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冯知明《生命中的他乡》 文/ 渡之 读完冯知明小说《生命中的他乡》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问作者一个问题。在他花了十几年时间的写作这部45万字的作品时，他自己是如何界定他乡的，他乡在他的生命中意义如何？他是有意识地把男人的他乡，女人的他乡和文化的他乡赋予不同的意义的吗？ 答案在他写的故事里。 《生命中的他乡》记述了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到当代改革开放百余年的历史。小说开篇从欧洲起笔，结尾在德国落幕。其叙事的开阔性体现在对时代变迁的记录，众多的人物描述，作品结构的宏大。  潜意识里，冯知明对他乡是抵触的。他觉得他的故乡应该是所有人的家乡，包括德国传教士、老洋人，以及作为战争遗孤的日裔梁教授。 小说中男主人公李如寄的第一次他乡之行是和单位领导以及同事的欧洲之旅。李如寄在他乡的遭遇让人尴尬：旅行途中，他被当成领导们工具和笑料；与同事的交流充满明争暗斗，暧昧和无奈；和全陪导游的沟通虽然顺畅和热烈，却在关键时刻让他处于极其无助的境地。为了完成父亲交给他和德国人见面的任务，离境前他被国内警察约谈，要求有人伴随，哪知到了约会地点，与那位德国人的约会不仅被临时取消，还引得当地警察的介入。 不仅李如寄自己的欧洲之行事事不如意，他还观察到，生活在他乡的同胞的不快乐和与当地的环境显而易见的格格不入。 身处他乡，故乡的一切都时时羁绊着李如寄和李如寄对同胞们在欧洲生活的观察。他用故乡的尺度衡量他乡。 一、他乡中的男人们 对于男人们来说，生命不应该有他乡。 回到冯知明的故乡云梦泽，所有的人和故事都开始生动，鲜活起来，包括故事中的男人和女人。 我们先说男人以及男人与他乡和故乡的关系。 在冯知明的故事中，他乡对男人来说是尴尬和不安的，这种不安来源于身份的不确定性。身份的认同对于一个中国男人来说是最重要的，而这种认同只能在故乡完成。他乡不能给予一个男人想要的性别优势和文化特权。他乡对于男人来说充满着挑战，无所适从和无法享受的性别优势。李如寄的欧洲之行使得他的他乡之旅充满了不愉快的记忆。 李如寄的父亲老洋人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以及寻找的过程，是中国男人执着于自己身份的最好的解释。他的身份从他出生起就备受质疑，这使得他一直都生活在自我的怀疑和社会的边缘。因为明显的容貌上的与众不同，他差点在一出生就被淹死。在他的幼年和少年时期，他的身份一直都是被玩伴和同学嘲笑和攻击的对象。当他最终意识到他的身份的确不同寻常的时候，他开始了寻找自己身份的旅程。 老洋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都回避困难，因此辗转在不同的女人中苟且度日。但在寻找自己身份的过程中表现出特别的坚韧而执着。他去图书馆和档案馆查资料，处处请教梁教授，一贯不爱读书的他开始自学英语，这所有的一切，对于一个在汈汊湖畔长大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老洋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是他乐在其中，并他最终死于寻找身世的旅途之中。 梁教授的一生也是被身份困惑的一生，学术上的成功都无法缓解他身份模糊的伤痛。他幼年时被日籍父母遗弃，身份成谜。成年后他试图去日本认亲却被富裕的姐弟认为他贪图他们的钱财，拒绝承认他们的血缘关系。妻子的离去是对梁教授作为男人身份的第二次打击和质疑。儿子，丈夫，和父亲是男人立足于世的根基和身份证明，前两者他完全丧失，唯一能证实他男人身份的是他的女儿——梁一真。基本与世隔绝的梁教授倾尽心血帮助老洋人寻找和认证自己的身份，他从老洋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窘迫和无助，也从帮助老洋人身份寻找的过程中得到安心与慰藉：因为他不是唯一身份尴尬的人。老洋人的突然离世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在去世前他的身份并没有得到确认，这也暗示着他也有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身份成疑的伤痛之中。 兔死狐悲，梁教授不仅失去同伴，他失去的是自己的希望，是找到自己的根和明确身份渴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明白，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你就找不到回家的路。 梁教授和李如寄说，他乡可以是故乡，因为心安处即为故乡。令人感伤的是，他从未心安。对于男人来说，他乡从来都不是故乡。  这也说明为什么海外侨居者，尤其是男人，永远放不下叶落归根的执念。男人的故乡是明确的身份和稳固的社会地位。他乡给不了大多数的男人想要的身份。 老洋人第二任妻子尹志红的父亲，某大型国企的高级工程师，他虽然没有容貌和出生的困惑，但他对于自己身份在社会上的认同也充满着像老洋人和梁教授同样的挣扎。他善于盘算，有太多的小聪明和强烈地表现自己的欲望，但是他生活的时代提供不了他需要的身份认同。他不甘于专业的荒废和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当机会来临，他的女儿尹志红在大都市立足之后，他开始运筹帷幄，帮助他女儿尹志红迅速积累财富。但他不满足于生活在女儿的财富带来的社会地位的阴影之下。他要切实的权力和社会影响力。于是他逼迫老洋人放弃总经理之职，由自己出任。他作为工程师的专业身份被红色运动时代摧毁了之后，他需要金钱给他一个确定的社会身份。 李如寄身份危机感没有他的父亲老洋人严重，也没有他的岳父梁教授那样深的困惑，对金钱带来的社会身份也不是非常的执着。他有父亲，母亲和祖母，虽然他身上小洋人的标签是明显的，但是他不执着于身份的确定性，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更为广阔和宽容的世界，而且他有妻子梁一真的接纳与支持。 二、他乡中的女人们 很多的时候，是女人给予男人一个确定的身份。那么对于女人来说他乡是故乡吗？不是。 他乡是女人寻找自我和自由的乐土。 冯知明对女人的敬，爱，怕，和常常的不知所措在他的作品中暴露无遗。他对女性的特点有着天然的直觉，同时又观察入微。他的欣赏和同情也都给了女性。他对男性的描述有着诸多的不确定和游离，但是对女性的生存环境和状态有着非常精彩的记录。 在《生命中的他乡》中，大多数男性的角色模糊不清，性格也常常首鼠两端。李如寄显然对梁一真言听计从，最后才表现了一下自我。老洋人其实是被时代裹挟着的，他要么被推入高峰，要么被抛入谷地，但是他以为自己是个弄潮儿。梁教授尽管才华横溢，但是身份困惑带来的自我压抑，令人心酸。威猛如江洋大盗李钩胡子，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时代大潮来临之前，洗手江湖，埋名隐姓，甚至都没有给妻子一个告别。男性的懦弱清晰可见。 但是冯知明笔下的女性角色总是豪迈磊落，明亮生动。 三娘，老洋人的母亲的童年是无尽的伤痛和凌辱。她在故乡经历了一个年轻女子可能经历的所有的苦难：幼年时父母双亡，被媒婆送到教堂后又被人污名说受到传教士性侵，被媒婆卖到磨坊做妾，大房麻姑对她的凌辱无所不在，而名义上的丈夫连一个眼神的安慰都不能给她。出嫁之日，麻姑把她精心绣好的香包一点一点地当作她的面铡碎。那是她对爱情的憧憬和未来人生的希望，在她作为女性人生开始的第一天就以最为惨痛的方式被铡得粉碎。这一细节的描写是作者对女性苦难人生天才性的记录和认知，充分表现冯知明独特而令人惊叹的才华，犹如暗夜中的流星，明亮而灿烂。 冯知明对黑暗世界中，弱者对弱者的攻击和残忍观察入微，理解精到而准确。 三娘命运的转折点来自她对于磨坊之外他乡的向往。每一次被凌辱的绝望之后，三娘的疗伤之处是磨坊后窗的汈汊湖和湖面上湖匪往来的小船。她决定出走他乡，与湖匪为伍。她的生命从此精彩。她是汈汊湖上的压寨夫人，最重要的是她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不受欺负和凌辱的自由。身份对于她来说毫无意义，但是自由的灵魂和情爱超越一切。她实现了她的父亲想要的生活，“若来世做人，就痛快地做一回响马”，“响马的故事是她的童话”，她有追求童话的勇气和决断，即使湖匪头目李屠户卸甲归乡，三娘依然留在那给她自由的湖上，直到别无选择。 在冯知明笔下，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一是出走他乡，与现存体制的决绝对立。三娘是这么做的，老洋人的妻子尹志红是另一类典型的代表。 尹志红父亲的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他带领妻子和女儿，离开省城去偏远地区苦苦度日。一家三口都对他乡生活适应困难，尤其在尹志红成年之后，不甘心坐困愁乡，独自离家去省城闯荡。她从一所大学的侧门贩卖水果开始，尽管受尽磨难，她都坚持努力，渐渐地从小做大，从小摊贩到大酒店，到涉猎到更为广泛的领域，一直站立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潮头。虽然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因为时代的缘故，她没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社会中的历练使她坚强，大气，练达。她的父母反对她和老洋人的婚姻，但是她坚持自己的选择。丈夫老洋人去世的安葬之日，老洋人前妻上门强行带走老洋人骨灰，尹志红没有为难丈夫的前妻，而是接受她的解释和安排。丈夫去世之后，她继承丈夫的遗志，致力寻找丈夫的身份和海外的亲属，并计划带孩子去海外生活。 他乡对于尹志红来说是自我的探索，生命的成长，重新绽放和蓬勃的生长。 作者对梁一真着墨不多，但是她形象鲜明。梁一真是新一代女性的代表和象征。她独立坚强，心胸开阔，安然澄静，敏于观察，勇于行动 。她了解父亲的伤痛，但从未使父亲为难，即使知道父亲的日本寻亲之旅黯然而归，她从不追问，但是决然改变主意不去东瀛留学，而去德国。她懂得父亲对老洋人的帮助来自他内心对明确自己身份的期盼和憧憬，从而惺惺相惜，执意鼓励丈夫李如寄支持父亲老洋人的寻亲。自己既为了完成公公老洋人的遗愿，也为了了解日本和德国文化的共同性，去欧洲留学，深入学习和研究不同文化所产生的社会行为。她不轻易下定论，但是一直保持着开放的思维和态度，当太多的疑问无从解答时，她决定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了解。 对于《生命中的他乡》中的重要的女性角色来说，更广阔，更有挑战性和激情的他乡，才是她们生命，爱情和才能的蓬勃之地。李如寄的母亲，老洋人的前妻其妈，是从“大驳子船的大水中漂来的”女人，被婆婆三娘用龙鳞片煮水救活。她没有故乡和身份的忧虑，而是在他乡云梦泽深深扎根，生儿育女。她一生只有一次出过远门，这种把他乡当作故乡的顽强和坚守，是冯知明笔下的女人的特质。她们有如云梦泽一样，宽阔，大气，充满着生命的张力与激情，安静如处子，热烈如雷电。 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作者给予女性以引领者的角色和身份。他未必是自觉如此，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应该如此。这是冯知明笔下的女性永远爱憎分明，蓬勃磊落，可爱可敬的缘故。他希望能控制她们，但他知道他的希望是无望的，就索性跟随她们勇敢前行。李如寄并不热衷于弄清父亲和爷爷的身份，因为他的身份是明确的；但是当妻子梁一真独自前往德国和老洋人的亲属建立起友善的关系，并决定见面时，李如寄做好功课，主动参与寻根之旅。他的改变既源于他对自己家庭历史的重新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妻子梁一真的执着和开放的心态影响了他，也给了他自信和努力的动机。  三、文化中的他乡 冯知明写了三个时代中人们的生活与变迁。时代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性的张扬与勇敢，女性对欺凌与侮辱的挑战和反叛，生命对包容与开发的向往。三娘在暗夜出逃与响马共进退，尹志红在无立锥之地扎根，梁一真不去东瀛寻亲，而是去欧洲学习和寻找更加广阔的视野，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希望，憧憬，和努力可以使他乡成为故乡。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他乡和异乡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在全球化潮流中，移居，旅居和在海外旅行的中国人不得不在一个陌生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去寻找和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很多的时候决定其人民如何在异乡中给自己定位。环境的陌生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人们可能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异乡文化的接受变得困惑和犹豫。 历史经济学家 Joel Mokyr在研究十八世纪欧洲的革新所带来的工业革命以及持久的经济繁荣时认为，早期欧洲文化的发展和文化启蒙运动为后来的科技发展及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大爆发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他认为，经济，技术和文化的进化是相辅相成的，而文化则是社会进步最其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信仰、价值观以及社会思潮和群体偏好，这些构成文化的要素，具有改变人们行为规范的能力。 一个社会的文化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科技的发达，更决定一个民族的心态和自信，尤其在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时。一个具有开放，包容文化特征的民族能给其国民带来安全和自信，也更加容易在他乡找到和故乡的共同性。 有趣的是冯知明在《生命中的他乡》中用老洋人的父亲，德国传教士老穆勒在云梦泽的经历解释了文化和身份的问题。老穆勒在中国社会充满不确定性时来到云梦泽。他的到来是洋枪洋炮对中国威慑的结果，他对基督教信仰的传播被当地社会和民众抵制是理所当然的。为了他的信仰和对教会的承诺，老穆勒只得不断转换身份希望能被当地人接受，从而更好地传教。他把云梦泽当成自己的家乡，把当地打鱼摸虾十八般武艺皆学到手，与下层百姓打得火热。但这并没有帮助他吸引更多的基督徒。讽刺的是他这被江洋大盗绑架后，却因祸得福吸引了一大批湖匪信众。 传教士进入中国内陆城市是1860 年代之后的事情。欧洲和北美经济的繁荣和科技的发达给教会以及传教士提供了经济上的保证和文化的自信。在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保护下，政府，民间及教会都认为是时候在神秘的东方普及他们的信仰了，基督教化中国的口号是在经济和文化双重自信的基础上提出的。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和北美大陆输送了超过5万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他们的足迹遍布每一寸中国的土地。经过一百年的努力，他们想要基督教化中国的梦想并未成真，但是他们留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并与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起奠定了现代中国教育、医疗和科技的基础。 中国的土地上埋葬着许多传教士的尸骨。有的是死后埋在这里的，也有很多是死在他们自己的故乡，但是在去世之前嘱咐他们的家人和子女，把骨灰运回中国埋葬的。 他们是把他乡当归宿了。这是他们的选择，也体现了中国这块土地与文化的吸引与包容。 当人们有着文化和身份的自信时，就有接纳和包容的能力和意愿，就能把他乡当成故乡。希望在这个星球上，故乡不再是汈汊湖和云梦泽，所有的他乡都能成为故乡。 作者也许对他乡有诸多的怀疑和抵触，但是在小说的结尾，他让李如寄和梁一真一起，认真地开始生命中的他乡之旅。 冯知明是在向把生命中的他乡当作故乡的先行者致敬！ 原载“华人头条-荟萃文坊” Continue reading

文/ 龚明德 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和成都时代出版社于二〇一四年六月印行的十九卷本《艾芜全集》第十五卷“书信”卷，在一九四八年项下收入了艾芜致林辰夫妇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和收在该书中的艾芜致林辰其他七封书信一样，都不是从艾芜书信手迹直接过录的，而是转排自二〇〇五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鲁迅博物馆编《林辰纪念集》最末一辑《林辰藏信选》的《艾芜致林辰(八封)》。从《林辰纪念集》的实际编者王世家先生处讨来上述艾芜致林辰夫妇的书信手迹复制件，细心地与《艾芜全集》和《林辰纪念集》的刊载件勘校，方知《艾芜全集》所载此艾芜致林辰夫妇的书信，在转录时不仅没有把《林辰纪念集》所刊此封书信的文字辨识差错全部订正、遗漏予以补上，还另外又弄出了几处新的文字差错。至于艾芜这封书信的写作年份，两处刊载件都是“一九四八年”，且两处都直接补入了书信正文。 先说这封书信的文本，为方便叙述依《艾芜全集》照录: 诗农、惠秋兄: 久未见面，忽接来信，至为喜慰。 你们先前住的房子，有人来租过(楼上的邻居介绍)，都推脱开了，我们总觉得熟人住在一道，比较容易相处。因此，屋子至今仍然空着，只进门的一间屋子，最近住来一个生人。你们要回来住，越早越好。原因住在邻区的朋友，拟来居住，彼此太熟识了，碍于情面，不好推开。如他们不来，屋子当能为兄等留着的。匆匆，不能多谈，即祝你们一家 安好! 道耕 显葵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 在《艾芜全集》第十五卷第四十三页，有对收信人的一个脚注，脚注第三句为“惠秋，即林辰夫人”，这里等于没有注，而且该书信所拟标题只有“致林辰”，按规范要核实林辰夫人的姓，标题的主要文字应为“致林辰、黄惠秋”。在艾芜书信手迹和《林辰纪念集》刊件上，“你们先前住的……”没有另行，要提上去。“你们先前住的房子”的“房子”，在艾芜书信手迹上是“屋子”，应订正为“屋子”，因为书信紧接着又连着使用了两次“屋子”，证实艾芜习惯用“屋子”一词。“最近住来一个生人”，其中“生人”艾芜该书信手迹本来是“友人”，这个错辨误录是《林辰纪念集》就有的;联系上下文，多读两遍，也能发现“生人”是有问题的，上文有“我们总觉得熟人住在一道，比较容易相处”，下文有“住在郊区的朋友，拟来居住，彼此太熟识了”。刚才引过的“郊区”，被《艾芜全集》书信集误为“邻区”，这个错字是五笔录入法出错。信尾的“安好!”在艾芜该封书信手迹中是与上文连着写的，不该另行，而且《艾芜全集》变本加厉，比《林辰纪念集》更错得离谱，“安好!”前还空了两字。该封艾芜书信最后的署名,《艾芜全集》终于大智若愚地订正了“颢葵”为“显葵”，因为负责《艾芜全集》文字打理的伍松乔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好几个年头儿都是艾芜家里的常客，他当然知道艾芜夫人的名字;在艾芜的手迹上这个“显”字并没写错，是正体字即通常说的繁体字，不过艾芜写得真有点儿像“颢”。 书信正文写完，艾芜突然记起与林辰夫妇相关的事，立即补写的二十个字符被《林辰纪念集》弄丢了，为:“黄兄常常见着，闻最近已有女朋友，打算订婚。”补写的这段话，《艾芜全集》自然也只有照样弄丢。其实作为文献，这一段貌似“无头案”的补写，还是可以破解的。知道了林辰那时的夫人姓黄，这位“闻最近已有女朋友，打算订婚”的与艾芜“常常见着”的“黄兄”，大体可以推定也就是林辰夫人的亲兄弟，是弟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接下来，重点把这封艾芜书信的写作年份说一说。 录入后刊载于《林辰纪念集》中的艾芜这封书信，在写作时间“十一月廿日上午”前，由编者用方括号表示是自己补加的年份为“一九四八年”,《艾芜全集》编者自作聪明地去掉了方括号，又把“廿日”改成了同意思的“二十日”。后一处改动，不会影响表述。但删去方括号，就把《林辰纪念集》编者的推测变成了当年艾芜的自己书写，这个“一九四八年”就得由艾芜背黑锅了。查林辰自述和后人编的林辰年谱，可以把这封艾芜写给林辰夫妇的书信写作准确年份弄清楚。艾芜在书信中说“你们要回来住，越早越好”，这儿的“回来”，是指林辰夫妇一家一九四六年八月开始就曾在张家花园巴蜀中学任教时在此住过。 林辰写过《艰难岁月忆张园——兼祝艾芜同志八十寿辰》，初刊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人民日报》副刊，后改题为《忆张园，怀艾芜》，收入二〇一〇年六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印行的王世家编校的四卷本《林辰文集》第三卷，文中写道:“抗战胜利后，文协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迁往上海，张家花园原址改设重庆分会。这时许多文艺界人士都‘复员’到上海、北平等地去了，重庆分会便有空余的屋子，艾芜大约在一九四七年春天又由分会附近的孤儿院后面的草房搬回会内。一九四八年三月，我因失业，无处可住，得艾芜的帮助，为我留下了会所的东屋，我一家便也搬到会内来住。这样，他住西屋，我住东屋，两家结邻而居。” 查林辰年谱，得知林辰一九四七年七月从成都回重庆，八月任教于重庆江北治平中学，年底失业。估计校方提早通知林辰明年起不再聘用他的时间，就是他给艾芜写信前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旬，艾芜接信后立即回信，让林辰一家“要回来住，越早越好”。林辰年谱是说林辰一家一九四八年四月才由找了一两个月都找不到工作的上海返回重庆的，那么艾芜写给林辰的书信应该是寄往重庆的江北，不会是上海。林辰请艾芜把重庆张家花园“文协”分会他曾住过的空房子预留着，他先到上海去找工作，实在无法再一家人回到重庆，因为他们夫妇还有孩子留在重庆，应该是跟着被过录者漏掉的一段书信后补充文字中的“黄兄”即孩子的舅舅临时帮忙带领着。 这样一来，上录艾芜给林辰夫妇的那封书信的写作年份只能是一九四七年，因为一九四八年四月开始林辰一家已回到重庆与艾芜一家同住了，不会再在一九四八年的十一月二十日还由艾芜帮忙留着空屋子。 写于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原载《艾芜资讯》二〇一八年一月号) Continue reading

文/ 冯天瑜 （1942-2023）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教授张世英先生，是中国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应该也是研究黑格尔的第一人。 他是湖北人，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大学协助指导湖北大学研究哲学的中年教师们，还办了《德国哲学》的期刊，应该说在研究德国哲学的领域，这个团体和期刊是绝对达到了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而这就是因为有张世英先生的带领。 当时他经常回湖北大学协助指导工作，我当时也在湖北大学工作。我们几乎每天傍晚都在沙湖边上散步，我们谈了很多问题。 张世英先生谈到了一个学者要想提高、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要有“看家书”。当然要有广博的阅览，要有很渊博的知识，但是又要精读，要有“看家书”。 我向张先生请教了理论思维的训练，他是哲学家，我们作为史学工作者，要向文学家、哲学家请教。张先生说，要提高理论思维要有“看家书”。我问张先生他的看家书是什么，他说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大逻辑》，大家如果读过黑格尔的书，这都是很熟悉的。 他说，我从在北大念哲学系开始，就反复地钻研这两本书，后来做哲学研究几十年、半个世纪也一直钻研。现在不止半个世纪了，因为张先生已经90多岁了，他说这对他的理论思维的训练有很大好处。前不久，他还专门托人给我送来了一个条幅，“腹有诗书气自华”。 他问：“冯先生（这当然是他对我的客气，我是他的后辈，但是他还是称先生）你有没有什么‘看家书’？”我说：“以前没想过这个事，现在张先生提了‘看家书’，也可以说有。”虽然原来没这个概念，我当时马上想到有三本书是我的“看家书”，我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读这三本书。 一本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的几本书包括《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讲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特点时，很多地方我都提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家的《历史哲学》已经完全翻烂了，书的角都已经变成了圆形。这本书我从20几岁看，后来我做文化史研究也经常看。这本书对于提高我的理论思维很有帮助。 我并不是全盘接受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面的一些观点，比如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到日耳曼就达到了顶峰。他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从东方开始的，从印度、中国开始的，但是后来就到了欧洲，最后就到了日耳曼，到了德国。这些观点，当然我是不同意的，而且日耳曼成为人类文明中心的想法也是不算正确的。 但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这本书中谈到人类文明史，我觉得他的概括能力之高、之深是空前的，好像也是绝后的，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部能够达到《历史哲学》对人类文明史有这样的一种高屋建瓴的分析。书里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提供我们思考，我们可以修正，可以不赞成他的很多具体的观点，但是它确实是对我们有益的。 张先生说，你另外的“看家书”是什么呢？我说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是一个历史学者，尤其是一个历史文化学者的必读之书。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了很精辟的评述，他对从秦汉或者说战国后期，一直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写到了这个地方）的各个时段的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都加以解释。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谈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当然《资治通鉴》专门有表述，但王夫之的分析非常精彩。 他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全然是出于他一家之私，完全是为了他的始皇、二世一直到万万世能够传下去，绝对不是为了天下，而是为了巩固以及使得他的专制皇权得以延续。如果封建就很危险，同姓王、异姓王很容易造反、闹分裂。他实行郡县制，官员都由中央、朝廷任命，而且可以随时罢免，随时调动，这叫做“流官”，流动的官。不像封建时代的贵族是世袭的，那不能随便动摇。关于封建问题，我专门写了一本书《封建考论》，其中也谈到了这一段。 同时他的评述也体现了王船山的理论思维和辩证观念，他认为虽然出于帝王的私心，废封建、立郡县，但是这也使得国家有了安定统一的可能，这就大有利于天下。所以王夫之的一段评论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这个做法是老天爷借秦始皇之私而行天下之大功。这是深刻的历史哲学的思维，而且应该是非常准确、非常深刻的。 像这样的分析在王船山的《读通鉴论》里面通篇皆是，比如汉武帝大用兵导致从文景之治以来国家积淀的财富到武帝的时候都消耗得差不多了，所以武帝的这个做法在后世历来是受到很多人批评的，但是王船山也指出，武帝的这些做法虽然有很大的问题，耗尽天下之财，但是他也使得国家得到了大利，给了正面的评价。 类似于这样一类的分析在王船山的著作中是很多的，突破了不少儒者仅仅只是从所谓的仁义学说出发来论述，而且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把仁义学说小化、弱化的缺点。 王夫之有一个更宏大的见解，把仁义放大，而不是简单的妇人之仁，应该说也是深刻的见解。 所以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也算是我的一本“看家书”，我读这本书可能比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稍微晚一点，这是我中年时候开始读的，而《历史哲学》是我青年时候开始读的，每次翻阅，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 第三本书，明清三大思想家中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我建议学文史哲的人要认真地读一下。我觉得《明夷待访录》把中国古典的、传统的政治学说推向了一个高峰，而且这个高峰完全可以跟当时西方17世纪的作品做比较。 当时西方带有近代色彩的政治哲学，如卢梭的《民约论》（后来翻译为《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思想，这些都成为了我们近现代的政治建构的基础，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若干方面完全可以跟它们相比肩，当然在有些方面还没有达到。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面的第一篇就是《原君篇》。古人喜欢用“原”来讨论问题的来龙去脉，像后来熊十力先生的《原儒》，就是讲儒学、儒家的两种学派。“君”就是国君、王权或者讲皇权是怎么形成的，形成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高度地赞扬“古之君”。 “古之君”用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史的眼光看，就是原始共产时代的部落领袖，后来在我们的骨髓当中把他们理想化，譬如黄帝、炎帝，以及尧、舜、禹这些古代的圣君。这些圣君为什么一向被人们所崇仰？那就是他们是“天下为公”，他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公”，为了大众，天下最劳苦的事情自己来干，把天下好处都给大家。 所以他说“古之君”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古之君”只有那些道德最高尚的人才去干。在古代有很多这种记载，像尧、舜，当时推某一个人来干，那个人坚决不干：这个事情太苦了，不干！只有尧、舜、禹这些人出来干。黄宗羲高度赞扬这些“古之君”。 而关于“今之君”，首先要注意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包括儒学的很多重要经典，都有批评帝王的思想和言论，尤其孟子谈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的思想，还有很多批评君王的例子。但是在黄宗羲之前，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即无君论者，像阮籍、嵇康就是魏晋南北朝时的无君论者，否定君，主张回到原始时代。 但是黄宗羲还是“有君论”的，他认为应该参考“古之君”的做法，而他对“今之君”是全盘否定，不是对“今之君”做的事情全盘否定，而是说不像以前的论者是区分明君、昏君、暴君。他认为“今之君”都有很大的问题，这是黄宗羲的《原君篇》里讲的内容。 “今之君”是怎么回事？“今之君”把天下的利都收归己有，把天下的害都让天下的老百姓去承受。所以他说“古之君”受到大家的敬仰，而且过了几千年大家还在敬仰。你看孙中山先生走到全世界，题字题得最多的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就是“古之君”的做法。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阮籍、嵇康等把君主废掉，回到原始社会的思想，那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其实黄宗羲的这种思想、孙中山提到的“天下为公”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总结的关于巴黎公社“三原则”的思想，就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一致的。 第二篇是《原臣》，讲臣子，他谈到一个思想，我觉得在今天就应该把它刷成横幅标语的那种样子以广而告之，就是臣和君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不是主奴关系。他说臣和君是什么关系，就好像一些人扛木头，前面的人唱“呼”，后面的人唱“嘿”（前者唱邪，后者唱许），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君臣是主奴关系，提出“君臣同事”论很了不起。 再比如他的《学校》篇，他认为学校不仅应该是一个教育机关，而且应该是一个议政的机关。他提到要“公天下之是非于学校”，是非不能仅仅由朝廷说了算，还要学校代表民众来议论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这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些思想，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但不是简单地搬过来。 “公是非于天下”很重要，把是非公之于天下，这也是他很了不起的思想。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还有很多篇，比如他的《奄宦》讲宦官，明代的宦官干政特别厉害，我30年以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明代宦官干政考略》，宦官能够干政就是绝对君权的产物。 黄宗羲认为君主集权时，君主们和普通人一样，杰出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平庸之人，还有少数是坏人，君主也是如此，杰出的君主也是少数，可能唐太宗、汉武帝算是，但是有很多是庸君，还有很多是暴君，所以才产生了绝对君权下的严重的宦官干政。 接着就想谈《置相》篇，就是“恢复丞相”。他在《置相》篇里讲丞相不是世袭的，君是世袭的，世袭的人里面只有少数是杰出的，大多数都是平庸的，还有一部分是非常糟糕的，他当时也没有办法去否定君主世袭制，而丞相、大臣是精选、推举出来的，最杰出的人才能够当丞相，所以他认为丞相太重要了。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呢？ 因为洪武皇帝朱元璋废掉丞相是明清两代君主集权走到极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丞相是推举产生的，所以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丞相有很多。《置相》篇分析得入情入理，他不是在讲空话，而是讲得真的有道理。 他分析为什么宦官会产生，第一代的君主一般不会重用阉宦，因为他有雄才大略，而且他对下情很了解。黄宗羲在这里分析得很有意思，他说后来的君主都关在九重之内，从小陪着他的是谁呢，就是宦官，那么他以后必然会重用宦官，他害怕又不相信外官。 所以明代有的把宦官称作“大伴”，就是从小陪伴他，或者叫“伴伴”，他就是这些宦官带大的，比如刘瑾、魏忠贤这些人，而且他们把明代搞坏了。以前很多朝代里宦官是不许认字读书的，明代为了让他们来参加政务，包括让他们批奏章，就请了很出色的儒生来教宦官念书。尤其到了明中后期，宦官不仅识文断字，而且文化水准都很高，使他可以更好地去干政。所以黄宗羲做的一些分析都入情入理。 黑格尔把古希腊称作是“欧洲人的精神家园”。我们的先秦诸子，到后来像“顾、黄、王”这样一些思想家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像顾炎武区分了“天下”与“国家”，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当时明朝被清朝灭了，有些人是如丧考妣，对朱明王朝的覆灭悲痛不已。顾炎武也悲伤，他曾经参加甚至组织抗清的活动，但是他认识到了超乎一般的一点，就是“天下”与“国家”的区分。 国家是为君为臣者的国家，“肉食者谋之”。而天下则不然，天下是天下人的，所以，天下的兴亡，“虽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到近代的时候，梁启超先生把它概括成很精炼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是把顾炎武的一段话精简了，精简得很好。 一个低贱到没有任何功名、没有任何地位的匹夫，对于天下的兴亡都有责任，因为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包括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天下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们都有责任。我看现在有些电视剧就把这句话给“阉割”了，说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忘记了顾炎武当时的苦心和他的精义。 这些重要的思想家实际上都很了不起，一直到清末民初又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包括五四前后，他们都向我们提供了建立义理系统的非常丰富的资源。当然 “学也无涯，生也有涯”，所以一定要有“看家书”。 张世英先生也没有把黑格尔的所有书都说成是他的看家书，他也是专攻《小逻辑》《大逻辑》。古今中外理论的书也多得很，我也仅仅是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做我的“看家书”。“看家书”是20世纪90年代我和张先生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一个概念，但实际上自己是“暗合”了这个概念，以前没认识到，以后就更明显了。 所以要提高我们的义理水平、理论水平，要认真地去阅读、钻研这些经典，不是随便看一下，而且你可以挑选经典，我并不是推荐《大逻辑》《小逻辑》《明夷待访录》这些书，而是要根据个人情况，你的专业、爱好等等选择你的“看家书”。 （以上文字节选自人文杂志》2018 年第 4 期，原标题：《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图片来自网络。） Continue reading

文/ 莫之军 《张诚日记》是1973年11月由陈霞飞先生翻译，陈泽宪先生校对，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版权页上标明为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书是32开本，共99个页码。书的封面设计得一如那个庄重朴素简洁，白色的封面上，书名下有浅青灰色衬底。封底设计得更是简单，只是在右下角标注着“内部读物”和书号、定价三行小字。“内部读物”说明此书当时出版发行对象是有一定范围的，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阅读到。尽管《张诚日记》，仅为薄薄的一册，但让人视之感觉清新淡雅。   《张诚日记》作者张诚1654年出生于法国凡尔登市，其法文名字是P．Jean—Francois Gerbillon，他1670年入法国南锡地区耶稣会香槟省修道士传习所学习，1688年受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派遣与一批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道，即被康熙帝留在宫廷供职，协助处理清朝宫廷对外政务翻译事务。张诚是P．Jean—Francois Gerbillon神甫的中文名字。 张诚自1688年到1698年，作为翻译，曾八次到当时的满蒙诸地，参与清廷官员处理边境政务事宜。张诚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八次之行，均有日记记载。《张诚日记》仅记录的是他第二次满蒙之行的日记，即他自1689年6月13日至1690年5月7日近一年的日记，这些日记记录的是他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签定条约经过的文字。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当时中国政府与周边国家交往来龙去脉的相关细节，因此，从历史的视角看，《张诚日记》无疑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这部分日记，曾作为书简由作者从中国寄往法国巴黎在报刊上发表过。 在这部纪实性的日记作品里，作者分两部分记录了其近一年的行经履痕。 第一部分比较祥尽地记录了作者从1689年6月13日随钦差大臣率众2000余人离开京师，向东北方向行进，远赴满蒙诸地，至1689年10月18日兴高采烈返回北京，完成参与清朝政府钦差大臣与俄国政府行政官员进行边境谈判的整个过程。 从第一日起，作者就在有限的文字里告诉了我们此行的行进的路线方向，行走的里程及一日之内天气变化情况。由此简洁的文字，可见作者他们此行旅路之艰难。其后的日子，作者在或长或短的文字里，记录上依然离不开行进的路线、行走的里程、当日气象状况等几个要素，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旅路变幻，作者又在日记里加上了一日所见所闻，尤其是加上了所经之地山川河流，乡村荒野风物人情的描述，使日记的文学性增强，显得生动自然，别有情趣。 如作者记录6月25日的一天，他们前行的方向时而向北，时而向东，大部分时间向东北，一日之内行进75里，之所以不断变幻行进方向，原来是作者他们是为了避开影响他们行进的流沙。傍晚，劳顿了一天的人们只能在一个方圆三、四里的大水池旁支立帐篷安营扎寨。池内既无芦苇，又无杂草，有的是野鸭、大雁和天鹅。为了改善一行人的生活，此次负责与俄国人谈判的清朝政府首席代表索额图老爷，当即令人把皇上赏给他的一条船放入水中，用于捕获野鸭、大雁和天鹅。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将捕获得野鸭、大雁和天鹅宰杀后，引火时，却将宿营帐蓬旁的干柴草丛引燃，火借西风，一路劲吹。一时间火势蔓延，人们不得不逃离帐蓬，另寻宿营地。在这里，作者虽然没有写明最后他们是否享受到这顿美味野餐，但从其叙述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想像得出作者他们当时逃离帐蓬狼狈不堪的情形。类似的情形在后来的日子也多有发生，作者都作了祥尽的描述。 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后，清朝政府的钦差大臣一行人马终于在7月26日到达中俄边界上的一条河岸旁扎营。紧接着，钦差大臣即安排使者到紧邻中国边境的俄国尼布楚城与当地总督接洽谈判事宜。尼布楚总督则回告，俄国沙皇派出的谈判全权特使尚未到达，还在路上。从作者的记载中，可见俄国人对清朝政府的钦差大臣一行到来，尽管表面上显得热情，但内心还是防着中国人的，中俄在随后的交往接触中常常摩擦不断，这其中包括谈判地点、参加人员和谈判的内容，都在双方间来回沟通。 在经过几个来回的沟通后，双方谈判代表终于在8月22日坐到了谈判桌前。俄国方面由沙皇的全权特使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和尼布楚总督，以及使团参赞衔的内廷大臣参加。清政府方面则由钦差大臣索额图老爷等参加，张诚与同去的徐日升神甫作翻译。双方分别围绕边界主题进行谈判。俄国全权特使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建议以萨哈连乌拉河，即黑河作为两国之间的疆界，河以北的土地归俄国，河以南的土地归中国。而清政府钦差大臣却不认可，索额图认为萨哈连乌拉河以北，有人口众多的城市和地方，并且适宜猎取貂皮的山岭，是中方所不能放弃的，他反而向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建议俄国人退到色椤格以上，把连同尼布楚和雅克萨，以及它们的附属地都留给中国，这些地区原来都附属中国，或向中国纳贡。对中国钦差大臣的建议，俄国全权特使表示坚决反对。就这样，中俄双方边界谈判第一次会议因双方分歧意见太大，没有达成协议而结束。紧接着在23日的中俄双方边界谈判第二次会议上，尽管中国钦差大臣只要求俄国人不超过尼布楚，他们可以考虑将尼布楚让给俄国人，俄国全权特使仍然不同意，最后谈判双方不欢而散。张诚在此还特别写到，钦差大臣甚至为俄国人的嘲笑所激怒，似有退出谈判的意向。 谈判从8月22日到9月7日，在时断时续双方争执中进行，从中可见作者他们作为中方的翻译，为了顺利完成谈判，与沙皇的全权特使私下交涉和调节中俄双方分歧所做的种种努力。甚至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谈判过程中，沙皇的全权特使对中国钦差大臣的威胁之言：“倘若钦差大臣们一意坚持，那么他们唯有昭告天地，不对战争和一切流血牺牲的恶果承担责任。” 经过艰苦的谈判，中俄双方终于达成一致，于9月7日签订了条约文本，条约文字如下： “大清国皇帝钦命使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舅舅佟国纲，都统郎坦，都统班达尔善，镇守萨哈连乌拉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马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与大俄国沙皇钦命全权特使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布兰克希巡抚俄克尔尼兹及其同僚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在尼布楚城附近聚会，以制止不逞之徒敌对私行越界狩猎、劫掠、杀人或图谋不轨，并划定中国与俄国两帝国边界。两方互期永敦和好，长保睦谊，为此共同议定如下各条款。条约共八款（内容略），其中第八款明确：两国皇帝钦派使臣，应将本条约正副二本，钤用印信，彼此互换。本条约各款应以鞑靼文、汉文、俄文及拉丁文铭刻碑石，立于两国所定边界之处，垂诸久远，永资信守。” 条约达成后，双方使臣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宣读誓词，相互拥抱，互致祝贺。是夜，中国使臣一行渡河回到中国境地。在完成了边界划定条约签字后，中国使臣按俄方要求，多留了一天，即于9月9日起程离开谈判地，向北京进发。 回程时，钦差大臣一行尽管绕开了来时的一些不好走的路线，但从作者日记里，我们依然清晰可见，他们回程之路，也仍是一路艰险。在经过艰苦的长路后，钦差大臣一行终于在10月18日兴高采烈抵达北京。时作者在日记里特别写道：“是日晴朗，温暖，有微风”。 《张诚日记》虽然描绘的是一名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但却客观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和人文诸方面的现象，尤其是真实地记录了中俄边界谈判及条约签定的前因后果。其历史价值之大，是毫无疑义的。就是在今天，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Continue reading

文/ 宋海东 《寒夜》是上世纪40年代巴金创作的一部小说，叙述抗战时期小知识分子的卑微人生。这部文学经典不仅曾经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和舞台剧，还两度搬上银幕。 1955年，《寒夜》由香港华联影业公司首次“触电”。影片质量堪称上乘，它挣脱了传统粤语家庭片的窠臼，极具时代特色，在人物塑造、细节铺陈上有如慢火煎鱼、炙骨入味，曾入选“1955年十大粤语名片”，后被香港电影资料馆评为“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电影”之一。 我所见到的该片海报有两种，均为全开。 一种海报为竖式摄影版，以浅蓝色为背景，系香港出品。近景为一对时装男女深情对舞的一幕，正是片中汪文宣、曾树生夫妇的剧照，远景是拥挤在一处的憧憧人影，均神情凝重。人影头顶系美术体片名，而“寒夜”二字中间，上方印有“香港华联影业公司创业巨献”——《寒夜》乃华联影业公司开业后的奠基之作;下为吴楚帆、白燕、李清、黄曼梨等4位主演的大名，但未介绍饰演何角色。这4人当年在香港及广东一带都属于家喻户晓的明星，如今时过境迁，这里有必要费些笔墨加以介绍。吴楚帆享有“华南影帝”之名，曾被评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他戏路较宽，尤其擅长文艺片，主演过《新青年》《生命线》《家》《春》《秋》《危楼春晓》等片，执导过《战地归来》《香港一妇人》等片，而且华联影业公司正是他与李晨风共同创办的。白燕擅长演绎不幸女性和端庄娴淑的贤妻良母，主演了《蝴蝶夫人》《春》《春残梦断》《人海孤鸿》《可怜天下父母心》等片。李清与吴楚帆、张活游和张瑛合称为“粤语片四大小生”，凭借影片《孤岛天堂》轰动香港，代表作还有《情焰》《珠江泪》《无情海是有情天》《同心结》等。黄曼梨早期扮演过不少贤妻良母、小家碧玉和大家闺秀，赢得“悲剧圣手”美誉;后期经常出演恶家姑角色。她的主要作品有《人海泪痕》《原野》《不是冤家不聚头》《慈母心》等。1995年，她获得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奖杯由周润发亲自到她手中。 另一种海报系竖式手绘版，以略显沉闷的豆青色为背景。海报上方系片名，并介绍该片编剧和导演乃“华联”的另一位老板李晨风，主演为饰汪文宣的吴楚帆、饰曾树生的白燕、饰唐柏青的李清、饰汪母的黄曼梨，还特别强调系根据“巴金名著改编”;海报地脚处注明本片由“华联”出品，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显然，这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为影片在内地放映制作的宣传品。海报其余四分之三的画面被一位颈缠白围巾、昂首朝天、满面哀凄的妇人占据。令人费解的是，妇人的五官与唇红齿白的白燕和瘦骨嶙峋的黄曼梨全无相似之处。论年纪，她应该是年过半百的汪母;若从故事情节分析，她又应该是女主人公曾树生。 1957年，巴金在上海寓所会见了吴楚帆，还与妻子萧珊一同应这位“华南影帝”邀请，欣赏他带来的这部粤语片。巴金看罢，握着吴楚帆的手说:“这部影片拍好了，它比我原来写的还好。”他认为吴楚帆演得好，扮演曾树生的演员虽跟想象中的差不多，但他并不同意影片中安排曾树生“害怕她的婆母”:“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他尤为不喜欢片尾的狗尾续貂——编导加了一场曾树生和婆母在汪文宣坟前重归于好的戏，满足香港观众大团圆的心理需求。不久，巴金还在《中国电影》杂志上，发表对该片的观后感。 时隔近20年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又把《寒夜》改编为彩色宽银幕故事片，不仅取得不错的票房收入，还分别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香港第九届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奖以及法国第38届戛纳电影节荣誉证书，既叫座又叫好。1983年3月26日，该片主要演职人员专程去华东医院拜访病榻上的巴金。当摄制组一行向满头银丝的巴金针求意见时，这位作家表现得极为大度，表示：“我是讲，主要意思呢，就是拍电影是再创造，所以你们有权，你们有思考，全部按照我的意思也不一定很好，这个戏喜欢的人不一定很多。出版多年以后，(我)慢慢地认识才成这样，所以你们有权决定一切。我的认识，我曾经和小祝(即巴金女婿祝鸿生，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闲谈，讲到我的真实思想，我说的就是荒煤(即作家陈荒煤)讲的那个时代问题。我觉得《寒夜》时代是明显的，我选的人物就是，不写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不写人民的反抗，不写这个，就是，只写3个善良的人，在这时候，安分守己，规规矩矩，只想生活下去，结果都活不了，悲惨死亡，这说明这个统治到了最后要崩溃了。”应客人恳请，他点评了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及其相互关系，并与大家合影留念，还作出承诺：“我年纪大了，不大看电影了，你们这个片子啊，我看看。”据唐金海、张晓云编写的《巴金年谱》记载，巴金之后亦关注《寒夜》的摄制，如当年4月7日，他阅读了刚刚出版的《文学报》，得知该片摄制组正辗转于苏州、无锡和兴化等地拍摄外景。 记得这部“北影”版彩色故事片于1984年上映时，我尚在念初中。家乡电影院广告牌上张贴的一幅《寒夜》海报，吸引我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一点零用钱换来一张入场券。入场券如今早已不知所终，那张对开横式海报从此却驻留在我脑海里。多年后，我在冷摊觅得此海报，价都未还，便扔下钞票喜孜孜地将它抱回家中。这幅海报对影片内容有如下提要：“本片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曾树生、汪文宣在大学读书时相爱结合。大学毕业后，他们怀着创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共同理想走上社会。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们的理想肥皂泡般地破灭了。后来，曾树生因与婆婆不和和向往安逸的生活而离家出走。当她返回家时，却已人去楼空……”该海报在版面设计采用多幅图案版，借用连环画形式，将影片主要故事情节用7幅横式彩色剧照配上简要说明文字加以介绍。而海报中心区域的版面，留给了手持蜡烛在夜色里寻寻觅觅的曾树生。整个作品以黑色为主色调，契合“寒夜”这一主题。然而奇葩的是，海报上居然不见演职人员表。 2007年2月，河北美术出版社推出一套修订版《中国电影老海报》，使我得见“北影”版《寒夜》海报的另一番面貌。该竖式单幅图案海报尺幅较之前者扩大一倍，为全张巨幅。《中国电影老海报》对其有如此介绍：“海报中以剧照的形式再现了影片凄凉的色彩，前景中夫妻两人相依为命，紧紧相拥，眼神中透着一丝无奈。背景上妻子远去的身影渐渐模糊，虚幻缥缈的灰蓝色调反衬出寒夜的悲凉。它从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中展现出一段特定的历史，具有深远的艺术感染力。”海报上有详尽的演职人员名单，包括：导演和首席编剧阙文，曾与他人合导《父子俩》《巨澜》《元帅之死》等影片，《寒夜》乃他的巅峰之作。编剧林洪桐，由其担任剧本创作的电影《死神与少女》获第13届瓦尔纳国际电影节荣誉奖、第一届中国红十字电影节特别奖，《多梦时节》获1988年第9届金鸡奖最佳儿童故事片奖。美工师晓滨经验丰富，之前最得意的作品，是《早春二月》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饰演曾树生的潘虹，早在1979年便凭借《苦恼人的笑》一举成名，先后获得4届金鸡奖（3届最佳女主角，1届金鸡奖特别奖）和百花奖、华表奖各一次，并斩获大马士革国际电影节、意大利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系当年的一线女明星。饰演汪文宣的许还山，主演有影片《樱》《张衡》，参演过电视连续剧《司马迁》《红岩》《孝庄秘史》，亦执导电影《盲流》及电视剧《铸情岁月》。饰演汪母的林默予成名已久，出演过电影《三毛流浪记》《红楼二尤》《破雾》等，凭借古装系列片《红楼梦》荣获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前不久，我又在旧书店淘得一种“北影”版海报，系以8幅大16开彩色剧照配上说明文字组成。第一幅画风唯美，乃是汪、曾夫妇二人在小船上辅导村童学习的场景，背后是金黄的油菜地。第二幅反映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城中的汪家生活每况愈下，曾树生经常与婆婆发生口角。第三幅乃是曾树生为补贴家用，与大川银行陈主任合伙做生意，二人关系暧昧。第四幅为汪文宣抱病工作，终遭辞退。第五幅为曾树生受不了婆母之气，欲与丈夫分手。第六幅为曾树生拟赴兰州发展，临行前汪文宣买来蛋糕为她庆生。第七幅展现夫妇二人相拥泪别的一幕。最后一幅系曾树生在战后返回家中，却只得到丈夫临终前的一封遗书。经仔细比对，上述图文的前七件与第一张海报上的7幅图文完全一致，只是尺幅大了许多。不用说，这组海报完全可以称作一套升级版的电影连环画。 以上海报均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印制。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电影发行渠道十分单一，主要通过这家公司推向各地影院。 “北影”版《寒夜》当年还传播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我手头有一幅来自东德的横式单幅剧照版海报，尺幅为29.5×42cm。画报借用男主人公为女主人公买回蛋糕为她庆生的剧照，上方中央悬挂着中文“寒夜”二字，下方则是德文片名，还有一篇带有浓郁欧美风格的内容简介，这里我且试着翻译如下：“还有什么可说的？生日蛋糕的蜡烛几乎熄灭了。为了能把它送给他的妻子，汪先生做了一些额外的写作工作，经常坐在那里直到天亮，计算并保存换来的收入（指望以此积蓄一些钱），却把他的健康毁了。曾(树生)对蛋糕感到很高兴，但她的爱情已经变成了怜悯，因为她的婚姻没有未来……这是来自40年代初重庆的悲惨爱情故事。” 上述几种“北影”版海报全是用剧照配上些许说明文字合成，多少有些机械和讨巧。该片在全国各地上映期间，一些地方放映公司和影剧院不肯落入俗套，请来画师绘制出多种水彩画形式的海报，下面我且介绍5种。 在《江苏画刊》1985年第10期上，我见到过一幅竖式手绘海报印品，但未标明原件尺幅。它以白色为底色，左上角三行宋体字披露的是影片摄制、发行单位等信息，中央偏上的位置乃影片中文名及对应汉语拼音，右下角则是女主人公的头像，头像周围飘荡着几片落叶，寓意她的婚姻正被生存的压力一点点地磨蚀，一天天萎缩下去。 在1986年举办的华东六省一市电影宣传画联展上，有一幅出自于钦杰笔下的《寒夜》海报获得二等奖。该竖式海报仅黑白二色，其中以黑色为底色，上方中间位置为影片的中文名及汉语拼音，左侧为演职人员名单，片名下描绘的是一脸沉郁的女主人公头颅和她眼前的一根灯火闪烁的蜡烛，悲凉入骨;蜡烛底部的16个字揭示了影片主题：“茫茫黑夜吞噬人生 世间哀歌呼唤光明。”1986年第7期《富春江画报》发表了这幅海报印品，可惜编者亦并未标明原件尺寸。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幅海报系由田玉良创作的水彩画印品。这幅横式全手绘海报把最醒目位置留给影片女主人公，虽一脸严肃，金灿灿的旗袍却把她衬托得格外光鲜靓丽;形容枯槁的男主公与她背身而立，模糊的面庞充当了女主人公的背景。这两位人物占据画报五分之四的画面，只在边边角角处象征性地描绘了都市夜景和相拥而立的汪母和汪子，片名和简略的介绍文字也都退缩在角落里，尽可能不打扰男女主人公。 非常遗憾，我所经眼的《寒夜》电影海报绝大多数为印刷品，仅在旧书网站上见到过两幅原稿。其中一幅竖式海报为全开水彩画，描绘男女主人公在寒夜小巷中泪别的一幕：一身华服的曾树生被路灯照耀得如同仙子，而汪文宣则萎缩成一团模糊的黑影，在对比中产生视觉冲击力。该作十余年前便被一位长春书商挂在网上，因标价殊昂，无人问津。另一幅也是竖式水彩画，尺幅为100×65cm。它以大面积黑色为底色，前景为手持蜡烛的女主人公，后景为男女主人公在寒夜小巷中依依惜别的剪影。这幅海报前几年曾以110元的低价拍出。 电影海报因其画面精美、表现手法另类、文化内涵丰沛，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品。一般来讲，改编自名著、由一线影星出演且曾在国内甚至是国际获奖的电影海报尤其具备欣赏和收藏价值，《寒夜》电影海报恰好莫不拥有上述元素。当然，这些海报的研究价值同样不容忽视，是反映《寒夜》银幕发展史的珍稀档案。 Continue reading

《书话史随札》，王成玉 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文/ 王成玉 我一直幻想有一间自己的书房，然而三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书房。我读书向来很简单，一桌一椅而已。有时候干脆躺在床上看书。在我看来，读书是随时随地都办得到的事。这也许是我的条件所造成而无法改变所形成的一种陋习吧。那个时候，我总是上班时带一本书，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读，所以我有很多的书上面都有油渍。当然，如果有一间窗明几净的书房供我读书，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啊！我的这个梦想，现在看来恐怕是很难实现了。每当看到别人在文章中提到书房怎样怎样，我的心都在隐隐作痛，真的是令人心向往之啊！ 我这样说也许并不完全为我自己，有时想到的是我买的这些书。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同样的一种书，在各人买回去之后，就有不同的命运。有的被人放进书房，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而且还有玻璃窗保护，一尘不染。而我，除了极少一部分外，大部分的书都堆在纸箱中，年长日久，灰尘满面，伤痕累累。每当写作时，如果需要查找什么资料，简直搞得五心烦躁，明明记得在这里的，怎么也找不着。有几次因为找不到所需的材料，干脆不写了。或者凭记忆，先写出来再说，一篇文章有时因缺少相关的资料而大为减色，而我写的多是读书随笔一类，没有资料根本就无法动笔。记得在写《书话史随札》时，我干脆花了几天的时间，把相关的书全部找出来堆在房间里。本来房子就小，到处都是书，妻子看了也很烦，多次劝我把书卖了算了，何必自找苦吃呢。我也曾几次下决心要卖书，但这本书没写完，我是不肯卖的。为写这本书，我阅读参考的书大约有几百种，幸亏我把它们慢慢地找出来了，不然的话，根本就动不了笔的。 买书之初，我从未想到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困境，虽然我并不想当什么藏书家，但书是要买要读的。那时主要是因为想看书，觉得自己有几本书看起来方便一些，所以直到现在，我的买书基本上是为读书准备的，并没有什么惊人的秘芨和值钱的货色，再说我也买不起。我买的书都是近三十年出版的新书。刚开始买书时，外国的书要多一些，为了赶新潮，买了不少的外国名著，包括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但最近几年，也很少读他们了，一方面送了人，另一方面都卖了，现在只有一百多本。 我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人，不是作家，买几本书总是为了方便自己读书，自己的书总比借别人的或图书室的书看得要舒服一些，一册在手，随心所欲，不怕弄脏，也不怕弄坏，甚而更不怕弄丢了。自己的心事不怕别人知道。对我来说，买书本来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这个道理是我最近才感悟到的。古人说，家贫莫买书，一点都没错。我虽然也知道，但总是控制不了自己。我的买书，基本上是人弃我取，买的是零本殘册，大部头的书除《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外，其他的不问津。我几乎没什么工具书、词典之类的书，到现在，我连一部《辞海》、《辞源》都没有。一部《现代汉语词典》，还是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的，已经很破旧了，还是舍不得换新的。这说起来真难以令人置信。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但我一直到现在，连一本《中国文学史》的书都没有。那一年发年终奖，我下决心把《十三经注疏》买了回来。1985年，我三十岁退团，书记要送我纪念品，问我要什么，我说就买几本书吧，于是我买了《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在我的书房中，差不多有一半以上都是在旧书店旧书摊上买的。一套寥戚生的影印本《红楼梦》（六册）只花了二十元钱，还有一套《清代野史笔记》（六本），花了十五元钱。解放前出版的《良友文学丛书》，一本才二元钱，《叶景癸杂著》也是两元钱等等。我买书的经验是，新书店不如旧书店，旧书店不如旧书摊。当然，这主要是从价格方面说的。每当参观别人的书房，看到那些成套的书摆放在那里，又漂亮又整齐又干净，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书。因为我很少去买那些成套的丛书，只选择地买几本自己喜欢的，除非这些书分不开。例如《词话丛编》五本一套的精装本。在今天出版的《现代书话丛书》中，我开始也只买了几本，后来在旧书店旧书摊才慢慢地配齐的。像《文选》、《艺文类聚》、《明儒学案》、《章学诚遗书》、《章太炎全集》等，因为买得早，要是到现在，恐怕也买不起了。 关于现代学者的书，我也买过一些，如陈寅恪、陈垣、王国维、钱钟书，钱穆、余英时等。我曾很用心地去读他们的书，还做了不少的笔记。例如余英时，我写过一篇近万字的长文。除了古代的笔记，现代的也买了不少，其中郑逸梅的最多，还有《一士随笔》、《寄庵随笔》、《茶烟歇》、《石屋余渖》、《续渖》、《货郎集》等，这几本书是上海书店出的，老一辈子的书就是不一样，有文化有底蕴，既漂亮又耐读，封面设计版式安排古朴典雅，别具一格。真是大手笔写小文章。这样的书，现在也不多了。还有马叙伦的《读书续记》、张舜微的《爱晚庐随笔》、罗继祖的《枫窗脞语》等，真叫人百读不厌。 我的书房本来就没有几个角，现在将它一一打开，暴露了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如果与别人相比，实在微不足道。虽然如此，但对我来说，还是一件高兴的事，能在这里说一说“我的书房”，也是我买书的一大心愿，因为好久都没人来看我的书和谈书了，我似乎感受到一种寂寞。这虽然只是一道“纸上的风景”，我怕今后把它们卖了，对不起那些曾经与我朝夕相处并与之对话的书。想到著书的艰难，我真的应该好好的珍惜这些得之不易的书。然而最令人满意的，也许还不是这些书，而是我的“特藏书”。这是书友们过去对我藏书的评价。所谓特藏书，指的是我书架上排得满满的“书话”和“读书之书”，从这里才稍稍看出一点糸统。自从受唐滔、黄裳等人书话的影响之后，我从1980年代起，就一直搜寻这方面的书，到2000年止，至少也有几百种了。所谓到此为止，是说2000年以后，我很少再买书了。这几年来书友们知道我喜欢什么书，也常常互相赠书，例于《书信三叠》、《搜书记》、《滔翁藏书年谱》、《花开花落》、《春明读书记》、《秋缘斋书事》《开卷有缘》等。 从读吴孟复先生的《古书读校法》开始，似乎略知一点读书的门径。买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书，大抵知道了应该先读什么书，从什么地方下手，循序渐进，慢慢地摸索。自从读了黄裳之后，对藏书题跋、读书记很感兴趣，又买了《直斋书录解题》、《六一题跋》、《东坡题跋》，由此而下，又买了《读书敏求记》、《绛云楼题跋》、《渔洋读书记》、《越缦堂读书记》等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把北京三联书店的那一套“书话丛书”也买齐了。关于这些，我都写在《书话史随札》一书中，共有八十多个专题，作了比较有糸统的介绍和评论，这里就不多说了。由读书而藏书，我还买了《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国私家藏书史》、《藏书家辞典》等藏书史方面的书。 现在似乎可以回过头来说一下另外一些书事了。我最早买杂志是广东的《随笔》。当时我认为那是最好的文字，打开了我读书的眼界。记得读高中时，从一位同学家中借了一本杨朔的《荔枝蜜》，薄薄的一本，封面设计装帖都很俏皮好看，我反复诵读，简直入了迷，有些文字甚至还会背下来。后来又读到刘白羽的散文，气势宏伟，很吸引人。现在读《随笔》，又是一番风景。我虽然不是每期必买，但碰到喜欢的则照买不误。近几年来，我由于喜欢书话一类文字，就很少关注《随笔》了。但它那“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风格大概还没有变吧。我买书读书向来是注重其道德文章的，一个没有道德或大节有亏的人，其文再好，读起来都会引起不快的，在大是大非面前，我最佩服黄裳先生，这也是我喜欢读他的原因之一。之后，我又看到了上海的《书林》和《文汇月刊》。特别是《书林》，我每期必买，一直到它1989年停刊，读停刊的最后一期，我真的是欲哭无泪，这么好的一本杂志为什么要停刊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大约与我有同感的人还不少吧，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书林》一变而为《书城》了。直到今天，几经曲折变化，《书城》越来越漂亮，可惜我也买不起了。自从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出版后，我很买了几种，还有“新世纪万有文库”，他们真的为读书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接着《万象》杂志也定期出版了，据说阅读的对象多在“白领阶层”，这是一本极具趣味而又好看的书，大有当年“海派”的流风遗韵。我买不起也读的不多，偶尔也在旧书摊买过几本，大体还不错。其中张荣明的《“鹤知夜半”：郑孝胥的隐秘情结》一文，读后令人拍案叫绝。所谓随笔文章就应这样写，总要有新的发现才耐读，才能吸引人，可惜这样的文章现在还是太少了。此前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买了《郑孝胥日记》（五大册），但没认真读。通过此文，又激起了我的阅读兴趣。还有南京的《开卷》，也是一本好杂志，内部刊号出版的。承主编董宁文先生的好意，曾送我好几本，我一直不敢给他们投稿，只在上面发表了一篇而已，那是写周翼南先生的一篇。《开卷》在读书界有口皆碑，我不敢多说，我最爱读的恐怕就是子聪（董宁文）写的《开有益斋闲话》，这才是读书人想看的东西。一本小小的内刊杂志，有这么大的信息量，据我的浅薄，就是《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收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在某些方面也比不上它。他们真的是为读书人做好事，做实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现过一场“美学热”，那时我心向往之。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高尔泰的书，我很迷了一阵子。黑格尔的《美学》、唐德的《判断力批判》等我也拼命地读。记得高尔泰的那一本《美是自由的象征》被一位年长的书友看中了，他说到处买都买不到，我见他爱书心切，就送他了。我当时还买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以及三本《中国思想史论》和《走自己的路》，他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的思想库”，凡有所论，颇受关注，我们这一代人受他的影响最大。那个时候，刘再复、金克木、赵一凡、刘小枫等人在《读书》上的文章真好看。还有张中行先生，他的书我差不多也都买了。有人说金克木先生是个“老顽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的“燕口拾泥”我最爱读，那真是出神入化的好文章。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科技文化，历史哲学等，深入浅出又通俗易懂，淡淡写来，更见学问功夫，在在启迪人心。近几年，我虽然很少读外国书，但对日本的随笔情有独钟。例于周作人翻译的《日本随笔选》、谷崎润一郎的《饶舌录》和《永井荷风散文选》等，真是爱不释手，还有《英美散文六十家》，高健先生的译笔最为传神。三十年来，不管我买书的兴趣发生怎样的变化，对这些书，却从未忘记。 近几年来，由于长期在外打工，读书更是不易。每月回家就几天，受环境条件限制，只能随手带几本，所以在写作时，多为杂感随笔而已。这些年来，不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有一点时间我都要读书写作，因为我相信心中有书读为房。 Continue reading

文/ 汤旭岩 想起他，总感觉温暖。 这温暖，属于但又不完全限于阎崇年。 （一）路中央，温暖的告辞 过去并未弄懂，究竟为何唐诗经典多有送别一类，现在感觉像是“幡然悔悟”。 当代歌曲，唱的是“送君送到大路旁”，可85岁的阎崇年，却是站在大路中央送我。 路的两边，车来车往！ 他这一送，几乎颠覆了我对“送”的种种认知。 可不？光想起，就温暖。 刚开始，他在家说送我下楼，没得商量。都送到小区门口了，又坚持送到我停车的那条路上，这一下，绕着走过三分之二的小区外围，走过整整三面街。边走边聊，他还说今天走起来，感觉这段路特别短。我也接过话茬说，时间应该不会停下来等我们。 停下来等我们的，是暖暖的日头。 沐浴着阳光，缓缓走到路边。紧握双手道珍重，知道我们车在右边，他便说得调头回来往现在的左边走。 调转车头返回，己经是几分钟以后。我无意中往窗外看去，发现刚握手的那地儿，未见阎先生。 行驶的目光，却禁不住“刹车”，停留在了路的中央。 路中央是半人多高的铁栅栏。那手扶着铁栅栏，眼神看向我们的不正是阎先生吗？几缕发丝直起身来，借助风的语言，仿佛诗一样地，传递着先生从容的嘱托。 每每想起这一刻，那叫一个温暖！ 阎先生的温暖，特别走心。 （二）传递温暖的嘱托 充满阳光的心灵，一定会时刻传递温暖。 感知这温暖，便是享受。 行进的车闪了闪灯，穿过路口。 阎崇年的嘱托，常常像一盏灯，点燃着你的光明。 他的嘱托，似乎总与读书有关。 在读书人心里，读书当然是最温暖的事情。 刚刚离开阎先生住宅之前，他交给我四部新著的签名本。除赠送我及孩子两部之外，还特别拜托我分别转送天津和武汉历史专业的学者各一部。 将赠书装进牛皮纸信封后，阎先生一遍遍书写“烦交”谁谁等敬语。看到字迹未干，他站起身，抽取并小心翼翼地用纸巾按压，避免跑墨。 说时迟那时快，我抢拍了一张特写。 现在想起来，也深究不着出自什么动机，或许就是心头一热吧。 遵阎先生之嘱，代为转赠签名新作，对我而言算是常规“使命”。 可是这次，却显得不同寻常。那是因为阎先生专门告诉我，他将在这一年内，给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研究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 顿时，我感觉手上捧着的著作，沉甸甸的，分量非同一般。 于是乎，当即请人联系了冯天瑜先生，告知阎先生签名赠书，系文化史专著《森林帝国》。冯先生则一边称道“雪中送炭”，一边表示“着即”准备回赠之书。 与此同时，我也不由自主地翻开感觉还保留着阎先生体温的《阎崇年自选集》一书，旁若无人地重读起来。 时不时地，还会将目光停留在扉页上，因为从那里阎先生的题字，可以读出书如其人的温文尔雅。阎先生的签题很讲究，整页呈“书法作品”式，钤印含署名印、压角闲章。 通过书，输送读书人的热情，还真是神奇。 我感觉，书是温暖的导体。 兴之所至，我通过车上Wi-Fi上网连接电脑，调看上次受赠的《阎崇年自选集》，对照着细品先生的签名情形。 毫无疑问，书籍一定是读书人温润如玉的信物。 （三）拿出另一本书 换了本书，恰逢车在变道。 拿起另一本叫做《阎崇年讲谈录》的赠书，相当于触动另一些叮嘱。 《阎崇年讲谈录——读史阅世五十年》所收篇目，源于讲座、演讲、访谈等。聊及此书，不知不觉就会涉及湖北省图书馆和长江讲坛。 《长江讲坛》的开坛嘉宾，是众望所归的阎崇年先生。他，曾被尊称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功勋”。 提前一天，各路媒体均已高调报道：《长江讲坛》春天里开坛，阎崇年首讲《读史与修心》，时间2013年3月1日。 所有宣传资料，包括大幅背景布置就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进入数小时倒计时了，工作人员告诉我，阎先生叮嘱主讲的题目，改为《读史与读心》。 得闻此讯，不禁为这一字之别拍案叫绝。着一“读”字，尽接地气，倍受读者青睐。阎先生演讲恰似春风送暖入屠苏，果然好酒一坛，不同凡响。 著书立说方面，也多次领教过阎先生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 除一字之师的佳话外，像车轮转动的速度一样，我脑海里还会浮现先生利用图书馆的相关叮嘱，比如为一书、一序、一画、一名而反复求证，终于拨云见日的故事。 阎先生做学问的态度，足以温暖图书馆。 用图书馆的话说，为读者提供智力保障是为本份。给阎先生的研究之嘱尽责，无异于给自己的知识加热。 举几个例子，短信里现成的。 其一，考据《江陵志余》作序者情况。将湖北省图书馆收藏的多种版本，逐一甄别、去伪存真。虽颇费周章，却其乐融融。 其二，核实明吴伟画作信息。摘录两条短信，一读便知。“汤馆，近安！有一事求教：贵馆藏明朝吴伟《渔雪图》，画面高245厘米、宽156厘米，准确吗？”“报告阎先生:所述《渔雪图》，我馆未收。湖北省博物馆收有明吴伟的雪渔图轴。相关尺幅等信息，可见发给您的两个彩信。”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