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诚日记》记叙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

文/ 莫之军

《张诚日记》是1973年11月由陈霞飞先生翻译,陈泽宪先生校对,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版权页上标明为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书是32开本,共99个页码。书的封面设计得一如那个庄重朴素简洁,白色的封面上,书名下有浅青灰色衬底。封底设计得更是简单,只是在右下角标注着“内部读物”和书号、定价三行小字。“内部读物”说明此书当时出版发行对象是有一定范围的,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阅读到。尽管《张诚日记》,仅为薄薄的一册,但让人视之感觉清新淡雅。  

《张诚日记》作者张诚1654年出生于法国凡尔登市,其法文名字是P.Jean—Francois Gerbillon,他1670年入法国南锡地区耶稣会香槟省修道士传习所学习,1688年受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派遣与一批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道,即被康熙帝留在宫廷供职,协助处理清朝宫廷对外政务翻译事务。张诚是P.Jean—Francois Gerbillon神甫的中文名字。

张诚自1688年到1698年,作为翻译,曾八次到当时的满蒙诸地,参与清廷官员处理边境政务事宜。张诚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八次之行,均有日记记载。《张诚日记》仅记录的是他第二次满蒙之行的日记,即他自1689年6月13日至1690年5月7日近一年的日记,这些日记记录的是他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签定条约经过的文字。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当时中国政府与周边国家交往来龙去脉的相关细节,因此,从历史的视角看,《张诚日记》无疑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这部分日记,曾作为书简由作者从中国寄往法国巴黎在报刊上发表过。

在这部纪实性的日记作品里,作者分两部分记录了其近一年的行经履痕。

第一部分比较祥尽地记录了作者从1689年6月13日随钦差大臣率众2000余人离开京师,向东北方向行进,远赴满蒙诸地,至1689年10月18日兴高采烈返回北京,完成参与清朝政府钦差大臣与俄国政府行政官员进行边境谈判的整个过程。

从第一日起,作者就在有限的文字里告诉了我们此行的行进的路线方向,行走的里程及一日之内天气变化情况。由此简洁的文字,可见作者他们此行旅路之艰难。其后的日子,作者在或长或短的文字里,记录上依然离不开行进的路线、行走的里程、当日气象状况等几个要素,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旅路变幻,作者又在日记里加上了一日所见所闻,尤其是加上了所经之地山川河流,乡村荒野风物人情的描述,使日记的文学性增强,显得生动自然,别有情趣。

如作者记录6月25日的一天,他们前行的方向时而向北,时而向东,大部分时间向东北,一日之内行进75里,之所以不断变幻行进方向,原来是作者他们是为了避开影响他们行进的流沙。傍晚,劳顿了一天的人们只能在一个方圆三、四里的大水池旁支立帐篷安营扎寨。池内既无芦苇,又无杂草,有的是野鸭、大雁和天鹅。为了改善一行人的生活,此次负责与俄国人谈判的清朝政府首席代表索额图老爷,当即令人把皇上赏给他的一条船放入水中,用于捕获野鸭、大雁和天鹅。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将捕获得野鸭、大雁和天鹅宰杀后,引火时,却将宿营帐蓬旁的干柴草丛引燃,火借西风,一路劲吹。一时间火势蔓延,人们不得不逃离帐蓬,另寻宿营地。在这里,作者虽然没有写明最后他们是否享受到这顿美味野餐,但从其叙述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想像得出作者他们当时逃离帐蓬狼狈不堪的情形。类似的情形在后来的日子也多有发生,作者都作了祥尽的描述。

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后,清朝政府的钦差大臣一行人马终于在7月26日到达中俄边界上的一条河岸旁扎营。紧接着,钦差大臣即安排使者到紧邻中国边境的俄国尼布楚城与当地总督接洽谈判事宜。尼布楚总督则回告,俄国沙皇派出的谈判全权特使尚未到达,还在路上。从作者的记载中,可见俄国人对清朝政府的钦差大臣一行到来,尽管表面上显得热情,但内心还是防着中国人的,中俄在随后的交往接触中常常摩擦不断,这其中包括谈判地点、参加人员和谈判的内容,都在双方间来回沟通。

在经过几个来回的沟通后,双方谈判代表终于在8月22日坐到了谈判桌前。俄国方面由沙皇的全权特使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和尼布楚总督,以及使团参赞衔的内廷大臣参加。清政府方面则由钦差大臣索额图老爷等参加,张诚与同去的徐日升神甫作翻译。双方分别围绕边界主题进行谈判。俄国全权特使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建议以萨哈连乌拉河,即黑河作为两国之间的疆界,河以北的土地归俄国,河以南的土地归中国。而清政府钦差大臣却不认可,索额图认为萨哈连乌拉河以北,有人口众多的城市和地方,并且适宜猎取貂皮的山岭,是中方所不能放弃的,他反而向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建议俄国人退到色椤格以上,把连同尼布楚和雅克萨,以及它们的附属地都留给中国,这些地区原来都附属中国,或向中国纳贡。对中国钦差大臣的建议,俄国全权特使表示坚决反对。就这样,中俄双方边界谈判第一次会议因双方分歧意见太大,没有达成协议而结束。紧接着在23日的中俄双方边界谈判第二次会议上,尽管中国钦差大臣只要求俄国人不超过尼布楚,他们可以考虑将尼布楚让给俄国人,俄国全权特使仍然不同意,最后谈判双方不欢而散。张诚在此还特别写到,钦差大臣甚至为俄国人的嘲笑所激怒,似有退出谈判的意向。

谈判从8月22日到9月7日,在时断时续双方争执中进行,从中可见作者他们作为中方的翻译,为了顺利完成谈判,与沙皇的全权特使私下交涉和调节中俄双方分歧所做的种种努力。甚至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谈判过程中,沙皇的全权特使对中国钦差大臣的威胁之言:“倘若钦差大臣们一意坚持,那么他们唯有昭告天地,不对战争和一切流血牺牲的恶果承担责任。”

经过艰苦的谈判,中俄双方终于达成一致,于9月7日签订了条约文本,条约文字如下:

“大清国皇帝钦命使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舅舅佟国纲,都统郎坦,都统班达尔善,镇守萨哈连乌拉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马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与大俄国沙皇钦命全权特使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布兰克希巡抚俄克尔尼兹及其同僚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在尼布楚城附近聚会,以制止不逞之徒敌对私行越界狩猎、劫掠、杀人或图谋不轨,并划定中国与俄国两帝国边界。两方互期永敦和好,长保睦谊,为此共同议定如下各条款。条约共八款(内容略),其中第八款明确:两国皇帝钦派使臣,应将本条约正副二本,钤用印信,彼此互换。本条约各款应以鞑靼文、汉文、俄文及拉丁文铭刻碑石,立于两国所定边界之处,垂诸久远,永资信守。”

条约达成后,双方使臣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宣读誓词,相互拥抱,互致祝贺。是夜,中国使臣一行渡河回到中国境地。在完成了边界划定条约签字后,中国使臣按俄方要求,多留了一天,即于9月9日起程离开谈判地,向北京进发。

回程时,钦差大臣一行尽管绕开了来时的一些不好走的路线,但从作者日记里,我们依然清晰可见,他们回程之路,也仍是一路艰险。在经过艰苦的长路后,钦差大臣一行终于在10月18日兴高采烈抵达北京。时作者在日记里特别写道:“是日晴朗,温暖,有微风”。

《张诚日记》虽然描绘的是一名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但却客观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和人文诸方面的现象,尤其是真实地记录了中俄边界谈判及条约签定的前因后果。其历史价值之大,是毫无疑义的。就是在今天,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电影海报上的《寒夜》

文/ 宋海东

《寒夜》是上世纪40年代巴金创作的一部小说,叙述抗战时期小知识分子的卑微人生。这部文学经典不仅曾经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和舞台剧,还两度搬上银幕。

1955年,《寒夜》由香港华联影业公司首次“触电”。影片质量堪称上乘,它挣脱了传统粤语家庭片的窠臼,极具时代特色,在人物塑造、细节铺陈上有如慢火煎鱼、炙骨入味,曾入选“1955年十大粤语名片”,后被香港电影资料馆评为“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电影”之一。

我所见到的该片海报有两种,均为全开。

一种海报为竖式摄影版,以浅蓝色为背景,系香港出品。近景为一对时装男女深情对舞的一幕,正是片中汪文宣、曾树生夫妇的剧照,远景是拥挤在一处的憧憧人影,均神情凝重。人影头顶系美术体片名,而“寒夜”二字中间,上方印有“香港华联影业公司创业巨献”——《寒夜》乃华联影业公司开业后的奠基之作;下为吴楚帆、白燕、李清、黄曼梨等4位主演的大名,但未介绍饰演何角色。这4人当年在香港及广东一带都属于家喻户晓的明星,如今时过境迁,这里有必要费些笔墨加以介绍。吴楚帆享有“华南影帝”之名,曾被评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他戏路较宽,尤其擅长文艺片,主演过《新青年》《生命线》《家》《春》《秋》《危楼春晓》等片,执导过《战地归来》《香港一妇人》等片,而且华联影业公司正是他与李晨风共同创办的。白燕擅长演绎不幸女性和端庄娴淑的贤妻良母,主演了《蝴蝶夫人》《春》《春残梦断》《人海孤鸿》《可怜天下父母心》等片。李清与吴楚帆、张活游和张瑛合称为“粤语片四大小生”,凭借影片《孤岛天堂》轰动香港,代表作还有《情焰》《珠江泪》《无情海是有情天》《同心结》等。黄曼梨早期扮演过不少贤妻良母、小家碧玉和大家闺秀,赢得“悲剧圣手”美誉;后期经常出演恶家姑角色。她的主要作品有《人海泪痕》《原野》《不是冤家不聚头》《慈母心》等。1995年,她获得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奖杯由周润发亲自到她手中。

另一种海报系竖式手绘版,以略显沉闷的豆青色为背景。海报上方系片名,并介绍该片编剧和导演乃“华联”的另一位老板李晨风,主演为饰汪文宣的吴楚帆、饰曾树生的白燕、饰唐柏青的李清、饰汪母的黄曼梨,还特别强调系根据“巴金名著改编”;海报地脚处注明本片由“华联”出品,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显然,这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为影片在内地放映制作的宣传品。海报其余四分之三的画面被一位颈缠白围巾、昂首朝天、满面哀凄的妇人占据。令人费解的是,妇人的五官与唇红齿白的白燕和瘦骨嶙峋的黄曼梨全无相似之处。论年纪,她应该是年过半百的汪母;若从故事情节分析,她又应该是女主人公曾树生。

1957年,巴金在上海寓所会见了吴楚帆,还与妻子萧珊一同应这位“华南影帝”邀请,欣赏他带来的这部粤语片。巴金看罢,握着吴楚帆的手说:“这部影片拍好了,它比我原来写的还好。”他认为吴楚帆演得好,扮演曾树生的演员虽跟想象中的差不多,但他并不同意影片中安排曾树生“害怕她的婆母”:“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他尤为不喜欢片尾的狗尾续貂——编导加了一场曾树生和婆母在汪文宣坟前重归于好的戏,满足香港观众大团圆的心理需求。不久,巴金还在《中国电影》杂志上,发表对该片的观后感。

时隔近20年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又把《寒夜》改编为彩色宽银幕故事片,不仅取得不错的票房收入,还分别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香港第九届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奖以及法国第38届戛纳电影节荣誉证书,既叫座又叫好。1983年3月26日,该片主要演职人员专程去华东医院拜访病榻上的巴金。当摄制组一行向满头银丝的巴金针求意见时,这位作家表现得极为大度,表示:“我是讲,主要意思呢,就是拍电影是再创造,所以你们有权,你们有思考,全部按照我的意思也不一定很好,这个戏喜欢的人不一定很多。出版多年以后,(我)慢慢地认识才成这样,所以你们有权决定一切。我的认识,我曾经和小祝(即巴金女婿祝鸿生,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闲谈,讲到我的真实思想,我说的就是荒煤(即作家陈荒煤)讲的那个时代问题。我觉得《寒夜》时代是明显的,我选的人物就是,不写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不写人民的反抗,不写这个,就是,只写3个善良的人,在这时候,安分守己,规规矩矩,只想生活下去,结果都活不了,悲惨死亡,这说明这个统治到了最后要崩溃了。”应客人恳请,他点评了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及其相互关系,并与大家合影留念,还作出承诺:“我年纪大了,不大看电影了,你们这个片子啊,我看看。”据唐金海、张晓云编写的《巴金年谱》记载,巴金之后亦关注《寒夜》的摄制,如当年4月7日,他阅读了刚刚出版的《文学报》,得知该片摄制组正辗转于苏州、无锡和兴化等地拍摄外景。

记得这部“北影”版彩色故事片于1984年上映时,我尚在念初中。家乡电影院广告牌上张贴的一幅《寒夜》海报,吸引我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一点零用钱换来一张入场券。入场券如今早已不知所终,那张对开横式海报从此却驻留在我脑海里。多年后,我在冷摊觅得此海报,价都未还,便扔下钞票喜孜孜地将它抱回家中。这幅海报对影片内容有如下提要:“本片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曾树生、汪文宣在大学读书时相爱结合。大学毕业后,他们怀着创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共同理想走上社会。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们的理想肥皂泡般地破灭了。后来,曾树生因与婆婆不和和向往安逸的生活而离家出走。当她返回家时,却已人去楼空……”该海报在版面设计采用多幅图案版,借用连环画形式,将影片主要故事情节用7幅横式彩色剧照配上简要说明文字加以介绍。而海报中心区域的版面,留给了手持蜡烛在夜色里寻寻觅觅的曾树生。整个作品以黑色为主色调,契合“寒夜”这一主题。然而奇葩的是,海报上居然不见演职人员表。

2007年2月,河北美术出版社推出一套修订版《中国电影老海报》,使我得见“北影”版《寒夜》海报的另一番面貌。该竖式单幅图案海报尺幅较之前者扩大一倍,为全张巨幅。《中国电影老海报》对其有如此介绍:“海报中以剧照的形式再现了影片凄凉的色彩,前景中夫妻两人相依为命,紧紧相拥,眼神中透着一丝无奈。背景上妻子远去的身影渐渐模糊,虚幻缥缈的灰蓝色调反衬出寒夜的悲凉。它从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中展现出一段特定的历史,具有深远的艺术感染力。”海报上有详尽的演职人员名单,包括:导演和首席编剧阙文,曾与他人合导《父子俩》《巨澜》《元帅之死》等影片,《寒夜》乃他的巅峰之作。编剧林洪桐,由其担任剧本创作的电影《死神与少女》获第13届瓦尔纳国际电影节荣誉奖、第一届中国红十字电影节特别奖,《多梦时节》获1988年第9届金鸡奖最佳儿童故事片奖。美工师晓滨经验丰富,之前最得意的作品,是《早春二月》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饰演曾树生的潘虹,早在1979年便凭借《苦恼人的笑》一举成名,先后获得4届金鸡奖(3届最佳女主角,1届金鸡奖特别奖)和百花奖华表奖各一次,并斩获大马士革国际电影节、意大利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系当年的一线女明星。饰演汪文宣的许还山,主演有影片《》《张衡》,参演过电视连续剧《司马迁》《红岩》《孝庄秘史》,亦执导电影《盲流》及电视剧《铸情岁月》。饰演汪母的林默予成名已久,出演过电影《三毛流浪记》《红楼二尤》《破雾》等,凭借古装系列片《红楼梦》荣获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前不久,我又在旧书店淘得一种“北影”版海报,系以8幅大16开彩色剧照配上说明文字组成。第一幅画风唯美,乃是汪、曾夫妇二人在小船上辅导村童学习的场景,背后是金黄的油菜地。第二幅反映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城中的汪家生活每况愈下,曾树生经常与婆婆发生口角。第三幅乃是曾树生为补贴家用,与大川银行陈主任合伙做生意,二人关系暧昧。第四幅为汪文宣抱病工作,终遭辞退。第五幅为曾树生受不了婆母之气,欲与丈夫分手。第六幅为曾树生拟赴兰州发展,临行前汪文宣买来蛋糕为她庆生。第七幅展现夫妇二人相拥泪别的一幕。最后一幅系曾树生在战后返回家中,却只得到丈夫临终前的一封遗书。经仔细比对,上述图文的前七件与第一张海报上的7幅图文完全一致,只是尺幅大了许多。不用说,这组海报完全可以称作一套升级版的电影连环画。

以上海报均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印制。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电影发行渠道十分单一,主要通过这家公司推向各地影院。

“北影”版《寒夜》当年还传播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我手头有一幅来自东德的横式单幅剧照版海报,尺幅为29.5×42cm。画报借用男主人公为女主人公买回蛋糕为她庆生的剧照,上方中央悬挂着中文“寒夜”二字,下方则是德文片名,还有一篇带有浓郁欧美风格的内容简介,这里我且试着翻译如下:“还有什么可说的?生日蛋糕的蜡烛几乎熄灭了。为了能把它送给他的妻子,汪先生做了一些额外的写作工作,经常坐在那里直到天亮,计算并保存换来的收入(指望以此积蓄一些钱),却把他的健康毁了。曾(树生)对蛋糕感到很高兴,但她的爱情已经变成了怜悯,因为她的婚姻没有未来……这是来自40年代初重庆的悲惨爱情故事。”

上述几种“北影”版海报全是用剧照配上些许说明文字合成,多少有些机械和讨巧。该片在全国各地上映期间,一些地方放映公司和影剧院不肯落入俗套,请来画师绘制出多种水彩画形式的海报,下面我且介绍5种。

在《江苏画刊》1985年第10期上,我见到过一幅竖式手绘海报印品,但未标明原件尺幅。它以白色为底色,左上角三行宋体字披露的是影片摄制、发行单位等信息,中央偏上的位置乃影片中文名及对应汉语拼音,右下角则是女主人公的头像,头像周围飘荡着几片落叶,寓意她的婚姻正被生存的压力一点点地磨蚀,一天天萎缩下去。

在1986年举办的华东六省一市电影宣传画联展上,有一幅出自于钦杰笔下的《寒夜》海报获得二等奖。该竖式海报仅黑白二色,其中以黑色为底色,上方中间位置为影片的中文名及汉语拼音,左侧为演职人员名单,片名下描绘的是一脸沉郁的女主人公头颅和她眼前的一根灯火闪烁的蜡烛,悲凉入骨;蜡烛底部的16个字揭示了影片主题:“茫茫黑夜吞噬人生 世间哀歌呼唤光明。”1986年第7期《富春江画报》发表了这幅海报印品,可惜编者亦并未标明原件尺寸。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幅海报系由田玉良创作的水彩画印品。这幅横式全手绘海报把最醒目位置留给影片女主人公,虽一脸严肃,金灿灿的旗袍却把她衬托得格外光鲜靓丽;形容枯槁的男主公与她背身而立,模糊的面庞充当了女主人公的背景。这两位人物占据画报五分之四的画面,只在边边角角处象征性地描绘了都市夜景和相拥而立的汪母和汪子,片名和简略的介绍文字也都退缩在角落里,尽可能不打扰男女主人公。

非常遗憾,我所经眼的《寒夜》电影海报绝大多数为印刷品,仅在旧书网站上见到过两幅原稿。其中一幅竖式海报为全开水彩画,描绘男女主人公在寒夜小巷中泪别的一幕:一身华服的曾树生被路灯照耀得如同仙子,而汪文宣则萎缩成一团模糊的黑影,在对比中产生视觉冲击力。该作十余年前便被一位长春书商挂在网上,因标价殊昂,无人问津。另一幅也是竖式水彩画,尺幅为100×65cm。它以大面积黑色为底色,前景为手持蜡烛的女主人公,后景为男女主人公在寒夜小巷中依依惜别的剪影。这幅海报前几年曾以110元的低价拍出。

电影海报因其画面精美、表现手法另类、文化内涵丰沛,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品。一般来讲,改编自名著、由一线影星出演且曾在国内甚至是国际获奖的电影海报尤其具备欣赏和收藏价值,《寒夜》电影海报恰好莫不拥有上述元素。当然,这些海报的研究价值同样不容忽视,是反映《寒夜》银幕发展史的珍稀档案。

《河祭》与汉江船帮文化

《河祭》,鹏喜 著,原载《当代作家》1989年2月号,单行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图文:鹏 喜

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长约1570公里,流域面积覆盖陕西、河南、湖北三省十余县,约174300平方公里,年水量约500亿立方米。汉江又名汉水,在它流经的不同地方又有唐河、白河、襄河、沔水、夏水等不同河名。这条贯穿南北、汇通江湖的古老河流,必然有它悠久的独特文化传统。

船帮文化便是丰富多彩的汉水文化一个截面。历史上汉江中上游有唐帮、襄帮、天帮,下游有黄帮、孝帮、中帮、府帮。还有来自外河的下江帮、湘江帮、株河帮、川江帮。由船帆和风浪、水手、纤夫和帮主形成的船帮文化极富传奇色彩,却也鲜为人知,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

《河祭》表现的是此前文学作品鲜少涉及的汉水文化,主旨是表达船帮文化。小说开宗明义描述的祭河仪式,正是水上部落世代遵循的生存信仰,以雄鸡为牺牲祭祀河神水妖。危急关头无以牺牲就毅然断腕,以血淋淋冠状手掌抛洒于惊涛骇浪,祈求显灵止怒,平息风波。小说描绘的水神杨泗、杨泗庙、船帮规矩和帮主威权、纤夫号子、自绑自杀情形及一些奇异风俗,虽然都极具传奇色彩,却都有据可考,当然多出于地方史志记载和船民口口相传。

 

阅读过拙著的读者可能有疑问,船行于江河之上,临时何来鲜活的雄鸡献祭?难怪读者质疑,历史上的船帮作为水上部落,实际上是一个类似村落的社会群体。小说刊行时,美编配的插图有一幅像江浙一带的乌蓬船,我当时看了摇头苦笑。船帮中船只大小不一,最小的船也比划子似的乌蓬船大。而高桅大船长三丈余,宽盈丈,后置的舵舱即驾驶室也是船民一家的厅堂、餐室。舵舱下层是女船主和老幼家眷的卧舱,艄后有厨房和洗涮间。船首下层是男船主和青壮年男眷及水手雇工的卧舱。这种大木船就是现代铁驳轮的雏形。舵舱顶上覆土,利用难得的一块水上田地种菜种花,养鸡养鸭。诚然,巴掌大,小得可怜,它更是颠沛流离的船民对绿洲的向往。

船帮文化虽然已经湮灭,但它在历史上源远流长。由于江河水系都是交汇贯通的,历史上与汉水船帮关系密切的就有湘江帮、川江帮、下江帮和唐河帮等。

有帮派就有争斗。江湖上所谓“打码头”的说法,首先是说船帮争泊位港口,其次才是指岸上商贩和搬运伕争夺船运货物的集散地。故拙著写河也写河两岸。所谓汉水文化,严格地说应为汉水流域文化。汉水从发源地至入江口,流经三省十余县市,流域之广可想而知。其沿岸风土人情囊括了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概貌,说汉水文化兼具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特征也不为过。事实上,世纪之交时,有一批学者研究了大量文物和考古资料,提出过汉水才是与黄河文明齐头并进的长江文明发祥地的学说。

船帮会馆

船帮部落虽然生活在水上世界,却与岸土有千丝万缕联系。故拙著写船帮文化也写码头文化、乡村文化,小说人物广泛涉及农伕、商贩、土匪、河盗、娼妓、赌徒和青帮汉流掌门人和喽啰。当然主要是塑造水手、纤夫,努力逼真地描摹船伕形象,刻画他们慓悍而粗犷的性格。

在小说语言上,我同时大量运用了河南方言和武汉方言。因小说是循时空经纬顺序演绎的,这种在一部小说中同时采用两套语言体系的写法,读来并无南腔北调的违和感。

小说出笼后,恭维者谬赞小说写得才华横溢,也有极少嘲讽者,说无非是模仿《红高粱》。拙著在笔法的大胆上,可能有意无意受到过一些莫言先生那种粗犷甚至粗野写法的影响,而拙著从题材、题旨到语言风格,都与其相去甚远。尤其在语言特点上,尽管莫言先生后来已是大名鼎鼎的诺奖得主,本人却不妄自菲薄,拙著在叙述描写中大段大段使用了散文甚至散文诗式语言,与莫言先生的小说语言迥然不同。

倒是拙著创作、发表之际,所谓“寻根文学”方兴未艾,其时“伤痕文学”已经退潮,“反思文学”也已式微,而“新写实主义”刚刚萌芽。文坛这些划分阶段的说法,却又都是事后研究者贴的标签。

画风俗

文/ 黄成勇

忘记了在风景画之外还有风俗画是不行的——

高尔基
转引自李广田一九三八年九月六日日记


纳博科夫讲欧洲小说,称道狄更斯有“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见《文学讲稿》欧洲卷泸译版一百二十八页)。他引述《荒凉山庄》中一段极富画面感的细节描写后,说道:“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类唤起感官印象的东西不过是小意思,有什么值得停下来加以称道的呢。然而文学就是由这样的小意思构成的。” 英国小说家伊利莎白·鲍温也曾引用《荒凉山庄》另一段场景描写,称狄更斯是“善于布置场景的巨匠,”让读者“看到了一幅情景逼真的画面。”(见《世界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三百零六页)

纳博科夫不经意间解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外最优秀的长篇巨制,往往会被誉为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风俗画? 这是因为作家把风俗画的特质当作小说构成要件,作了细微描摹、精妙安排而无处不在地精彩呈现,从而诱使读者通过感官印象,感同其时,身临其境,“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最终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小说和作家,岂止《荒凉山庄》?岂独狄更斯?本土《金瓶梅》《红楼梦》更宜当作明清社会风俗画看。以“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指称风俗画,自然恰当无疑。

但若设问,风俗画的特质是什么?会使门外汉如我者颇伤脑筋。好在凭借新近获赠《中国风俗图志·武汉卷》(泰山出版社一九二0年版)一册在手,又与作者之一萧继石先生及几位书友有过简短交流,故敢(当然有无知无畏的勇气)试为作答:

风俗既是日常习见也是恒久绵长的大众生活。以时间言之,风俗画展现风貌、风尚。以空间言之,风俗画描绘风土、风物。以人文言之,风俗画渲染风气、风采。以受众言之,风俗画述诸风怀、风情。以画家言之,风俗画各有风度、风格。

以此陋见,对照萧继石先生的画作,但见楼宇巷陌、门脸招牌、酒旗灯幌、器物工具、骡马车船、衣饰穿戴……莫不体现时代特征;商贾工匠、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敲锣吹糖、四时节庆、婚丧礼俗、饮馔酬应……不难辨认地域特色;男女老少,身姿各异,表情各具,穿梭往来,动静其间,连缀起来,不啻一幅充满楚风汉韵的浮世长卷。加上严昌洪先生武汉民俗研究长文,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自然堪当纳博科夫所谓“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

读这部书,我有些感叹。时移世易,风俗流变,未获传承的风习被记录下来,仍有历史人文价值。得以延续的风俗正在习用,足证当下生活渊源有自,应须倍加珍惜。现在固然终将成为过去,过去却未必不是现在。

读风俗画而有所怀想,必以往昔有美好德性和良善品行,使人发追慕之思而又遗憾今之不传。如果人们嫌恶现在,必以当下有恶德劣性污染于世而宜乎弃绝。而世风日下的反证、复兴武汉的线索,恰恰可以到过去去找寻。风俗画有其价值。

我读四十四面《热干面》图文,唤起一个追问:热干面佐料中的萝卜丁,是现在大多热干面馆中通用的鲜亮红艳胡萝卜丁么?我凑巧有机缘知道原本并不是。何以今非昨是,乃今人逐利,取易舍难。读第九十面《谦祥益》图文,描绘武汉著名布匹商号,诚信不欺客、享有良好声誉,生意兴隆的场面,唤起一个记忆,某年,谷林先生信中有“足尺加五”一词,我不解,函询后得知是布匹店施惠顾客的行规。未详专营布店武汉尚有存否?各类商家打折让利倒是天天叫得山响,可惜全是“买家没有卖家精”套路。

写到这里,我想起钟叔河先生笺释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时,曾就某些吴越风俗,函询过谷林先生。《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是诗、图、笺并佳的风俗画,钟先生《笺释者言》有云:“盖生为中国人,虽惭磊落,而于吾土吾民之过去现在未来,实未能忘,亦不敢忘也。”

我想,萧继石先生画武汉风俗,积累这百多幅水墨彩绘的立意和初衷,庶几也与钟先生相同吧?萧先生也曾注目于儿童生活,在崇文书局出版过一部《老武汉童谣》。我与萧先生认识不久,见面也只二三次。感觉温文尔雅,敦厚谦和,值得尊敬。那次得书,是在武昌昙华林陋巷之中“何陋之有”老张书舍,“唯吾德馨”的主人为萧先生此书作分享会。当时我正自埋头翻书,忽被点名发言。仓促之间,说了两点。

二是画家作为为财经部门业务刊物主编,而有志于中国传统文化,且有兴趣专注于地域文化研究,卓然有成,殊为难得。当然,“财经”与“文化”“刊物”与“艺术”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理应是统一的。我通过欣赏,打量他的艺术选择和价值取向,可以肯定地说,财经工作与风俗绘画,在萧继石先生这里是融洽的。在他的风俗画中,固然有文化有艺术,但透过市井百态,揣摩画家笔下心头,可以看出更重要的:民生也在焉,民瘼也在焉。

一是这些画构图精巧,设色生动。前者,绘事意在笔先,无构图便无画图,人物动静相宜、疏密相间,场景调停得当,器具摆布得体,符合年代地域,也给人带来美感。后者,是我听来的知识,有年参加崇文书局新书发布会,书序作者唐小禾老师伉俪(“文革”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作者)在,美术院几位老师竞夸唐夫人程犁女士是用色高手,由此知道配色原是极其重要。萧先生的画,多为淡彩,凡用重彩点染处,莫不立显生动。同时,色稍深者,比如大量用褐,所绘多为年代稍远题材,沉郁古朴;反之,色稍浅者,比如大量留白,所绘多为儿童题材,活泼明快。这证明画家在艺术技巧上有着自觉追求。

草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骆驼祥子》的朝韩文译本

文/ 宋海东

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篇小说,现已发现57种译本,涵盖31个语种。由于文化上、地域上的近亲关系,加之中国境内朝鲜族人口众多,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韩文及朝鲜文译本已有6种,版本为13种,印本则多达15种,“祥子”也成为以朝韩文为母语的读者最为熟悉的中国文学形象之一。

民族出版社1958年8月初版初印本

中国大陆出版了3种朝鲜文印本,分别由民族出版社1958年8月初版初印、1959年4月初版再印、1980年6月初版三印。前两种印本的印量虽多达9500册,因年代久远,留存至今且品相尚可的已属凤毛麟角,没有数百元人民币是拿不下来的;至于三印本,花几十元即可到手。平心而论,三印本的价值不逊于前两种早期印本,理由有三:一是它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的再版六印本对译文进行了修订,也可以算作一种独立版本;二是早期的朝鲜文印本无插图,而三印本则将顶尖漫画家丁聪“人文再版本”绘制的20幅插图也照搬过来,每幅插图用寥寥几笔便抓住小说人物个性和内心活动,系这位画家晚年代表作;三是仅印3400册,相对于庞大的中国旧书市场,如今同样属于稀罕物。“民族版”3个印本的译者均为徐廷弼,是一位实力派翻译家,曾将雨果的《九三年》、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以及一批日本当代小说翻译为朝鲜文。

出版地为朝鲜的仅1种,译者同样是徐廷弼,于1958年在平壤与“民族版”同步印行,以实物形式见证了中朝当年的“蜜月期”关系。

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掀起中国现代文学热潮,对老舍的关注度持续升温,《骆驼祥子》逐步成为三八线南侧出版商的宠儿,有5种译本、11种版本及印本陆续印行。

作为《爱藏版世界文学大全集》第23卷,韩国金星出版社两度印行《骆驼祥子》,分别于1981年7月31日初版、1982年10月30日再版;随后作为《金星版世界文学大全集》第80卷,金星出版社又分别于1990年12月15日初版、1997年5月15日再版。上述4种“金星版”皆由韩国杂志记者协会会长金河中翻译,书中附录有相关解说和老舍的年谱,并均与鲁迅的《呐喊》《彷徨》合订为一册。

韩国金星出版社1982年10月再版本

1986年,有一种分订上下两册的《骆驼祥子》韩译本由原木图书出版社出版,并于1989年再版、1990年三版、2001年四版,译者为崔英爱、金容沃。其母本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的修订本,但第23章部分内容系根据立间祥介的日文译本而来。全书厚达760页,前面居然花费245页刊登中国概况和对老舍的介绍,正文后又用了185页刊老舍撰写的《后记》和《老舍年谱》《老舍著作目录》《北京城图》等。该译本无论是文本完整性还是翻译质量,都堪称最具价值的韩译本,不足之处是信息量过于庞大,不仅前后附录文章甚为繁杂,且满纸注释,干扰读者阅读。全书针对地名、习俗、成语、俗语、方言等方面注释多达两千余处,且有不少冗长的说明文字,如正文第一页对“北平”一词居然加了28行详注。一些韩国人戏谑,这是一部专供专家学者研究的辅导教材。

1987年,《骆驼祥子》又出现了一种金成泰译本,出版机构为栗谷文化社。与金河中译本一样,该译本丧失了原作的完整性,有大量删节。  

时隔两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全集》第5卷,中央日报社出版柳晟俊的新译本,系硬精装本,可惜质量较差,频频出现对原文的误译与漏译。

韩国金牛座出版社2008年5月初版本

最新版本由金牛座出版社2008年5月印行,沈奎浩、刘小英译,书上特别注明该书的韩语版权属于韩国IMPRIMA版权代理公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译者在《后记》中言:“《骆驼祥子》在很久以前翻译过一次(笔者按:显然远远不止一次),现代中国小说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和有关老舍的学位论文也不少,不过让新时代的读者来阅读的韩国语版还没有诞生。希望通过这本书,年轻读者能记住老舍和他的祥子。”出于这个初衷,该译本一是添加了许多韩国人日常用语,语言简洁轻快,易于被阅览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层接受;二是突出正文,除了封面上对老舍的简单介绍和译者后记外,只对含有中国文化的词汇标记中文原音,旁边标记汉字,括号里简略说明阅读方法,中国俗语、成语、方言部分也按原意直译,有助于韩国读者轻松地接受中国文化和民俗习惯。

《骆驼祥子》的朝韩文译本、版本、印本虽然谱系庞大,但可惜没有惊现一种如英文世界的伊文·金译本一般的译本。伊文·金译本上世纪40年代曾风靡美利坚,销量达百万册。

关于胡发云的《如焉》

文/ 丁邢

我们较为熟悉的武汉作家是胡发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焉》,写的是2003年疫情中的故事。小说全名《如焉@SARS.COM》,其中就含有萨斯。今天重读,仍觉时光倒流,好像小说情节在现实中重演。小说中的副市长梁晋生,是个颇为干练的官员,如果疫情初期有这样的官员主事,时下的局面,可能不至于如此被动。因为作品中的几个配角如毛子、江晓力、达摩、卫老师写得更出彩,以至读者往往忽略了梁晋生。

《如焉》的面世,我曾起过一点推手作用。这本小说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向作者约稿。但写成之后,他们不敢出。武汉大学教授肖箑父的儿子肖远和胡发云是朋友,和我也是朋友,他拿到小说的电子文本,让我先睹为快。我一口气读完,眼睛为之一亮!我感到,这是进入新千年以来罕见的紧扣时代精神的长篇小说。如此切近地展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人格分化,如此传神地描绘灾难中的世象,如此深入地解剖体制机理的当代小说,已经多年未见!于是,我连夜转发二十几个朋友。反馈最快的是女作家袁敏。她原来是作家出版社编辑,经她之手推出了刘海军的杰作《束星北档案》。她没有读完全书,便在次日上午给我打来电话,问这部小说是否已经有了着落?我说没有。她说:我要了。她已经应聘出任《江南》主编,就要走马上任。她说,我当主编,有终审权,这部小说由我出。她上任后,2006年第1期《江南》以近乎整本杂志的篇幅刊登了《如焉》。《江南》原来每期只印二、三千册,这一期加印到一万多册,还供不应求。

《如焉》发表以后,我和胡发云成了朋友。他生于1949年,长我两岁,曾主动奉还中国作协会员名号,我称他发云兄。2006年4月,武汉市文学院在东湖客舍召开了《如焉》学术讨论会,发云兄邀我参加。会上除了见到艾晓明、傅国涌等旧识,还遇到邓晓芒、李工真、默雷、梁卫星等新友。那次会议,碰撞出许多思想火花,至今难忘。

数月后,《如焉》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单行本,得到很多有识之士好评。有人赞曰:“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而已。”有人赞曰:“孤篇压全唐”。其实,《如焉》不是胡发云的孤篇,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迷冬》同样有份量。故事的背景就是武汉,小群曾撰文评介。

这次武汉封城,我不免惦记老友。连忙和他通微信,问候近况,得知他此刻并不在武汉。

原因还要从《如焉》说起。

他原来的妻子李虹在《如焉》写完,未及出版时,因胃癌与世长辞。所以小说第一页作者肖像下面印了一句:“献给先我而去的李虹”。小说女人公茹嫣身上,就有李虹的影子。胡发云对女主人公心理的细微洞察,对亡妻的深情,感动了无数女性读者。其中有一位定居维也纳的中年华人独身女士,由喜欢小说而钟意作者。回国相见,果然情投意合,和他结为连理。更有意思是,这位女士的女儿和胡发云的儿子年龄相当,相识后也颇为投缘,成就了第二段佳话。这些年,发云兄在武汉和维也纳之间行走。今年原定除夕之夜回武汉,已订机票。1月9日,他在微信上留言:“半夜醒来,发现手机未关,还在叨叨各类消息,包括武汉肺炎,想起16年前的非典,想起如焉极其跌宕起伏的命运,大墙内外真是天地两重,唯有故国宿命,岁岁重演。返乡机票已订,不知此年好过否?”行前突然宣布武汉封城,他只好临时退票,留在维也纳,遥望故乡同胞与疫情抗争。他说:“71年来,第一次没在故乡武汉过年。十多天来,没日没夜地盯着国内的各种信息。”

唉,发云兄!

(以上内容选自2020年2月4日“丁东小群”,获授权)

2006年《如焉》研讨会,
红上衣者胡发云,左一为丁东。

心中有书读为房

《书话史随札》,王成玉 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文/ 王成玉

我一直幻想有一间自己的书房,然而三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书房。我读书向来很简单,一桌一椅而已。有时候干脆躺在床上看书。在我看来,读书是随时随地都办得到的事。这也许是我的条件所造成而无法改变所形成的一种陋习吧。那个时候,我总是上班时带一本书,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读,所以我有很多的书上面都有油渍。当然,如果有一间窗明几净的书房供我读书,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啊!我的这个梦想,现在看来恐怕是很难实现了。每当看到别人在文章中提到书房怎样怎样,我的心都在隐隐作痛,真的是令人心向往之啊!

我这样说也许并不完全为我自己,有时想到的是我买的这些书。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同样的一种书,在各人买回去之后,就有不同的命运。有的被人放进书房,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而且还有玻璃窗保护,一尘不染。而我,除了极少一部分外,大部分的书都堆在纸箱中,年长日久,灰尘满面,伤痕累累。每当写作时,如果需要查找什么资料,简直搞得五心烦躁,明明记得在这里的,怎么也找不着。有几次因为找不到所需的材料,干脆不写了。或者凭记忆,先写出来再说,一篇文章有时因缺少相关的资料而大为减色,而我写的多是读书随笔一类,没有资料根本就无法动笔。记得在写《书话史随札》时,我干脆花了几天的时间,把相关的书全部找出来堆在房间里。本来房子就小,到处都是书,妻子看了也很烦,多次劝我把书卖了算了,何必自找苦吃呢。我也曾几次下决心要卖书,但这本书没写完,我是不肯卖的。为写这本书,我阅读参考的书大约有几百种,幸亏我把它们慢慢地找出来了,不然的话,根本就动不了笔的。

买书之初,我从未想到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困境,虽然我并不想当什么藏书家,但书是要买要读的。那时主要是因为想看书,觉得自己有几本书看起来方便一些,所以直到现在,我的买书基本上是为读书准备的,并没有什么惊人的秘芨和值钱的货色,再说我也买不起。我买的书都是近三十年出版的新书。刚开始买书时,外国的书要多一些,为了赶新潮,买了不少的外国名著,包括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但最近几年,也很少读他们了,一方面送了人,另一方面都卖了,现在只有一百多本。

我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人,不是作家,买几本书总是为了方便自己读书,自己的书总比借别人的或图书室的书看得要舒服一些,一册在手,随心所欲,不怕弄脏,也不怕弄坏,甚而更不怕弄丢了。自己的心事不怕别人知道。对我来说,买书本来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这个道理是我最近才感悟到的。古人说,家贫莫买书,一点都没错。我虽然也知道,但总是控制不了自己。我的买书,基本上是人弃我取,买的是零本殘册,大部头的书除《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外,其他的不问津。我几乎没什么工具书、词典之类的书,到现在,我连一部《辞海》、《辞源》都没有。一部《现代汉语词典》,还是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的,已经很破旧了,还是舍不得换新的。这说起来真难以令人置信。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但我一直到现在,连一本《中国文学史》的书都没有。那一年发年终奖,我下决心把《十三经注疏》买了回来。1985年,我三十岁退团,书记要送我纪念品,问我要什么,我说就买几本书吧,于是我买了《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在我的书房中,差不多有一半以上都是在旧书店旧书摊上买的。一套寥戚生的影印本《红楼梦》(六册)只花了二十元钱,还有一套《清代野史笔记》(六本),花了十五元钱。解放前出版的《良友文学丛书》,一本才二元钱,《叶景癸杂著》也是两元钱等等。我买书的经验是,新书店不如旧书店,旧书店不如旧书摊。当然,这主要是从价格方面说的。每当参观别人的书房,看到那些成套的书摆放在那里,又漂亮又整齐又干净,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书。因为我很少去买那些成套的丛书,只选择地买几本自己喜欢的,除非这些书分不开。例如《词话丛编》五本一套的精装本。在今天出版的《现代书话丛书》中,我开始也只买了几本,后来在旧书店旧书摊才慢慢地配齐的。像《文选》、《艺文类聚》、《明儒学案》、《章学诚遗书》、《章太炎全集》等,因为买得早,要是到现在,恐怕也买不起了。

关于现代学者的书,我也买过一些,如陈寅恪、陈垣、王国维、钱钟书,钱穆、余英时等。我曾很用心地去读他们的书,还做了不少的笔记。例如余英时,我写过一篇近万字的长文。除了古代的笔记,现代的也买了不少,其中郑逸梅的最多,还有《一士随笔》、《寄庵随笔》、《茶烟歇》、《石屋余渖》、《续渖》、《货郎集》等,这几本书是上海书店出的,老一辈子的书就是不一样,有文化有底蕴,既漂亮又耐读,封面设计版式安排古朴典雅,别具一格。真是大手笔写小文章。这样的书,现在也不多了。还有马叙伦的《读书续记》、张舜微的《爱晚庐随笔》、罗继祖的《枫窗脞语》等,真叫人百读不厌。

我的书房本来就没有几个角,现在将它一一打开,暴露了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如果与别人相比,实在微不足道。虽然如此,但对我来说,还是一件高兴的事,能在这里说一说“我的书房”,也是我买书的一大心愿,因为好久都没人来看我的书和谈书了,我似乎感受到一种寂寞。这虽然只是一道“纸上的风景”,我怕今后把它们卖了,对不起那些曾经与我朝夕相处并与之对话的书。想到著书的艰难,我真的应该好好的珍惜这些得之不易的书。然而最令人满意的,也许还不是这些书,而是我的“特藏书”。这是书友们过去对我藏书的评价。所谓特藏书,指的是我书架上排得满满的“书话”和“读书之书”,从这里才稍稍看出一点糸统。自从受唐滔、黄裳等人书话的影响之后,我从1980年代起,就一直搜寻这方面的书,到2000年止,至少也有几百种了。所谓到此为止,是说2000年以后,我很少再买书了。这几年来书友们知道我喜欢什么书,也常常互相赠书,例于《书信三叠》、《搜书记》、《滔翁藏书年谱》、《花开花落》、《春明读书记》、《秋缘斋书事》《开卷有缘》等。

从读吴孟复先生的《古书读校法》开始,似乎略知一点读书的门径。买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书,大抵知道了应该先读什么书,从什么地方下手,循序渐进,慢慢地摸索。自从读了黄裳之后,对藏书题跋、读书记很感兴趣,又买了《直斋书录解题》、《六一题跋》、《东坡题跋》,由此而下,又买了《读书敏求记》、《绛云楼题跋》、《渔洋读书记》、《越缦堂读书记》等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把北京三联书店的那一套“书话丛书”也买齐了。关于这些,我都写在《书话史随札》一书中,共有八十多个专题,作了比较有糸统的介绍和评论,这里就不多说了。由读书而藏书,我还买了《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国私家藏书史》、《藏书家辞典》等藏书史方面的书。

现在似乎可以回过头来说一下另外一些书事了。我最早买杂志是广东的《随笔》。当时我认为那是最好的文字,打开了我读书的眼界。记得读高中时,从一位同学家中借了一本杨朔的《荔枝蜜》,薄薄的一本,封面设计装帖都很俏皮好看,我反复诵读,简直入了迷,有些文字甚至还会背下来。后来又读到刘白羽的散文,气势宏伟,很吸引人。现在读《随笔》,又是一番风景。我虽然不是每期必买,但碰到喜欢的则照买不误。近几年来,我由于喜欢书话一类文字,就很少关注《随笔》了。但它那“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风格大概还没有变吧。我买书读书向来是注重其道德文章的,一个没有道德或大节有亏的人,其文再好,读起来都会引起不快的,在大是大非面前,我最佩服黄裳先生,这也是我喜欢读他的原因之一。之后,我又看到了上海的《书林》和《文汇月刊》。特别是《书林》,我每期必买,一直到它1989年停刊,读停刊的最后一期,我真的是欲哭无泪,这么好的一本杂志为什么要停刊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大约与我有同感的人还不少吧,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书林》一变而为《书城》了。直到今天,几经曲折变化,《书城》越来越漂亮,可惜我也买不起了。自从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出版后,我很买了几种,还有“新世纪万有文库”,他们真的为读书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接着《万象》杂志也定期出版了,据说阅读的对象多在“白领阶层”,这是一本极具趣味而又好看的书,大有当年“海派”的流风遗韵。我买不起也读的不多,偶尔也在旧书摊买过几本,大体还不错。其中张荣明的《“鹤知夜半”:郑孝胥的隐秘情结》一文,读后令人拍案叫绝。所谓随笔文章就应这样写,总要有新的发现才耐读,才能吸引人,可惜这样的文章现在还是太少了。此前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买了《郑孝胥日记》(五大册),但没认真读。通过此文,又激起了我的阅读兴趣。还有南京的《开卷》,也是一本好杂志,内部刊号出版的。承主编董宁文先生的好意,曾送我好几本,我一直不敢给他们投稿,只在上面发表了一篇而已,那是写周翼南先生的一篇。《开卷》在读书界有口皆碑,我不敢多说,我最爱读的恐怕就是子聪(董宁文)写的《开有益斋闲话》,这才是读书人想看的东西。一本小小的内刊杂志,有这么大的信息量,据我的浅薄,就是《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收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在某些方面也比不上它。他们真的是为读书人做好事,做实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现过一场“美学热”,那时我心向往之。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高尔泰的书,我很迷了一阵子。黑格尔的《美学》、唐德的《判断力批判》等我也拼命地读。记得高尔泰的那一本《美是自由的象征》被一位年长的书友看中了,他说到处买都买不到,我见他爱书心切,就送他了。我当时还买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以及三本《中国思想史论》和《走自己的路》,他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的思想库”,凡有所论,颇受关注,我们这一代人受他的影响最大。那个时候,刘再复、金克木、赵一凡、刘小枫等人在《读书》上的文章真好看。还有张中行先生,他的书我差不多也都买了。有人说金克木先生是个“老顽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的“燕口拾泥”我最爱读,那真是出神入化的好文章。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科技文化,历史哲学等,深入浅出又通俗易懂,淡淡写来,更见学问功夫,在在启迪人心。近几年,我虽然很少读外国书,但对日本的随笔情有独钟。例于周作人翻译的《日本随笔选》、谷崎润一郎的《饶舌录》和《永井荷风散文选》等,真是爱不释手,还有《英美散文六十家》,高健先生的译笔最为传神。三十年来,不管我买书的兴趣发生怎样的变化,对这些书,却从未忘记。

近几年来,由于长期在外打工,读书更是不易。每月回家就几天,受环境条件限制,只能随手带几本,所以在写作时,多为杂感随笔而已。这些年来,不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有一点时间我都要读书写作,因为我相信心中有书读为房。

张恨水报人小说:从《春明外史》到《记者外传》

文/ 宋海东

张恨水在文学创作上的眩目光环,遮蔽了他作为一名职业报人的卓越成就。自1914年步入报馆大门,他跨越30多个春秋,被历练为一名“全能报人”,历任汉口、芜湖、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庆等地十余家报馆的外勤记者、助理编辑、编辑、主笔、总编辑、经理、社长,《申报》《新闻报》《益世报》《世界日报》《新民报》《立报》等民国一流报馆都因为他的存在熠熠生辉。直到花甲之年,他都认为写小说不过是一种副业,自己的职业就是报人,不肯以作家自居。

正因为张恨水拥有浓厚的“报人情结”,他笔下的报人题材小说比比皆是,包括《春明外史》《斯人记》《太平花》《记者外传》等。《春明外史》既是他的成名作,也是创作报人小说的起点;而《记者外传》是他笔下最后一部报人小说,亦乃最后一部现代题材小说。梳理这两部小说的创作路径,比较二者发表后反响上的巨大落差,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观察张恨水文学创作道路的跌宕与人生消长。

先说说《春明外史》。

1924年4月,中国现代著名报业家成舍我出资创办北京《世界晚报》。张恨水来京早期,曾在成舍我任总编辑的北京益世报馆工作,二人私谊深厚。应成舍我热忱邀请,年轻的张恨水加入世界晚报社。成舍我知道张恨水之前在南方报纸上发表过小说,便建议他写一部供报纸连载,张恨水爽快地应允下来。

上世纪20年代,北京虽为“首善之区”,却被一帮贪婪凶残、声色犬马的军阀官僚搅得乌烟瘴气。在当局高压政策下,面对社会阴暗面,新闻记者如鲠在喉,却无法诉诸笔端。张恨水拿定了主意,欲效仿晚清谴责小说讨伐权贵,撰写“新闻外的新闻”。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春明外史》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小说熔言情与谴责于一炉,庄谐杂出,通篇以旅京报人杨杏园与勾栏雏妓梨云以及孤苦女子李冬青、史科莲的情感波折串起一段段故事,全视角勾勒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中军、政、警、学、商以及梨园、青楼、佛门内各阶层人士的生活动态,充分彰显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包罗万象、地负海涵的雄伟气魄。文学作品当然不能等同于历史,但纪实性相当强的《春明外史》所描写的各界人物并非面壁虚构,书中的326位人物大多可以索引。“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经粗略考证,就可以找出一批艺术形象的原型,如魏极峰即大总统曹锟,章学孟即国务总理张绍曾,鲁大昌和关孟纲即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闵克玉即财政总长王克敏,何达即作家胡适,时文彦即诗人徐志摩,胡晓梅即名媛陆小曼,余梦霞即小说家徐枕亚,梁墨西即翻译家林琴南,吴问禅和舒九成即报业家成舍我,等等。还需要说明的是,杨杏园至少在出身、职业、性格、才干、志趣方面与张恨水别无二样,而且“杏园”二字恰与张恨水的本名“心远”谐音。

《春明外史》发表于1924年4月16日至1929年1月24日的《世界晚报》副刊“夜光”。连载期间,《世界晚报》办得风声水起,始终系北京销量最大的晚报,原因是很多读者买报纸就是为了看这部作品。凭借该作,没有任何帮派团体烘云托月的张恨水只手打天下,独辟蹊径,自成一路,从一名寂寂无名的报人跃升为北方一流小说家。

北京世界日晚报社1925年10月初版《春明外史》

1925年秋,《春明外史》写出前13回,暂告一段落。在亲友建议下,张恨水将它们结集成书,作为“世界日晚报社丛书之一”分订两册于1925年10月出版,不到两个月,初版一千余册便告罄。次年再版时,仅在北京一地就售出三千余册,这在民国时代是一个很不错的发行量。1927年12月,世界日晚报社又将前26回作为第一集和第二集一同出版,销路也不错,张恨水拿到一笔可观的版税。1929年8月,全书39回又分三集印行,其出版者仍为世界日晚报社,印刷者为北京书局,分平装和洋装两种版本。

且说张恨水的另一部作品《啼笑因缘》名扬天下后,他身价陡增,八方索稿。1930年12月,应世界书局总经理沈知方之邀,张恨水从北平南下,出现在黄浦江畔。世界书局是一家民营出版机构,在各大城市设分局30余家,沈知方更是有“书业怪杰”之称。经过两轮蹉商,世界书局与张恨水终于敲定多部新作旧著的出版合同,其中对《春明外史》书局按千字四元的价码付酬,并且承诺一次付清,条件是必须将北平所印行单行本的纸型交世界书局销毁。就这样,一部《春明外史》让张恨水一下子挣到四千大洋。他不肯亏待世界书局,对作品进行全面修订,进一步清除连载时随写随印留下的一些不足和漏失,并将全书由39回调整为86回,每回都在万字左右,回目当然也改得天翻地覆。

上海世界书局1931年初版《春明外史》

1931年3月,世界书局推出新版《春明外史》前六卷;当年5月,后六卷也得以出版。正式发行前,出版方不惜重金,在上海销量最大的两家报纸《申报》和《新闻报》上打出巨幅广告,把全书回目用大号字刊载,吸引到不少眼球。书出,马上抢购一空。之后,该作成为世界书局的畅销书加常销书,一版再版,仅我所知的便有11种版本。另外,民国盗版书商大多拿张恨水当作第一衣食父母,上海天汉书局、奉天艺光书店、奉天文艺画报社、上海摄影社也均曾翻印该作。作为“中国报人小说丛书”之一,中国新闻出版社于1985年9月出版《春明外史》,约请张恨水的生前好友左笑鸿、金寄水分别撰写序跋,这也是建国后该作首次付梓。后来,岳麓书社、北岳文艺出版社、群众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先后印行。

上海世界书局1939年2月新一版《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发表至今,历经近百个春秋,从来不乏超级粉丝。1925年冬,这部连载小说中出现了一位韩幼楼将军,这也是作品内唯一以正面形象现身的上层人物。后经核实,小说中涉及韩幼楼的趣闻逸事,原本是一条发生在张学良身上的社会新闻,张恨水仅仅是稍加艺术处理而已。张恨水不曾料想到,自己笔下的这段文字,会成为与张学良交往的媒介。1926年春,张学良当了一回不速之客,带着几位随从突然出现在张恨水私宅。围绕《春明外史》,双方谈得甚投机,张学良与张恨水自此建立起稳定的往来关系。鲜为人知的是,巴金也是《春明外史》的忠实读者。2006年7月2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刊有上海作协研究室主任冯沛龄撰写的一篇《此情绵绵无尽期》,文中言:“八十年代初,巴老特将自己珍藏多年解放前出版的著名作家张恨水的作品如《春明外史》《落霞孤鹜》《啼笑因缘》《满城风雨》《现代青年》《热血之花》《秦淮世家》《蜀道难》《平沪通车》《山窗小品》《到农村去》《偶像》《大江东去》《中原豪侠传》《斯人记》等40余册图书捐赠给资料室。1931年5月世界书局出版的《春明外史》共12册,每一册都盖有‘巴金’印章,相信巴老当年是十分珍爱的,这次也一并捐给了资料室。”文中所谓的“资料室”,指的是上海作协资料室。著名翻译家、钱锺书的堂妹夫劳陇曾言:“钱先生(钱锺书)特别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春明外史》,我说没有,于是两人就一起去旧书摊找这本书。”这一段话,记录在宝岛上的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2月出版的《啼笑因缘》护封上。

梳理张恨水的创作轨迹,不难窥见他是一位在艺术上不甘重复自我、追求创新甚至革命的职业作家。从1913年写下的长篇处女作《青衫泪》到1922年诞生的《皖江潮》,属于他的第一次飞跃,作品类型由才子佳人说部进化为现代气息的社会言情小说。《春明外史》开始以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世界,内容及文字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是张恨水小说走向成熟的标识,亦是对章回小说的重大改良,尤其是为社会言情小说开辟了新天地。自1927年启动连载的《金粉世家》吸纳西方文学技法,刷新民国社会言情小说结构面貌,打通雅俗,把章回体调适为一种富于弹性的新旧皆宜的文体,为大家族题材小说树立了一个标杆。1930年发表的《啼笑因缘》与时代接轨,跳出旧派小说家思维模式,打造出公认的“民国通俗小说第一代表作”,辗压群雄。1936年问世的《夜深沉》又出新招,将卑微的引车卖浆者当作描写主体,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无限接近新文学小说。至于1946年刊出的《巴山夜雨》,放弃了他习用的故事化写法,采用主线和副线齐头并进的多线结构,传奇性低,情节性淡,随处可见对家长里短和自然场景的勾描,深度挖掘人性的美与丑,是其小说中散文化倾向最浓厚的一部作品,有一种独特的风情美、人性美、诗意美。假若不是由于时局变化和身体状况的恶化,他的小说创作必将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然而,造化弄人。1949年5月,生活在北京的张恨水中风躺倒,左半身不遂,连生活都无法完全自理,写作只能局限在诗词和小品文范围内。直到1953年,他的身体才基本康复,正式恢复写作。自1956年始,他的长篇小说《孔雀东南飞》和系列散文《西北行》陆续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反响不恶,报社为此派人到北京约请这位小说家再提供一部小说。张恨水谈起自己正在创作的章回小说《记者外传》,说还有几家报社关注这部作品。《新闻日报》非常感兴趣,请求张恨水务必将此作交他们发表。

很快,张恨水把《记者外传》的前几回寄到《新闻日报》。小说以他的北京生活为基础,通过描述主人公杨止波由安徽到北京报界发展的经历,反映20世纪上半叶老北京的社会情态。它与《春明外史》《春明新史》《京尘幻影录》等张恨水小说一样,都可以当作民国野史来读。创作前,作者认真地进行过资料搜集工作,凭借作协给他开的介绍信,在北京图书馆报库里待了半个月,翻阅从前出版的大报小报,做了大量笔记。本来,他还想继续补充资料,却因为图书馆迁址到离张家较远的地方而无法遂愿。他原本是要将《记者外传》写成三部头的鸿篇巨制,时间跨度是从北洋军阀时期到共和国成立,因身体欠佳,精力不继,后又改成上下两部。

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杨止波是以张恨水本人为原型,清高正直,多才多情,一身名士才子气。不得不提的是,在女主人公孙玉秋身上,明显有张恨水第二位妻子胡秋霞的影子。比如二者名字中均带有“秋”字,都出生在杏林人家,都自幼离开父母,在北京一家会馆里跟随一对老年夫妇谋生,并与一位皖中才子产生恋情。就性格而言,爽直大方的孙玉秋亦与胡秋霞雷同。

上海《新闻日报》1957年连载的《记者外传》

1957年10月26日,《记者外传》开始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其责任编辑为陈诏,年轻气盛。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张恨水寄来的第一批稿件仅有前几回,它们并非书稿原件,是复写稿,字迹有些模糊,看起来颇费力;而且在这位编辑的眼睛里,张恨水的“文字拖沓,疙疙瘩瘩,读起来很不流畅”,于是自作主张进行“斧正”。这一举动很快被报社领导郑拾风洞悉,当即坚决制止,“这是他的文风。你一改,就不成其为张恨水的小说了。”

次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通过《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草案,一方面提交全国文学工作者讨论,一方面号召大家制订跟得上时代的创作计划甚至规划。张恨水也草拟了一篇《我的规划》,其中提到:“我写了一个长篇,是《记者外传》,全篇大概60万至70万字之间,现在写了将近一半,还有一半,据我估计,夏天可以完。上海《新闻日报》,如今登着。”此文发表于《人民文学》1958年第4期。

张恨水的估计太乐观了,没有觉察到形势的急剧变化。据陈诏在《笔耕岁月:副刊编辑杂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一书中回忆:“(《记者外传》)这篇连载小说节奏极慢,故事又不曲折动人,加上写法上犯了平铺直叙的毛病,没有悬念,抓不住读者。登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什么名堂,报社内部意见很多。大家觉得陆陆续续的来稿,不知道下文如何,如果旷日持久地登下去,很容易浪费版面,失去读者。”这只是陈诏个人的观点,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当时“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该作与时代主旋律不合拍,有厚古薄今嫌疑。于是乎,这部小说连载到1958年6月24日,即宣告停刊。至此,小说共刊出30回,约33万字。

我淘得有《记者外传》连载剪贴本,分订上下两册,共238期。翻阅剪报,才知晓报馆曾专门请来张大千弟子、上海画院著名画家董天野为该连载稿配插图。从第1回到第8回,也就是从第1期至76期,几乎每期都配有插图一幅;但从第9回开始,插图便只是隔三差五出现,由此也反映出报社对这部小说重视程度的冷热落差。在小说结束连载这一天,编者清晰地注明“上集完”,并发表启事:“‘记者外传’分上下两集,本报登完上集不再续登。今天为最后一天,请读者注意。”

当时作家出版社一度打算将该作已发表的章回作为全书上部出版,已经发排,终因非工农兵题材,忍痛舍弃。1959年1月20日,中国文联工作人员沈慧访问张恨水,并留下一段文字记录:“去年一年写了一部《记者外传》(上册),预支了三千多元的稿费。现在已由作家出版社的许正因(武侠小说家)退还给我,不预备出版了。据说是作家出版社的领导,批评这部作品的思想性不强,没有出版的价值。不出版也就算了,我也懒得再写。本来今年开始写第二部,因此也就不再动笔。”(摘自贾俊学辑《文联旧档案:老舍、张恨水、沈从文访问辑要》,载《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4期)另外,沈慧1959年还曾将《记者外传》手稿送到通俗文艺出版社,该社同样认为不适合出版。张恨水听到这个消息,很不开心,悻悻然道:“随他吧。”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初版《记者外传》

直到1993年,当卷帙浩繁的《张恨水全集》出版时,《记者外传》收入其中,才得以推出单行本,其中精装本为单册,平装本分订两册。

我们不得不惋惜,由于某些人对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偏差,也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不仅让张恨水的这部长篇小说无法以足本呈现,也让世人无法完整地通过这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文学作品,去尝试了解张恨水的传奇人生。

张恨水的外甥桂力刚在一封私信中称:“我舅父心中有二件遗憾事,曾多次和我谈起。一件是违心地写了《啼笑因缘》续集。……另一件是《记者外传》未能出版。他说,这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打算就此停笔了,小说已排版,但在‘厚今薄古’的影响下,被挤掉了。”

当然,对照从前的作品,《记者外传》确实已不见往昔那种震颤心弦的情感冲击和连珠妙语,文笔略显枯涩,情节也欠紧凑,恰似一个老翁在给儿孙讲述隔壁人家的陈年往事,平平淡淡,慢慢悠悠。究其原因,其一是受中风后遗症困扰,记忆力和创作能力远不及从前。写短小文章还能灵光闪现,创作大部头便衰态毕现。其二是他人到暮年,业已失去或缠绵悱恻或激情四溢的心境。其三是囿于政治环境,尺度不好把握,他担心笔下的情感描写被当作黄色文字,写起来未免缩手缩脚。在那个需要激发斗志的岁月,风花雪月的文字已经不合时宜。

尽管如此,这部作品对报人小说再次进行了有益探索,记载了诸多民国野史,并为作者自己的情感史留下精彩的记录,也添加了一个晦涩的注脚。而且,男主人公杨止波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相当生动传神,他与《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斯人记》中的梁寒山、《巴山夜雨》中的李南泉、《牛马走》中的区庄正、《京尘幻影录》中的冯子虚一样,是张恨水心目中理想人格的象征。他们穷困潦倒,却不委流俗、不求闻达、不忘旧情、不食周粟,身上都刻画着“士”的精神痕迹,追求的是“道”的精髓,而非名利等俗物。

俱往矣,正是: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访书日记

文/ 董宏猷

古代中国,文人之间的交流,除了书信往来,便是见面畅谈。倘若相隔很远,也要跋山涉水前往,谓之访友。在没有网上购书的年代,倘若出差,每到一地,心心念念的,就是访书,去书店,或者旧书摊,访书,淘书。这种爱好,深入骨髓,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不是非得要买一本什么书,而是一种习惯,一种仪式,就像非见不可的亲友,哪怕空手而归,也要去了却一桩心愿。

现在,可以网上购书了。方便当然是方便了,但是,却少了心心念念,惦记挂牵,跋山涉水,一睹为快的乐趣与愉悦。下面的这些日记,其实都是视觉时代,手机上的微信,文字简短,多为配图。虽鸿爪雪痕,也是访书时代的脚印。深深浅浅,步步书香。

北 京

2015.7.20

每次去北京潘家园旧书地摊,都会有惊喜与收获。这次是撞到巴金先生家里去了。满地的巴金。而且,有抗战三部曲与激流三部曲。其中,《雾》《雨》《电》均为伪满康徳年号出版。看来,那时的伪满,也在盗版开明书店出版的巴金作品。《灭亡》一书,是巴金的处女作,当年在巴黎留学所写。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时,第一次用了巴金这个笔名。从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始有了巴金。

2016.1.10

北京潘家园依然车水马龙。旧书地摊依然人头攒动。到潘家园淘旧书,依然是北京之行的必修课。依然有小小的喜悦。许多五十年代的书,包括《长江文艺》杂志,均十元成交。民国时期的杂志巜人世间》合订本就贵了,七百成交。淘到伊萨柯夫斯基的诗集,他是前苏联著名诗人。许多著名的苏联歌曲,如《红莓花儿开》等,圴是他的作词。也淘到刘白羽的书,封面是黄永玉设计的。

默默地淘到,默默地欣赏,默默地穿越,默默地地喜悦。北京的冬天,似乎就温暖了许多呢。

2018.2.11     

春节前夕。北京大风。潘家园古玩市场,空寂人稀。昔日旧书地摊区,是一过道,此刻便成为寒风走廊。

呼啸的风中,居然还有几个地摊。一老人不停的跑步取暖。一眼望去,居然有我常来的专售民国及解放初期旧书摊的老大姐。全副武装。缩立风中。见我便笑,大兄弟!快来帮我开張吧!

风太大,且刺骨。手刚伸出,便冻得针扎般疼。遂挑了延安时期最有名的几部作品,任凭老大姐开宰。

潘家园,提前来拜年啦!

2015.7.13

北京。百老汇影城。库布里克咖啡书店。不大。多电影,戏剧,文学类书藉。被誉为京城文青圣地。去后发现,看书的几乎全是女文青。长发。礼帽。短到不能再短的牛仔短裤。便思衬应改名为女文青之圣地了。

有朋友叹曰,难怪女生难嫁,原来都嫁给书与电影了。又问,男生呢?唉,男生都去泡风投、股票、户外与黑客去了。

2016.1.10

北京依然是文化高地。旧书地摊人头攒动。三联书店内,书友挤滿了一切可以坐下的地方。台湾杨渡先生的新书《百年漂泊》新书发布会正在进行。听众如云。互动热烈。

谁说实体书店会消亡呢?书店正在变成文化平台呢。

2018.5.18    

今天是三味书屋的生日。一晃眼,三味书屋在长安街安静的存在,已经三十年了。过去到北京,必去三味书屋看看。后来去的少,但仍然惦念着。多少民营书店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没了。坚持三十年不容易。为此,祝三味书屋生日快乐!祝更多的书店青春常在!

2018.9.28    

北京的三里屯当然是年轻人的天堂。过去来三里屯,是和朋友们一边喝着整箱的喜力啤酒,一边听摇滚,一喝一通宵。

而现在,在更现代更时尚的三里屯太古里,我爱去一家名叫Page one的书店,一泡就是半天。这是一栋发光的楼房,LED 灯管错落有致穿插于木质墙缝中,让整栋楼即使在北京的雾霾中,也闪闪发亮。书店内,空间开阔,白、棕、黑的主色调明朗而沉稳。一片片木质书架凸Page One 概念店的设计主题之一:木屋,让读者感受到原始木质的亲切,和纸质阅读的快感。

当然,我更在意的,是它的书品。一层全部以纯艺术与设计类书籍为主,二楼则是儿童、文学、社科,以及大量的外文书籍与杂志。

比起大超市般的书店,我更喜欢对味口的品牌店。让我更高兴的是,三联书店也在太古里开了分店,而且,离Page one书店不远。虽然里面的装修以铁质的楼层为主,显得异常逼仄,但是,三联的书品还是丰富的。可以弥补Page one书店的不足。

三里屯不仅仅属于年轻的花骨朵,也属于胡子飘飘的老爷们。

2019.12.27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店。一座铸铁构成的书籍迷宫。上下两层。曲折的二层铁廊道弯曲盘旋,铁的坚硬冷峻与书的柔软温暖构成强烈的反差,构成视觉的压迫与张力。

来这里淘书的都是真正的书友,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书在哪一个弯曲里。每次来这里,其实就是来打卡,没打算淘书,只是向三联书店致敬。它的人文社科类丰富,而文学艺术书籍的书品一般。好在本月的三十号,美术馆东街的总店将重新开张了。不知能否补上短板,让书品更加丰富多彩一些呢?

2019.8.9

PAGEONE书店。中文简称佩吉书店。意含第一页,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在北京,我常去三里屯的佩吉店。而设在前门的佩吉店,则是最大的24小时营业的佩吉书店。设计新颖现代。整个三层的书店,犹如一件现代艺术品。整面墙的外文原版图书,艺术与设计,文学与童书。玻璃墙外,正阳门城楼。古老的四合院。与现代感十足的书店形成奇特的对比与张力。逛逛书店,逛逛北京坊,如饮佳茗焉。

今天从故宫出来,一直泡在故宫里。思索着如何创作《故宫一千零一夜》。走进前门的佩吉书店,竟淘到了不少有关故宫的书籍,便全买了。便默默地开心,这是不是命运对我的馈赠呢?

2019.5.18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不仅有时尚,有青春,有国际,也有书香。三联书店如同迷宫。木屋书店的主题设置令人动容。一是母亲节的书设。二是情人书信,展出了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亲笔书信。当年写在五线谱上。而李银河短短的一句话,令人泪奔:“小波:二十年了。你在天堂过得可好?”千言万语,化着"明月夜,小松岗"。

逝者安息。留下生者多少思念。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天堂可期,最关键的,是与相爱的人平淡平安地活在人间。

2019.1.5

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无限期装修。便爱去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淘书了。

正值寒冬,店里人不多,安静雅致,正好淘书。进店一楼,其实是书品的展示。真正的海洋在地下室。那是一个好大的书库。我心仪的文学社科书籍其实在书库里。

但是不要错过二楼哦。那是一个雅致的展厅,正在展出书画作品。另一头是古香古色的茶室。三五好友,来此品书品茶,真是养心了啊!

上 海

2014.10.31

上海古籍书店的顶楼,为古旧书刋经营区。线装及民国版旧书琳琅满目,然价格不菲。每次赴沪,必来淘书也。然前年一本徐志摩之《猛虎集》,开价三千未购。今年巳涨至一万六也。令爱书人叹叹。一本周作人《雨天的书》,开价二万,几年前至今,仍在柜内“下雨”。但仍有心仪之书,洽购而归。胡适之四十之述,凌叔华之女人,鲁迅之译著,钱基博之文学史,均为吾爱。

盖书之流传,环环相传也。吾仅为其中一环也。今迎诸公回汉,可朝夕请教了。

2018.6.20

这些年来,旧书收藏的渠道主要转移到孔夫子旧书网上去了。有一天,突然发现有人在网上拍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儿童文学书籍,而且,都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年出版的。眼睛顿时就亮了。

说起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曾经是我儿童时代的文学圣地。因为我爱看的《小朋友》,还有《少年文艺》,都是上少社编辑出版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自己会有一天,也走进这座圣殿。成为《少年文艺》的作者,成为上少社的作者。

我还记得第一次走进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时的情景。上少社的大门右边,有一座木楼,我从小就心怡的《小朋友》、《少年文艺》,还有文学编辑室,都在这座小木楼里。

那是夏天的早晨。我看见一个似乎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微微弯着的腰,雪白的胡子与头发。他走了过来,看见我了,礼貌地对我微笑。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陈伯吹先生。我也对他微笑。这么朴素的儒雅的老先生。活生生的,出现在我面前。

如今,由于延安西路高架桥的建设,那座小木楼已经不见了。但是,我仍然怀念那座小木楼,怀念上少社的师长和朋友们。怀念滋养过我的许许多多阳光雨露般的书籍。

2021.9.7

近日收到《咖啡文录》及《近代上海咖啡地图》两书,爱不释手。两书均为“海派文献丛录”,张伟主编,张莺编,陈子善作序。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两书均为史海钩沉,收录了晚清至民国期间与上海咖啡馆有关的文章与报道。《文录》收录了鲁迅、郁达夫、林语堂、田汉、徐迟等作家的文章;《地图》则以上海主要繁华街道为对象,一一收录了该地区咖啡馆的报道。书中大量的图片、广告,真实地还原了百年上海的咖啡文化史,殊为珍贵。

承蒙出版社朋友的美意,专请子善张伟两位先生签名予赠,深为感谢!子善先生是著名收藏家,对新文学之旧书专有研究。而我每次去上海,都要去淘旧书的。回忆与朋友们在上海老咖啡馆品咖啡聊天的往事,恍若梦境。一书在手,昨日重现,犹闻咖啡浓香矣。

广 州

2014.8.30

每到一地,习惯先寻旧书店。今抵广州花都,没想到去旧书店,还要进城。下午高峰,一路塞车,寻到越秀区文明路浩天旧书店,巳暮色蒼茫。匆匆扑上去淘书,好在还有几本民国版的,也有几本五四年旧译文。老板姓吴。能在闹巿区开旧书店,当属不易。出门时,羊城华灯初上矣。

2014.12.12

此刻。子夜。广州一家24小时营业的独立书店。店内安静而温馨。大量的沙发靠椅,可以随意坐着甚至躺着看书。还有一间可供背包客住宿的斗室。如同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也有青年人在此用电脑工作。有人在安静地品咖啡,静静地看书,也有人在沙发上睡觉,没人干涉你。

一个城市有一间可以随便坐着看书甚至睡觉的书店,真好。我曾在子时专门去过台北的诚品书店。同样坐满了年轻人。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台北的诚品书店,大多是男生在看书,在电脑前工作,猫一样蜷缩在男生怀里睡觉的,是女生。而在广州,在这间24小时书店里,看书工作的是女生,在她们身边睡觉的,则是男生。真是有趣的对比。

夜深了。轻轻地来了,轻轻的走。不带走一片云彩,却带走沉甸甸的书香。

2014.12.18

广州之行。淘的新书。整整一箱。挑几本与朋友们分享。

黑塞的作品,我非常喜欢。他诗意的叙述与水一样的忧郁,曾让我着迷。这本《悉达多》,是以印度为背景的。主人公恰似佛陀。读来让人沉思。

我曾在多年前在香港买过《美的历史》。此次买了《丑的历史》,算是配套了。《落花一瞬》,写日本人的茶道、香道、剑道等,亦有新意。而《我们》杂志发表的台湾诗人周梦蝶的专辑,则给我们打开又一扇诗窗。

寒冬夜读,红茶正热。品茶谈书,与君共度寒夜也。

杭 州

2018.7.14    

杭州骄阳似火。西湖火风灼热。到书店淘书,无心仪之书,那就去看电影吧。

正好姜文的《邪不压正》首映。便去看了。

看了就看了。有些失望。有些失落。

当然,满眼都是姜文的才华。如看年丽的舞台剧。如看油画和摄影。看明星的演艺比拼。看老北京城的卷棚式屋顶,侠侠的飞檐走壁。以及姜氏凌厉的剪辑与蒙太奇。唯独没感觉是在看电影。因为观众与电影隔着。不如《我不是药神》,虽然粗糙,却接地气,揪心。

看来,太把自己当爷,电影就成了孙子。一叹。

2021.6.17

早就听说日本的茑屋书屋中国首店登陆杭州了。被誉为全球最美书店的茑屋书屋,是日本最大的书店,全日本有1400家书店,一半的日本人都是它的会员。

其杭州店在天目山路,三幢独立又相连的大楼一层,以及地下一层,全是书店。其装修风格,便是高高的整面书墙,极具视角冲击力。三间店面,一为咖啡楼,一为摄影时尚店,一为美术文创店;地下好大一层,则是人文生活书店。第一次看到美术摄影各自独立成店,精美画册,令人目不暇接。而文学书藉则缩在地下层的角落里。

茑屋书屋一到杭州,便成网红打卡地。店内几乎都是年轻人,有的看书,有的则自在酣睡,也无人干扰。奇了怪,睡觉的多是年轻男子。

书店里的书藉,大都为日文或英文,中文书不多。浏览罢,遂点一杯咖啡,临窗听雨。西溪湿地,就在附近了。

大 连

2014.5.8

每到一地,必访旧书,巳成习惯。会议饭间,问古旧书,答曰,天津路新华书店中有。便大喜,匆匆吃了几口,便肩揹摄影包前往。走得汗起 ,寻到,真的专辟古旧,却是崭新出版的古籍!哭笑不得。告之应更正为古籍书店,以免误导吾类旧书痴也。

当然,大连尚有有轨电车,街头有樱桃上市,尚可观也。其余,与大陆任何城市一模一样,崭新的高楼大厦,抹掉了特色与个性,让人恍惚,我在哪里?

南 昌

2018.11.25  

每次来南昌,都要去青苑书店看看,淘淘书,感受一种淳香的人文气氛。

青苑书店最有名的,是其密集的人文活动。群贤毕至。雅俗共赏。活动后便留下许多签名本。不久前,葛剑雄先生来青苑,托万国英女士代请签名。此次来赣,恰逢周云篷来青苑与读者见面。二楼雅室,座无虚席。

感谢国英赐书。又与张国功先生品茗谈书,也为一快。人生易老。渐不喜热闹。二三好友,书店茗谈,亦不负初冬暖阳也。

2019.11.25

每次来南昌,必要去青苑书店。几乎成为一种仪式了。突然想起去年今天,也是到青苑,与万国英老总、还有张国功先生一起品茶。晚上便是周云蓬的活动。

一晃眼一年了。没有惊动朋友,悄悄来,挑了几本签名版的书——青苑设有名家签名版专柜的。我也签过名,《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书架上只有一套了。也不知谁会结缘买去?

赣江今日大风,但青苑书香依旧,波澜不惊。

西 安

2019.9.25

又来西安,已是初秋。放下行李,便寻古旧书店。原想西安古都,应有古旧书,没想到其旧书都是崭新的滞销书。有两玻璃柜,锁着旧书呢。是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标明"稀见",开价八百元,不禁五味杂陈。想起家中类似的《儿童文学》杂志,不知有多少,怎么就“稀见”了?在西安,竟成古籍,也令人唏嘘。

索性散步至都城隍庙,看看古建筑,品味一下西安的人间烟火。古长安,无书矣。

(以上原创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序《过早》

武汉市江汉区花楼街 拍摄时间:2019年7月

序文/ 董宏猷,摄影/ 张建忠

最近秋凉,却夜夜多梦。梦里都是童年往事,都是在汉口的大街小巷过早,醒来不禁感慨万千。究其起因,当是张建忠先生的邀请,为他的摄影画册《过早》作序。

武汉市硚口区电业路 2018年9月

对于摄影,我只是个爱好者。但仔细欣赏品读建忠先生的作品后,却浮想联翩,欲罢不能。很早就听闻建忠在摄影界的大名,常常听说他又去大凉山了。见到他,便是在他的《远山的记忆》大凉山摄影展上,凝重的黑白影像,凝固的生活瞬间,令人震撼,真实地记录了大凉山彝族人民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现实。而摄影家的人文情怀,对现实的关照与思考,以及博大的爱,此时无声胜有声,全都凝聚在一帧帧动态的多元的影像之中。

武汉市硚口区电业路 2018年9月

从此我记住了张建忠,一个执着严谨低调的摄影家。大凉山只是他执著观照的对象之一。他习惯一头扎下去,5年里,10次出入大凉山腹地,历尽艰辛,锲而不舍,拍摄了10多万张照片。这哪里是一般的创作与观照,而是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摄影艺术的追求与探索中。

武汉市江岸区铭新街 拍摄时间:2019年5月

与大凉山的凝重不同,建忠这次呈现的,是武汉人过早。

武汉市硚口区电业路 拍摄时间:2018年5月

说起武汉人过早,就像说广州人喝早茶,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风景与文化现象。其不同之处,广州人是坐在优雅的茶楼里,边饮早茶,边吃早点,慢悠悠的。而武汉人过早,则是在户外,路边,简陋的塑料椅凳,嘈杂的街头环境,匆匆忙忙,甚至边走边吃。满大街的早点摊,满大街买早点的人,满大街边走边吃的人,构成了武汉最独特的风景,最活色生香的晨曲。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南路 拍摄时间:2018年10月

武汉人的“过早”,是视为与“过年”,“过节”,“过生日”同样重要的。是与武汉独特的城市发展史密不可分的。

武汉市武昌区户部巷 2018年10月

作为中国“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武汉自古就是一个“大码头”。现代考古证明,远在商代中期,武汉就萌芽了城市――盘龙城,而盘龙城的主要功能,便是军事、物资的中转。春秋战国,武汉属楚,楚国多江河湖泊,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千百年来,行政隶制虽分分合合,但城市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水陆交通之枢纽,商品集散之码头。翻开一部唐诗,诗人们来到武汉,不是“送别”,就是“晓泊”。而匆匆停靠之际,武汉给他们的印象,便是 “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水陆码头。及至清初,汉口成为四大名镇,后又成为天津条约中的通商口岸,从此,武汉的沿江两岸,不但密布了自古以来的“土码头”,而且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由洋人控制的“洋码头”。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南路 拍摄时间:2018年10月

水路如此繁忙,陆路呢,则因了京广铁路的贯通,使武汉迅速成为京广大动脉的中心点,武汉的码头色彩,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武汉的城市功能,武汉的发展与繁盛,武汉被外国人称为“东方的芝加哥”,皆因了码头而做了许许多多的文章。

武汉市江汉区花楼街 拍摄时间:2018年10月

有了码头,就有了靠码头吃饭的人。尤其是那些底层的码头工人,以及围绕着码头形形色色的商业与服务业。武汉天气湿热,清早就要到码头扛苦力的码头工人们,没有时间闲坐饭馆。他们要的,一是“快”,二是“饱”。出体力流汗多,需要补充盐分,于是,武汉的早点普遍呈现快餐化和重口味。它是劳动的需要,生活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这样的“内容”,便决定了它的“形式”。即不拘一格。街头,路边,码头边,乃至边走边吃,形成自己独特的早餐文化。

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 拍摄时间:2018年10月

码头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武汉人,影响了武汉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影响了武汉面对世界的个性表达。

武汉市武昌区大成路 拍摄时间:2019年5月

码头的功能是什么?是集散与流通。是人的集散与流通,物的集散与流通,信息的集散与流通,风俗的集散与流通。所谓“来如行云,去如流水”,坐而能知天下事,一日看尽五洲花。于是,码头文化给予武汉人的,首先是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是包容不狭隘的心胸,是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开拓意识。武汉人不排外,多包容,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兼蓄并收,皆为我用。因此,中国的居多大城市中,只有上海和武汉的前面才冠有“大”字,“大上海”、“大武汉”。所以称“大”,不仅仅在于面积,更在于包容也。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正街 拍摄时间:2018年8月

于是,武汉的早点品种繁多,十分丰富。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长江日报》开设武汉小吃专栏,那个时候的粗略统计,武汉的早点品种,已经逾百。蔡林记的热干面,老通城的豆皮,谈炎记的水饺,顺香居的重油烧梅,田恒启的糊汤米粉,福庆和的牛肉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包容兼济,美不胜收。难怪香港美食作家蔡澜在到访武汉之后,将武汉称为“早餐之都”。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路 拍摄时间:2019年11月

请原谅我如此阐述武汉的早餐文化。因为不说清楚武汉人过早的缘由,就无法真正理解建忠一年四季坚持拍摄过早的美学思考与纪实意义。

武汉市江汉区福建街福建巷 2018年10月

毋容置疑,建忠过去拍摄的大凉山,藏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凝重。而这次拍摄的过早,则充满了人间烟火,市井风情。大凉山和藏地呈现的是远方,是“异”,武汉人过早呈现的是身边,是“同”。然而无论是远近,还是异同,这些自然的黑白世界,内核依然是“诗”,是蕴藏在作者心中对于人民,对于平凡的百姓,平凡的生活滚烫的大爱与热情。

武汉市硚口区电业路 拍摄时间:2019年7月

纪实摄影是以“人”为主要反映对象的,强调的是真实、客观地再现人的社会生活。真实性、客观性,是纪实摄影的生命线。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社会生活是具有差异性的。决定这种差异的,是独特的文化。在建忠的镜头中,武汉人的过早,是真实的,客观的,包括在街头路边过早的随意性,简陋性,以及周边环境的杂乱无章。但这种杂,或者杂糅,恰恰是武汉的特点之一,武汉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在饮食上,是北方的面文化与南方的米文化的交汇点,是川湘之辣、江浙之甜、闽粤之清淡、徽鲁之厚重的交汇点。东西结合,南北杂糅,恰恰是武汉文化的特征。而武汉人过早的率性与随意,一方面是码头文化的浸润,更重要的,是楚文化的传承。

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 拍摄时间:2019年7月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叶调元刻印的《汉口竹枝词》,第一次将吃早餐用“过早”一词表达:“小家妇女学豪门,睡到晨时醒梦魂;且慢梳头先过早,糍粑油饺一齐吞。”在那个时代,连小家妇女过早时,都这么豪爽粗犷,可见楚地侠武之民风源远流长。同时,杂糅的特点,就是包容,就是海纳百川。武汉早点的丰富多元,形象地展示了这一文化特色。因此,建忠用摄影语言精准地展示了武汉多元杂糅,包容大气的文化特色。一句话:建忠对于“过早”的选择,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想通过纪实影像,再现武汉的文化特色,城市之根的。

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 拍摄时间:2019年4月

建忠在当下选择发表《过早》的作品,我想,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武汉市江汉区福建街福建巷 拍摄时间:2018年9月

美国著名摄影家多罗西娅·兰格曾经说过:“纪实摄影记录我们时代的社会场景。它映照现在,为将来保留文献。它的焦点是人与人类的关系”。摄影大师爱德华·斯泰肯也曾经说过:“摄影的使命是向人类解释人类,向每个人解释自己。”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崭新的影像文化和视觉文化的时代正在飞速到来。全球化会迅速地解构抹平这个世界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性是人类几千年来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的具有个性与特色的文明。

武汉市江岸区惠济二路 拍摄时间:2019年6月

因此,保护这些差异性,保护本土文化,便显得格外地重要与迫切。这些差异与特色,已经不能用肤浅的“风俗”,“风情”来阐释了。这是关乎人类文明的重大课题,也是摄影艺术理所当然的历史使命。因此,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品读建忠的作品的。他的《过早》,就像当年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历史留下了可贵的视觉史料。于是,我便理解了建忠为什么选择了武汉人最有特色的过早方式。就像一个美食家屏蔽了所谓的“杂乱无章”,而给予武汉“早餐之都”的美誉。在这个意义上,《过早》再一次展示了建忠对于摄影题材的慎重,敏感,与责任感。这也是一个优秀的纪实摄影家必须具备的思想品格与艺术品格。

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 拍摄时间:2018年8月

在写这篇序言之前,建忠嘱我少谈摄影,多谈文化。我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在摄影艺术的追求上,建忠是个完美主义者。这从他铆定一个题材,不惜多年,坚持不懈地去拍摄去思考的原因。我还想说,建忠的片子,是耐得住细嚼慢品的。看似随性的抓拍,其实构图用光都是及其讲究的。由于拍摄的是武汉人过早,他最用心的,是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他的每一张片子,看似群像,且都动态,多用中景与近景,但过早的人与人之间,无意间构成精妙的对应关系,活色生香,余味悠长,细细品读,令人点头微笑,忍俊不禁。

武汉市硚口区易农街 拍摄时间:2020年12月

一个优秀的成熟的艺术家,总是在不断地追求与探索,不断地想去超越自己的。《过早》便是建忠艺术征途上的又一座里程碑。祝贺建忠《过早》画册的问世,并期待看到他更多更好的作品。

武汉市江岸区沈阳路 拍摄时间:2021年4月

2021年9月1日于汉口

(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