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赵克 小时候爱看打斗故事，青春期迷恋英雄救美情节，初学画时临摹武将义侠，后来，通过画画终于能赚稿费了，就很爱表现武打场面，一招一式，吆吆喝喝，尽力画出劲道来，想象中的真功夫！其实也就些架势罢了，但正邪是分明的，好人胜出，坏人败退。 那时也买些教习拳道的简读本，略知南拳北腿，依借上面的附图来发挥。朋友看了我画的东西以为我是耍拳的，其实我无缚鸡之力。 画过《南拳王》《五虎断魂枪》等，《南拳王》发行量大，影响不小，朋友戏称我南拳王。 一个年代，远逝了。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2年11月8日农历癸卯年九月廿五日节气“立冬” 立冬月令解 立冬，十月节。立字解见前。冬，终也，万物收藏也。 立冬三候： 初候，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于坚也。 二候，地始冻。土气凝寒，未至于拆。 三候，雉入大水为蜃。雉，野鸡。郑康成、《淮南子》、高诱俱注蜃为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类乎？《礼记》之注曰：蛟属；《埤雅》又以蚌蜃。各释似非蛤类，然按《本草》车螯之条曰：车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气为楼台。又尝闻海旁蜃气成楼垣。章龟经曰：蜃，大者为车轮岛屿，月闲吐气成楼，与蛟龙同也。则知此为蛤明矣。况《尔雅翼》引周礼诸家，辩蜃为蛤甚明。《礼记》之注以谓，雉由于蛇化之说，故以雉子为蜃。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腹下尽逆鳞，知之悉矣。然复疑之一曰：状似螭龙，有耳有角，则亦闻而识之。不若《本草》《章龟经》为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晋语曰：雉入于淮为蜃。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邢 杨乐院士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噩耗传来，悲痛莫名。 杨乐先生是中国数学界的领袖，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朋友。 对杨乐的采访是 2006年7月19日在他中关村家中进行的，对话的内容是： 丁：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您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为副研究员，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此事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当时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今天，请您谈谈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杨：文革期间，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彻底停顿与破坏了。科学研究与大学教育是从批判“三家村”到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完全瘫痪的。 先谈谈我们的学历背景吧。我和张广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那时较多大学学习苏联，实行五年制，我们本来的学制是五年，应该在1961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960年，学校宣布我们再延长一年。理由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都撤走，中国要自己培养有更高水准的人才。这就决定让北大、清华的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六年。而北大呢，只让理科延长一年，文科不动。那时对社会科学还不够重视。这样，我们就延长到1962年毕业了。1962年毕业也有好处，那时正在“右倾回潮”。1949年以后，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稍后延长为五年，没有招收研究生。1956年要向科学进军，招过一批研究生，数量非常少。1958年大跃进，研究生制度被破除。到了1962年，才又开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 那时的研究生没有学位的概念，学历也不统一。在大学，研究生学三年；在科学院，研究生要学四年。研究生数量也很少。我和张广厚是1962年通过考试，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毕业。1966年春天，我们已经把毕业论文作好，装订好，送到各处去审查，准备论文答辩时，文革开始了。我和张广厚还是幸运的，文革前受到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完整教育和培养。拿我来说，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都是在国内很好的学校和研究单位学习。 邢：您小学和中学是在哪里读的？ 杨：在江苏南通。我上的小学和中学是国内很好的中小学。南通的通州师范被称为中国第一所师范，是张謇创办的。黄万里说，他上小学时，小学老师就是通州师范毕业的，可见这所师范是很早的一所学校。我在通州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念书。这所小学从教师的水平、校舍条件、教学的正规化程度等各方面情况看，是相当不错的。中学上的是南通中学。1949年前江苏省各地有一批中学，叫“省中”。相当于现在的重点中学，如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南通中学。那时南通有一所大学叫南通学院，也是张謇创办的。但当时南通中学比南通学院声誉高。从我的上学经历看，是很幸运的，学业完整，学术训练也较完整。但从另一方面看，刚刚学到一点本领，准备发挥作用了，文革开始了。当然，我们在大学时，也参加反右派、大跃进、教育革命等各项运动，读研究生时参加“四清”。我说的完整的学习和训练是相对于大学没读完就被迫参加文革的人。  文革开始时，我们还都住集体宿舍，我没有结婚，张广厚结了婚，也住集体宿舍。大家要么政治学习与写大字报；要么到北大清华等周围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所谓的运动情况。那时候，办公室是完全不能看专业书做研究了。图书馆还开门——我们数学所有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院有图书馆——但没有人敢去看书。我们住集体宿舍， 6人一个房间，本来条件就很差，更可怕的是，一旦被人发现你还在看书，就会受到批判，说你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和反革命也差不多了。如果有自己的住房，有点空可以看书，别人不知道，也管不了你。陈景润就有这么点优越条件。他的情况非常特殊。他的身体太差，内脏和很多器官都有毛病，所以运动一来，他到医院，能开出全病休的假条。陈景润这个人也非常怪，与他人根本不能同住在一起，习惯和常人不一样。他1980年代才结婚。我们1962年刚到数学所当研究生时，没有正规的集体宿舍，就把单元房子当作集体宿舍，陈景润把一处单元房其中没有用过的卫生间当作了他的住房。到了1964年，我们搬到集体宿舍楼里，这座楼的楼下有个锅炉房，三层与锅炉房相同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他就一人住进去了。如果有人偶然去敲他的门，他就把门开那么一点点缝儿。说完了两三句话后赶紧把门关上。他可以全休，这样一来，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 我和张广厚从1966年到1968年就处在这么一种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中。那时，1966年和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出去，只好先到部队农场劳动，包括研究生在内。我和张广厚从1968年的8月到1970年的1月在解放军农场劳动。去的时候没有告诉要多长时间，已经做了永久性的打算，而且部队的管理，完全把我们当作十几岁刚入伍的新兵一样。 1970年初回来以后，还不正常。陈伯达还在台上管着科学院。陈伯达提出科学院要三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中小学。所以从部队农场回来后，我还到石景山的北京九中教了几个月的书，又到北京东南郊的有机化工厂工作了几个月，经过了批判极“左”.思潮与清查“5.16”运动，直到林彪垮台。 文革初期，科学院的运动，周恩来总理一直是过问的。周总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到科学院来一趟，主持大辩论，辩论科学院党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发挥的作用又大了一些，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了。科学院在文革期间已经变成连排编制，1971年底恢复科室编制。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1年国内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停止出版了，科学院与大学的研究工作全部停止，大学生、研究生也停止招生，直到1972年，一些大学才可以招工农兵学员。但是，即使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我想，依当时的条件，也只有数学所的极少数人个人可以搞些研究，其他研究所，特别是要依靠试验室搞研究的，还是不能开展工作。因为那里的课题组还是要组织一些人，立项目。而当时大的背景，仍在指责搞研究就是留恋过去的路线，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在这种气氛下，除了数学所个别人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是不做的。有些人可以去做家具，装收音机，也不愿意恢复研究。多数人认为可能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了，批判起搞研究的人，还是和批判反革命一样。 这时我和张广厚开始恢复研究工作有些主客观原因。从主观讲，觉得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在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开始好转了；文革前我们一直处在学习阶段，学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到这时还没有用上，有点不甘心。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个国家总不能这个样子，科学还是要发挥作用吧？客观原因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像陈省身、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这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有了这个背景，我和张广厚就从1971年底、1972年初开始比较努力地做研究工作了。 《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1973年正式复刊。《中国科学》是综合性的季刊，一期发表数学文章两篇左右。一年也就大约发表8篇数学方面的论文。《数学学报》也是季刊，当时很薄，八、九十页。还登一些批判内容。一本一般发表七、八篇文章。我和张广厚计算过，那时全国每年能发表的数学文章仅三四十篇。那几年，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顺利，但我们不希望锋芒毕露，私下说，我们俩一年发表两篇文章就不错了，占的份额也不少了。比如，有一期发表我和张广厚文章的《中国科学》，上面的另一篇数学论文是华罗庚、王元搞的多重积分的近似计算。可以看到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 这样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对我和张广厚为什么会大力宣传呢？我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数人已经明白，文革期间这样对待教育，对待科研，对待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问题是太大了，就要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比较好做的是，先从正面树立典型吧。但是真正要树立典型时，困难也不少，因为这个典型总得要做出一些成绩来。我们那时与世界隔绝，怎么证明这个典型具有世界性水平与意义呢？怎么能得到世界的承认？ 1976年5月有一个美国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数学除了应用部分，我们国内叫基础数学，国外叫纯粹数学。这个代表团包括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的学者。我们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团，一方面表明尼克松访问后，两国有所接触；而数学领域能回避敏感问题。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事前给我们打招呼说，人家是来摸底的，想深入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研究水平到底怎么样？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我们与世隔绝，使人家对中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对于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中国方面是很认真接待的，想通过他们向外界表明，我们的文革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所以，中方非常重视，在科学院、北大、复旦等重点大学组织了60多个报告。意思是，拿出点东西给人家看看。还是盲目自大，认为我们自己的水平很不错，其实根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 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来的时间比较长。代表团一共10个人，除了一位工作人员外，其他9位都是水平很高的数学家。有5位是搞纯粹数学，4位搞应用数学，都是有声望、有判断力的专家。他们单在我们数学所就听了十多个演讲。又去了北大，去了上海、东北的一些院校，听了很多报告。他们做事很认真，最后出了一本100多页的访问中国的书，书中最主要的几页还在美国数学会的一个学术期刊上发表。那本书也寄给了我们。该书与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数学研究是与外界隔绝的。他们对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相当一般，但指出纯粹数学有的领域，确实是第一流的。其中几次特别提到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研究的“函数值的分布理论”，用了相当高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工作和成果水准。 1976年7月份，中国科学院出了一份内部简报。介绍了美国数学代表团在国外对我国数学研究的介绍。很快，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内部通报也就搁置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张广厚受到了重视。 到了1977年2月份，开始了对我和张广厚的宣传。我们也没有想到宣传的态势那么大。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周长年，采访了我们好多次，我们原以为也许是在内参上有一小块报道罢了。没想到1977年2月26日几个大报都在头版第二条位置上，报道了杨乐、张广厚在函数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那天引用的毛泽东的语录是“又红又专”。 丁：您当时的研究是否还得依赖国际间的信息交流？ 杨：实际上现代的数学基础研究还是要依赖信息交流。但是过去我们做不到这些。早在1964年我和张广厚就有一个合作研究。1965年1月投稿，在当年9月份的《中国科学》上发表。1964年英国皇家学院的W.K.Hayman在伦敦举办过一个函数论会议，他提出与汇集了在学术界我们这个领域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到了1969年美国一个数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的数学杂志上。这篇论文说我和张广厚在1965年发表的论文解决了W.K.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而当时，我们不要说去参加这种会议，就连1964年在伦敦举行会议我们都不知道。W.K.Hayman把他提出的问题，正式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1967年出版。我国1967年在搞文革，根本没有进来这本书。1971年底我们开始做研究工作，看到那个美国数学家发表的那篇论文。而这时我们还没有看到W.K.Hayman的书。直到1975年我才托黄且圆的一个亲戚在美国给我买这本书。W.K.Hayman的书1967年出版，发行量很小，买不到，这个亲戚就在大学图书馆找到给我复印了一本寄来。我收到的时间是1975年9、10月份，这时我才知道W.K.Hayman先生提出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在1965年发表的文章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与外界完全处在隔绝状态，这些信息都不知道。当然，我们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下研究，只有将国内图书馆拥有的图书与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现在情况不同了，仅仅从网上马上就知道很多信息。 1977年报道的内容，实际上是我们做了能够做的事情，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但也不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搞那么大的宣传。因为我和张广厚北大六年有好的基础，研究生阶段跟着熊庆来先生学到好多东西，也是比较好的学生。我猜测中央是要改变文革期间左得不能再左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需要树立正面典型，又找不到多少正面的典型，就拿我们当例子罢了。说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一方面有那个美国数学代表团的承认，另一方面1974还有一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与我们的会见。他年纪比较大，是函数论的专家，叫A.C.Offord。他1974年10月到中国访问前，已经在《中国科学》上看到我们的文章，他来之前就说要会见杨乐和张广厚。他不是作为数学家身份来的，而是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作为半政治、半民间交流来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行，就要求会见我们。所以1974年10月，他被请到我院数学研究所时，我有一个演讲，谈了我们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数学研究成果。当时，他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是惊人的成果。还说他回到伦敦要向他的同行报告这项成果。回去以后他也这样做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还有一个叫W.K.Hayman的同行专家，一直保持和我们的联系。Hayman教授是国际上我们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曾于1954年和1970年两次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演讲。1975年、1976年他曾经邀请我们到英国访问。但那时，我国出访极严，轻易出不了国门。一直到1977年，Hayman自费来北京访问，见到我和张广厚，回去以后，又运作我们到英国访问和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函数论会议。这次会议在1978年春天召开。有关记录表明，我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以学者个人身份出国访问的首例。我们去英国访问的报告是1977年12月份或1978年1月份，由科学院外事局上报的，到了春节前夕，外事局把上面的批示复印件给我们看了。科学院院长方毅在报告上有一段话，大意是杨乐、张广厚的水平不错，让他们出去可以发挥国内在国际上的影响。他倾向支持我们到国外交流。然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可见那时对于出国多么慎重！到了1978年12月以后，邓小平才决定派比较多的人到美国等国做访问学者。 丁：文革前的数学所的数学专家们能与国际前沿对上口吗？ 杨：拿数学所来说，1950年代华罗庚的水平与当时国际前沿的研究没有什么差距。华老的主要学生的水平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与国际上那个研究领域的水平也很接近，但他们的研究面不如华老那么宽，修养不如华老那么深。比如，陈景润与王元在解析数论方面，和国际同行的水平差不多。包括我和张广厚1970年代在函数值分布理论领域，也是国际水平。 丁：您和张广厚做研究生的论文水平，也是比较前沿的吗？ 杨：应该说是和国际上很突出的博士论文的水平相当的。1969年那个美国数学家的论文就是博士论文，发在国际上三、四种最好的数学期刊之一上。而他的博士论文与我们的研究生论文水平大致相当。 邢：您和张广厚当时的研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吧？ 杨：我们和西方的同事相比，他们比我们更容易成长。他们有好的氛围，有好的交流，论文出来能得到及时关注。我们只有做得很突出时，人家才能关注。 丁：您1973年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编辑如何判断你们成果的价值？ 杨：他们请北大的庄圻泰教授审稿。比如陈景润论证“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是数学所王元与北大闵嗣鹤教授审阅的。闵先生花了三个月时间看陈景润的文章。他审查完了，说血压也升高了。上个世纪1994年著名的教授A.Wiles写的论文就是一本期刊，证明一个定理。当时全世界只有六个人通过每个人看一部分合起来才将这篇论文看懂。最近丘成桐宣布的朱熹平、曹怀东的重要论文就有430多页。 邢：他们是用英文写的吗？ 杨：现在数学成果大都用英文撰写。看专业英文并不难，参考资料都是外文的，这样写起来顺当。 邢：您当年用的是什么文字？ 杨：用法文写的。 邢：您上学时外文学的是法文？ 杨：我中学六年学的是英文，但大家都很不重视。大学一二年级必须学俄语，大学四年级学第二外语时，我学了一年法语。念研究生时，我们这个领域的文献大都是法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数学在世界领先。我们的导师熊庆来三次访问法国，在那里居住了十多年，他要求我们用法文写文章。1976年以后，我们的文章开始用英文写了。 丁：在《中国科学》上发文章用什么文字？ 杨：当时我们在《中国科学》是法文与中文同时发表。文革前的《中国科学》只用外文。1973年恢复期刊时，可能觉得光用外文不好，就决定两种文字同时用。可以用英文也可以是法、德、俄文中的一种。我们刚开始的几篇文章用的都是法文。 接着你们最初提出的问题说。 科学院的人对胡耀邦比较怀念。1975年胡耀邦和李昌在科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很短，就几个月，但他们工作非常务实，给科学院解决了不少问题。并且形成了《科学院汇报提纲》。邓小平对这个提纲是很肯定的，但拿到毛泽东那里，毛不表态，还针对提纲中引用了他的讲话表示，他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总的感觉是他不满意。不知道他是对“汇报提纲”有意见，还是对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不满意。 1977年初，华国锋让胡耀邦去了党校，而把方毅派来了。方毅来后各方面也做得比较好。记得1977年3月份，方毅举行过一个座谈会，把我和张广厚约去，叫我做了一个发言。发言前他们有所提示，让我们在发言中要充分肯定老科学家的作用。那时让我们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可以看作是针对文革中对老科学家不公正待遇的一次纠正信号吧，表现出上面在对待老科学家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政策调整。那次会还有严济慈、吴有训发言。我发言提到，我们能有今天的成果，熊庆来先生给我们打下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方毅在讲话中还特别肯定了这一点。 在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又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1977年10月份中央决定恢复职称评定。 我们在科学院研究生毕业以后，职称是不明确的。那时人们也不提职称。比如说到华罗庚、吴有训，也不说这些人是教授还是研究员。我和张广厚1966年没有经过论文答辩，也没有宣布我们毕业，文革浩劫就来临了。去农场的时候，也不认为我们是数学所的人，前景未卜。后来把我们正式参加工作的时间定为1966年6月，第一年试用期工资63.5元，一年后转正69元。比大学毕业生高两级。文革以后，正式场合要填表时，我们就填研究实习员，相当于助教一档。陈景润是1953厦门大学毕业，做过中学教师。1956、57年才到科学院。1963年他提到助理研究员，相当于大学讲师，工资是80元左右。从1958年到1966年8年当中，除了1963年有部分人调整升过一级工资外，工资再也没有动过。而1952年到1956年差不多每年都会调一级工资。因此，195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人到1956年工资可达月薪108元那个级别。而1959年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到1977年月薪还是56元。将近20年没有变化。 1977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登了一条消息，根据中央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批示：中国科学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提升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这等于让我们从研究实习员跳过助理研究员到了副研究员这一级。陈景润跳过副研究员到了研究员这一级。后来，中央直接批示给十几个人每月50元的津贴，陈景润、我和张广厚都有。我不知道中央是否要求下面相应地也做这类事情。 丁：您说的是在全国范围，还是科学院范围？ 杨：我所知道的科学院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是69元工资加50元津贴，维持到1980年代初期。后来决定将津贴纳入工资，所以1981、1982年我的工资在126元那个档次。李昌当时还在科学院，他曾说，想使学部委员的工资最低达到200元。我是学部委员，大约在1986至1987年，我们的工资达到了200元钱左右。 1990年6月我的工资大概是340元。有件事可以帮助我记忆。当时，所里有个同志和我说起生活很困难，我从工资里拿出100元帮忙解决燃眉之急。 邢：您提到正研究员是哪一年？ 杨：1978年数学所开始正规地评职称了。在这之前，我们所一位1937年清华毕业，一位1939年北大毕业的同事，还是副研究员。其中一位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些人在1978年被升为了正研。还有华罗庚的学生，像王元、陆启铿、万哲先 ，是1963年的副研究员，也是1978年才提升为正研。 Continue reading

绘画：圃生 Continue reading

文/ 曾庆伟 在武汉、湖北乃至全国，萧继石都是以绘民俗风情漫画名世的画家。 我知道萧继石，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是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高度嵌入百姓生活的高光时期，买刊读报看电视已然成为城市居民每日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时我在武汉一家报纸供职，出于职业敏感，也是兴趣爱好使然，我非常关注给各类报刊供稿的作者，尤其关注本埠给报刊的副刊栏目供稿的文字、绘画作者。由于经常在《武汉晚报》《讽刺与幽默》《家庭教育》《幸福》《知音》等报刊上看到署名为萧继石的黑白漫画，偶尔也会见到其发表在刊物上的敷彩民俗画，于是，我便记住了武汉有这么一位对漫画艺术颇有造诣的画家。 多年后我与萧继石熟络并且交好，而且在工作上我们还有合作，今年四月长江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一本集菜谱、诗歌、书法、民俗绘画为一体的《中国楚菜图志》，继石兄是最重要的作者之一。继石兄长我6岁，平常不爱说话，如果他的话匣子打开了，发现他其实亦很幽默，从他嘴里蹦出的俏皮话也常能引人捧腹。他为人内敛谦逊，处事低调，态度平和，很好相处。由于我们经历多有相似之处，对人对事的许多看法又比较近似，所以常能聊在一起。因为我与他同住一城，又同为武汉文化圈中人，所以不管是这原因还是那原因，反正一年中我们见面、开会、一齐吃饭的机会还真不算少。某次闲聊往事，才知继石兄20多年主要前以创作连环画、木版画和漫画为主（他的解释是画连环画、木版画和漫画的创作周期短，易发表且稿费较高，正好贴补家用之需，于是他就这么画了。他姑且说之，我也就姑妄听之吧。） 他的漫画很有幽默感，常会引人作会心一笑，我对他的漫化感觉，是幽默多于讽刺，对漫画对象，有讽刺性但又不至于尖锐得扎人至痛，甚或在讽刺中还透出了那么一丢丢或浓或淡的悲闵情绪。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艺术表达方法或者说是一种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至于他当时发表在杂志上的设色风俗画作，由于是零星看到，所以我难以窥见他的着色民俗风情画之全貌，但也能从所见的画幅中体会得到其对社会底层百姓生活的熟悉程度，以及他对大千世界怀揣的一颗好奇之心。 真正了解萧继石创作民俗风情绘画成就，是在2008年2月。我的一位画家朋友素知我对武汉的民俗文化一直兴趣浓厚，便在一个周日邀我同去武汉博物馆观看《萧继石老武汉风情画展》。 这个展览展出的作品，是萧继石青灯躬耕十几年，经过梳理、追忆、查找、走访、整理、思考、学习的辛苦过程，创作了200余幅民俗风情画，然后策展人从中选出110幅呈现于观众面前。展品整体表现的是武汉这座城市的市井民俗风情，作者以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状态为观照物，用画笔纪录了市民衣食住行寻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人物不下600，三教九流各色人物无所不包，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匠作和以手艺谋生的匠人形象跃然纸上，逼仄的街头巷脑有卖货郎的身影，热闹的集贸市场上，市民在鱼摊前与鱼贩子的讨价还价，河边扛码头上的搬运工肩桃背扛讨生活的艰难景况，市民在“四季美”吃汤包挤满店堂的场景，熙攘的茶馆里流淌着小市民的快乐，磨剪子铲菜刀手艺人铲菜刀时的专注，稚童在转糖摊前转“板龙”的欣喜……这些，都在萧继石笔下定格成了一幅一幅的画作，如果把这一幅幅充满怀旧情味的水墨人物画如同制作电影胶片那样排列起来，然后在荧幕上放映，当是一部触摸到老武汉人埋藏在岁月深处记忆的生活纪录片，而且，这部纪录片还有可以感知的暖人温度。 庚子年冬，继石兄寄我一本由萧继石绘、严昌洪著的《中国风俗图志·武汉卷》（泰山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中集中展现了他20年多年创作风俗画的才华与成就，此书中收录了200多幅武汉民俗风情画，包括有萧继石武汉老字号绘画，如匹头店谦祥益、药店叶开泰、副食店汪玉霞、钟表店亨达利、杂货店曹祥泰、饮食店老通城、蔡林记、老谦记、大有兴槽坊、四季美等；萧继石武汉老小吃绘画，如热干面、面窝、豆皮、豆腐脑、发糕、汤圆等；萧继石武汉老游戏绘画，如斗蛐蛐、打陀螺、滚铁环、跳绳、踢毽子、打弹珠、跳皮筋等；萧继石武汉老风俗绘画，如过年、圆宵节、清明、端午、中元节、中秋节等；萧继石武汉老行当、老手艺绘画，如汉绣、捏面人、买蝈蝈、铁匠铺、染坊、生漆店、铜匠、箍匠等。……丹青高手萧继石，可谓用画笔为武汉过去的社会历史形态留此存照。 风俗与图画是每个人从小都熟悉的两件物事，普通人熟悉风俗而很难用笔墨作图将风俗定格。自古而今的武汉，有画山水、花卉的国画家和画西画的画家多矣，但少有把视线完全聚焦在表现本地民俗风情的绘画上面，难能可贵的是，继石兄一辈坚持画漫画（风俗画是漫画之一种，或者说是敷彩的漫画亦可。当然，这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读者可根据自己的认知去作定义），耗费20多年的时间，把研究武汉风俗与图画表现结合在一起，还原城市居民过往的生活细节。昨天是今的历史，今天是明的历史，可以预见，萧继石武汉民俗风情画将来一定会成为后人了解前人生活文化、风情民俗的可贵资料而被珍视。 我在武汉生活了一辈子，对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不可谓不熟。在我看来，继石兄的武汉民俗风情画，读来给人有温馨的亲切感品之使人醒脑，可以养心。它可观、可读、可品，不仅有画的美感，诗词的韵律，而且有文字的节奏，有“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意韵，从从容容，不紧不慢、娓娓道来，令人着迷、沉醉其间。 从题材上讲，他从武汉普通市民的日常生中撷取表现内容，在视角上既不是仰视，也不是俯瞰，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平视角度，细致如微地观察三镇市民衣食住行读书课字等生活细节和场景，考察了解不同时期，人们所穿不同的衣服，用不同的用具和不同的就食饮宴活动场面，等等，然后用从记忆中打捞的历史作经线，以自己的认知、画艺作纬线，编织成了一幅幅还原历史的图像，让老武汉人的生活“味道”扑面而来，具有真实可信的感人力量。如《私塾》组合了8个孩童和一位先生，课桌、笔砚、竖排课本等元素，记录了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初期有钱人家的子弟读私塾的情形。旧时有钱人家把自己和亲友家的孩子拢在一起，有三五个孩子便可请一位先生，把自家屋舍的厢房充当教室，延聘先生上课，课本多为四书五经、《三字经》，是谓私塾。一般人家的孩子，也可就近找一家私塾就读。读私塾的费用，比读新式学堂的费用低。私塾在旧时武汉很普遍，现在私塾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读私塾的情形只留在上了年岁的老武汉人的记忆之中，继石兄用画面呈现了这种记忆。 从绘画表现形式上讲，萧继石的画继承了清代以来传统人物画的特点，又吸收了丰子恺漫画的营养，以线描立骨，加敷彩渲染，其总体风格表现出朴实自然的调性。人物、画面与时代契合，气息相通。不管是构图布局的繁简、疏密、虚实，还是笔墨的黑白、干湿、浓淡，敷色的厚薄、冷暖、丰润、渐变，以及造型，都画得纯熟老道。如《老四季美》，用训练有素的线描画了42个人物，男女老幼皆有，人物中有做汤包的、吃汤包的，出门的，进门的，或立或坐，或观或笑，神情各异，形象逼真，生动有趣，细微处一丝不苟，节点处浓墨重彩。整体画面显得纯净澄明，明快清新，同时画面又显得饱满，颇有张力，笔墨纵横挥洒，把握有度，得理得精微高妙，显示了继石兄从画半个世纪年的厚实功力。 在继石兄的武汉民俗风情画中，出彩的画作多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看来，萧继石的老武汉民俗风情画，妙在他植根于生活，贴近市井烟火，以平民的视角，观察百姓生存状态的细微，吃喝起居的样貌，在找寻中拾掇过往岁月中丢失的砖块与石子，在回忆中思考，在思考中展卷，为我们这些行迹匆匆的生命过程，搭建了一间遮风挡雨的人文建筑，绽放出民俗风情画的灿烂芳华。或可这样总结，萧继石的老武汉民俗风情画，可谓是从晚清至现今百余年间武汉民俗文化演进的流变图志，达成了萧继石为武汉风俗文化的传续留念，亦为武汉地方文化复兴存根的目的。 我不能不佩服继石兄那穷毕生之精力，费一世之心血，孜孜追寻，苦苦探索的刻苦精神，佩服他几十年如一日潜心创作民俗风情画的坚韧毅力！愿继石兄老迈愈壮，佳作再出！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3年10月24日 农历癸卯年九月十日节气“霜降”（秋天最后一个节气） 霜降月令解霜降，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周语》曰：驷见而陨霜。 霜降三候： 初候，豺祭兽【《月令》作豺乃祭兽戮禽】。祭兽，以兽而祭天，报本也，方铺而祭。秋，金之义。 二候，草木黄落。色黄而摇落也。 三候，蛰虫咸俯【《淮南子》作俛】。咸，皆也。俯，蛰伏也，垂头也。此时寒气肃凛，虫皆垂头而不食矣。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Continue reading

读冯知明《生命中的他乡》 文/ 渡之 读完冯知明小说《生命中的他乡》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问作者一个问题。在他花了十几年时间的写作这部45万字的作品时，他自己是如何界定他乡的，他乡在他的生命中意义如何？他是有意识地把男人的他乡，女人的他乡和文化的他乡赋予不同的意义的吗？ 答案在他写的故事里。 《生命中的他乡》记述了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到当代改革开放百余年的历史。小说开篇从欧洲起笔，结尾在德国落幕。其叙事的开阔性体现在对时代变迁的记录，众多的人物描述，作品结构的宏大。  潜意识里，冯知明对他乡是抵触的。他觉得他的故乡应该是所有人的家乡，包括德国传教士、老洋人，以及作为战争遗孤的日裔梁教授。 小说中男主人公李如寄的第一次他乡之行是和单位领导以及同事的欧洲之旅。李如寄在他乡的遭遇让人尴尬：旅行途中，他被当成领导们工具和笑料；与同事的交流充满明争暗斗，暧昧和无奈；和全陪导游的沟通虽然顺畅和热烈，却在关键时刻让他处于极其无助的境地。为了完成父亲交给他和德国人见面的任务，离境前他被国内警察约谈，要求有人伴随，哪知到了约会地点，与那位德国人的约会不仅被临时取消，还引得当地警察的介入。 不仅李如寄自己的欧洲之行事事不如意，他还观察到，生活在他乡的同胞的不快乐和与当地的环境显而易见的格格不入。 身处他乡，故乡的一切都时时羁绊着李如寄和李如寄对同胞们在欧洲生活的观察。他用故乡的尺度衡量他乡。 一、他乡中的男人们 对于男人们来说，生命不应该有他乡。 回到冯知明的故乡云梦泽，所有的人和故事都开始生动，鲜活起来，包括故事中的男人和女人。 我们先说男人以及男人与他乡和故乡的关系。 在冯知明的故事中，他乡对男人来说是尴尬和不安的，这种不安来源于身份的不确定性。身份的认同对于一个中国男人来说是最重要的，而这种认同只能在故乡完成。他乡不能给予一个男人想要的性别优势和文化特权。他乡对于男人来说充满着挑战，无所适从和无法享受的性别优势。李如寄的欧洲之行使得他的他乡之旅充满了不愉快的记忆。 李如寄的父亲老洋人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以及寻找的过程，是中国男人执着于自己身份的最好的解释。他的身份从他出生起就备受质疑，这使得他一直都生活在自我的怀疑和社会的边缘。因为明显的容貌上的与众不同，他差点在一出生就被淹死。在他的幼年和少年时期，他的身份一直都是被玩伴和同学嘲笑和攻击的对象。当他最终意识到他的身份的确不同寻常的时候，他开始了寻找自己身份的旅程。 老洋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都回避困难，因此辗转在不同的女人中苟且度日。但在寻找自己身份的过程中表现出特别的坚韧而执着。他去图书馆和档案馆查资料，处处请教梁教授，一贯不爱读书的他开始自学英语，这所有的一切，对于一个在汈汊湖畔长大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老洋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是他乐在其中，并他最终死于寻找身世的旅途之中。 梁教授的一生也是被身份困惑的一生，学术上的成功都无法缓解他身份模糊的伤痛。他幼年时被日籍父母遗弃，身份成谜。成年后他试图去日本认亲却被富裕的姐弟认为他贪图他们的钱财，拒绝承认他们的血缘关系。妻子的离去是对梁教授作为男人身份的第二次打击和质疑。儿子，丈夫，和父亲是男人立足于世的根基和身份证明，前两者他完全丧失，唯一能证实他男人身份的是他的女儿——梁一真。基本与世隔绝的梁教授倾尽心血帮助老洋人寻找和认证自己的身份，他从老洋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窘迫和无助，也从帮助老洋人身份寻找的过程中得到安心与慰藉：因为他不是唯一身份尴尬的人。老洋人的突然离世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在去世前他的身份并没有得到确认，这也暗示着他也有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身份成疑的伤痛之中。 兔死狐悲，梁教授不仅失去同伴，他失去的是自己的希望，是找到自己的根和明确身份渴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明白，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你就找不到回家的路。 梁教授和李如寄说，他乡可以是故乡，因为心安处即为故乡。令人感伤的是，他从未心安。对于男人来说，他乡从来都不是故乡。  这也说明为什么海外侨居者，尤其是男人，永远放不下叶落归根的执念。男人的故乡是明确的身份和稳固的社会地位。他乡给不了大多数的男人想要的身份。 老洋人第二任妻子尹志红的父亲，某大型国企的高级工程师，他虽然没有容貌和出生的困惑，但他对于自己身份在社会上的认同也充满着像老洋人和梁教授同样的挣扎。他善于盘算，有太多的小聪明和强烈地表现自己的欲望，但是他生活的时代提供不了他需要的身份认同。他不甘于专业的荒废和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当机会来临，他的女儿尹志红在大都市立足之后，他开始运筹帷幄，帮助他女儿尹志红迅速积累财富。但他不满足于生活在女儿的财富带来的社会地位的阴影之下。他要切实的权力和社会影响力。于是他逼迫老洋人放弃总经理之职，由自己出任。他作为工程师的专业身份被红色运动时代摧毁了之后，他需要金钱给他一个确定的社会身份。 李如寄身份危机感没有他的父亲老洋人严重，也没有他的岳父梁教授那样深的困惑，对金钱带来的社会身份也不是非常的执着。他有父亲，母亲和祖母，虽然他身上小洋人的标签是明显的，但是他不执着于身份的确定性，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更为广阔和宽容的世界，而且他有妻子梁一真的接纳与支持。 二、他乡中的女人们 很多的时候，是女人给予男人一个确定的身份。那么对于女人来说他乡是故乡吗？不是。 他乡是女人寻找自我和自由的乐土。 冯知明对女人的敬，爱，怕，和常常的不知所措在他的作品中暴露无遗。他对女性的特点有着天然的直觉，同时又观察入微。他的欣赏和同情也都给了女性。他对男性的描述有着诸多的不确定和游离，但是对女性的生存环境和状态有着非常精彩的记录。 在《生命中的他乡》中，大多数男性的角色模糊不清，性格也常常首鼠两端。李如寄显然对梁一真言听计从，最后才表现了一下自我。老洋人其实是被时代裹挟着的，他要么被推入高峰，要么被抛入谷地，但是他以为自己是个弄潮儿。梁教授尽管才华横溢，但是身份困惑带来的自我压抑，令人心酸。威猛如江洋大盗李钩胡子，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时代大潮来临之前，洗手江湖，埋名隐姓，甚至都没有给妻子一个告别。男性的懦弱清晰可见。 但是冯知明笔下的女性角色总是豪迈磊落，明亮生动。 三娘，老洋人的母亲的童年是无尽的伤痛和凌辱。她在故乡经历了一个年轻女子可能经历的所有的苦难：幼年时父母双亡，被媒婆送到教堂后又被人污名说受到传教士性侵，被媒婆卖到磨坊做妾，大房麻姑对她的凌辱无所不在，而名义上的丈夫连一个眼神的安慰都不能给她。出嫁之日，麻姑把她精心绣好的香包一点一点地当作她的面铡碎。那是她对爱情的憧憬和未来人生的希望，在她作为女性人生开始的第一天就以最为惨痛的方式被铡得粉碎。这一细节的描写是作者对女性苦难人生天才性的记录和认知，充分表现冯知明独特而令人惊叹的才华，犹如暗夜中的流星，明亮而灿烂。 冯知明对黑暗世界中，弱者对弱者的攻击和残忍观察入微，理解精到而准确。 三娘命运的转折点来自她对于磨坊之外他乡的向往。每一次被凌辱的绝望之后，三娘的疗伤之处是磨坊后窗的汈汊湖和湖面上湖匪往来的小船。她决定出走他乡，与湖匪为伍。她的生命从此精彩。她是汈汊湖上的压寨夫人，最重要的是她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不受欺负和凌辱的自由。身份对于她来说毫无意义，但是自由的灵魂和情爱超越一切。她实现了她的父亲想要的生活，“若来世做人，就痛快地做一回响马”，“响马的故事是她的童话”，她有追求童话的勇气和决断，即使湖匪头目李屠户卸甲归乡，三娘依然留在那给她自由的湖上，直到别无选择。 在冯知明笔下，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一是出走他乡，与现存体制的决绝对立。三娘是这么做的，老洋人的妻子尹志红是另一类典型的代表。 尹志红父亲的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他带领妻子和女儿，离开省城去偏远地区苦苦度日。一家三口都对他乡生活适应困难，尤其在尹志红成年之后，不甘心坐困愁乡，独自离家去省城闯荡。她从一所大学的侧门贩卖水果开始，尽管受尽磨难，她都坚持努力，渐渐地从小做大，从小摊贩到大酒店，到涉猎到更为广泛的领域，一直站立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潮头。虽然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因为时代的缘故，她没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社会中的历练使她坚强，大气，练达。她的父母反对她和老洋人的婚姻，但是她坚持自己的选择。丈夫老洋人去世的安葬之日，老洋人前妻上门强行带走老洋人骨灰，尹志红没有为难丈夫的前妻，而是接受她的解释和安排。丈夫去世之后，她继承丈夫的遗志，致力寻找丈夫的身份和海外的亲属，并计划带孩子去海外生活。 他乡对于尹志红来说是自我的探索，生命的成长，重新绽放和蓬勃的生长。 作者对梁一真着墨不多，但是她形象鲜明。梁一真是新一代女性的代表和象征。她独立坚强，心胸开阔，安然澄静，敏于观察，勇于行动 。她了解父亲的伤痛，但从未使父亲为难，即使知道父亲的日本寻亲之旅黯然而归，她从不追问，但是决然改变主意不去东瀛留学，而去德国。她懂得父亲对老洋人的帮助来自他内心对明确自己身份的期盼和憧憬，从而惺惺相惜，执意鼓励丈夫李如寄支持父亲老洋人的寻亲。自己既为了完成公公老洋人的遗愿，也为了了解日本和德国文化的共同性，去欧洲留学，深入学习和研究不同文化所产生的社会行为。她不轻易下定论，但是一直保持着开放的思维和态度，当太多的疑问无从解答时，她决定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了解。 对于《生命中的他乡》中的重要的女性角色来说，更广阔，更有挑战性和激情的他乡，才是她们生命，爱情和才能的蓬勃之地。李如寄的母亲，老洋人的前妻其妈，是从“大驳子船的大水中漂来的”女人，被婆婆三娘用龙鳞片煮水救活。她没有故乡和身份的忧虑，而是在他乡云梦泽深深扎根，生儿育女。她一生只有一次出过远门，这种把他乡当作故乡的顽强和坚守，是冯知明笔下的女人的特质。她们有如云梦泽一样，宽阔，大气，充满着生命的张力与激情，安静如处子，热烈如雷电。 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作者给予女性以引领者的角色和身份。他未必是自觉如此，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应该如此。这是冯知明笔下的女性永远爱憎分明，蓬勃磊落，可爱可敬的缘故。他希望能控制她们，但他知道他的希望是无望的，就索性跟随她们勇敢前行。李如寄并不热衷于弄清父亲和爷爷的身份，因为他的身份是明确的；但是当妻子梁一真独自前往德国和老洋人的亲属建立起友善的关系，并决定见面时，李如寄做好功课，主动参与寻根之旅。他的改变既源于他对自己家庭历史的重新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妻子梁一真的执着和开放的心态影响了他，也给了他自信和努力的动机。  三、文化中的他乡 冯知明写了三个时代中人们的生活与变迁。时代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性的张扬与勇敢，女性对欺凌与侮辱的挑战和反叛，生命对包容与开发的向往。三娘在暗夜出逃与响马共进退，尹志红在无立锥之地扎根，梁一真不去东瀛寻亲，而是去欧洲学习和寻找更加广阔的视野，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希望，憧憬，和努力可以使他乡成为故乡。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他乡和异乡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在全球化潮流中，移居，旅居和在海外旅行的中国人不得不在一个陌生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去寻找和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很多的时候决定其人民如何在异乡中给自己定位。环境的陌生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人们可能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异乡文化的接受变得困惑和犹豫。 历史经济学家 Joel Mokyr在研究十八世纪欧洲的革新所带来的工业革命以及持久的经济繁荣时认为，早期欧洲文化的发展和文化启蒙运动为后来的科技发展及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大爆发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他认为，经济，技术和文化的进化是相辅相成的，而文化则是社会进步最其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信仰、价值观以及社会思潮和群体偏好，这些构成文化的要素，具有改变人们行为规范的能力。 一个社会的文化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科技的发达，更决定一个民族的心态和自信，尤其在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时。一个具有开放，包容文化特征的民族能给其国民带来安全和自信，也更加容易在他乡找到和故乡的共同性。 有趣的是冯知明在《生命中的他乡》中用老洋人的父亲，德国传教士老穆勒在云梦泽的经历解释了文化和身份的问题。老穆勒在中国社会充满不确定性时来到云梦泽。他的到来是洋枪洋炮对中国威慑的结果，他对基督教信仰的传播被当地社会和民众抵制是理所当然的。为了他的信仰和对教会的承诺，老穆勒只得不断转换身份希望能被当地人接受，从而更好地传教。他把云梦泽当成自己的家乡，把当地打鱼摸虾十八般武艺皆学到手，与下层百姓打得火热。但这并没有帮助他吸引更多的基督徒。讽刺的是他这被江洋大盗绑架后，却因祸得福吸引了一大批湖匪信众。 传教士进入中国内陆城市是1860 年代之后的事情。欧洲和北美经济的繁荣和科技的发达给教会以及传教士提供了经济上的保证和文化的自信。在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保护下，政府，民间及教会都认为是时候在神秘的东方普及他们的信仰了，基督教化中国的口号是在经济和文化双重自信的基础上提出的。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和北美大陆输送了超过5万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他们的足迹遍布每一寸中国的土地。经过一百年的努力，他们想要基督教化中国的梦想并未成真，但是他们留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并与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起奠定了现代中国教育、医疗和科技的基础。 中国的土地上埋葬着许多传教士的尸骨。有的是死后埋在这里的，也有很多是死在他们自己的故乡，但是在去世之前嘱咐他们的家人和子女，把骨灰运回中国埋葬的。 他们是把他乡当归宿了。这是他们的选择，也体现了中国这块土地与文化的吸引与包容。 当人们有着文化和身份的自信时，就有接纳和包容的能力和意愿，就能把他乡当成故乡。希望在这个星球上，故乡不再是汈汊湖和云梦泽，所有的他乡都能成为故乡。 作者也许对他乡有诸多的怀疑和抵触，但是在小说的结尾，他让李如寄和梁一真一起，认真地开始生命中的他乡之旅。 冯知明是在向把生命中的他乡当作故乡的先行者致敬！ 原载“华人头条-荟萃文坊” Continue reading

绘画: 圃生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3年10月8日 农历癸卯年八月廿四日节气“寒露” 寒露月令解 寒露，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 寒露三候： 初候，鸿鴈来宾。宾，客也。先至者为主，后至者为宾，盖将尽之谓。鴈以仲秋先至者为主，季秋後至者为宾，《通书》作来滨，滨，水际也。亦通。 二候，雀入大水为蛤。雀，小鸟也，其类不一，此为黄雀。大水，海也。《国语》云雀入大海为蛤，盖寒风严肃，多入于海变之为蛤。此飞物化为潜物也。蛤蚌属此小者也。 三候，菊有黄华。草木皆华于阳，独菊华于阴，故言有桃桐之华皆不言色而独菊言者。其色正应季秋土旺之时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蝉在加拿大 有意思！蝉好像和我住同一个城市，又好像住在很远的东部。但是和动物对话是我们都做的事情。不过我是叫小鹿不要吃我的玫瑰花，松鼠不要吃我的车厘子；我最不喜欢的是小浣熊，它们挺凶的，把我的豆子黄瓜吃个精光。 https://champaignmagazine.com/2023/08/18/%e6%88%91%e7%9a%84%e8%80%81%e5%b8%88%e8%89%be%e6%99%93%e6%98%8e/ 她的外公唐生智，国民党将领。好的老师，往往几句话裨益终生。 https://champaignmagazine.com/2023/04/09/%e9%9d%a2%e7%aa%9d%e7%9a%84%e6%b1%9f%e6%b9%96/ 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很难吃上面窝。到九头鸟之类的湖北餐馆点的面窝，味道远不及武汉街边小店的面窝。味道的记忆与过往经历融为一体，难以分割。味道对人生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许多美好的东西，大体与味道紧密关联在一起，成为了怀旧的另类主角。 流口水啦！糍粑面窩已绝迹了！ 看到了，恨不得明天去找兰陵村吃面窝了。 一口气读完面窝的江湖，我82年去武汉不仅吃到正宗的热干面，还吃到面窝，麻糖等等，均留下深刻印象……因为爱吃各种小吃，曾学做面窝，还借用过湖北人家的面窝勺子，想想又馋了。好文点赞！ https://champaignmagazine.com/2023/06/16/%e9%9b%b7%e7%90%b4%e4%b8%8e%e5%bc%a0%e8%b6%8a%e7%90%b4/ 碧落子所提到的“雷琴重实，声温劲而雅”，实际就是雷氏制琴更注重声音的“和润”，追求“五百年，有正音”的传世之作。这种斫制方式在琴新出的时候，声音就会更倾向于“清和沉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变得“通畅圆润”，而且能历千年不衰。 “张越琴”则更注意新出之琴的声音效果，使其一开始就能达到“激越悠远”，非常惹人喜爱。然而其“劲挺、松透、响亮”的声音特征或因腹槽较空而得。在似空未空之间，琴的音质便更加“松透响亮，余韵深沉悠远”。但这也埋下一个“祸根”，那便是时间久了就会变得空洞发干，也就是“虚鸣而响亮”，最后“泯然众人矣”！ 但好琴的前提是“天材” 二者的选材标准是一样的，沈括在《梦溪笔谈》说：“以琴言之，虽皆清实，其间有声重者，有声轻者，材中自有五音。”黄庭坚也曾说：“斫琴须以张、雷为准，非得妙材，不加斧斤。”《碧落子斫琴法》中同样记载道：“故雷氏曰，选材良，用意深，五百年，有正音，倘遇木而斫不问材之美恶，亦何异琢燕石而求为玉哉。”可见这些不世出的斫琴大家，他们的选材标准都是非常之高的。 https://champaignmagazine.com/2023/06/19/%e5%9c%a8%e7%88%b6%e4%ba%b2%e8%8a%82%e6%84%9f%e5%8f%97%e5%88%b0%e7%9a%84%e7%88%b6%e7%88%b1/ 文章很感人，我也认识这两位老人家，疫情前和他们一起参加过 Club’s 的Dance and Dinner。 如今老人已失去记忆，几位其他朋友也告知我们，怕是我去见他，他也不会认识我了。人生无奈! Moving. A father’s love like a mother’s is forever. This father’s love speaks volumes about the man himself… constant, faithful and deep through all circumstances…. worthy of all our admiration and respect.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