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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樊枫 公历2022年12月22日农历壬寅年十一月廿九日节气“冬至” 冬至月令解 冬至，十一月中。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 冬至三候： 初候，蚯蚓结。六阴寒极之时蚯蚓交相结而如绳也。阳气未动，屈首下向，阳气已动，回首上向，故屈曲而结。 二候，麋角解。解，角退落也。冬至一阳生，麋感阳气而角解矣。 三候，水泉动。水者天一之阳所生，阳生而动，今一阳初生故云耳。 —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李北山 ——记卞家华先生 有一次，与《老照片》的主编冯克力先生小聚。我当时正在主编《中国风俗图志》书系，他说我给你推荐个人，石家庄人，住在烟台，画很有趣，多为风俗。我就这样认识了卞家华先生。交往日深，才发现，其画，有趣，但完全不能以风俗论，也不是他本人70多年的生命记录，而是他70多年对中国社会、对中国人生活的感知、观察和记录，实在是一幅完整的中国人的生活画卷，于是就有了多年后这部书的诞生；其人，则更有趣——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套书来品味他的画——这篇文章就带领诸君来认识一下他这个人。 卞家华1943年出生于河北石家庄。父亲是资本家，当时是石家庄商会的会长。家住同庆街17号，二进院有18间房子。那时他们家有电灯、电铃，甚至还有电话、电风扇、电唱机。18间房子是多大的院子，卞家华说不好，但是他亲眼见过家里的一张人寿保险,上面写着：大洋一万块！他就在这样的富裕家庭中度过短暂的童年。 卞家华自幼喜欢绘画。启蒙得自一次平常的待客。他的父亲喜欢收集画，还给别人开过画展。“小时候家里挂了很多字画,南屋、北屋、中堂都有,当时只是看着好玩儿,直到父亲的好友来家拜访,给我讲解了一幅画,我才真正对绘画开始着迷。”父亲的好友在一幅画前驻足，为好奇的卞家华讲解了起来，说那是齐白石的画，风雨欲来，你看那老母鸡，翅膀被风吹得歪斜，小鸡呢，慌慌忙忙往芭蕉树下去躲雨……讲解妙趣横生，卞家华整个人仿佛钻进了画里。那幅画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整个生命。那一刻铭刻就这样永远铭刻在他的心里，“太震撼人心了！太逼真了，目光粘在画上了，久久不能挪动。当时就想画画，找到毛笔就想画。” 父亲的生意走下坡路后,家中开始变卖房产。家里的房子租给大众美术社印刷年画、宣传画。卞家华非常爱看,跟着临摹。少年时期，卞家华不仅狂热地喜欢绘画，而且热衷于各种文艺体育活动，这和老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我们那时候的老师大都单纯、可爱,非常有责任感,有时候老师会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七十年过去，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小学的校长，那个满面红光、说话很有底气的和善的长者，他原来是石家庄市有名的“老母鸡蓝球队“成员之一。他们的音乐老师在课堂上有一多半时间，是在黑板上写下满满的各种乐谱，中国的，外国的，民间小调和京剧曲牌，打着拍子教大家大声唱歌唱戏。上中学时，体育老师冬天会滑冰，夏天会游泳，还是市里几届撑高跳冠军。外语老师是哈尔滨外语学院毕业的，人长得帅气，穿着洋气，落落大方。生物老师是位国画家，上最后一节生物课时，他才在大黑板上露了一手，他信手拈来画了许多动物，满满地十几种动物，活灵话现…… 出于对文艺的热爱，1961年夏天，卞家华高中毕业时，曾想考北京电影学院。去北京电影学院参加面试，负责面试的竟是《小兵张嘎》中的高度近视眼的日本翻译官和《红岩》中的演员于蓝女士。“日本翻译官”拍着他瘦弱的肩膀说，拍电影是苦差事，你能扛起重重的攝影机吗？没考上，却在北京电影学院看了好几场市面上不曾上演的外国电影，至今记得有《冷酷的心》、动画片《哈桑的故事》……大开了眼界。没考上正好回家工作，养家糊口。那时候他的父亲因为种种打击，疯了，病好了，开始看自行车，一分钱一分钱地挣钱，全家陷入困顿中。谁也不会想到，60年后，已经78岁的卞家华获得了第十九届北京电影学院漫画节的特别荣誉奖。他早就不为名誉所累了，就是觉得有趣——人生充满了各种有趣。 1984年河北省第一届人才交流大会，卞家华从石家庄市第一印染厂调入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任美术编辑，破格由工人转成了干部，最重要的，是圆了他的职业绘画梦。此后，他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幽默大师》等报刊发表5000多篇作品，在全国漫画大赛中屡获金奖。 绘画不仅仅是因为有天赋，他还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勤勉。“醒醒睡睡，一直没离开过桌子，经常彻夜画连环画，一画就是十多年。生物钟都混乱了，也患上了糖尿病。”或许是由于积劳成疾，1996年，他被检查出患了食道癌。这是他人生的分水岭。辗转就医，在被宣告不治的情况下，动了一场大手术，奇迹般地活下来。患食道癌后每年过生日，他就一本正经地自嘲：“庆祝老卞又多活一年。” 他把家搬到环境优美的烟台，“不再为钱工作，此后的时间只属于自己。”他全身心投入到绘画之中，为喜欢而画，为生命而画，为爱而画。他终于在画中遇到了丰子恺。他坚信，是丰子恺的艺术精神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丰子恺的艺术精神的实质是爱。他认为“世间最尊贵的是人”，而“人间最富有灵性的是孩子”。在他看来，在儿童的世界里，房子的屋顶可以拆去，以便看飞机；眠床里可以长出花草，飞出蝴蝶，以便游玩；凳子的脚可以穿上鞋子；房间里可以筑铁路和火车站；亲兄妹可以做新官人和新娘子；天上的月亮可以让它下来……在孩子身上，充满了灵气，看不到成人的虚伪和丑恶。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喜欢他的绘画，喜欢他笔下的孩子，喜欢他笔下的生活。也正是出于这种精神的感召，自1975年丰子恺去世后，他的女儿丰一吟就投身于父亲作品的整理、研究中，创办了丰子恺研究会。她曾说：“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父亲的艺术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投身其中，皈依于他的门下。家华师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卞家华的作品就经常从儿童视角入手，回忆和描绘“从前事”，展现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童年时代。 “人是群居的动物，我们跟老虎不一样，我们需要聚落，这种触碰是有温度的。我想让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变得有乡愁、有体温、有故事、有情感……”他先后在石家庄市和烟台市组织了两个研究丰子恺艺术的研习学社，组织丰子恺艺术进学校，进社区，先后在河北大学、石家庄美术馆、上海大学、鲁东大学、烟台美术博物馆等单位展览讲解，他让丰子恺的艺术精神，再次穿过时空的雾霭，照亮当下国人的心灵，提供一个别样的精神参照。他又通过自己的画笔，描绘时代的变迁、生活的画卷，使我们从中不仅看到旧日时光，更会看到中国传统生活之真、之善、之美，看到中国人的心灵。 身世的跌宕，劫后的余生，让卞家华对物欲有着深刻的体会，“过多的钱只是满足财富的贪欲，不是为了生活。”他想做更有意思的事，做更有益的事。“我很幸运，家人都很支持我的爱好，并且他们也都喜爱艺术，没有和别人一样，有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挣扎感。”他的两个女儿都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大女儿卞疆定居德国，是德国有名的艺术家，小女儿也在媒体从事设计工作。对物质的低欲望扩充了他追求精神世界的空间，他畅快地读诗高歌，在绘画的路上越走越畅快。他说，小时候就听过《小猫钓鱼》的故事，知道人不能学这只小猫，一会儿采花，一会儿抓蝴蝶。但到70岁之后，他开始追随着自己的兴趣，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不务正业，“实际上，人是可以稍微自由一点的。”懂得手机支付，喜爱智能家居，穿衣引领时尚，逛跳蚤市场，进高雅的咖啡馆，吃地道的小渔村，时而横眉冷对，时而插科打诨，一个持续学习的“老顽童”，让我们看到了人生自由的底色。 平静愉悦的状态令卞家华感受不到疲倦或沮丧。已经“多活了”26年的老卞对未来充满期待：“我打算一直画下去，很多老礼儿在现在的社会还是有生命力的。我随身带着小本，遇到人、看见事、勾起回忆，就用笔记下来。回家整理整理，再创作出漫画。希望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能喜欢，能学到一点东西，那就更好了。”丰子恺先生的一幅画中有这样的题词：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其中就蕴涵着丰子恺的艺术的精神，从他的老师李叔同，到他的弟子卞家华，都是这样，真诚地爱这个世界，一代一代的人来来往往，他们所传承的那种精神，却如这一钩新月，永恒地照耀大地。 Continue reading

诗集《落花返枝》，李双鱼 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出版 文/ 晋东南 八年前的12月29日，在陈姓朋友的一家湘菜馆里，我拿到了李双鱼的诗集《落花返枝》。不久之后，菜馆因故停业。八年后，我再度打开诗集，里面飘出湘菜的味道，我循着味道，进入了双鱼营造的诗的世界里。首先进入的就是“一列停运的绿皮火车”，和作者一起“在梦中，向着苍茫无着的远方，一路夜奔”（《夜空》）。 我跟着双鱼，和他逝去的亲人交谈。一首仅有十一行的《天仙配》，写出了他乡下祖母的一生。“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很平常的开头，举重若轻，将过去的岁月辛劳一笔带过。“……没人挑她腔调的毛病，她爱唱便唱。此时，亲人们的耳朵是柔软的”，祖母对生活的达观，和亲人们关系的和谐，充溢于简练的字里行间。双鱼接下来描述这种场景，用了很巧妙的比喻：“像一匹穿旧的蓝印花布，举止得体，多少年过去了，我似乎总能闻到一股皱皱巴巴的韵味。”结尾的场景是：“还有祖母一不留神，被针扎破的手指，塞回嘴里吸吮的节奏和念白”。辛劳的针线活儿和旧的蓝印花布有内在的逻辑，好的诗歌除了语言，就是场景转换中要符合生活的底色，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所谓“分了行的句子就是诗”是对诗歌最大的误读，果真只是“分了行的句子”，那真不是诗歌。 我跟着双鱼，从《父亲》了解他的父亲，“上半生他一直走在下坡的路上。”他的父亲半生坎坷，双鱼用第三者的旁白来描述，很冷静很有冲击力。“总算没有垮掉，终于抵达平坦的下半生”，又给人带来欣慰。而有一次双鱼分别一年以后见到的父亲，则是《屋顶上的父亲》，在辛劳当中：“正趴在高高的横木上，给我们的旧厨房更换新瓦……父亲多像一片被雨水洇透，被柴烟熏黑的旧瓦，伏贴在屋顶上”，又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又是一个有逻辑联系的比喻：屋顶，旧瓦。“当我想到终有一天，父亲不再需要借助梯子，也能轻易爬上去……这个不断上升的过程，却让我们突然感觉有了乌云压顶”，超越时空去表达父子深情，诗歌是恰当而并不突兀的表达。 我跟着双鱼，在《为母亲梳一次头》里了解他的母亲：“没有任何珠光宝气，最好的饰物，还是恋爱时，父亲送的黑色发夹”，这是朴素的爱情；“二十多年，那种乡下人的痒，母亲只在堆放柴火的屋檐下，舀泉水洗了一遍又一遍”，这是农家夫妻的日常。双鱼善于采撷生活的关键场景，提炼出平凡而巧妙的诗句，生动塑造了人物，没有煽情却有饱满的感情。 双鱼亦是对妻儿很眷恋的人，他把《最好的礼物》作为本书第一首。这一首里，看到他第一次见岳父的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和难以言表的幸福：“正月初二，湖南邵阳，雨水夹杂着，料峭春寒和无限爱慕，你擦干净了泥土，跟着父亲进了屋”。 个人偏好其写人的篇目，亦不能忽视他用诗歌对深圳日常的理解和互动。他善于寓情于景，感悟生活：“我疏于锻炼，因此更爱半山……人到中年不得不服”（《宝安公园》）；“半山亭，有涌泉相报，我喉中为之一哽”（《凤凰山》），平常的景色，在双鱼眼里，别有一番滋味。 《落花返枝》来源于书中一首《石榴》，其中有句：“我祖上传得个落花返枝的法术”，我不知道这四个字的确切含义，但我想，大约就是可以时光倒流的意思，用想象中的法术来对抗生活的无奈，这一首《石榴》，应该也是写他的父亲。在生活面前，双鱼和其他诗人一样，有无奈、挣扎、欢喜，但在诗歌创作上，却是清晰的：读来清爽明畅，回味隽永悠长。 这是不是一种文学对生活的“落花返枝”呢？我看可以这么理解。 (图片来自网络）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2年12月7日农历壬寅年十一月十四日节气“大雪” 大雪月令解 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 大雪三候： 初候，鶡鴠不鸣。鹖鴠，音曷旦，夜鸣求旦之鸟，亦名寒号虫，乃阴类而求阳者，兹得一阳之生，故不鸣矣。禽经曰：鶡毅，鸟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鬬死方休，古人取为勇士冠，名可知矣；《汉书音义》，亦然；《埤雅》云，黄黑色，故名为鶡，据此本阳鸟，感六阴之极，不鸣矣；若郭璞《方言》：似鸡，冬无毛，昼夜鸣，即寒号虫；陈澔与方氏亦曰，求旦之鸟，皆非也。夜既鸣，何为不鸣耶？《丹铅馀录》作鴈，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鳱鴠，诗注作渴旦。曷，音河。 二候，虎始交。虎猛兽，故《本草》曰，能避恶魅，今感微阳气益甚也，故相与而交。 三候，荔挺出。荔，《本草》谓之蠡实，即马薤也。郑康臣，蔡邕，高诱皆云马薤。况《说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为刷，与《本草》同。但陈澔注为香草，附和者即以为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于叁月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落子 《香槟丛刊》越来越似民国年间的文人+市民杂志风姿了。 青少年时代在家翻阅了太多的旧杂志，最多在手间案头的是《人世间》、《论语》一类，《西风》偶尔也翻翻。眼下的《香槟丛刊》是最接近那时期《万象》这本期刊的了，即文人+市民风姿。《万象》还有一点，即是每篇文章有份量感，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如此，不似前述杂志整篇的薄本状，也不似它每篇的卡片文存状。 因前者提倡“烟思披里纯”，犯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化屠户的凶残为一笑”的忌讳，我少年时“政治正确”的头脑对林语堂有所抵触（对黄嘉音、黄嘉德办的《西风》态度更是如此），只是挡不住少年的快乐与轻盈的读书步态而读书而爱上《人世间》与《论语》。另外说一句，那时还读了很多孤島时期的进步期刊与大把的“国防文学”。 说了这许多，也是要讲《万象》杂志的“重量”感。它每一期掂在手上，就像似一本中、长篇小说，开本也是如此，其中也不乏登载一些短篇的小说；更多的是近时的文学、艺术、戏剧界的故事演绎与评论，还有勾人心思的时事评述与舖陈。还有撷采下来的诗篇与漫画，如眼下的银杏叶一般，闪亮金黄地夹杂在不知所处的书页中。 哈，少年时候的我，在中学时期的上学路上，细翻着厚实的书本，还是不引人讥讽我“轻佻”一些吧。 《香槟丛刊》的阅读感与份量感与《万象》庶几近之。唯遗憾的，不是捧读纸质书刊的感觉，便少了太多太多从书架上用目光左右扫描而自得的乐趣；在这今冬奇冷的武汉天气里，少了许多围炉时分，坐拥书城时的“不亦快哉”！ 12.4 于汉阳鹦鹉花园 Continue reading

文/ 黄成勇 信任和尊敬 “层层剥箨，直至笋出”“刀锋过处，脓血出焉”“一刀划开，细割精剔，真相大白，快哉快哉”，“穷搜细究、考核论定”“探隐索微，去伪存真”“凝壹专注”“勤研探求”……这些词语，加诸于虚构人物歇洛克·福尔摩斯其身，如果贴切合体，并无参差，那么，龚明德先生被称为“新文学研究界的福尔摩斯”，就并非浪得虚名，因为从故流沙河、谷林两位先生文中拈出上述话语，都指称龚明德。 福尔摩斯探案多用演绎推理归纳，龚先生研究多是考索考辨考证，最终都必须依真实要素落实到时、空、人、事、因，并拿出真凭实据。龚著中多有对现当代文学人、事、书、文的时间考订。如《“一九五五年”应为“一九五六年”》（见《旧时文事》，文汇出版社二0二0年八月一版），指出《艾芜全集》中艾芜致沙汀一信（原信仅注明作于“五月七日”），编者将写信年代定为一九五五年。按常识，一九五六年五月是中国政治社会“小阳春”，“‘双百’方针”出焉。而上一年五月却是“三九凛冬，寒风暴雪”，五月七日之后数天，将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份子实施逮捕。但常识不能代替“个案”立案、寻证、直至拿出“呈堂证供”来“结案”。龚文从艾芜个人生活关键节点、事项，以及同年友人书信等进行“交相核实”，拿出“结案”证据。这个错误不加改正，便迫使艾芜“溯行”一年，时空乖离，造成混乱。近见网上有一篇文章，题名《文坛奇才聂绀弩的蒙冤岁月》，发在“科学猫”网站，艾芜又被“派遣”到一九五五年，直接“顶替”别人，两次“方冠汤戴”，“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不知今后何时，科幻剧之外或会有“文幻剧”，真人任意置换，时空随便穿行？“行不得也哥哥”！ 《徐志摩诗后的“巧日”》（见《旧时文事》，文汇出版社二0二0年八月一版）也是对时间考索订正。“案由”是龚先生启讼：两首重要徐诗一九二三年初刊时都注明作于“巧日”，然而从编年性质的《徐志摩诗全编》到几部不同版别《徐志摩全集》诗歌卷，“或模糊表达地说是当年‘七月作’”，或“只注明其发表的具体期刊”。“如果作者原本就未曾注明具体写作时间，尚可原谅。倘或在已有的可靠文献中可以查证，甚至是清清楚楚地暗示或明示着”，而不予准确注明，故“原告”“诉”相关人员“不尽心、不尽职”。这一“个案”中的“巧日”，是阳历七月七日，证据有徐志摩一九三一年七月七日夜致林徽因信，落款时注明“洋郎牵（洋）牛渡（洋）河夜”；另有“桐伯”一九二三年具有“出现场”兼“作旁证”作用的一篇文章。“破案”过程中，龚文还顺便考证出“桐伯”就是孙伏园笔名之一。 《线装本<志摩的诗>题词》一文（见《文事探旧》，文汇出版社二0二二年九月一版），指出《志摩的诗》书前题词“献给爸爸”并非作者本人所写。而此书线装仿印本、介绍此仿印本的某“图鉴”等，“对于没有完全准确掌握的硬性史实细节，也只能是‘一说便错’”。原来，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凌叔华就有“自供状”：“我手中还保留志摩第一本诗集（是连史纸印的），上面题字‘献给爸爸’也是他请我代题的！”为什么这个题词要请凌叔华代写？龚文推导说：或许在徐志摩看来，“徐‘爸爸’对凌叔华的文才和一笔秀美端庄的毛笔字特别欣赏吧。”坊间有一说法，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后，在可能成为儿媳的女性中，徐“爸爸”更属意凌叔华。仿印本另列印徐志摩赠书前妻张幼仪题词手迹，释文却脱漏一字、错辨一字。龚文以专业、独到且费力的办法补漏纠错，恢复这则题词原貌为：“幼仪，这小集子（仿印本脱“子”字），是我这几年漂泊生涯的一点（仿印本错为“帖”字）果实，怕没有熟透，小心损齿！　志摩　九月上海”。 我举上述三文为例，是表达一个私见，龚先生多年努力，为新文学研究提供可资采信的宝贵资料，此所谓授人以鱼；他的研究方法更值得报刊、图书编校人员学习借鉴，此所谓授人以渔。上述三文中指出纰缪、失当与草率，正是出版编校工作中的常见问题，而严肃认真、严苛较真及扎实科学的治学精神，也正是目下不止于学术界和出版界所缺失的。 拙文开头一段引用的“剥笋说”“解剖刀说”，见于《新文学散札·流沙河序》，“穷搜细究”以下引号内的话，见于谷林先生《却话巴山夜雨时》《开卷有益》《翠羽红鳞集》三文，都谈或与谈龚著，初刊《书友》报，后结集在《淡墨痕》。《开卷有益》谈《昨日书香》（东南大学出版社二00二年五月一版），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谷林先生说：“读一组考据文章，居然像听华生跟福尔摩斯谈话，如此饶有兴味。”“新文学研究界的福尔摩斯”应该就源于此。《却话巴山夜雨时》（结集时标题改为《巴山话旧》）中，谷林先生说龚先生“他是我们可以信任和尊敬的朋友”，我拈出五字作拙文标题。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佣书斋”，获作者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叶大春 摆渡老人 摆渡老人从少年起，就从爷爷手上接过渡船和撑篙，开始了摆渡生涯，与这条默默流淌的小河结下生死之缘。他摆渡过多少货物，只有这条小河知道；他摆渡过多少行人，只有这条渡船知道；他流过多少汗，只有这根撑篙知道；他唱过多少歌，只有这酒壶知道。 花开花落，雁来雁去，摆渡老人都伴随着这条小河，厮守着这只渡船，像伴随着一个古老的传统，像厮守着一个人生的诺言。 在他的生涯中至少有三次离去的机遇： 第一次是年轻时他救过一个被还乡团追杀的区长，解放后那区长当上了县长，要他到县里去吃公家饭穿公家衣。他婉拒了，嗫嚅：“我走了，谁来摆渡？” 第二次是中年时他救过一个跳河自尽的人，这人原是县煤矿矿长，住牛棚受迫害而寻短见。后来矿长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就请他去煤矿看守仓库。他仍是那句话：“我走了，谁来摆渡？” 第三次是老年时他的养子要接他进城享福去，他还是执拗地不肯离去，还是那句老话：“我走了，谁来摆渡？”养子说：“爹，您老管那么多干吗？”他很生气，悻悻地说：“你咋这么说话？我不管那么多，你哪有今天，早喂野狗了！小子记住，你可以忘记我。但不能忘记父老乡亲！” 摆渡老人一辈子没结婚，据说他年轻时痴恋的姑娘被恶霸强抢去后，他就断了婚念。中年时他收养了一个弃婴，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供养子读到大学，进城当了官。养子很孝敬他，多次要接他进城去住，有一次竟跪下哀求他：“爹，您老该享享福了，还这样辛劳我真于心不忍。再说，知道的是您老不愿进城，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忘恩负义，会戳着我的脊梁骨骂的。就算儿子求您老了！”他才终于吐露了心头的夙愿：“我想在这小河上造一座桥后再走……” 几年后，摆渡老人捐献出一辈子摆渡的积蓄，在小河上造了一座漂亮的小桥。小桥竣工剪彩那天，养子闻讯赶回来接他进城。他仍然摇头。养子困惑地问：“往年您老不肯离开，是要替人摆渡，想造一座桥，如今您老的心愿实现了，咋还不愿离开？”他痴迷地说：“我离不开这河这船……” 摆渡老人没有生意了。人们既怜悯他，又讥笑他：“真傻！把一辈子的血汗钱拿来造桥，又不收过桥费，这不等于自己断了自己的财路！没人坐渡船，摆渡老人只有靠钓鱼捞虾度日。摆渡瘾发了，他就恳求放学的孩子们坐渡船玩，渡来渡去，不收一分钱，累出一身汗，心里却舒畅多了。 后来，孩子们也不坐他的渡船了，一是孩子们坐厌了，二是怕耽误了回家做作业，三是家长担心不安全。摆渡老人无奈，抱着酒壶喝闷酒。喝得醉醺醺时就唱歌，常常把自己唱得泪洒襟怀。  摆渡老人忽然养起一群羊来，人们感到蹊跷：怎么突然养羊呢？养羊又不赚钱，好多养过羊的人家都亏本了，他不是不知道。人们观察了多日，才恍然大悟：这古怪老头哪里是养羊，纯粹是把羊当成他的义务摆渡对象。他把一群羊分成两拨，把这一拨羊摆渡到小河彼岸去放牧，接着把那一拨羊摆渡到小河此岸来吃草，从早到晚，周而复始，乐此不疲，优哉游哉。 这老头，亏他想出这么一个傻到家的点子，真是吃饱了撑的。人们笑过之后，细细咀嚼：傻点子中也有精明之处，自己找活儿干，免得闲出病来嘛！这哪里是在摆渡羊，分明是摆渡他自己，摆渡他的时光与心灵。    扣 子 作家南岛爱写金戈铁马的历史战争小说，整日匍匐在秦月汉云、唐风宋雨下笔耕，衣带渐宽，憔悴不堪，迂腐执拗。他的妻子矫燕是舞蹈演员，过了舞蹈青春期，退下来当了舞蹈学校教师。矫燕看不惯南岛许多毛病，比如爱抽烟，爱打鼾，爱熬夜，爱乱扔东西，不爱洗澡，不爱理发，不爱锻炼，不爱做家务……矫燕看不惯就心烦，心烦就唠叨怄气，怄气就回娘家。眼不见心不烦，矫燕住娘家的日子多，可怜南岛经常孑然一身，啃面包吃方便面，颇像鳏夫。 这日，南岛写到岳飞被秦桧陷害押往风波亭砍头台之处，想设计一个细节：岳妻与岳飞诀别，忽然发现丈夫的衣襟上掉了一颗扣子，便哀求监斩官让她给丈夫缀上。针线，她随身带着，可扣子，一时上哪儿找呢？这消息被刑场周围的百姓知道了，能让岳将军用上自己的扣子真是三生有幸哇！不一会儿，一颗颗扣子传送到岳飞面前，竟堆成了一座扣子冢，连监斩官都含泪拽下了自己衣襟上的扣子献给岳飞……南岛被自己虚构的扣子情节感动得泪水婆娑。突然，南岛心头升起疑云：南宋有扣子么？删除扣子情节吧，他心有不甘；不删除吧，又怕弄巧成拙惹出笑话？南岛想去图书馆查查资料，弄清楚南宋是否有扣子。 南岛在路上邂逅了大学女同学小霖。小霖当年是校花，高傲得如公主，身后不少狂蜂浪蝶。南岛来自农村，自卑自弃，连正面瞧她都不敢。南岛写书出了名，小霖才瞧得起他，要邀他去咖啡馆小酌。小霖说：你的书写得真好，读得过瘾！你是用什么诀窍把那些古人写活的？南岛说：过奖啦！哪有什么诀窍？想象虚构呗！比如我写虞姬的美丽，就是以你为模特……南岛煞住话柄，大学时代，他曾视小霖为美神，陷入单相思，梦中与她欢愉嬉戏，梦醒唏嘘流泪。  小霖优雅地啜了一口咖啡，问：你生活得好吗？南岛嗫嚅：还好……小霖狡黠地笑了：鸭子死了嘴巴硬！好个鬼，你老婆根本不爱你！南岛讷讷：你听谁瞎说？小霖扑哧一笑：谁也没瞎说，是我看出来的。南岛纳闷：你会看相？小霖娇嗔：我又不是巫婆！南岛狐疑：那你咋看出我老婆不爱我？小霖诡谲地眨眨眼：等一会儿到我家里去，你就知道了……南岛脸红了，他好久没与妻子干那种事了，莫非性饥渴能浮现在脸上？莫非小霖能看得出来？ 小霖离婚了，南岛性欲袅袅地跟她走，想起矫燕，不仅没歉疚之意，反生报复快感。小霖把南岛领回家，叫他快脱衣。南岛暗喜：真是干柴遇烈火呀！等到南岛脱成半裸，小霖在卧室磨蹭片刻后跑出来，惊呼：南岛，你想干嘛？南岛尴尬地呆站着，窘紫了脸，结结巴巴起来：不是你叫、叫我、脱、脱衣么？小霖哈哈大笑一阵，扬起手中的针线和扣子说：我叫你脱下外套，你外套上的一颗装饰扣子掉了，我帮你缀上……没想到你竟想歪了！南岛狼狈得恨不得抱头逃窜。不过，倏地，小霖情不自禁地扑上来，搂抱住半裸的南岛，梦幻般呢喃：我早就偷偷爱上你了，你的每一部书我都读了，不过今天我真的不是有意勾引你，我不是那种放荡女人。既然你想要我，我就给你…… 小霖为南岛缀上了扣子，却拽断了南岛的婚姻结。南岛想：外套上的装饰扣子已掉了几年，矫燕都没看见，也许看见了也懒得缝，可见小霖的话一针见血，她不爱我了！既然她不爱我就犯不上与她厮守在一起了。何况，他已与小霖如胶似漆地好上了，连南宋的扣子悬案也忘到爪哇国去了。 矫燕怎么也不相信南岛会真闹离婚，这书呆子咋也学会赶时髦了？十年恩爱咋说离就离？海誓山盟还算不算数？啥时生的贼心色胆？是不是有比她更有魅力和竞争力的女人在勾引争夺他？她哪儿知道，她与南岛之间的爱情婚姻，竟毁于一颗扣子！至少可说扣子是导火索！ 山核桃墓 林风在一所山区小诊所里当医生。柳莺在一所山区小学里当老师。一天，林风出诊，邂逅了背学生过溪河的柳莺。林风见柳莺的身子太单薄瘦弱了，背着学生在溪河中摇摇晃晃地蹚着水，顿生恻隐之心，飞快地跳下溪河，接过柳莺背上的学生，抱过了溪河。  从此，林风与柳莺成为好朋友。林风只要不出诊，就在溪河旁等候，帮柳莺背学生过溪河。后来，林风的女朋友见他不能抽调回城，就与他吹了。柳莺的男朋友已给她打通了回城的关节，可柳莺舍不得离开山区小学和可爱的学生，这门婚事也黄了。林风与柳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恋人。  林风与柳莺结婚了。柳莺流产了几次，林风最清楚，柳莺的习惯性流产，是因不合水土和不适应山区高寒气候造成的。林风没有说，说了也白搭，柳莺不会为了生孩子而放弃那么多嗷嗷待哺的山里孩子。柳莺很想生孩子当母亲，就激将林风，嗔怪道：亏你还是个医生咧，连自己老婆流产的毛病都治不好，不是叫人家笑掉大牙吗？林风憋不住了，就说了实话：你要是想生孩子，要么回城里去，要么怀孕后卧床静养十个月。柳莺沉默了，半晌，流泪嗫嚅：林风，请原谅我，这两种选择，我都没法做到……  林风从一位山里老郎中那里讨教来一个治疗习惯性流产的偏方：大量吃山核桃。林风就时常去小镇买山核桃。买不到山核桃时，林风就上山去采。一次，林风爬险峰时不慎跌下山谷，幸亏被一棵歪脖子树勾住了衣服，才没丢命，只摔瘸了右腿。  林风在山里人缘口碑极好，遇到穷苦人家看病没钱，林风不收诊费，连药钱都是他悄悄垫付的。病人们送些家禽、野味和山货给林风。林风要么坚拒不收，要么作价付钱，常常搞得山里人很尴尬。山里人抱怨道：林医生什么都好，就这一点不好，太认真死板，把山里人看外了！山里人听说林风是上山采山核桃摔瘸腿的，心里很难过：谁知道林医生喜欢吃山核桃？要早知道他喜欢吃山核桃，要多少咱们给他采多少，哪还用得上他亲自去采？从此，林风的小诊所窗台上，总是放满了山里人悄悄送来的一袋袋、一篮篮的山核桃。  柳莺从小不喜欢吃核桃，更不喜欢吃山核桃，但为了生孩子，她得强咽苦嚼山核桃。在林风面前，柳莺装出十分喜欢吃山核桃的样子。柳莺吃山核桃的情景被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们以为自己的老师喜欢吃山核桃，也纷纷给柳莺带山核桃。柳莺每天清晨来到学校，就会看到在讲台上摆满了山核桃。柳莺问谁，谁都摇头，不承认。柳莺常常情不自禁地哽咽、流泪。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深夜，柳莺难产，大雪封山，根本无法送往医院。柳莺声嘶力竭地惨叫，最后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林风只好硬着头皮给柳莺做剖腹产手术。黎明时分，双胞胎女婴呱呱落地了，而柳莺因流血过多，永远闭上了眼睛。柳莺临死前叮嘱：把我埋在学校旁的山坡上，让我永远听见学校的钟声……  柳莺的坟墓上，覆盖满了山核桃，那是她的学生们和家长们祭奠她时摆上的，还有山里人送给林医生，林风给柳莺送来的。天长日久，山核桃越积越多，成了一座巨大、别致的山核桃墓。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2年11月22日农历壬寅年十月廿九日节气“小雪” 小雪月令解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 冬至三候： 初候，虹藏不见。季春阳胜阴，故虹见；孟冬阴胜阳，故藏而不见。《礼记注》曰：阴阳气交而为虹，此时阴阳极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质而曰藏，亦言其气之下伏耳。 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 三候，闭塞而成冬。阳气下藏地中，阴气闭固而成冬。天地变而各正其位，不交则不通，不通则闭塞，而时之所以为冬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家父仙逝，年愈八旬的两位老友邹贤敏与朱子昂（二人均为评论家）前来看望家母，令我无比感佩。邹伯伯还是那样乐观豁达，如这篇文章的结尾：“但愿他乐观豁达地走下去，让有限的生命留下更多有益于世的痕迹.” — 周璐 文/ 周翼南 邹贤敏兄的学生要为贤敏编一本纪念文集，约我写一篇文章。我未加思索，答应了。因为我与贤敏是相识20多年的老友，我从未写过他、介绍他。但是，动笔时发现这是件难事。 难就难在我与贤敏从未共过事。他是教授、学者、评论家，我呢，先是编辑，而后成了作家。再说，相处时间极少，他居武昌，我住汉口，一江之隔，除了通通电话，一年至多见上三四次面，从未促膝长谈过。就是见面了，也是一杯清茶，东南西北地聊天，不曾具体研讨一个什么问题。总之，我们之间似无事可记，无话可引，要写成一篇文章，可就难了。 想了想，觉得这也是颇怪的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我视为朋友的人甚多。大概有数百吧。由于各种原因，近些年来渐趋疏淡，有的甚至不通音讯。我愿与之往来的也就那么20来位朋友，其中就有不曾共事的贤敏兄。 再深入地想一想，发现这20来位朋友的共同特点是：自我从认识他们起，到现在，他们都没有什么改变。 如今，我和贤敏均年过花甲，早已进入“爷爷辈”了。贤敏若因事过江，总要到我家来坐坐聊聊。我觉得贤敏除了头发花白外，几乎没有变什么，仍是过去的他：真诚直率，不会寒暄客套，胸无城府，不使心计，毫无架子，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认识他时他就是这样。我不记得是何年何月在何场合第一次见面。大概是1980年吧，我离开了那所给予我很多的中学，被调到刚刚创刊的文学月刊《芳草》任小说编辑。 其时“四人帮”虽然覆灭，但“左”的流毒依然存在，似是早春二月，虽然可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却不时有料峭的北风。可以说，充满生气的《芳草》是站在思想解放前列的，从创刊起，它就团结了一批作家和评论家。贤敏便是评论队伍中的一员战将。 现在的文学青年很难想象当时创作的艰难，也不懂“三突出”是个什么创作原则。简言之，当时创作有许多禁忌：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只能写“光明面”，只能写工农兵……稍越雷池一步，便会遭到不测。我当时写过一篇散文《我家的猫》，便有人兴师问罪：为什么写猫而不写工农兵呢？现在说来可笑，而在当时，这可是一个涉及“创作方向”的严肃问题。 《芳草》执著地向前走，发表了一些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或涉“伤痕”、或涉“爱情”、或涉“阴暗面”，等等，于是便有非议有争议，便有反对者和支持者，而贤敏，是站在《芳草》编辑部一边的。 那时贤敏便是评论界的一位“名人”。早在1979年他就三次访问徐迟，发表了三篇谈报告文学真实性的论文，引发了争论。继而，《长江文艺》发表了一首题为《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的诗，因揭露“阴暗面”而遭非议。贤敏奋起支持，撰文评介，又引发全国性讨论。如此等等。贤敏便成了《芳草》的常客，经常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或作品评奖会。 我很喜欢贤敏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他的发言总是单刀直入，从不拐弯抹角，一是一，二是二，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就作品论作品，直率坦诚，而且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他对文学创作“写中心”“跟形势”“观风向”深恶痛绝，他认为“写中心”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他说，把“中心”二字颠倒一下就对了，要“写心中”！——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写中心”与“写心中”》，极有见地，现在读来，也是有裨益的。 但很多人信奉“文艺从属于政治”，习惯于“跟形势”“写中心”，在他们眼中，贤敏成了一个激进的叛逆者——我想，正是当年有一批贤敏这样的“激进的叛逆”，才有今天文学艺术的多元化吧。 但这种“激进”是要付出代价的。《芳草》换了主编。贤敏因为在当时省文联扩大会议上作了论述“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发言——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有人言他“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 从此，他由“常客”变为“不受欢迎的人”，武汉市的一些文艺讨论会上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只是我们的友谊延伸到今天。还有一点要说及的是，后来他把那次发言整理成为一篇论文《文艺的歧路》,发表在《新文学论丛》上，继而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集》之中。 我曾对贤敏说过我的一个不甚成熟的观点。我说，我们这代人有幸经历中国当代的两次“大革命”，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文化革命”，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尚在进行的“经济革命”。我还说，后者比前者更能触及人的灵魂，因为在利益的驱动下，人的七情六欲会得到充分地暴露，因此人极容易丧失自我，特别是文化人，要抵拒外界的诱惑，固守自己的理性和良知，需要极大的定力。 贤敏以为然。 也许是这种相通使我和贤敏的友情延伸到今天。这么些年，我目睹许多过去的朋友或从政、或经商、或走红、或成名……而贤敏却没有什么改变，这不仅是外形上，而是他内心始终保持一个文化人应有的心态，固守自己的理念和良知。他默默地、毫不张扬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对人有益的事，如主编《西方现代艺术辞典》、主编《中学语文》、主编《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名家丛书》，等等。他还在思考，写了不少涉及人文领域的有分量有见地的论文。 他为此付出了精力和心血。正因如此，他受到友人和学生的尊重。 与贤敏相比，我是自愧弗如的。我曾对贤敏笑言道，鲁迅始于“呐喊”，继而“彷徨”，我们这代人也似乎如此。我是觉得，在信息通达、网络密布的现代社会，步入暮年的我，能做的事极其有限。特别是一些年长、年轻友人的逐一离去和冥王星从九大行星除名后，我悟到人是伟大的，亦是渺小的；生命是顽强的，亦是脆弱的。于是，我往往有些悲观。 贤敏或比我乐观豁达。这也正是他的优点。他能目无旁顾，径直往前走，很少想身外和身后的事。他常在呐喊，而绝少彷徨。但愿他乐观豁达地走下去，让有限的生命留下更多有益于世的痕迹。这是一位老友的祝愿。 2008年春 （选自公号“周翼南文与画”，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口述：周勃 （1932 – 2022） 记录：吴佳燕 一 我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十几岁时经历了抗日战争，那时候真是性命堪忧。日本人当时到处拉夫，土匪也很猖獗。当时我家算是一个小地主。祖父科举未第，后赴疆学习俄文，为塔城外交局长，后来祖父被调到广西天宝县任知事，四年后归乡隐居。父亲周凤楼是一位私塾先生，1926年徒步到广东参加北伐军，任录士、副官、参谋等职。后退伍回到湘阴老家。 父亲是我的第一个蒙师，先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之后就读《论语》、《孟子》、《诗经》，深奥的儒家经典我完全不懂内容，往往是将识字和念书合在一起，口对口地教。我的父亲教我非常严厉，从我四岁多开蒙，我就很怕他。有次一位族长来家，他在门外就听见我在读《论语》，大概有点出乎意料，进门就说：我考考你好吗？他指着茶几上一盆菊花说：残菊傲霜，你对吧。我不假思索：腊梅喜雪。他拊掌惊呼：天才，天才！吾家千里驹也。父亲很淡漠，没有一句夸奖我的话。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父亲连续送我到几位乡间宿儒门下求学，我的进步就快多了。为躲避日寇，我逃亡乡下读私塾先后约六七年之久，颇有收益。一是读了文史类一些基本经典，虽不求甚解，但藏在记忆里，是以后几十年“反刍”的重要资源；二是锻炼了我读写文言文的基本能力，我由私塾插班读小学，国文老师考我，题目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我写六七百字一气呵成，得老师首肯，在全班朗读。他问我名字是谁取的，我说我自己，他又问出处，我说我喜欢王勃的文和诗，年少才高，十分仰慕，故用了他的名字。老师笑道，希望你能赶上。 当时日军驻扎县城，我们避难乡下，日子暂时也算安稳。在初夏的一个晚上，突然一声枪响，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再仔细一听，又没有声音了,次晨才看到门上贴一张条子,向我家派款十五万,七日后三更二点 ,以雄鸡花酒为标志送至周家桥上,听候喊话。遭遇土匪勒索之后,我们家秘密搬迁,躲在一个亲戚家,又收到匪首派人送来的三十万元的派款条子，特别说明不交就绑架户主。父亲决定再搬一次。这家姓左，对我们很好。父亲担心自己很可能遭到不测，留下孤儿寡母,怎么守业持家？于是决定与左家结亲,国难家难成就了我和妻子左圣清的婚姻。这也是缘吧。土匪的勒索一直追着我们，我们只好搬到日军统治下的县城去住。俗话说小乱住乡，大乱住城。到了1944年冬天，日寇因侵略的地盘扩大了，战线拉长了，兵力已明显不足，全城的防务兵力不足百人，过去常驾驶小汽艇到乡间奸杀掳掠，如今不敢再去骚扰，乖乖龟缩在县城。居住城内的人渐渐多起来，有躲避匪患的，看守房屋的，贩卖盐巴的。有天乡下来人说匪首被杀了，得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刻搬回乡下。日寇投降后，我家又搬到城里。 抗战爆发以后，我亲历和见证了战火之灾，亡国之耻，蹂躏之痛，抗击之勇，胜利之喜，我的童年与少年，是从血与火中成长的，伴着年岁成长还有我的爱国心、报国志。 三 …… 我想着的是考大学。我的家庭担子重，有些犹豫，父亲却非常支持。我努力复习功课，想扬长避短以文科优势取胜。考场都设在长沙，不分文理科，四天考八门。囊中羞涩，我每天蹭在街边吃烤红薯果腹。1952年8月26日，我收到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全家很高兴，通知书写得很简单，学费、杂费、伙食费，一字未提，什么意思？父亲似乎很有把握地说,不写就是不收,大包干嘛。母亲接着说，你参加火花工作队，吃的大包干，现在上大学还是大包干，国家培养人才呗。家里忙着做准备，妻将她陪嫁的青官布从箱底翻出来，给我缝一套棉衣，母亲执意要给我做布鞋，赶着纳鞋底。报到日期一天天临近了，路费还没有筹齐，父亲说要带二十万（一万相当于一元），我坚持只带十万。父亲将栏里养的两只小猪卖了，得六万多元，还差几万。妻听了，抱着三岁的女儿小果匆匆奔街上去了。一会儿，她拿着一叠钞票边进门边说，有了，有了。母亲用眼打量着果儿，急切地问妻，你将她的项圈、脚圈还有长命锁都卖了？妻说，我跟小果说好了，爸爸有了钱给她买新的。说罢抱着果儿进房去了。只听“哇”的一声，果儿哭了，妻在哄着。母亲听了，轻轻拭着泪水。果儿的银镯子，是周岁时母亲为她定制的，长命锁刻着“长命富贵”四个字，脚镯上系着小银铃，果儿走到哪里，银铃响到哪里，声音特别清脆甜美。我看着想着，鼻子也有些酸酸的。九月十日我从湘阴县城步行四十华里到白水车站搭车。母亲和妻抱着果儿送我到城东邓婆桥。走了好远了，我回首一望，她们还站立桥上，我不敢再回首了。 从白水车站到武昌，约三百六十公里，行驶十一个小时，于晚上十一时才到。我提着行李朝大东门走，找旅店住宿。次日上珞珈山，这时有两个穿木拖板、一身短打的青年拦在公汽门边问我姓名，我作答，他们连说，你住荒字斋十六号，说罢一人扛一件行李走了。到了宿舍，放下行李，他们擦着汗，我数钱给他们，并连声道谢，他们忙说自己是迎新站的同学，误会了。后来我和这两位学兄在珞珈山砥砺三年，偶尔还谈起这次愉快的误会。 报到以后，打听的第一件事是交不交费，回答是全包干了，学杂费、伙食费、医疗费、教材费全免交，学生享有国家干部待遇。有困难的可申请补助，冬天补助棉衣，夏天借蚊帐、竹席。每餐二荤二素，节日打牙祭。来自河南一位同学说，俺掉进蜜罐里了。 系里召开迎新会，我们班一共三十七位同学，是中文系招生最多的。迎新会先介绍老师，刘永济、刘博平、席鲁思、徐天闵、黄焯、陈登恪几位先生是老一辈的。陈登恪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弟，任文学院长，刘博平任中文系主任，他们都坐在第一排，童颜鹤发，焕然有神。中年一辈有程千帆、刘绶松、袁昌英、李健章、胡国瑞、毕奂午、周大璞、李格非等先生。 现代文学主讲是刘绶松先生，湖北洪湖人，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博学多识，治学教书，严谨缜密。他用的史实考之有据，他的史评，必援引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他论述文学史发展，注意政治的影响，从而增强了文学史的政治含量。刘先生对学生非常谦和，他得了《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的稿费，提出要资助我们几位同学作庐山游。1956年我初到《长江文艺》工作，恰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向刘先生约稿，他寄来赏析《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的文章，约五六千字，刊物篇幅很紧，文章也确显累赘。刘先生当时在北京，请他修改已来不及，我只好删改了。后来我向刘先生致歉，他笑着说，你删得好，我们师生本来就教学相长嘛。他的谦虚和豁达风度，令我感佩。1957年初夏，文艺界对我的文章开始围攻，视我为异端的议论，渐成阵势。我奉命到武大组稿，编辑部还特意让我带《长江文艺》给武大中文系党支部的介绍信，意在证明我在执行编务。我先去了党支部，将信交给了毛治中，同时邀他一同到刘先生家，心想如果刘先生批评我的文章，毛治中可以缓解一下，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到了刘先生家，毛治中没提编辑部介绍信的事，自个去翻阅书架上的书，刘先生不招呼我坐下，也不搭理我，我向他说明编辑部派我向他组稿的事，刘先生不置一辞，非常冷漠，倒和毛治中搭讪起来，将我晾在一边。珞珈山四年，中文系老师都知道我是一个攻苦食淡的穷学生，热情待我，关爱备至，今天遭此冷遇，真是恨无地洞可钻，最后我将于黑丁、王淑耘嘱我代向刘先生致意的话说了，刘才冷冷地说，我知道了。我从刘先生家出来，心里非常难过，想到“世态炎凉”曾使多少失意之士唏嘘伤感，而如今的政治斗争，怎么说翻脸就翻脸。粉碎“四人帮”后，我在省文联开会，骆文给我一份油印材料说，你看看绶松是怎么被迫害死的。我才知道刘先生夫妇在一次宽严大会以后双双自缢身亡。像他那样谨慎那样注意政治的人，尚不得见容，“浩劫”真够“浩”的了。 程千帆先生教过我们的《文艺学》、《中国文学史》、《杜诗讲座》以及辅导《中国通史》，时间达三年半。《文艺学》原是丽尼开的，他调走了，千帆师自编了二十多万字的讲义。那时他才三十九岁，头发已经灰白，面容清癯，眉宇间含着一种忧郁。他穿一套褪色的蓝干部服，走路微弯着腰，显得早衰。后来听说千帆师原是中文系主任，带领同学们下农村土改，任土改分团团长，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定为重点对象，宣布撤销其职务，交由学生批判。千帆师平生第一次受此打击，郁结于心，但他讲课却是精神抖擞，特别认真，我们听着或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或如化雨春风，潜移默化。他善于引而不发，诱人深思；也善于引用例证，信手拈来，点石成金。《文艺学》极具政治敏感性，动辄获咎，千帆师不唯书不唯上，不人云亦云，而是依据科学原理对文艺现象进行分析。 我常到千帆师家去。他谈的内容，除了授业，解惑，还有人生的体验，文章的得失，人物的品评。或感慨，或唏嘘，或激愤，或赞扬，从真情流露中，我感知了千帆师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我深深觉得千帆师不仅是文学良师，更是道德长者。 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了，请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千帆师是九三学社成员，觉得责无旁贷。他后来回忆说：“孔孟的书读得多，就比较单纯……说是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我当时的确是想帮助党整风，大家畅所欲言，就讲了很多犯忌讳的话。”反右开始，千帆师被打成“右派元帅”。七月初，文艺界在老汉口饭店召开批判他的大会，于黑丁指定我发言，并要我站稳立场。最先发言的是武大中文系负责人，他全面揭发“罪行”，轮到我发言，无非人云亦云，跟在别人后面往先生身上扔石头而已。不过我仍称呼他为先生，中文系负责人板起面孔批评我，我未理睬。程先生在南京大学的弟子莫砺锋教授在一篇怀念先生文章中称，千帆师曾对他说，在反右中，一直称他先生，从不直呼其名的只有两个学生，一个便是周勃。大概就指的这个会。11月21日，我受到批判，次年4月21日，要我签字定案，并出示二十三份揭发材料，证明他们对我的结案是有根有据的。我仔细地阅读这些材料，几乎每一份都叫我倒抽一口冷气。最后一份，竟是千帆师写的，他用钢笔行书写在一张红格稿纸上，写着“周勃在鸣放期间，常到我家来，有时来看我，有时来讨教，也有时向我组稿（和别人一起来），他曾向我谈过文艺界的鸣放和编辑部内部的一些情况（其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属于自由主义一类的东西。”将问题说成自由主义，这不是在为我开脱吗？这是二十三份材料中唯一特殊的一份。在署名程千帆的下面，写着八月十四日。这不正是珞珈山上的狂风暴雨扑向先生的时候吗？他怎么能平静地写这样的材料？反右办公室的人在一旁说：“你的这个右派老师够顽固的了，我们第一次找他，他不肯写，后来我们找了武大反右办的同志一起去，狠狠训斥了一顿，他才写了这么个东西！”一听这话，我火了，说你们本事够大的了，说完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先生宁可忍着羞辱和痛苦为我呵护，而我竟跟在别人后面往先生身上扔石头！此后二十余年，每念及此就遭到无可躲避的良心谴责！ 1980年我去庐山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讨会，听说先生在那里讲学。我一放下行囊，便去看他。他住在一幢小楼里，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身边平添了一根手杖，只是精神状态和气色都非常好。先生非常健谈，话题是他要以有生之年，追回二十年耽误了的时光。在谈到他的教学和研究计划时，壮怀暮节，雄心不已。当我们还处在“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劝断肠人”的伤痕时代时，先生却将历史的旧页翻过去了，以一个新的奋战姿态走进时代的激流。 1986年冬天，千帆师来信说南京很冷，他的取暖设备不好。我想他已是73岁的老人了，心脏也不好，最怕冷，就邀请他到湖大来讲课。程师来了，他住外籍专家楼，整日供暖，讲课在中文楼，相距约五百米，来回由我接送。伴着他的手杖敲击路面的节奏声，我们边走边谈，他显得很快乐，常发出爽朗的笑声。这年冬天忒冷。一次我在风雪中护送他回专家楼，听他断断续续地说：“周勃呀，五十年代有幅画叫婆媳冒雨上夜校，现在我们是白头师生雪中送教图——”。2000年6月3日，千帆师与世长辞。他生前曾给我写了六十四封信，在南京大学收集出版他的遗书时，我选了十六封寄去。1994年夏天，千帆师冒暑用毛笔手书古诗名篇七首，附以训言，最后他写道：“甲戊长夏，雨窗独坐，忽忆周勃老弟，因杂书数纸寄之。古之人有一夕相思，千里命驾者。吾老矣，愧不能也。闲翁记。时新屋盆池睡莲方花。” 四 后来文艺界几个大的运动，一个是批《武训传》，一个是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再一个就是批判胡适、杜威，之后批判胡风。既然涉及胡风，作为中文系出身的我们必须要阅读与胡风的相关作品文集，比如《论现实主义的路》等。他非常强调文学艺术的规律，他与周扬、林默涵等人一个非常大的矛盾是，他认为文学应该回归其本性，文学的描写对象不光是人，包括人的活动、思想，文学自身更是独立的一种存在。所以我们讲创作方法时，上面就必须戴一顶政治帽子。但是由于当时批判胡风进行得如火如荼，我虽然十分赞同胡风的观点也不能公开支持。 有一次，大概是1954年，省作协通知我去开座谈会。我从大二时就开始参加作协的活动，这次是巴人来了，他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出了部新书叫《文学论稿》，有两本之厚。于黑丁就想开一个《文学论稿》座谈会。《文学论稿》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传统观点看问题。比如说文学跟理论对于事物认识的目的和结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两者的方法不同，一个是运用理论，一个是运用形象。那么文学就没有自己的规律，没有观察生活的特点。而文学实际上应该是一个非常宽广的精神世界的海洋，作家应该怎么写，有他自己的方法和心声，你看不看得懂是你的事，如果用政策政治去把它规定死，作家就没法写了。 所以会上其他人都是给巴人点赞说好的，我就坐在后面不作声。后来巴人几次插话，要求发言不要送礼，多谈问题。我就作家认识生活和创作过程谈了些看法，对《文学论稿》的批评，虽态度比较委婉，但并未掩盖其原则分歧。巴人听得很认真，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倒是会议主持者于黑丁显得有点紧张，常常插进几句缓和气氛的话。会后，作协宴请巴人，巴人举着酒杯，径直走到我面前说，你的意见提得很尖锐，很好，我向你表示谢意。我已向黑丁说了，请你写成文章，交他们发表。说罢举杯大饮一口，巴人的谦和纳言精神不仅冰释了我的疑虑，同时也使我佩服。   我将发言稿整理成文章的时候，决定以形象思维为切入口，提出思维规律独特性，辨析其异同。文章没有回避敏感问题，题目就叫《略谈形象思维》，发表在《长江文艺》1956年第8期。 1956年，国家计委下达的分配方案中注明我选调到中国作协。我就被分配到中国作协的创委会，每年要出一套小说诗歌的选本。后来又把我调去搞西南地区的理论情报，凡是西南地区报刊发表的理论文章和观念我都要摘下来整理了送到文艺处。我在北京的时候，于黑丁对我很器重，要我回武汉去，后来把我分在《长江文艺》理论组工作，当时理论组只有刘岱、姜弘两个人。在谈形象思维的基础上，我又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便是《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发在《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它是对形象思维问题的深入，是从理论上谈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的问题，谈它的源头在哪。 文章出来后很轰动，苏联、南斯拉夫等国都有翻译转载，国内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还被收入聂华苓编的《百花集》。那个时候的思想比较禁锢，就像大家都关在屋子里，门关着窗户也关着，现在突然开了一个窗户，可以透透气了，大家就把脑袋都伸出去了。所以陈思和主编的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1949—2009）》将我的这两篇文章一起收录进去，就是发现了这两篇文章虽然谈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其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可以视其为姊妹篇。 1957年6月，中国作协武汉分会的反右运动开始了。1958年我和李蕤、姚雪垠、李柯等一道下放到东西湖的一个蔬菜农场劳动。监督我们的有农工，但主要是下放干部，他们本身有些问题，因此对我们显得特别的“左”，钢刀要磨砺，我们是最好的磨刀石了。有一阵都不叫我们名字，直呼张右派，王右派。1959年五一节加餐，每人一个大馒头，一碗猪肉炖土豆，对于长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来说，该有多大诱惑力呀，早就有人排队了。排在姚雪垠前面的下放干部领着一份饭菜正要走开，突然喊道，我肉碗里有一只苍蝇，他从窗口换了一碗走了。轮到姚雪垠，他领的就是退回去的这一碗，死苍蝇还躺在肉上。姚大声说，这碗肉不能吃，我不要。怎么不能吃，拿掉不就行了。两只黑糊糊指甲一夹，死苍蝇就躺在地上了。为什么该我吃，姚瞪着大眼睛，歪着脖子大吼起来。你是右派！你翻天啦！姚雪垠决不示弱：右派就该吃苍蝇？右派有错，该怎么定罪和处罚，有党的政策管着哩！苍蝇吃了要生病，谁都不能吃，右派也不该吃！又有人大声吼：你这个右派太猖狂，想翻天吗？最后是炊事班班长说话：熊！给你吃，还嫌脏哩，不给他吃！姚雪垠扭头便走，大声说，你不要骂人！不吃就不吃！下放干部都在场，无人吱声。 不久，我们被派到江堤上去参加加固工程，闲下来又谈到目前处境，姚雪垠说他准备给市委写信，李柯认为这是徒劳，他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和感受爱，才能得到平衡和解脱。歧视和仇视是将他们和我们关系政治化，而在农民眼里，我们没有被政治化，他们以勤劳、本分、正直取人，我们和他们相处常感到一种亲和。李柯的爱论后来又讲过几次，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我并不十分同意他的观点，我们这顶帽子是钢制帽子，铁打结论，谁动得了。 1960年10月18日，农场召开右派摘帽大会，八百多人总共摘十八名，有李蕤、姚雪垠和我。我与他们不同，没有兴趣再弄文艺，我郑重向管理组申请不回文艺界，调到中学教书，回应是哪里来哪里去，我只能回到武汉市文联，在文化局戏曲研究室工作，一搞就是四年。当时恰逢梅兰芳逝世，引发了抢救戏曲遗产的活动。武汉将喜剧《胭脂虎》送到广州演出，结果在广州挨了板子，《羊城晚报》、《南方日报》都发文批评。我奉上级之命，在戏剧研究室讨论的基础上，写了《对〈胭脂虎〉讨论中几个问题的看法》，笔名石燕西，意在回应广州报媒的批评。“文革”期间有人把这篇文章揪出来准备发难。当时武汉市市委书记宋一平看了这篇文章觉得没问题，给王任重说明。王任重在洪山礼堂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点名批评我，说中国有个湖北，湖北有个武汉，武汉有个文化局，文化局里有个石燕西，你们把他的文章拿去看一看闻一闻，看有什么问题。当时宋一平出国去了，回来后文化局领导拿着我的文章去找他，说当时周恩来讲话要抢救戏剧遗产，把戏剧放开，才写了这个文章。宋一平在省委常委开会的时候把情况说明后，我暂时避过一劫。 可是随着“文革”的来临，我的这篇文章连同之前的那两篇文章一起被批判。1966年4月，《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郑季翘的《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郑季翘是当时的吉林省委书记，后调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文章一开头就给形象思维定罪为“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基础”，是“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文章“横扫”了建国以来参加形象思维讨论的所有文章，一一加以批判。当时我正在湖北柴油机厂当“候补”社教队员，因为摘帽右派是没有资格当正式队员的。有一位工人拿着《光明日报》来找我，说报上批评周勃是右派分子，这个周勃不会是你吧？热血一下涌到头上，人都蒙了。我向社教队党委作了汇报，并表明态度，他们当即指示尽可能回避此事，如有人问及，不必明确答复。过了两天，接到通知，凡候补社教队员一律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回到单位，大字报上，巴斗大的名字划上了红笔叉杠，下面写着：“周扬文艺黑线在武汉的黑手，《红旗》点名的右派分子必须老实交代。” 1967年11月12日深夜，我已经睡了，突然李柯捶门，他进来就说，老兄，把毛选和洗具收好，准备再到东西湖去。我愕然。他说“旗手”接见湖北造反派，谈清队问题，点了你的名，说你是秦兆阳式人物，现在改名换姓写文章反对他们，造反派从北京打长途回来要赶紧查找你。我说不用查，就住我隔壁。我们相对无语，只有苦笑而已。派人到我老家外调，想找点什么，空手而归，最后只好将我解放出来，闹腾了一阵的点名就此终了。接着我带着老婆孩子下放到崇阳，我和农民相处很好，他们常将农事、队事、家事和我谈。在崇阳呆了三年回武汉，将我分配到市话剧院搞创作，我坚持不回文艺界，要求到市郊六十里外一所中专教书，一教就是六年。1978年，中南民院邀请我执教，当时他们尚未复校。八月，武汉师院（后改为湖北大学）中文系李悔吾、刘绍明冒酷暑来金口请我，诚意可嘉，我决定去武师了。我到武师被安排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原想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想法只好打消了。 八十年代初，我写了一系列批四人帮和“左”的文艺思潮的文章，如《打倒瞒和骗的文艺》、《禁区、荒区、闹区》、《“三寸金头”解》以及一些作品评论，我还参加一些会议并作重点发言，虽然这些受到人们欢迎，但也遭到有人诟病和非议。 有一天，曾卓通知我到姚雪垠在东湖宾馆的住处去一下，我去时他已先到了，正和姚谈话。姚见我劈头就说，武汉市有人告你，你听老曾讲。曾说，市领导最近召开了少数老作家会，我去了，有人说了你一些情况，一是在省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你的讲话有自由化倾向。二是你和邹贤敏在庐山开会，对从属论的批评，否定了“延座讲话”的成果，你们题目叫“文艺的歧路”，将几十年的文艺发展都说成歧路。曾和姚都望着我，听我回答。我说，第一，文学会的成立，由省社联指定陆耀东、黄曼君和我做召集人，开大会时，黄曼君代表我们召集人作讲话，内容是传达省社联的精神，和大家商量如何选出学会领导班子。曼君一个人讲，我和陆耀东没有讲话。第二，我们文章原题是《文艺的歧路》，会后我们将稿子给了《新文学论丛》，编辑部建议我们在文章正题下面加一个副题“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考察和辨析’”。我们觉得这个建议很好，更实际更准确地概括了全文，于是就采用了。文章发表在1980年3期，文章和庐山发言题目不同，内容完全一致，刊物和庐山会议的简报我都保存在手边，只要是重证据，我可以给大家看。至于否定之说，一看发言和文章便知道了。姚雪垠说市领导也约了我谈话，你将刚才的材料整理好交给我，我可以为你们说明真实情况。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校领导李珠对我说，今年是“延座讲话”四十周年，你写点纪念文章吧，到时也还可以给学生做一次报告。我答应了，意识到他是从正面做工作，既让我回应诘责，也是自我证明。这场纠葛大概就此结束了。 （以上内容为节选，全文原载《长江文艺》2017年第6期）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