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胡发云 1949年之后，一个没有单位没有组织的人，是孤独又可耻的，连媒人都会这样跟女方家里说：“这小伙子的单位好啊，大国营的，铁饭碗，他一家人都是在组织的。” 1984年，终于有那么一大批人，遽然间就把单位、组织抛弃了。所以，我的台历上，才会有那么多各色人等，在本该规规矩矩上班的时间里自由自在来来往往。 前不久，画家尚扬的一帮年轻友人，要我为他的八十大寿纪念册写点东西，我就是从一次大聚会写起的。 和尚扬相识已近四十年了，为写这篇文章，我想回溯一下我们当年最初相逢的缘起，找点原始佐证。人在欧洲，资料大多在武汉家中，只在电脑上找到一段录音——1985年正月初五，一大帮朋友携妻将雏，来我家聚会，当年这一天的台历上也写下的数十个字：“从十点钟起，陆续来三十余人：张志扬、唐小禾、尚扬、易中天等夫妇及孩子。中午只好吃‘鸡尾酒会’式午餐。站着，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瓜子壳及苹果皮。” 台历上的来宾省略了一多半，现在能从录音中听出来的，应该还有曾卓、邓晓芒、周翼南、皮道坚、萌萌和她的先生肖帆。许多年来，这类聚会大都是萌萌张罗，肖帆买单——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生，肖帆在老校长刘道玉的鼓励下毅然下海了，边学习边经商，挣的钱，很大一部分供萌萌为青春友情挥霍。 当时我刚买了一只烟盒大小的索尼袖珍录音机，便随意拿它录了一盘，正反两面共一个小时。没想到那一次随性的试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原始资料。这段近四十年前的录音大多听不太清楚了，人多口杂，又说又唱又笑又闹，有时还是一帮人同声喧哗，想分辨出谁说了什么话谁唱了什么歌实在不易，但有一个人，不论他是说是唱都能听得清楚，因为此时大家都会立马止声，聆听他一人的独角戏——这就是尚扬。他用黄陂话孝感话普通话南下干部的山东话河南话中央首长的各自方言……讲各种各样的段子，用地道的地方腔调唱鄂西北民歌或刚刚从那里学回来的陕北民歌山西民歌……每每都赢得哄堂大笑或阵阵喝彩。连后来成为央视名嘴兼黄段子高手的易中天，此刻的戏份也不多了。 八十年代，中国开始了一段不期而至的惊蛰期，花草甦生，林木争秀，花鸟虫鱼龙蛇虎豹都出来了。在社会交往上，人们同声相近同气相求的本能，冲决了多少年来以单位学校街坊邻里血亲姻亲一类人际关系场域的局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本原八竿子打不着一辈子也撞不到的朋友圈。 初五聚会这个圈子的源头，应该是在老诗人曾卓那里，1980年前后，我认识了这个诗的刑徒，爱的受难者。也很快就认识了他的女儿萌萌——她与我同龄同届，有许多相似的生活经历与心路历程，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历经磨难，承受过常人不可想象的重击，却依然活在自己单纯的遐思与妙曼的梦想之中，并以她独特的禀赋与感受力，在诗与美学上获取了独特的成就，并让自己在其中得到了永生。这一切，她去世之后浩如烟海的纪念文字可以作证。 从后面的台历记录来看，这样一个为哲思与诗情而活着的女性，当年也曾为这股经济改革的大潮弄得春心荡漾，好几处都记录着她和唐小禾的夫人、画家程犁一起策划创办服装公司事宜，这两个热爱服饰的女人，为找到了一个自己最爱的行当初试牛刀而兴奋不已。其他许多初露头角的学者作家编辑教师文化人，或蠢蠢欲动，或已经跃身入海并大有斩获，公司做得风生水起。 这个长江中游生活中庸且各方面都中不溜的三镇古城，此刻成为中国不可小觑的风水宝地了。邓家的大公子在这里开了著名的康华公司，胡家的大公子在这里行公务写文章参与各种官方或民间的活动，东西南北的各路神仙也都蜂拥而至…… 这一年，有两份可以进入史册的刊物同时在这里诞生——《美术思潮》和《青年论坛》，我许多当年的师友或后来的同道都参与或推动了这两份刊物的横空出世。《青年论坛》创刊号的开卷雄文就是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现在侨居美国的胡平又放出关于自由的另一响炮声《论言论自由》——要知道，一年前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寒意未消。那部引发这场运动的电影《苦恋》依然在囚禁之中，它的作者白桦还带着无形的脚镣就开始为这家刊物撰稿了。 三十年后，也移居美国的友人高伐林回忆这份仅仅存活14期便兀然倒下的刊物时，曾这样说过： “当年我也曾经为这本杂志付出过一些辛劳，也多少担了一点风险（记得有段小插曲，是接替胡锦涛担任共青团中央一把手的宋德福，1985年年底时查问：《青年论坛》的封二标出“鸣谢”，其中称得到团中央等等机构的支持，团中央是谁表态支持了？要查一查，如果没有人表态支持，该刊就是冒用团中央的名义！后来我就此做了口头说明，才不了了之），当然那就更不值一提了，明华心细，凡对《青年论坛》做过贡献的都一一写到，也不忘在此文中提了我一笔。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文中提及很多当年一起办刊者、文章的作者，后来沿着不同的方向、轨迹，今天已经有了迥然相异的坐标，感慨系之。谁能预料，其中竟有人拥有了多少百万、多少千万乃至多少亿身家，甚至有人成为毛泽东的外孙女婿，有人在党政权力机关升到高位掌管一方重镇，也有人长期默默耕耘，很长时间我都未得他们音讯，看李明华的文章才知道他们已经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巍然成家；也有人流亡海外（我知道的至少就有五六人之多），有时见面或者通信，他们与我也会一起怀念起《青年论坛》时期的青葱岁月。想起那时不为名不为利还担风险担责任的日子，都不由得感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出现过多么明朗、多么充满希望的前景！”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东 年前，谢湘赠我一本李明华的新著《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我边读边想，心绪难平。 1984年末，《青年论坛》横空出世，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当时，我就非常关注。因为我在山西社会科学院《晋阳学刊》当编辑，和李明华算是同行。《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热心改革，很快和李明华建立了联系。我十分羡慕湖北社会科学院的同龄人，竟然干成了这样一番大事业，暗自想以他们为榜样，步其后尘。1987年初，《青年论坛》过早夭折，我又为之扼腕。 从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转型的起步期。新思潮喷涌而出，呼唤着本土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青年一代最有生气，要登上前台，扮演先锋角色。当时没有互联网，纸质报刊是展示思想的不二选择。最初，体制外的民办刊物、体制边缘的大学生刊物，已经试水，遭到权力重创。以更具合法性的方式，寻求体制内生长，《青年论坛》便是探索的先声。 如同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有其缘由，《青年论坛》诞生于武汉，也是各种机缘凑在一起的结果。此前，刘道玉已经在武汉大学拉开改革大幕。李明华、王一鸣从武大毕业，供职于湖北社科院的《江汉论坛》。《江汉论坛》本身要寻求破局之道，王一鸣便提出青年理论刊物的创意，与李明华一拍即合。办刊设想一出，便与胡德平取得联系，得到他倾力支持。胡德平的介入，具有特殊意义，他既是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湖北巡视组巡视员，参与当地改革名正言顺，又是胡耀邦的长子，给当地官场留下诸多遐想。湖北省和湖北社科院两级领导，既有创新的真诚支持者，如院长密加凡把自己的办公室腾给“论坛”使用，也有惮于胡德平身份者，他们都开放绿灯，让《青年论坛》很快呱呱坠地。新松恨不高千尺。《青年论坛》生逢其时，甫一问世，便立于时代潮头，聚会群英，让思想之光辐射全国，惊动海外。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87年1月，胡耀邦无奈辞职，《青年论坛》随之停刊整顿。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权力这才现出本相。回忆录写到这里，进入最为耐人寻味的篇章。 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青年论坛》跨越四个年头，实际存活不足三年，出刊14期，发表近300篇文章，有200多位作者亮相，搅动了一池春水，乃是当代改革史、思想史、文化史上抹不去的事实。刊物运行时，就出现过不少反馈。刊物夭折后，有人写出长篇纪实。后来，还有不少回忆文章。钱理群治当代思想史，为《青年论坛》写出六万言。有人想把《青年论坛》写进《中国期刊史》，有人以研究《青年论坛》为学位论文。这都给当事人以欣慰。 然而，来自外部的评介和反馈，不能代替内部的证词。我一向认为，曾经处在思想漩涡中心的报刊主事者，应当留下回忆。这不仅事关个人的尊严，而且事关历史的存废。 90年代，钟沛璋先生创办《东方》。《东方》夭折后，我曾向钟老建议，撰写有关《东方》的回忆录。他写了，可惜篇幅较短。 沈昌文先生曾经主编《读书》，退休时并不心甘。我也曾建议他写回忆录。他写了，篇幅也不长。后来和张冠生完成了口述自传《知道》。 杜导正先生曾经创办《炎黄春秋》。被迫离开时93岁，写回忆录已经力不从心。但他留下了日记。 李明华关于《青年论坛》的回忆录，是我早就期盼的。应当说，他的写作条件更好。相关史料丰富，查找相对便利；相关人员大多在世，寻访难度不大。李明华有年龄优势，《青年论坛》停刊时，他不满40岁，现在70多岁。杂志挨整，他本人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他在1987年夏天便考取武汉大学博士生。他的求学过程，书中有生动记载—— 收到录取通知后，湖北社会科院不放人事档案。在当年9月底的国庆宴会上，导师陶德麟见到省委副书记钱运录，说：“我招了一个博士生，却不能入学，请书记出面做做工作。” 钱运录问：“博士生是谁？” 陶德麟说：“社科院的李明华。” 钱运录说：“哦，那是我的朋友。为什么？” 陶德麟说：“你问问老夏。” 在场的湖北社科院院长夏振坤说：“《青年论坛》还有些事没有了结，李明华不能走。” 陶德麟说：“不能因为《青年论坛》的事就不让他读书。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是受法律保障的。” 钱运录说：“老夏，武大离社科院有多远？不就两三公里路嘛？李明华能跑到哪里去？你放他走。” 一番周折后，李明华迟到三个月，终于入学，平安转轨，保持了个人的学术空间。 2020年，新冠疫情把李明华困在大洋彼岸，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宅居女儿家中写书。他终于完成了这部厚重的回忆录，主体部分约40万字，加上附录超过50万字。笔底流出的那些亲身经历、鲜为人知，于史无载的细节，极为宝贵。他最后畅开笔墨，反思了当年的盲点和局限，讨论了历史的教训，展望了当下思想市场的变幻，这些方面，他超越了其他名刊的社长主编。他尽到了一个历史当事人应尽的责任。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就是在描述80年代宏观背景时，某些史实还须核订。 瑕不掩瑜，我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与更多的读者见面。 （以上内容选自“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宋海东 张恨水的长篇巨制《金粉世家》，以北洋军阀内阁总理之子金燕西与小家碧玉冷清秋的相识、相恋、结合、反目、离散为主线，细致描摹当年上层社会醉生梦死、钩心斗角的生活场景。该小说刷新民国社会言情小说结构面貌，打通雅俗，影响力较之《啼笑因缘》不遑多让，不仅四度被改编为影视剧，还三番被改编为连环画。 首种连环画改编本出现在1985年8月，由贵州美术出版社付梓，向志中编文，宋剑锋绘图，封面设计者为张以玉。该作分订上下两册，64开本，内页图幅为252页。看过《金粉世家》的读者都知道，该作与《红楼梦》一般，存在头重脚轻的弊端，全书精华集中在男女主人公由初见到成婚这前五十一回中，篇幅近乎半壁江山。改编者深谙此著卖点何在，并加以光大，居然花费156个页面即近乎三分之二篇幅反映这一过程。遗憾的是，文字脚本在遣词造句及标点符号方面舛错频频。至于宋剑锋，是一位具备扎实美术功底的连环画家，另有《一杯醉》、《一篮桐子》、《哪咤》、《黑狐狸》、《毕昇》等作品行世。他笔下的《金粉世家》图幅中规中矩，瑕疵主要体现在服装上，如金燕西差不多是一套西服从春穿到冬，雷打不动;金家五小姐金敏之系“海归”，小说描写她“卷发西装”，然而连环画中永远是一套中式衣裙。不仅如此，由于内页图幅绘制与封面设计系不同之人，二者对冷清秋的形象设计天差地远，脸型、发型乃至服饰全无共同处，显见得缺乏沟通。此番改编采用单行本，易于收藏和阅读，印数多达18500册。 第二种连环画诞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连载于《中国连环画》1997年第7期至第9期“名篇选绘”栏目。丘山编文，邓邦源绘图，内页图幅多达120幅。这种改编本与贵州美术出版社绘本反其道而行之，仅仅用了29幅图便让金燕西与冷清秋终成大礼，其篇幅不足全套连环画的四分之一，侧重于反映大家庭盛极而衰的过程。不过，该作文字质量明显强于贵州美术出版社绘本，基本不见硬伤。另外，为凸显母女情深，冷清秋的母亲冷太太在小说里只是一个边缘人物，但在该绘本中九番登场，成为除金燕西、冷清秋、白秀珠之外露脸最频率的角色。情节也高度忠实于原著，只是为强化戏剧冲突，将冷清秋的寿庆与国务总理金铨中风身亡调整在同一日。受制于篇幅，小说中的诸多精彩情节未予展现，不无遗憾。就绘画艺术而言，贵州美术出版社绘本的若干缺憾均未重复，而且由于邓邦源之前有创作《说岳全传》、《岳家小将》、《唐太宗吞蛇》、《三国演义》等古典题材连环画的经历，这套《金粉世家》不免遗存了古装人物画痕迹，造型略显夸张而不失真。 还有一种连环画出现于本世纪初，连载于《连环画报》2003年9月号至第12月号“长篇连载”栏目。这种连环画由何祚、纪华编文，洪钟奇、洪晟彦绘图，由239幅图画组成，数量之多在各种连环画改编本中无出其右者。有“中国连环画第一刊”美誉的《连环画报》相当重视该作品，在连载过程中，其篇名两度登上封面，一次被列为头条，而且精心为每期连载提炼出内容提要招徕读者，如第一期为：“北洋政府总理之子金燕西爱上了平民女子冷清秋，婚礼隆重而热烈，婚后的日子却不平静……”该绘本显然对《中国连环画》绘本有所借鉴，如叙述男女主人公从相识到走入婚姻的篇幅维持在四分之一，又如将冷清秋的寿庆与金铨中风身亡安排在同一日。就画风而言，这种绘本造型恰切，形象塑造写实。我手头涉及两位绘者的资料不多，只知道他们另外还曾经创作出版连环画《山杏》。 令人费解的是，三种改编本尽管皆忠实于原著，但对“男一号”和“女一号”的结局，都只叙述到冷清秋携幼子离开金家和金燕西赴德留学便戛然而止。事实上，小说的楔子和尾声还交代了十年之后，冷清秋带着儿子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金燕西则回国成为银幕明星。 最后，不妨关注一下这些连环画问世的时间节点。香港电视连续剧《京华春梦》系据小说《金粉世家》改编，在内地的首轮播映期为1984年11月至次年上半年，正值贵州美术出版社绘本问世前夕，这应该并非巧合使然。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恨水作品在国内形成又一轮出版热，《中国连环画》绘本的出现属于乘势而上。《连环画报》绘本梓印于陈坤、董洁、刘亦菲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金粉世家》首轮热播数月之后，显然也是机敏的“蹭热度”举措。 Continue reading

读冯知明《生命中的他乡》 文/ 渡之 读完冯知明小说《生命中的他乡》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问作者一个问题。在他花了十几年时间的写作这部45万字的作品时，他自己是如何界定他乡的，他乡在他的生命中意义如何？他是有意识地把男人的他乡，女人的他乡和文化的他乡赋予不同的意义的吗？ 答案在他写的故事里。 《生命中的他乡》记述了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到当代改革开放百余年的历史。小说开篇从欧洲起笔，结尾在德国落幕。其叙事的开阔性体现在对时代变迁的记录，众多的人物描述，作品结构的宏大。  潜意识里，冯知明对他乡是抵触的。他觉得他的故乡应该是所有人的家乡，包括德国传教士、老洋人，以及作为战争遗孤的日裔梁教授。 小说中男主人公李如寄的第一次他乡之行是和单位领导以及同事的欧洲之旅。李如寄在他乡的遭遇让人尴尬：旅行途中，他被当成领导们工具和笑料；与同事的交流充满明争暗斗，暧昧和无奈；和全陪导游的沟通虽然顺畅和热烈，却在关键时刻让他处于极其无助的境地。为了完成父亲交给他和德国人见面的任务，离境前他被国内警察约谈，要求有人伴随，哪知到了约会地点，与那位德国人的约会不仅被临时取消，还引得当地警察的介入。 不仅李如寄自己的欧洲之行事事不如意，他还观察到，生活在他乡的同胞的不快乐和与当地的环境显而易见的格格不入。 身处他乡，故乡的一切都时时羁绊着李如寄和李如寄对同胞们在欧洲生活的观察。他用故乡的尺度衡量他乡。 一、他乡中的男人们 对于男人们来说，生命不应该有他乡。 回到冯知明的故乡云梦泽，所有的人和故事都开始生动，鲜活起来，包括故事中的男人和女人。 我们先说男人以及男人与他乡和故乡的关系。 在冯知明的故事中，他乡对男人来说是尴尬和不安的，这种不安来源于身份的不确定性。身份的认同对于一个中国男人来说是最重要的，而这种认同只能在故乡完成。他乡不能给予一个男人想要的性别优势和文化特权。他乡对于男人来说充满着挑战，无所适从和无法享受的性别优势。李如寄的欧洲之行使得他的他乡之旅充满了不愉快的记忆。 李如寄的父亲老洋人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以及寻找的过程，是中国男人执着于自己身份的最好的解释。他的身份从他出生起就备受质疑，这使得他一直都生活在自我的怀疑和社会的边缘。因为明显的容貌上的与众不同，他差点在一出生就被淹死。在他的幼年和少年时期，他的身份一直都是被玩伴和同学嘲笑和攻击的对象。当他最终意识到他的身份的确不同寻常的时候，他开始了寻找自己身份的旅程。 老洋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都回避困难，因此辗转在不同的女人中苟且度日。但在寻找自己身份的过程中表现出特别的坚韧而执着。他去图书馆和档案馆查资料，处处请教梁教授，一贯不爱读书的他开始自学英语，这所有的一切，对于一个在汈汊湖畔长大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老洋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是他乐在其中，并他最终死于寻找身世的旅途之中。 梁教授的一生也是被身份困惑的一生，学术上的成功都无法缓解他身份模糊的伤痛。他幼年时被日籍父母遗弃，身份成谜。成年后他试图去日本认亲却被富裕的姐弟认为他贪图他们的钱财，拒绝承认他们的血缘关系。妻子的离去是对梁教授作为男人身份的第二次打击和质疑。儿子，丈夫，和父亲是男人立足于世的根基和身份证明，前两者他完全丧失，唯一能证实他男人身份的是他的女儿——梁一真。基本与世隔绝的梁教授倾尽心血帮助老洋人寻找和认证自己的身份，他从老洋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窘迫和无助，也从帮助老洋人身份寻找的过程中得到安心与慰藉：因为他不是唯一身份尴尬的人。老洋人的突然离世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在去世前他的身份并没有得到确认，这也暗示着他也有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身份成疑的伤痛之中。 兔死狐悲，梁教授不仅失去同伴，他失去的是自己的希望，是找到自己的根和明确身份渴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明白，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你就找不到回家的路。 梁教授和李如寄说，他乡可以是故乡，因为心安处即为故乡。令人感伤的是，他从未心安。对于男人来说，他乡从来都不是故乡。  这也说明为什么海外侨居者，尤其是男人，永远放不下叶落归根的执念。男人的故乡是明确的身份和稳固的社会地位。他乡给不了大多数的男人想要的身份。 老洋人第二任妻子尹志红的父亲，某大型国企的高级工程师，他虽然没有容貌和出生的困惑，但他对于自己身份在社会上的认同也充满着像老洋人和梁教授同样的挣扎。他善于盘算，有太多的小聪明和强烈地表现自己的欲望，但是他生活的时代提供不了他需要的身份认同。他不甘于专业的荒废和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当机会来临，他的女儿尹志红在大都市立足之后，他开始运筹帷幄，帮助他女儿尹志红迅速积累财富。但他不满足于生活在女儿的财富带来的社会地位的阴影之下。他要切实的权力和社会影响力。于是他逼迫老洋人放弃总经理之职，由自己出任。他作为工程师的专业身份被红色运动时代摧毁了之后，他需要金钱给他一个确定的社会身份。 李如寄身份危机感没有他的父亲老洋人严重，也没有他的岳父梁教授那样深的困惑，对金钱带来的社会身份也不是非常的执着。他有父亲，母亲和祖母，虽然他身上小洋人的标签是明显的，但是他不执着于身份的确定性，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更为广阔和宽容的世界，而且他有妻子梁一真的接纳与支持。 二、他乡中的女人们 很多的时候，是女人给予男人一个确定的身份。那么对于女人来说他乡是故乡吗？不是。 他乡是女人寻找自我和自由的乐土。 冯知明对女人的敬，爱，怕，和常常的不知所措在他的作品中暴露无遗。他对女性的特点有着天然的直觉，同时又观察入微。他的欣赏和同情也都给了女性。他对男性的描述有着诸多的不确定和游离，但是对女性的生存环境和状态有着非常精彩的记录。 在《生命中的他乡》中，大多数男性的角色模糊不清，性格也常常首鼠两端。李如寄显然对梁一真言听计从，最后才表现了一下自我。老洋人其实是被时代裹挟着的，他要么被推入高峰，要么被抛入谷地，但是他以为自己是个弄潮儿。梁教授尽管才华横溢，但是身份困惑带来的自我压抑，令人心酸。威猛如江洋大盗李钩胡子，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时代大潮来临之前，洗手江湖，埋名隐姓，甚至都没有给妻子一个告别。男性的懦弱清晰可见。 但是冯知明笔下的女性角色总是豪迈磊落，明亮生动。 三娘，老洋人的母亲的童年是无尽的伤痛和凌辱。她在故乡经历了一个年轻女子可能经历的所有的苦难：幼年时父母双亡，被媒婆送到教堂后又被人污名说受到传教士性侵，被媒婆卖到磨坊做妾，大房麻姑对她的凌辱无所不在，而名义上的丈夫连一个眼神的安慰都不能给她。出嫁之日，麻姑把她精心绣好的香包一点一点地当作她的面铡碎。那是她对爱情的憧憬和未来人生的希望，在她作为女性人生开始的第一天就以最为惨痛的方式被铡得粉碎。这一细节的描写是作者对女性苦难人生天才性的记录和认知，充分表现冯知明独特而令人惊叹的才华，犹如暗夜中的流星，明亮而灿烂。 冯知明对黑暗世界中，弱者对弱者的攻击和残忍观察入微，理解精到而准确。 三娘命运的转折点来自她对于磨坊之外他乡的向往。每一次被凌辱的绝望之后，三娘的疗伤之处是磨坊后窗的汈汊湖和湖面上湖匪往来的小船。她决定出走他乡，与湖匪为伍。她的生命从此精彩。她是汈汊湖上的压寨夫人，最重要的是她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不受欺负和凌辱的自由。身份对于她来说毫无意义，但是自由的灵魂和情爱超越一切。她实现了她的父亲想要的生活，“若来世做人，就痛快地做一回响马”，“响马的故事是她的童话”，她有追求童话的勇气和决断，即使湖匪头目李屠户卸甲归乡，三娘依然留在那给她自由的湖上，直到别无选择。 在冯知明笔下，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一是出走他乡，与现存体制的决绝对立。三娘是这么做的，老洋人的妻子尹志红是另一类典型的代表。 尹志红父亲的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他带领妻子和女儿，离开省城去偏远地区苦苦度日。一家三口都对他乡生活适应困难，尤其在尹志红成年之后，不甘心坐困愁乡，独自离家去省城闯荡。她从一所大学的侧门贩卖水果开始，尽管受尽磨难，她都坚持努力，渐渐地从小做大，从小摊贩到大酒店，到涉猎到更为广泛的领域，一直站立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潮头。虽然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因为时代的缘故，她没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社会中的历练使她坚强，大气，练达。她的父母反对她和老洋人的婚姻，但是她坚持自己的选择。丈夫老洋人去世的安葬之日，老洋人前妻上门强行带走老洋人骨灰，尹志红没有为难丈夫的前妻，而是接受她的解释和安排。丈夫去世之后，她继承丈夫的遗志，致力寻找丈夫的身份和海外的亲属，并计划带孩子去海外生活。 他乡对于尹志红来说是自我的探索，生命的成长，重新绽放和蓬勃的生长。 作者对梁一真着墨不多，但是她形象鲜明。梁一真是新一代女性的代表和象征。她独立坚强，心胸开阔，安然澄静，敏于观察，勇于行动 。她了解父亲的伤痛，但从未使父亲为难，即使知道父亲的日本寻亲之旅黯然而归，她从不追问，但是决然改变主意不去东瀛留学，而去德国。她懂得父亲对老洋人的帮助来自他内心对明确自己身份的期盼和憧憬，从而惺惺相惜，执意鼓励丈夫李如寄支持父亲老洋人的寻亲。自己既为了完成公公老洋人的遗愿，也为了了解日本和德国文化的共同性，去欧洲留学，深入学习和研究不同文化所产生的社会行为。她不轻易下定论，但是一直保持着开放的思维和态度，当太多的疑问无从解答时，她决定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了解。 对于《生命中的他乡》中的重要的女性角色来说，更广阔，更有挑战性和激情的他乡，才是她们生命，爱情和才能的蓬勃之地。李如寄的母亲，老洋人的前妻其妈，是从“大驳子船的大水中漂来的”女人，被婆婆三娘用龙鳞片煮水救活。她没有故乡和身份的忧虑，而是在他乡云梦泽深深扎根，生儿育女。她一生只有一次出过远门，这种把他乡当作故乡的顽强和坚守，是冯知明笔下的女人的特质。她们有如云梦泽一样，宽阔，大气，充满着生命的张力与激情，安静如处子，热烈如雷电。 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作者给予女性以引领者的角色和身份。他未必是自觉如此，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应该如此。这是冯知明笔下的女性永远爱憎分明，蓬勃磊落，可爱可敬的缘故。他希望能控制她们，但他知道他的希望是无望的，就索性跟随她们勇敢前行。李如寄并不热衷于弄清父亲和爷爷的身份，因为他的身份是明确的；但是当妻子梁一真独自前往德国和老洋人的亲属建立起友善的关系，并决定见面时，李如寄做好功课，主动参与寻根之旅。他的改变既源于他对自己家庭历史的重新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妻子梁一真的执着和开放的心态影响了他，也给了他自信和努力的动机。  三、文化中的他乡 冯知明写了三个时代中人们的生活与变迁。时代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性的张扬与勇敢，女性对欺凌与侮辱的挑战和反叛，生命对包容与开发的向往。三娘在暗夜出逃与响马共进退，尹志红在无立锥之地扎根，梁一真不去东瀛寻亲，而是去欧洲学习和寻找更加广阔的视野，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希望，憧憬，和努力可以使他乡成为故乡。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他乡和异乡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在全球化潮流中，移居，旅居和在海外旅行的中国人不得不在一个陌生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去寻找和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很多的时候决定其人民如何在异乡中给自己定位。环境的陌生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人们可能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异乡文化的接受变得困惑和犹豫。 历史经济学家 Joel Mokyr在研究十八世纪欧洲的革新所带来的工业革命以及持久的经济繁荣时认为，早期欧洲文化的发展和文化启蒙运动为后来的科技发展及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大爆发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他认为，经济，技术和文化的进化是相辅相成的，而文化则是社会进步最其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信仰、价值观以及社会思潮和群体偏好，这些构成文化的要素，具有改变人们行为规范的能力。 一个社会的文化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科技的发达，更决定一个民族的心态和自信，尤其在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时。一个具有开放，包容文化特征的民族能给其国民带来安全和自信，也更加容易在他乡找到和故乡的共同性。 有趣的是冯知明在《生命中的他乡》中用老洋人的父亲，德国传教士老穆勒在云梦泽的经历解释了文化和身份的问题。老穆勒在中国社会充满不确定性时来到云梦泽。他的到来是洋枪洋炮对中国威慑的结果，他对基督教信仰的传播被当地社会和民众抵制是理所当然的。为了他的信仰和对教会的承诺，老穆勒只得不断转换身份希望能被当地人接受，从而更好地传教。他把云梦泽当成自己的家乡，把当地打鱼摸虾十八般武艺皆学到手，与下层百姓打得火热。但这并没有帮助他吸引更多的基督徒。讽刺的是他这被江洋大盗绑架后，却因祸得福吸引了一大批湖匪信众。 传教士进入中国内陆城市是1860 年代之后的事情。欧洲和北美经济的繁荣和科技的发达给教会以及传教士提供了经济上的保证和文化的自信。在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保护下，政府，民间及教会都认为是时候在神秘的东方普及他们的信仰了，基督教化中国的口号是在经济和文化双重自信的基础上提出的。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和北美大陆输送了超过5万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他们的足迹遍布每一寸中国的土地。经过一百年的努力，他们想要基督教化中国的梦想并未成真，但是他们留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并与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起奠定了现代中国教育、医疗和科技的基础。 中国的土地上埋葬着许多传教士的尸骨。有的是死后埋在这里的，也有很多是死在他们自己的故乡，但是在去世之前嘱咐他们的家人和子女，把骨灰运回中国埋葬的。 他们是把他乡当归宿了。这是他们的选择，也体现了中国这块土地与文化的吸引与包容。 当人们有着文化和身份的自信时，就有接纳和包容的能力和意愿，就能把他乡当成故乡。希望在这个星球上，故乡不再是汈汊湖和云梦泽，所有的他乡都能成为故乡。 作者也许对他乡有诸多的怀疑和抵触，但是在小说的结尾，他让李如寄和梁一真一起，认真地开始生命中的他乡之旅。 冯知明是在向把生命中的他乡当作故乡的先行者致敬！ 原载“华人头条-荟萃文坊” Continue reading

文/ 龚明德 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和成都时代出版社于二〇一四年六月印行的十九卷本《艾芜全集》第十五卷“书信”卷，在一九四八年项下收入了艾芜致林辰夫妇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和收在该书中的艾芜致林辰其他七封书信一样，都不是从艾芜书信手迹直接过录的，而是转排自二〇〇五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鲁迅博物馆编《林辰纪念集》最末一辑《林辰藏信选》的《艾芜致林辰(八封)》。从《林辰纪念集》的实际编者王世家先生处讨来上述艾芜致林辰夫妇的书信手迹复制件，细心地与《艾芜全集》和《林辰纪念集》的刊载件勘校，方知《艾芜全集》所载此艾芜致林辰夫妇的书信，在转录时不仅没有把《林辰纪念集》所刊此封书信的文字辨识差错全部订正、遗漏予以补上，还另外又弄出了几处新的文字差错。至于艾芜这封书信的写作年份，两处刊载件都是“一九四八年”，且两处都直接补入了书信正文。 先说这封书信的文本，为方便叙述依《艾芜全集》照录: 诗农、惠秋兄: 久未见面，忽接来信，至为喜慰。 你们先前住的房子，有人来租过(楼上的邻居介绍)，都推脱开了，我们总觉得熟人住在一道，比较容易相处。因此，屋子至今仍然空着，只进门的一间屋子，最近住来一个生人。你们要回来住，越早越好。原因住在邻区的朋友，拟来居住，彼此太熟识了，碍于情面，不好推开。如他们不来，屋子当能为兄等留着的。匆匆，不能多谈，即祝你们一家 安好! 道耕 显葵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 在《艾芜全集》第十五卷第四十三页，有对收信人的一个脚注，脚注第三句为“惠秋，即林辰夫人”，这里等于没有注，而且该书信所拟标题只有“致林辰”，按规范要核实林辰夫人的姓，标题的主要文字应为“致林辰、黄惠秋”。在艾芜书信手迹和《林辰纪念集》刊件上，“你们先前住的……”没有另行，要提上去。“你们先前住的房子”的“房子”，在艾芜书信手迹上是“屋子”，应订正为“屋子”，因为书信紧接着又连着使用了两次“屋子”，证实艾芜习惯用“屋子”一词。“最近住来一个生人”，其中“生人”艾芜该书信手迹本来是“友人”，这个错辨误录是《林辰纪念集》就有的;联系上下文，多读两遍，也能发现“生人”是有问题的，上文有“我们总觉得熟人住在一道，比较容易相处”，下文有“住在郊区的朋友，拟来居住，彼此太熟识了”。刚才引过的“郊区”，被《艾芜全集》书信集误为“邻区”，这个错字是五笔录入法出错。信尾的“安好!”在艾芜该封书信手迹中是与上文连着写的，不该另行，而且《艾芜全集》变本加厉，比《林辰纪念集》更错得离谱，“安好!”前还空了两字。该封艾芜书信最后的署名,《艾芜全集》终于大智若愚地订正了“颢葵”为“显葵”，因为负责《艾芜全集》文字打理的伍松乔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好几个年头儿都是艾芜家里的常客，他当然知道艾芜夫人的名字;在艾芜的手迹上这个“显”字并没写错，是正体字即通常说的繁体字，不过艾芜写得真有点儿像“颢”。 书信正文写完，艾芜突然记起与林辰夫妇相关的事，立即补写的二十个字符被《林辰纪念集》弄丢了，为:“黄兄常常见着，闻最近已有女朋友，打算订婚。”补写的这段话，《艾芜全集》自然也只有照样弄丢。其实作为文献，这一段貌似“无头案”的补写，还是可以破解的。知道了林辰那时的夫人姓黄，这位“闻最近已有女朋友，打算订婚”的与艾芜“常常见着”的“黄兄”，大体可以推定也就是林辰夫人的亲兄弟，是弟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接下来，重点把这封艾芜书信的写作年份说一说。 录入后刊载于《林辰纪念集》中的艾芜这封书信，在写作时间“十一月廿日上午”前，由编者用方括号表示是自己补加的年份为“一九四八年”,《艾芜全集》编者自作聪明地去掉了方括号，又把“廿日”改成了同意思的“二十日”。后一处改动，不会影响表述。但删去方括号，就把《林辰纪念集》编者的推测变成了当年艾芜的自己书写，这个“一九四八年”就得由艾芜背黑锅了。查林辰自述和后人编的林辰年谱，可以把这封艾芜写给林辰夫妇的书信写作准确年份弄清楚。艾芜在书信中说“你们要回来住，越早越好”，这儿的“回来”，是指林辰夫妇一家一九四六年八月开始就曾在张家花园巴蜀中学任教时在此住过。 林辰写过《艰难岁月忆张园——兼祝艾芜同志八十寿辰》，初刊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人民日报》副刊，后改题为《忆张园，怀艾芜》，收入二〇一〇年六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印行的王世家编校的四卷本《林辰文集》第三卷，文中写道:“抗战胜利后，文协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迁往上海，张家花园原址改设重庆分会。这时许多文艺界人士都‘复员’到上海、北平等地去了，重庆分会便有空余的屋子，艾芜大约在一九四七年春天又由分会附近的孤儿院后面的草房搬回会内。一九四八年三月，我因失业，无处可住，得艾芜的帮助，为我留下了会所的东屋，我一家便也搬到会内来住。这样，他住西屋，我住东屋，两家结邻而居。” 查林辰年谱，得知林辰一九四七年七月从成都回重庆，八月任教于重庆江北治平中学，年底失业。估计校方提早通知林辰明年起不再聘用他的时间，就是他给艾芜写信前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旬，艾芜接信后立即回信，让林辰一家“要回来住，越早越好”。林辰年谱是说林辰一家一九四八年四月才由找了一两个月都找不到工作的上海返回重庆的，那么艾芜写给林辰的书信应该是寄往重庆的江北，不会是上海。林辰请艾芜把重庆张家花园“文协”分会他曾住过的空房子预留着，他先到上海去找工作，实在无法再一家人回到重庆，因为他们夫妇还有孩子留在重庆，应该是跟着被过录者漏掉的一段书信后补充文字中的“黄兄”即孩子的舅舅临时帮忙带领着。 这样一来，上录艾芜给林辰夫妇的那封书信的写作年份只能是一九四七年，因为一九四八年四月开始林辰一家已回到重庆与艾芜一家同住了，不会再在一九四八年的十一月二十日还由艾芜帮忙留着空屋子。 写于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原载《艾芜资讯》二〇一八年一月号) Continue reading

文/ 蒲湖 二〇一五年十月下旬有北京之行，就想拜访姜德明先生，与《芳草地》杂志主编谭宗远老师联系，把此想法说出来，他即与姜先生联系，先生当时就确定了时间。二十七日上午近九时，到朝阳区文化馆谭老师办公室，一女士正与谭老师聊天，应该是谭老师说的一同前往拜访姜先生的子仪了。简单寒暄后，一起到人民日报宿舍，先生家住二楼，按门铃，先生开门，三人随先生径直到书房，先生的家人递上了茶。坐定后，子仪为正在撰写中的《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向先生请教，先生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夏天由人民日报八版顾问萧乾带着我一起去找陈梦家约稿，当时他住在东四北的钱粮胡同。约到了几篇，人民日报副刊发了。陈对地方剧有兴趣，豫剧、曲剧等，魏喜奎演唱的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挤在前门外的小剧场观看。去过陈家，最多三四次，书房很简易，没有挂书画之类，他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作品都通过我手，他给我写过信，好几封，可惜一封也没有留下来。与他合影过没有，不记得。去时不是走的大马路，是沿着胡同走，进的是路南的一个小旁门。”先生说的人民日报八版顾问，是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报纸改版，由四版增至八版，创办副刊，副刊没有名称，因在第八版，简称“八版”，萧乾任八版顾问。约到的几篇陈文，即一九五六至五七年八版刊登的《论老根与开花》、《论简朴》、《论间空》、《论人情》、《关于电影<花木兰>》、《要去看一次曲剧》、《看豫剧“樊戏”》等。 “我与萧乾同一间办公室，文艺部主任林淡秋让我跟着萧乾跑，为副刊组稿，让我要特别尊重萧乾，照顾萧乾。萧乾带着我去见各路人马。萧乾自己也动笔写，当时在人民日报发了《万里赶羊记》、《初冬过三峡》，还化名发表了影评。周太玄，生物学家，少年中国学会骨干成员，在东厂胡同社科院图书馆接待的我们，人特别好。谭邦杰，西郊动物园的专家，写过一篇散文，谈动物园野兽夜间叫声的。还见了钱锺书、杨绛、何其芳、冰心、沈从文、杨宪益、黄苗子等等。我还和刘甲一起，到武汉找刘永济、袁昌英、毕奂午约稿。没有约到稿的是钱锺书，给我写过信、签名本，我编副刊几十年，始终没有写一个字，想了各种办法，《谈艺录》补充修改想拿来发表，钱锺书说不要不要，再考虑考虑，三月两月考虑没了。他跟张中行一样，写文法。我的《作家百简》里，钱锺书的信收了两封。”其中一封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九日信婉拒了先生的约稿。“德明同志：不晤忽已经年，时从报刊中获读大文，才思洋溢，娱目赏心。顷奉惠书，忻悉规划刊物，乃大佳事，愚夫妇亟望其成，先睹为快。然虽鼓助兴之掌，终束分劳之手，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奈何奈何！草复。顺颂年禧。钱锺书敬上  杨绛同候。十九日夜。” 谈到与作家、学者见面，我插话说，您有没有带他们的著作请他们签名啊，先生说没有没有，一本也没有，那时候不兴这个。 聊天时，先生手头正在看《书衣文录》（手迹），百花文艺出版社当年五月出版的，在下册三二六、三二七页，是孙犁在先生寄去的孙犁著《津门小集》上写的题跋，先生边看边念：回忆写这些文章时，每日晨五时起床，乘公共汽车至灰堆，改坐“二等”，至白塘口。在农村午饭，下午返至宿舍，已天黑。然后写短文发排，一日一篇，有时一日两篇。今无此精力矣。然在当时，尚有人视为“不劳动”、“精神贵族”、“剥削阶级”者。呜呼，中国作家，所遇亦苦矣。德明同志邮寄嘱题，发些牢骚以应之。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下午孙犁题于澹定斋 。接下来的三二八、三二九页，也是孙犁于同一日在《晚华集》上给先生的题跋：此集所收，虽有几篇旧做，然多系近年作品，观其笔意，较之青年时，有失有得，失者为青春热情，得者为老年阅历。不知德明同志以为然否？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孙犁。 说到古籍专家、原中国书店雷梦水的《书林琐记》，先生说是他鼓励并收集出版的，当时先生正在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任上。 先生与许姬传有联系，书信往还，赠过先生字。我带去了购藏的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五月版《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许姬传签名本，请教先生签名真假，他仔细看后说，是他的字，错不了，错不了。 我和子仪分别带去了先生的著作（编著），请先生签名，看到我带去的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版《燕城杂记》，他并签并说，这本书少见，印数太少，出版也早。签到《清泉集》、《十年一梦》时，说这都是早期出版，曹辛之装帧设计的。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子仪提议一起合影留念，四人一起，请先生哲嗣姜旗帮忙，拍了一张照片。先生和子仪居中，谭老师和我两边。仔细看墙上，靠右镜框里，是藏书家唐弢赠先生的字：燕市狂歌罢 相将入海王 好书难释手 穷落亦寻常 小诗书赠德明同志两正 唐弢。对于此赠诗，先生《唐弢的信》中说，唐弢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来函：屡蒙索字，不胜汗颜，实在因拙书太不像样。前些时曾专作一诗，结果因写得不好，撕了。诗为五绝，专以赠阁下者，辞云：燕市狂歌罢 相将入海王 好书难释手 穷落亦寻常 。不知尊意如何？倘觉不恰，自当改削或另作，只怕别人见了，以为尔、我竟以鲁、许自视耳，一笑！此赠书先生极为看重，言“如今已成为寒斋的一件珍贵纪念物”。中间和左边为赵龙江老师为先生祝寿所书，中间是〇六年先生七十七岁寿时抄录（明）吴伯裔《墙东诗自记》，左边是〇八年先生七十九岁寿时临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如南山之寿”。之后，先生送我们到门口告别。 读先生的书，影响尤深。如看过《钱基博藏品说明》、《土纸书的特殊价值》、《驴背上驮来的》、《西线无战事》等等文章后，就试着写，先后写了《钱基博捐赠华中师大藏品的下落》、《“译文丛书”与土纸本》、《马背上的图书馆》、《洪深 马彦祥译<西线无战事> 版本趣谈》等文。 读先生的书，字里行间感受到先生的古道热肠。先生的藏书，有他人需要的，尽量提供。高长虹一九二六年北京编的杂志《弦上》，高长虹的家乡要印行高的文集，借去复印过，唐弢、陈漱渝借用过；与周恩来等人组织觉悟社，后担任过地下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烈士马骏用马天安的笔名出版的剧本《出狱之后》，马骏后代从来不知道马骏写过此剧本，把这本革命文物借去复印过；《繆虹遗诗》，西南联大一学生的诗集，李广田作序，李的亲属编李广田文集，借去抄补入集，刘君编撰《中国现代新诗目录》，借去复印过，王景山撰写西南联大文艺社团回忆录，也借去过（《冷摊得来》）；庄瑞源主编的“新生文艺丛书”第一辑《暴风雨》，封面目录有小说作者张白怀的名字，文章刊登后，作家张抗抗见告，张白怀是她的父亲，原作佚失多年，先生复印以赠（《暴风雨》）；臧克家小说集《挂红》，一九四七年六月读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第一部小说集，作者很珍视，俟一出版即赠诗人、作家冯雪峰：我以我第一个小说习作集，去碰一个严正而深邃的灵魂，并欣待着他的评断。   雪峰兄   三十六、六月    通信处：本市（五）北四川路东宝兴路一三八号。作者本人却无存，先生得知，复印以赠（《诗人的题句》）。 这次拜访之后，想到先生年事已高，就没有再去打扰，这是与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而今，先生五月二十六日远行了。先生在人民日报副刊时，倡导、刊登书话，并身体力行，自己动笔，一发而不可收，对书话的写作、出版大力推动，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把读书种子撒向广袤的大地。先生的一生，是为书籍的一生，先生《<为书籍的一生>》一文结尾说：“为书籍的一生”是神圣而光荣的！ 忆拜访先生时，天气晴朗，金秋的阳光洒在先生书房，温文尔雅的先生坐在书桌与书柜之间谈书人书事的情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寒斋里，先生的书，先生的签名，先生的来信还在，睹物思人，不禁潸然…… Continue reading

文/ 宋海东 老舍长篇小说《二马》版本体系庞大繁杂，民国年代便有商务印书馆和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的多种出版物风行坊间，而当代版本仅据笔者所知所见，已不下四十种，其中不乏日文、法文、英文译本，最为珍罕的，当数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付梓的英文版。 “三联版”《二马》上未标明印量，但港版书普遍印得不多，流入内地更是奇少。以“孔网”为例，该书历史销售纪录和在售册数加在一起不过区区三本，标价不菲。当然，称这种《二马》“不寻常”，不单单由于稀缺和价昂，更在于其插图系漫画大师丁聪“量身订制”。 在厚厚一大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 月版《妙笔生辉——上海图书馆藏名家手稿》中，刊有丁聪家人向上海图书馆捐赠的这批插图的底稿。拿底稿与发表稿比较，我们可以知晓“三联版”《二马》并非简单地照搬底稿，而是进行过精心加工，完善了细节，笔触更加果断，线条愈发流畅。《妙笔生辉——上海图书馆藏名家手稿》还刊发了一份丁聪的文字手稿图片，是这位画家为这批插图撰写的创作说明，现迻录如下： 香港三联书店要出老舍先生的名著《二马》的英文译本，约我画了二十幅插图。老舍先生此书，作于1929年，写了旅居伦敦的中国父子与英国房东母女的一段没有结果的恋爱故事。旧中国的贫弱，使中国人在国外也倍受歧视。这一可悲而又严肃的主题，老舍先生是通过幽默讽刺的文笔表达出来的。此次为画插图，我先后重读了三遍。每读一遍，都不断令我发出含泪的微笑，也不断使我激动、气愤。这部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著作，我认为是一部极为深刻的爱国主义的课本，衷心希望生于新中国的青年们，能找来读一读。 我爱读也爱画老舍先生的小说，因为我画的插图也总脱不掉夸张的漫画手法。这是第五本了，(已画过《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牛天赐传》、《老张的哲学》)，既然出版者与胡絜清大姊还愿意找我画，我当然是欣然从命，至于表达得如何？只有留待读者去评定了。 以上说明连篇名都没有添加，信息量却不小。 一是这批插图系应三联书店和老舍夫人胡絜清联合邀请而作。丁聪与三联书店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他不仅在香港三联书店的“母店”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过一套《丁聪漫画系列》，而且为其旗下的《读书》杂志一口气画了二十年插图。至于胡絜清，也与他素有往来。 二是丁聪做了大量创作准备工作，“先后重读了三遍”原著，对这部小说有深入理解；另据记载，正式启动创作前，他甚至不辞劳苦，专门设计出书中的建筑及室内陈设造型图。 三是丁聪与老舍小说渊源极深。早在1946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四世同堂》前夕，该书局经理赵家璧便找到丁聪，告知老舍希望他画插图。这位画家从未到过北平，不熟悉书中人物的生活环境，没敢答应。延宕至十年浩劫后，当《四世同堂》再版之际，胡絜清亲自出马，再度恳请丁聪画插图。这一次，他爽快接受，接下来又赓续为《骆驼祥子》《牛天赐传》《老张的哲学》《月牙儿》等老舍小说作画。 “至于表达得如何？只有留待读者去评定了。” 这句话只是丁聪的自谦之语，同为画家的胡絜清在《<四世同堂>和丁聪的插图》一文中早有精到定论：“丁聪的画，笔调简明，没有多余的笔道，稍微有点夸张，近乎漫画的格调，可是，能抓住人物的性格和内心的活动。几笔就能把一个人的忠厚或者泼辣刻画得非常逼真。我不知道浪漫主义这个词该怎么用，但是，我觉得，丁聪的插图浪漫，是一种高度形象和抽象的混合物。是专门的一派。” 在每一幅《二马》插图底稿上，右下角都有落款：“小丁 83.”，说明它们创作于1983年。必须指出的是，“三联版”《二马》只有7幅插图，而《妙笔生辉——上海图书馆藏名家手稿》上足有20幅之多——香港三联书店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没有全部采用，殊为可惜。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意识到丁聪插图对读者的强大号召力，在1998年6月付梓的《二马》中，采用了12幅插图；自2012年迄今，他们又两度隆重推出《二马》“丁聪插图版”，依然只沿用了12幅。 以目前的激光照排技术，多印几张黑白插图当然不会增加什么成本，仅仅是多费几页纸而已，其投入相对于书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推测，“丁聪插图版”问世时，这位画家已谢世，人民文学出版社责编并不知晓尚有8幅插图“待字闺中”，以致于丁聪画稿至今仍未以完整状态享受与老舍文字同刊之雅。 上面拉拉杂杂聊的这些，尚未囊括“三联版”《二马》之所以“不寻常”的全部，该译本的两位译者同样堪称奇人。第一译者黄庚生长在北京，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任教，且具备雕塑家、导演、演员、作家、语言学家等多重身份。另一位译者为大卫·芬科斯坦，中文名为“冯达微”，同样跨界拥有自由撰稿人、摄影家、福特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纽约上城龙空手道学院首席教练等多个头衔。 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字斟句酌，为世人奉献了一部高度忠实于原著的译作。胡絜清在该书序言里，竭力褒奖两位译者：“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北京风土人情的深刻理解，将使英语世界的读者能够充分体会到老舍语言文字的独特之处。正如他们所愿，译者承担了一项对增进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具有重要意义的项目。” Continue reading

文/ 张昌华 严陆根先生突然一抛手一转身，于9月5日拂袖而去。我想写篇小文纪念他，谓他什么“总”“兄”“先生”都觉乏味，还是称他“老板”最亲切；因他本就是南京利源集团的老板，我在他麾下整整做了五年的伙计。 十年前的秋天，叶兆言的一个电话把我推到严老板的面前，他希望我主持集团麾下《百家湖》杂志的编辑工作。时我居江宁莱茵东郡小区，距杂志编辑部五分钟之遥，待遇又厚，闲赋在家的我，没有任何犹豫一口承应。 如果说彼时百家湖花园是江宁的一张名片，那么《百家湖》杂志要算是老板这张名片的一粒宝石。它是民刊，每期印四千份，分赠集团所开发的小区居民，每户一册，少量的作对外交流。这是一本以“情景、人文、生活”为主旨的文化月刊，充满着锅碗瓢盆的人间烟火气，已有十年历史。 记得那天严老板召见谈话很简短，充其量半小时。老板说，他聘我当主编，就是要我替他当家，想怎么干与吴晓梅合计合计，就可怎么干。吴晓梅是杂志社社长，她挺坦率地对我说她的“一二三”：一水平一般，二待人诚恳，三办事认真。我说我跟你差不多。老板说他相信我们俩都是实诚人，合作会愉快的。 严老板话是这么说的，不过他留了一手，申明一条原则：每期杂志必须由他签字，才可付印。 老板践行了他的诺言。 杂志有个“亲情树”栏目，每年评奖。我接手杂志，时适岁末，评奖在即。我翻看了前两年杂志获奖文章，惊异地发现，连续两年拔头筹者均为同一人。文章写得确实不错，但总觉得有点奇怪。我私下问小同事此公是何人。同事语我，是老板家的亲戚。听罢，我有点不爽，立马给老板写了个报告，直言此举有失公允，评奖不能唯人，应唯文，并建议以后评奖应设评委会，以投票方式裁夺。记得老板在退回的报告上，连写三个“好，好，好”。 我游走文坛三十年，办过杂志，多少有点经验，又依仗长老板十岁，倚老卖老，向老板建议《百家湖》要“改革开放”。首先改革封面，原杂志封面多为“新闻图片”，报告啊、获奖啊、会见啊之类，十九为一副面孔，老板“霸屏”。我说这与杂志以人文为主旨的风格不和谐，也乏品位；建议改用百家湖博物馆藏品做封面，一典雅有品位，二可宣传博物馆藏品。再就是原杂志稿源，主要依赖电子信箱自然来稿，编辑守株待兔，捡到篮中便是菜，没有自己的特色。我向老板建议“开放”，欢迎社会各界作者入盟《百家湖》，重组作者队伍；而且每期由主编撰写“编辑室手记”，引导读者的阅读兴趣……老板听了很高兴，批了两个字“可行”。随之，一大批文化名人先后活跃在《百家湖》上。时下广为流传的黄宗英的《命运断想》便首发在《百家湖》，记得还发了一个在校女大学生对铁凝、张抗抗作品的评头论足……民刊《百家湖》渐渐地受社会关注，《读者》《作家文摘》《特别文摘》竞相转载《百家湖》的文章。吴青的《怀念母亲冰心》，还入选了2015年《中国散文选》。 编辑部人员流动较大，某期因新老编辑交接仓促，封面画作的署名张冠李戴了。事故发生后我向老板写检讨报告，说责任在我。因刊物已印出，必须重换封面，我说所需费用由我负担。老板批示：“接受教训，封面要换，款项由公司负责。”这笔钱是由我先行垫付，社长吴晓梅多次向我索要发票报销，我拒绝了。老板后来知道了，请我吃饭，问我这是干啥。我说不为别的，警示编辑部同人工作要负责，有错要敢担责而已。老板哈哈一笑，往我碗里挟了只大对虾。 由于大环境影响，集团由房地产开发转为艺术品投资。办了十五年的《百家湖》不得不终刊。散伙的那天，老板设家宴招待编辑部同人。 缘已尽，情未了。在我离开《百家湖》五年中，他三次召宴与我叙旧，送我烟酒茶。有趣的是去年，他处理百家湖商业街门面房，售价百万起步，我是从他朋友圈看到这条消息的，马上给他发条微信：“老板，可否让价五十万，给我留一套？”半个小时后他回复：“没问题，明天上午十点你到公司找某某。”我立马回复：“谢谢老板，我是跟你开玩笑的。”说实话，我只不过想测测我在老板心中的分量而已。 在老板逝世的追思会上，我们原《百家湖》杂志同人献了一副挽联： 陆沉纽约恩泽遗人间笑看广厦遍中华 根在金陵精神润艺苑诚赞文光耀神州 2022.10.5 Continue reading

文/ 宋海东 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篇小说，现已发现57种译本，涵盖31个语种。由于文化上、地域上的近亲关系，加之中国境内朝鲜族人口众多，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韩文及朝鲜文译本已有6种，版本为13种，印本则多达15种，“祥子”也成为以朝韩文为母语的读者最为熟悉的中国文学形象之一。 中国大陆出版了3种朝鲜文印本，分别由民族出版社1958年8月初版初印、1959年4月初版再印、1980年6月初版三印。前两种印本的印量虽多达9500册，因年代久远，留存至今且品相尚可的已属凤毛麟角，没有数百元人民币是拿不下来的；至于三印本，花几十元即可到手。平心而论，三印本的价值不逊于前两种早期印本，理由有三：一是它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的再版六印本对译文进行了修订，也可以算作一种独立版本；二是早期的朝鲜文印本无插图，而三印本则将顶尖漫画家丁聪“人文再版本”绘制的20幅插图也照搬过来，每幅插图用寥寥几笔便抓住小说人物个性和内心活动，系这位画家晚年代表作；三是仅印3400册，相对于庞大的中国旧书市场，如今同样属于稀罕物。“民族版”3个印本的译者均为徐廷弼，是一位实力派翻译家，曾将雨果的《九三年》、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以及一批日本当代小说翻译为朝鲜文。 出版地为朝鲜的仅1种，译者同样是徐廷弼，于1958年在平壤与“民族版”同步印行，以实物形式见证了中朝当年的“蜜月期”关系。 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掀起中国现代文学热潮，对老舍的关注度持续升温，《骆驼祥子》逐步成为三八线南侧出版商的宠儿，有5种译本、11种版本及印本陆续印行。 作为《爱藏版世界文学大全集》第23卷，韩国金星出版社两度印行《骆驼祥子》，分别于1981年7月31日初版、1982年10月30日再版；随后作为《金星版世界文学大全集》第80卷，金星出版社又分别于1990年12月15日初版、1997年5月15日再版。上述4种“金星版”皆由韩国杂志记者协会会长金河中翻译，书中附录有相关解说和老舍的年谱，并均与鲁迅的《呐喊》《彷徨》合订为一册。 1986年，有一种分订上下两册的《骆驼祥子》韩译本由原木图书出版社出版，并于1989年再版、1990年三版、2001年四版，译者为崔英爱、金容沃。其母本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的修订本，但第23章部分内容系根据立间祥介的日文译本而来。全书厚达760页，前面居然花费245页刊登中国概况和对老舍的介绍，正文后又用了185页刊老舍撰写的《后记》和《老舍年谱》《老舍著作目录》《北京城图》等。该译本无论是文本完整性还是翻译质量,都堪称最具价值的韩译本，不足之处是信息量过于庞大，不仅前后附录文章甚为繁杂，且满纸注释，干扰读者阅读。全书针对地名、习俗、成语、俗语、方言等方面注释多达两千余处，且有不少冗长的说明文字，如正文第一页对“北平”一词居然加了28行详注。一些韩国人戏谑，这是一部专供专家学者研究的辅导教材。 1987年，《骆驼祥子》又出现了一种金成泰译本，出版机构为栗谷文化社。与金河中译本一样，该译本丧失了原作的完整性，有大量删节。   时隔两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全集》第5卷，中央日报社出版柳晟俊的新译本，系硬精装本，可惜质量较差，频频出现对原文的误译与漏译。 最新版本由金牛座出版社2008年5月印行，沈奎浩、刘小英译，书上特别注明该书的韩语版权属于韩国IMPRIMA版权代理公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译者在《后记》中言：“《骆驼祥子》在很久以前翻译过一次(笔者按：显然远远不止一次)，现代中国小说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和有关老舍的学位论文也不少，不过让新时代的读者来阅读的韩国语版还没有诞生。希望通过这本书，年轻读者能记住老舍和他的祥子。”出于这个初衷，该译本一是添加了许多韩国人日常用语,语言简洁轻快，易于被阅览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层接受;二是突出正文，除了封面上对老舍的简单介绍和译者后记外，只对含有中国文化的词汇标记中文原音，旁边标记汉字，括号里简略说明阅读方法，中国俗语、成语、方言部分也按原意直译，有助于韩国读者轻松地接受中国文化和民俗习惯。 《骆驼祥子》的朝韩文译本、版本、印本虽然谱系庞大，但可惜没有惊现一种如英文世界的伊文·金译本一般的译本。伊文·金译本上世纪40年代曾风靡美利坚，销量达百万册。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邢 我们较为熟悉的武汉作家是胡发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焉》，写的是2003年疫情中的故事。小说全名《如焉@SARS.COM》,其中就含有萨斯。今天重读，仍觉时光倒流，好像小说情节在现实中重演。小说中的副市长梁晋生，是个颇为干练的官员，如果疫情初期有这样的官员主事，时下的局面，可能不至于如此被动。因为作品中的几个配角如毛子、江晓力、达摩、卫老师写得更出彩，以至读者往往忽略了梁晋生。 《如焉》的面世，我曾起过一点推手作用。这本小说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向作者约稿。但写成之后，他们不敢出。武汉大学教授肖箑父的儿子肖远和胡发云是朋友，和我也是朋友，他拿到小说的电子文本，让我先睹为快。我一口气读完，眼睛为之一亮！我感到，这是进入新千年以来罕见的紧扣时代精神的长篇小说。如此切近地展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人格分化，如此传神地描绘灾难中的世象，如此深入地解剖体制机理的当代小说，已经多年未见！于是，我连夜转发二十几个朋友。反馈最快的是女作家袁敏。她原来是作家出版社编辑，经她之手推出了刘海军的杰作《束星北档案》。她没有读完全书，便在次日上午给我打来电话，问这部小说是否已经有了着落？我说没有。她说：我要了。她已经应聘出任《江南》主编，就要走马上任。她说，我当主编，有终审权，这部小说由我出。她上任后，2006年第1期《江南》以近乎整本杂志的篇幅刊登了《如焉》。《江南》原来每期只印二、三千册，这一期加印到一万多册，还供不应求。 《如焉》发表以后，我和胡发云成了朋友。他生于1949年，长我两岁，曾主动奉还中国作协会员名号，我称他发云兄。2006年４月，武汉市文学院在东湖客舍召开了《如焉》学术讨论会，发云兄邀我参加。会上除了见到艾晓明、傅国涌等旧识，还遇到邓晓芒、李工真、默雷、梁卫星等新友。那次会议，碰撞出许多思想火花，至今难忘。 数月后，《如焉》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单行本，得到很多有识之士好评。有人赞曰：“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而已。”有人赞曰：“孤篇压全唐”。其实，《如焉》不是胡发云的孤篇，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迷冬》同样有份量。故事的背景就是武汉，小群曾撰文评介。 这次武汉封城，我不免惦记老友。连忙和他通微信，问候近况，得知他此刻并不在武汉。 原因还要从《如焉》说起。 他原来的妻子李虹在《如焉》写完，未及出版时，因胃癌与世长辞。所以小说第一页作者肖像下面印了一句：“献给先我而去的李虹”。小说女人公茹嫣身上，就有李虹的影子。胡发云对女主人公心理的细微洞察，对亡妻的深情，感动了无数女性读者。其中有一位定居维也纳的中年华人独身女士，由喜欢小说而钟意作者。回国相见，果然情投意合，和他结为连理。更有意思是，这位女士的女儿和胡发云的儿子年龄相当，相识后也颇为投缘，成就了第二段佳话。这些年，发云兄在武汉和维也纳之间行走。今年原定除夕之夜回武汉，已订机票。1月9日，他在微信上留言：“半夜醒来，发现手机未关，还在叨叨各类消息，包括武汉肺炎，想起16年前的非典，想起如焉极其跌宕起伏的命运，大墙内外真是天地两重，唯有故国宿命，岁岁重演。返乡机票已订，不知此年好过否？”行前突然宣布武汉封城，他只好临时退票，留在维也纳，遥望故乡同胞与疫情抗争。他说：“71年来，第一次没在故乡武汉过年。十多天来，没日没夜地盯着国内的各种信息。” 唉，发云兄！ （以上内容选自2020年2月4日“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