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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丁东 我的妹妹丁宁，退休前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审。她看我们开办微信公众号，很感兴趣，于是也注册了一个，名叫“丁宁心语”。她发表了不少回忆出版往事的文章，引起读者的关注，张冠生、向继东等朋友，都曾给予好评，成为她继续写作的动力。 中国电视新闻的开创者庞啸先生，是丁宁闺蜜的父亲。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名叫《回望——我与电视新闻》，自印出来，送了丁宁一本。丁宁觉得史料价值很高。此书浓缩了中国电视新闻从无到有的历程，独家回忆了许多于史无载的珍贵细节。于是，丁宁在她的公号上选登了其中一些章节，供读者分享。谁知刊发到某一节时，公号突然夭折，已经发表上百篇文章的“丁宁心语”，从此销声匿迹。 她很郁闷。我建议她不要灰心，不妨重新起步，重新注册一个自媒体。于是，她先注册了一个今日头条号，试发了几次，觉得不如微信公众号感觉好，接着又开办了一个新的公众号，名叫“丁宁心声”。在发表新作的同时重新展示旧作，日积月累，又有了100多篇。本书精选了其中的一部分。 第一组文章仍然是出版往事。丁宁1983年大学毕业，考入北京出版社，一直干到退休。三十多年的出版生涯，经历了很多喜怒哀乐。 我手里的某些选题，如《世纪学人自述》，我朋友的一些书稿，如傅国涌的《金庸传》，经丁宁之手，得以在十月文艺出版社付梓。  她赶上了寒暑交替的1980年代，风云变幻的1990年代，进入新千年才结束职业生涯。她享受过成功推出《思痛录》《红色记忆》等传世佳作的喜悦，也品尝过运作好书功败垂成的苦恼。因为工作，她结识了几代优秀的作家、学者。她的回忆文章，讲述了不少书前书后的掌故。对于那些勇于担当，为传承文明付出代价的志士仁人，她追忆了铭记在心的点点滴滴；对于启发、帮助过她的前辈，支持过她的作者，她真诚地表示感恩。对于出版繁荣需要的文化生态，她也记录下自己的思考。一般读者只知道借书、买书、读书，不知出书背后还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一本好书的诞生，其实相当不易，不亚于过五关、斩六将。时运交移，出版界风气今非昔比。好书出不来是常态，出成了是侥幸。好书遇上好读者，几成梦想。思今抚昔，并非无病呻吟。 第二组文章是有关三不老的回忆。三不老是北京德内大街西侧的一条胡同。明代航海家郑和曾住在这里。郑和被尊称“三宝老爹”，叫俗了就演化成三不老胡同。1950年代中期，在郑和花园的旧址上盖了八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宿舍，八个单元，门牌是三不老胡同一号。父亲在此分得两居室的单元，全家在这里住了几十年。院里住过不少知名人士，有很多沧桑故事。北岛曾和我们是邻居，写过多篇有关三不老的散文。学者徐城北也曾在这里居住，著有《梦回三不老》。冯亦代、程廼欣等已故作家，均留下涉及三不老一号的文字。丁宁也有很多故事要写，先写了我的父亲、母亲和外婆，接着写熟悉的邻居，都引起我不尽的感慨。 第三组文章是记忆中的名人。北京城里名人多，丁宁因从事出版，或参加公益活动结识了几位，记录下自己的印象。 第四组文章是关注女性。丁宁从九十年代起，就参加了不少与女性相关的NGO组织活动。这也成为她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一组文章是域外感受。丁宁的女儿高中毕业就到美国留学，现在是一名外科医生。丁宁和先生姚毅军多次旅美探亲，和女儿、女婿、外孙相聚，家庭本身就是不同语言文化碰撞的缩影，别有一番感受。她讲述的细节，也得到许多朋友的回应。 这本书，虽然都是丁宁生活片段的回忆，但合在一起，大致可以构成她的自传。明年丁宁就满70岁了。回忆生平，正当其时。 附：《记忆中的人和事》目录 序 第一辑 出版往事 老社长陆元炽 永远的小骆 侯琪大姐 《晚霞消失的时候》与姬梦武 张兴春与《十月》 《十月》主编谢大钧 与张守仁交谈 怀念母国政 赵洛老师 马志行的退休生活 怀念刘红庆 从一份丛刊到一套丛书 钱理群与《周作人传》 凌宇的《沈从文传》 《徐志摩传》的前前后后 傅国涌与《金庸传》 《思痛录》出版经过 《红色记忆》出版前后 一本失之交臂的好书 王小妮与刘川鄂 两本关于自然的图书  第二辑 难忘三不老 父亲的干校之行 母亲的无奈 哥哥丁东 忆外婆 冯亦代伯伯 北岛母亲孙美利阿姨 江奶奶 许家父子 郑海天与程廼欣 画家邵恒秋 黄埔同学会会长林仪 余西西老师 第三辑 记忆中的名人 李慎之先生二三事 访叶氏五兄弟 老诗人郑敏 黄万里的人生… Continue reading

文/ 蔡士旸 一、逃飞机的故事                     吃吃嬉嬉，逃逃飞机。                     吃吃荡荡，飞机矇矇（望望）。 旧时散漫惯了的兰溪人，当年日本鬼子的飞机临空时，居然不当一回事，还编个歌谣哼唱。谁知飞机炸弹落下，酱坊的酱缸里竟捞出人腿，北门外三硔桥挨了一个炸弹，躲在桥硔下的人群全部遇难，于是人们才慌张起来，开始“逃飞机”。 日本飞机刚来的时候，我家人躲在土纸捆砌的房子里，后来，防空警报天天拉响，大家才拎着“飞机袋”，逃出城门。“飞机袋”又名“警报袋”，是兰溪人逃飞机过程中一个“发明”，用一块布缝制一个小袋，再用带子束住袋口，袋里放些食品，应急时拎袋便逃。 我家先逃到东门外的三官殿（原址在老兰二中图书馆），祖母以前经常到此上香捐助，殿里的斋公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当时我六、七岁，只感到外面真新鲜、好玩，自然界景色是那样的美丽，陌生的逃难人群是那样的拥挤。 家里大人觉得每天进出城里城外太累，就动议去乡下避难几天。北门外的石阜岭是爹爹的外婆家，还有表伯辈的亲戚，于是，我们像做客般出门了。我坐在祖母的“被笼”里，抬着出城门北去，田野上一股栏肥和杂草发酵的混合气味扑鼻而来，我第一次被这种气味强烈刺激了，深刻留下记忆，以致后来每当嗅到此气味就联想起石阜岭的时光。 走出十里路，石阜岭的表伯家到了，他家顿时热闹起来，他们连连说道：稀客啊，要不是日本佬飞机掼炸弹，你们是接也接不来的呀。在前清时，爹爹的外公曾任台州太平参将，如此说来，表伯家也算官宦人家，只是那时的农家陈设，日常生活习惯，与城里迥然不同。我一下子与年岁差不多的表兄弟混熟了，晚上没事，大人坐着聊天，我们兄弟仨与表兄弟们去长年（长工）住处玩耍。长年们个个身强力壮，说话粗声大气，一天劳动之余，也玩点余兴，两人用手指拖拉长凳比输赢，双方各有“啦啦队”助威，我没见过这场面，还认为他们在吵架，吓得哭起来。大人们闻讯赶来，了解原委后，就让长年们安静些，别吓着城里来的小孩。 兄弟们中，我年纪最小，大家都护着我，前呼后拥地围着我玩。农村的玩意的确比城里有趣多了，捉迷藏自然是少不了的，房里、院里，这里天空地濶随便躲迷藏。豆棚、麦架、稻杆堆、桔杆堆里钻进钻出，别有洞天。表哥们极尽地主之谊，什么好吃的、可吃的都找来给我，我只觉得落苏（茄子）干最好吃了，有点咸有点辣，韧性强，口感好，比城里糕饼都好吃。 月黑风高的一个夜晚，突然一阵锣声惊起，大人们把我们从梦中摇醒下床。炮兵进村抢掠了！身强力壮的男人们拿着梭标出去了，剩下的妇孺都吓得晕头转向，逃也没处逃，躲也没地躲。大家急得想不出办法，我猛地想起白天捉迷藏的豆棚，那里不是可躲藏的吗？于是提议去豆棚躲下，大人们开始不相信，说小孩子的话不尽信，后来实在没法子，只得由我们带着，都钻进豆棚里躲起来。大家刚躲好，院子的东门就被炮兵们用铁杠撞开，黑漆漆，也不知进了多少兵，他们从豆棚旁穿过，直闯进屋。围墙外火把通明，锣声急敲，喊声连连，村民们闻讯奔来，持械自卫，炮兵们打家劫舍一番就匆忙退出了。第二天，地方乡绅出面去炮兵驻防地交涉，索回一部分财物，姆妈的一只梳头藤篮也索回了。财物损失不多，但人倒是受惊不轻。乡里不安全，那就进山吧。 石阜岭表伯家有个表姑娘在沈家山，我们一家就往沈家山逃了。我还是坐在祖母的“被笼”里，抬着进了高山，山里的亲戚更好客，小伙伴也一下子混熟了。初冬时节，杨梅山、兰花坑，羊肠小道、高山深谷，我们都爬遍了，山上有口井，据说喝了井水就能变成英雄好汉，山里小伙伴把我们带到古代英雄聚义起事的地方，遗址上什么东西也找不到，点将台也剩下一堆乱石头，可传说中英雄形象却留着我们的脑海里。山涧的泉水很甘洌，“吃山坑水的人健壮些的”，此俗话果真不虚，亲戚家打猎的几个兄弟，个个虎背熊腰，早上持枪结群上山，傍晚扛着野猪、山麂浩浩荡荡回家，连猎狗也口叼野兔，煞是威风凛凛。 在沈家山过年了，年货是从城里雇人挑上山的，有吃有嬉，我们并没感到乏味，爹爹还邀来酒友进山畅饮，吆喝“一只蛤蟆，四条腿—”。下雪给新年增加气氛，我们住在楼上，打开窗户，银装素裹，分外好看。过完年，雪也烊了，大人们觉得山里的日子过得太久，要搬回城里。山里小伙伴们依依不舍，他们把自做的竹玩具送给我们，我觉得这些土玩具比城里京货店的洋玩具好玩多。 回城后，日本飞机越炸越凶，我家东门房屋也挨了炸弹，全家被迫再次逃亡，爹爹的一个堂兄在汤溪经商，全家决定远奔他乡。逃到汤溪中戴，私塾读不成了，我们兄弟仨插班进入中戴的仁义乡中心小学读书。我读的二年级只三门课：国文、算术和常识，老师用汤溪土话教国文，算术题也抄房东儿子阿牛的，我依样画葫芦写一遍，渐渐地，我适应了学习环境和方法，成绩也名列前茅。有一回，中戴辅导区举办国语演讲比赛，各村校要选代表参加。老师对我说：你是兰溪人，说国语不露汤溪腔，演讲肯定比其他人好，叫我去参加比赛。演讲稿老师已写好，题目是：抗日英雄某某某（名字忘记了），讲稿中有许多成语，如：视死如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我虽不全懂讲稿含义，但能意会，加上对日本鬼子的切身仇恨，讲演时，我举拳蹬脚，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夺得第一名，捧回不少奖品，有小学生字典和折扇等。三年级的历史课“有巢氏”、“燧燃氏”的故事，而《小雨点》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四年级的常识课老师是一位年轻的师范毕业生，“印花水果”是他讲的一个生物实验，说是桃子青的时候，贴上镂空花纸，待桃子熟了，就会印上花纹。我也从教科书上知道了牛顿和爱迪生的故事。 我的伯父是盲人，却非常关心时局形势，读初中的堂哥天天读报纸给他听，什么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德国的毒瓦斯炸弹等等，宛如《封神演义》中的法宝，一件一件祭上天空，而当时中国有什么呢？中国有优秀的古代文明，近代中国却太落后了。我听到现实中故事是这样的：日本鬼子飞机不但在城里飞，而且也经常目中无人地在乡下低空盘旋。一位国军士兵看不过去了，举起步枪就是一枪，日本飞机顿时恼羞成怒，一个俯冲，一梭机关枪子弹扫下来，差点要了这位年轻士兵的命。步枪怎能斗得过飞机，落后就要挨打呀。 我们在中戴住久了，也就随乡入俗，当地村民接纳我们，把我们当成本地人。有一年，中戴村恰逢十年一次的“大年”，要举办盛大的提灯庆典活动，小孩子只要去提灯，就可去领馒头。往日兰溪迎清明灯时，爹爹曾是扎花灯的好手，这次他也不放弃展示手艺的机会。他扎了一些抗战打鬼子的花灯，比如飞机、大炮、军舰等等，除了给我们以外，还送给房东、邻居的小孩子。一群孩子大白天提灯跑遍了中戴的祠堂、厅堂，村民们看到了连说：中国如真有这些武器，还会怕日本佬啊！ 汤溪县城沦陷了，形势紧张起来。有一天，保长突然前来通知：日本佬要来了！全家顿时惊慌失措，已不可能出村逃避，觉得无处可藏。我提起住屋的厨房里，有个小阁楼堆放杂柴禾，平时没人上去。全家就躲在这个小阁楼里，有一小窗对着村边的大路，全村寂静，连平时喧嚣的狗也嗅到萧杀气氛，变得异常安静。不一会儿，远远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一支黄色的队伍出现在小窗前方的大路上。大人们都躲进柴堆里了，我伸头向窗外望着，小窗结构很特奇，里面是方形的大框，外面却是一个不大的小圆洞，颇似瞭望孔，这使得我可大胆地看个明白。 鬼子的队伍渐渐走近，大约三十多人，一匹高头大马上坐着军官，还有一只硕大的军犬。鬼子皮鞋踏在石子路上发出不整齐的咯咯声，搀杂鬼子们呼鲁呼鲁的叫喊声，显得乱哄哄的。鬼子的服装虽整齐，但身材显然比中国军人矮了许多。最触目的是那顶尖头小帽紧扣在头上，两爿猪耳朵似的风翼，走起路一扇一扇的。鬼子们肩背长枪，杀气腾腾，大模大样地穿村扬长而去。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村子似乎苏醒过来，磨坊里发出研谷声、农民耕田吆喝声、鸡叫和犬吠，形成乡村大合唱，战时暂短的和平生活在一场惊吓后又复位了。 二、见证抗战胜利 “日本佬投降了！”当我听到这消息时，是在七十年前兰溪永昌的正丰南货店里。 小学毕业后，十五岁的我也自谋生路。1945年的农历六月十三日，我进永昌正丰南货店当学徒，大概过了个把月，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开始大家都不相信，日本佬蹲在兰溪城里，店里天天有专人进城采购货物，过铁丝网时，日本兵还是盘查的，会不会误传消息吧？不久，一张张号外满天飞舞，上书：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日本佬真的投降啦，这一下，永昌街炸开了！平时本份又小器的我先生（店阿大）竟然让我师哥从货架最高处，取出存放多年、没人会买的镇店之宝—半斤头的大火炮，拿到店门口燃放。惊天动地的一声之后，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连续火炮声，正丰店的火炮架存货，被众人一扫而空。整个小镇沸腾了，压抑在老百姓心头的怒火爆发了，八年抗战，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结下了血海深仇。如今积压在平民百姓身上的耻辱、煎熬随着火炮上天也灰飞烟灭了，大家都好似被久闷在水底，终于挣扎浮上水面，伸直了腰杆，扬眉吐气了。永昌街上热闹非凡，不论农民、小贩、挑夫、商人、师傅、伙计，男女老少，大家拥挤着，呼喊着，不管认识不认识，七嘴八舌，兴高采烈地用永昌土话议论：日本鬼仂也有今日咯！天诛地灭的日本鬼仂，真格是天斗满啦！我不能上街去挤，只能站在店堂里，但目睹这一幕，心里觉得很畅快。 晚上，小镇自发举行了空前绝后的提灯晚会。正丰店员们也扎了“狮子抢球”灯，我的大师哥也是兰溪城里人，因逃难投进正丰店。他表现很积极，提出要扎一个“鬼子下场”的灯。他自己不会扎灯，于是去横街里请道士帮忙，道士都有扎纸人的手艺。不一会，一个篾扎纸糊的日本鬼子显形了，头戴猪头帽，两手在背后捆着，两脚下跪，背上插一牌，上书：日本皇军的下场！晚上，火树银花不夜天，整条永昌街满是举着灯笼火把的人，大师哥也提着这灯上街，特别引人注目。 三、 抗战胜利周年祭 1946年秋，抗战胜利一周年，这一年，永昌街要“擦琉璃灯”，民谚：前世点过琉璃灯，这世一双好眼睛。正街与横街交界处那盏琉璃灯轮到正丰店点亮了，店里派我完成这个任务。我非常虔诚地放下挂在灯杆上的琉璃灯，这盏灯外观似一只一尺见方的木箱，木条为廊，周围木板密封，一侧有门，上面敞空，有构架，顶系一粗绳穿过滑轮。底板中开圆孔，嵌入一只无碗足圈底、深腹的玻璃大碗。碗沿外翻卷，紧扣在底板的圆孔上。碗内注入一半清水，上置菜油一层浮于水面，一束灯芯穿过铁丝圈内，两端搭在碗边，碗内足够的菜油能让灯光一夜照亮，引导夜行路人。我小心翼翼取出琉璃灯碗，倒出残油和水，里里外外擦洗得干干净净，重新加注清水，添入三两菜油。傍晚时分，点亮了灯，用绳把灯升至杆顶，杆顶有圆顶棚，可挡风雨，灯光从碗底清水中衍射，显得明亮。 其实，永昌街时逢十年一次的“忏琉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擦琉璃灯”就算数的。“忏琉璃”和“擦琉璃”，用永昌土话讲起来发音是一样的，一般人分不清楚。“忏琉璃”是一场非常隆重又热闹的、要做七日七夜功德的“水陆道场”。“忏”字在佛、道教中有诵念经文、请求宽恕容忍的含义。 举行道场的第一天，通知各“头首”去太尉殿，正丰店是永昌街上的大店口，理所当然是“头首”，先生对我说：你去参加吧，我愕然应命。到了太尉殿，只见其他店里都来了老先生，就夹着我这样一个小鬼头，不过大家都知道我是正丰的人。道士头戴方帽，身着道袍，手拿铜铃，正在念经。念完经，头首们依次捧起置于托盘内的香炉，我也跟着捧起香案，一行人由道士引领，穿过大街，走上荒郊，爬山坡来到一棵将枯的古树下，有一个铁铸的三脚焚烧炉，相传此地为永昌街的发祥地—孔塘山背。道士摇着铜铃，站在废殿基前，口中念念有词，只听得一位老者走前说道：道士先生，仔细点吆，别漏念一个名字啊。原来这位道士在向神仙报告这场道场的组织人名单。 第二天，我办事路过太尉殿，只见围着一堆人，有人喊：道士壳仂斗台了。做戏斗台很平常，怎么拜忏也要斗台啊，我感到好奇怪，连忙挤进去看个究竟。只见两班道士并排坐在桌后，一班是横街里陆其一家人，另一班是毕家的，他们各显神通，吹吹打打煞是热闹。陆其一家四个儿子，身强力壮，衣着鲜丽；毕家的是一群老道士，上了年纪，道服陈色，口齿漏风，不过也很认真专致。两班道士都唱地道的昆腔戏：《火焰山》、《荆钗》、《琵琶》，文武戏皆有，各具特色。道士多才多艺，不仅念经，还要吹、拉、弹、唱，也善书画，老百姓称他们为“道士壳仂”，不乏嬉诩幽默。 正丰店侧门的琉璃灯下，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台板用各店家的排门板铺成，台上做道场，台下可通行。道士们不分昼夜在台上表演，白天，我站在柜台里，不能出来看戏，夜里，我睡在店中，伴着震耳欲聋的鼓钹声入眠。 第三天，我又上街办事，路过鹅市巷，人群拥挤，我也跟着前行，只见道士们个个手持乐器，笙、箫、鼓、笛，还有二胡、锣、钹，管弦齐奏。走过石桥，来到牛市的一片空基上，道士们围成一圈，前后左右交叉穿插，且奏且唱，且歌且舞，我看得如痴如醉，旁边懂行的人说：这是道士“调罡（港）”。平时，永昌街上如有人举止轻飘，人们往往会说：你在调罡啊？如今，我看到真正的“调罡”了。太尉殿前斗台是娱神，牛市上“调罡”是娱人了。牛市处于双溪汇合之地，道士宛如古时巫师，上通苍天，下接地冥，他们在此翩翩起舞，似乎印合“水陆道场”之义吧。 最后一天，也是第七天，举行一场非常神秘又恐怖的“放焰口”的道场，本地人唤作“施孤”，也叫作“施野食”，雅名：“平安清醮”。八年抗战，百姓历经多少苦难，善良的永昌乡民以敬忏琉璃平安清醮的仪式来缅怀抗日英烈、死难民众、无辜冤魂！战争和灾难的破坏，物质方面可以重新再来，房子可重建，生意可再做。精神方面的创伤，人们则以“做道场”的方式来抚慰。 “施野食”的当晚，不到二更天，街上已早早空无一人。店家都打烊了，我睡在柜台后面的门板上，只听得一阵阵特别刺耳惊心“喹、啦、哩”招魂龙角声响起。抛撒在街上的馒头被狗儿抢着，余下的也被夜行老鼠拖进洞中。 七日七夜的道场结束了，次晚举行“吃拜馓”，先生又叫我去参加。我走进西头掘牌楼底的一户人家，里面已摆好桌凳，头首报完账目后，桌面摆上大碗菜，碗碗都是千张烧肉，这是当时乡下最佳菜肴了，大家辛辛苦苦做完这件大事，用“吃拜馓”的方式使之功德圆满，我大快朵颐。…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文字： 谢跃 樊枫是一个正宗的、地道的汉口画家，生于斯、长于斯，也成名于斯。除了读大学的那几年之外，几乎很少长时间地离开过汉口。 他于1958年7月出生于友益街公德里，上有二个姐姐。他家自1957年搬到此里弄后，一直在此生活了几十年。 友益街地处原汉口法租界内，起于大智路、止于一元路，全长约700米。它与车站路的交汇处，曾经是老汉口热闹繁华的十字街头之一，车水马龙、人来客往。 由于闹中取静的地理位置，这条街道成为旧时富裕阶层的典型住宅“里份”的扎堆之地，其中有尚德里、新成里、辅堂里、长青里、三德里、如寿里、海寿里…等等，但数樊枫家住的公德里和紧邻的三德里名气最大。 “里份”是西式联排住宅与中式四合院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先始于汉口租界、后风靡武汉三镇。它不仅是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成为了百年江城民居的一个缩影。 公德里就坐落在友益街与车站路的路口，朝北对着老汉口火车站（大智门火车站）。它是1924年由法租界工部局监督、法国义品洋行出资兴建的。临街面有房屋16栋，系四层西洋式建筑；里分内有房屋12栋，系石库门式建筑。 樊枫的父亲是一个会计师，熟读古文，民国时期当过帐房先生，后来是武汉市卫生局计财科的干部，能写漂亮的蝇头小楷，在汉口一元路上班。 母亲是一位越剧演员，上世纪50年代初期，所在的越剧团按照周恩来“把江南优秀的越剧艺术传遍全国大江南北”的要求，从上海整体迁徙至汉口，设在车站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位于汉口天声街民主剧场是剧团固定的演出场所。 樊枫受到文艺范儿家庭的熏陶，年仅3岁便酷爱绘画与表演。父亲为了鼓励他，每逢给在外地演出的母亲写信时，总要他也画上一幅涂鸦。他常常无师自通地画一些汽车、火车、轮船…等，自幼表现出善于物象记忆的特殊天赋。 某日，他在姐姐日记本的插页上，看到了一张印有齐白石画的“石榴”，仿佛被一道电流所击中，整个身心激荡看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从此对中国画艺术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3年，父亲的一个同事来家拜访，发现他贴在床头上“雷锋”肖像画，便主动地介绍了一位名叫王雁秋的建筑工程师，给他当启蒙老师。 王老师民国时期在南京工程学院读书，受到著名画家李剑晨的影响，喜欢画传统的山水画和花鸟画。由此15岁的樊枫开始学习山水画，从一石、一树、一山画起，因循渐进、乐此不疲。 后来，父亲找到了家传的《芥子园画谱》（1946年上海商务出版社印刷），父亲的老同事又带他去拜见了著名书画家王文农先生，在老先生的家里观看其所收藏的一些明清书画之后，眼界大开、画技提高的很快。 1977年，他刚满19岁，经武汉荣宝斋裱画师胡长青和好友李瑞洪的引荐，著名国画家邓少峰先生看了他自创和临摹的一些作品，主动收他为入室弟子，并推荐他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武汉书画社”，与周永基、李国俊、程生达、孔可立、杨坤炳等人一道共亊，成为了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员。 此时，历经十年的“文革”浩劫终于结束了。 全国统一恢复了高考，要好的小伙伴们分别考上了心仪的艺术院校。樊枫猛然发现，自己因酷爱中国画忽略了素描与色彩的训练，而后二者恰恰是美术高考的必考科目。 在画友的介绍下，他结识了时为武汉青少年宫美术班的老师、武汉市卫生防疫站的徐芒耀，但后者当时刚刚考上浙江美院的研究生。尽管徐老师正在准备离汉，还是给了他很多专业上的指导。 1979年底，汉口荣宝斋陈列的一幅周韶华的山水画《干里烟波楚天阔》，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想起母亲不久前还提起过周老师，于是央求母亲托关系拜其为师。 当时周韶华先生刚刚从湖北省郧阳县调回湖北省美术院，看到了樊枫能较娴熟地用国画方式进行实地写生时，当即欣然同意收为弟子。并赠送他《中国美术史》和《西方美术史》，鼓励他参加美术高考。 不过没有料到的是，当年出现了一个难得机遇，他被调入到市卫生防疫站宣传科，接替了徐芒耀老师的工作，编制也由工人转为干部。次年，又被国家卫生部防疫司选派到浙江美院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美术培训班。 1985年6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受教于国画家陈大羽、周积寅、方骏、王孟奇等名师。在校就读期间，他的一组“樊枫作品选”共5幅由《江苏画刊》（现为《画刊》）专版登载发表。 1988年，他毕业后仍回到了武汉市卫生防疫站宣传科工作，但在大学期间所创作的中国画，引起了湖北美术界的广泛关注。 1990年，他被调入武汉画院担任专业画家，实现了个人艺术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城市面貌也在产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汉口的街道不断地被拓宽，里份、石库门的建筑也不停地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立交桥、矗立的高楼大厦。 樊枫敏锐地感觉到在传统的山水画中，尽管有“清明上河图”式的市井画风，但已经无法反映未来都市的精神风貌。他开始探索如何用笔墨描绘现代城市的景观，同时也发现了一个可以持续挖掘的艺术天地。 樊枫对都市水墨独有钟情，他希望运用传统中国画的形式，表现出当代都市的时尚、活力和生机。 他的作品不仅仅是高楼耸立、灯火辉煌的视觉符号，而是深深触及到都市人的心灵与情感，反映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及精神向往。 2011年后，樊枫先后在深圳美术馆、福建省美术馆、北京画院美术馆、宁波美术馆、黑龙江美术馆、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广东美术馆、山东美术馆、江苏美术馆等国内13家美术馆，举办了《城市空间～樊枫作品展》的巡展，同时也举行了相关的学术研讨会。 他的作品《老汉口法租界》、《同治黄鹤楼》等参加了“武汉·印象～百年老房子系列美术作品展”；近年来，又创作了《自行车王国》系列、《车行天下》系列、《彼岸》系列、《大鹏展翅》系列…等等。 樊枫的艺术观念具有独一无二的鲜明性和个体性，这与个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文修养是分不开的。他的作品，既富有抽象艺术的形式意味，也将传统的水墨画与现代都市的人文情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不难看出，老汉口独特的地域环境和历史背景，尤其是友益街公德里的文化氛围，给樊枫的艺术创作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Continue reading

绘画及制作：圃生 Continue reading

文/ 黄成勇 循诗中有画之说，对诗画交融进行专门阐述，并屡有新见的，是流沙河先生。三联书店1985年版《隔海说诗》，率半篇幅总题被冠以《诗中有画》。这里共有28篇文章，先生从《诗经》到《离骚》，从汉诗到乐府再到唐诗，都有例举，但主要还是谈唐诗。文中借助摄影、电影、音响等表现手法，寻找诗人的诗情画意，总结诗人的创作规律，往往发人所未见。如，既缘前人所见，谈王维画景；又独具只眼，谈唐诗画人（体态美、意态美）、画声（夜半钟、满楼风、幻声与幻听）、画色（寂寞红、伤心碧）。沙河先生性喜戏谑，为文幽默，在深切领会之后，寓真知灼见，于轻松蔼然的闲谈之中。虽是三四十年前旧文，现在读来，仍然可喜可亲。 先生深谙书画同体之道，于文字，钻研甲骨、钟鼎，批勘许慎，自称“认字”；于书法，独创“余体”，别具一格，瘦硬通神，世所称道，自称“画字”。1999年，先生应邀至十堰，参加新华书店购书中心庆典，笔者有好几天时间，得与先生“朝”（陪进早餐）“夕”（拜访请安）相处，其它时间，均由龚明德老师和胡荣茂先生陪同。时间虽短，先生博学多识，温良恭俭，读写俱勤，晨昏不废，对我深具影响。尤以在十堰一个风雨之夕，大摆龙门阵，侃读书做人，使我（还有百余听众）深受教益。2005年11月，我已在省新华书店上班，收到先生新著《流沙河近作》题跋毛本，明德师托彭祥林兄送书时，另附短笺，言及“我和流沙河先生以及张放等友人都常念及你”。当晚就把沙河先生赐书裁读一过。未料次月，奉调出版社，工余编书，自然把老编辑沙河先生的书拿来温习，其中，《为书画进一言》深获我心。先生言： “画弃工而求野，字轻楷而求怪，鼓动成风，盖有年矣。或以为工与楷乃艺术观念落后，而目野与怪为思想解放。甚或援引东洋之说，置神形于不顾，妄标墨趣，种种见识，糊涂十分。汤汤泛衍，恶流九甸。未学爬而学跑，似驴耳之听秋风。不修业而修道，如马蹄之奔捷径。” 我编《沈祖棻赏析唐宋词》《王兰馨赏析唐宋词》，约请扬之水老师用日本花笺、以闺秀小楷书清真词；书法家黄家喜用角花笺、以恭楷小字书宋名家词，沙河先生这段话是直接诱因。再过十年，编《唐诗画谱别裁》《宋词画谱别裁》两册，仍然邀请黄家喜先生创作书法以作配图，同时撷取沈祖棻、王兰馨先生相关赏析文入书。不仅装下整部唐诗、诗馀画谱，置换了明人书法作品，新增了部分赏析文字，又将大部版刻图画改成小样，作为装饰，置于页下，颇类恭王府所创角花笺。而笺纸都是可以用来书写和绘画的。读者展卷赏读，体味祖国传统艺术诗画同源、书画同体的时候，一时兴来，心慕神追，提笔濡墨，写将起来，更是自然而然地，附合古人提倡的“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的学习方法。而我则见到过流沙河先生晨读暮写，堪称幸甚。 我想，面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不必抱持太多功利主义，应该寻找多种实现形式。喜闻乐见，便可潜移默化。有益身心，就是艺术效能。诗、书、画、文，集于一册，而又有大量余裕让读者书写、涂鸦，编者心企力及的，也许是旧瓶新酒、旧酒新瓶交互作用，或许还有邹韬奋“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感召。 当然读者不必如此会意，而编辑却应这般措意。这就是老编辑流沙河先生给我的启示。昨天（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日）与龚明德老师同在北川县，又同于石椅村喜见彭林祥教授，欢欣之余不免思念起流沙河先生，翻出旧文，略事修改，再向他老人家致敬。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金堂文旅”，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李思孝 王若水在1949年是随着解放军从冀中根据地进入北平的，最初在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主任就是邓拓。 邓拓发现王若水是个人才，对他很器重。当时彭真打算推荐邓拓当最高领导的秘书。大概饱读史书的邓拓知道伴君如伴虎，婉拒了。1950年被调到人民日报，当了范长江的助手。不久范长江奉命南下主持上海的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便由邓拓主持。1950年底，他把王若水也调来。 1988年3月，王若水写了回忆1957年领导接见的文章，透露了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邓拓等一行人衣冠楚楚，来到菊香书屋，正襟危坐。令人震惊的是，大家刚刚入座，上面就对邓拓进行了突如其来、没头没脑、如同倾盆大雨似的批评： “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该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诋毁、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最高国务会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邓拓有德，会团结人，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忍心反对你，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 更让王若水大为吃惊，并且莫名其妙的是上面对邓拓说： “西汉后期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我看你像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说到此，邓拓不得不表态了，他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但我实在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希望考虑撤掉我的职务。” 上面生气地说： “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进，养尊处优，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上面抓住邓拓不放，还跟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名曰《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有关。这篇社论是由周恩来主持撰写，刘少奇审阅定稿的，它是当时“反冒进”风头的产物，得到朱德、邓小平、陈云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但上面却认为这篇社论是批评他的。当邓拓把这篇社论呈交审阅时，上面知道多数人赞成这篇社论，他不便于反对，只写了模棱两可的三个字“知道了”，邓拓于是把社论发表了。 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大跃进”的风头已经很浓了，上面认为时机到了，便高调对那篇社论表态了： “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在‘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笔法一样：‘东林虽有君子，然亦有小人’。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一来不冒犯我，一来是借刀杀人。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是秦琼卖马。” 在南宁会议上，上面再次批评了邓拓，却表扬了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还把报告拿给周恩来看，问道：“你能写出这样的报告吗？”周答：“不能”。 王若水对上面说邓拓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大为不解。多年后，王若水才悟到，这是指桑骂槐，借题发挥。 两个月后，上面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一度因带头鸣放风光一时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的头头，如徐铸成、赵超构、储安平等都被打成右派。其下面的编辑、记者也有很多也被打成右派。唯独人民日报的编委会成员，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副总编辑黄操良自杀，涉及到生活作风问题，全报社打成的右派，也少于其他新闻单位。邓拓对胡绩伟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应该说，这是邓拓的功劳。 在回忆1957年领导接见一文中，王若水把在领导卧室的谈话，称作“床前谈话”。谈话是从严厉批评邓拓开始的，气氛比较紧张。 实际上邓拓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上面讲话没有公开前，也不引用”是有根据的。而且当上面离京南下视察前，亲口对胡乔木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暂不公开。 上面批评邓拓以后不久，就把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社。开始只是总编辑，后来连社长一起当起来。邓拓不得不离开他工作了将近10年的人民日报，被彭真调到北京市委当副书记去了，主编理论刊物《前线》。 1959年2月12日下午，人民日报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对邓拓表示欢送之意。邓拓不失书生、才子本色，在讲话中，一句一顿地吟诵了他的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七言律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的知心战友胡绩伟，把诗中“文章满纸书生累”解读为“文章满纸书生泪”。总观邓拓一生的遭遇，这样的解读是有道理的。当他1929年离别家乡时，他就吟诗曰：“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当他1933年被捕入狱时，他曾“铁窗风雨急，引吭且狂歌”。当他在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撰写他的处女作《中国救荒史》，面对每次灾荒的牺牲品芸芸众生时，他能不流泪吗？更不用说当1937年他25岁时，来到华北抗日前线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达10年的“八头骡子办报，三千字内写文章”的办报生涯了。那是血泪双流的艰苦岁月。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穿着钢丝背心，坚持工作。在反扫荡时，他骑在马上，边赶路边写文章。每当有战友牺牲，他都是流着泪与之告别。比如原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在太行区反扫荡中不幸牺牲，邓拓写了“哭何云同志”，其中就有“云山遥祭挥无泪”，“血溅太行志亦酬”之句。在这样艰难困苦，硝烟弥漫的环境下，他当了整整十年的《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及总编辑。直到1948年6月15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诞生。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诗： 毛椎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冈浦胡骑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华岳共峥嵘。 邓拓在接手新的人民日报后，带着战争留下的伤病，又没日没夜地干了将近十年，把人民日报办得有声有色。 邓拓还发挥他熟悉历史的特长，发表了两篇准学术论文，一篇是《五四运动是谁领导的？》，另一篇是《<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成为《红楼梦》研究中，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说的代表人物。 1955年，中国评出60多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类似于1948年中央研究院遴选的81名院士。这81名院士中，超过2 /3以上49年未去台湾、美国，而是留在了大陆。其中绝大部分成了学部委员，只有拒绝思想改造的胡先骕等少数人未成为学部委员。在60多名学部委员中，真正共产党员的，为数极少，邓拓是其中之一。中共“八大”酝酿中央委员时，邓拓是被提名的候选人之一。可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当时邓拓都享有崇高的声誉。 几年后，邓拓邀胡绩伟同游潭柘寺，向胡袒露心扉。他表示：“如果允许的话，还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点书，多写些文章。”他还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等等自由都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 他还对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谢兴尧（谢和王若水是唯一被邓拓亲自调来报社的）说过这样的话：想到颐和园当园长，安安静静专门从事历史研究。 然而，在他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后，他仍坚持操守，努力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他以其多才多艺的特长，活跃于文教、文艺、新闻、历史、考古、书画、红学、戏剧等领域。他主编的《前线》，虽是理论刊物，也发表一些政论、杂文等作品。王若水就曾在上面发表过《蚂蚁与玉皇》等作品。 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换一个地方，心情舒畅，就会焕发出新的活力。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和聂荣臻一起，是邓拓在晋察冀根据地时的老上级，互相了解、信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郑天翔、吴晗都是清华出身的知识分子，还有廖沫沙，也是文人，大家气味相投，和谐相处。这样一来，不仅有北京晚报邓拓的燕山夜话，也有《前线》上吴晗、廖沫沙和邓拓合写的三家村札记。它们名噪一时，脍炙人口。 邓拓是王若水的伯乐，不仅发现了他，还培养他、器重他，对他的工作、学习、写作以至于生活问题，都很关心。一些肺腑之言，也敢于向他吐露。在上面批评邓拓几年之后，王若水曾去看望邓拓，邓拓对上面的批评仍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要做结论的！” 谁能想到，文革初期，林杰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说邓拓的杂文《专治健忘症》是有所指的。据说上面看了此文，沉默许久没有吭声。5月10日，《解放军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次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这些文章等于是一锤定音，判了邓拓的死刑。 在这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的情况下，《五一六通知》的下达，更造成乌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面对千夫所指和风刀霜剑，有口难辩的可怜书生们，只能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殉节之路，以证清白。 于是，5月18日邓拓自杀，成为文革中高干的第一个牺牲品。 Continue reading

文/ 鹏喜 一 五一假期回归小院，执斧出后院，进山林，寻仆倒枯杉树，砍伐枝桠、树蔸，扛树干回院落，垛成井字型，够烧一年矣。 余居小院以来，每年爬山砍柴一次，迄今反复八九年。汗涔涔打量柴垛，忽然联想网上奇谈怪论，有极端悲观者，奉劝进城之白领，务必保留故乡老宅、田地为后路，以防薪尽火灭。余不禁抚掌察看满手血泡，思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原本意思。 小院有土灶、煤炉，使用率并不高，逢年过节或有贵客佳宾，才烧灶生炉，升腾袅袅炊烟。平日里炉灶只当院落一道景观。前年又网购了火盆，方便挪移，可随时随地架吊锅，亦可变天时搁屋檐下继续露天烧烤。 电气时代不弃烟火，余难免遭人奚落不合时宜。余自知不仅仅是怀旧，亦不尽然是对原生态朴素生活之向往…… 二 玩火乃孩童天性。余命运乖蹇，幼年恰逢大饥馑，乡村饿殍遍野。余虽生在城市，但凡串烧蚂蚱、釜煮鸟蛋、泥烧麻雀的滋味都曾品尝。不过如今回味反思，当年那群打野食顽童中，不乏家境优渥而并非饥肠辘辘孩童之身影。何也？无非火中取栗之诱惑刺激。 彼时余居城郊陋巷，户户厅堂即厨房，倚门后墙角筑煤炉台，台面正中为炉膛，两侧置炊具及砧板。煤炉烧煤球，凭煤票购买。家大口阔者不够烧，便将煤炉当柴灶，烧柴为炊。柴禾也凭柴票供应，勉强够每日生炉子点燃煤球的耗费，各户便挖空心思谋薪柴。刨木花是上佳引火柴，锯末木屑等而下之。抢传单是最容易得手的代用薪柴，飞机隔三差五飞临陋巷上空，盘旋着撒传单，花花绿绿的传单如天女散花。各户男女老幼倾巢出动，眼疾手快抢拾一摞摞传单，卷成柴把，堆在炉前备用。有人始作俑，在长竿一端绑铁钩，钩住行道树上的枯枝拽落当柴烧，众效仿，只几日便钩尽树上枯枝。始作俑者将铁钩改为弯刀，趁夜色掩护钩青树枝，事情败露被警察拘走。 余一小学同窗，其母供职国营菜场，岗位乃肉案售卖员。猪肉凭肉票供给，最紧缺时每户每月仅限半斤。各户买肉一律要肥膘锻油，以弥补凭油票买回的食用油之不足。同窗其母之同事，秤肉故意短秤，秤时秤杆下垂，缺约几钱不到一两份量，那人不待不悦顾客声张，麻烦补刀割一砣槽头肉掷进秤盘，再秤时秤杆高翘，且槽头肉都是肥膘，顾客满意而去。但槽头肉价格稍低，此人暗赚差价贪污。据云他家煤票都荒废了，他托人开后门高价买煤钢厂的无烟焦煤为炊。东窗事发被判刑后，同事之间相互检查揭发，查出同窗之母以蓝布长工装夹层暗藏肉案肉皮肉屑，带回家锻油吃不完，便撒在炉火中烧，长年累月，节省了不少煤球和柴禾。街坊闻之，莫不惊诧。 此乃师法古人。据《养生主》记载，庄子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指通脂，古人发明蜡烛之前，以脂肪裹薪，用于照明，亦用于取热为炊。估计同窗之母没读过《养生主》，但脂肪能燃且经烧、熬火，这是常识，街坊焉不知？他们惊讶的是烧油为薪的奢侈。 同窗之母被处分，减薪调岗为清洁工。她每日清扫菜场垃圾时，将烂菜梗枯菜叶拣回家，当饲料养了一只下蛋鸡。同窗每周可分得一枚鸡蛋，生的。其母为节省煤柴少生炉子，嘱其子女去求同窗们的家长，借同窗家的汤罐煮蛋。 汤罐，铸铁烧水罐，有铁盖，置煤炉炉膛左右，砌埋入台面下，借炉膛火温加热罐中水。因仅一侧受热且煤炉生火时长有限，加之不断舀热兑冷，汤罐水温最高时不过五六十度而已。 余家住在巷头校门口，同窗上学便提前来余家，借汤罐温吞水，将一枚鸡蛋煮得半熟。第一次烹蛋，他客气地表示愿与余分享，但剥蛋壳时，未熟的蛋黄汁淌满他的手指。再次煮蛋他有了经验，小心翼翼将蛋壳敲开一个小洞，独自吮食。 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岂不闻柴米油盐酱醋茶，以柴为首。纵然有米，巧妇亦难为无柴之炊矣。 每每忆及少年时代薪火难以为继的窘境，总是唏嘘。 三 知青岁月，余更领略了薪火的沉重份量。 上世纪七十年代，余下放湖北省监利县白螺公社。公社最贫困的一个大队，壮劳力出工一整天所记工分的分值为人民币九分钱。比薪水更微薄的是薪火。监利濒临长江，监南与湖南城陵矶隔江相望，据云两岸历史上是浑然一体的八百里洞庭沼泽。这里原本是荆江分洪区，大跃进年代围湖造田，大小垸子星罗棋布。自然村落称“台”，意即人工筑垒的高地。因一马平川，树木稀少，社员的薪柴全赖生产队一年两次分配的早晚稻稻草和一点点棉梗。棉梗是上等柴禾，各户存入室内，待过年才舍得烧。平日只烧稻草，稻草不经烧，不够一日三餐为炊。各户老妪老叟便执特制竹耙，佝偻着腰于田埂、小径耙寸余长野草，搂进背篓，驮回家晒干，包裹在稻草里扎成草把，以便薪草稍耐火经烧。但凡天晴，阡陌上手足胼胝的搂草人与牛马为伍，成为田野一道风景。 余所居知青点，泥坯砌的房屋，门窗和床架所用木料，皆取自棺材。棺木系二次挖掘。据老农回忆，成立公社之初，号召各队平坟造田，掘出棺木深埋，口号云：不让死人与活人争地。七十年代初，填平所有湖塘造田，断了社员以湖塘芦苇补充薪火的柴路，便再挖出深埋的棺木当木柴，口号云：不让死人与活人争柴。二次挖掘的棺木拆解后，由各生产队按户分配。其中有大户人家之桐柏寿木耐腐，便加工成木方木板当建材。边角余料和刨花乃上等引火柴，分配给肩负改天挨地夺丰收重担的大队干部。 县上领导关心社员缺薪疾苦，组织又红又专人才攻关，决心一劳永逸攻克薪柴资源匮乏难关。红色专家不负使命，提出以沼气取代薪柴方案。领导雷厉风行，选出某社某队为试点队，全队每户建沼气池，改柴灶为沼气灶，所需水泥和灶具由公社统一调拨免费发放，限期完成沼气革命。试点队督促各户日夜施工挖池沤肥，技术员登门指导接管通气点火，大功告成。捷报上传后，某日各级领导浩浩荡荡开进试点队视察。余有幸以县知青办公室知青代表身份随行参观。 视察前夜，大小队干部已紧急通知各户：连夜清除灶房柴草，以砖石封闭灶门，以锅盖覆盖灶膛台面，再置盆瓢碗罐于锅盖。明晨听广播统一开启沼气灶点火，坐铁锅或陶壶烧水。翌日，在喇叭播放的凯旋乐曲中，余随视察领导进了一户，但见那沼气灶只是在原有灶面上凿开一碗沿大圆孔，那一柱沼气火苗，只比拇指粗的蜡烛火苗略大，火焰昏黄，上气不接下气地燃跳着。户主按事先演练端起半锅连汽泡都没冒一个的温吞水，让视察领导以手掌贴近火苗一试，果然火温炙手！领导便击掌赞许，众跟随鼓掌。掌声中领导结束视察离去。 余当时好奇，这如豆火苗，猴年马月才能烧开一锅水？余亦紧随邻社一干部，看他揭开沼气池盖板一探究竟，但见那一米见方的沼气池里，只浅浅有一层鸡粪和户主从自家旱厕舀来的人粪尿，能发酵出几缕沼气？如果各户能养一两头猪猡，估计“沼气革命”或可实现。猪们憨吃傻胀猛屙，猪粪可填满沼气池。惜是普通社员的猪圈早已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论集体，一个生产队甚至一个大队都穷得没一个猪圈。 当地方言，谓蒙骗、糊弄他人为“日哄”，余毕竟是从村台调到县城的，曾与贫下中农在灶房大锅里“打成一片”，余猜到，“日哄”走了视察领导的当晚，社员们就会把沼气池里那一点鸡粪、人粪尿混合物宝贝，舀到自家巴掌大的一点自留地里。 比沼气池更高明的是煤油炉，由知识青年从城里带到农村的洋玩意儿。余最早听说煤油炉，是高中听老师讲课时无意提及的，道是上海一对年轻夫妇，早起点燃煤油炉，将前夜剩饭煮成泡饭吃了去上班，余听了感觉新奇而羡慕。下放一年后年关返城，亲眼见识了煤油炉，才知那不过是个大一圈的马灯底座，有十个灯芯而已。各种款式的煤油炉，都是工人阶级以工厂薄铁皮边角余料干私活敲打的杰作。炉子不贵煤油贵，而且凭煤油票供应。知青们便把轻巧的煤油炉携至农村，偷窃随处可得手的手扶拖拉机柴油，代替煤油开小灶。大小队干部的惩治手段是没收煤油炉，据为己有。柴油浓稠，燃烧时黑烟弥漫。乌烟瘴气煤油炉都成了泥腿干部们的公款薪火消费。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梓山湖书院”，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图文：赵克 1980年代出版业兴盛，为书报刋插图是画家的常事。 插图的功能一是图解，二是扩展读者想象空间，三是版面装祯需要如版花之类图案。 插图只是图书装祯一部分，早年因应凸版印刷多采用版画形式，后平印与电子分析制版兴起，插图形式日渐多样。 九十年代受后现代设计思潮影响，版芯自由挪移，标题、正文与插图作整体人性化设计，并有了图书标识概念，“图书装祯”改叫“图书设计”了。 从明代木刻版到德国古腾堡铸版又至现代电脑设计与制版，插图随版芯自由挪移，插图被切割，被局部扩大，是常有的事，视图书内涵与视觉感受需要而灵活处理。 话说回来，那年头为争取更多发表机会，也为赚点稿费买书买笔，画了一大摞，不少画家的情形大同小异。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