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的新版本

《张爱玲传》,刘川鄂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文/ 周思明

《张爱玲传》作者刘川鄂最近推出了45万字的传记最新版本。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然而在传统文学史书中,她和沈从文一样,属于被轻慢和被漠视的作家,被视为“人性论”的作家。其实,这样一个作家,一生中创作出版了一系列非同凡响的经典作品。

张爱玲无疑属于那种天赋异禀类的作家,她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很早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阅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古典名著。张爱玲12岁即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13岁那年,又发表散文处女作《迟暮》,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其代表作为小说《倾城之恋》、《赤地之恋》、《金锁记》、《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散文《烬余录》、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等。

张爱玲的小说,写透了人性,写活了人生。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感觉。张爱玲小说语言最大特色是,大量运用比喻、对照、反讽、色彩描写等。

比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有这样精彩的描写:“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洁白美丽,以视觉让人感受乔琪色迷心窍、蠢蠢欲动丑态,同时亦将薇龙的自持、虚荣心态的写活写透。

张爱玲习惯于规避宏大叙事,专注市井人生、普通人群,坦言:“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

张爱玲的伯乐是旅美华人文学史家夏志清。1961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讨论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中国现代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而对文学天才张爱玲尤其倍加推崇。正是夏志清先生的慧眼识珠,使得张爱玲由一个不被关注的“通俗小说家”一跃成为一名经典作家。这位在许多国内批评家眼里“不登大雅之堂”的女作家,在夏志清小说史中的篇幅甚至比鲁迅的还多一倍,夏志清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张爱玲传》作为刘川鄂教授研究张爱玲近40年的心血结晶,可谓目前国内专业研究领域文学传记的优秀之作。一部《张爱玲传》,把传主张爱玲的创作与人生写透了、写活了。

刘川鄂在书中自言:“我试图写出张爱玲的绚烂,写出她何以是卓尔不群的名作家;也想要写出张爱玲的孤寂,写出她何以是清坚决绝的现代人。”在《张爱玲传》后记中,刘川鄂提及一个有趣的细节:1988年,他们一家人在同事家玩,电视里正在放张爱玲的《金锁记》。刘川鄂3岁的女儿头也不抬地说:“张爱玲,我爸爸的朋友。”彼时的刘川鄂,研究张爱玲才刚刚起步,女儿的话凸显童言有趣,然而多少年后看,却是一语成真。

刘川鄂版《张爱玲传》自张爱玲祖父辈写起,对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曾外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和不幸童年,彰显深切体察与真知灼见;对张爱玲的人生道路与创作成就,有扎实的考证和文本的分析。刘川鄂认为,张爱玲是一位女性自觉意识极强的作家。鲁迅的《伤逝》中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张爱玲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不要让女性全身都是母亲。”

刘川鄂透析张爱玲走红成因主要有四:一是20世纪40年代,社会动荡,新文学没有中心,思想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张爱玲笔下雅俗共赏的文字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喜爱;二是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章讨论张爱玲,将她誉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张爱玲从此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三是改革开放之后,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的文学热又兴起;四是新世纪之后,价值多元化,张爱玲的粉丝进一步壮大。

刘川鄂版《张爱玲传》,受到业内专家学者的肯定与赞赏。学者徐迅2019年撰文指出:“刘川鄂教授研究张爱玲已有三十年。在长达三十年的张爱玲研究历程中,刘川鄂探寻了张爱玲小说的艺术世界,揭示了张爱玲之为张爱玲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审美创造、人性深度、文体意识、自觉的作家意识四个方面,他还创作了四部张爱玲的评传、传记,在‘张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张爱玲‘经典化’的过程及张爱玲研究的发展。” 戴建业教授认为:“ 写张爱玲的传奇,则石破天惊,云海垂立;写张爱玲的落寞,则静寂无声,星垂平野。当然是极好的传记,更是极好的文字。” 作家李修文指出:“胡兰成曾说,任何人来写张爱玲,一切装饰、美化、炫夸,都是一种降级、一种伤害。川鄂老师的文字,据实写出,也像胡兰成所说的‘于事物,于感觉,皆是老老实实’,只有这样的文字,才配得上张爱玲的一生。”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不同侧面认可和褒扬了刘川鄂教授对张爱玲研究“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认真与执着。

刘川鄂在张爱玲研究方面历年来的出版物包括:

编选张爱玲散文集《私语》,花城出版社1990年出版,责编林贤治。

评传《乱世才女张爱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责任编辑韩霁虹。

《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责编丁宁。

《张爱玲传》第2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责编丁宁。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张爱玲卷》,与李建军合著,蓝天出版社2004年出版。

编选张爱玲散文集《流言私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5年出版,责任编辑汪修荣。

《大师之谜*张爱玲之谜》,中国书店2007年出版,责编刘小晖。

《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北京10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责编王德领。

《张爱玲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出版,责编谈骁。

说说《西线无战事》

文/ 蒲湖

《西线无战事》是德国著名小说家雷马克(1898年—1970年)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利用晚上时间花六个星期完成的长篇小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伍,战争中受过伤,战后创作了被誉为“古今欧洲书籍的最大成就”的成名代表作《西线无战事》。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月九日,小说在《福斯报》连载,发表时署名“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名字中间的“玛利亚”是为了纪念其母亲),翌年一月由柱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共十二章,十五点二万字,首印五万册,后被译为五十八种文字,总印数超过两千万册。该小说用沉郁、冷静的笔不动声色地颂扬了萌生于战场、成长于炮火之下的人道主义情怀,因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思考,奠定了他在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文学上新的里程碑。小说反映了一名普通战士的战争经历,对于一场现代战争,普通战士的视角是最底层的视角,是与死亡最亲近的视角,是最容易发现侵略战争反人性所在的视角,同时,这个视角具有平民化的力度,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体验。因而雷马克成为当时“人们读得最多、受赞扬最多和受攻击最多的当代作家”。

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出版了洪深、马彦祥合译的《西线无战事》,此译本距德国出版原著单行本只有九个月的时间。据马彦祥在序言中说,“以两个人三个月的时间,才将这本书译完,当时为了便利起见,是根据英译本译的,译完后经洪深先生就德文原本校对了一遍,又几乎费了一个月”。姜德明藏有此书,为上海现代书局发行,其封面从左到右横排繁体字印刷,最上面是书名“西线无战事”,紧接着划一粗横线,横线下紧排两行字,上为“德国雷马克著”,下为“洪深、马彦祥合译”,最下面靠右为“现代书局印行”六字,字的左边为一帽子形状,应为士兵佩戴的钢盔吧。此书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姜先生藏的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印行的第九版(姜德明《西线无战事》一文载《书坊归来》,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三月一版一印五千册,定价十三点八元)。

我也藏有一本《西线无战事》,书名、作者、译者与姜藏本完全相同,但却是上海平等书局出版,也是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我的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再版本,书的封面是从上而下竖排繁体字印刷,右边为“洪深、马彦祥合译”,中间为书名“西线无战事”,左边自右向左四排,依次为“附:作者肖像;作者小传;序……马彦祥;后序……洪深”等字样,书的版权页上,发行者平等书店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一五一号(扉页上为“上海平等书局”),总代售处华威贸易公司在上海仁记路三五号,定价一元五角。同年同月在同地出版相同译者译的同一本书,此情况于出版而言应是很少见,不知两个出版社是何种关系了。

就此事我写信向现代文学史专家朱金顺请教,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得到回信,现录如下:

“所问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当年见过多次,但没收藏……洪、马合译之《西线无战事》,肯定现代书局、平等书局两种版本都有,二者关系我说不清……下边将从手边查到的材料奉告:

(一)在《上海出版志》第二七三页上,介绍现代书局出版物时,有‘洪深译著的《西线无战事》……’,第六一八页上,讲翻译图书时,说一九二九年,有‘平等书局出版,(德)雷马克著《西线无战事》,洪深、马彦祥译’。但是,此大书第二四九页至二六四页,是《一八四三——一九四九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介绍了三百多家上海的书店,却没有一个‘平等书店’,不知何故也!

(二)在《中国现代作品著译书目(续编)》(此书可靠,是北京图书馆书目编辑组用他们馆藏书编的)中,马彦祥部分,有此书,在第三四一——三四二页上,如此著录:《西线无战事》 ,(德)雷马克著,洪深、马彦祥译,A、上海平等书店,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19+332+40页,28开;B、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四版,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版,19+332+40页,28开,现代世界文艺丛书。

以上材料极可靠,对你提出的问题,极有参考价值,但要得出准确结论,要找到版本亲见。”

朱先生的回复依据相关资料明确有平等书局和现代书局两种版本的《西线无战事》在上海出版,《上海出版志》上没有平等书局的信息。沪上姚一鸣,酷爱淘书,研究旧书局,出版过《中国旧书局》(金城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六月一版一印,定价三十九点八元)专著,请他帮忙查询,也没有找到关于平等书局的信息。

我藏的这本《西线无战事》,封面上有“鲁寒雨”的名字,并在正文前马彦祥序言后,用毛笔字书写了自拟的各章标题目录、页次,及“寒雨十九年寘于持志学院”等文字(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三〇年),此人应该是该校的员工或学生了。上海持志学院乃何世桢一九二四年创办,初名“私立持志大学”,一九三〇年刚刚易名为“持志学院”,系上海外国语学院前身,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该校与上海其他大中学校一起,先后集会声援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成立,该校等十七所大中学校为理事,成为当时的爱国名校。时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居正、于右任、孙科、蔡元培、何应钦、刘海粟等曾为该校题词,该校以法科为主打,毕业生从事律师职业的居多,外界称“持志系律师”,著名校友有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中国罗马法的先驱、被誉为“罗马法活字典”的法学家周枏,文史艺三栖学者郭虚中等等。而鲁寒雨,查相关资料,所获信息不多,只是在河南新野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成立的“新野县旅外学生抗日救亡协会”所编印的《战时》小册上,作为该县知名绅士的鲁寒雨曾题词署名。至于此“寒雨”是否彼“寒雨”,就不得而知了。

书的封面、封底为武昌亚新地学社印刷物的纸张包装,封面上为“本社节要图目(教授类、应用类、零幅类、张挂类、城市类、历史类等)及价格”,封底为“中华国耻地图,武昌亚新地学社印行,勿忘国耻”等内容。

一本八十多年前的旧书,从鲁寒雨之后,不知又经过多少人之手,辗转流传,现在成了我的藏书,书本之外还附载有上海持志学院、武昌亚新地学社及“勿忘国耻”的中华国耻地图等等信息,此乃淘得此书的意外收获,也是淘书的乐趣之所在吧!

附图片说明:一、封面;二、扉页;三、版权页;四、鲁寒雨毛笔书写目录及页次;五、封底包装纸。

序《舌尖乡愁》

文/ 祖慰

味觉制作的三部“视频史记”

——序《舌尖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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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觉能被制成视频?而且还能弄出三部“视频纪传史记”来?不信?那就请读张福臣兄的《舌尖乡愁》。别看这个书名有点落入《舌尖上的中国》1 +《不忘乡愁》电视片之窠臼,但内涵绝对是“老张”只此一家的纪传(《史记》是纪传体,故夸张称这部小书为“视频史记”),而且还有着自创的“苦咖啡幽默”的语言特色。

人的味觉是有点神奇,一旦某次味觉内储为浓郁的记忆,当下次再吃到相同的食品时,立即就会把当年食用时的场景、人物、心绪、动作全都钩钓出来,制作成一个高清而且灵动的视频在脑屏幕上播放。福臣兄用文字把自己的视觉记忆来了个“转媒体”表达,读者在脑屏上还原成他的“视频纪传”,于是就有了这本稀罕的书。

第一部:在奔天堂的路上挨饿

孔子爱吃,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讲究的精与细都是形而下的“器”。法国人也讲究吃,而他们却高调地说——“每顿饭都是上帝送的礼物,绝对不能随便打发了”——这无疑已经提升到形而上的“道”上去了。

然而,无论是孔子还是法国人关于吃的说法,对于张福臣的《舌尖乡愁·舌尖上的童年》来说,都是最恐怖的反讽!

华华(张福臣的童年小名),从4岁到24岁饥肠辘辘,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吃,不是“上帝给的礼物”,而是上帝最恶意的惩罚!

​于是,他的童年的味觉记忆就制作出了“饥寒起盗心”的纪传体来:

​——他与妹妹饿得实在忍不住了,逼得他去邻居李叔家屋后偷南瓜。不幸被李家姐弟发现逮住了,李叔问为何?他说我和妹妹很饿很饿。李叔不仅没打没骂,还把南瓜给了他,并说,再饿时来找李叔。他回家煮了南瓜吃时,眼泪啪啦啪啦掉下来。他听到见舌头说:南瓜甜,眼泪咸……多精彩的饥饿的小贼与李叔的爱善的视频!

​——40多年前放学时他饿得都摇摇晃晃了。走到一个藕塘边,惊喜发现一截白藕露出水面,他疯狂脱了衣服就下水掰了一截。正狼吞虎咽时,被拿着扁担的村民发现了,按在田里一顿打,还说:“你连藕种也敢偷吃!”——藕的味觉记忆视频:是痛,是羞辱!

​——饥饿的年头,父亲把他交给东北老家的爷爷,爷爷又让姑姑领走。姑姑见他饿得哭,就到仓房里拿土豆种煮给他吃。姑父发现了,说,把土豆种吃了来年种什么?姑姑无奈罢手了。一天,他偷偷爬到仓房顶上,弄个窟窿想伸手下去抓土豆。咳,一不小心摔下来了!正巧,一头砸在一个破锅上,满脸是血。姑姑闻声赶来抱着他痛哭。后来伤好了,鼻子上方却永久留下一道像二郎神那样的第三只眼疤痕。这是一个“饿贼眼”。以后每吃到土豆,就有姑姑心疼地为他擦血为他流泪为他治伤的视频在播映。他说,姑姑的烧土豆永远长在他的鼻子上了……

——长大了,读初一了,早把“盗心”灭了,可饥饿还在继续。他一边读书,一边拾荒以求减轻饥饿。在《融进我血液里的一碗残汤剩饭》一文里读到,他隔三差五跑到学生宿舍楼,一栋一栋地去搜索,想拣点破铜烂铁换钱解饥。有一天他捡到一个可以卖三分钱的牙膏皮子,就如捡到了个金元宝,因为三分钱可以买到够他和妹妹吃一天的五香萝卜干。一天他又去拾荒,什么也没有捡到,只有一个破瓷碗。可他还是拿着去了食堂。正好看见一位女生将没吃完的剩饭倒进垃圾桶走了,他马上用捡来的破瓷碗将垃圾桶的剩饭挖了出来,躲到一边吞吃了。吃完他却流泪不止,不知哭什么。

这就是“编辑出版一千多部书的著名出版人、原武汉大学出版社大众分社社长、青年作家网顾问”张福臣的童年到青年的几段味觉记忆视频。12篇记忆,12个小人物纪传。这是他个人的第一部“视频史记”。他没有点出为何命途如此多舛,但根据年龄计算以及他父亲是南下干部的身份就知道,这正是亿万国人热血贲张地奔向天堂的岁月。这一算,就使得张福臣微不足道的童年小史突然凝重起来,凝重成了一段国家历史。

第二部:在希望的原野上提升了味觉的精致度

​中国巨变,张福臣跟着变得不再挨饿了,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味觉所好而到处找好吃的了。

​有句带点哲理的话:文明程度与感觉的精致度成正比。

张福臣在“饥寒起盗心”饥不择食时,味觉精致度归零,其文明度也是零。

此刻张福臣的生态境遇完全不同了,感觉精致度在飙升,开始“饱暖思奇欲”了。

请看中辑10篇,其中就有5篇是描绘他钻天拱地去找超越味觉经验的新奇美食的。如:“油饼包烧麦”、“八斤包子香”、“丙祥烧麦大碗茶”、“锅包(爆)肉”、“馕”等。他毫不隐晦自己的贪欲:“只要耳朵听到哪有好吃的,嘴和舌头就跳舞。”

他这般描述自己的味觉精致度:“我捧着两份油饼包烧梅在路边树下人少的地方细嚼慢咽,入口真香啊!金黄色薄如纸的油饼,烧梅皮劲道,馅糯软,入口进胃的味道说不出道不明,两个字——好吃!油饼金黄有色,烧梅玉润有形,形色添香,老张吃出了幻想,何不给一个名份,‘金包玉’如何?”再听他讲“八斤包子”的味觉:“包子馅肉香汁香,包子底皮焦香,可以说进口不忘,口齿留香。”即便说起卖烧麦的丙祥家免费大碗茶,也品出了非凡的滋味:“我每次来吃下6只烧梅后,都会不紧不慢地喝上三碗,这种茶水入口舌生香,有点点苦,入胃后感觉体内所有的器官畅通爽快!”这就是他的味觉精致度,这就是文明度。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吃这些新奇美食时,还找老板们探究创业成功的秘笈,多尝到了一份底层人的人文精神美!

又有一句带点哲理的话:吃什么并不可贵,可贵的是同谁一起吃。

在中辑里,写到了著名诗人食指请他吃涮羊肉,那滋味全是食指飞越疯人院的诗味!还有一次,他带着十多人的青年作家采风团,到乌蒙山水城采风并采食,一帮文人当采食到山野里的超验味觉时,特别是尝到一尺多长的乌蒙山原生态毛豆时,标配的文质彬彬全被解构,剩下的只有狂呼好吃的失态了。

福臣兄在希望的原野上终于吃出了味觉的精致美,还外加了一点人生哲学美。

第三部:大难临头时的味觉是大爱的滋味

这本小书的第三部,作者制作的是新冠病毒大肆入侵武汉时被封城70天的“苦难味觉”。

​本书描绘武汉人之所以被称作英雄,并不是因为做了惊天动地的事,而是能通情达理,明白在大难临头时,倘若“真为大家也为自己”,那就必须让渡出个人自由而接受严厉的管束。相比之下,世界上那么多把“自由”当经念的文明人却做不到,于是,新冠病毒就在那里狂飙万里。

​然而,这一辑21篇不是阐述这个“自由”大道理的,而是展现在封闭孤独恐惧绝望中通过味觉尝到了突然爆发出来的大爱。这爱的飞瀑,有作者女儿的,有四海朋友的,有不相识和不知名的。

​封城25天时,一向开朗达观的他 ,却再也受不了封在小小水泥盒里吃了睡睡了吃的“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了,发出绝望的喟叹:“也许老张的人生句号就在这里了?”

​幸亏爆发了人间大爱,救赎他的生命厚重起来:他得知全国十万白衣天使冒死来武汉了;他得知数万工程人员没日没夜用破人类记录的速度把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成了:他得知山东、还有不知地名的全国农民兄弟免费把菜送到每家每户了;他亲身感受到两个心疼着他的女儿呈现出的无法形容的关爱……他,终于熬过了但丁写的炼狱般的70天。

武汉解封了!

​记录这个解封大历史事件的又是味觉领先制作的视频:被隔绝近百日的老友们蜂拥重聚,大快朵颐四海朋友们奉上的烤皮鸭、川汤圆子、鸡汤大米粥、炖土鸡、小龙虾、猪肉酸菜炖粉条子、自酿果酒……

要问被大爱滋补后的此刻张福臣味觉精致度怎样描述?不仅是南欧人追求的“美酒、美女、美歌”,最贴切的要拿李清照的词来形容。这位写绝了“怎一个愁字了得”的女诗杰在放下“愁”字时写过:“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是为序。

祖慰 2021.10

《似水流年》的似水流年

文/ 宋海东

1928年岁末,民国通俗小说第一写手张恨水向沪上媒体透露,他将在不久的将来创作“三大时代”说部,即《黄金时代》《青年时代》《过渡时代》,并大略地介绍了构思。

他首先创作的是《黄金时代》。作品叙述农家子弟黄惜时被父亲送往北京某大学求学,却荒废学业,终日沉缅女色,先后与女同学白行素和米锦华调风弄月,并与父亲断绝关系。最终,他患上花柳病,一贫如洗,始得幡然醒悟。

1930年秋,《黄金时代》开始在沈阳《新民晚报》连载。当年8月12日,《上海画报》登载署名“削颖”(即曾任张学良秘书的王益知)写的《张恨水之<黄金时代>》一文,称“近闻《新民晚报》之《春明新史》于十回后,即行结束,另刊新著曰《黄金时代》。据恨水自云,此篇与前作大不相同,不独使读者得到心灵上之慰藉,且使读者得人格之修养,可作腻友,可作良师。果如所言,书中于针砭世俗外,必使有情人都成眷属,免再花残月缺。恨水果网开一面,善心发动乎?愚闻之不禁雀跃三百”。由于“九·一八”事变,《新民晚报》被迫停办,《黄金时代》随之停刊。另据张恨水在百新书店《似水流年》重印后方版新序中称,该作还曾以《锦样年华》之名连载于北方某报。

足本《黄金时代》首先出现在中国旅行社旗下的《旅行杂志》上。《旅行杂志》1927年创刊于上海,聘请《申报》编辑赵君豪主持编务,画家张振宇司美术。由于战事,后又先后迁至桂林、重庆出版,1954年在北京终刊。刊物以发表游记、旅行小说为主,辅以铜板纸印刷的风景名胜图片,图文并茂,深得有闲阶层垂青。张恨水与《旅行杂志》颇有渊源,为其提供了不下一百万字的作品,包括《秘密谷》《平沪通车》《如此江山》《蜀道难》《负贩列传》《一路福星》等多部中长篇小说。这家刊物对外公开的稿酬标准是千字一至四元,但张恨水享受了“贵宾待遇”:“像《旅行杂志》的稿费,是五元千字,就保留版权。后来《旅行杂志》给我代卖版权去,补足了八元或十元千字。”这段文字见之于《写作生涯回忆》第五十节《稿酬与版税》,可惜它只能在民国时期的《北平新民报日刊》上看到,建国后的各种单行本都删除了这一节。

张恨水为《旅行杂志》奉献的首部作品,便是由《黄金时代》更名而来的《似水流年》,连载在1931年1月至1932年12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号至第六卷第十二号,每期登一回,配有插图,共刊出24回,长达27.7万言,这也是他为该杂志撰写的篇幅最长的作品。启动连载之际,赵君豪在卷首的《编者之言》中特别指出:“本年小说,现有两种,一为刘凤君之《黄金影》译本,一为张恨水君之《似水流年》。……张君则治小说家言,久已驰誉南北,读者必心仪其人,亦毋庸多所介绍。张君近顷南游,于百忙中撰此鸿著。此则编者不得不致其最诚恳之感谢者也。”《似水流年》连载至尾声,作者考虑到要为这部作品添加些旅行元素,于是接下来叙述黄惜时无颜回乡,且无钱继续学业,遂徒步旅行大江南北,撰写考察文章投稿报社,不料成为名噪一时的旅行家。再然后,他又“进化”为东北义勇军将领……

作为《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不仅让《似水流年》在杂志上发表,还力促该作由上海时代书局出版。在他邀请下,张恨水为单行本的初版和再版各写下一篇序言,成为单行本与连载本的最大区别。后来,小说由上海天一电影公司摄制为同名电影,同样离不开赵君豪牵线搭桥。

上海时代书局单行本我无缘目睹,倒是见过《似水流年》的其他多种民国印本。

其中,以《似水流年》之名出版的多达13种,下面且逐一加以介绍。

中国旅行社1933年2月版

前两种分别为中国旅行社1933年2月初版本和1934年5月再版本,封面罕见的素净,上面仅印有由书画家叶恭绰题写的书名,分订两册,正文525页,25开。通俗小说封面当然不必过于花哨,但更不宜古板呆滞。像这两种印本灰沉沉的面孔似乎更适合于政治经济以及哲学类读物,文学书尤其是通俗小说是要竭力避免的。

南洋书店1934年2月版

第三种是1934年2月由上海南洋书店印行的初版本,同样分订两册且分别有版权页,正文356页,32开。其封面较之中国旅行社版本生动得多,乃是以白为底色,描绘在鲜花盛开的树下,一位头戴礼帽的西服男士正搂着一位旗袍女子走向一个硕大的心形,身后留下长长的黑影。

百新书店1946年6月蓉二版

第四种至第九种为上海百新书店1940年2月第一版、1940年6月第二版、1940年11月第三版、1941年3月第四版、1941年6月第五版、1944年5月第八版,上述印本均分订两册,每回配有插图一至两幅,正文524页,32开。第十种为百新书店1946年6月蓉二版,亦称“重印后方版”,系土纸印刷,单册本,每回配有插图一幅,同样是正文524页,32开,国家图书馆有藏。第十一种为香港百新书店1949年3月第十版,为单册本,正文291页,32开,美国密西根大学图书馆有藏。值得关注的是,第十版删除了其他民国印本中收尾的一大段话:“这样的过了五六年之久,东三省已非我有了。辽东地方,有一枝义勇军,最是厉害。他们的首领,只有二十六岁,带了五千人,横行二三十县。而且他们所到的地方,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旗帜上大书两个字:就是‘黄金’。于是有人说:辽东有了黄金的义勇军,那就是黄金时代了。这黄金的军队,在辽东转战半年以后,声势更是浩大,他的首领,派人到南方联络各界,请予以接济,这才发表了黄金先生,就是黄惜时先生,算是他明白了怎样去造成他的黄金时代,怎样宝贵他的黄金时代,以前失掉了的黄金时代,并不难加以补救的呀。”割弃这段话是可以理解的,黄惜时浪子回头尚在情理之中,若将他拔高为民族英雄,就显得过于“跳跃”了,让读者很难接受。“百新版”除“蓉二版”外,封面设计从一而终,且十分切合小说内容和书名,其上方乃是一位长发红唇少女的头部(应该便是被抛弃的白行素),正凝视着左下方的一对时髦情侣(应该便是黄惜时和米锦华),三人之间,流淌一条天蓝色的河流,鲜红的书名和深黑色的著者名随波飘荡在河流中。至于“蓉二版”,封面上方为书名和著者名,右下方为黄惜时与女友游山玩水的温馨画面,左下方则用浅淡的线条勾勒了一对恋人窗下小叙和街头散步这两幅场景。

百新书店1940年2月版

第十二种和第十三种印本均由奉天时代书局出版,分别于1941年5月21日初版、1943年4月20日再版,分订两册,其封面设计、版面格式完全克隆了南洋书店版本。

以《黄金时代》之名出版的,坊间也出现过三种。一种是太古山房1938年1月盗印本,分订三册,正文页数不详,32开。另外两种由奉天时代书局翻印,1938年5月1日初版发行;1940年12月10日再版印刷,1941年1月10日再版发行,均分订两册,32开。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

《似水流年》民国印本大多刊有张恨水的自序与后序,这两则序言在建国后北岳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各种印本(均以“百新第十版”为母本)中均不见刊登,现将1932年12月1日撰写的自序照录如下:

尝闻老辈言,希望可达,奢望不可达。希望与奢望之分别,吾不知其意何在。然私意揣之,不外二意:一曰人当知足,一曰人当悬一可达之目标而求之而已。大凡少年人,乾黄口,脱乳牙,而其所希翼者,必三事同时起,则为求学求业求恋。顾此三事,不能并得,必有所先后。而少年人昧之,恒颠倒其本末。乃先求恋,求恋必有所立,于是求业。求业非有本能不可,始乃求学。于是始也纷然,继而茫然,其结果必至不可收拾而后已,此尤为平常人而言也。乃若学问既有根基,事业无须恐惧,而爱情之伴侣,亦复相得而相亲,此则凡百满足,为人生之黄金时代。而当事者反不觉悟,自撤藩篱,足而思更足,遂登高重跌,自陷绝境,可怜亦复可叹矣。是书叙一少年人,欲三者得之,结果乃三者失之。事在人情之常,要非耸听之说。少年人工业少暇,展卷一读,或亦有所借镜,较胜于风花雪月、神鬼怪异之文乎。是为序。

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张恨水识于旧都

另据张恨水在百新书店《似水流年》重印后方版新序中称,他的几位弟弟妹妹当年正是读了此书而发愤苦读,皆学业有成。     

要说张恨水生前对哪一部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最感兴趣,它不是胡蝶主演的《啼笑因缘》,也不是周璇主演的《夜深沉》,而是缺少大牌明星助阵的《似水流年》。该片导演高梨痕系张恨水老友,编剧则是张恨水本人。1933年,影片在上海首映时,张恨水恰好旅沪,特意前往观看。当放映到男主角当着女友的面不认乡下来的老父一幕时,坐在张恨水身后的一位观众喟然道:“这不是瞎编滥造的,我们乡下的确有这种事啊。”张恨水听在耳内,暗自欣慰,庆幸自己的原著未脱离生活,也赞赏电影公司能够高度忠实于原著,未别出心裁、哗众取宠。

仙枝的文字

文/ 小满

仙枝,台湾宜兰人。

胡兰成弟子。

宜兰出才女。

简桢、吴淡如都是宜兰人。

“唯有仙枝文章,才是神姬之舞”,朱天文眼中的仙枝就是长袖善舞的神姬。

仙枝与朱天心、朱天文同师承胡兰成门下,又一同悉心经营《三三集刊》与三三书坊。

读仙枝,不需要问她年龄。

读仙枝,一派春光烂漫,少年不识愁滋味。

家师多爱乖徒,胡兰成居然说张爱玲的文章写得太自我,不及仙枝的无他无我,还说仙枝的文章里有“仁”。

我看到的仙枝文字世界里的“仁”就是不怨。

好坏善恶,她喜就喜悲就悲,恨归恨骂归骂,最后一笑了然,忘得一干二净。

仙枝的文章乐趣与痛苦同在,写得好玩。

图片来自网络

我是先读她的《好天气谁给题名》,后读《萝卜菜籽结牡丹》的。

书中提的那句“山里山,湾里湾,萝卜菜籽结牡丹”是江浙一带的俗谚。

这两年常住浙江嘉兴,再听再读倍觉亲切。

她的宜兰老家和乡间,她祖父母瓜藤延绵的家族纽带,乡间本土的繁多礼仪,各种节气和神明祭拜的日常,萝卜菜籽般朴素的生长环境,加上她得天独厚的文采天赋,也便成就仙枝世俗性的好文字。

《新龙门客栈》里金湘玉的上房里有一朵玲珑剔透,冰雕玉砌的“雪莲”。

周怀安不识:“这是什么花儿?好精致啊。”

张曼玉勾魂一笑:“萝卜花儿啊,难道还是雪莲花儿?”

大漠狂沙生死搏杀,萝卜花儿静静绽放寂寂悠远。

胡兰成《今生今世》里写那个叫步奎的,下雨天同赏玉兰花、绣球花。

边走边笑吟吟讲:“这花重重叠叠像里台,雨珠从第一层滴零零转折滚落,一层层,一级级。”

走到近郊去散步,又看着田里的萝卜真心诧异发笑:“这青青的萝卜菜,底下却长着个萝卜!”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胡兰成于小事上不亲,经点破才可异可笑。

果然觉得“那萝卜菜好像有一桩事在胸口满满的,却怕被人知道。秘密与奇迹原来可以只是这种喜悦。”

这种喜悦使人惊醒,使人想微微笑,慢慢吟,轻轻唱,使人羡慕田里扶禾整菜耙畦的农人农妇,丽日晴天,心净无念,真强似住高楼,穿绸缎,一颗心放舟江湖不靠岸。

地亩之间,平心也平眼,又强过多少强梁好汉。

田头地尾得来荣华富贵,这可真是萝卜菜籽结牡丹。

萝卜菜籽本是朴素之物,低到尘埃,一旦破土而出,又于闹腾喧杂的人世结出贵气的牡丹,这就恰如仙枝其人。

朱天文说她的文字,普通事物,简单人情,经她的笔点化,自行饱满皆成为好,处处显露其独特的光亮,有着强壮静谧的内核,不拘一格脱颖而出。

四十年前的仙枝只有二十几岁,青春最好的时光都齐聚在文章里。

那些才情在枝桠上打着滚,充沛的亦是完整的盛烈的蓬勃生长,盛放荼蘼。

这么耐看的文字,可惜仙枝只出版了两册文集,据说后来不再写作了。

我想她不会不写,只不过有了更好玩儿的,出不出版,不关她事了。

(以上文字获作者授权,来源:小满公号)

《好天气谁给题名》,仙枝 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

《萝卜菜籽结牡丹》,仙枝 著,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访胡佛研究院

文/ 汤旭岩

还记得2010年有幸来到斯坦福大学胡佛塔下,便特别想置身其间,了解胡佛研究院。

2010 年 6 月 22 日上午,经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同行精心安排,我们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四位访问者得以走进颇带神秘感的胡佛研究院。专门的珍宝陈列加之专家的精彩介绍让我们领略收藏的魅力,那些蒋介石、宋子文的日记和“文革”史料及孔子画像等均深深吸引我们认同感慨,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愿望。

随着访问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对胡佛研究院与其图书馆关联之处的基本轮廓逐渐形成了。它最早的名字叫“胡佛战争图书馆”,由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于 1919 年为其母校斯坦福大学创办。这个当初专门收集与一战形成和发展有关史料的图书资料中心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才招募学者进行研究工作。我们访问时已从最初的 6 名研究人员发展到 250 多名工作人员,包括 100 名研究员、70 多名图书馆和档案馆管理员及专家、80 多名行政管理及研究辅助人员。它拥有 9 个图书馆和档案馆、160 万册藏书、6 万个微型胶卷和 2.5 万种期刊,共约6000 万件的珍贵档案。每年对图书馆的投入约600 万美元。

胡佛研究院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馆藏为世界瞩目,是学界公认的、除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全球收藏中国近现代史档案资料最丰富的档案馆。据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理查德·苏萨介绍,胡佛研究院近 90 年来搜集的 6000 万份档案中,仅中国部分就有 550 多种,有关“文革”的政治海报就超过 10 万份。这些档案排起来大约有 24 英里长。苏萨认为,最重要的收藏大概有四到五件, 比如蒋介石日记、国民党档案、前苏联尤其是从沙俄过渡到苏联这段时期的资料,还有就是宋子文的档案。另外一份很重要的档案是美国对欧洲广播的资料。

尤其让我们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档案几乎尽入胡佛研究院。2005 年 2 月 16 日,蒋家与胡佛研究院共同宣布,同意把两蒋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 年,并把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2005 年 3 月,胡佛档案馆宣布成立近代中国档案和特殊收藏馆,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从1911 年到 1949 年的资料,台湾从 1949 年至今的资料以及大陆从 1949 年至今的变迁记录。

作为图书馆研究人员,大家都渴望一睹蒋介石日记为快。萌发于上午的念头于是就成为实施于下午的行动。

那天午餐后我们返回胡佛研究院并经过一系列的程序。首先,所携带的物件被严格地要求锁进铁柜子,连护照和笔也不例外。其次是按照 《蒋介石日记著作权许可申请办法》 填写算得上详细的表格,为此没有经验的我还得重开寄存柜子取用护照。接着是签署关于约定使用目的和权限的协议, 全称为 《胡佛研究院蒋介石日记使用者同意书》。最后申请到一张特制卡片,才拥有合法证件。有意思的是,填表签名时每人都会分配到专用的圆珠笔,经允许,这枝蓝色的笔被我留下作纪念了。

胡佛研究院馆藏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日记起于 1917 年,到 1972 年患病时为止,长达 55 年,全部用毛笔行书工整地在日记本上书写而成。考虑到时间有限,我们想在短暂的研究中有尽量多的收获,便分工合作,按设定方向先各自为阵,再交流收益。具体方案是选择若干大家关心的重要历史时段,如西安事变、武汉大会战、新中国成立、建国十年、文革伊始,包括蒋介石最早和最晚期日记等,然后分头调阅。根据总目录确定日子,调阅按月存放的卷宗。不尽人意的是许多卷宗实际内容与外部标识并不相符。尽管映入眼帘的并非原件,但可顺利取阅所需月份,加之所记内容确实难得一见, 复印件也让人看得十分着迷。

争分夺秒的情形下,已顾不得计较为何隔座黄发研究者可以用相机拍摄而我的相机偏得存柜。聆听同样属于记忆的声音, 追寻似曾相识的岁月,享受静静的思考空间,自然会嫌时间竟然无情掠过。瞧瞧同行几次催促离开却又回不过神来的模样,多少有点儿明白,原来匆匆的研究,也不影响留下从容不迫的镇定。

依依不舍地告别胡佛研究院,或许只是研究的开始。当天的餐桌、汽车都成了沟通、评议的现场。一行人中有关注重大事件的通过对比整合起历史细节;有关注晚年生活的认真核对蒋经常观看电影的习惯;还有关注读书经历的注意到蒋年轻时曾认真研读 《马克思学说》 和 《共产党宣言》,甚至读出“趣味”到 “不能悬卷”的程度 (1923 年 10 月 13 日日记)。

此刻,手持胡佛研究院核发的那张一个月内有效的特制卡片,不禁又沉浸于造访胡佛研究院的美好回忆之中。

(以上文字选自《图书情报论坛 2010 年第 4 期》, 获授权。图片源自网络。)

少年时代的图书馆记忆

文| 冯天瑜

少年时代已经是相当遥远的过去了,我又是一个对生活细节易于遗忘的人,因此每当与儿时旧友谈论往事,多半只有洗耳恭听的份,难以插上嘴。当然也有例外,脑海中有些往事并未如烟,例如8岁至18岁在湖北省图书馆的一段泛舟书海的经历,不少情景还历历在目,鲜明如昨。

我的母亲张秀宜(1901-1971)解放前作中小学教员,解放初到湖北省图书馆工作,负责儿童阅览室,直到1962年退休。我是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大概也是随慈母左右时间最长的一个。自小学二、三年级开始,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抱冰堂下的湖北省图书馆。开始两年,多在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希腊神话》、《三个火枪手》一类连环画是我的最爱,除熟记那些引人人胜的故事外,还因连环画的导引而迷上了人物白描,有一段时间,我的课本、练习簿的空白处都画满了中外英雄豪杰的造像,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这种随手画几笔人物速写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近20年在国内外参加学术活动,留下一批中外文化人的速写。被画者常问,你是不是接受过美术专业训练?我说没有,是小时候在湖北省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形成的信笔涂抹习惯。

大约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我又成为湖北省图书馆成人阅览室的常客,每天放学归来,包括星期天,大都泡在阅览室里(省图只在周一休馆)。这得感谢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教育尚无沉重的课业负担,即使像初中母校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母校华师一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功课在校内自习时便可做完。我对考分又一向不大经意(母亲好像也没有因我某次考分高而表扬、考分低而责备),课余便自由徜徉于湖北省图书馆的书廊之间。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惟一的驱动力是兴趣、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后来读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名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回想自己少时读书经历,竞与古希腊哲言相暗合!惭愧的是,中年以后阅读,多是为了写书而找材料,各类图籍大都被分割、拼合成了为写某书所用的资料长编,昔时那种悠游于名著佳篇之中的陶醉感,以及对名著的整体把握,实在是久违了。近年我多次下决心,一定要摆脱中年读书的异化状况,复归少年时代在湖北省图书馆读书的本真情态。然而,逝去了的过往,还能重拾吗?但总该努力一试吧。

在嗜书者那里,“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文学女神往往最早降临。忆昔少年时,湖北省图书馆群籍中,首先令我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是中外文学名著。《三国》等讲史小说,《水浒》等英雄小说,《西游》等神魔小说,《红楼》等世情小说自然读得烂熟,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悲壮、秦琼买马的无奈、岳飞枪挑小梁王的神勇,都使人摇情动魄;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最初的“历史观念”大约由此获得。

以初中二年级为端绪,另一扇知识之窗豁然敞开: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文学,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那一相对禁锢、封闭的时期,这些名著打开了一个孔隙,可以窥探广远、深邃而又新奇的外部世界。少时的阅读刻下的印象实在真切,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起莎翁笔下李尔王的悲鸣、奥赛罗的执著、哈姆雷特的渊思,人文精神的甘泉还润泽着心田。至于屠格涅夫描绘的林中狩猎、转型时代父与子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冲突;列夫·托尔斯泰铺陈的俄法战争壮阔场景,安德列公爵战死前仰望苍天的冥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抒写的彼得堡白夜飘荡的那些敏感而又病态的魂灵;契诃夫对万卡一类底层人物的深切同情,对专制政治的揭露与鞭挞,都丰富了我们得之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而肖洛霍夫展开的顿河草原上葛利高里们的血战,阿列克赛·托尔斯泰表现的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则与当时从教科书上获得的革命概念颇有相左之处。巴尔扎克精工细描的巴黎社会,狄根斯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德莱赛揭示的纽约金融界和艺术界,不仅提供了美学感受,还多有社会史的认知收获。以后读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评价:“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联系早年读巴尔扎克《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的印象,对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深以为然。后来我从事文化史研究,颇服膺于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这里的“诗”可泛解为各类文学作品)的路数,这与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社会史的认知启示直接相关。

中年以后,被一个又一个课题挤兑着,很少有余暇读文学作品,常常引以为憾。但早年从中外名著中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却在不断反刍,颇有助于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外文化比较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后能从事中国文化史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得益于早年在湖北省图书馆对中外名著4的大量阅读和整体、有机的把握。比照当下的大学文科教育,学生主要读的是几种通史,如历史系学中外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文系学中外文学史,辅之以少量的原著选读。这些“史”自然是应当学的,但今日大学生都是一路从严格的应试教育筛选上来的,6年中学被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难得有时间精力阅览整部名著(如果今日的孩子象我少时那样在图书馆看“闲书”,一定会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厉禁),到了大学,他们学的又是多门二手性课业,较少接触文史哲元典。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士多德同在”,我们的大学也可以立信条为“与先秦诸子同在”。然而,如果不读先哲元典,怎能得其真精神,怎能与先哲“同在”呢?

少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喜欢阅览的另一类书籍是游记和地理书,它们使我足未出户,而遍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尾随司马迁“西至崆峒,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追迹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除神交古人,泛游九州外,更远涉重洋,邀翔于佛罗伦萨、斯德哥尔摩,深人亚马逊热带雨林,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十几岁时,我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将湖北省图书馆的各种中外地图册借来,铺在阅览室大桌上反复参看。记得某馆员笑问我是不是有周游世界的计划?这真道出了我的心思,那时我的最大愿望确乎是周游世界。由于熟读各类地理书和地图册,加之睡觉前时常想象自己到世界某地,并为某国某地设计发展蓝图,久而久之,便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国的简史、面积、人口、都市、山脉、河川、矿藏资源、风俗习惯,乃至国民经济总产值,钢铁及粮食产量等指标约数,并养成持续关注的习惯。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我也得以历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新加坡等国,部分实现早年“周游世界”的梦想。在国外会议或讲学之余,与陪同游览名胜的外国友人谈及该国该地自然状貌、社会风情、历史演进诸细节,有些内容外国友人亦觉新鲜,于是大表惊讶,或夸我为“某国通”,者问我是不是访问前夕对该国、该地的史地概况作过专门准备,我说,非然也,那些“准备”是小时候完成的。其潜台词说,是十儿岁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完成的。

地理常识当然不是高深学问,但烂熟于胸可以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我们也才有可能对其作同情的理解。我每每建议学文史的青年朋友,多读点地理书和高水准的游记,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的教言。而这种心得,是少年时代在湖北省图书馆获得的。

20世纪50、60年代的湖北省图书馆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少时我在馆里见过的老馆长方壮猷、杨开道等都是硕学鸿儒。方先生50年代初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是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与我父亲冯永轩(1897-1979)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同学,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方先生一次巡视阅览室,发现成人读者中有一个小孩(按规定,小孩不能入成人阅览室),便上前亲切询问,馆员介绍,“这是张老师的儿子”,方先生马上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不是永轩兄的公子嘛,好,好,他这么好学,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方先生这番不经意的话,我记了一辈子。杨开道馆长是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好像是留美的,曾任华中农学院院长,来省图作馆长,约在5O年代后期,我已念高中,曾在晚饭后与他在图书馆院子里聊天,谈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我不知天高地厚,列举各国工农业数据,杨先生很感惊讶,高兴道:“你是个学经济的材料,以后跟我学吧。”在场的一位馆员说:“他熟读文史,大概会学中文。”由于父亲当时带着右派帽子,而1958年以后高考“政治条件”压倒一切,我早已不存考取理想专业及大学的念想,故只能对杨馆长等人的期望付之一笑。当时还隐约获悉,杨先生57年反右受过打击,但他仍显得潇洒、气宇轩昂,我心中暗暗佩服。副馆长张遵俭先生寡言、低调,我少年时与他好像没有对过话。80年代初写作《张之洞评传》,获知张馆长是张之洞侄孙,曾两次造访,一谈之下,发现此人内秀、博学,不愧文襄公后人。新时期担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的孙式礼先生,是38式南下干部,50年代人称“孙秘书”,似乎负责馆里的党政实务,他为人谦和、广闻博识,从他嘴里时能听得名人逸事,足见其阅览之博。孙先生之后任副馆长的徐孝宓先生,是藏书大家徐行可的哲嗣,我少时从父亲处听过关于徐老先生苦心孤诣搜罗秘籍的趣事,又从母亲处得知,孝宓先生没有进过学校,得徐老先生家学,自成渊博的图书馆学家,其对版本、目录学之精熟,省内难得。我住图书馆时,徐先生夫妇都还年轻,待我十分亲切。以上提及的,除孙馆长、徐夫人仍健在外,其他都已乘鹤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永存吾心。

文革期间,退休在家的父母屡受街道居委会的迫害之累,母亲还弄瞎一只眼睛,父亲一生省吃俭用、采自各地的相当丰富的藏书,被抄走又退回,又听说将有一次更彻底的查抄,我们兄弟与父母商量,决定抢在查抄者到来之前,将藏书捐给省图书馆,以免珍贵文籍损失。图书馆派人用几辆板车将书拖走,父亲尾随板车队踉踉跄跄地追了好长一段路,回家后发呆几天。80年代初,我听说省图书馆特藏部中还散置着不少盖有“冯永轩珍藏”等藏书章的书籍,我几次想提出进特藏室看看这些自小常常翻阅的旧籍,也曾想建议设一冯永轩赠书专架,但念及历时已久,原有的几千册书大都风流云散,于是也就把这种请求咽了回去。

作者将冯氏藏书藏画捐献给武汉大学,照片左-为原武汉博物馆馆长刘庆平,右二为江汉大学副校长涂文学,均系作者于武汉师范学院执教时学生。

中年后从事文史研究,除自己日渐壮大的藏书外,主要利用所在大学及院系的藏书,但偶尔也到省馆查阅,而每到馆里,老馆员张德英先生等都热情接待,颇有如归故里的感觉。近几年撰写《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一书,曾到省馆查书,阳海清副馆长等大力帮助。熟识的学界前辈,如姚雪垠、张舜徽先生等,也曾对我提及过他们从事撰著(如姚写《李自成》、张写《清人文集别录》)得益于省馆藏书的故事。湖北学人的著述活动多得省馆之助,此言决不夸张。

后来我专程到少时生活过十年的故地转了一圈,看到省馆新起的楼宇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生疏的面孔,颇有时光“如白驹过隙,忽然也”的慨叹。然而,这里永远是亲切的、生机勃勃的,因为它是哺育我们的精神的家园。

(以上内容由原发刊物《图书情报论坛》授权)

崇文书局旧版书籍插画

文/ 子张

記得成勇兄來杭州那次,我陪他去一家舊書店,看到他買的書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學類集子,我多少有些好奇他何以對這些沒有多少文學價值的書感興趣,他說不是為了內容,乃是對這些書的封面設計有興趣。

崇文书局《劳动颂歌》插图《钢厂写真之一》

他的話也喚起了我的一些印象,又進一步想到文字語言相比圖畫語言的確多了些局限性,蓋圖畫語言本身更貼近藝術,不似文字語言那樣容易暴露缺陷。舉例言之,五十年代詩人李季的石油題材詩作《當紅軍的哥哥回來了》就內容說政治性大於藝術性,但其封面和一些插圖仍富有民間藝術質樸率真的美感,而幾乎看不出意識形態的東西,因而也就顯得更加純淨一些。

崇文书局《劳动颂歌》插图《集体农庄的社员们》

當然,除了這層道理,那次買書給我留下的主要印象還是成勇兄對書籍裝幀的濃厚興趣。但當時我無法預測他後來會策劃這方面的事物,一晃若干年過去,直到去年才又在諸暨見到他。時間匆匆,竟未多聊。

崇文书局《劳动颂歌》插图《月夜》

不意近期收到由他策劃並擔任責編的兩冊別緻的精裝書:孫以煜編的《插畫師》和《勞動頌歌》,兩本都是畫冊,卻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畫冊。編者是業餘收藏蘇聯老版畫的旅俄商人,去年就由崇文書局出過一本《偶拾拈花——蘇聯老版畫原拓收藏筆記》,今年剛出的兩本則分別是他收藏的四位蘇聯版畫家的書籍插圖、藏書票和蘇聯老版畫中勞動題材的作品。

崇文书局《插画师》之《哦,俄罗斯大地》插图

假如從先入為主的角度聯想,很可能會想當然地產生對“蘇聯”這一概念的某種偏見,猶如提及不堪回首的過往即會有關於種種歷史病症的不愉快記憶。但是,正如面對李季詩集的封面和插圖時一樣,那種由於過於強烈的宣傳慾望導致的修辭暴力並未出現,加之更加拉長了的時空,我看到的更多屬於生活自身呈現出的美。我從未身臨其境地感受過“蘇聯”的大自然與人,但拋開“蘇聯”這樣的抽象概念,與那些起伏的群山、靜靜的河流、遼闊的草原、勤勞的人民直接面對,則我從畫面上看到的一切就無不與我親身經歷的完全相同。它們提醒我,藝術家也罷,藝術也罷,面對的始終都應該是生活的本相,一切意識形態的表述若不能貼近這本相,遲早都會脫盡它們可憐的金裝。自然的美永恆,人的美永恆,為了自然與人和諧共處的勞動之美永恆,表達了這一切美的藝術永恆。

崇文书局《插画师》插图《致未知的海岸之一》

作為版畫圖書,其構思、設計、裝幀更是臻於極致,我也只有以賞心悅目這類外行話表達我對兩本書的印象了。

崇文书局《插画师》之《致未知的海岸》插图

十一月廿六日晚,子張於杭州午山。

(以上内容选自“佣书斋”,获作者授权)

文川书坊藏书票

文/ 黄成勇

最近,我“粉”了文川书坊的藏书票。

叶灵凤曾指称藏书票是“舶来”的,而藏书印才是“我们”的。作为颇知甘苦的藏书家,煌煌三册《读书随笔》,谈及许多藏书的乐趣和知识。其中,“因为西洋书多是硬面厚册,适宜于粘贴,正如软薄的线装书纸张适宜于钤印一样,西洋的藏书票和中国的藏书印,正是异途同归的事。”中外文化有异,但爱书的人,总愿在珍藏的书籍上,“烙”上自己的印记,不致轻易散失,以示珍爱宝藏,则天下皆然。我的识见非常有限,这是最初见到的关于藏书票的文字。

后来,朋友间“玩票”的渐多,使人兴趣益增。有些出版社也在适宜的书上,附贴一枚书票,以馈读者。这样,藏书票不仅作为藏家个人的独有标识,也是书文化,成为公众欣赏的艺术品,而被广泛接受。2004年冬,十堰举办“第二届全国民间读书报刊讨论会”,安徽倪建民老师,操刀制作平面、凸面各一枚书票,尤以制模凸印的《民间书声》藏书票,形意俱佳,令人大开眼界。当然,作为相得益彰的配置,这本民间印制的《民间书声》,也仿民国时期鲁迅等出版先贤的作法,在书后贴上了版权印花。

崔文川先生制藏书票,我早有耳闻,只是这个民间读书盛会已办十多届,我却掉队已久,一直无缘识荆。直到2017年,得到集结召唤,我在浙江诸暨追赶上民间书香队伍,旧雨新知,兴会淋漓,此时才晓得,文川先生也是一位“积极的书的结缘者”,已与会多年,且每年都为年会制作纪念书票,在藏书票和制笺领域,早已斐然有成了。把晤闲谈之间,他对崇文书局出版的苏联版画甚感兴趣,会后我便奉上一册。未料他又购买十册,馈赠友朋。后来,我把苏联藏书票样给他发过多枚,他发来苏联版刻火花多枚,可见其收藏的独特兴趣。今年郑州年会,文川先生循例制纪念票一枚,是“漠漠云林小小山”的国画风格。对藏书票素有研究的陈子善老师当会称赏,誉为年会历届“崔票”最好的一枚。

观赏文川先生的藏书票,虽不乏“拿来主义”、对西方书票有所借鉴的作品,但堪称佳构的,还是那些具有中国木刻版画特色的作品。如《守愚斋藏书》票,一小女孩扮花旦持花扇造形,工笔细致,但又似水粉,正是“霓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体现了票主戏剧工作者的身份。人物巨眼炯炯,有思无邪。背景却好似水墨写意,设三重色,从下至上,由浅渐浓,意为“云山几盘”?拟或“江流几湾”?

又如《熊召政珍藏》票,黄底蓝线,并非广厦阔院,但形制佳胜,园中设多孔石山、植罗汉针松,两古人偏于一隅,抚案对谈。所谈何事?莫非“每叹忠臣多取祸,更求史笔辩群诬?”书票左上一角,竖写“梨园书屋”四字,使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票主正构思写作《张居正》时,经徐鲁兄引荐,一同往访梨园书屋的情景。

而《徐鲁喜读之书》,褐底绿叶,黄蕊白花,人淡如菊。构图简捷明快,花叶摇曳生姿,颇具西方版刻之风。徐鲁兄是儿童文学作家、诗人、书话作家,著作等身,若无所执着则无以至今天,若无所淡泊也无以至今天。

《贺卫方之书》票,堪称中西结合的善制。画面无边线,显得广博宏大,前为西方司法女神造像,黑色线条,身姿略侧,颇显力度,身后圆型构图,浅蓝设色,是中国古长城,藏书票的规定标识字母以弧状呈现于左上,再后,蓝色更浅,几近于灰,则为大地山川江河,充塞天地之间。票主是学者,作中外司法比较研究,票中体现的、想要表达的、画面暗寓的,是不言自明的。

文川书坊为崇文书局绘制的藏书票,是专为孔网定制的系列毛边笔记之用,与上述私人书票不同,有着不少设计难度。拜托文川先生之后,自己都心中惴惴,不知他会弄出什么东东来。待到发来样稿,深合我意,又殊出意外。连与美术界多交游、眼光颇为挑剔的同事也称赞有加。

这是一枚可以细加揣摩欣赏的藏书票。

米黄的底色,有边框枯笔墨线,像古代版刻,颇显古意,人物有二,一书家举臂题壁,与一侍砚墨童相对成趣,暗示套书出版,意在提倡书写。摩崖壁面书名安排错落有致,书名本来直白,并不稍事含蓄,体现套书十册,内容多为中国传统文化,如诗词、书法、版画、花笺、手帖、戏曲绘画与唱词、线描佛像与禅语、中外绘画的赏析图文。与人物挥毫、侍砚动作结合,体现出套书内容可赏、页面可写的特色。左下角是崇文书局logo,右下是一枚“崇文馆”押角朱印。崖壁正中题“来日方长”红色四字,正是套书系列名。其实人生苦短,来日虽然可待,去日奈何良多。如若有人凭借一册(或多册)精美笔记,读赏美图好字,有若面对美食而“食指大动”,一时兴来提笔,或写日记,或作笔记,或画速写,随手记录生命点滴,雪泥鸿爪,乃至生活悲欢,真情实感,甚或雁来鸿往,山水之乐……在电脑普及,传统书写似乎日暮途穷的今天,这已是非常隆重地善待自己的岁时生命了,也不啻古人镌字勒石、“藏之名山”或“传之同好”。这枚书票中的“来日方长”意念,是通过摩崖石刻和虬然古松的意象来表达的,既表达的是鲁迅先生所谓“纸墨更寿于金石”,也表达赵家壁先生所谓“书比人长寿”。我在冷摊得来的丛残中,有一地主日记中写的颇为工整的联语,上句为“纸墨千年会说话”,见于1948年初,一支南下武装干部工作队的队员日记。却原来,懂得纸墨和书写之可珍贵的,不仅是著作家和编辑家而已。不消说得,积极投身爱书文化,广结书缘,既擅制书票,也擅制笺谱的文川先生也深自懂得,于是有此佳票出焉。

于是文川先生就这样圈我为“粉”了。

(以上内容选自“佣书斋”,获作者授权)

“译文丛书”土纸本屠格涅夫选集

文/ 蒲 湖

文化生活出版社是一九三五年五月创办于上海的一家民营出版社,原名文化生活社, 由吴朗西、丽尼(郭安仁)、伍禅(陆少懿)等人筹办,当年九月更名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巴金任总编辑,吴朗西任经理,主要出版中外文艺书籍。

近得文生社“译文丛书”几种,其中有土纸本的《父与子》、《贵族之家》、《前夜》。

关于土纸本,姜德明先生在《土纸书的特殊价值》中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大半土地,…… 印刷设备和纸张极端缺乏,印书只好因陋就简地采用土法制造的手工纸,纸质粗劣,颜色发黑,铅字磨损不全,常有字迹不清或在书页上留有空洞…… 从印刷技术来讲,这样的出版物可以说是历史的倒退。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诞生的这些特殊的版本,无疑地又带有时代的烙印,把它作为文物来看待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薛冰先生也有《土纸本》一文专门论及。这种书所用纸,土法上马制作,大多纸软且黄,长短不一,厚薄不均,导致油墨淡浓不一,部分字模糊不清。与巴金研究会的一老师闲聊,说该社出版的土纸本少见,可以挖掘挖掘,激发了我的兴趣。根据淘得的书,寻找相关资料,本文重点说说“译文丛书”。

屠格涅夫选集之四《父与子》,巴金译,文生社刊行,译文丛书,民国卅二年七月桂一版。我手上的是民国卅二年十一月渝二版,有米色报纸和土纸本两种,米色报纸本价格壹百肆拾元,土纸本陆拾贰元捌角。我藏的为土纸本,书封底左边竖排印“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礼书字第一六八号”。

巴金在本书的后记中写道:七年前我与陆蠡、丽尼两位相约翻译屠格涅夫的六大名著,当时讲定每人担任两部。我选了《父与子》同《处女地》。他们早都交卷了。我的却没有消息。友人们知道我这些年来过着忙乱的生活,他们始终没有催逼过我。但是我还不曾把责任心完全失去。我终于找到一个赎罪的机会,我把《父与子》译出来了。不管我的译笔是如何草率、拙劣,但我毕竟交了一次卷了。

此后记写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书原来的持有者在书尾毛笔字写有“卅四、七、三读于王曲军校”。关于王曲军校,即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设于陕西长安王曲镇城隍庙内,一般常简称该校为“王曲军校”。学校创办于一九三八年,胡宗南任主任,一九四六年元月第七分校正式撤销。毛笔所写读后记印证此书原持有者曾在黄埔军校的王曲军校工作或者学习过。

屠格涅夫选集之二《贵族之家》,丽尼译,文生社刊行,译文丛书,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初版,民国卅二年六月渝一版,有报纸本和土纸本两种,报纸本定价柒拾玖元陆角,土纸本叁拾玖元捌角。我藏的为土纸本,书封底左边竖排印“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三四三一号”。书前有译者一九三七年二月所作“译者小引”。书原持有者在书尾毛笔字写有“四、十九于南阳旅次读完,诗一样的平静的叙述,对于过去时代的美丽的回忆,掩卷不胜叹息”。

屠格涅夫选集之三《前夜》,丽尼译,文生社刊行,译文丛书,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初版,民国卅二年三月渝一版,土纸本,定价贰拾伍元陆角。书封底左边竖排印“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第二九九八号”。书前有译者一九四二年七月写的“渝版小记”:在抗战的前夜译完这本书。沪战爆发时,听说原稿已经毁在印刷所了。但结果却竟抢救了出来,而且终于出了版,不能不说是幸事。沪版很难流行到后方,有少数被运到后方的,售价也奇昂。因此,趁着书店重刊《屠格涅夫选集》之便,把译文重读了一过,改正了一些显明的误植。书原持有者在书尾毛笔字写有:“卅三、四、廿三读于南阳旅次,对于英沙罗夫的死,我寄以深深叹息。作者为何不让英沙罗夫参加到实际的保加利亚的解放战争中去呢?为何不让保加利亚人民‘寄托希望者’带给保加利亚?虽然这样作者也许含有更深的用意,但这样草草的’病’的处死,仍是凶残的行为。英沙罗夫是应该让回到保加利亚去,保加利亚需要他,保加利亚人民也需要他呀”。

以上几本书封面印有“屠格涅夫选集”的字样,字体是红色,其下的书名占据封面的中心,底色为长条形,上下均为波浪形,书名竖排于中央,设计为黑底反白。内文为竖排繁体字印刷。从整体看,应是手工木刻之后制版印刷的。姜德明先生谈及这种版本时说“在抗战期间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由于日伪的封锁,如重庆、桂林、成都等地同样只能以土纸印书,包括图书插图和刊物封面也都以手工木刻来制版印刷……这些书刊保持了原拓木刻的质朴韵味,甚至是现代铅印技术无法代替的一种艺术境界”(见《土纸书的特殊价值》)。书封底均有文生社社标图,图标内“文化生活”四个美术字自左向右分两排排列。此社标图与后来的社标图有异,后期的社标图为一个低头看书的人及脚下“文化生活出版社”七个字自右向左一排排列组成。更难得的是,三本书里面各有一张单独的人物表,如今七十多年过去了,都完好无损夹在各书中。

黄源在所编的《外国作家研究》(卢那查尔斯基等著,鲁迅、茅盾等译,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初版)一书“前记”中写道:一九三四年夏天,在鲁迅先生的热心倡议与主持之下,藉着茅盾黎烈文诸先生的有力的赞助与支持,给了我们一本以介绍外国文学与外国木刻等艺术为职责的杂志—《译文》。这本杂志自创刊以来,转瞬间已有三年多历史了,其间虽曾起过波折,停刊过一时,但复刊之后,这主要的趋向,明显的特点,还是竭力保持着。而且为了应和与强调这趋向,另外编译了‘译文丛书’,在文生社出版。现在已出版的名著,有果戈理选集二册,屠格涅夫选集三册,弱小民族作品选集二册,等等十余册。写作时间为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夜。《译文》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是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由鲁迅、茅盾、黎烈文发起,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创 刊,至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出至第十三期停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译文》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至一九三七年六月新三卷第四期停刊。《译文》的前三期为鲁迅主编,此后由黄源接编。

既然《译文》是生活书店出版的,要以“译文丛书” 的形式出版单行本,顺理成章应由生活书店出版,为什么又花落文生社呢?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鲁迅为《译文》发起人之一,《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集》对此给出了答案: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生活书店请鲁迅去上海南京饭店赴宴,“晚与广平携海婴往,同席共十人”,商谈《译文丛书》出版事。《译文丛书》原拟由生活书店出版,后表示无意出版该丛书,席间鲁迅与吴朗西、巴金商定,改由文生社出版。” 同年十月八日,鲁迅在日记中写到:“晚吴朗西、黄河清同来,签订译文社丛书约。” (笔者注:黄河清即黄源)至此, “译文丛书”转为文生社出版的事成为定局。

对于翻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经过,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巴金在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王树基的信中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上海文生社成立后一年,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几个从事编辑工作的朋友约好游览西湖(笔者注:此时间值得商榷,文生社是一九三五年成立的,从这整封信内容来看,成立后“一年”应为“两年”)……当时文生社正在编印《译文丛书》,出版了《果戈理选集》,首先印出了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引起读者的注意。我们谈到出版更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大家同意再出一个《屠格涅夫选集》……大家谈得高兴,当时就决定了选题,我们三个人每人分到两种,丽尼第一个报名,选了《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便选了《罗亭》和《烟》,剩下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就归我负责。我回到上海,就找出参考书来,花了一夜的功夫写了一篇介绍屠格涅夫六大长篇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我仍然忙我的杂事。丽尼开始修改《贵族之家》的译稿,陆蠡在杭州湖滨租了一间房子闭门译起《罗亭》来。他们两位都很快交出了稿子,而且很快出版了,反应很好……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第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为文生社的业务跑了重庆、桂林等地,终于在桂林定居下来。我四二年就在那里开始翻译《父与子》……我每天晚上……点起一盏小小煤油灯进行工作,到十二点就上床睡觉,每夜都是如此。夜非常静,我的工作也很顺利,用的是毛笔,后来也用蘸水钢笔。译好了一半,就送到印刷局去排印,作为《父与子》的上卷出版。因为当时邮局寄递书报只收小卷邮件,《父与子》分为上下二册也便于销售。《处女地》较长,就得分印三小册……《父与子》最初用土纸本印刷,为两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印报纸合订本。仍由文生社发行。巴金为宣传屠格涅夫选集撰写的“六大长篇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的全文为:

罗亭(一八五六)      陆蠡译

屠格涅夫写了六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用恋爱关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描写当时在俄国陆续出现的青年的典型。《罗亭》是第一部。作者的作风,没有夸张,也没有幽默。清丽的文笔,深透的观察,同情的描写使得作者的小说近于完成,在这一点别的更伟大的作家也不能够超过他。罗亭是个爱说话不做事,思想大胆,行为怯懦的人。他也他的热情的话语唤起了少女娜泰雅的爱情,却又拒绝她而逃避了。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知识阶级的典型。然而最后的巴黎暴动中的牺牲给我们留下一个希望,而预言了新典型的产生。

贵族之家(一八五九)   丽尼译

《贵族之家》是作者最完美的杰作。诚实,坦白的拉夫列茨基已经不能满足于罗亭的闲荡的生活。他投身在实际的活动里面,但他也不能在新的生活潮流中找着道路,而得到破灭的结局。他所爱的丽莎成了一般温柔、善良的俄国少女最优美典型。艺术的完整、人物描写的精致。与夫横贯全书的哀愁与诗的调子使这小说成了一件最优美的艺术作品。

前夜(一八六〇)       丽尼译

《前夜》在内容的深刻上是要超过《贵族之家》,而技巧的优美也仅次于它。在爱伦娜身上作者表现了俄罗斯青年女性的凄哀的美。她不仅善良,并且勇敢而有决断,所以她选择了保加利亚爱国者英沙罗夫做她的爱人。英沙罗夫不像罗亭,也不像拉夫列茨基,他是个实行的人,而且能毅然地把解放祖国的责任担在他的病弱的肩上。

父与子(一八六二)     巴金译

《父与子》是一部轰动世界的名作,在俄国曾激起大的骚动,且被认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这小说描写新旧两代斗争的悲剧。这是有科学思想和献身精神的新青年和保守传统的旧式贵族之间的斗争,作者第一次使用了“虚无主义”这名词,而且创造了一个典型的青年巴扎洛夫,这是一个不朽的典型。这是不肯在任何权威前低头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被批评家皮沙列夫称为他的“最好的友人”,他的“母亲”。这小说虽然给作者招来许多误解,它却是作者的最有力的作品。它的价值在于忠实地描绘了人心的深处,这在各时代各民族中间常常表现出来的。

《烟》(一八六七)     陆蠡译

《烟》是一部笼罩着灰色烟雾似的绝望的作品。在作者著作中是最具有世界性的一部。这小说表现了以后二十年中支配俄国官僚社会的浅薄与愚蠢,同时很成功地绘出了在这环境中长成的一个荡妇型的交际社会的女性(薏丽娜)。农奴解放后的反动时期中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前途的绝望充分地表现在这书里。这是一本讽刺的书,一本控诉的书,而且是一部自白的书。

《处女地》(一八七六)   巴金译

最后的一部小说《处女地》也是最长的,最健全的一部。作者仿佛走着长远的路程,现在逼近目的地了,在这书里作者以他的惊人的直觉捉住了当时革命运动的最显著的特色,据说玛利安娜就是以女革命家薇娜.沙苏利奇为模特儿写成的,她和淳朴沉着的沙洛明,都是逼近健全的性格。这小说里横贯着作者最后的希望,浸透着作者对于革命运动的真挚的同情。这是一本伟大的书。这是一个预言。

这六大长篇的广告,刊登在《罗亭》(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屠格涅夫著,陆蠡译)护封上。到了1942年9月,迁移到重庆的文生社又陆续重印《屠格涅夫选集》,即渝版。1942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还刊登了渝版《屠格涅夫选集》发售预约的广告。

对于“译文丛书”的主编变动及编辑方针,解放前曾任文生社襄理的湖北作家田一文,著有《我忆巴金》(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版一印,印数二三五〇册),在《巴金与编辑工作》一文写道:《译文丛书》的编辑,鲁迅先生曾给以深切关怀……《译文丛书》初由黄源主编,后因黄源参加了新四军,刚好巴金由日本回国,所以改由巴金主编……巴金主编《译文丛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不论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虽然不象现在这样有成文的编辑方针和编辑计划,然而,巴金的编辑实践说明,他是有意识地介绍外国的艺术大师,并不止限于俄国。他打算编若干大师的选集,例如福楼拜、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主编《契诃夫戏剧集》就有这样的编辑意图。

文生社究竟出版了多少种丛刊、丛书?多少种“译文丛书”?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及实物整理的丛刊、丛书及“译文丛书”种数,丛书、丛刊有二十一种,分别为译文丛书、文学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文季丛书、文化生活丛刊、翻译小文库、新时代小说丛刊、现代生物学丛书、烽火小丛书、烽火文丛、通俗小说名著译丛、综合史地丛书、新艺术丛刊、少年读物丛刊、呐喊小丛书、呐喊文丛、现代日本文学丛刊、战时经济丛书、青年读物丛刊、通俗演唱丛书、现代科学小丛书等等。译文丛书六十九种,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鲁迅译果戈理《死魂灵》第一部开始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毕修勺译左拉《萌芽》为止, 其中契诃夫著、丽尼译《万亚尼舅舅》有民国卅三年九月和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两种初版本,渝版在先,仍算一种。由于资料不全,肯定有遗漏或错误的地方,敬请方家予以补充完善,不吝赐教。

(文字与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