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胡佛研究院

文/ 汤旭岩

还记得2010年有幸来到斯坦福大学胡佛塔下,便特别想置身其间,了解胡佛研究院。

2010 年 6 月 22 日上午,经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同行精心安排,我们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四位访问者得以走进颇带神秘感的胡佛研究院。专门的珍宝陈列加之专家的精彩介绍让我们领略收藏的魅力,那些蒋介石、宋子文的日记和“文革”史料及孔子画像等均深深吸引我们认同感慨,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愿望。

随着访问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对胡佛研究院与其图书馆关联之处的基本轮廓逐渐形成了。它最早的名字叫“胡佛战争图书馆”,由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于 1919 年为其母校斯坦福大学创办。这个当初专门收集与一战形成和发展有关史料的图书资料中心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才招募学者进行研究工作。我们访问时已从最初的 6 名研究人员发展到 250 多名工作人员,包括 100 名研究员、70 多名图书馆和档案馆管理员及专家、80 多名行政管理及研究辅助人员。它拥有 9 个图书馆和档案馆、160 万册藏书、6 万个微型胶卷和 2.5 万种期刊,共约6000 万件的珍贵档案。每年对图书馆的投入约600 万美元。

胡佛研究院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馆藏为世界瞩目,是学界公认的、除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全球收藏中国近现代史档案资料最丰富的档案馆。据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理查德·苏萨介绍,胡佛研究院近 90 年来搜集的 6000 万份档案中,仅中国部分就有 550 多种,有关“文革”的政治海报就超过 10 万份。这些档案排起来大约有 24 英里长。苏萨认为,最重要的收藏大概有四到五件, 比如蒋介石日记、国民党档案、前苏联尤其是从沙俄过渡到苏联这段时期的资料,还有就是宋子文的档案。另外一份很重要的档案是美国对欧洲广播的资料。

尤其让我们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档案几乎尽入胡佛研究院。2005 年 2 月 16 日,蒋家与胡佛研究院共同宣布,同意把两蒋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 年,并把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2005 年 3 月,胡佛档案馆宣布成立近代中国档案和特殊收藏馆,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从1911 年到 1949 年的资料,台湾从 1949 年至今的资料以及大陆从 1949 年至今的变迁记录。

作为图书馆研究人员,大家都渴望一睹蒋介石日记为快。萌发于上午的念头于是就成为实施于下午的行动。

那天午餐后我们返回胡佛研究院并经过一系列的程序。首先,所携带的物件被严格地要求锁进铁柜子,连护照和笔也不例外。其次是按照 《蒋介石日记著作权许可申请办法》 填写算得上详细的表格,为此没有经验的我还得重开寄存柜子取用护照。接着是签署关于约定使用目的和权限的协议, 全称为 《胡佛研究院蒋介石日记使用者同意书》。最后申请到一张特制卡片,才拥有合法证件。有意思的是,填表签名时每人都会分配到专用的圆珠笔,经允许,这枝蓝色的笔被我留下作纪念了。

胡佛研究院馆藏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日记起于 1917 年,到 1972 年患病时为止,长达 55 年,全部用毛笔行书工整地在日记本上书写而成。考虑到时间有限,我们想在短暂的研究中有尽量多的收获,便分工合作,按设定方向先各自为阵,再交流收益。具体方案是选择若干大家关心的重要历史时段,如西安事变、武汉大会战、新中国成立、建国十年、文革伊始,包括蒋介石最早和最晚期日记等,然后分头调阅。根据总目录确定日子,调阅按月存放的卷宗。不尽人意的是许多卷宗实际内容与外部标识并不相符。尽管映入眼帘的并非原件,但可顺利取阅所需月份,加之所记内容确实难得一见, 复印件也让人看得十分着迷。

争分夺秒的情形下,已顾不得计较为何隔座黄发研究者可以用相机拍摄而我的相机偏得存柜。聆听同样属于记忆的声音, 追寻似曾相识的岁月,享受静静的思考空间,自然会嫌时间竟然无情掠过。瞧瞧同行几次催促离开却又回不过神来的模样,多少有点儿明白,原来匆匆的研究,也不影响留下从容不迫的镇定。

依依不舍地告别胡佛研究院,或许只是研究的开始。当天的餐桌、汽车都成了沟通、评议的现场。一行人中有关注重大事件的通过对比整合起历史细节;有关注晚年生活的认真核对蒋经常观看电影的习惯;还有关注读书经历的注意到蒋年轻时曾认真研读 《马克思学说》 和 《共产党宣言》,甚至读出“趣味”到 “不能悬卷”的程度 (1923 年 10 月 13 日日记)。

此刻,手持胡佛研究院核发的那张一个月内有效的特制卡片,不禁又沉浸于造访胡佛研究院的美好回忆之中。

(以上文字选自《图书情报论坛 2010 年第 4 期》, 获授权。图片源自网络。)

少年时代的图书馆记忆

文| 冯天瑜

少年时代已经是相当遥远的过去了,我又是一个对生活细节易于遗忘的人,因此每当与儿时旧友谈论往事,多半只有洗耳恭听的份,难以插上嘴。当然也有例外,脑海中有些往事并未如烟,例如8岁至18岁在湖北省图书馆的一段泛舟书海的经历,不少情景还历历在目,鲜明如昨。

我的母亲张秀宜(1901-1971)解放前作中小学教员,解放初到湖北省图书馆工作,负责儿童阅览室,直到1962年退休。我是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大概也是随慈母左右时间最长的一个。自小学二、三年级开始,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抱冰堂下的湖北省图书馆。开始两年,多在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希腊神话》、《三个火枪手》一类连环画是我的最爱,除熟记那些引人人胜的故事外,还因连环画的导引而迷上了人物白描,有一段时间,我的课本、练习簿的空白处都画满了中外英雄豪杰的造像,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这种随手画几笔人物速写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近20年在国内外参加学术活动,留下一批中外文化人的速写。被画者常问,你是不是接受过美术专业训练?我说没有,是小时候在湖北省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形成的信笔涂抹习惯。

大约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我又成为湖北省图书馆成人阅览室的常客,每天放学归来,包括星期天,大都泡在阅览室里(省图只在周一休馆)。这得感谢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教育尚无沉重的课业负担,即使像初中母校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母校华师一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功课在校内自习时便可做完。我对考分又一向不大经意(母亲好像也没有因我某次考分高而表扬、考分低而责备),课余便自由徜徉于湖北省图书馆的书廊之间。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惟一的驱动力是兴趣、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后来读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名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回想自己少时读书经历,竞与古希腊哲言相暗合!惭愧的是,中年以后阅读,多是为了写书而找材料,各类图籍大都被分割、拼合成了为写某书所用的资料长编,昔时那种悠游于名著佳篇之中的陶醉感,以及对名著的整体把握,实在是久违了。近年我多次下决心,一定要摆脱中年读书的异化状况,复归少年时代在湖北省图书馆读书的本真情态。然而,逝去了的过往,还能重拾吗?但总该努力一试吧。

在嗜书者那里,“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文学女神往往最早降临。忆昔少年时,湖北省图书馆群籍中,首先令我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是中外文学名著。《三国》等讲史小说,《水浒》等英雄小说,《西游》等神魔小说,《红楼》等世情小说自然读得烂熟,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悲壮、秦琼买马的无奈、岳飞枪挑小梁王的神勇,都使人摇情动魄;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最初的“历史观念”大约由此获得。

以初中二年级为端绪,另一扇知识之窗豁然敞开: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文学,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那一相对禁锢、封闭的时期,这些名著打开了一个孔隙,可以窥探广远、深邃而又新奇的外部世界。少时的阅读刻下的印象实在真切,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起莎翁笔下李尔王的悲鸣、奥赛罗的执著、哈姆雷特的渊思,人文精神的甘泉还润泽着心田。至于屠格涅夫描绘的林中狩猎、转型时代父与子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冲突;列夫·托尔斯泰铺陈的俄法战争壮阔场景,安德列公爵战死前仰望苍天的冥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抒写的彼得堡白夜飘荡的那些敏感而又病态的魂灵;契诃夫对万卡一类底层人物的深切同情,对专制政治的揭露与鞭挞,都丰富了我们得之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而肖洛霍夫展开的顿河草原上葛利高里们的血战,阿列克赛·托尔斯泰表现的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则与当时从教科书上获得的革命概念颇有相左之处。巴尔扎克精工细描的巴黎社会,狄根斯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德莱赛揭示的纽约金融界和艺术界,不仅提供了美学感受,还多有社会史的认知收获。以后读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评价:“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联系早年读巴尔扎克《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的印象,对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深以为然。后来我从事文化史研究,颇服膺于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这里的“诗”可泛解为各类文学作品)的路数,这与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社会史的认知启示直接相关。

中年以后,被一个又一个课题挤兑着,很少有余暇读文学作品,常常引以为憾。但早年从中外名著中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却在不断反刍,颇有助于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外文化比较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后能从事中国文化史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得益于早年在湖北省图书馆对中外名著4的大量阅读和整体、有机的把握。比照当下的大学文科教育,学生主要读的是几种通史,如历史系学中外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文系学中外文学史,辅之以少量的原著选读。这些“史”自然是应当学的,但今日大学生都是一路从严格的应试教育筛选上来的,6年中学被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难得有时间精力阅览整部名著(如果今日的孩子象我少时那样在图书馆看“闲书”,一定会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厉禁),到了大学,他们学的又是多门二手性课业,较少接触文史哲元典。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士多德同在”,我们的大学也可以立信条为“与先秦诸子同在”。然而,如果不读先哲元典,怎能得其真精神,怎能与先哲“同在”呢?

少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喜欢阅览的另一类书籍是游记和地理书,它们使我足未出户,而遍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尾随司马迁“西至崆峒,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追迹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除神交古人,泛游九州外,更远涉重洋,邀翔于佛罗伦萨、斯德哥尔摩,深人亚马逊热带雨林,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十几岁时,我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将湖北省图书馆的各种中外地图册借来,铺在阅览室大桌上反复参看。记得某馆员笑问我是不是有周游世界的计划?这真道出了我的心思,那时我的最大愿望确乎是周游世界。由于熟读各类地理书和地图册,加之睡觉前时常想象自己到世界某地,并为某国某地设计发展蓝图,久而久之,便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国的简史、面积、人口、都市、山脉、河川、矿藏资源、风俗习惯,乃至国民经济总产值,钢铁及粮食产量等指标约数,并养成持续关注的习惯。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我也得以历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新加坡等国,部分实现早年“周游世界”的梦想。在国外会议或讲学之余,与陪同游览名胜的外国友人谈及该国该地自然状貌、社会风情、历史演进诸细节,有些内容外国友人亦觉新鲜,于是大表惊讶,或夸我为“某国通”,者问我是不是访问前夕对该国、该地的史地概况作过专门准备,我说,非然也,那些“准备”是小时候完成的。其潜台词说,是十儿岁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完成的。

地理常识当然不是高深学问,但烂熟于胸可以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我们也才有可能对其作同情的理解。我每每建议学文史的青年朋友,多读点地理书和高水准的游记,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的教言。而这种心得,是少年时代在湖北省图书馆获得的。

20世纪50、60年代的湖北省图书馆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少时我在馆里见过的老馆长方壮猷、杨开道等都是硕学鸿儒。方先生50年代初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是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与我父亲冯永轩(1897-1979)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同学,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方先生一次巡视阅览室,发现成人读者中有一个小孩(按规定,小孩不能入成人阅览室),便上前亲切询问,馆员介绍,“这是张老师的儿子”,方先生马上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不是永轩兄的公子嘛,好,好,他这么好学,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方先生这番不经意的话,我记了一辈子。杨开道馆长是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好像是留美的,曾任华中农学院院长,来省图作馆长,约在5O年代后期,我已念高中,曾在晚饭后与他在图书馆院子里聊天,谈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我不知天高地厚,列举各国工农业数据,杨先生很感惊讶,高兴道:“你是个学经济的材料,以后跟我学吧。”在场的一位馆员说:“他熟读文史,大概会学中文。”由于父亲当时带着右派帽子,而1958年以后高考“政治条件”压倒一切,我早已不存考取理想专业及大学的念想,故只能对杨馆长等人的期望付之一笑。当时还隐约获悉,杨先生57年反右受过打击,但他仍显得潇洒、气宇轩昂,我心中暗暗佩服。副馆长张遵俭先生寡言、低调,我少年时与他好像没有对过话。80年代初写作《张之洞评传》,获知张馆长是张之洞侄孙,曾两次造访,一谈之下,发现此人内秀、博学,不愧文襄公后人。新时期担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的孙式礼先生,是38式南下干部,50年代人称“孙秘书”,似乎负责馆里的党政实务,他为人谦和、广闻博识,从他嘴里时能听得名人逸事,足见其阅览之博。孙先生之后任副馆长的徐孝宓先生,是藏书大家徐行可的哲嗣,我少时从父亲处听过关于徐老先生苦心孤诣搜罗秘籍的趣事,又从母亲处得知,孝宓先生没有进过学校,得徐老先生家学,自成渊博的图书馆学家,其对版本、目录学之精熟,省内难得。我住图书馆时,徐先生夫妇都还年轻,待我十分亲切。以上提及的,除孙馆长、徐夫人仍健在外,其他都已乘鹤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永存吾心。

文革期间,退休在家的父母屡受街道居委会的迫害之累,母亲还弄瞎一只眼睛,父亲一生省吃俭用、采自各地的相当丰富的藏书,被抄走又退回,又听说将有一次更彻底的查抄,我们兄弟与父母商量,决定抢在查抄者到来之前,将藏书捐给省图书馆,以免珍贵文籍损失。图书馆派人用几辆板车将书拖走,父亲尾随板车队踉踉跄跄地追了好长一段路,回家后发呆几天。80年代初,我听说省图书馆特藏部中还散置着不少盖有“冯永轩珍藏”等藏书章的书籍,我几次想提出进特藏室看看这些自小常常翻阅的旧籍,也曾想建议设一冯永轩赠书专架,但念及历时已久,原有的几千册书大都风流云散,于是也就把这种请求咽了回去。

作者将冯氏藏书藏画捐献给武汉大学,照片左-为原武汉博物馆馆长刘庆平,右二为江汉大学副校长涂文学,均系作者于武汉师范学院执教时学生。

中年后从事文史研究,除自己日渐壮大的藏书外,主要利用所在大学及院系的藏书,但偶尔也到省馆查阅,而每到馆里,老馆员张德英先生等都热情接待,颇有如归故里的感觉。近几年撰写《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一书,曾到省馆查书,阳海清副馆长等大力帮助。熟识的学界前辈,如姚雪垠、张舜徽先生等,也曾对我提及过他们从事撰著(如姚写《李自成》、张写《清人文集别录》)得益于省馆藏书的故事。湖北学人的著述活动多得省馆之助,此言决不夸张。

后来我专程到少时生活过十年的故地转了一圈,看到省馆新起的楼宇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生疏的面孔,颇有时光“如白驹过隙,忽然也”的慨叹。然而,这里永远是亲切的、生机勃勃的,因为它是哺育我们的精神的家园。

(以上内容由原发刊物《图书情报论坛》授权)

崇文书局旧版书籍插画

文/ 子张

記得成勇兄來杭州那次,我陪他去一家舊書店,看到他買的書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學類集子,我多少有些好奇他何以對這些沒有多少文學價值的書感興趣,他說不是為了內容,乃是對這些書的封面設計有興趣。

崇文书局《劳动颂歌》插图《钢厂写真之一》

他的話也喚起了我的一些印象,又進一步想到文字語言相比圖畫語言的確多了些局限性,蓋圖畫語言本身更貼近藝術,不似文字語言那樣容易暴露缺陷。舉例言之,五十年代詩人李季的石油題材詩作《當紅軍的哥哥回來了》就內容說政治性大於藝術性,但其封面和一些插圖仍富有民間藝術質樸率真的美感,而幾乎看不出意識形態的東西,因而也就顯得更加純淨一些。

崇文书局《劳动颂歌》插图《集体农庄的社员们》

當然,除了這層道理,那次買書給我留下的主要印象還是成勇兄對書籍裝幀的濃厚興趣。但當時我無法預測他後來會策劃這方面的事物,一晃若干年過去,直到去年才又在諸暨見到他。時間匆匆,竟未多聊。

崇文书局《劳动颂歌》插图《月夜》

不意近期收到由他策劃並擔任責編的兩冊別緻的精裝書:孫以煜編的《插畫師》和《勞動頌歌》,兩本都是畫冊,卻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畫冊。編者是業餘收藏蘇聯老版畫的旅俄商人,去年就由崇文書局出過一本《偶拾拈花——蘇聯老版畫原拓收藏筆記》,今年剛出的兩本則分別是他收藏的四位蘇聯版畫家的書籍插圖、藏書票和蘇聯老版畫中勞動題材的作品。

崇文书局《插画师》之《哦,俄罗斯大地》插图

假如從先入為主的角度聯想,很可能會想當然地產生對“蘇聯”這一概念的某種偏見,猶如提及不堪回首的過往即會有關於種種歷史病症的不愉快記憶。但是,正如面對李季詩集的封面和插圖時一樣,那種由於過於強烈的宣傳慾望導致的修辭暴力並未出現,加之更加拉長了的時空,我看到的更多屬於生活自身呈現出的美。我從未身臨其境地感受過“蘇聯”的大自然與人,但拋開“蘇聯”這樣的抽象概念,與那些起伏的群山、靜靜的河流、遼闊的草原、勤勞的人民直接面對,則我從畫面上看到的一切就無不與我親身經歷的完全相同。它們提醒我,藝術家也罷,藝術也罷,面對的始終都應該是生活的本相,一切意識形態的表述若不能貼近這本相,遲早都會脫盡它們可憐的金裝。自然的美永恆,人的美永恆,為了自然與人和諧共處的勞動之美永恆,表達了這一切美的藝術永恆。

崇文书局《插画师》插图《致未知的海岸之一》

作為版畫圖書,其構思、設計、裝幀更是臻於極致,我也只有以賞心悅目這類外行話表達我對兩本書的印象了。

崇文书局《插画师》之《致未知的海岸》插图

十一月廿六日晚,子張於杭州午山。

(以上内容选自“佣书斋”,获作者授权)

文川书坊藏书票

文/ 黄成勇

最近,我“粉”了文川书坊的藏书票。

叶灵凤曾指称藏书票是“舶来”的,而藏书印才是“我们”的。作为颇知甘苦的藏书家,煌煌三册《读书随笔》,谈及许多藏书的乐趣和知识。其中,“因为西洋书多是硬面厚册,适宜于粘贴,正如软薄的线装书纸张适宜于钤印一样,西洋的藏书票和中国的藏书印,正是异途同归的事。”中外文化有异,但爱书的人,总愿在珍藏的书籍上,“烙”上自己的印记,不致轻易散失,以示珍爱宝藏,则天下皆然。我的识见非常有限,这是最初见到的关于藏书票的文字。

后来,朋友间“玩票”的渐多,使人兴趣益增。有些出版社也在适宜的书上,附贴一枚书票,以馈读者。这样,藏书票不仅作为藏家个人的独有标识,也是书文化,成为公众欣赏的艺术品,而被广泛接受。2004年冬,十堰举办“第二届全国民间读书报刊讨论会”,安徽倪建民老师,操刀制作平面、凸面各一枚书票,尤以制模凸印的《民间书声》藏书票,形意俱佳,令人大开眼界。当然,作为相得益彰的配置,这本民间印制的《民间书声》,也仿民国时期鲁迅等出版先贤的作法,在书后贴上了版权印花。

崔文川先生制藏书票,我早有耳闻,只是这个民间读书盛会已办十多届,我却掉队已久,一直无缘识荆。直到2017年,得到集结召唤,我在浙江诸暨追赶上民间书香队伍,旧雨新知,兴会淋漓,此时才晓得,文川先生也是一位“积极的书的结缘者”,已与会多年,且每年都为年会制作纪念书票,在藏书票和制笺领域,早已斐然有成了。把晤闲谈之间,他对崇文书局出版的苏联版画甚感兴趣,会后我便奉上一册。未料他又购买十册,馈赠友朋。后来,我把苏联藏书票样给他发过多枚,他发来苏联版刻火花多枚,可见其收藏的独特兴趣。今年郑州年会,文川先生循例制纪念票一枚,是“漠漠云林小小山”的国画风格。对藏书票素有研究的陈子善老师当会称赏,誉为年会历届“崔票”最好的一枚。

观赏文川先生的藏书票,虽不乏“拿来主义”、对西方书票有所借鉴的作品,但堪称佳构的,还是那些具有中国木刻版画特色的作品。如《守愚斋藏书》票,一小女孩扮花旦持花扇造形,工笔细致,但又似水粉,正是“霓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体现了票主戏剧工作者的身份。人物巨眼炯炯,有思无邪。背景却好似水墨写意,设三重色,从下至上,由浅渐浓,意为“云山几盘”?拟或“江流几湾”?

又如《熊召政珍藏》票,黄底蓝线,并非广厦阔院,但形制佳胜,园中设多孔石山、植罗汉针松,两古人偏于一隅,抚案对谈。所谈何事?莫非“每叹忠臣多取祸,更求史笔辩群诬?”书票左上一角,竖写“梨园书屋”四字,使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票主正构思写作《张居正》时,经徐鲁兄引荐,一同往访梨园书屋的情景。

而《徐鲁喜读之书》,褐底绿叶,黄蕊白花,人淡如菊。构图简捷明快,花叶摇曳生姿,颇具西方版刻之风。徐鲁兄是儿童文学作家、诗人、书话作家,著作等身,若无所执着则无以至今天,若无所淡泊也无以至今天。

《贺卫方之书》票,堪称中西结合的善制。画面无边线,显得广博宏大,前为西方司法女神造像,黑色线条,身姿略侧,颇显力度,身后圆型构图,浅蓝设色,是中国古长城,藏书票的规定标识字母以弧状呈现于左上,再后,蓝色更浅,几近于灰,则为大地山川江河,充塞天地之间。票主是学者,作中外司法比较研究,票中体现的、想要表达的、画面暗寓的,是不言自明的。

文川书坊为崇文书局绘制的藏书票,是专为孔网定制的系列毛边笔记之用,与上述私人书票不同,有着不少设计难度。拜托文川先生之后,自己都心中惴惴,不知他会弄出什么东东来。待到发来样稿,深合我意,又殊出意外。连与美术界多交游、眼光颇为挑剔的同事也称赞有加。

这是一枚可以细加揣摩欣赏的藏书票。

米黄的底色,有边框枯笔墨线,像古代版刻,颇显古意,人物有二,一书家举臂题壁,与一侍砚墨童相对成趣,暗示套书出版,意在提倡书写。摩崖壁面书名安排错落有致,书名本来直白,并不稍事含蓄,体现套书十册,内容多为中国传统文化,如诗词、书法、版画、花笺、手帖、戏曲绘画与唱词、线描佛像与禅语、中外绘画的赏析图文。与人物挥毫、侍砚动作结合,体现出套书内容可赏、页面可写的特色。左下角是崇文书局logo,右下是一枚“崇文馆”押角朱印。崖壁正中题“来日方长”红色四字,正是套书系列名。其实人生苦短,来日虽然可待,去日奈何良多。如若有人凭借一册(或多册)精美笔记,读赏美图好字,有若面对美食而“食指大动”,一时兴来提笔,或写日记,或作笔记,或画速写,随手记录生命点滴,雪泥鸿爪,乃至生活悲欢,真情实感,甚或雁来鸿往,山水之乐……在电脑普及,传统书写似乎日暮途穷的今天,这已是非常隆重地善待自己的岁时生命了,也不啻古人镌字勒石、“藏之名山”或“传之同好”。这枚书票中的“来日方长”意念,是通过摩崖石刻和虬然古松的意象来表达的,既表达的是鲁迅先生所谓“纸墨更寿于金石”,也表达赵家壁先生所谓“书比人长寿”。我在冷摊得来的丛残中,有一地主日记中写的颇为工整的联语,上句为“纸墨千年会说话”,见于1948年初,一支南下武装干部工作队的队员日记。却原来,懂得纸墨和书写之可珍贵的,不仅是著作家和编辑家而已。不消说得,积极投身爱书文化,广结书缘,既擅制书票,也擅制笺谱的文川先生也深自懂得,于是有此佳票出焉。

于是文川先生就这样圈我为“粉”了。

(以上内容选自“佣书斋”,获作者授权)

“译文丛书”土纸本屠格涅夫选集

文/ 蒲 湖

文化生活出版社是一九三五年五月创办于上海的一家民营出版社,原名文化生活社, 由吴朗西、丽尼(郭安仁)、伍禅(陆少懿)等人筹办,当年九月更名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巴金任总编辑,吴朗西任经理,主要出版中外文艺书籍。

近得文生社“译文丛书”几种,其中有土纸本的《父与子》、《贵族之家》、《前夜》。

关于土纸本,姜德明先生在《土纸书的特殊价值》中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大半土地,…… 印刷设备和纸张极端缺乏,印书只好因陋就简地采用土法制造的手工纸,纸质粗劣,颜色发黑,铅字磨损不全,常有字迹不清或在书页上留有空洞…… 从印刷技术来讲,这样的出版物可以说是历史的倒退。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诞生的这些特殊的版本,无疑地又带有时代的烙印,把它作为文物来看待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薛冰先生也有《土纸本》一文专门论及。这种书所用纸,土法上马制作,大多纸软且黄,长短不一,厚薄不均,导致油墨淡浓不一,部分字模糊不清。与巴金研究会的一老师闲聊,说该社出版的土纸本少见,可以挖掘挖掘,激发了我的兴趣。根据淘得的书,寻找相关资料,本文重点说说“译文丛书”。

屠格涅夫选集之四《父与子》,巴金译,文生社刊行,译文丛书,民国卅二年七月桂一版。我手上的是民国卅二年十一月渝二版,有米色报纸和土纸本两种,米色报纸本价格壹百肆拾元,土纸本陆拾贰元捌角。我藏的为土纸本,书封底左边竖排印“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礼书字第一六八号”。

巴金在本书的后记中写道:七年前我与陆蠡、丽尼两位相约翻译屠格涅夫的六大名著,当时讲定每人担任两部。我选了《父与子》同《处女地》。他们早都交卷了。我的却没有消息。友人们知道我这些年来过着忙乱的生活,他们始终没有催逼过我。但是我还不曾把责任心完全失去。我终于找到一个赎罪的机会,我把《父与子》译出来了。不管我的译笔是如何草率、拙劣,但我毕竟交了一次卷了。

此后记写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书原来的持有者在书尾毛笔字写有“卅四、七、三读于王曲军校”。关于王曲军校,即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设于陕西长安王曲镇城隍庙内,一般常简称该校为“王曲军校”。学校创办于一九三八年,胡宗南任主任,一九四六年元月第七分校正式撤销。毛笔所写读后记印证此书原持有者曾在黄埔军校的王曲军校工作或者学习过。

屠格涅夫选集之二《贵族之家》,丽尼译,文生社刊行,译文丛书,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初版,民国卅二年六月渝一版,有报纸本和土纸本两种,报纸本定价柒拾玖元陆角,土纸本叁拾玖元捌角。我藏的为土纸本,书封底左边竖排印“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三四三一号”。书前有译者一九三七年二月所作“译者小引”。书原持有者在书尾毛笔字写有“四、十九于南阳旅次读完,诗一样的平静的叙述,对于过去时代的美丽的回忆,掩卷不胜叹息”。

屠格涅夫选集之三《前夜》,丽尼译,文生社刊行,译文丛书,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初版,民国卅二年三月渝一版,土纸本,定价贰拾伍元陆角。书封底左边竖排印“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第二九九八号”。书前有译者一九四二年七月写的“渝版小记”:在抗战的前夜译完这本书。沪战爆发时,听说原稿已经毁在印刷所了。但结果却竟抢救了出来,而且终于出了版,不能不说是幸事。沪版很难流行到后方,有少数被运到后方的,售价也奇昂。因此,趁着书店重刊《屠格涅夫选集》之便,把译文重读了一过,改正了一些显明的误植。书原持有者在书尾毛笔字写有:“卅三、四、廿三读于南阳旅次,对于英沙罗夫的死,我寄以深深叹息。作者为何不让英沙罗夫参加到实际的保加利亚的解放战争中去呢?为何不让保加利亚人民‘寄托希望者’带给保加利亚?虽然这样作者也许含有更深的用意,但这样草草的’病’的处死,仍是凶残的行为。英沙罗夫是应该让回到保加利亚去,保加利亚需要他,保加利亚人民也需要他呀”。

以上几本书封面印有“屠格涅夫选集”的字样,字体是红色,其下的书名占据封面的中心,底色为长条形,上下均为波浪形,书名竖排于中央,设计为黑底反白。内文为竖排繁体字印刷。从整体看,应是手工木刻之后制版印刷的。姜德明先生谈及这种版本时说“在抗战期间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由于日伪的封锁,如重庆、桂林、成都等地同样只能以土纸印书,包括图书插图和刊物封面也都以手工木刻来制版印刷……这些书刊保持了原拓木刻的质朴韵味,甚至是现代铅印技术无法代替的一种艺术境界”(见《土纸书的特殊价值》)。书封底均有文生社社标图,图标内“文化生活”四个美术字自左向右分两排排列。此社标图与后来的社标图有异,后期的社标图为一个低头看书的人及脚下“文化生活出版社”七个字自右向左一排排列组成。更难得的是,三本书里面各有一张单独的人物表,如今七十多年过去了,都完好无损夹在各书中。

黄源在所编的《外国作家研究》(卢那查尔斯基等著,鲁迅、茅盾等译,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初版)一书“前记”中写道:一九三四年夏天,在鲁迅先生的热心倡议与主持之下,藉着茅盾黎烈文诸先生的有力的赞助与支持,给了我们一本以介绍外国文学与外国木刻等艺术为职责的杂志—《译文》。这本杂志自创刊以来,转瞬间已有三年多历史了,其间虽曾起过波折,停刊过一时,但复刊之后,这主要的趋向,明显的特点,还是竭力保持着。而且为了应和与强调这趋向,另外编译了‘译文丛书’,在文生社出版。现在已出版的名著,有果戈理选集二册,屠格涅夫选集三册,弱小民族作品选集二册,等等十余册。写作时间为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夜。《译文》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是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由鲁迅、茅盾、黎烈文发起,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创 刊,至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出至第十三期停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译文》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至一九三七年六月新三卷第四期停刊。《译文》的前三期为鲁迅主编,此后由黄源接编。

既然《译文》是生活书店出版的,要以“译文丛书” 的形式出版单行本,顺理成章应由生活书店出版,为什么又花落文生社呢?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鲁迅为《译文》发起人之一,《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集》对此给出了答案: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生活书店请鲁迅去上海南京饭店赴宴,“晚与广平携海婴往,同席共十人”,商谈《译文丛书》出版事。《译文丛书》原拟由生活书店出版,后表示无意出版该丛书,席间鲁迅与吴朗西、巴金商定,改由文生社出版。” 同年十月八日,鲁迅在日记中写到:“晚吴朗西、黄河清同来,签订译文社丛书约。” (笔者注:黄河清即黄源)至此, “译文丛书”转为文生社出版的事成为定局。

对于翻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经过,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巴金在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王树基的信中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上海文生社成立后一年,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几个从事编辑工作的朋友约好游览西湖(笔者注:此时间值得商榷,文生社是一九三五年成立的,从这整封信内容来看,成立后“一年”应为“两年”)……当时文生社正在编印《译文丛书》,出版了《果戈理选集》,首先印出了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引起读者的注意。我们谈到出版更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大家同意再出一个《屠格涅夫选集》……大家谈得高兴,当时就决定了选题,我们三个人每人分到两种,丽尼第一个报名,选了《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便选了《罗亭》和《烟》,剩下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就归我负责。我回到上海,就找出参考书来,花了一夜的功夫写了一篇介绍屠格涅夫六大长篇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我仍然忙我的杂事。丽尼开始修改《贵族之家》的译稿,陆蠡在杭州湖滨租了一间房子闭门译起《罗亭》来。他们两位都很快交出了稿子,而且很快出版了,反应很好……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第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为文生社的业务跑了重庆、桂林等地,终于在桂林定居下来。我四二年就在那里开始翻译《父与子》……我每天晚上……点起一盏小小煤油灯进行工作,到十二点就上床睡觉,每夜都是如此。夜非常静,我的工作也很顺利,用的是毛笔,后来也用蘸水钢笔。译好了一半,就送到印刷局去排印,作为《父与子》的上卷出版。因为当时邮局寄递书报只收小卷邮件,《父与子》分为上下二册也便于销售。《处女地》较长,就得分印三小册……《父与子》最初用土纸本印刷,为两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印报纸合订本。仍由文生社发行。巴金为宣传屠格涅夫选集撰写的“六大长篇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的全文为:

罗亭(一八五六)      陆蠡译

屠格涅夫写了六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用恋爱关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描写当时在俄国陆续出现的青年的典型。《罗亭》是第一部。作者的作风,没有夸张,也没有幽默。清丽的文笔,深透的观察,同情的描写使得作者的小说近于完成,在这一点别的更伟大的作家也不能够超过他。罗亭是个爱说话不做事,思想大胆,行为怯懦的人。他也他的热情的话语唤起了少女娜泰雅的爱情,却又拒绝她而逃避了。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知识阶级的典型。然而最后的巴黎暴动中的牺牲给我们留下一个希望,而预言了新典型的产生。

贵族之家(一八五九)   丽尼译

《贵族之家》是作者最完美的杰作。诚实,坦白的拉夫列茨基已经不能满足于罗亭的闲荡的生活。他投身在实际的活动里面,但他也不能在新的生活潮流中找着道路,而得到破灭的结局。他所爱的丽莎成了一般温柔、善良的俄国少女最优美典型。艺术的完整、人物描写的精致。与夫横贯全书的哀愁与诗的调子使这小说成了一件最优美的艺术作品。

前夜(一八六〇)       丽尼译

《前夜》在内容的深刻上是要超过《贵族之家》,而技巧的优美也仅次于它。在爱伦娜身上作者表现了俄罗斯青年女性的凄哀的美。她不仅善良,并且勇敢而有决断,所以她选择了保加利亚爱国者英沙罗夫做她的爱人。英沙罗夫不像罗亭,也不像拉夫列茨基,他是个实行的人,而且能毅然地把解放祖国的责任担在他的病弱的肩上。

父与子(一八六二)     巴金译

《父与子》是一部轰动世界的名作,在俄国曾激起大的骚动,且被认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这小说描写新旧两代斗争的悲剧。这是有科学思想和献身精神的新青年和保守传统的旧式贵族之间的斗争,作者第一次使用了“虚无主义”这名词,而且创造了一个典型的青年巴扎洛夫,这是一个不朽的典型。这是不肯在任何权威前低头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被批评家皮沙列夫称为他的“最好的友人”,他的“母亲”。这小说虽然给作者招来许多误解,它却是作者的最有力的作品。它的价值在于忠实地描绘了人心的深处,这在各时代各民族中间常常表现出来的。

《烟》(一八六七)     陆蠡译

《烟》是一部笼罩着灰色烟雾似的绝望的作品。在作者著作中是最具有世界性的一部。这小说表现了以后二十年中支配俄国官僚社会的浅薄与愚蠢,同时很成功地绘出了在这环境中长成的一个荡妇型的交际社会的女性(薏丽娜)。农奴解放后的反动时期中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前途的绝望充分地表现在这书里。这是一本讽刺的书,一本控诉的书,而且是一部自白的书。

《处女地》(一八七六)   巴金译

最后的一部小说《处女地》也是最长的,最健全的一部。作者仿佛走着长远的路程,现在逼近目的地了,在这书里作者以他的惊人的直觉捉住了当时革命运动的最显著的特色,据说玛利安娜就是以女革命家薇娜.沙苏利奇为模特儿写成的,她和淳朴沉着的沙洛明,都是逼近健全的性格。这小说里横贯着作者最后的希望,浸透着作者对于革命运动的真挚的同情。这是一本伟大的书。这是一个预言。

这六大长篇的广告,刊登在《罗亭》(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屠格涅夫著,陆蠡译)护封上。到了1942年9月,迁移到重庆的文生社又陆续重印《屠格涅夫选集》,即渝版。1942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还刊登了渝版《屠格涅夫选集》发售预约的广告。

对于“译文丛书”的主编变动及编辑方针,解放前曾任文生社襄理的湖北作家田一文,著有《我忆巴金》(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版一印,印数二三五〇册),在《巴金与编辑工作》一文写道:《译文丛书》的编辑,鲁迅先生曾给以深切关怀……《译文丛书》初由黄源主编,后因黄源参加了新四军,刚好巴金由日本回国,所以改由巴金主编……巴金主编《译文丛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不论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虽然不象现在这样有成文的编辑方针和编辑计划,然而,巴金的编辑实践说明,他是有意识地介绍外国的艺术大师,并不止限于俄国。他打算编若干大师的选集,例如福楼拜、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主编《契诃夫戏剧集》就有这样的编辑意图。

文生社究竟出版了多少种丛刊、丛书?多少种“译文丛书”?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及实物整理的丛刊、丛书及“译文丛书”种数,丛书、丛刊有二十一种,分别为译文丛书、文学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文季丛书、文化生活丛刊、翻译小文库、新时代小说丛刊、现代生物学丛书、烽火小丛书、烽火文丛、通俗小说名著译丛、综合史地丛书、新艺术丛刊、少年读物丛刊、呐喊小丛书、呐喊文丛、现代日本文学丛刊、战时经济丛书、青年读物丛刊、通俗演唱丛书、现代科学小丛书等等。译文丛书六十九种,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鲁迅译果戈理《死魂灵》第一部开始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毕修勺译左拉《萌芽》为止, 其中契诃夫著、丽尼译《万亚尼舅舅》有民国卅三年九月和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两种初版本,渝版在先,仍算一种。由于资料不全,肯定有遗漏或错误的地方,敬请方家予以补充完善,不吝赐教。

(文字与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艺术家手制书的视觉叙事性

文 / 郭蕾蕾

书与电影、电视一样,包含着时间的概念,往往融汇几个故事的支流,时而倒叙,时而 复合,将每个支离破碎的时光与戏剧性瞬间变化重叠在一起。故事情节时起时伏,它伴随着 时间的流淌,有时似坦荡平野般静寂;有时又如江撞巫山般鼓噪。就这样起伏跌宕的故事“大河”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现代生活中,书籍被公认为一种反应社会政治舆论焦点的转换媒介。首先它是一 种语言的载体,这种载体与传播在今日已不具有唯一性,更便捷的电子、网络、信息形式的阅读与传播,更具有时代感,它如同洪水猛兽一般让人无法抵抗。这一新的载体和媒介的迅速发展与极度膨胀,让书籍和其阅读形式即将成为过去,而这也是今日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安妮宝贝在访谈韦力古书收藏的《古书之美》中曾说道:“被埋没的古时,热衷于插花、 焚香、点茶、挂画的日子,手工逐一制作出端正的纺织品瓷器和食物,尊重四时节气,对万物和天地的敬畏之心,对风雅和优美投以深深爱慕,对高洁和矜持的情操不失信仰……这样的辰光貌似已一去不复返。被电视新闻、互联网、科技电器、虚拟空间、化学污染……种种新世界的衍生物所包围的我们,又何以对历史及传统作何欣赏、表达、维持和保护?”

让我们还能聊以自慰的是,将书和书籍阅读作为一种艺术品和艺术行为而加以传承,这 并非是无稽之谈,这一形成过程将会迅速蔓延、逐渐推进为现实,并且它应不会如将中国祖先的书写形式演变为书法艺术的过程那样地漫长。

二十世纪,艺术家手制书逐渐成为一种潜在的、强有力发展的艺术形式,被视为二十世纪艺术形式的精粹与典范。其出现于每一场艺术与文学的运动当中,并作为一种独特的表 达方式传达着并界定了二十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前卫、独立的艺术运动团体。与此同时,艺 术家手制书也在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领域发展着,它的历史同整个主流艺术发展历史密不可 分。其发展的特定标志为1945年以后,艺术家手制书已经有了自身的实践者、理论家、评论家、发明者与开拓者。众多创作个体或团体,均是在这一艺术领域颇有成就的画家、作家、 诗人以及类似艺术创作形式的艺术家们,例如:版画印刷、独立出版、书籍艺术的传统工艺、观念艺术、绘画以及其他传统艺术。所有组成艺术家手制书的这些元素或是活动都可以被看成是在其原有艺术形式上的一种探索,政治性的艺术运动及运动的产品;表演艺术和传统与 实验的方式;实体诗歌、实验音乐、计算机及电子艺术,还有传统的插画书与图书艺术等等。这些艺术活动的介入,使艺术家手制书的创作更加多元化与无限延展开来。

艺术家手制书与艺术作品同样,在反衬着我们的生存状态、环境、心理。很多书籍作品 使用”书”本身的样式或单纯的视觉图像来描述一个有情节性的故事、活生生的生存状态,都 可成为一件艺术家手制书作品。不仅与社会、个人经验息息相关,也紧密融合文字、文化的 不同蕴涵来传达一种艺术观念。

我的作品《东·西》与《莫·高》便是从书籍语言形式中的视觉叙事性方面所做的探索。

《东 · 西》 East West
2008 年
12 幅,丝网版画、摄影作品、手工线装
34×27.5×3 cm(合拢尺寸)
70×27.5×3 cm(展开尺寸)
罗德岛设计学院、拉菲亚特大学、卡尔顿学院、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美国私人收藏

作品《东·西》创作灵感源于在潘家园的一次闲逛。

说来也蹊跷,有时冷不丁的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想要去哪一个地方,而不谋而合的是往往 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某个冬日下午来潘家古玩市场,如今这个艺术市场已是声震海内外,也成了北京城的一个旅游景点,不少中外游客来这个地方参观购物,大多数人都怀揣 着淘宝捡漏的希望,在整个市场中搜寻着。我随着人流走了一遭却大失所望,这个地方的东 西充其量只是一个劣质的工艺品市场,哪有什么文物古玩。在市场西南侧我看到有一片空旷 的区域,似乎是新开发的,于是走过去想看个究竟,没想到这一看,却着实让我愕然。一大片的佛像与西方圣母、维纳斯雕像,大大小小铺满了足足有五千平方米的经营场地,显得那 么壮观。首先是,反差及其强烈的东西方石雕像,摆在一起给人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击;由于来得晚,阳光正在西下,落日的余晖在人头与佛头的空隙中穿梭,使环境更透出一种神秘感。走了一圈突然怀疑难道平素人们在庙宇中烧香跪拜的佛神也都说不准是从这种地方“进货”的;再细细打量一下,两个印度佛像的前额上均贴有“价签”,有一观音模样的雕像手臂上斜楞地挂着卖主的“腰包”。单看一尊佛像,放在庙宇中,就是神明的化身;唯美的维纳斯像放置于艺术馆中便为众人仰慕的美神;而纵然不知,潦潦草草堆积于买卖场,却倒显示出一身 的世俗铜嗅之味。东·西,暂且将其只当作个“东西”看待罢了。

而在作品《东·西》中除了想要传达以上的感叹之外,还在述说着东西方文化的一种碰撞,或是说一种融合。曾经看过两部主题很类似的获奖电影,一是2004年的《撞车 Crash》,二是2006年的《巴别塔BABLE》。一部讲述了种族歧视,一部讲述了文化差异。似乎很明显,所谓的全球一体化,带来的是要比战争、流血更残酷的问题。生活中因误解造成争执,因自私造成隔阂,因语言造成差异,因文化造成距离。人们总在修筑各种”隧道”, 连接大洋彼岸,连通心灵,连接各种文化、语言、种族。当东方文明撞见西方文化,我想每 一方的人都不愿造成任何误解,彼此融合对方的优点,相互审视一下自身,或许会化解许多不必要的冲突。总在说“平等”,可“平等”的定义又是什么呢?大概,正因为出现了不平等的现象,才有了平等一词,那么是否世界起初便构筑在“混乱”之上呢?此时的东·西,似乎更多蒙上了东方与西方的蕴意。

《东·西》即在题目与内容上运用了双关语的修辞方式,在书籍形态上同样运用了“双关”的装帧形式。作品由6组丝网版画与摄影作品相结合,每一组分别由一幅丝网版画与一件摄影作品组成。每组第一幅是根据潘家园地区的印象而创作的丝网版画,相对艺术性语言更强;第二幅以石雕佛像大卖场作为背景素材的摄影图片,并选取画面某个局部一一即具有鲜明特征的石雕像作为画面焦点,商业气息更浓郁;当两张画重叠在一起时,观者可以透过第一幅丝网版画画面中镂空的部分看到第二幅摄影作品的焦点所在图像,而第二幅的焦点图像同时又是第一幅丝网版画不可或缺的画面组成元素。此种穿插重叠无形中给观者一种艺术作品与非艺术的商品之间的视觉反差效果,同时反映出东西方造型艺术特征的反差与文化的融合。而版画技术与手工装订同时采用也是艺术家手制书作品中常见的创作方式。

《莫·高》East · West – Mogao
2015 年
12 幅,丝网版画、手工刻板、手工线装
49 × 26 × 2.5 cm(合拢尺寸);100 × 26 × 2.5cm(展开尺寸)

在艺术家手制书作品中,无意义的、更少情节线索性的、叙事性的作品也占有很大部分。再例如《莫·高》这件作品,同样是运用文字的双关语特性,以单纯的视觉绘画来叙述一个观念。作品创作源于莫高窟壁画中的历史故事与形象,结合当下敦煌这一“留守”城市中的人文生活现状,两者既相融合又互相对峙。在书籍装帧形式上,两页一组的形式以锁线装与经折装结合在一件作品之中。每组的第一页,画面元素均出自敦煌壁画,呈现出的画面与记载中当时的辉煌盛世吻合,其形而上的引导思路完整遵循人们对于莫高窟壁画意识形态层面的想象。而每组第二页则是今天敦煌这座城市现状的忠实临摹,当今人们对于壁画中曾经的盛世仍持有膜拜意识,但这对于过去敦煌的膜拜和现今敦煌这座城市所经历的价值观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且奇异地并存共生。在第一页中的某一画面元素原封不动地出现在第二页中,意味着在人们对于莫高窟壁画中的想象与至高无上的崇拜,在现今人文生活中却呈现出 了另外一番光景。

两件作品整体由丝网版画印制完成,没有文字、没有故事情节,却通过不同的颜色、造型构成很轻松、随意的一页页书页,从而形成每一页所要传达的城市表情。即可以是一本图 像式生活日志,也可以是一部抽象的城市绘本小说,同时还可以看做是不同心情的颜色表达、 城市的彩色纪录。正如文章开篇所言,书籍可以将生活中的零星碎片,以视觉艺术的形式组 合在一起,时而呈现线性的叙事情节,时而展现戏剧化的瞬间表情,并且将其融合在一起给 观者以强烈的视觉反差印迹。

《敦煌之二》
2015年
丝网版画、手工装订
合拢尺寸:30×9×2 cm
展开最大尺寸:73.2×30 cm
《敦煌之六》
2015年
丝网版画、手工装订
合拢尺寸:15×15×2 cm
展开最大尺寸:80×15×15 cm
《敦煌之五》
2015年
丝网版画、手工装订
合拢尺寸:13×13×18.5×4 cm
展开最大尺寸:129×12.5 cm

如上所述艺术家手制书首先要注重艺术观念性的表达,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视觉表现形 式。但是无论文字的、纯图像的、抽象的、装置的,以及互动的艺术形式,都应以书籍艺术 语言作为主要创作思想,加以阐释与表达,在翻阅书页的同时于纸间、于脑海、于心间留下些许感动。在此也希望藉以艺术家手制书的形式能够长久留存对书籍阅读形式的一份热忱与 对中国传统印刷术、装订技艺的一丝留恋,这或许也是接续古人制书之精粹的一种延续。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视觉书屋”,获授权转载)

《四世同堂》终“同堂”

文/ 蒲湖

工作之余喜好去旧书店(摊)转悠,一日在城里中山街光霞旧书店,东翻西寻中找到老舍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一版一印、丁聪插图并封面、孙奇峰书名题签的《四世同堂》上下部两本(上部载第一部《惶惑》,下部载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饥荒》,共八十七段),惜上部缺封面(用牛皮纸粘贴)。

此上下部共有丁聪插图20幅,其中上部8幅,下部12幅,图内署“小丁1979”或“小丁79”,且都有编者撰写的《致读者》:我们愿向广大读者推荐我国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四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它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充沛、真挚的感情,立体、典型的人物,描绘了北平人民在过去的年代里充满着痛苦、屈辱和愤怒的情景。

上部还有老舍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在重庆北碚为该书写的《序》、摄于一九四五年底的个人照、《四世同堂》手迹影印件,以及老舍夫人胡絜青一九七九年九月所写《前言》,该前言开头写道,小说共八十万字,是老舍著作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它的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的精力最大,也是老舍自己最喜爱的作品之一。“现在借小说重新出版的机会,将这部作品的创作经过简单的说一下,老舍在一九四四年元月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到一九四五年底才写完这部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一九四六年三月,他与剧作家曹禺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在美期间,他写了这部书的第三部《饥荒》。”此系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首版之《《四世同堂》,且有著名大家插图、封面、题签,殊为难得,虽有缺憾,也购而归之。

面对无封面的上部,我一直寻思着调换一本,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获悉,北京一家鱼腥草书店有此书出售,便用邮政账号汇款价购。而在搜寻上部时,意想不到地发现此书竟还有补篇一部,原来的书是不齐全的,有似“残本”。该补篇也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983年一版一印,61000册(上、下部印数不详)。同样在该网,上海的一家友联书屋有补篇售,却只有工行、农行账号,然我偏居乡野,仅有邮政储蓄银行网点,又嫌邮局汇款太慢,于是专程到城里银行汇款。顺便到每次进城都要去的解放街思越书社转转,此书社也在孔夫子旧书网开店。我随手一翻,刚汇款要购买的补篇映入眼帘,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补篇1983年出版,距上、下部出版时间隔四年之久,配丁聪插图4幅,图内署“小丁1981”或“小丁81”。我询问其为何未在网上发售,店主说书刚到还没来得及上网,喜而购之,并及时回复友联书屋,言所购补篇不需,拟另购它书。补篇到手,只缺上部了,不日却收到黑龙江林先生寄来的上部,我是给北京鱼腥草书店汇的款,书何以从黑龙江寄来?鱼腥草书店店主来电解释道,接到汇款后遍寻上部不着,遂帮忙联系别处订到。

上部、补篇到手,加之前购下部,一套《四世同堂》终于“同堂”了。抚摸良久,思之再三,我决定将书寄给远在北京的舒乙先生,附信告知三本书“同堂”的趣闻,并拜请题跋、签名、钤印。书寄出了,我又忐忑不安起来,对一个素不相识读者唐突而冒昧的要求,身兼多种社会职务、诸事缠身的老人能圆我的梦吗?

月余等待后的一天上午,终于在邮局收到封上有“北京舒乙”字样的印刷品,急切拆之,见每册上均有上款、签名、钤印,上部、补篇还另有题跋。其上部题跋为:这是个好版本,将上、中、下全收齐,不容易,当好好保存。

补篇题跋为:《破镜重圆》是我二十七年(此处误漏一“前”字,笔者注)的作品,今得见,倍感亲切!

舒乙先生题跋中所提到他写的《破镜重圆》,全名为“破镜重圆—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载补篇的最后。全文分为“它是完整的吗”、“他写完了”、“他是个忙人”、“它是个谜”、“她是咱们的朋友”、“它有了一百段”等六段,内容主要写的是上下部出版后,国内外不少敏感的读者猜测好象没写完;根据掌握的情况分析,老舍按计划写完了(包括后十三段的部分手稿毁于十年动乱),只是没有发表全;《四世同堂》英文节译本《the yellow storm》(《黄色风暴》)非常有趣的翻译过程;一九五零年《饥荒》在《小说》月刊发表时为什么要删去最后十三段的猜测;最感人的一位日本老太婆的故事;由美国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四世同堂》英文节译本中找出,马小弥再翻译成中文的经过。

补篇前《再致读者》称,把“失而复得”的后十三段“奉献给广大读者”,之所以说“失而复得”,是因老舍在上部《序》中说,假若诸事能“照计而行”,则此书的组织将是:

     1、  段—-一百段,每段约万字,所以

     2、  字—-共百万字

     3 、 部—-三部。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

而老舍夫人胡絜青在上部《前言》中称,老舍在美国期间,写了这部书的第三部—-《饥荒》,这一部比预计的字数要少,只有十三万字。这可以说明《饥荒》后十三段(即八十八—-一百段)在一九七九年出版上、下部时是没有被发现其存在的,也就是说当时根本不知道有这后十三段。因此,舒乙先生在《破镜重圆》中叙道:《四世同堂》的结尾,由英文节译本找回来了,绕了一个复杂的大圈,先“中”,再“英”,又“中”。当然,这又是一件趣闻;非但是一件趣闻,简直是一件巧事;非但是一件巧事,更是一件喜事,谁不为它的复原而庆幸,而高兴呢!一百段,总算是找齐了。虽然并不完全等于原来的一百段,但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这也可能说是称为“补篇”的原因吧)。

我所收集的这套分别盖有“黑龙江电大富锦分校藏书”方形章、“荷包湖修配厂图书专用章”方形章、“孝感师专附属中学图书室”椭圆形章,舒乙老题跋、签名、钤印,“总算是找齐了”并相聚于寒舍的《四世同堂》上部、下部、补篇,对我而言,又何尝不是“庆幸而高兴”、“很有价值的事”呢,真乃缘份,幸乎!

附:读者评论

幸事一桩。蒲湖一文信息量够大,所隐含的话题也足够丰富。他在文章中谈及到他处心积虑地收集《四世同堂》所有一、二、三部及补篇的奇特经历,详细讲述了自己出于对老舍先生特殊感情,就老舍著作中文字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作品,如何在出版40多年之后,经他线下线下多渠道打探与挖掘,由黑龙江和湖北等地不同图书馆寄出并得以"相聚一堂",再谋得老舍先生之子舒乙老题跋、签名、钤印,最终遂其所愿的曲折故事。

这种爱书惜书掏书的生动故事,确实感人至深。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当今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被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对物质利益和物质享乐的追逐之中,较少有人安于现实的贫困,而执着于对精神生活的探寻、沉迷于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之中。

蒲湖算是极少数当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从他的身上折射出了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坚守与纯正。难能可贵的是,蒲湖作为常居乡野的一位普通读书人,以其独特的视角切入,抓住《四世同堂》这部著作中英文版发行的演变过程,较清晰地梳理了该书出版发行的前世今生,通过傍及丁聪老众多典型插画,一并暗示了该书特别的价值及收藏的意义之所在。

须知,有年头有价值的旧书不易得,分册出版的各个部分的旧书收集全更是不易,获取著作者后人暨文化名家的签名之类的墨宝与印迹,更是不易之中大不易。就此而论,浦湖不只是幸运儿,更是有缘人。

理想国十一月书单:《在俄国》

《在俄国》,顾湘 著,理想国出品,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1月出版

理想国imaginist

21世纪初,顾湘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攻读新闻系硕士学位,本书记录的便是她在俄罗斯的三年留学生活。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循时间记述秋季的课业、冬季的阅读或夏季夜晚的湖泊,存在于电子邮件和网络聊天室的朋友们,乃至坐火车、搬宿舍、遭贼、打工、恋爱、光头党肆虐,部分篇目曾发表于《萌芽》;第二部分是为《东方早报》写的专栏,风格陡变,转为一帧帧工业绘图风格的速写,仿佛不带情感的新闻播报员,为我们带来有关过去的讯息。

这部写作于十六年前的作品,曾在2005年以《东香纪》为题出版,绝版已久。此次全文由作者重新修订,加入新文章三篇,图文经重新编排。强烈的时代印记,清贫的留学生活,以至各种孤独、危险、无聊的境况,都被顾湘以坦诚、不遮掩的笔法一一记录下来。

《在俄国》首页:

“在这个国度,书中人物可以相互问这样的问题:为了幸福,我该如何生活?什么叫美好?人为何受苦?人该做什么?” — 盖伊·C·范德海格

 南方人物周刊 杨楠 《顾湘:住得很远的人》

“是俄罗斯教会了顾湘,物质生活可以贫乏,精神世界必须丰饶。

本科毕业前,顾湘手上的稿费攒够了读书的钱——去俄罗斯留学性价比很高,顾湘至今还会这样推荐——顾湘喜欢俄罗斯的一片苍茫,保留着粗粝和原始。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建筑好看,就算天天在建筑里转悠都很划算,顾湘这么想。

她乘火车穿越辽阔的欧亚大陆,山不见山,大海无垠。伏尔加河水一处比一处更蓝,斯大林格勒战役博物馆是她看过的最好看的博物馆之一,她喜欢在图拉跟人问路:请问博物馆怎么走?这博物馆说的是托尔斯泰的宅邸。

那三年没吃没喝还很穷,但顾湘说那三年太快乐了,她体验到人的质地,和生活的可能性。她同俄语老师热烈地说纳博科夫,又突然说起圣彼得堡;她在河边看到一位年长的妇女望着金色的夕阳流泪,妇女同她说,这就是神在世界上的显示,令人感动;她在火车上听到几个陌生人因为讨论哲学迸发出火花,不仅哲学还有社会现状、人生意义,甚至是数学;或者她突然被人问,你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怎么看,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对方就说,只有神是值得讨论的。

人是可以这样生活的。在俄国,每个人生活都很简单,都没什么钱,但他们不以为意,就成天琢磨这些,琢磨这些乱七八糟的,没什么用的。”

豆瓣读书读者评论

“顾湘,一个伶牙俐齿天马行空的女子。92年的时候看《中外少年》,那时候顾湘的字就客串其中。我仰着头,看星星一样看着他们以及他们的文字。后来顾湘说她出书了。直到她出到了第四本,去俄罗斯留学了,又留学回来了,我才在南宁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书店里买了她的这本《东香纪》。并且拖沓着。零碎着。又直到这么一个寒风肆虐人神共愤的天气里。才比较完整地看了些。

懵懂的年纪看顾湘。挣扎着老去的现在也还对顾湘一厢情愿痴心不改。这种坚贞用在古时的爱情。是不是可以让县老爷给奴家立一个牌坊?” — 一只猫生于冬天

“整本书读下来,感觉很轻松,读完以后才发现这书适合坐在阳光下的草坪上看。灵动的语言,这是我的感受,没有网络文字的阴暗以及华丽的空洞,一切都是很实在的。她喜欢用长句。在安静的教室里跟随着她的笔触,将俄罗斯神游了一把,彩色的画面,大段大段的叙述使人全然忘记自己身处何地。

全书一共十三章,从生活的细节到古老的建筑再到自己在异地的生活,出行俄罗斯的各个城市的见闻以及这个城市的爆炸带来的恐慌,其中穿插着那些可爱的老师们和那些强悍的娘们,称俄罗斯的女人们为娘们,是因为她们真的很强悍,俄罗斯女人最大,出门都是女人比男人安全。

书中我最喜欢的是她写的《孔雀蓝的莫斯科》,《温热的土耳其烤肉》《雅罗斯拉夫尔》。俄罗斯以寒冷著称,天空却是孔雀蓝的颜色,让第一次踏上这片国土的顾小姐为之惊喜,书里彩页整了满满的一页孔雀蓝,非常之漂亮。

土耳其的烤肉经常在街上看到,可是没有顾小姐写的这样让人馋嘴。她们常常坐着有轨电车去吃烤肉,这也是在异地生活的一种乐趣,顺着肉香一直生活,也许可以暂时忘记思乡的愁绪。而雅罗斯拉夫尔,这是全书中为数不多的一整段都是个人情绪的描写,似乎看到很细很细的血管埋藏在冰天雪地之下,太过寒冷和惆怅。

一个在异地求学的女子用她最平和的语言将一路风景全然展开,有趣的是书里有很多有关俄罗斯的小贴士,有兴趣去俄罗斯的人可以从她的小贴士里把握全局,成就一次出行者的快感。” — 燕子青云

读《岛上书店》

编注:今天的读书栏目介绍一部围绕书店和书展开情节的小说。下面的读后感是选自作者公号的原创内容,已获作者授权。

英文原版:The Storied Life Of Aj Fikry by Gabrielle Zevin, Thorndike Press, 2014

中文译本:《岛上书店》,  [美] 加布瑞埃拉·泽文 著,孙仲旭、李玉瑶 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文 | 小爱 

阅读是件轻松愉悦的事,特别是读叙事性的文学小说。

写读后感便不如此了,为什么还要写呢,想记得更久一点罢。

《岛上书店》用了一周通勤地铁时间读完,一个词的感受是:温暖。

此书主要讲生活在艾丽丝小岛的书店老板AJ的故事:他失去了妻子,对生活没什么留恋。在某天喝醉后他丢失了自己的宝物,一本叫《帖木儿》的珍藏版诗集。万念俱灰之际,机缘巧合,他收养了一个被遗弃在书店的婴儿,玛雅,生活随着变化。之后AJ遇到了自己的爱人,某大型书店销售代表艾米,并最终结婚,三人一起幸福生活。最后AJ得了绝症去世,小岛书店转卖。

故事中还有其他关键人物:

在小岛书店组织警察读书小组的警官,玛雅的教父,兰比亚斯。

AJ的妻姐,学校戏剧俱乐部的老师,玛雅的教母,伊斯梅。

AJ妻姐的丈夫,风流的过时作家-丹尼尔。

艾米交往过的美国英雄。

艾米,AJ和玛雅三人的妈妈。

玛雅的同学和老师。

《迟暮花开》的真作者和假作者。

AJ的妻姐伊斯梅,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胖胖的红头发的、上了年纪的大妈型人物,非常善良。她和丈夫丹尼尔没有孩子,流产过7次。她和丹尼尔的婚姻是带点儿悲剧的,彼此没有真爱,直至伊斯梅在AJ婚礼后发生车祸。她以为自己便是如此终老了,之后却和警官兰比亚斯开启了新的爱情。

兰比亚斯是AJ的朋友,小岛的警官,喜欢读犯罪文学和青少年文学,组织的警察阅读小组是小岛书店最有生气的小组。他自荐做玛雅的教父,AJ喜欢找他帮忙开车,他了解AJ,深爱并支持AJ一家。AJ去世后,为了保留小岛书店,他和伊斯梅买下了书店,成全了“没有书店的小镇,算不上个小镇”的说法。

《迟暮花开》作家活动是个非常有戏剧性的插曲,本来初衷也是很具戏剧性的。陷入爱河的AJ为了让艾米来小岛特意组织了这一期活动,请了高龄的“作家”来参加,结果“作家”把活动搞得一团糟,而艾米也在那天知道了《迟暮花开》背后的故事。当然,我想AJ最后也是知道了作者真相的。但《迟暮花开》是他们爱的开始,在他们的婚礼上艾米喜欢的那段话被朗读出来:

“因为从心底害怕自己不值得被爱,我们独来独往。然而就是因为独来独往,才让我们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会驱车上路。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会遇到他(她)。你会被爱,因为你今生第一次真正不再孤单。你会选择不再孤单下去。”

读着读着才越发觉得,此书讲诉的是爱,讲诉的是孤独和爱的连接。

主人公AJ失去了深爱的妻子,失去了《帖木儿》,在生命低谷之际,遇见了玛雅。养育玛雅的经历刷新了他自己的生活,命运又巧妙安排他与艾米重聚,并重新获得了爱情。却在人生圆满之际,得知自己患了重病,终于默然退场,小岛书店也随之变卖。

貌似凄凉的结局,自己读后却并无悲伤凄凉之感,反而是AJ人生中经历的种种,让我觉得一切自然而平淡,美好又简单。即使最后书店变卖,也是转给了玛雅的教父与教母。书店还是留在了这个美丽的小岛,还增加了舞台和咖啡厅功能,一点点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最令人感动的是,故事到最后都没有人向玛雅揭示她的真实身世,只是让这个AJ培养出来的有趣的小书呆子自由地成长。

AJ和艾米的爱情,是两情相悦,艾米说AJ是好人难寻。

AJ和玛雅的亲情,是有趣、温柔,二人互为心灵之友。

他们都爱书,爱读书,书是他们的纽带,相知相亲相爱的媒介,然而比书更重要的是爱,正如AJ所说,“我们会成为我们所爱的那样,是爱成就了我们。”

“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书、孤单和爱的故事。

读黄裳记

编注:黄裳先生著述颇丰,也以藏书家闻名。本周读书栏目就来谈谈黄裳的书。

《锦帆集外》,黄裳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

文祥

黄裳先生的文字我喜欢了几十年,近日翻到自己2012年9月12日日记:“《南方周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都有文纪念黄裳先生,他本月5日去世。几篇纪念文字都是急就章,既少资讯,也缺见识,相当不成样子,与黄裳先生自己的文字不能比。”

记得金性尧先生数年前逝世,《万象》杂志发过两篇纪念文章,也不令人叫好。因为金先生自己的东西都到了炉火纯青地步,写纪念文字要能相符,实在是难题。而今老成凋谢,要找到识见经历、才情文字都够格者,举世已凤毛麟角。

这不,今年初听说《万象》杂志支撑不下去了,到9月份还未见重出报摊,大约真断了气,可惜了一份读来有兴味的好杂志。

初读黄裳先生说来很早,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湖北洪湖县城一个老旧机构内栖身。那时流落在洪湖的武汉老知青,有好几个交流书籍的圈子。这本《锦帆集外》依稀记得是从长航船厂一个当电焊工的中学同学处借得。久借未还倒不是因为书好,当年刚过20岁年龄,不觉其好。而且现在来看,《锦帆集外》是黄裳先生少作,比不了文革后先生文字老辣。当年翻了两篇,觉其琐细,随手插在书架上,借书与出借双方,都没当回事。

翻那几年的日记,就没记这本书,倒是读约翰.根舍的《内幕》系列,如《非洲内幕》、《欧洲内幕》,读朱可夫的《回忆录》,甚至读《阿登纳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都有记,真正是年轻气盛读大书的时日。

《锦帆集外》, 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初版内页

《锦帆集外》是本有出版掌故的书。书是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版,收在“文学丛刊”第九辑内,辑书有十六种,主编是巴金。

我手头有蓝布硬面精装本。书脊上却是烫金书名《风》,还有烫金的作者名。当年留下疑问:为什么一书两名。

《过去的足迹》, 黄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到得1984年,买到人民文学版的《过去的足迹》,压卷一篇即《题跋一束》。文中讲到此书精装的轶事,才解了我心中之惑。

黄裳文中说,《风》是《锦帆集外》的特印精装本,是道林纸印内页,蓝布硬面精装,书脊上书名,作者名烫金,成书仅10册送人。黄裳还说,此外还用宣纸印了一部为作自己纪念,分装上下两册。文革中抄走,文革后发还旧物时仅存下半部。

复述这则轶事,一是想说,老一辈文人还有出书时弄点毛边本,特印精装的雅兴。二是说民国时期对出版物的管制,还有让你玩书的自由空间。

关于此书,还有可说处,此书扉页上钢笔字直行题:“一文兄:黄裳/一九四八年五月”。

高考恢复后我进大学读中文系,是1978年元月。第二年《读书》杂志创刊,黄裳先生在此刊常露面。写《书林一枝》专栏。比如当年名篇《谈禁书》就出自此专栏前几篇。我经《读书》转一信给黄裳先生,询“一文兄”为谁。黄裳先生回信简省,客气。仅说:是田一文,建国后在武汉文联任职,久未联系,让我自己去问问。相比之下,李健吾先生对复信就热忱太多。我写信请教他某文中,“自然主义思潮”后缀用“思潮”,为什么不似“现实主义”后接的是“运动”。李老先生洋洋洒洒,细举理由,钢笔写满两整张信笺。只是字难认,好几个同学猜了大半天才算认全了。还烦扰过袁可嘉、金克木几位先生。只是三十年后什么印象都没了。金克木在三联版《旧巢痕》扉页上签名,不用“辛竹”,用的是“金克木”。

这都是当年年轻好事,也就如今日会上,遇见某名家,要上去搭讪,见识一下“下蛋的母鸡”。那时要是问问其余九册都题赠何人,还可借此看看黄裳当年交往友朋,可惜那时兴趣不在此。

《翠墨集》, 黄裳著,三联书店1985年版

到得一九八四年、八五几年,书逐渐好买,黄裳的《翠墨集》《银鱼集》《榆下说书》都已买到,且仔细读了。《读书》开初几年,我都是将黄裳文从刊中撕下,自己装订成一册。略近于他四十年代弄精装书意思。

《银鱼集》, 黄裳著,三联书店1985年版

《书林一枝》是《读书》开得最长的栏目,至少从我自装的黄裳文看是从1979辑到1990年。一个专栏开了10年以上,也应属历史纪录吧。

1987年春末,我随全国公安竟陵派文学研讨会去荆州,在途中读黄裳文字打发空闲时间,查到5月11日、13日两记:

“下午听郭预衡、徐中玉、吴调公、马季高诸先生发言。晚餐后看电影《美食家》,是改的陆文同名小说。回宾馆后读《过去的足迹》。黄裳先生无论书话游记,观剧随笔都写得出色。每篇都有经历,有情绪,有掌故,在存亡兴废上感觉敏锐。这类主题在中国小说散文传统中最难翻出新意。黄裳却写出了自己独具的面貌,是有兴味的文字,或者如知堂推重的有性情有见地的小品。”

“早餐前后读《过去的足迹》,黄裳衡文论人最能道破个中隐情,曲笔,微妙心静。比如写柳如是、吴梅村诸篇皆是。他读得仔细,聪明,有会心,因而他的书话中识见尽出。”

“奇怪的是黄裳论及明清古籍与人物者众,尤重晚明清初一段,但没见过他讲公安竟陵派,为什么倒是知堂老人屡有论述?”

比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那本讲义,在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里,大部分讲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即公安竟陵二派对于载道派文学的反动。知堂老人从个性解放与文人的个人自由出发,自是能有梳理“载道”、“言志”两种文学潮流的意趣。

黄裳关怀的是社会剧变时期,文人的个人遭际。且是从个人遗存著作与社会文献出发的,不脱藏书家及新闻人本色。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大陆风云激荡,读书界更关心激辩改革话题。我那三年主《武汉青年报》笔政,身不由己在政治新闻漩涡中打滚,黄裳先生的作品集子也从我书桌退到了书架上。

再次拿起黄裳先生的随笔集子,是刘绪源编的黄裳六卷本出版。其后黄裳先生与柯灵先生打笔墨官司,你来我往都动了真气,煞是好看,也足以显出两家的文字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