界某地,并为某国某地设计发展蓝图,久而久之,便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国的简史、面积、人口、都市、山脉、河川、矿藏资源、风俗习惯,乃至国民经济总产值,钢铁及粮食产量等指标约数,并养成持续关注的习惯。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我也得以历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新加坡等国,部分实现早年“周游世界”的梦想。在国外会议或讲学之余,与陪同游览名胜的外国友人谈及该国该地自然状貌、社会风情、历史演进诸细节,有些内容外国友人亦觉新鲜,于是大表惊讶,或夸我为“某国通”,者问我是不是访问前夕对该国、该地的史地概况作过专门准备,我说,非然也,那些“准备”是小时候完成的。其潜台词说,是十儿岁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完成的。

地理常识当然不是高深学问,但烂熟于胸可以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我们也才有可能对其作同情的理解。我每每建议学文史的青年朋友,多读点地理书和高水准的游记,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的教言。而这种心得,是少年时代在湖北省图书馆获得的。

20世纪50、60年代的湖北省图书馆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少时我在馆里见过的老馆长方壮猷、杨开道等都是硕学鸿儒。方先生50年代初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是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与我父亲冯永轩(1897-1979)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同学,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方先生一次巡视阅览室,发现成人读者中有一个小孩(按规定,小孩不能入成人阅览室),便上前亲切询问,馆员介绍,“这是张老师的儿子”,方先生马上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不是永轩兄的公子嘛,好,好,他这么好学,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方先生这番不经意的话,我记了一辈子。杨开道馆长是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好像是留美的,曾任华中农学院院长,来省图作馆长,约在5O年代后期,我已念高中,曾在晚饭后与他在图书馆院子里聊天,谈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我不知天高地厚,列举各国工农业数据,杨先生很感惊讶,高兴道:“你是个学经济的材料,以后跟我学吧。”在场的一位馆员说:“他熟读文史,大概会学中文。”由于父亲当时带着右派帽子,而1958年以后高考“政治条件”压倒一切,我早已不存考取理想专业及大学的念想,故只能对杨馆长等人的期望付之一笑。当时还隐约获悉,杨先生57年反右受过打击,但他仍显得潇洒、气宇轩昂,我心中暗暗佩服。副馆长张遵俭先生寡言、低调,我少年时与他好像没有对过话。80年代初写作《张之洞评传》,获知张馆长是张之洞侄孙,曾两次造访,一谈之下,发现此人内秀、博学,不愧文襄公后人。新时期担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的孙式礼先生,是38式南下干部,50年代人称“孙秘书”,似乎负责馆里的党政实务,他为人谦和、广闻博识,从他嘴里时能听得名人逸事,足见其阅览之博。孙先生之后任副馆长的徐孝宓先生,是藏书大家徐行可的哲嗣,我少时从父亲处听过关于徐老先生苦心孤诣搜罗秘籍的趣事,又从母亲处得知,孝宓先生没有进过学校,得徐老先生家学,自成渊博的图书馆学家,其对版本、目录学之精熟,省内难得。我住图书馆时,徐先生夫妇都还年轻,待我十分亲切。以上提及的,除孙馆长、徐夫人仍健在外,其他都已乘鹤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永存吾心。

文革期间,退休在家的父母屡受街道居委会的迫害之累,母亲还弄瞎一只眼睛,父亲一生省吃俭用、采自各地的相当丰富的藏书,被抄走又退回,又听说将有一次更彻底的查抄,我们兄弟与父母商量,决定抢在查抄者到来之前,将藏书捐给省图书馆,以免珍贵文籍损失。图书馆派人用几辆板车将书拖走,父亲尾随板车队踉踉跄跄地追了好长一段路,回家后发呆几天。80年代初,我听说省图书馆特藏部中还散置着不少盖有“冯永轩珍藏”等藏书章的书籍,我几次想提出进特藏室看看这些自小常常翻阅的旧籍,也曾想建议设一冯永轩赠书专架,但念及历时已久,原有的几千册书大都风流云散,于是也就把这种请求咽了回去。

作者将冯氏藏书藏画捐献给武汉大学,照片左-为原武汉博物馆馆长刘庆平,右二为江汉大学副校长涂文学,均系作者于武汉师范学院执教时学生。

中年后从事文史研究,除自己日渐壮大的藏书外,主要利用所在大学及院系的藏书,但偶尔也到省馆查阅,而每到馆里,老馆员张德英先生等都热情接待,颇有如归故里的感觉。近几年撰写《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一书,曾到省馆查书,阳海清副馆长等大力帮助。熟识的学界前辈,如姚雪垠、张舜徽先生等,也曾对我提及过他们从事撰著(如姚写《李自成》、张写《清人文集别录》)得益于省馆藏书的故事。湖北学人的著述活动多得省馆之助,此言决不夸张。

后来我专程到少时生活过十年的故地转了一圈,看到省馆新起的楼宇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生疏的面孔,颇有时光“如白驹过隙,忽然也”的慨叹。然而,这里永远是亲切的、生机勃勃的,因为它是哺育我们的精神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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