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成勇 循诗中有画之说，对诗画交融进行专门阐述，并屡有新见的，是流沙河先生。三联书店1985年版《隔海说诗》，率半篇幅总题被冠以《诗中有画》。这里共有28篇文章，先生从《诗经》到《离骚》，从汉诗到乐府再到唐诗，都有例举，但主要还是谈唐诗。文中借助摄影、电影、音响等表现手法，寻找诗人的诗情画意，总结诗人的创作规律，往往发人所未见。如，既缘前人所见，谈王维画景；又独具只眼，谈唐诗画人（体态美、意态美）、画声（夜半钟、满楼风、幻声与幻听）、画色（寂寞红、伤心碧）。沙河先生性喜戏谑，为文幽默，在深切领会之后，寓真知灼见，于轻松蔼然的闲谈之中。虽是三四十年前旧文，现在读来，仍然可喜可亲。 先生深谙书画同体之道，于文字，钻研甲骨、钟鼎，批勘许慎，自称“认字”；于书法，独创“余体”，别具一格，瘦硬通神，世所称道，自称“画字”。1999年，先生应邀至十堰，参加新华书店购书中心庆典，笔者有好几天时间，得与先生“朝”（陪进早餐）“夕”（拜访请安）相处，其它时间，均由龚明德老师和胡荣茂先生陪同。时间虽短，先生博学多识，温良恭俭，读写俱勤，晨昏不废，对我深具影响。尤以在十堰一个风雨之夕，大摆龙门阵，侃读书做人，使我（还有百余听众）深受教益。2005年11月，我已在省新华书店上班，收到先生新著《流沙河近作》题跋毛本，明德师托彭祥林兄送书时，另附短笺，言及“我和流沙河先生以及张放等友人都常念及你”。当晚就把沙河先生赐书裁读一过。未料次月，奉调出版社，工余编书，自然把老编辑沙河先生的书拿来温习，其中，《为书画进一言》深获我心。先生言： “画弃工而求野，字轻楷而求怪，鼓动成风，盖有年矣。或以为工与楷乃艺术观念落后，而目野与怪为思想解放。甚或援引东洋之说，置神形于不顾，妄标墨趣，种种见识，糊涂十分。汤汤泛衍，恶流九甸。未学爬而学跑，似驴耳之听秋风。不修业而修道，如马蹄之奔捷径。” 我编《沈祖棻赏析唐宋词》《王兰馨赏析唐宋词》，约请扬之水老师用日本花笺、以闺秀小楷书清真词；书法家黄家喜用角花笺、以恭楷小字书宋名家词，沙河先生这段话是直接诱因。再过十年，编《唐诗画谱别裁》《宋词画谱别裁》两册，仍然邀请黄家喜先生创作书法以作配图，同时撷取沈祖棻、王兰馨先生相关赏析文入书。不仅装下整部唐诗、诗馀画谱，置换了明人书法作品，新增了部分赏析文字，又将大部版刻图画改成小样，作为装饰，置于页下，颇类恭王府所创角花笺。而笺纸都是可以用来书写和绘画的。读者展卷赏读，体味祖国传统艺术诗画同源、书画同体的时候，一时兴来，心慕神追，提笔濡墨，写将起来，更是自然而然地，附合古人提倡的“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的学习方法。而我则见到过流沙河先生晨读暮写，堪称幸甚。 我想，面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不必抱持太多功利主义，应该寻找多种实现形式。喜闻乐见，便可潜移默化。有益身心，就是艺术效能。诗、书、画、文，集于一册，而又有大量余裕让读者书写、涂鸦，编者心企力及的，也许是旧瓶新酒、旧酒新瓶交互作用，或许还有邹韬奋“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感召。 当然读者不必如此会意，而编辑却应这般措意。这就是老编辑流沙河先生给我的启示。昨天（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日）与龚明德老师同在北川县，又同于石椅村喜见彭林祥教授，欢欣之余不免思念起流沙河先生，翻出旧文，略事修改，再向他老人家致敬。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金堂文旅”，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李思孝 王若水在1949年是随着解放军从冀中根据地进入北平的，最初在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主任就是邓拓。 邓拓发现王若水是个人才，对他很器重。当时彭真打算推荐邓拓当最高领导的秘书。大概饱读史书的邓拓知道伴君如伴虎，婉拒了。1950年被调到人民日报，当了范长江的助手。不久范长江奉命南下主持上海的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便由邓拓主持。1950年底，他把王若水也调来。 1988年3月，王若水写了回忆1957年领导接见的文章，透露了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邓拓等一行人衣冠楚楚，来到菊香书屋，正襟危坐。令人震惊的是，大家刚刚入座，上面就对邓拓进行了突如其来、没头没脑、如同倾盆大雨似的批评： “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该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诋毁、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最高国务会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邓拓有德，会团结人，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忍心反对你，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 更让王若水大为吃惊，并且莫名其妙的是上面对邓拓说： “西汉后期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我看你像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说到此，邓拓不得不表态了，他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但我实在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希望考虑撤掉我的职务。” 上面生气地说： “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进，养尊处优，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上面抓住邓拓不放，还跟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名曰《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有关。这篇社论是由周恩来主持撰写，刘少奇审阅定稿的，它是当时“反冒进”风头的产物，得到朱德、邓小平、陈云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但上面却认为这篇社论是批评他的。当邓拓把这篇社论呈交审阅时，上面知道多数人赞成这篇社论，他不便于反对，只写了模棱两可的三个字“知道了”，邓拓于是把社论发表了。 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大跃进”的风头已经很浓了，上面认为时机到了，便高调对那篇社论表态了： “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在‘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笔法一样：‘东林虽有君子，然亦有小人’。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一来不冒犯我，一来是借刀杀人。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是秦琼卖马。” 在南宁会议上，上面再次批评了邓拓，却表扬了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还把报告拿给周恩来看，问道：“你能写出这样的报告吗？”周答：“不能”。 王若水对上面说邓拓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大为不解。多年后，王若水才悟到，这是指桑骂槐，借题发挥。 两个月后，上面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一度因带头鸣放风光一时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的头头，如徐铸成、赵超构、储安平等都被打成右派。其下面的编辑、记者也有很多也被打成右派。唯独人民日报的编委会成员，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副总编辑黄操良自杀，涉及到生活作风问题，全报社打成的右派，也少于其他新闻单位。邓拓对胡绩伟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应该说，这是邓拓的功劳。 在回忆1957年领导接见一文中，王若水把在领导卧室的谈话，称作“床前谈话”。谈话是从严厉批评邓拓开始的，气氛比较紧张。 实际上邓拓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上面讲话没有公开前，也不引用”是有根据的。而且当上面离京南下视察前，亲口对胡乔木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暂不公开。 上面批评邓拓以后不久，就把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社。开始只是总编辑，后来连社长一起当起来。邓拓不得不离开他工作了将近10年的人民日报，被彭真调到北京市委当副书记去了，主编理论刊物《前线》。 1959年2月12日下午，人民日报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对邓拓表示欢送之意。邓拓不失书生、才子本色，在讲话中，一句一顿地吟诵了他的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七言律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的知心战友胡绩伟，把诗中“文章满纸书生累”解读为“文章满纸书生泪”。总观邓拓一生的遭遇，这样的解读是有道理的。当他1929年离别家乡时，他就吟诗曰：“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当他1933年被捕入狱时，他曾“铁窗风雨急，引吭且狂歌”。当他在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撰写他的处女作《中国救荒史》，面对每次灾荒的牺牲品芸芸众生时，他能不流泪吗？更不用说当1937年他25岁时，来到华北抗日前线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达10年的“八头骡子办报，三千字内写文章”的办报生涯了。那是血泪双流的艰苦岁月。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穿着钢丝背心，坚持工作。在反扫荡时，他骑在马上，边赶路边写文章。每当有战友牺牲，他都是流着泪与之告别。比如原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在太行区反扫荡中不幸牺牲，邓拓写了“哭何云同志”，其中就有“云山遥祭挥无泪”，“血溅太行志亦酬”之句。在这样艰难困苦，硝烟弥漫的环境下，他当了整整十年的《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及总编辑。直到1948年6月15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诞生。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诗： 毛椎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冈浦胡骑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华岳共峥嵘。 邓拓在接手新的人民日报后，带着战争留下的伤病，又没日没夜地干了将近十年，把人民日报办得有声有色。 邓拓还发挥他熟悉历史的特长，发表了两篇准学术论文，一篇是《五四运动是谁领导的？》，另一篇是《<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成为《红楼梦》研究中，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说的代表人物。 1955年，中国评出60多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类似于1948年中央研究院遴选的81名院士。这81名院士中，超过2 /3以上49年未去台湾、美国，而是留在了大陆。其中绝大部分成了学部委员，只有拒绝思想改造的胡先骕等少数人未成为学部委员。在60多名学部委员中，真正共产党员的，为数极少，邓拓是其中之一。中共“八大”酝酿中央委员时，邓拓是被提名的候选人之一。可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当时邓拓都享有崇高的声誉。 几年后，邓拓邀胡绩伟同游潭柘寺，向胡袒露心扉。他表示：“如果允许的话，还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点书，多写些文章。”他还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等等自由都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 他还对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谢兴尧（谢和王若水是唯一被邓拓亲自调来报社的）说过这样的话：想到颐和园当园长，安安静静专门从事历史研究。 然而，在他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后，他仍坚持操守，努力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他以其多才多艺的特长，活跃于文教、文艺、新闻、历史、考古、书画、红学、戏剧等领域。他主编的《前线》，虽是理论刊物，也发表一些政论、杂文等作品。王若水就曾在上面发表过《蚂蚁与玉皇》等作品。 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换一个地方，心情舒畅，就会焕发出新的活力。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和聂荣臻一起，是邓拓在晋察冀根据地时的老上级，互相了解、信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郑天翔、吴晗都是清华出身的知识分子，还有廖沫沙，也是文人，大家气味相投，和谐相处。这样一来，不仅有北京晚报邓拓的燕山夜话，也有《前线》上吴晗、廖沫沙和邓拓合写的三家村札记。它们名噪一时，脍炙人口。 邓拓是王若水的伯乐，不仅发现了他，还培养他、器重他，对他的工作、学习、写作以至于生活问题，都很关心。一些肺腑之言，也敢于向他吐露。在上面批评邓拓几年之后，王若水曾去看望邓拓，邓拓对上面的批评仍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要做结论的！” 谁能想到，文革初期，林杰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说邓拓的杂文《专治健忘症》是有所指的。据说上面看了此文，沉默许久没有吭声。5月10日，《解放军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次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这些文章等于是一锤定音，判了邓拓的死刑。 在这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的情况下，《五一六通知》的下达，更造成乌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面对千夫所指和风刀霜剑，有口难辩的可怜书生们，只能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殉节之路，以证清白。 于是，5月18日邓拓自杀，成为文革中高干的第一个牺牲品。 Continue reading

文/ 鹏喜 一 五一假期回归小院，执斧出后院，进山林，寻仆倒枯杉树，砍伐枝桠、树蔸，扛树干回院落，垛成井字型，够烧一年矣。 余居小院以来，每年爬山砍柴一次，迄今反复八九年。汗涔涔打量柴垛，忽然联想网上奇谈怪论，有极端悲观者，奉劝进城之白领，务必保留故乡老宅、田地为后路，以防薪尽火灭。余不禁抚掌察看满手血泡，思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原本意思。 小院有土灶、煤炉，使用率并不高，逢年过节或有贵客佳宾，才烧灶生炉，升腾袅袅炊烟。平日里炉灶只当院落一道景观。前年又网购了火盆，方便挪移，可随时随地架吊锅，亦可变天时搁屋檐下继续露天烧烤。 电气时代不弃烟火，余难免遭人奚落不合时宜。余自知不仅仅是怀旧，亦不尽然是对原生态朴素生活之向往…… 二 玩火乃孩童天性。余命运乖蹇，幼年恰逢大饥馑，乡村饿殍遍野。余虽生在城市，但凡串烧蚂蚱、釜煮鸟蛋、泥烧麻雀的滋味都曾品尝。不过如今回味反思，当年那群打野食顽童中，不乏家境优渥而并非饥肠辘辘孩童之身影。何也？无非火中取栗之诱惑刺激。 彼时余居城郊陋巷，户户厅堂即厨房，倚门后墙角筑煤炉台，台面正中为炉膛，两侧置炊具及砧板。煤炉烧煤球，凭煤票购买。家大口阔者不够烧，便将煤炉当柴灶，烧柴为炊。柴禾也凭柴票供应，勉强够每日生炉子点燃煤球的耗费，各户便挖空心思谋薪柴。刨木花是上佳引火柴，锯末木屑等而下之。抢传单是最容易得手的代用薪柴，飞机隔三差五飞临陋巷上空，盘旋着撒传单，花花绿绿的传单如天女散花。各户男女老幼倾巢出动，眼疾手快抢拾一摞摞传单，卷成柴把，堆在炉前备用。有人始作俑，在长竿一端绑铁钩，钩住行道树上的枯枝拽落当柴烧，众效仿，只几日便钩尽树上枯枝。始作俑者将铁钩改为弯刀，趁夜色掩护钩青树枝，事情败露被警察拘走。 余一小学同窗，其母供职国营菜场，岗位乃肉案售卖员。猪肉凭肉票供给，最紧缺时每户每月仅限半斤。各户买肉一律要肥膘锻油，以弥补凭油票买回的食用油之不足。同窗其母之同事，秤肉故意短秤，秤时秤杆下垂，缺约几钱不到一两份量，那人不待不悦顾客声张，麻烦补刀割一砣槽头肉掷进秤盘，再秤时秤杆高翘，且槽头肉都是肥膘，顾客满意而去。但槽头肉价格稍低，此人暗赚差价贪污。据云他家煤票都荒废了，他托人开后门高价买煤钢厂的无烟焦煤为炊。东窗事发被判刑后，同事之间相互检查揭发，查出同窗之母以蓝布长工装夹层暗藏肉案肉皮肉屑，带回家锻油吃不完，便撒在炉火中烧，长年累月，节省了不少煤球和柴禾。街坊闻之，莫不惊诧。 此乃师法古人。据《养生主》记载，庄子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指通脂，古人发明蜡烛之前，以脂肪裹薪，用于照明，亦用于取热为炊。估计同窗之母没读过《养生主》，但脂肪能燃且经烧、熬火，这是常识，街坊焉不知？他们惊讶的是烧油为薪的奢侈。 同窗之母被处分，减薪调岗为清洁工。她每日清扫菜场垃圾时，将烂菜梗枯菜叶拣回家，当饲料养了一只下蛋鸡。同窗每周可分得一枚鸡蛋，生的。其母为节省煤柴少生炉子，嘱其子女去求同窗们的家长，借同窗家的汤罐煮蛋。 汤罐，铸铁烧水罐，有铁盖，置煤炉炉膛左右，砌埋入台面下，借炉膛火温加热罐中水。因仅一侧受热且煤炉生火时长有限，加之不断舀热兑冷，汤罐水温最高时不过五六十度而已。 余家住在巷头校门口，同窗上学便提前来余家，借汤罐温吞水，将一枚鸡蛋煮得半熟。第一次烹蛋，他客气地表示愿与余分享，但剥蛋壳时，未熟的蛋黄汁淌满他的手指。再次煮蛋他有了经验，小心翼翼将蛋壳敲开一个小洞，独自吮食。 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岂不闻柴米油盐酱醋茶，以柴为首。纵然有米，巧妇亦难为无柴之炊矣。 每每忆及少年时代薪火难以为继的窘境，总是唏嘘。 三 知青岁月，余更领略了薪火的沉重份量。 上世纪七十年代，余下放湖北省监利县白螺公社。公社最贫困的一个大队，壮劳力出工一整天所记工分的分值为人民币九分钱。比薪水更微薄的是薪火。监利濒临长江，监南与湖南城陵矶隔江相望，据云两岸历史上是浑然一体的八百里洞庭沼泽。这里原本是荆江分洪区，大跃进年代围湖造田，大小垸子星罗棋布。自然村落称“台”，意即人工筑垒的高地。因一马平川，树木稀少，社员的薪柴全赖生产队一年两次分配的早晚稻稻草和一点点棉梗。棉梗是上等柴禾，各户存入室内，待过年才舍得烧。平日只烧稻草，稻草不经烧，不够一日三餐为炊。各户老妪老叟便执特制竹耙，佝偻着腰于田埂、小径耙寸余长野草，搂进背篓，驮回家晒干，包裹在稻草里扎成草把，以便薪草稍耐火经烧。但凡天晴，阡陌上手足胼胝的搂草人与牛马为伍，成为田野一道风景。 余所居知青点，泥坯砌的房屋，门窗和床架所用木料，皆取自棺材。棺木系二次挖掘。据老农回忆，成立公社之初，号召各队平坟造田，掘出棺木深埋，口号云：不让死人与活人争地。七十年代初，填平所有湖塘造田，断了社员以湖塘芦苇补充薪火的柴路，便再挖出深埋的棺木当木柴，口号云：不让死人与活人争柴。二次挖掘的棺木拆解后，由各生产队按户分配。其中有大户人家之桐柏寿木耐腐，便加工成木方木板当建材。边角余料和刨花乃上等引火柴，分配给肩负改天挨地夺丰收重担的大队干部。 县上领导关心社员缺薪疾苦，组织又红又专人才攻关，决心一劳永逸攻克薪柴资源匮乏难关。红色专家不负使命，提出以沼气取代薪柴方案。领导雷厉风行，选出某社某队为试点队，全队每户建沼气池，改柴灶为沼气灶，所需水泥和灶具由公社统一调拨免费发放，限期完成沼气革命。试点队督促各户日夜施工挖池沤肥，技术员登门指导接管通气点火，大功告成。捷报上传后，某日各级领导浩浩荡荡开进试点队视察。余有幸以县知青办公室知青代表身份随行参观。 视察前夜，大小队干部已紧急通知各户：连夜清除灶房柴草，以砖石封闭灶门，以锅盖覆盖灶膛台面，再置盆瓢碗罐于锅盖。明晨听广播统一开启沼气灶点火，坐铁锅或陶壶烧水。翌日，在喇叭播放的凯旋乐曲中，余随视察领导进了一户，但见那沼气灶只是在原有灶面上凿开一碗沿大圆孔，那一柱沼气火苗，只比拇指粗的蜡烛火苗略大，火焰昏黄，上气不接下气地燃跳着。户主按事先演练端起半锅连汽泡都没冒一个的温吞水，让视察领导以手掌贴近火苗一试，果然火温炙手！领导便击掌赞许，众跟随鼓掌。掌声中领导结束视察离去。 余当时好奇，这如豆火苗，猴年马月才能烧开一锅水？余亦紧随邻社一干部，看他揭开沼气池盖板一探究竟，但见那一米见方的沼气池里，只浅浅有一层鸡粪和户主从自家旱厕舀来的人粪尿，能发酵出几缕沼气？如果各户能养一两头猪猡，估计“沼气革命”或可实现。猪们憨吃傻胀猛屙，猪粪可填满沼气池。惜是普通社员的猪圈早已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论集体，一个生产队甚至一个大队都穷得没一个猪圈。 当地方言，谓蒙骗、糊弄他人为“日哄”，余毕竟是从村台调到县城的，曾与贫下中农在灶房大锅里“打成一片”，余猜到，“日哄”走了视察领导的当晚，社员们就会把沼气池里那一点鸡粪、人粪尿混合物宝贝，舀到自家巴掌大的一点自留地里。 比沼气池更高明的是煤油炉，由知识青年从城里带到农村的洋玩意儿。余最早听说煤油炉，是高中听老师讲课时无意提及的，道是上海一对年轻夫妇，早起点燃煤油炉，将前夜剩饭煮成泡饭吃了去上班，余听了感觉新奇而羡慕。下放一年后年关返城，亲眼见识了煤油炉，才知那不过是个大一圈的马灯底座，有十个灯芯而已。各种款式的煤油炉，都是工人阶级以工厂薄铁皮边角余料干私活敲打的杰作。炉子不贵煤油贵，而且凭煤油票供应。知青们便把轻巧的煤油炉携至农村，偷窃随处可得手的手扶拖拉机柴油，代替煤油开小灶。大小队干部的惩治手段是没收煤油炉，据为己有。柴油浓稠，燃烧时黑烟弥漫。乌烟瘴气煤油炉都成了泥腿干部们的公款薪火消费。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梓山湖书院”，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图文：赵克 1980年代出版业兴盛，为书报刋插图是画家的常事。 插图的功能一是图解，二是扩展读者想象空间，三是版面装祯需要如版花之类图案。 插图只是图书装祯一部分，早年因应凸版印刷多采用版画形式，后平印与电子分析制版兴起，插图形式日渐多样。 九十年代受后现代设计思潮影响，版芯自由挪移，标题、正文与插图作整体人性化设计，并有了图书标识概念，“图书装祯”改叫“图书设计”了。 从明代木刻版到德国古腾堡铸版又至现代电脑设计与制版，插图随版芯自由挪移，插图被切割，被局部扩大，是常有的事，视图书内涵与视觉感受需要而灵活处理。 话说回来，那年头为争取更多发表机会，也为赚点稿费买书买笔，画了一大摞，不少画家的情形大同小异。 Continue reading

文/ 蔡予新 在兰溪，平常日子的社交中，倘若撞着一位不好说话、不易沟通，爱挑剔、难纠缠的人，老兰溪人多半脱口而出一句土话：“这个人太难过厘金”。难过厘金”是什么意思？绝大多数兰溪人可能都道不明讲不清。 我先说说什么是“厘金”，再说为什么“难过”。 “厘金”是一个税收概念名词，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久。清朝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镇压太平军需支付巨额军费，但清朝中央财政早已捉襟见肘，一筹莫展，军队和地方官府嗷嗷待哺。咸丰三年（1853），江苏扬州官府急不可耐，自己想出一个法子，首先创办厘金制度，对来往商客的货物征收税捐，资助军饷。 厘金又称“厘捐”， 是一种创造性的税收，最初是一种地方劝商捐助“军费”的临时筹款方式，在商品的产、运、销三个环节同时征收。它的显著特点是划地界设关卡，五里一卡，十里一局，天罗地网，过路客商经过关卡时，便拦路收钱。颇有“此路是我开，若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的山大王味道。 扬州厘金创办之初，规定是“每百文，抽一文”，即按货物价值的1%征收。清朝一枚铜钱称一文，又谓一厘，因此这种逢百抽一的税捐就命名为“厘金”。厘金一经面世，便似一根救命稻草，被各地官府紧紧抓住，依样画葫芦纷纷仿办，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推广开来。 浙江厘金开办年份是清同治元年（1862），正是左宗棠率领湘军在浙江大地上与太平军殊死搏斗之际。同治二年（1863）春，太平军退出兰溪，兰溪开设厘金局， 系浙江厘金总局直辖机构，厘金局总办(局长)是五品候补知府衔，比七品兰溪知县高。兰溪厘金局辖县城上、中、下三个卡(后增加一个平渡卡)，分别扼守衢、婺、兰江三江，征收江上往来商船的税捐。局址初设在南门外，后迁入城北迎春巷内。 厘金雁过拔毛，凡商民人等无不深恶痛绝，但朝廷的开支、军队的饷银，需要各地厘金局来支撑啊。太平天国失败后，因战争而产出的厘金没有随战争结束而取消，却成为固定的税种。厘金有明显的地方性烙记，厘局的主管人员任用很随意，甚至可以承包。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政府的收税机构也能承包啊？是的，税收承包自古有之。两宋时期的酒税（当时酒是专卖品，由政府控制，不准民间私酿私卖）就是通过“买扑”方式承包给个人。元代则将全国的商税交给色目人（蓝眼睛高鼻子的西域人）承包。 厘金局工作岗位油水丰厚，是一个肥缺，不是任何人想做就能做的。兰溪厘金局的一局四卡也是无不例外，要想担任这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须交纳一笔“承包款”，方能上岗。 清光绪三十年（1904），五十八岁的无锡人窦镇打算到兰溪“承包”一个厘金卡。兰溪厘金局四个卡中，下卡业务最忙，当然油水最多，窦镇承包的就是下卡，承包费当然也不菲。七月，窦镇赶往杭州的浙江省厘捐总局缴纳了承包费。八月初十日，他坐的船靠上兰江边码头，来到兰溪厘金局报到，之后前往下卡接任。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初一，窦镇早晨起床，见雪花飞舞，触动文思，脱口一句：“岁朝春同人萃泰，元旦雪大有恒丰。”七月初五日半夜，窦镇与下一任的下卡承包人交卸卡务。工作交接完毕后，他连夜来到一艘商船上宿夜。忽狂风卷过江面，万舟动摇，窦镇在船上熬过惊心动魄的一夜。第二天早晨，窦镇离开兰溪。 窦镇（1847–1928），字叔英，号拙翁。工诗文，擅书画，无锡近代名人。在兰溪不足一年的日子里，喜游山水，他有一首诗：     义乌老少尽堪怜，个个撑篙齐用肩。     百货往来须纳税，巡丁高喝速停船。 这首诗是《兰溪竹枝词》组诗中的一首，记录近代义乌人在兰溪艰苦谋生、创业。南宋以来，兰溪占据水运之便利，在金、衢、严三府县中独占鳌头，盛况一直延续八百年。许多义乌人来兰溪谋生，一部分从事撑船、脚夫、烧饭等繁重体力工作，也有一部分义乌人通过奋斗，挤入兰溪商圈，成为商界巨头精英，如杨忠才，他曾担任兰溪县商会会长，并主持建造东门外的稠州公所（义乌会馆）。“百货往来须纳税，巡丁高喝速停船。”是窦镇工作场景写照。 浙江的厘金局卡除征收百货（货物）厘金外，还征收茶厘、盐厘、洋药土膏（鸦片）厘金、丝捐、茧捐等。除此之外，还有饷捐、房捐、铺捐、船捐、炮船捐、米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钱捐、牙厘捐、树木捐、串捐、肉捐、赌捐、彩票捐、牙户捐，名目繁多。 厘金征收率起初是1%，后逐渐增加到6%、7%，同治二年（1863）浙江规定，凡货物经过浙东、浙西，厘金按货值共抽取9%。兰溪按照浙东厘金征收条例是“两起两验”，每一个“起验”环节征4.5%（一起征3%，一验征1.5%），两个起验一共征足9%，后面的厘卡即不再征收。 兰溪厘局却听任厘卡差役肆意勒索客商，中饱私囊，坐地分赃，随便拿货“叨光”、 无端要钱“加水”等行为屡见不鲜。凡江上运载客货的船只靠岸，货主进入厘卡缴税捐，必先打点私费给厘卡办事人员，然后才可办理报捐验票及查验船舱货物等事。倘若私费没给足，免不了被刁难。如果不给私费，则不堪其扰，厘卡的司事巡丁百般刁难，任意多收厘金，随便罚款，货主无不怨声载道。太阳西斜，厘卡就早早停止办公，有些货主因少纳数百文铜钱的税捐，便被厘卡扣留船只，不得放行。夜间若突遭狂风巨浪，船覆货损，险境环生，也只能听天由命，告投无门，找不着地方去讲道理。 民国初年，兰溪县商会向省府提交控文，说兰溪厘金局自清同治二年（1863）设卡征收厘金，六十年来，厘局司巡人员无物不搜刮尽干净。兰溪四乡所出之农产品，都汇集城中各家货栈等待发售。但货物运进费陇卡要抽捐，运出黄湓卡又要抽捐，重重捐勒陷阱，阻碍商品流通，兰溪的商业环境大不如前，已到了无法忍受的极点。用一组数字做一个说明，光绪十年（1884），兰溪厘局征收厘金钱120800千文，占全省总额的6.52%，在全省11个府局中排名第六。光绪二十三年（1897），征收厘金钱69687.574千文，占3.63%，排第八位。兰溪域内商品流通量和货物金额萎缩和下降相当明显，加之长江轮船和火车的兴起，更削弱了兰溪水路的中心枢纽地位。 在外地谋生的人们往家中捎回一些食品和零星日用物品，沿途厘金局卡用“零货捐”的名目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去勒索，遭到广大民众强烈反对后，又巧立名目，变本加厉，将零货捐改名杂货捐，连随身行李和包袱也收税捐。 厘金是一种恶税，无时无刻不被商人们垢病和詈骂。每次贩运货物通过厘金关卡，就摆脱不了被敲诈勒索，面对贪腐舞弊丛生的厘局、厘卡和凶神恶煞般的司事巡丁，兰溪商人们任意被宰割盘剥留难又无可奈何，免不了长长一声叹息：难过厘金哇！ 老兰溪是一座消费性的商业城市，日长细久，这句商人口中的哀叹流入街陌坊巷，成为极具兰溪地方特色的土话俗语。掐指一算，“难过厘金”也有一百六十年的历史了。 1912年，兰溪的上卡、中卡裁撤。1931年，废除厘金改统税，撤销下卡。“下卡子”、“下卡”这个厘卡名作为一处古老地名，传承至今。 讲完“难过厘金”，再简单说说另一句兰溪土话“真过抽”。“真过抽”在兰溪人的语境里，是某事某物真真实实，不容置疑之意。 “真过抽”与厘金“逢百抽一”有关联，但其历史要比“难过厘金”源远流长。唐代规定各地出产的竹木茶漆等货物抽收十分之一归政府。宋代对贩运竹木、砖瓦、柴炭等抽收十分之一。元代对粗货抽十五分之一，细货抽十分之一。明永乐六年（1408），户部在运河沿岸设五个竹木抽分局，成化七年（1471）工部在杭州等地设三处抽分厂。抽分局、抽分厂把持水陆交通要道，对客商贩运的竹木及竹木制品、农副产品、日常用品均抽收十分之一，连农户自产自用的零星什物也在抽收之列。 被抽收过的货物，官府发给完税凭证，商人可以公开向消费者讲明：这是“真过抽”的物品，货真价实，请放心购买。久而久之，老百姓心里留下“真过抽”物品信誉好的印象。当然，也有商人翻山越岭，走小路、过叉港携带私货逃避抽收，没被抽收的私货，当然不是“真过抽”的。 “真过抽”这句古老的兰溪土话俗语流传至今，起初仅指真货不伪，后来泛指真事、真物。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云泉”，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郭小兵 20年前，与陶君、陈君二人骑自行车往盘龙城，那里犹是一片荒野。泥土中挖出来几片粗陶，令人兴奋不已。如今物是人非，早已建起了博物馆。 先驱者的字迹，虽鸿泥雪爪，却字字珠玑，弥足珍贵。 一辆自行车，一只行军壶，一把小手铲，一个指南针，却挖出一座远古的城邦，把武汉建城史推到3500年前。   1954年，武汉文物保护工作的奠基人蓝蔚，在他的考古日志上写到: “盘土城遗址一片荒凉，山坡上只有一个小茅屋，一个老太太住在那里。我们又饥又渴，向她买了几个红苕生吃，后来我们在断崖上挖到了几枚绳纹陶片和石锛。虽然大家非常疲惫，但今天的收获特别大，心情非常激动……”   故纸虽黄，字迹犹新，垄梅已落，鸿鳞不再。追思先哲，无以述怀。 Continue reading

文/ 郭力 北京大学的右派中，有一些是有亲属关系或夫妻、情侣关系的，笔者了解的情况如下： 1.亲属右派 兄：郭定一（物理系55级学生） 弟：郭家一（数学系55级学生） 兄：裴家麟（中文系助教）   妹：裴虎叉（化学系实验员） 2.夫妻右派 梁钰文（俄语系助教） 樊振环（数学系54级学生） 侯建儒（经济系助教） 姚光曙（中文系53级研究生） 岳麟章（马列教研室教员） 崔一华（马列教研室教员） 关明波（人事处学生科职员）寇德璋（留学生办公室助教） 3.情侣右派 陈成钧（物理系54级学生）   龙伟丽（物理系54级学生） 沈迪克（物理系54级学生）   梁成金（化学系54级学生） 张锡锟（化学系54级学生）   段瑜瑛（化学系54级学生） 蒋文钦（中文系54级学生）   韩其慧（中文系54级学生） 文秉勋（中文系54级学生）   孙  复（中文系54级学生） 孙文铄（中文系54级学生）   张  玲（中文系54级学生） 朱承立（西语系法语专业54级学生） 聂罕娜（西语系法语专业54级学生） 这些具有亲属和伴侣关系的右派，笔者直接采访到的不多，不能完全了解到他们划右派的原因，但在所调查的范围中，固有一些是因为三观一致，有类似言行而同时划右的，但也有一些是受到无辜的株连。据姚光曙的同学陈贤英回忆，因丈夫侯建儒被划为右派，姚光曙为丈夫抱屈，因此也被划为右派。情侣右派的株连情况更严重一些，龙伟丽1957年鸣放时正因病休学在广州家中，根本没有参加鸣放。但她听说男友陈成钧被划为右派，颇为不解，写信给自己的一个中学同学表示了不解和不满，结果被补成右派。沈迪克是以“谈谈”笔名写出重磅大字报的右派，女友梁成金则不关心政治，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仅因为与沈迪克的关系就被划为右派。中文系的韩其慧与梁成金一样，也是因为与被划为极右的男友蒋文钦划不清界限而被打成右派。化学系张锡锟在鸣放中比较活跃，女同学段瑜瑛是学生干部，奉命帮助张锡锟，结果在接触中对张锡锟产生好感，成为一对情侣。段瑜瑛为自己的爱情付出了划右派的代价。在反右的重灾区西语系，朱承立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极右派，女友聂罕娜虽然也参加了西语系同学的一些活动，但本人并没有特别的言论，因为朱承立的牵连，聂罕娜也被打成极右。 北大有些右派落难是由于校外亲属的株连。当时北大的学生和年轻教师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有些人的父辈是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是反右中的重点对象，因此，一些学生的家长在反右中成了右派，直接株连到子女。化学系56级学生薛慰灵的父亲是著名药学家薛愚，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学生孙建秋的父亲是著名电影教育家、中国纪录片先驱孙明经，薛愚和孙明经都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株连到上大学的子女，薛愚和孙建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都说，自己被划成右派，受父亲牵连的因素很大。历史系54级右派许南亭的落难，也受到时任民建秘书长的父亲许汉三影响。 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比较大。北大不少学生有兄弟姐妹在高校就读，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中，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瓜葛。化学系53级学生傅国强在反右中本来安然无事，已经顺利毕业留校任教。但因他在鸣放中给就读于哈工大的弟弟傅丰祥写信，谈到一些北大鸣放中的情况，结果傅丰祥被划为右派，哈工大把傅国强给弟弟的信作为材料转到北大，傅国强马上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到门头沟农村劳动，后又到京西煤矿劳动改造，受了20年的磨难。同是化学系53级学生的金星，也遭遇了与傅国强同样的经历。金星的哥哥高云龙当时是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金星在校时是校排球队员，有时进城打比赛，因北大在郊外较远，就住到中央美院哥哥处。鸣放期间，金星到哥哥那里，会讲到一些北大鸣放的情况，结果高云龙被划为右派，他的同学向北大举报金星曾到美院煽风点火，此时金星已毕业分到上海交通大学，北大将金星打成右派的材料追到上海交大，金星被补成右派，被强制动员到新疆石河子农学院教化学，每次运动都受到冲击。同样无辜的还有化学系的助教于豪建，因丈夫是清华的教师，被划为右派，其兄是去台湾的国民党将军，即使于豪建没有片言只语的言论，也没能逃脱被打成右派的命运。 北大划了数百名右派，校外亲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株连。西语系助教黄继忠是鸣放中非常活跃的人物，后来成为极右，其妻子乔无远是《工人日报》记者，受其株连也被打成右派。数学系55级右派郭家一向笔者回忆：鸣放中他把在北京中央建筑工程部工作的姐姐郭冠一叫到北大来看大字报，结果不仅他和哥哥郭定一都被打成右派，牵连姐姐也成了右派。 不愿与右派一刀两断的亲人或恋人即使没有打成右派，受到的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中文系右派沈泽宜的妹妹沈蓉蓉是北大俄语系学生，反右时在俄语系55级就读，她没有任何出格言行。但据俄语系55级校友陈立柱回忆，当时开会批判右派，如果沈蓉蓉在场，经常会把与俄语系毫无干系的沈泽宜拎出来批判一番，以敲打沈蓉蓉，无辜的沈蓉蓉只能默默无语，忍辱含垢。物理系气象专业54级马鹤年打成右派后，刚开始交往的女友同级同学王淑静受到极大压力，她回忆说：我和马鹤年是初恋，当时刚刚开始交往，我连他宿舍都没去过。我在反右时没有任何言论，结果马鹤年被打成右派了，把我拉出来，让我揭发他, 可是我没听他说过什么，揭发不出来。当时我们情况相同的几个人被召集去开了一个会，让我们跟右派划清界限。可是我没听马鹤年讲过什么，怎么划清啊？像有的人那样表态揭发什么的，我实在做不出来。结果说我跟右派划不清界限，把我划了个中右。图书馆系56级李修宇被打成右派后不甘屈辱，跳楼自杀未遂，受伤住院。与他刚开始交往的女友戴淑娟被组织委派去医院看望，戴淑娟批评了李修宇的自杀行为，并带回了李修宇的认罪书。但回来后莫名被指为“与右派谈恋爱不向组织汇报”“与右派订立攻守同盟”，因此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西语系英语专业55级学生陈玉麟被划为右派，对其有好感的女生阮季霆被团支部书记找去谈话，让其揭发陈玉麟，本来就对反右的残酷氛围惊恐不已的阮季霆感到压力山大，当晚就在北京大同酒家卫生间喝来苏水自杀。 一些情深意笃的夫妻和情侣为了避免株连带来的没顶之灾，使家庭或二人的关系得以维系，可谓煞费苦心。数学系助教刘时衡划为右派后，在职工业余学校工作的妻子华炳荣受到单位的警告。刘时衡回忆：一天炳荣在回家后极紧张地告诉我，她所在的职工业余学校通知她，明天要以团支部的名义开会帮助她，要求她在思想上与我划清界限。这是一个不祥之兆，……看看再有不到两个月便将临产的妻子，想到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我意识到不能再有丝毫麻痹，如果她再掉入陷阱，这个即将是三口之家的家庭便将趋于毁灭。我幸亏从她以往的言谈中，大体了解到她所在单位几个头面人物的概况。我说服了她，让她先睡觉，我替她写这份检查，但要她重抄一遍，不然，万一有人要收走或者哪怕是偷看她的这份检查，后果就不堪设想。刚清晨6点，我便唤醒了她，在她抄完这份检查后我把原稿烧掉。幸而华炳荣出身贫寒，属于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又在刘时衡帮助下，把检查做得很深刻，总算幸运过关。 历史系55级学生张学仁划为右派后，同班的恋人陈宁生受到要求其划清界限的巨大压力，陈宁生不得不表示与张学仁分手，并把张学仁送给她的手表退还。但暗地里她多次写信给张学仁，表示“死也不分离”。有些左派同学乘虚而入，追求陈宁生，但她不为所动。毕业后张学仁被发配到东北一个中学教书，陈宁生就读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陈宁生放弃留京工作的机会，追随张学仁去了东北，两人终成眷属。生物系54级学生赵明蓟划为右派，女友杨端明确表示划清界限，并积极投入反右，避祸过关。在60年代初赵明蓟摘帽后，杨端重续旧情，嫁给了赵明蓟。 刘时衡、张学仁、赵明蓟是幸运的，他们的爱人在他们最艰难的岁月里，用忠贞的爱情给予他们极大的慰藉。更多的情侣在压力下被迫分手。在残酷的环境下共患难需要巨大的勇气，对分手离去的一方不应苛责。对于众叛亲离的受难者来说，爱人的绝情而去往往是致命的打击。化学系55级右派郑光第与恋人陈某某是同年级同学，两人已是山盟海誓的情侣。但郑光第划右后，陈某某立即与他划清界限。郑光第始终放不下这段感情，在经历了数年劳教改造终于摘帽后，他去找陈某某，试图重续前情，但却被陈某某拒之门外。郑光第受到致命打击，在此后发现自己的罪人烙印实际上无法去除后，他选择自杀，告别了这个令他无所留恋的世界。 对株连的恐惧不仅使人对受难者绝情，还会激发人主动作恶。物理系56级学生陈运鸿回忆，当时与他同宿舍的同学黄某某和吴某某反右时特别积极，极力要把同学打成右派，他因为与几个右派同学关系比较好，被黄某某和吴某某当成假想敌，无端怀疑他应该也是右派，为了挖出他的右派证据，无所不用其极，经常在宿舍里谩骂、拍桌子恐吓，包括扣除他的助学金，后来右派同学告诉他，黄和吴还动员右派揭发他以立功赎罪，最终因为实在找不到他的右派言行，他也没有出身问题，而逃过一劫。2016年，56级入学60周年聚会时他遇到吴某某，他问吴当年为什么那样对待他，吴某某马上表示道歉，并答非所问地说：我哥哥当时已经被划为右派。“他担心他哥哥会影响他的前途，竟不惜诬赖别人”，陈运鸿说。 北京大学还给右派学生家长发送通知书，告知其儿女被划为右派。中文系56级右派学生江之浒保存了这份通知书。 这份通知应该不是普遍发送的，因为在笔者采访到的近百位右派校友中，仅发现此一例。但是格式和落款均显示其为正式公文，这份通知是怎样产生、在什么时间段、什么范围内发送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株连的底层逻辑是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人都会具有相同、相似的立场与观念，这种逻辑通过历次政治运动中各种手段的强化，使很多人潜移默化地接受。由此，逃避株连也就演化为积极主动的划清界限的行为。著名右派沙文汉和陈修良的女儿沙尚之是化学系57级学生。她在入学以后，在批判右派分子的会上主动发言，表示与父母划清界限，她说：“三十多年前就从事革命的父母亲堕落成右派分子，对我来说不能不感到惊奇和痛心，但是，我终究和她们划清了界限，在这些问题上，我的立场是不能模糊的。…….我虽然是他们的女儿，可是，我有我的政治前途，决不能因为私人情面，父母之爱而把最重要的一面抛开不理，……这是大是大非，在这些问题面前，我经常鼓励自己，叫自己要坚定，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我深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一定能够坚持到底，我失去的是两个敌人，得到的是广大人民。” 60多年后，沙尚之回顾当年时说，当年我是团干部，我的认识就是如此，还在大饭厅广播出来。晚年的沙尚之对当年有深入的反思：“十八岁和八十多岁，我们经历了苦难也明白了历史真相。”沙尚之退休后以大量精力整理父母留存的书信、笔记等历史资料，无偿提供给需要的历史研究者。前面提到的西语系法语专业学生右派聂罕娜，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父亲是牧师，1949年之后，聂罕娜接受无神论思想，反对父亲的宗教职业，离开家庭，追随革命。在受到株连成为右派历尽坎坷之后，聂罕娜重新皈依基督教，晚年以照顾老人，照顾教友，为教友送终为自己的志业。早年，她们以划清界限、逃离家庭的方式远离了可能株连她们妨碍进步的父母；晚年，她们以走近父母、承袭父母精神遗产的方式完成了人性的回归与救赎。 原编者按：郭力是北京大学中文系78级校友，目前正在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绘制：圃生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