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思孝 王若水在1949年是随着解放军从冀中根据地进入北平的，最初在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主任就是邓拓。 邓拓发现王若水是个人才，对他很器重。当时彭真打算推荐邓拓当最高领导的秘书。大概饱读史书的邓拓知道伴君如伴虎，婉拒了。1950年被调到人民日报，当了范长江的助手。不久范长江奉命南下主持上海的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便由邓拓主持。1950年底，他把王若水也调来。 1988年3月，王若水写了回忆1957年领导接见的文章，透露了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邓拓等一行人衣冠楚楚，来到菊香书屋，正襟危坐。令人震惊的是，大家刚刚入座，上面就对邓拓进行了突如其来、没头没脑、如同倾盆大雨似的批评： “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该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诋毁、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最高国务会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邓拓有德，会团结人，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忍心反对你，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 更让王若水大为吃惊，并且莫名其妙的是上面对邓拓说： “西汉后期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我看你像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说到此，邓拓不得不表态了，他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但我实在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希望考虑撤掉我的职务。” 上面生气地说： “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进，养尊处优，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上面抓住邓拓不放，还跟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名曰《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有关。这篇社论是由周恩来主持撰写，刘少奇审阅定稿的，它是当时“反冒进”风头的产物，得到朱德、邓小平、陈云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但上面却认为这篇社论是批评他的。当邓拓把这篇社论呈交审阅时，上面知道多数人赞成这篇社论，他不便于反对，只写了模棱两可的三个字“知道了”，邓拓于是把社论发表了。 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大跃进”的风头已经很浓了，上面认为时机到了，便高调对那篇社论表态了： “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在‘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笔法一样：‘东林虽有君子，然亦有小人’。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一来不冒犯我，一来是借刀杀人。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是秦琼卖马。” 在南宁会议上，上面再次批评了邓拓，却表扬了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还把报告拿给周恩来看，问道：“你能写出这样的报告吗？”周答：“不能”。 王若水对上面说邓拓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大为不解。多年后，王若水才悟到，这是指桑骂槐，借题发挥。 两个月后，上面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一度因带头鸣放风光一时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的头头，如徐铸成、赵超构、储安平等都被打成右派。其下面的编辑、记者也有很多也被打成右派。唯独人民日报的编委会成员，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副总编辑黄操良自杀，涉及到生活作风问题，全报社打成的右派，也少于其他新闻单位。邓拓对胡绩伟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应该说，这是邓拓的功劳。 在回忆1957年领导接见一文中，王若水把在领导卧室的谈话，称作“床前谈话”。谈话是从严厉批评邓拓开始的，气氛比较紧张。 实际上邓拓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上面讲话没有公开前，也不引用”是有根据的。而且当上面离京南下视察前，亲口对胡乔木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暂不公开。 上面批评邓拓以后不久，就把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社。开始只是总编辑，后来连社长一起当起来。邓拓不得不离开他工作了将近10年的人民日报，被彭真调到北京市委当副书记去了，主编理论刊物《前线》。 1959年2月12日下午，人民日报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对邓拓表示欢送之意。邓拓不失书生、才子本色，在讲话中，一句一顿地吟诵了他的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七言律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的知心战友胡绩伟，把诗中“文章满纸书生累”解读为“文章满纸书生泪”。总观邓拓一生的遭遇，这样的解读是有道理的。当他1929年离别家乡时，他就吟诗曰：“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当他1933年被捕入狱时，他曾“铁窗风雨急，引吭且狂歌”。当他在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撰写他的处女作《中国救荒史》，面对每次灾荒的牺牲品芸芸众生时，他能不流泪吗？更不用说当1937年他25岁时，来到华北抗日前线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达10年的“八头骡子办报，三千字内写文章”的办报生涯了。那是血泪双流的艰苦岁月。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穿着钢丝背心，坚持工作。在反扫荡时，他骑在马上，边赶路边写文章。每当有战友牺牲，他都是流着泪与之告别。比如原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在太行区反扫荡中不幸牺牲，邓拓写了“哭何云同志”，其中就有“云山遥祭挥无泪”，“血溅太行志亦酬”之句。在这样艰难困苦，硝烟弥漫的环境下，他当了整整十年的《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及总编辑。直到1948年6月15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诞生。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诗： 毛椎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冈浦胡骑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华岳共峥嵘。 邓拓在接手新的人民日报后，带着战争留下的伤病，又没日没夜地干了将近十年，把人民日报办得有声有色。 邓拓还发挥他熟悉历史的特长，发表了两篇准学术论文，一篇是《五四运动是谁领导的？》，另一篇是《<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成为《红楼梦》研究中，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说的代表人物。 1955年，中国评出60多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类似于1948年中央研究院遴选的81名院士。这81名院士中，超过2 /3以上49年未去台湾、美国，而是留在了大陆。其中绝大部分成了学部委员，只有拒绝思想改造的胡先骕等少数人未成为学部委员。在60多名学部委员中，真正共产党员的，为数极少，邓拓是其中之一。中共“八大”酝酿中央委员时，邓拓是被提名的候选人之一。可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当时邓拓都享有崇高的声誉。 几年后，邓拓邀胡绩伟同游潭柘寺，向胡袒露心扉。他表示：“如果允许的话，还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点书，多写些文章。”他还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等等自由都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 他还对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谢兴尧（谢和王若水是唯一被邓拓亲自调来报社的）说过这样的话：想到颐和园当园长，安安静静专门从事历史研究。 然而，在他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后，他仍坚持操守，努力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他以其多才多艺的特长，活跃于文教、文艺、新闻、历史、考古、书画、红学、戏剧等领域。他主编的《前线》，虽是理论刊物，也发表一些政论、杂文等作品。王若水就曾在上面发表过《蚂蚁与玉皇》等作品。 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换一个地方，心情舒畅，就会焕发出新的活力。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和聂荣臻一起，是邓拓在晋察冀根据地时的老上级，互相了解、信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郑天翔、吴晗都是清华出身的知识分子，还有廖沫沙，也是文人，大家气味相投，和谐相处。这样一来，不仅有北京晚报邓拓的燕山夜话，也有《前线》上吴晗、廖沫沙和邓拓合写的三家村札记。它们名噪一时，脍炙人口。 邓拓是王若水的伯乐，不仅发现了他，还培养他、器重他，对他的工作、学习、写作以至于生活问题，都很关心。一些肺腑之言，也敢于向他吐露。在上面批评邓拓几年之后，王若水曾去看望邓拓，邓拓对上面的批评仍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要做结论的！” 谁能想到，文革初期，林杰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说邓拓的杂文《专治健忘症》是有所指的。据说上面看了此文，沉默许久没有吭声。5月10日，《解放军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次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这些文章等于是一锤定音，判了邓拓的死刑。 在这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的情况下，《五一六通知》的下达，更造成乌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面对千夫所指和风刀霜剑，有口难辩的可怜书生们，只能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殉节之路，以证清白。 于是，5月18日邓拓自杀，成为文革中高干的第一个牺牲品。 Continue reading

文/ 蔡予新 在兰溪，平常日子的社交中，倘若撞着一位不好说话、不易沟通，爱挑剔、难纠缠的人，老兰溪人多半脱口而出一句土话：“这个人太难过厘金”。难过厘金”是什么意思？绝大多数兰溪人可能都道不明讲不清。 我先说说什么是“厘金”，再说为什么“难过”。 “厘金”是一个税收概念名词，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久。清朝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镇压太平军需支付巨额军费，但清朝中央财政早已捉襟见肘，一筹莫展，军队和地方官府嗷嗷待哺。咸丰三年（1853），江苏扬州官府急不可耐，自己想出一个法子，首先创办厘金制度，对来往商客的货物征收税捐，资助军饷。 厘金又称“厘捐”， 是一种创造性的税收，最初是一种地方劝商捐助“军费”的临时筹款方式，在商品的产、运、销三个环节同时征收。它的显著特点是划地界设关卡，五里一卡，十里一局，天罗地网，过路客商经过关卡时，便拦路收钱。颇有“此路是我开，若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的山大王味道。 扬州厘金创办之初，规定是“每百文，抽一文”，即按货物价值的1%征收。清朝一枚铜钱称一文，又谓一厘，因此这种逢百抽一的税捐就命名为“厘金”。厘金一经面世，便似一根救命稻草，被各地官府紧紧抓住，依样画葫芦纷纷仿办，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推广开来。 浙江厘金开办年份是清同治元年（1862），正是左宗棠率领湘军在浙江大地上与太平军殊死搏斗之际。同治二年（1863）春，太平军退出兰溪，兰溪开设厘金局， 系浙江厘金总局直辖机构，厘金局总办(局长)是五品候补知府衔，比七品兰溪知县高。兰溪厘金局辖县城上、中、下三个卡(后增加一个平渡卡)，分别扼守衢、婺、兰江三江，征收江上往来商船的税捐。局址初设在南门外，后迁入城北迎春巷内。 厘金雁过拔毛，凡商民人等无不深恶痛绝，但朝廷的开支、军队的饷银，需要各地厘金局来支撑啊。太平天国失败后，因战争而产出的厘金没有随战争结束而取消，却成为固定的税种。厘金有明显的地方性烙记，厘局的主管人员任用很随意，甚至可以承包。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政府的收税机构也能承包啊？是的，税收承包自古有之。两宋时期的酒税（当时酒是专卖品，由政府控制，不准民间私酿私卖）就是通过“买扑”方式承包给个人。元代则将全国的商税交给色目人（蓝眼睛高鼻子的西域人）承包。 厘金局工作岗位油水丰厚，是一个肥缺，不是任何人想做就能做的。兰溪厘金局的一局四卡也是无不例外，要想担任这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须交纳一笔“承包款”，方能上岗。 清光绪三十年（1904），五十八岁的无锡人窦镇打算到兰溪“承包”一个厘金卡。兰溪厘金局四个卡中，下卡业务最忙，当然油水最多，窦镇承包的就是下卡，承包费当然也不菲。七月，窦镇赶往杭州的浙江省厘捐总局缴纳了承包费。八月初十日，他坐的船靠上兰江边码头，来到兰溪厘金局报到，之后前往下卡接任。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初一，窦镇早晨起床，见雪花飞舞，触动文思，脱口一句：“岁朝春同人萃泰，元旦雪大有恒丰。”七月初五日半夜，窦镇与下一任的下卡承包人交卸卡务。工作交接完毕后，他连夜来到一艘商船上宿夜。忽狂风卷过江面，万舟动摇，窦镇在船上熬过惊心动魄的一夜。第二天早晨，窦镇离开兰溪。 窦镇（1847–1928），字叔英，号拙翁。工诗文，擅书画，无锡近代名人。在兰溪不足一年的日子里，喜游山水，他有一首诗：     义乌老少尽堪怜，个个撑篙齐用肩。     百货往来须纳税，巡丁高喝速停船。 这首诗是《兰溪竹枝词》组诗中的一首，记录近代义乌人在兰溪艰苦谋生、创业。南宋以来，兰溪占据水运之便利，在金、衢、严三府县中独占鳌头，盛况一直延续八百年。许多义乌人来兰溪谋生，一部分从事撑船、脚夫、烧饭等繁重体力工作，也有一部分义乌人通过奋斗，挤入兰溪商圈，成为商界巨头精英，如杨忠才，他曾担任兰溪县商会会长，并主持建造东门外的稠州公所（义乌会馆）。“百货往来须纳税，巡丁高喝速停船。”是窦镇工作场景写照。 浙江的厘金局卡除征收百货（货物）厘金外，还征收茶厘、盐厘、洋药土膏（鸦片）厘金、丝捐、茧捐等。除此之外，还有饷捐、房捐、铺捐、船捐、炮船捐、米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钱捐、牙厘捐、树木捐、串捐、肉捐、赌捐、彩票捐、牙户捐，名目繁多。 厘金征收率起初是1%，后逐渐增加到6%、7%，同治二年（1863）浙江规定，凡货物经过浙东、浙西，厘金按货值共抽取9%。兰溪按照浙东厘金征收条例是“两起两验”，每一个“起验”环节征4.5%（一起征3%，一验征1.5%），两个起验一共征足9%，后面的厘卡即不再征收。 兰溪厘局却听任厘卡差役肆意勒索客商，中饱私囊，坐地分赃，随便拿货“叨光”、 无端要钱“加水”等行为屡见不鲜。凡江上运载客货的船只靠岸，货主进入厘卡缴税捐，必先打点私费给厘卡办事人员，然后才可办理报捐验票及查验船舱货物等事。倘若私费没给足，免不了被刁难。如果不给私费，则不堪其扰，厘卡的司事巡丁百般刁难，任意多收厘金，随便罚款，货主无不怨声载道。太阳西斜，厘卡就早早停止办公，有些货主因少纳数百文铜钱的税捐，便被厘卡扣留船只，不得放行。夜间若突遭狂风巨浪，船覆货损，险境环生，也只能听天由命，告投无门，找不着地方去讲道理。 民国初年，兰溪县商会向省府提交控文，说兰溪厘金局自清同治二年（1863）设卡征收厘金，六十年来，厘局司巡人员无物不搜刮尽干净。兰溪四乡所出之农产品，都汇集城中各家货栈等待发售。但货物运进费陇卡要抽捐，运出黄湓卡又要抽捐，重重捐勒陷阱，阻碍商品流通，兰溪的商业环境大不如前，已到了无法忍受的极点。用一组数字做一个说明，光绪十年（1884），兰溪厘局征收厘金钱120800千文，占全省总额的6.52%，在全省11个府局中排名第六。光绪二十三年（1897），征收厘金钱69687.574千文，占3.63%，排第八位。兰溪域内商品流通量和货物金额萎缩和下降相当明显，加之长江轮船和火车的兴起，更削弱了兰溪水路的中心枢纽地位。 在外地谋生的人们往家中捎回一些食品和零星日用物品，沿途厘金局卡用“零货捐”的名目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去勒索，遭到广大民众强烈反对后，又巧立名目，变本加厉，将零货捐改名杂货捐，连随身行李和包袱也收税捐。 厘金是一种恶税，无时无刻不被商人们垢病和詈骂。每次贩运货物通过厘金关卡，就摆脱不了被敲诈勒索，面对贪腐舞弊丛生的厘局、厘卡和凶神恶煞般的司事巡丁，兰溪商人们任意被宰割盘剥留难又无可奈何，免不了长长一声叹息：难过厘金哇！ 老兰溪是一座消费性的商业城市，日长细久，这句商人口中的哀叹流入街陌坊巷，成为极具兰溪地方特色的土话俗语。掐指一算，“难过厘金”也有一百六十年的历史了。 1912年，兰溪的上卡、中卡裁撤。1931年，废除厘金改统税，撤销下卡。“下卡子”、“下卡”这个厘卡名作为一处古老地名，传承至今。 讲完“难过厘金”，再简单说说另一句兰溪土话“真过抽”。“真过抽”在兰溪人的语境里，是某事某物真真实实，不容置疑之意。 “真过抽”与厘金“逢百抽一”有关联，但其历史要比“难过厘金”源远流长。唐代规定各地出产的竹木茶漆等货物抽收十分之一归政府。宋代对贩运竹木、砖瓦、柴炭等抽收十分之一。元代对粗货抽十五分之一，细货抽十分之一。明永乐六年（1408），户部在运河沿岸设五个竹木抽分局，成化七年（1471）工部在杭州等地设三处抽分厂。抽分局、抽分厂把持水陆交通要道，对客商贩运的竹木及竹木制品、农副产品、日常用品均抽收十分之一，连农户自产自用的零星什物也在抽收之列。 被抽收过的货物，官府发给完税凭证，商人可以公开向消费者讲明：这是“真过抽”的物品，货真价实，请放心购买。久而久之，老百姓心里留下“真过抽”物品信誉好的印象。当然，也有商人翻山越岭，走小路、过叉港携带私货逃避抽收，没被抽收的私货，当然不是“真过抽”的。 “真过抽”这句古老的兰溪土话俗语流传至今，起初仅指真货不伪，后来泛指真事、真物。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云泉”，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汤旭岩 还记得2010年有幸来到斯坦福大学胡佛塔下，便特别想置身其间，了解胡佛研究院。 2010 年 6 月 22 日上午，经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同行精心安排，我们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四位访问者得以走进颇带神秘感的胡佛研究院。专门的珍宝陈列加之专家的精彩介绍让我们领略收藏的魅力，那些蒋介石、宋子文的日记和“文革”史料及孔子画像等均深深吸引我们认同感慨，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愿望。 随着访问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对胡佛研究院与其图书馆关联之处的基本轮廓逐渐形成了。它最早的名字叫“胡佛战争图书馆”，由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于 1919 年为其母校斯坦福大学创办。这个当初专门收集与一战形成和发展有关史料的图书资料中心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才招募学者进行研究工作。我们访问时已从最初的 6 名研究人员发展到 250 多名工作人员，包括 100 名研究员、70 多名图书馆和档案馆管理员及专家、80 多名行政管理及研究辅助人员。它拥有 9 个图书馆和档案馆、160 万册藏书、6 万个微型胶卷和 2.5 万种期刊，共约6000 万件的珍贵档案。每年对图书馆的投入约600 万美元。 胡佛研究院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馆藏为世界瞩目，是学界公认的、除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全球收藏中国近现代史档案资料最丰富的档案馆。据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理查德·苏萨介绍，胡佛研究院近 90 年来搜集的 6000 万份档案中，仅中国部分就有 550 多种，有关“文革”的政治海报就超过 10 万份。这些档案排起来大约有 24 英里长。苏萨认为，最重要的收藏大概有四到五件， 比如蒋介石日记、国民党档案、前苏联尤其是从沙俄过渡到苏联这段时期的资料，还有就是宋子文的档案。另外一份很重要的档案是美国对欧洲广播的资料。 尤其让我们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档案几乎尽入胡佛研究院。2005 年 2 月 16 日，蒋家与胡佛研究院共同宣布，同意把两蒋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 年，并把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2005 年 3 月，胡佛档案馆宣布成立近代中国档案和特殊收藏馆，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从1911 年到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