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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邹贤敏

那是阳光冲破阴霾，理想超越现实，风雨难掩彩虹的年代，我与翼南相识相交; 一场“台风”过后，在历史的断裂之处，我和他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四十多年的友谊纯粹又温暖，陪伴着我们各自行走的人生，也映照出翼南面临真实而荒诞的世界的生命状态和精神追求。

我们俩都喜欢聊天，兴之所至，心之所驰，笼人世、自然于屋内，挫百态、自我于口端，忧愉皆忘，乐此不疲。那些长长短短、深深浅浅、或浓或淡、亦庄亦谐的话语，已被白驹过隙的时光无情掠走，只余些许无法连缀的碎片，侥幸留存记忆深处。好在他赠我的书和画多未流失，可随时去感受、思索他人之为人的“此在”。当下文坛画坛人与文分裂、人与画分裂司空见惯。然翼南属非常态，他相信且践行“文学艺术往往与作者人格相通”，完全有资格领受“文如其人”“画如其人”的称誉。

我向无收藏名人字画的雅好，但师友所赠除外，因为那里面涵泳着绵长无价的师友情，是彼此生命里留下的痕迹。翼南送我的画有十几幅，还不算那些旧历岁暮、以来年生肖为题所画、制作成书签的精妙有趣的小品。他不循规范，无拘无束，即兴挥洒，善于用随性酣畅的线条捕捉凝重的感受，表达有深度的思考。一只懒慵半睡的猫，一张热烈燃烧的脸谱，一方空灵静寂的山水，一个怒目而视的门神，一杯冒着热气的清茶，一支烟光晃闪的蜡烛……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意象透出幽默、淡泊、宁静、沉思、孤独、反省、希望，生活的韵味，悲悯的情怀，生命的张力溢于画面，承载着他的精神寄寓和社会责任感。一位著名画家这样评价翼南的画作：“你的画活。画家容易得到的东西，你没有；画家不易得到的东西，你有。”诚哉斯言。

1990年代初，我和翼南一边在困惑、苦闷的漩涡里挣扎，一边各自寻找精神解脱之道。他渐渐厌恶写小说而转向画画，并准备写些值得一写的实实在在的人，也主要是他喜欢的熟识和尚不熟识的画家，借此宣泄感情，陶冶心智，在艺术园地里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则“回到马克思”重读《巴黎手稿》，对头脑中的哲学观念、价值基础和美学理想进行清理和反思，为受伤的、飘浮的灵魂构建新的栖息之所。

1991年冬末，我给翼南写了封信，至今只记得信中所附打油诗的前四句：“顶天楼望顶天楼，文人聒噪何时休，君握画笔吐块垒，我捧《手稿》寻自由。”次年开春，他回寄一长幅《静对图》。自上滚滚而下的江水将画面劈为两半，隔江相望的两栋楼房隐约可见，楼顶蒲团上各盘坐浓墨勾涂的一老僧，抿嘴闭目，呈无可奈何状，占据了画面的中心。

画幅下半写满题跋：“与贤敏兄一江之隔，均住顶天楼，辛未岁末得函并附打油诗一首，诗云：顶天楼望顶天楼，文人聒噪何时休。聒噪者可悲可叹矣，不聒噪则无事可做，奈何？！自省而又反省之，磨墨取笔写此静坐图，二僧闭目相对，均不聒噪。涂后忽然想到，此举亦聒噪也。文人恶习难改矣。壬申末日汉口花桥之顶天楼主画之题之，并寄赠武昌湖大之顶天楼主。”

画和跋一气呵成，相互诠释，融为一体，真实地记录了我们“个人史”一个片段的生活、思想样态，无奈、自嘲中饱含不甘和悲凉。面对现实，翼南比我看得深刻。他以批判、自省的眼光揭示出“聒噪者”的“可悲可叹”，并将个人的所感所思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映现出那个年代知识者生存与精神的普遍困境。一句“文人恶习难改矣”，道尽中国知识者人生的悖论与宿命。

我退休那年，“南巡”卷起的经济旋风刮入新世纪，去翼南家聊天的机会多了些。对眼前这个急速变化、有些陌生的世界，我已慢慢熟悉、适应，享受着类似体制外的自由：赏石、整理旧稿、编书、酝酿《反思录》的写作。翼南也忙，画画，写散文，为老画家薛楚凤出画册奔走呼叫，四处碰壁。但我发现他谈佛多了，尤其对禅宗的研读颇有心得，一些令我愤怒不已的人和事从他嘴里说出来却那么平淡、平常、平静。“文革”曾使他几遭灭顶之灾，可在他的《个人文本》这部自传式纪实长篇里，我没有读到控诉，没有读到愤怒，而只有嘲笑，那是果戈理式的“含泪的微笑”，泯灭人性的十年被”周式幽默”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2008年初，忽然收到翼南寄来的一帧无题画。上半幅是云雾缭绕的层峦叠障，下半幅是被浓密的林木山石遮掩、留有豁口的小块空地，两间茅屋横陈其间，顶瑞留白处题诗一首：“卖文购得屋两间，风雨过后心始闲，世事苍茫今已悟，晚来只爱云中山。”过了两天，他又寄来修改过的题画诗，“心始闲”改为“今始闲”，“今已悟”改为“心已悟”，“只爱”改为”喜画”。

随性的他在文意表达上还是考究的，关键处字斟句酌，不肯马虎。这幅画呈现出了翼南的另一番生命状态、人生境界和美学追求。从“聒噪”到“今始闲”，只因“世事苍茫心已悟”，其间的思想痛楚、内心煎熬，无以言表，没经历过心灵搏斗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翼南多次谈到，心悟是禅宗的一种境界，即豁然贯通，彻底醒觉，使灵魂得以安顿。但绝不是万事皆无，内心虚空，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是厌世、避世，而是精神解放，不从流俗，超脱于俗事、琐事、妄事之上，自在地去做些自己有兴趣做、能够做且无愧于己的事。

画中的两间草屋是个隐喻。从“想倾积蓄到山里造间房，躲起来画画。”（《漫话严其昌》）到“很想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筑于高山绝壁，在那里焚香、读书、做梦、画画。”（《意写刘二刚》），再到翼南几次梦到自己或朋友在深山草屋静心写文作画，都是“绝名利之心而执着于艺术”，是他和同道师友对“宁静致远”境界的不懈追求。

显然，心悟、心静，守住自己的内心，不是将自身与外在隔绝开来，躲在象牙塔里修身养性，而是看破天地间的事，不再困惑迷茫，对现实有更深入的认识，在更本真的层次把握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我以为翼南对禅理、禅趣、禅意的诠释与践行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表现出一种可贵的现代精神，虽然他也愤世嫉俗过，也悲观颓唐过。“世事苍茫心已悟”和“世事苍茫成云烟”（李白《将进酒》），二者是大异其趣的。翼南为何以画门神为乐？他答：“‘抽罢香烟喝罢茶，闲画门神送万家’，此亦功德之举乎？”

1996年，翼南画了幅《老鼠抬轿图》赠送李世南，题曰：“有喜坐轿者亦有善抬轿者古今皆然”。此画造型、笔墨、立意均极有趣，是“周氏幽默”的代表作。十二年后，也就是赠我“云中山”的那年，翼南又将这画“复制”了一幅。为何？他在题跋中坦露：“今戊子将至，世态依然，悟而复为之。”未敢忘却世事也。可见他的“悟”和他的“为”密不可分，悟而有为，有悟必为，二者铸成一整块“人格”之钢。“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天地虽悠悠，不怆然不涕下”（《意写刘二刚》），祈观音大士“保佑我们健康长寿，在人世间多做点事”（《朝秦暮楚的李世南》），都是翼南对人生境界的自我期许。

我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翼南是一个有慈悲之性的人。如果说嘻哈潇洒、胸无城府、重感情讲义气是他悟与为的外在表现，而在悟与为的背后还有慈悲，这是他最内在的本性。

世纪之交，他画过一幅坐僧像，题名《慈悲图》。在他诸多画作中，“坐僧”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神情各异的悲苦清奇之相，直面物欲横流、喧嚣不已的人间世，总使我想起他那双激愤过、颓唐过，却仍散发出带点忧郁的幻想气质的眯眼，那是一双能照见他被悲悯情怀浸润的魂灵的眼睛。他悲悯自己和同道者的命运：“我觉得，古往今来，一个人降临世间并投身文学，均带有些悲剧色彩，因为我们至今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　(《评论家，多珍重》)

在读了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谈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以后，他悲悯人类的命运：“他们的谈话都涉及现代文明所面临的诸多重要问题，只是在今天，地球上的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剧烈抗争的时刻，谁能静心地倾听这些智者的话语和忠告呢？我感叹而悲哀。”(《访苏东天》)

翼南“居顶天楼，俯望人生，过客往来，感慨甚多”，这内蕴的慈悲之情，悲凉之气，通透之见，怎不令人思绪绵绵，难以释怀！

如果说画画是翼南生命的一部分，那么写散文则是他生命的另一部分，应该是分量更重的一部分。在他笔下，画中有文，文中有画，也可以说是画如其文，文如其画，二者互渗互补，互释互鉴，构成一个活泼泼创作生命的整体。当然，以我的喜好，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一个爱画懂画且画艺不俗的散文高手。

散文易学难工，但翼南写起来似乎并不怎么费劲。早期的成名作《白发在阳光下闪耀》和《黄山九人行》，还有上世纪九十年代写的《刃口上的生命》，即使放到今天的散文名作之列，也毫不逊色。1980年代晚期以后，他大量以写人物为主的随笔自然天成，难觅刻意求工的痕迹，我以为是率性随意的天性和丰厚的文化积淀成就了他。《芳草》杂志原主编、与我同窗七年、有时也参与聊天的朱子昂，是个文学眼光较为苛刻的人，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称赞：在武汉作家群，周翼南读的书是最多的，他写的东西有文化底蕴。此乃知人之言。我长翼南三岁，又是所谓科班出身，但每与他神侃，就遗憾自己读书太少，知识面窄，尤其是民俗、宗教、音乐、绘画，不是和他交谈的”对手”。

翼南的散文随笔真诚、亲切、心态自由，也不乏评论家要求的情趣、谐趣、智趣，且长短不拘，繁简有度。我喜欢他的语言，既有口语的质朴，又有文学的雅致，画面感、旋律感强，弥漫着温馨动人的人生意味，跳动着叩击心灵的生命节律。难怪有人说：“寻常人事，经翼南点染，皆成好词。”这种自成一格，雅俗共赏的散文，是翼南独特的历经磨难后有大彻大悟的生命之树结出的果实。

或许有论者会觉得翼南的散文题材小，分量轻，难登大雅。我不这样看。就说《人物·山水·猫》《文与画》《画外谈画》《顶天楼随笔》《从东方到西方》这几个集子里记述画家的篇什，虽都是素描、剪影，但人物的精、气、神仍跃然纸上。分开看，像遗落于地的散金碎玉，像不惹人注意的条条小溪；合拢读，是光彩耀目的聚宝盆，是波涛滚滚的江河湖。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以画画为志业的现代知识者群体：超脱、大气、自在地做自己的事的苏东天，以“胸有方心，身无媚骨”自诩的黄德琳，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韩羽，见多识广、不吃软不怕硬、活得有声有色的黄永玉，真情率性、自由不羁的严其昌，真诚无畏、可敬可爱的李世南，心含慈悲、“自在即神仙”的刘二刚，独来独往、异想天开的沈爱其，有气节、傲然于天地间的王文农，“除了吃饭其他就跟神仙一样”的朱新建，执着谦和、心灵自由的聂干因，老辣天真、不从流俗的黄永厚，谦和淡泊、喜怒不形于色的汤文选……

在翼南的笔下，不为尊者、亲者讳，他们也有种种缺点，乃至让人不可思议的怪癖，但那绝非出自他们的天性。他们一个个都是鲜活的不可替代的个体，虽然有的少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古人心地、现代头脑，抱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是这个纯粹的精神群体共同的人生和美学追求。

他们各擅所长、各显其能的艺术作品，有独特的个性神韵，浓郁的人文气息，不倦的创新精神，充分体现了反对媚俗，出污泥而不染的艺术家的生命自觉。他们，是我国当代画坛的一方净土，一股清流。他们，不愧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脊梁和守夜人。为这样的一群艺术家“写真”，为一个纯粹的现代知识者群体立传，这正是周翼南散文的主要价值所在，值得文艺评论家关注和研究。

翼南在“塑造”这个独特艺术家群体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人格和自我形象的塑造，向师友向读者敞开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也是这个精神群体中的一员。他们像一群南飞的大雁，自由翱翔在无垠的天空，写着又正又大的“人”字。仰望苍穹，我仿佛又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黄永厚：“人之不人尚为艺乎？”

“直立于世，再现中国画的辉煌！”这是翼南的回答。

沈爱其：“大道通天，宇宙无门，万物一气，点线为定。”

“如此豪气，直视当今，谁能为之？”翼南的声音坦荡荡，回响在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