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深处开来一辆绿皮火车

诗集《落花返枝》,李双鱼 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出版

文/ 晋东南

八年前的12月29日,在陈姓朋友的一家湘菜馆里,我拿到了李双鱼的诗集《落花返枝》。不久之后,菜馆因故停业。八年后,我再度打开诗集,里面飘出湘菜的味道,我循着味道,进入了双鱼营造的诗的世界里。首先进入的就是“一列停运的绿皮火车”,和作者一起“在梦中,向着苍茫无着的远方,一路夜奔”(《夜空》)。

我跟着双鱼,和他逝去的亲人交谈。一首仅有十一行的《天仙配》,写出了他乡下祖母的一生。“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很平常的开头,举重若轻,将过去的岁月辛劳一笔带过。“……没人挑她腔调的毛病,她爱唱便唱。此时,亲人们的耳朵是柔软的”,祖母对生活的达观,和亲人们关系的和谐,充溢于简练的字里行间。双鱼接下来描述这种场景,用了很巧妙的比喻:“像一匹穿旧的蓝印花布,举止得体,多少年过去了,我似乎总能闻到一股皱皱巴巴的韵味。”结尾的场景是:“还有祖母一不留神,被针扎破的手指,塞回嘴里吸吮的节奏和念白”。辛劳的针线活儿和旧的蓝印花布有内在的逻辑,好的诗歌除了语言,就是场景转换中要符合生活的底色,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所谓“分了行的句子就是诗”是对诗歌最大的误读,果真只是“分了行的句子”,那真不是诗歌。

我跟着双鱼,从《父亲》了解他的父亲,“上半生他一直走在下坡的路上。”他的父亲半生坎坷,双鱼用第三者的旁白来描述,很冷静很有冲击力。“总算没有垮掉,终于抵达平坦的下半生”,又给人带来欣慰。而有一次双鱼分别一年以后见到的父亲,则是《屋顶上的父亲》,在辛劳当中:“正趴在高高的横木上,给我们的旧厨房更换新瓦……父亲多像一片被雨水洇透,被柴烟熏黑的旧瓦,伏贴在屋顶上”,又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又是一个有逻辑联系的比喻:屋顶,旧瓦。“当我想到终有一天,父亲不再需要借助梯子,也能轻易爬上去……这个不断上升的过程,却让我们突然感觉有了乌云压顶”,超越时空去表达父子深情,诗歌是恰当而并不突兀的表达。

我跟着双鱼,在《为母亲梳一次头》里了解他的母亲:“没有任何珠光宝气,最好的饰物,还是恋爱时,父亲送的黑色发夹”,这是朴素的爱情;“二十多年,那种乡下人的痒,母亲只在堆放柴火的屋檐下,舀泉水洗了一遍又一遍”,这是农家夫妻的日常。双鱼善于采撷生活的关键场景,提炼出平凡而巧妙的诗句,生动塑造了人物,没有煽情却有饱满的感情。

双鱼亦是对妻儿很眷恋的人,他把《最好的礼物》作为本书第一首。这一首里,看到他第一次见岳父的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和难以言表的幸福:“正月初二,湖南邵阳,雨水夹杂着,料峭春寒和无限爱慕,你擦干净了泥土,跟着父亲进了屋”。

个人偏好其写人的篇目,亦不能忽视他用诗歌对深圳日常的理解和互动。他善于寓情于景,感悟生活:“我疏于锻炼,因此更爱半山……人到中年不得不服”(《宝安公园》);“半山亭,有涌泉相报,我喉中为之一哽”(《凤凰山》),平常的景色,在双鱼眼里,别有一番滋味。

《落花返枝》来源于书中一首《石榴》,其中有句:“我祖上传得个落花返枝的法术”,我不知道这四个字的确切含义,但我想,大约就是可以时光倒流的意思,用想象中的法术来对抗生活的无奈,这一首《石榴》,应该也是写他的父亲。在生活面前,双鱼和其他诗人一样,有无奈、挣扎、欢喜,但在诗歌创作上,却是清晰的:读来清爽明畅,回味隽永悠长。

这是不是一种文学对生活的“落花返枝”呢?我看可以这么理解。

(图片来自网络)

新文学研究界的福尔摩斯

文/ 黄成勇

信任和尊敬

“层层剥箨,直至笋出”“刀锋过处,脓血出焉”“一刀划开,细割精剔,真相大白,快哉快哉”,“穷搜细究、考核论定”“探隐索微,去伪存真”“凝壹专注”“勤研探求”……这些词语,加诸于虚构人物歇洛克·福尔摩斯其身,如果贴切合体,并无参差,那么,龚明德先生被称为“新文学研究界的福尔摩斯”,就并非浪得虚名,因为从故流沙河、谷林两位先生文中拈出上述话语,都指称龚明德。

福尔摩斯探案多用演绎推理归纳,龚先生研究多是考索考辨考证,最终都必须依真实要素落实到时、空、人、事、因,并拿出真凭实据。龚著中多有对现当代文学人、事、书、文的时间考订。如《“一九五五年”应为“一九五六年”》(见《旧时文事》,文汇出版社二0二0年八月一版),指出《艾芜全集》中艾芜致沙汀一信(原信仅注明作于“五月七日”),编者将写信年代定为一九五五年。按常识,一九五六年五月是中国政治社会“小阳春”,“‘双百’方针”出焉。而上一年五月却是“三九凛冬,寒风暴雪”,五月七日之后数天,将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份子实施逮捕。但常识不能代替“个案”立案、寻证、直至拿出“呈堂证供”来“结案”。龚文从艾芜个人生活关键节点、事项,以及同年友人书信等进行“交相核实”,拿出“结案”证据。这个错误不加改正,便迫使艾芜“溯行”一年,时空乖离,造成混乱。近见网上有一篇文章,题名《文坛奇才聂绀弩的蒙冤岁月》,发在“科学猫”网站,艾芜又被“派遣”到一九五五年,直接“顶替”别人,两次“方冠汤戴”,“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不知今后何时,科幻剧之外或会有“文幻剧”,真人任意置换,时空随便穿行?“行不得也哥哥”!

《徐志摩诗后的“巧日”》(见《旧时文事》,文汇出版社二0二0年八月一版)也是对时间考索订正。“案由”是龚先生启讼:两首重要徐诗一九二三年初刊时都注明作于“巧日”,然而从编年性质的《徐志摩诗全编》到几部不同版别《徐志摩全集》诗歌卷,“或模糊表达地说是当年‘七月作’”,或“只注明其发表的具体期刊”。“如果作者原本就未曾注明具体写作时间,尚可原谅。倘或在已有的可靠文献中可以查证,甚至是清清楚楚地暗示或明示着”,而不予准确注明,故“原告”“诉”相关人员“不尽心、不尽职”。这一“个案”中的“巧日”,是阳历七月七日,证据有徐志摩一九三一年七月七日夜致林徽因信,落款时注明“洋郎牵(洋)牛渡(洋)河夜”;另有“桐伯”一九二三年具有“出现场”兼“作旁证”作用的一篇文章。“破案”过程中,龚文还顺便考证出“桐伯”就是孙伏园笔名之一。

《线装本<志摩的诗>题词》一文(见《文事探旧》,文汇出版社二0二二年九月一版),指出《志摩的诗》书前题词“献给爸爸”并非作者本人所写。而此书线装仿印本、介绍此仿印本的某“图鉴”等,“对于没有完全准确掌握的硬性史实细节,也只能是‘一说便错’”。原来,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凌叔华就有“自供状”:“我手中还保留志摩第一本诗集(是连史纸印的),上面题字‘献给爸爸’也是他请我代题的!”为什么这个题词要请凌叔华代写?龚文推导说:或许在徐志摩看来,“徐‘爸爸’对凌叔华的文才和一笔秀美端庄的毛笔字特别欣赏吧。”坊间有一说法,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后,在可能成为儿媳的女性中,徐“爸爸”更属意凌叔华。仿印本另列印徐志摩赠书前妻张幼仪题词手迹,释文却脱漏一字、错辨一字。龚文以专业、独到且费力的办法补漏纠错,恢复这则题词原貌为:“幼仪,这小集子(仿印本脱“子”字),是我这几年漂泊生涯的一点(仿印本错为“帖”字)果实,怕没有熟透,小心损齿! 志摩 九月上海”。

我举上述三文为例,是表达一个私见,龚先生多年努力,为新文学研究提供可资采信的宝贵资料,此所谓授人以鱼;他的研究方法更值得报刊、图书编校人员学习借鉴,此所谓授人以渔。上述三文中指出纰缪、失当与草率,正是出版编校工作中的常见问题,而严肃认真、严苛较真及扎实科学的治学精神,也正是目下不止于学术界和出版界所缺失的。

拙文开头一段引用的“剥笋说”“解剖刀说”,见于《新文学散札·流沙河序》,“穷搜细究”以下引号内的话,见于谷林先生《却话巴山夜雨时》《开卷有益》《翠羽红鳞集》三文,都谈或与谈龚著,初刊《书友》报,后结集在《淡墨痕》。《开卷有益》谈《昨日书香》(东南大学出版社二00二年五月一版),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谷林先生说:“读一组考据文章,居然像听华生跟福尔摩斯谈话,如此饶有兴味。”“新文学研究界的福尔摩斯”应该就源于此。《却话巴山夜雨时》(结集时标题改为《巴山话旧》)中,谷林先生说龚先生“他是我们可以信任和尊敬的朋友”,我拈出五字作拙文标题。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佣书斋”,获作者授权)

读塞林格,想《中国往事》

文/ 董菁

我想要书写这个夏天。对于我来说,每个夏天都值得纪念。似乎人生里最美好和残酷的那些经历都发生在夏天。在夏天,我们都变得漂亮。那些经典的爱情故事大都发生在夏天。在夏天,我们可以旅行。我们可以放肆大笑。女孩露出锁骨。我们可以拥抱大海。你走在街头或郊外,满眼都是茂盛耀眼的绿色。这是一个生命勃发灿烂的季节。花儿都开了。空气里的炎热似乎是一种令你的生命纯度到达高潮的催熟剂。是这个世界对于所有人的一种笨拙而直白的示爱。所有的生命都在享受活着。夏天是一种染发剂,将老人的白头发染黑,他又有了活力。你可以将一朵栀子花别在胸口或发际。你和男孩的约会也发生在夏天。巴黎的卢浮宫在夏天到达它最美的模样。度假也发生在夏天。或许你会邂逅你的爱情。或者,你仅仅只是认为夏天让你在镜子里变得美丽。

这个夏天,我在陪伴家人之余,邂逅了一些书和电影。塞林格是里面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我想把这个夏天的所有经历写进一篇文章,但是上帝操控着我的手和思路,他让我书写生命的真谛和那些对于往事的追忆。所有的艺术都只是在回忆。对于那些人生美丽瞬间的纪念。它们或许启发了许多人,为自己写作一部传记或拍摄一部纪录电影。对于我来说,那或许就是一部泛着淡淡柠檬味道的《中国往事》。

这个夏天,我邂逅了塞林格的传记。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一定生活着许多个不为人知的塞林格。他们想隐藏起自己。他们书写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们自己是唯一的读者。他们化身为那些记者和狗仔,采访他们自己,打探八卦和隐私。他们在独处的时候,会想象自己仿佛刚刚从一个重要的名流云集的聚会上回到家,他们想象自己脱下西装,解开领带,换上拖鞋,独自在客厅喝一杯白开水,发呆,享受片刻的安静。他们去超市,去看一场电影,都是一场大事。他们坐在地铁里,吸引异性的目光,然后匆匆行走在人流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交谈。他们经历各自的低潮时刻,就像塞林格那样从战争中归来,开始写作小说,那些古灵精怪的短篇小说。以及最负盛名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从此,没有人在乎他内心的真相。其实,每一个名人都只是大众工作之余的谈资消遣。我猜想,骄傲的塞林格厌倦了这种虚假。就像其他无数个塞林格厌倦了乏味的成人生活。

真正的塞林格是享受孤独的。谁也不知道作家塞林格为什么选择隐居,直到死亡。阅读这本《塞林格:艺术家逃跑了》小小的传记,是令人失望的。作者托马斯·贝勒尽可能地采访了与塞林格有过交集的所有人,查看了大量的信件和资料,却只是让读者了解了塞林格的详细生平。一个英俊、善良、古怪、才华横溢、不合群的美国男子。我们对他的人生真相依然一无所知。所有的传记都是猜想。

我喜欢塞林格的《九故事》。那些迷人的短篇小说。令人印象深刻。闪烁着人性的微妙的美丽而别致的光芒。而那本《麦田里的守望者》,其他无数个塞林格却都这样说:我就是那个霍尔顿,我就是那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望纯真,免受伤害。他们在心里这样呐喊,只有上帝和天使知道,然后,继续在乏味空虚里生活下去。是的,我是否曾经是那个叛逆的霍尔顿。我在大学时分,在每天去学校上课的公交车上阅读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许就是为了在若干年后,在此刻这样写作。我像16岁的霍尔顿那样独往独来,以反抗现实世界的苦闷和异化。我写作短篇小说《黑色玫瑰》和《蝶蛹》,写一个女孩的孤独和关于一个校园歌手的故事。那是属于我们的青春故事,那个年代,还有校园歌手穿行在校园里,背着吉他,后面跟着他的小女友。我们在一个夏夜相约采访,他在那个夜晚溜进了我们的女生宿舍。寝室里的那些女孩都脸红了。那个晚上,男孩弹奏吉他,歌唱他的原创歌曲和《灰姑娘》,还有沈庆的《青春》。吉他声弥漫在整个宿舍走廊里。成为一种浪漫的传奇。那也是个夏天。大一的夏天。范晓萱和许美静横空出世。我们在不上课的日子里去东门外的录像厅看电影《甜蜜蜜》。一遍又一遍。并不是每个女孩都可以是一朵“黑色玫瑰“。她的那条黑色内裤晾晒在女生宿舍的走廊里,孤寂而倔强。那人生的底子虽然是黑色的,然而它用那残酷的黑色喂养自己,最终壮大,成为一朵高傲的玫瑰花,黑色的玫瑰花。永不凋零。

那些时光无疑弥漫着淡淡的忧伤。我想我就是那个苦闷的茫然无措的年轻的塞林格。谁也不知道他的人生里,究竟经历了什么。是否体验了无数的折磨和尴尬。体验了绝决的失落和低潮。他是否曾经遭遇过冷眼和朋友的疏远。他是否觉得,自己努力了,却依然无法在人群里得到慰藉。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真理:只有不和任何人产生交集,才能得到自由。他决定做自己。不在意任何他人的看法。他决定独自生活。他没有向第二个人透露自己的内心。或许那真相太残酷和私密。他是所有孤独者的榜样。他守望了自己的秘密。命中注定,这个世界上不可能诞生一部真正的塞林格的传记。

我决定守望自己和身边的亲人。我决定做自己。哪怕那朵玫瑰花只是黑色,不为人所知。我也不要盲目羡慕俗气的红玫瑰和随处可见的油菜花。

阅读塞林格的传记时,我的脑子里随即在同时拍一部电影。塞林格的传记电影。我是导演和制片人。我自己就是一个剧组。决绝而洒脱。我在想象我自己带上器材,独自坐上飞机去往纽约和世界各地。采访认识塞林格的那些陌生人。剧本即是这本传记。我不确定这部电影是否成功。或许我只是拍给自己看。我只是要做自己的王。我想象纽约的冬天和夏天。20世纪30年代。我想象中央公园的冬天的鸭子。我想象15岁的塞林格和30岁的塞林格。我想象杂志《纽约客》的办公大楼。那些一个世纪之前的美国读者。我想象那时清冽的甜蜜的令人想打瞌睡的宽容的空气的味道。我想象女孩们头发油脂的气味。我想象默片时代好莱坞女明星整齐划一的时髦的打扮。是不是让我想起了90年代香港的钟楚红和王祖贤,那些当时流行的西服垫肩和微烫的大波浪披肩发。我想象塞林格和女友乌娜·奥尼尔的爱情。是否就像曾经的约翰尼·德普和薇诺娜·赖德那样甜蜜而著名。不久,他们就分手了。因为乌娜嫁给了卓别林。我想象塞林格所有独处时光的样子。他靠在书桌前宽大的椅子里,不写作的时候,他会发呆。饶有兴致地看窗外树林里的麻雀飞来飞去,扑棱扑棱地,这是他身边唯一的响声。四周都静悄悄的。只有在夜里,卧室的挂钟发出微弱而清晰的”滴答滴答“的声音。挂钟是忠诚的,从不惹麻烦。塞林格选择与之为伴。我想象塞林格在隐居的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小镇的那栋房子里,他终日穿着睡衣,吸着拖鞋,在客厅里抽一支烟,然后在傍晚7点睡去,清晨3点醒来,独自在阳台喝着咖啡,看着天慢慢变亮。他会写一部关于独处的小说吗。为此他会改变他的小说风格吗。因为主人公只有一人。一天又一天。不再有机会让他设计那些风趣而灵动的人物对话了。取而代之的会是一些跳跃而伤感的意识流吗。或许他已经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设想了自己的死亡方式。想象了未来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或许他会独自哭泣。因为丰盛的孤独和丰盛的自由。或许他厌倦了自己是塞林格。他愿意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才华的普通职员。自由地外出旅行。去咖啡馆和朋友聚会。娶一个长相普通但是善良勤劳的妻子,一辈子都没有离婚。然后,看完此生上映的那些电影——如果塞林格热爱电影,或许他不会隐居。热爱电影的人会永远眷念这个世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电影院。

1961年《时代》封面塞林格肖像,Robert Vickrey 绘

我期待一部揭密塞林格神秘人生的纪录电影。或许有一天,人们会在清理塞林格故居的时候,找到一卷录音带或录相带。上面盖满了灰尘。塞林格将它隐藏了起来。那是他独自录下的独白或影像。出自无聊或一些私心。他能够想像,在他死去之后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为了揭秘他的生活真相煞费苦心。他不想自己因为那些不实报道被误解。是否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有一部塞林格的纪录电影横空出世,就像在这个夏天,一部关于意大利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的纪录电影《音魂掠影》陪伴着我们。我在凌晨两点看完它,泪流满面。我经常在想要享受哭泣的时候,去听莫里康内为电影《美国往事》谱写的配乐。我可以哭得尽兴而畅快。同时,我尝试在内心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中国往事》。那些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不再是以文革为背景,演员不再穿着军大衣和海魂衫。《平凡的世界》和《人世间》说尽了那个年代。我要拍摄我们的年代。或许电影里,会有一个父亲和他的女儿,在一个夏夜,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去路边的一间小屋租电影录像带回家看。那是香港电影《旺角卡门》和《英雄本色》。武汉的夏天,人们将电视机摆放在家门口,那时,人人都在看电视剧《封神榜》。人们就是那样度过夏天的,人们只能在外纳凉,没有空调,我们可以外出,不耽误看剧。她想,这场戏可以拍得很好,就像贾樟柯拍摄他的《站台》。这是属于一个少女的青春往事。属于她的80年代和90年代。她热爱电影,亦喜欢电影配乐。在她的大学时分,她每天坐公交车上学和回家,随声听里是电影《玻璃之城》的原声大碟。她觉得黎明演唱的《今生不再》慰藉了她孤寂的心灵。舒淇举着冰淇淋在香港大学里奔跑的样子是她迷恋的。她那时也是一头黑黑的长长的直发。倔强地穿行在校园里。只是没有爱情。过了许多年,她开始收藏CD。她和一个男孩一起去看电影《东邪西毒》的修复版放映。也是一个夏天。她已经不太记得那些魔幻的剧情,她却很喜欢陈勋奇创作的电影原声。那是一些纯音乐,让人想到古老的苍凉和传奇,爱情的错过与悲悯。那部电影是不是一部关于宋代的爱情往事。她买了《东邪西毒》的原声CD。在旅行的时候,她会放给自己听。闭上眼,想到自己是一个男孩子,爱上了一个女人,一生爱而不得,但是他却不曾后悔。电影《中国往事》要怎么拍,才能表达这一切。那或许是一部散文式的电影。独白。手持摄影。像马力克的电影那样。要怎样用镜头语言表达一个女孩的私人往事。她独自聆听电影配乐的那些时光。那些电影原声大碟。《重庆森林》。《花样年华》。《龙猫》。《荒野大镖客》。《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美国往事》。多年以后,她在北京生活。她结婚了。也是在一个夏夜,她买好了票,和家人坐车穿过北京城,去中山音乐厅听莫里康内的电影配乐演奏音乐会。那时,他已经去世了。那是她在现场聆听交响乐团演奏那些像精灵般创造的一个个美丽深邃的艺术世界的电影配乐。深感震撼。莫里康内的配乐,帮助那些电影更加精准地完成了艺术表达。甚至自成一派,是另一部电影了。它们讲述了人类的忧伤、爱情的美好、对生命往事的怀念与追忆。每个聆听的人都会迅速进入那些电影所要表达的氛围里,经历另一种人生。或者受到启发,拍出自己的故事。

关于这部《中国往事》,舒淇已经不再年轻了,莫里康内死去了,由谁来表演,由谁来配乐呢。如果不能拍成电影,那么就让我将这一切写下来。关于这个夏天。关于塞林格的传奇人生。关于一个女孩的人生往事。此刻,一朵黑色玫瑰在窗外悄悄盛开了。

(图片源自网络)

《张诚日记》记叙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

文/ 莫之军

《张诚日记》是1973年11月由陈霞飞先生翻译,陈泽宪先生校对,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版权页上标明为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书是32开本,共99个页码。书的封面设计得一如那个庄重朴素简洁,白色的封面上,书名下有浅青灰色衬底。封底设计得更是简单,只是在右下角标注着“内部读物”和书号、定价三行小字。“内部读物”说明此书当时出版发行对象是有一定范围的,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阅读到。尽管《张诚日记》,仅为薄薄的一册,但让人视之感觉清新淡雅。  

《张诚日记》作者张诚1654年出生于法国凡尔登市,其法文名字是P.Jean—Francois Gerbillon,他1670年入法国南锡地区耶稣会香槟省修道士传习所学习,1688年受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派遣与一批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道,即被康熙帝留在宫廷供职,协助处理清朝宫廷对外政务翻译事务。张诚是P.Jean—Francois Gerbillon神甫的中文名字。

张诚自1688年到1698年,作为翻译,曾八次到当时的满蒙诸地,参与清廷官员处理边境政务事宜。张诚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八次之行,均有日记记载。《张诚日记》仅记录的是他第二次满蒙之行的日记,即他自1689年6月13日至1690年5月7日近一年的日记,这些日记记录的是他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签定条约经过的文字。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当时中国政府与周边国家交往来龙去脉的相关细节,因此,从历史的视角看,《张诚日记》无疑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这部分日记,曾作为书简由作者从中国寄往法国巴黎在报刊上发表过。

在这部纪实性的日记作品里,作者分两部分记录了其近一年的行经履痕。

第一部分比较祥尽地记录了作者从1689年6月13日随钦差大臣率众2000余人离开京师,向东北方向行进,远赴满蒙诸地,至1689年10月18日兴高采烈返回北京,完成参与清朝政府钦差大臣与俄国政府行政官员进行边境谈判的整个过程。

从第一日起,作者就在有限的文字里告诉了我们此行的行进的路线方向,行走的里程及一日之内天气变化情况。由此简洁的文字,可见作者他们此行旅路之艰难。其后的日子,作者在或长或短的文字里,记录上依然离不开行进的路线、行走的里程、当日气象状况等几个要素,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旅路变幻,作者又在日记里加上了一日所见所闻,尤其是加上了所经之地山川河流,乡村荒野风物人情的描述,使日记的文学性增强,显得生动自然,别有情趣。

如作者记录6月25日的一天,他们前行的方向时而向北,时而向东,大部分时间向东北,一日之内行进75里,之所以不断变幻行进方向,原来是作者他们是为了避开影响他们行进的流沙。傍晚,劳顿了一天的人们只能在一个方圆三、四里的大水池旁支立帐篷安营扎寨。池内既无芦苇,又无杂草,有的是野鸭、大雁和天鹅。为了改善一行人的生活,此次负责与俄国人谈判的清朝政府首席代表索额图老爷,当即令人把皇上赏给他的一条船放入水中,用于捕获野鸭、大雁和天鹅。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将捕获得野鸭、大雁和天鹅宰杀后,引火时,却将宿营帐蓬旁的干柴草丛引燃,火借西风,一路劲吹。一时间火势蔓延,人们不得不逃离帐蓬,另寻宿营地。在这里,作者虽然没有写明最后他们是否享受到这顿美味野餐,但从其叙述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想像得出作者他们当时逃离帐蓬狼狈不堪的情形。类似的情形在后来的日子也多有发生,作者都作了祥尽的描述。

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后,清朝政府的钦差大臣一行人马终于在7月26日到达中俄边界上的一条河岸旁扎营。紧接着,钦差大臣即安排使者到紧邻中国边境的俄国尼布楚城与当地总督接洽谈判事宜。尼布楚总督则回告,俄国沙皇派出的谈判全权特使尚未到达,还在路上。从作者的记载中,可见俄国人对清朝政府的钦差大臣一行到来,尽管表面上显得热情,但内心还是防着中国人的,中俄在随后的交往接触中常常摩擦不断,这其中包括谈判地点、参加人员和谈判的内容,都在双方间来回沟通。

在经过几个来回的沟通后,双方谈判代表终于在8月22日坐到了谈判桌前。俄国方面由沙皇的全权特使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和尼布楚总督,以及使团参赞衔的内廷大臣参加。清政府方面则由钦差大臣索额图老爷等参加,张诚与同去的徐日升神甫作翻译。双方分别围绕边界主题进行谈判。俄国全权特使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建议以萨哈连乌拉河,即黑河作为两国之间的疆界,河以北的土地归俄国,河以南的土地归中国。而清政府钦差大臣却不认可,索额图认为萨哈连乌拉河以北,有人口众多的城市和地方,并且适宜猎取貂皮的山岭,是中方所不能放弃的,他反而向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建议俄国人退到色椤格以上,把连同尼布楚和雅克萨,以及它们的附属地都留给中国,这些地区原来都附属中国,或向中国纳贡。对中国钦差大臣的建议,俄国全权特使表示坚决反对。就这样,中俄双方边界谈判第一次会议因双方分歧意见太大,没有达成协议而结束。紧接着在23日的中俄双方边界谈判第二次会议上,尽管中国钦差大臣只要求俄国人不超过尼布楚,他们可以考虑将尼布楚让给俄国人,俄国全权特使仍然不同意,最后谈判双方不欢而散。张诚在此还特别写到,钦差大臣甚至为俄国人的嘲笑所激怒,似有退出谈判的意向。

谈判从8月22日到9月7日,在时断时续双方争执中进行,从中可见作者他们作为中方的翻译,为了顺利完成谈判,与沙皇的全权特使私下交涉和调节中俄双方分歧所做的种种努力。甚至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谈判过程中,沙皇的全权特使对中国钦差大臣的威胁之言:“倘若钦差大臣们一意坚持,那么他们唯有昭告天地,不对战争和一切流血牺牲的恶果承担责任。”

经过艰苦的谈判,中俄双方终于达成一致,于9月7日签订了条约文本,条约文字如下:

“大清国皇帝钦命使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舅舅佟国纲,都统郎坦,都统班达尔善,镇守萨哈连乌拉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马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与大俄国沙皇钦命全权特使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布兰克希巡抚俄克尔尼兹及其同僚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在尼布楚城附近聚会,以制止不逞之徒敌对私行越界狩猎、劫掠、杀人或图谋不轨,并划定中国与俄国两帝国边界。两方互期永敦和好,长保睦谊,为此共同议定如下各条款。条约共八款(内容略),其中第八款明确:两国皇帝钦派使臣,应将本条约正副二本,钤用印信,彼此互换。本条约各款应以鞑靼文、汉文、俄文及拉丁文铭刻碑石,立于两国所定边界之处,垂诸久远,永资信守。”

条约达成后,双方使臣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宣读誓词,相互拥抱,互致祝贺。是夜,中国使臣一行渡河回到中国境地。在完成了边界划定条约签字后,中国使臣按俄方要求,多留了一天,即于9月9日起程离开谈判地,向北京进发。

回程时,钦差大臣一行尽管绕开了来时的一些不好走的路线,但从作者日记里,我们依然清晰可见,他们回程之路,也仍是一路艰险。在经过艰苦的长路后,钦差大臣一行终于在10月18日兴高采烈抵达北京。时作者在日记里特别写道:“是日晴朗,温暖,有微风”。

《张诚日记》虽然描绘的是一名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但却客观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和人文诸方面的现象,尤其是真实地记录了中俄边界谈判及条约签定的前因后果。其历史价值之大,是毫无疑义的。就是在今天,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电影海报上的《寒夜》

文/ 宋海东

《寒夜》是上世纪40年代巴金创作的一部小说,叙述抗战时期小知识分子的卑微人生。这部文学经典不仅曾经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和舞台剧,还两度搬上银幕。

1955年,《寒夜》由香港华联影业公司首次“触电”。影片质量堪称上乘,它挣脱了传统粤语家庭片的窠臼,极具时代特色,在人物塑造、细节铺陈上有如慢火煎鱼、炙骨入味,曾入选“1955年十大粤语名片”,后被香港电影资料馆评为“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电影”之一。

我所见到的该片海报有两种,均为全开。

一种海报为竖式摄影版,以浅蓝色为背景,系香港出品。近景为一对时装男女深情对舞的一幕,正是片中汪文宣、曾树生夫妇的剧照,远景是拥挤在一处的憧憧人影,均神情凝重。人影头顶系美术体片名,而“寒夜”二字中间,上方印有“香港华联影业公司创业巨献”——《寒夜》乃华联影业公司开业后的奠基之作;下为吴楚帆、白燕、李清、黄曼梨等4位主演的大名,但未介绍饰演何角色。这4人当年在香港及广东一带都属于家喻户晓的明星,如今时过境迁,这里有必要费些笔墨加以介绍。吴楚帆享有“华南影帝”之名,曾被评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他戏路较宽,尤其擅长文艺片,主演过《新青年》《生命线》《家》《春》《秋》《危楼春晓》等片,执导过《战地归来》《香港一妇人》等片,而且华联影业公司正是他与李晨风共同创办的。白燕擅长演绎不幸女性和端庄娴淑的贤妻良母,主演了《蝴蝶夫人》《春》《春残梦断》《人海孤鸿》《可怜天下父母心》等片。李清与吴楚帆、张活游和张瑛合称为“粤语片四大小生”,凭借影片《孤岛天堂》轰动香港,代表作还有《情焰》《珠江泪》《无情海是有情天》《同心结》等。黄曼梨早期扮演过不少贤妻良母、小家碧玉和大家闺秀,赢得“悲剧圣手”美誉;后期经常出演恶家姑角色。她的主要作品有《人海泪痕》《原野》《不是冤家不聚头》《慈母心》等。1995年,她获得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奖杯由周润发亲自到她手中。

另一种海报系竖式手绘版,以略显沉闷的豆青色为背景。海报上方系片名,并介绍该片编剧和导演乃“华联”的另一位老板李晨风,主演为饰汪文宣的吴楚帆、饰曾树生的白燕、饰唐柏青的李清、饰汪母的黄曼梨,还特别强调系根据“巴金名著改编”;海报地脚处注明本片由“华联”出品,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显然,这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为影片在内地放映制作的宣传品。海报其余四分之三的画面被一位颈缠白围巾、昂首朝天、满面哀凄的妇人占据。令人费解的是,妇人的五官与唇红齿白的白燕和瘦骨嶙峋的黄曼梨全无相似之处。论年纪,她应该是年过半百的汪母;若从故事情节分析,她又应该是女主人公曾树生。

1957年,巴金在上海寓所会见了吴楚帆,还与妻子萧珊一同应这位“华南影帝”邀请,欣赏他带来的这部粤语片。巴金看罢,握着吴楚帆的手说:“这部影片拍好了,它比我原来写的还好。”他认为吴楚帆演得好,扮演曾树生的演员虽跟想象中的差不多,但他并不同意影片中安排曾树生“害怕她的婆母”:“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他尤为不喜欢片尾的狗尾续貂——编导加了一场曾树生和婆母在汪文宣坟前重归于好的戏,满足香港观众大团圆的心理需求。不久,巴金还在《中国电影》杂志上,发表对该片的观后感。

时隔近20年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又把《寒夜》改编为彩色宽银幕故事片,不仅取得不错的票房收入,还分别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香港第九届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奖以及法国第38届戛纳电影节荣誉证书,既叫座又叫好。1983年3月26日,该片主要演职人员专程去华东医院拜访病榻上的巴金。当摄制组一行向满头银丝的巴金针求意见时,这位作家表现得极为大度,表示:“我是讲,主要意思呢,就是拍电影是再创造,所以你们有权,你们有思考,全部按照我的意思也不一定很好,这个戏喜欢的人不一定很多。出版多年以后,(我)慢慢地认识才成这样,所以你们有权决定一切。我的认识,我曾经和小祝(即巴金女婿祝鸿生,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闲谈,讲到我的真实思想,我说的就是荒煤(即作家陈荒煤)讲的那个时代问题。我觉得《寒夜》时代是明显的,我选的人物就是,不写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不写人民的反抗,不写这个,就是,只写3个善良的人,在这时候,安分守己,规规矩矩,只想生活下去,结果都活不了,悲惨死亡,这说明这个统治到了最后要崩溃了。”应客人恳请,他点评了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及其相互关系,并与大家合影留念,还作出承诺:“我年纪大了,不大看电影了,你们这个片子啊,我看看。”据唐金海、张晓云编写的《巴金年谱》记载,巴金之后亦关注《寒夜》的摄制,如当年4月7日,他阅读了刚刚出版的《文学报》,得知该片摄制组正辗转于苏州、无锡和兴化等地拍摄外景。

记得这部“北影”版彩色故事片于1984年上映时,我尚在念初中。家乡电影院广告牌上张贴的一幅《寒夜》海报,吸引我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一点零用钱换来一张入场券。入场券如今早已不知所终,那张对开横式海报从此却驻留在我脑海里。多年后,我在冷摊觅得此海报,价都未还,便扔下钞票喜孜孜地将它抱回家中。这幅海报对影片内容有如下提要:“本片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曾树生、汪文宣在大学读书时相爱结合。大学毕业后,他们怀着创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共同理想走上社会。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们的理想肥皂泡般地破灭了。后来,曾树生因与婆婆不和和向往安逸的生活而离家出走。当她返回家时,却已人去楼空……”该海报在版面设计采用多幅图案版,借用连环画形式,将影片主要故事情节用7幅横式彩色剧照配上简要说明文字加以介绍。而海报中心区域的版面,留给了手持蜡烛在夜色里寻寻觅觅的曾树生。整个作品以黑色为主色调,契合“寒夜”这一主题。然而奇葩的是,海报上居然不见演职人员表。

2007年2月,河北美术出版社推出一套修订版《中国电影老海报》,使我得见“北影”版《寒夜》海报的另一番面貌。该竖式单幅图案海报尺幅较之前者扩大一倍,为全张巨幅。《中国电影老海报》对其有如此介绍:“海报中以剧照的形式再现了影片凄凉的色彩,前景中夫妻两人相依为命,紧紧相拥,眼神中透着一丝无奈。背景上妻子远去的身影渐渐模糊,虚幻缥缈的灰蓝色调反衬出寒夜的悲凉。它从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中展现出一段特定的历史,具有深远的艺术感染力。”海报上有详尽的演职人员名单,包括:导演和首席编剧阙文,曾与他人合导《父子俩》《巨澜》《元帅之死》等影片,《寒夜》乃他的巅峰之作。编剧林洪桐,由其担任剧本创作的电影《死神与少女》获第13届瓦尔纳国际电影节荣誉奖、第一届中国红十字电影节特别奖,《多梦时节》获1988年第9届金鸡奖最佳儿童故事片奖。美工师晓滨经验丰富,之前最得意的作品,是《早春二月》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饰演曾树生的潘虹,早在1979年便凭借《苦恼人的笑》一举成名,先后获得4届金鸡奖(3届最佳女主角,1届金鸡奖特别奖)和百花奖华表奖各一次,并斩获大马士革国际电影节、意大利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系当年的一线女明星。饰演汪文宣的许还山,主演有影片《》《张衡》,参演过电视连续剧《司马迁》《红岩》《孝庄秘史》,亦执导电影《盲流》及电视剧《铸情岁月》。饰演汪母的林默予成名已久,出演过电影《三毛流浪记》《红楼二尤》《破雾》等,凭借古装系列片《红楼梦》荣获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前不久,我又在旧书店淘得一种“北影”版海报,系以8幅大16开彩色剧照配上说明文字组成。第一幅画风唯美,乃是汪、曾夫妇二人在小船上辅导村童学习的场景,背后是金黄的油菜地。第二幅反映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城中的汪家生活每况愈下,曾树生经常与婆婆发生口角。第三幅乃是曾树生为补贴家用,与大川银行陈主任合伙做生意,二人关系暧昧。第四幅为汪文宣抱病工作,终遭辞退。第五幅为曾树生受不了婆母之气,欲与丈夫分手。第六幅为曾树生拟赴兰州发展,临行前汪文宣买来蛋糕为她庆生。第七幅展现夫妇二人相拥泪别的一幕。最后一幅系曾树生在战后返回家中,却只得到丈夫临终前的一封遗书。经仔细比对,上述图文的前七件与第一张海报上的7幅图文完全一致,只是尺幅大了许多。不用说,这组海报完全可以称作一套升级版的电影连环画。

以上海报均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印制。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电影发行渠道十分单一,主要通过这家公司推向各地影院。

“北影”版《寒夜》当年还传播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我手头有一幅来自东德的横式单幅剧照版海报,尺幅为29.5×42cm。画报借用男主人公为女主人公买回蛋糕为她庆生的剧照,上方中央悬挂着中文“寒夜”二字,下方则是德文片名,还有一篇带有浓郁欧美风格的内容简介,这里我且试着翻译如下:“还有什么可说的?生日蛋糕的蜡烛几乎熄灭了。为了能把它送给他的妻子,汪先生做了一些额外的写作工作,经常坐在那里直到天亮,计算并保存换来的收入(指望以此积蓄一些钱),却把他的健康毁了。曾(树生)对蛋糕感到很高兴,但她的爱情已经变成了怜悯,因为她的婚姻没有未来……这是来自40年代初重庆的悲惨爱情故事。”

上述几种“北影”版海报全是用剧照配上些许说明文字合成,多少有些机械和讨巧。该片在全国各地上映期间,一些地方放映公司和影剧院不肯落入俗套,请来画师绘制出多种水彩画形式的海报,下面我且介绍5种。

在《江苏画刊》1985年第10期上,我见到过一幅竖式手绘海报印品,但未标明原件尺幅。它以白色为底色,左上角三行宋体字披露的是影片摄制、发行单位等信息,中央偏上的位置乃影片中文名及对应汉语拼音,右下角则是女主人公的头像,头像周围飘荡着几片落叶,寓意她的婚姻正被生存的压力一点点地磨蚀,一天天萎缩下去。

在1986年举办的华东六省一市电影宣传画联展上,有一幅出自于钦杰笔下的《寒夜》海报获得二等奖。该竖式海报仅黑白二色,其中以黑色为底色,上方中间位置为影片的中文名及汉语拼音,左侧为演职人员名单,片名下描绘的是一脸沉郁的女主人公头颅和她眼前的一根灯火闪烁的蜡烛,悲凉入骨;蜡烛底部的16个字揭示了影片主题:“茫茫黑夜吞噬人生 世间哀歌呼唤光明。”1986年第7期《富春江画报》发表了这幅海报印品,可惜编者亦并未标明原件尺寸。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幅海报系由田玉良创作的水彩画印品。这幅横式全手绘海报把最醒目位置留给影片女主人公,虽一脸严肃,金灿灿的旗袍却把她衬托得格外光鲜靓丽;形容枯槁的男主公与她背身而立,模糊的面庞充当了女主人公的背景。这两位人物占据画报五分之四的画面,只在边边角角处象征性地描绘了都市夜景和相拥而立的汪母和汪子,片名和简略的介绍文字也都退缩在角落里,尽可能不打扰男女主人公。

非常遗憾,我所经眼的《寒夜》电影海报绝大多数为印刷品,仅在旧书网站上见到过两幅原稿。其中一幅竖式海报为全开水彩画,描绘男女主人公在寒夜小巷中泪别的一幕:一身华服的曾树生被路灯照耀得如同仙子,而汪文宣则萎缩成一团模糊的黑影,在对比中产生视觉冲击力。该作十余年前便被一位长春书商挂在网上,因标价殊昂,无人问津。另一幅也是竖式水彩画,尺幅为100×65cm。它以大面积黑色为底色,前景为手持蜡烛的女主人公,后景为男女主人公在寒夜小巷中依依惜别的剪影。这幅海报前几年曾以110元的低价拍出。

电影海报因其画面精美、表现手法另类、文化内涵丰沛,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品。一般来讲,改编自名著、由一线影星出演且曾在国内甚至是国际获奖的电影海报尤其具备欣赏和收藏价值,《寒夜》电影海报恰好莫不拥有上述元素。当然,这些海报的研究价值同样不容忽视,是反映《寒夜》银幕发展史的珍稀档案。

《河祭》与汉江船帮文化

《河祭》,鹏喜 著,原载《当代作家》1989年2月号,单行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图文:鹏 喜

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长约1570公里,流域面积覆盖陕西、河南、湖北三省十余县,约174300平方公里,年水量约500亿立方米。汉江又名汉水,在它流经的不同地方又有唐河、白河、襄河、沔水、夏水等不同河名。这条贯穿南北、汇通江湖的古老河流,必然有它悠久的独特文化传统。

船帮文化便是丰富多彩的汉水文化一个截面。历史上汉江中上游有唐帮、襄帮、天帮,下游有黄帮、孝帮、中帮、府帮。还有来自外河的下江帮、湘江帮、株河帮、川江帮。由船帆和风浪、水手、纤夫和帮主形成的船帮文化极富传奇色彩,却也鲜为人知,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

《河祭》表现的是此前文学作品鲜少涉及的汉水文化,主旨是表达船帮文化。小说开宗明义描述的祭河仪式,正是水上部落世代遵循的生存信仰,以雄鸡为牺牲祭祀河神水妖。危急关头无以牺牲就毅然断腕,以血淋淋冠状手掌抛洒于惊涛骇浪,祈求显灵止怒,平息风波。小说描绘的水神杨泗、杨泗庙、船帮规矩和帮主威权、纤夫号子、自绑自杀情形及一些奇异风俗,虽然都极具传奇色彩,却都有据可考,当然多出于地方史志记载和船民口口相传。

 

阅读过拙著的读者可能有疑问,船行于江河之上,临时何来鲜活的雄鸡献祭?难怪读者质疑,历史上的船帮作为水上部落,实际上是一个类似村落的社会群体。小说刊行时,美编配的插图有一幅像江浙一带的乌蓬船,我当时看了摇头苦笑。船帮中船只大小不一,最小的船也比划子似的乌蓬船大。而高桅大船长三丈余,宽盈丈,后置的舵舱即驾驶室也是船民一家的厅堂、餐室。舵舱下层是女船主和老幼家眷的卧舱,艄后有厨房和洗涮间。船首下层是男船主和青壮年男眷及水手雇工的卧舱。这种大木船就是现代铁驳轮的雏形。舵舱顶上覆土,利用难得的一块水上田地种菜种花,养鸡养鸭。诚然,巴掌大,小得可怜,它更是颠沛流离的船民对绿洲的向往。

船帮文化虽然已经湮灭,但它在历史上源远流长。由于江河水系都是交汇贯通的,历史上与汉水船帮关系密切的就有湘江帮、川江帮、下江帮和唐河帮等。

有帮派就有争斗。江湖上所谓“打码头”的说法,首先是说船帮争泊位港口,其次才是指岸上商贩和搬运伕争夺船运货物的集散地。故拙著写河也写河两岸。所谓汉水文化,严格地说应为汉水流域文化。汉水从发源地至入江口,流经三省十余县市,流域之广可想而知。其沿岸风土人情囊括了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概貌,说汉水文化兼具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特征也不为过。事实上,世纪之交时,有一批学者研究了大量文物和考古资料,提出过汉水才是与黄河文明齐头并进的长江文明发祥地的学说。

船帮会馆

船帮部落虽然生活在水上世界,却与岸土有千丝万缕联系。故拙著写船帮文化也写码头文化、乡村文化,小说人物广泛涉及农伕、商贩、土匪、河盗、娼妓、赌徒和青帮汉流掌门人和喽啰。当然主要是塑造水手、纤夫,努力逼真地描摹船伕形象,刻画他们慓悍而粗犷的性格。

在小说语言上,我同时大量运用了河南方言和武汉方言。因小说是循时空经纬顺序演绎的,这种在一部小说中同时采用两套语言体系的写法,读来并无南腔北调的违和感。

小说出笼后,恭维者谬赞小说写得才华横溢,也有极少嘲讽者,说无非是模仿《红高粱》。拙著在笔法的大胆上,可能有意无意受到过一些莫言先生那种粗犷甚至粗野写法的影响,而拙著从题材、题旨到语言风格,都与其相去甚远。尤其在语言特点上,尽管莫言先生后来已是大名鼎鼎的诺奖得主,本人却不妄自菲薄,拙著在叙述描写中大段大段使用了散文甚至散文诗式语言,与莫言先生的小说语言迥然不同。

倒是拙著创作、发表之际,所谓“寻根文学”方兴未艾,其时“伤痕文学”已经退潮,“反思文学”也已式微,而“新写实主义”刚刚萌芽。文坛这些划分阶段的说法,却又都是事后研究者贴的标签。

画风俗

文/ 黄成勇

忘记了在风景画之外还有风俗画是不行的——

高尔基
转引自李广田一九三八年九月六日日记


纳博科夫讲欧洲小说,称道狄更斯有“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见《文学讲稿》欧洲卷泸译版一百二十八页)。他引述《荒凉山庄》中一段极富画面感的细节描写后,说道:“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类唤起感官印象的东西不过是小意思,有什么值得停下来加以称道的呢。然而文学就是由这样的小意思构成的。” 英国小说家伊利莎白·鲍温也曾引用《荒凉山庄》另一段场景描写,称狄更斯是“善于布置场景的巨匠,”让读者“看到了一幅情景逼真的画面。”(见《世界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三百零六页)

纳博科夫不经意间解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外最优秀的长篇巨制,往往会被誉为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风俗画? 这是因为作家把风俗画的特质当作小说构成要件,作了细微描摹、精妙安排而无处不在地精彩呈现,从而诱使读者通过感官印象,感同其时,身临其境,“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最终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小说和作家,岂止《荒凉山庄》?岂独狄更斯?本土《金瓶梅》《红楼梦》更宜当作明清社会风俗画看。以“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指称风俗画,自然恰当无疑。

但若设问,风俗画的特质是什么?会使门外汉如我者颇伤脑筋。好在凭借新近获赠《中国风俗图志·武汉卷》(泰山出版社一九二0年版)一册在手,又与作者之一萧继石先生及几位书友有过简短交流,故敢(当然有无知无畏的勇气)试为作答:

风俗既是日常习见也是恒久绵长的大众生活。以时间言之,风俗画展现风貌、风尚。以空间言之,风俗画描绘风土、风物。以人文言之,风俗画渲染风气、风采。以受众言之,风俗画述诸风怀、风情。以画家言之,风俗画各有风度、风格。

以此陋见,对照萧继石先生的画作,但见楼宇巷陌、门脸招牌、酒旗灯幌、器物工具、骡马车船、衣饰穿戴……莫不体现时代特征;商贾工匠、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敲锣吹糖、四时节庆、婚丧礼俗、饮馔酬应……不难辨认地域特色;男女老少,身姿各异,表情各具,穿梭往来,动静其间,连缀起来,不啻一幅充满楚风汉韵的浮世长卷。加上严昌洪先生武汉民俗研究长文,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自然堪当纳博科夫所谓“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

读这部书,我有些感叹。时移世易,风俗流变,未获传承的风习被记录下来,仍有历史人文价值。得以延续的风俗正在习用,足证当下生活渊源有自,应须倍加珍惜。现在固然终将成为过去,过去却未必不是现在。

读风俗画而有所怀想,必以往昔有美好德性和良善品行,使人发追慕之思而又遗憾今之不传。如果人们嫌恶现在,必以当下有恶德劣性污染于世而宜乎弃绝。而世风日下的反证、复兴武汉的线索,恰恰可以到过去去找寻。风俗画有其价值。

我读四十四面《热干面》图文,唤起一个追问:热干面佐料中的萝卜丁,是现在大多热干面馆中通用的鲜亮红艳胡萝卜丁么?我凑巧有机缘知道原本并不是。何以今非昨是,乃今人逐利,取易舍难。读第九十面《谦祥益》图文,描绘武汉著名布匹商号,诚信不欺客、享有良好声誉,生意兴隆的场面,唤起一个记忆,某年,谷林先生信中有“足尺加五”一词,我不解,函询后得知是布匹店施惠顾客的行规。未详专营布店武汉尚有存否?各类商家打折让利倒是天天叫得山响,可惜全是“买家没有卖家精”套路。

写到这里,我想起钟叔河先生笺释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时,曾就某些吴越风俗,函询过谷林先生。《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是诗、图、笺并佳的风俗画,钟先生《笺释者言》有云:“盖生为中国人,虽惭磊落,而于吾土吾民之过去现在未来,实未能忘,亦不敢忘也。”

我想,萧继石先生画武汉风俗,积累这百多幅水墨彩绘的立意和初衷,庶几也与钟先生相同吧?萧先生也曾注目于儿童生活,在崇文书局出版过一部《老武汉童谣》。我与萧先生认识不久,见面也只二三次。感觉温文尔雅,敦厚谦和,值得尊敬。那次得书,是在武昌昙华林陋巷之中“何陋之有”老张书舍,“唯吾德馨”的主人为萧先生此书作分享会。当时我正自埋头翻书,忽被点名发言。仓促之间,说了两点。

二是画家作为为财经部门业务刊物主编,而有志于中国传统文化,且有兴趣专注于地域文化研究,卓然有成,殊为难得。当然,“财经”与“文化”“刊物”与“艺术”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理应是统一的。我通过欣赏,打量他的艺术选择和价值取向,可以肯定地说,财经工作与风俗绘画,在萧继石先生这里是融洽的。在他的风俗画中,固然有文化有艺术,但透过市井百态,揣摩画家笔下心头,可以看出更重要的:民生也在焉,民瘼也在焉。

一是这些画构图精巧,设色生动。前者,绘事意在笔先,无构图便无画图,人物动静相宜、疏密相间,场景调停得当,器具摆布得体,符合年代地域,也给人带来美感。后者,是我听来的知识,有年参加崇文书局新书发布会,书序作者唐小禾老师伉俪(“文革”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作者)在,美术院几位老师竞夸唐夫人程犁女士是用色高手,由此知道配色原是极其重要。萧先生的画,多为淡彩,凡用重彩点染处,莫不立显生动。同时,色稍深者,比如大量用褐,所绘多为年代稍远题材,沉郁古朴;反之,色稍浅者,比如大量留白,所绘多为儿童题材,活泼明快。这证明画家在艺术技巧上有着自觉追求。

草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骆驼祥子》的朝韩文译本

文/ 宋海东

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篇小说,现已发现57种译本,涵盖31个语种。由于文化上、地域上的近亲关系,加之中国境内朝鲜族人口众多,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韩文及朝鲜文译本已有6种,版本为13种,印本则多达15种,“祥子”也成为以朝韩文为母语的读者最为熟悉的中国文学形象之一。

民族出版社1958年8月初版初印本

中国大陆出版了3种朝鲜文印本,分别由民族出版社1958年8月初版初印、1959年4月初版再印、1980年6月初版三印。前两种印本的印量虽多达9500册,因年代久远,留存至今且品相尚可的已属凤毛麟角,没有数百元人民币是拿不下来的;至于三印本,花几十元即可到手。平心而论,三印本的价值不逊于前两种早期印本,理由有三:一是它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的再版六印本对译文进行了修订,也可以算作一种独立版本;二是早期的朝鲜文印本无插图,而三印本则将顶尖漫画家丁聪“人文再版本”绘制的20幅插图也照搬过来,每幅插图用寥寥几笔便抓住小说人物个性和内心活动,系这位画家晚年代表作;三是仅印3400册,相对于庞大的中国旧书市场,如今同样属于稀罕物。“民族版”3个印本的译者均为徐廷弼,是一位实力派翻译家,曾将雨果的《九三年》、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以及一批日本当代小说翻译为朝鲜文。

出版地为朝鲜的仅1种,译者同样是徐廷弼,于1958年在平壤与“民族版”同步印行,以实物形式见证了中朝当年的“蜜月期”关系。

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掀起中国现代文学热潮,对老舍的关注度持续升温,《骆驼祥子》逐步成为三八线南侧出版商的宠儿,有5种译本、11种版本及印本陆续印行。

作为《爱藏版世界文学大全集》第23卷,韩国金星出版社两度印行《骆驼祥子》,分别于1981年7月31日初版、1982年10月30日再版;随后作为《金星版世界文学大全集》第80卷,金星出版社又分别于1990年12月15日初版、1997年5月15日再版。上述4种“金星版”皆由韩国杂志记者协会会长金河中翻译,书中附录有相关解说和老舍的年谱,并均与鲁迅的《呐喊》《彷徨》合订为一册。

韩国金星出版社1982年10月再版本

1986年,有一种分订上下两册的《骆驼祥子》韩译本由原木图书出版社出版,并于1989年再版、1990年三版、2001年四版,译者为崔英爱、金容沃。其母本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的修订本,但第23章部分内容系根据立间祥介的日文译本而来。全书厚达760页,前面居然花费245页刊登中国概况和对老舍的介绍,正文后又用了185页刊老舍撰写的《后记》和《老舍年谱》《老舍著作目录》《北京城图》等。该译本无论是文本完整性还是翻译质量,都堪称最具价值的韩译本,不足之处是信息量过于庞大,不仅前后附录文章甚为繁杂,且满纸注释,干扰读者阅读。全书针对地名、习俗、成语、俗语、方言等方面注释多达两千余处,且有不少冗长的说明文字,如正文第一页对“北平”一词居然加了28行详注。一些韩国人戏谑,这是一部专供专家学者研究的辅导教材。

1987年,《骆驼祥子》又出现了一种金成泰译本,出版机构为栗谷文化社。与金河中译本一样,该译本丧失了原作的完整性,有大量删节。  

时隔两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全集》第5卷,中央日报社出版柳晟俊的新译本,系硬精装本,可惜质量较差,频频出现对原文的误译与漏译。

韩国金牛座出版社2008年5月初版本

最新版本由金牛座出版社2008年5月印行,沈奎浩、刘小英译,书上特别注明该书的韩语版权属于韩国IMPRIMA版权代理公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译者在《后记》中言:“《骆驼祥子》在很久以前翻译过一次(笔者按:显然远远不止一次),现代中国小说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和有关老舍的学位论文也不少,不过让新时代的读者来阅读的韩国语版还没有诞生。希望通过这本书,年轻读者能记住老舍和他的祥子。”出于这个初衷,该译本一是添加了许多韩国人日常用语,语言简洁轻快,易于被阅览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层接受;二是突出正文,除了封面上对老舍的简单介绍和译者后记外,只对含有中国文化的词汇标记中文原音,旁边标记汉字,括号里简略说明阅读方法,中国俗语、成语、方言部分也按原意直译,有助于韩国读者轻松地接受中国文化和民俗习惯。

《骆驼祥子》的朝韩文译本、版本、印本虽然谱系庞大,但可惜没有惊现一种如英文世界的伊文·金译本一般的译本。伊文·金译本上世纪40年代曾风靡美利坚,销量达百万册。

关于胡发云的《如焉》

文/ 丁邢

我们较为熟悉的武汉作家是胡发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焉》,写的是2003年疫情中的故事。小说全名《如焉@SARS.COM》,其中就含有萨斯。今天重读,仍觉时光倒流,好像小说情节在现实中重演。小说中的副市长梁晋生,是个颇为干练的官员,如果疫情初期有这样的官员主事,时下的局面,可能不至于如此被动。因为作品中的几个配角如毛子、江晓力、达摩、卫老师写得更出彩,以至读者往往忽略了梁晋生。

《如焉》的面世,我曾起过一点推手作用。这本小说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向作者约稿。但写成之后,他们不敢出。武汉大学教授肖箑父的儿子肖远和胡发云是朋友,和我也是朋友,他拿到小说的电子文本,让我先睹为快。我一口气读完,眼睛为之一亮!我感到,这是进入新千年以来罕见的紧扣时代精神的长篇小说。如此切近地展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人格分化,如此传神地描绘灾难中的世象,如此深入地解剖体制机理的当代小说,已经多年未见!于是,我连夜转发二十几个朋友。反馈最快的是女作家袁敏。她原来是作家出版社编辑,经她之手推出了刘海军的杰作《束星北档案》。她没有读完全书,便在次日上午给我打来电话,问这部小说是否已经有了着落?我说没有。她说:我要了。她已经应聘出任《江南》主编,就要走马上任。她说,我当主编,有终审权,这部小说由我出。她上任后,2006年第1期《江南》以近乎整本杂志的篇幅刊登了《如焉》。《江南》原来每期只印二、三千册,这一期加印到一万多册,还供不应求。

《如焉》发表以后,我和胡发云成了朋友。他生于1949年,长我两岁,曾主动奉还中国作协会员名号,我称他发云兄。2006年4月,武汉市文学院在东湖客舍召开了《如焉》学术讨论会,发云兄邀我参加。会上除了见到艾晓明、傅国涌等旧识,还遇到邓晓芒、李工真、默雷、梁卫星等新友。那次会议,碰撞出许多思想火花,至今难忘。

数月后,《如焉》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单行本,得到很多有识之士好评。有人赞曰:“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而已。”有人赞曰:“孤篇压全唐”。其实,《如焉》不是胡发云的孤篇,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迷冬》同样有份量。故事的背景就是武汉,小群曾撰文评介。

这次武汉封城,我不免惦记老友。连忙和他通微信,问候近况,得知他此刻并不在武汉。

原因还要从《如焉》说起。

他原来的妻子李虹在《如焉》写完,未及出版时,因胃癌与世长辞。所以小说第一页作者肖像下面印了一句:“献给先我而去的李虹”。小说女人公茹嫣身上,就有李虹的影子。胡发云对女主人公心理的细微洞察,对亡妻的深情,感动了无数女性读者。其中有一位定居维也纳的中年华人独身女士,由喜欢小说而钟意作者。回国相见,果然情投意合,和他结为连理。更有意思是,这位女士的女儿和胡发云的儿子年龄相当,相识后也颇为投缘,成就了第二段佳话。这些年,发云兄在武汉和维也纳之间行走。今年原定除夕之夜回武汉,已订机票。1月9日,他在微信上留言:“半夜醒来,发现手机未关,还在叨叨各类消息,包括武汉肺炎,想起16年前的非典,想起如焉极其跌宕起伏的命运,大墙内外真是天地两重,唯有故国宿命,岁岁重演。返乡机票已订,不知此年好过否?”行前突然宣布武汉封城,他只好临时退票,留在维也纳,遥望故乡同胞与疫情抗争。他说:“71年来,第一次没在故乡武汉过年。十多天来,没日没夜地盯着国内的各种信息。”

唉,发云兄!

(以上内容选自2020年2月4日“丁东小群”,获授权)

2006年《如焉》研讨会,
红上衣者胡发云,左一为丁东。

心中有书读为房

《书话史随札》,王成玉 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文/ 王成玉

我一直幻想有一间自己的书房,然而三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书房。我读书向来很简单,一桌一椅而已。有时候干脆躺在床上看书。在我看来,读书是随时随地都办得到的事。这也许是我的条件所造成而无法改变所形成的一种陋习吧。那个时候,我总是上班时带一本书,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读,所以我有很多的书上面都有油渍。当然,如果有一间窗明几净的书房供我读书,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啊!我的这个梦想,现在看来恐怕是很难实现了。每当看到别人在文章中提到书房怎样怎样,我的心都在隐隐作痛,真的是令人心向往之啊!

我这样说也许并不完全为我自己,有时想到的是我买的这些书。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同样的一种书,在各人买回去之后,就有不同的命运。有的被人放进书房,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而且还有玻璃窗保护,一尘不染。而我,除了极少一部分外,大部分的书都堆在纸箱中,年长日久,灰尘满面,伤痕累累。每当写作时,如果需要查找什么资料,简直搞得五心烦躁,明明记得在这里的,怎么也找不着。有几次因为找不到所需的材料,干脆不写了。或者凭记忆,先写出来再说,一篇文章有时因缺少相关的资料而大为减色,而我写的多是读书随笔一类,没有资料根本就无法动笔。记得在写《书话史随札》时,我干脆花了几天的时间,把相关的书全部找出来堆在房间里。本来房子就小,到处都是书,妻子看了也很烦,多次劝我把书卖了算了,何必自找苦吃呢。我也曾几次下决心要卖书,但这本书没写完,我是不肯卖的。为写这本书,我阅读参考的书大约有几百种,幸亏我把它们慢慢地找出来了,不然的话,根本就动不了笔的。

买书之初,我从未想到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困境,虽然我并不想当什么藏书家,但书是要买要读的。那时主要是因为想看书,觉得自己有几本书看起来方便一些,所以直到现在,我的买书基本上是为读书准备的,并没有什么惊人的秘芨和值钱的货色,再说我也买不起。我买的书都是近三十年出版的新书。刚开始买书时,外国的书要多一些,为了赶新潮,买了不少的外国名著,包括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但最近几年,也很少读他们了,一方面送了人,另一方面都卖了,现在只有一百多本。

我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人,不是作家,买几本书总是为了方便自己读书,自己的书总比借别人的或图书室的书看得要舒服一些,一册在手,随心所欲,不怕弄脏,也不怕弄坏,甚而更不怕弄丢了。自己的心事不怕别人知道。对我来说,买书本来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这个道理是我最近才感悟到的。古人说,家贫莫买书,一点都没错。我虽然也知道,但总是控制不了自己。我的买书,基本上是人弃我取,买的是零本殘册,大部头的书除《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外,其他的不问津。我几乎没什么工具书、词典之类的书,到现在,我连一部《辞海》、《辞源》都没有。一部《现代汉语词典》,还是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的,已经很破旧了,还是舍不得换新的。这说起来真难以令人置信。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但我一直到现在,连一本《中国文学史》的书都没有。那一年发年终奖,我下决心把《十三经注疏》买了回来。1985年,我三十岁退团,书记要送我纪念品,问我要什么,我说就买几本书吧,于是我买了《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在我的书房中,差不多有一半以上都是在旧书店旧书摊上买的。一套寥戚生的影印本《红楼梦》(六册)只花了二十元钱,还有一套《清代野史笔记》(六本),花了十五元钱。解放前出版的《良友文学丛书》,一本才二元钱,《叶景癸杂著》也是两元钱等等。我买书的经验是,新书店不如旧书店,旧书店不如旧书摊。当然,这主要是从价格方面说的。每当参观别人的书房,看到那些成套的书摆放在那里,又漂亮又整齐又干净,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书。因为我很少去买那些成套的丛书,只选择地买几本自己喜欢的,除非这些书分不开。例如《词话丛编》五本一套的精装本。在今天出版的《现代书话丛书》中,我开始也只买了几本,后来在旧书店旧书摊才慢慢地配齐的。像《文选》、《艺文类聚》、《明儒学案》、《章学诚遗书》、《章太炎全集》等,因为买得早,要是到现在,恐怕也买不起了。

关于现代学者的书,我也买过一些,如陈寅恪、陈垣、王国维、钱钟书,钱穆、余英时等。我曾很用心地去读他们的书,还做了不少的笔记。例如余英时,我写过一篇近万字的长文。除了古代的笔记,现代的也买了不少,其中郑逸梅的最多,还有《一士随笔》、《寄庵随笔》、《茶烟歇》、《石屋余渖》、《续渖》、《货郎集》等,这几本书是上海书店出的,老一辈子的书就是不一样,有文化有底蕴,既漂亮又耐读,封面设计版式安排古朴典雅,别具一格。真是大手笔写小文章。这样的书,现在也不多了。还有马叙伦的《读书续记》、张舜微的《爱晚庐随笔》、罗继祖的《枫窗脞语》等,真叫人百读不厌。

我的书房本来就没有几个角,现在将它一一打开,暴露了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如果与别人相比,实在微不足道。虽然如此,但对我来说,还是一件高兴的事,能在这里说一说“我的书房”,也是我买书的一大心愿,因为好久都没人来看我的书和谈书了,我似乎感受到一种寂寞。这虽然只是一道“纸上的风景”,我怕今后把它们卖了,对不起那些曾经与我朝夕相处并与之对话的书。想到著书的艰难,我真的应该好好的珍惜这些得之不易的书。然而最令人满意的,也许还不是这些书,而是我的“特藏书”。这是书友们过去对我藏书的评价。所谓特藏书,指的是我书架上排得满满的“书话”和“读书之书”,从这里才稍稍看出一点糸统。自从受唐滔、黄裳等人书话的影响之后,我从1980年代起,就一直搜寻这方面的书,到2000年止,至少也有几百种了。所谓到此为止,是说2000年以后,我很少再买书了。这几年来书友们知道我喜欢什么书,也常常互相赠书,例于《书信三叠》、《搜书记》、《滔翁藏书年谱》、《花开花落》、《春明读书记》、《秋缘斋书事》《开卷有缘》等。

从读吴孟复先生的《古书读校法》开始,似乎略知一点读书的门径。买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书,大抵知道了应该先读什么书,从什么地方下手,循序渐进,慢慢地摸索。自从读了黄裳之后,对藏书题跋、读书记很感兴趣,又买了《直斋书录解题》、《六一题跋》、《东坡题跋》,由此而下,又买了《读书敏求记》、《绛云楼题跋》、《渔洋读书记》、《越缦堂读书记》等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把北京三联书店的那一套“书话丛书”也买齐了。关于这些,我都写在《书话史随札》一书中,共有八十多个专题,作了比较有糸统的介绍和评论,这里就不多说了。由读书而藏书,我还买了《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国私家藏书史》、《藏书家辞典》等藏书史方面的书。

现在似乎可以回过头来说一下另外一些书事了。我最早买杂志是广东的《随笔》。当时我认为那是最好的文字,打开了我读书的眼界。记得读高中时,从一位同学家中借了一本杨朔的《荔枝蜜》,薄薄的一本,封面设计装帖都很俏皮好看,我反复诵读,简直入了迷,有些文字甚至还会背下来。后来又读到刘白羽的散文,气势宏伟,很吸引人。现在读《随笔》,又是一番风景。我虽然不是每期必买,但碰到喜欢的则照买不误。近几年来,我由于喜欢书话一类文字,就很少关注《随笔》了。但它那“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风格大概还没有变吧。我买书读书向来是注重其道德文章的,一个没有道德或大节有亏的人,其文再好,读起来都会引起不快的,在大是大非面前,我最佩服黄裳先生,这也是我喜欢读他的原因之一。之后,我又看到了上海的《书林》和《文汇月刊》。特别是《书林》,我每期必买,一直到它1989年停刊,读停刊的最后一期,我真的是欲哭无泪,这么好的一本杂志为什么要停刊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大约与我有同感的人还不少吧,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书林》一变而为《书城》了。直到今天,几经曲折变化,《书城》越来越漂亮,可惜我也买不起了。自从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出版后,我很买了几种,还有“新世纪万有文库”,他们真的为读书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接着《万象》杂志也定期出版了,据说阅读的对象多在“白领阶层”,这是一本极具趣味而又好看的书,大有当年“海派”的流风遗韵。我买不起也读的不多,偶尔也在旧书摊买过几本,大体还不错。其中张荣明的《“鹤知夜半”:郑孝胥的隐秘情结》一文,读后令人拍案叫绝。所谓随笔文章就应这样写,总要有新的发现才耐读,才能吸引人,可惜这样的文章现在还是太少了。此前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买了《郑孝胥日记》(五大册),但没认真读。通过此文,又激起了我的阅读兴趣。还有南京的《开卷》,也是一本好杂志,内部刊号出版的。承主编董宁文先生的好意,曾送我好几本,我一直不敢给他们投稿,只在上面发表了一篇而已,那是写周翼南先生的一篇。《开卷》在读书界有口皆碑,我不敢多说,我最爱读的恐怕就是子聪(董宁文)写的《开有益斋闲话》,这才是读书人想看的东西。一本小小的内刊杂志,有这么大的信息量,据我的浅薄,就是《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收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在某些方面也比不上它。他们真的是为读书人做好事,做实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现过一场“美学热”,那时我心向往之。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高尔泰的书,我很迷了一阵子。黑格尔的《美学》、唐德的《判断力批判》等我也拼命地读。记得高尔泰的那一本《美是自由的象征》被一位年长的书友看中了,他说到处买都买不到,我见他爱书心切,就送他了。我当时还买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以及三本《中国思想史论》和《走自己的路》,他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的思想库”,凡有所论,颇受关注,我们这一代人受他的影响最大。那个时候,刘再复、金克木、赵一凡、刘小枫等人在《读书》上的文章真好看。还有张中行先生,他的书我差不多也都买了。有人说金克木先生是个“老顽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的“燕口拾泥”我最爱读,那真是出神入化的好文章。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科技文化,历史哲学等,深入浅出又通俗易懂,淡淡写来,更见学问功夫,在在启迪人心。近几年,我虽然很少读外国书,但对日本的随笔情有独钟。例于周作人翻译的《日本随笔选》、谷崎润一郎的《饶舌录》和《永井荷风散文选》等,真是爱不释手,还有《英美散文六十家》,高健先生的译笔最为传神。三十年来,不管我买书的兴趣发生怎样的变化,对这些书,却从未忘记。

近几年来,由于长期在外打工,读书更是不易。每月回家就几天,受环境条件限制,只能随手带几本,所以在写作时,多为杂感随笔而已。这些年来,不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有一点时间我都要读书写作,因为我相信心中有书读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