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的似水流年

文/ 宋海东

1928年岁末,民国通俗小说第一写手张恨水向沪上媒体透露,他将在不久的将来创作“三大时代”说部,即《黄金时代》《青年时代》《过渡时代》,并大略地介绍了构思。

他首先创作的是《黄金时代》。作品叙述农家子弟黄惜时被父亲送往北京某大学求学,却荒废学业,终日沉缅女色,先后与女同学白行素和米锦华调风弄月,并与父亲断绝关系。最终,他患上花柳病,一贫如洗,始得幡然醒悟。

1930年秋,《黄金时代》开始在沈阳《新民晚报》连载。当年8月12日,《上海画报》登载署名“削颖”(即曾任张学良秘书的王益知)写的《张恨水之<黄金时代>》一文,称“近闻《新民晚报》之《春明新史》于十回后,即行结束,另刊新著曰《黄金时代》。据恨水自云,此篇与前作大不相同,不独使读者得到心灵上之慰藉,且使读者得人格之修养,可作腻友,可作良师。果如所言,书中于针砭世俗外,必使有情人都成眷属,免再花残月缺。恨水果网开一面,善心发动乎?愚闻之不禁雀跃三百”。由于“九·一八”事变,《新民晚报》被迫停办,《黄金时代》随之停刊。另据张恨水在百新书店《似水流年》重印后方版新序中称,该作还曾以《锦样年华》之名连载于北方某报。

足本《黄金时代》首先出现在中国旅行社旗下的《旅行杂志》上。《旅行杂志》1927年创刊于上海,聘请《申报》编辑赵君豪主持编务,画家张振宇司美术。由于战事,后又先后迁至桂林、重庆出版,1954年在北京终刊。刊物以发表游记、旅行小说为主,辅以铜板纸印刷的风景名胜图片,图文并茂,深得有闲阶层垂青。张恨水与《旅行杂志》颇有渊源,为其提供了不下一百万字的作品,包括《秘密谷》《平沪通车》《如此江山》《蜀道难》《负贩列传》《一路福星》等多部中长篇小说。这家刊物对外公开的稿酬标准是千字一至四元,但张恨水享受了“贵宾待遇”:“像《旅行杂志》的稿费,是五元千字,就保留版权。后来《旅行杂志》给我代卖版权去,补足了八元或十元千字。”这段文字见之于《写作生涯回忆》第五十节《稿酬与版税》,可惜它只能在民国时期的《北平新民报日刊》上看到,建国后的各种单行本都删除了这一节。

张恨水为《旅行杂志》奉献的首部作品,便是由《黄金时代》更名而来的《似水流年》,连载在1931年1月至1932年12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号至第六卷第十二号,每期登一回,配有插图,共刊出24回,长达27.7万言,这也是他为该杂志撰写的篇幅最长的作品。启动连载之际,赵君豪在卷首的《编者之言》中特别指出:“本年小说,现有两种,一为刘凤君之《黄金影》译本,一为张恨水君之《似水流年》。……张君则治小说家言,久已驰誉南北,读者必心仪其人,亦毋庸多所介绍。张君近顷南游,于百忙中撰此鸿著。此则编者不得不致其最诚恳之感谢者也。”《似水流年》连载至尾声,作者考虑到要为这部作品添加些旅行元素,于是接下来叙述黄惜时无颜回乡,且无钱继续学业,遂徒步旅行大江南北,撰写考察文章投稿报社,不料成为名噪一时的旅行家。再然后,他又“进化”为东北义勇军将领……

作为《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不仅让《似水流年》在杂志上发表,还力促该作由上海时代书局出版。在他邀请下,张恨水为单行本的初版和再版各写下一篇序言,成为单行本与连载本的最大区别。后来,小说由上海天一电影公司摄制为同名电影,同样离不开赵君豪牵线搭桥。

上海时代书局单行本我无缘目睹,倒是见过《似水流年》的其他多种民国印本。

其中,以《似水流年》之名出版的多达13种,下面且逐一加以介绍。

中国旅行社1933年2月版

前两种分别为中国旅行社1933年2月初版本和1934年5月再版本,封面罕见的素净,上面仅印有由书画家叶恭绰题写的书名,分订两册,正文525页,25开。通俗小说封面当然不必过于花哨,但更不宜古板呆滞。像这两种印本灰沉沉的面孔似乎更适合于政治经济以及哲学类读物,文学书尤其是通俗小说是要竭力避免的。

南洋书店1934年2月版

第三种是1934年2月由上海南洋书店印行的初版本,同样分订两册且分别有版权页,正文356页,32开。其封面较之中国旅行社版本生动得多,乃是以白为底色,描绘在鲜花盛开的树下,一位头戴礼帽的西服男士正搂着一位旗袍女子走向一个硕大的心形,身后留下长长的黑影。

百新书店1946年6月蓉二版

第四种至第九种为上海百新书店1940年2月第一版、1940年6月第二版、1940年11月第三版、1941年3月第四版、1941年6月第五版、1944年5月第八版,上述印本均分订两册,每回配有插图一至两幅,正文524页,32开。第十种为百新书店1946年6月蓉二版,亦称“重印后方版”,系土纸印刷,单册本,每回配有插图一幅,同样是正文524页,32开,国家图书馆有藏。第十一种为香港百新书店1949年3月第十版,为单册本,正文291页,32开,美国密西根大学图书馆有藏。值得关注的是,第十版删除了其他民国印本中收尾的一大段话:“这样的过了五六年之久,东三省已非我有了。辽东地方,有一枝义勇军,最是厉害。他们的首领,只有二十六岁,带了五千人,横行二三十县。而且他们所到的地方,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旗帜上大书两个字:就是‘黄金’。于是有人说:辽东有了黄金的义勇军,那就是黄金时代了。这黄金的军队,在辽东转战半年以后,声势更是浩大,他的首领,派人到南方联络各界,请予以接济,这才发表了黄金先生,就是黄惜时先生,算是他明白了怎样去造成他的黄金时代,怎样宝贵他的黄金时代,以前失掉了的黄金时代,并不难加以补救的呀。”割弃这段话是可以理解的,黄惜时浪子回头尚在情理之中,若将他拔高为民族英雄,就显得过于“跳跃”了,让读者很难接受。“百新版”除“蓉二版”外,封面设计从一而终,且十分切合小说内容和书名,其上方乃是一位长发红唇少女的头部(应该便是被抛弃的白行素),正凝视着左下方的一对时髦情侣(应该便是黄惜时和米锦华),三人之间,流淌一条天蓝色的河流,鲜红的书名和深黑色的著者名随波飘荡在河流中。至于“蓉二版”,封面上方为书名和著者名,右下方为黄惜时与女友游山玩水的温馨画面,左下方则用浅淡的线条勾勒了一对恋人窗下小叙和街头散步这两幅场景。

百新书店1940年2月版

第十二种和第十三种印本均由奉天时代书局出版,分别于1941年5月21日初版、1943年4月20日再版,分订两册,其封面设计、版面格式完全克隆了南洋书店版本。

以《黄金时代》之名出版的,坊间也出现过三种。一种是太古山房1938年1月盗印本,分订三册,正文页数不详,32开。另外两种由奉天时代书局翻印,1938年5月1日初版发行;1940年12月10日再版印刷,1941年1月10日再版发行,均分订两册,32开。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

《似水流年》民国印本大多刊有张恨水的自序与后序,这两则序言在建国后北岳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各种印本(均以“百新第十版”为母本)中均不见刊登,现将1932年12月1日撰写的自序照录如下:

尝闻老辈言,希望可达,奢望不可达。希望与奢望之分别,吾不知其意何在。然私意揣之,不外二意:一曰人当知足,一曰人当悬一可达之目标而求之而已。大凡少年人,乾黄口,脱乳牙,而其所希翼者,必三事同时起,则为求学求业求恋。顾此三事,不能并得,必有所先后。而少年人昧之,恒颠倒其本末。乃先求恋,求恋必有所立,于是求业。求业非有本能不可,始乃求学。于是始也纷然,继而茫然,其结果必至不可收拾而后已,此尤为平常人而言也。乃若学问既有根基,事业无须恐惧,而爱情之伴侣,亦复相得而相亲,此则凡百满足,为人生之黄金时代。而当事者反不觉悟,自撤藩篱,足而思更足,遂登高重跌,自陷绝境,可怜亦复可叹矣。是书叙一少年人,欲三者得之,结果乃三者失之。事在人情之常,要非耸听之说。少年人工业少暇,展卷一读,或亦有所借镜,较胜于风花雪月、神鬼怪异之文乎。是为序。

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张恨水识于旧都

另据张恨水在百新书店《似水流年》重印后方版新序中称,他的几位弟弟妹妹当年正是读了此书而发愤苦读,皆学业有成。     

要说张恨水生前对哪一部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最感兴趣,它不是胡蝶主演的《啼笑因缘》,也不是周璇主演的《夜深沉》,而是缺少大牌明星助阵的《似水流年》。该片导演高梨痕系张恨水老友,编剧则是张恨水本人。1933年,影片在上海首映时,张恨水恰好旅沪,特意前往观看。当放映到男主角当着女友的面不认乡下来的老父一幕时,坐在张恨水身后的一位观众喟然道:“这不是瞎编滥造的,我们乡下的确有这种事啊。”张恨水听在耳内,暗自欣慰,庆幸自己的原著未脱离生活,也赞赏电影公司能够高度忠实于原著,未别出心裁、哗众取宠。

仙枝的文字

文/ 小满

仙枝,台湾宜兰人。

胡兰成弟子。

宜兰出才女。

简桢、吴淡如都是宜兰人。

“唯有仙枝文章,才是神姬之舞”,朱天文眼中的仙枝就是长袖善舞的神姬。

仙枝与朱天心、朱天文同师承胡兰成门下,又一同悉心经营《三三集刊》与三三书坊。

读仙枝,不需要问她年龄。

读仙枝,一派春光烂漫,少年不识愁滋味。

家师多爱乖徒,胡兰成居然说张爱玲的文章写得太自我,不及仙枝的无他无我,还说仙枝的文章里有“仁”。

我看到的仙枝文字世界里的“仁”就是不怨。

好坏善恶,她喜就喜悲就悲,恨归恨骂归骂,最后一笑了然,忘得一干二净。

仙枝的文章乐趣与痛苦同在,写得好玩。

图片来自网络

我是先读她的《好天气谁给题名》,后读《萝卜菜籽结牡丹》的。

书中提的那句“山里山,湾里湾,萝卜菜籽结牡丹”是江浙一带的俗谚。

这两年常住浙江嘉兴,再听再读倍觉亲切。

她的宜兰老家和乡间,她祖父母瓜藤延绵的家族纽带,乡间本土的繁多礼仪,各种节气和神明祭拜的日常,萝卜菜籽般朴素的生长环境,加上她得天独厚的文采天赋,也便成就仙枝世俗性的好文字。

《新龙门客栈》里金湘玉的上房里有一朵玲珑剔透,冰雕玉砌的“雪莲”。

周怀安不识:“这是什么花儿?好精致啊。”

张曼玉勾魂一笑:“萝卜花儿啊,难道还是雪莲花儿?”

大漠狂沙生死搏杀,萝卜花儿静静绽放寂寂悠远。

胡兰成《今生今世》里写那个叫步奎的,下雨天同赏玉兰花、绣球花。

边走边笑吟吟讲:“这花重重叠叠像里台,雨珠从第一层滴零零转折滚落,一层层,一级级。”

走到近郊去散步,又看着田里的萝卜真心诧异发笑:“这青青的萝卜菜,底下却长着个萝卜!”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胡兰成于小事上不亲,经点破才可异可笑。

果然觉得“那萝卜菜好像有一桩事在胸口满满的,却怕被人知道。秘密与奇迹原来可以只是这种喜悦。”

这种喜悦使人惊醒,使人想微微笑,慢慢吟,轻轻唱,使人羡慕田里扶禾整菜耙畦的农人农妇,丽日晴天,心净无念,真强似住高楼,穿绸缎,一颗心放舟江湖不靠岸。

地亩之间,平心也平眼,又强过多少强梁好汉。

田头地尾得来荣华富贵,这可真是萝卜菜籽结牡丹。

萝卜菜籽本是朴素之物,低到尘埃,一旦破土而出,又于闹腾喧杂的人世结出贵气的牡丹,这就恰如仙枝其人。

朱天文说她的文字,普通事物,简单人情,经她的笔点化,自行饱满皆成为好,处处显露其独特的光亮,有着强壮静谧的内核,不拘一格脱颖而出。

四十年前的仙枝只有二十几岁,青春最好的时光都齐聚在文章里。

那些才情在枝桠上打着滚,充沛的亦是完整的盛烈的蓬勃生长,盛放荼蘼。

这么耐看的文字,可惜仙枝只出版了两册文集,据说后来不再写作了。

我想她不会不写,只不过有了更好玩儿的,出不出版,不关她事了。

(以上文字获作者授权,来源:小满公号)

《好天气谁给题名》,仙枝 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

《萝卜菜籽结牡丹》,仙枝 著,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读者点评,11.2021

《车行天下·浮生散记》序、图及题识

老樊的这系列,这篇”车行天下”更有可读性,对非绘画圈子读者,在年轻读者中反响很好。但现在这两代人,能用符号不写文字。

这篇读来趣味浓。对于40、50、60一代,滿滿的忆旧时。画与题跋都好,是文人画传承中找不到的”法度″与寄托。

这一组是很有趣,唤起满满的回忆。

布达佩斯的蓝色狂想

看了戴耘这篇布达佩斯的蓝色狂想,禁不住有些感慨,也不能不发出由衷的赞许。作者以其丰富的阅历、扎实的人文功底和深厚的学养学识,把一个并不显耀的欧洲国家的首都描写得如此美妙,令人神往的烂漫诱惑感、萦绕于心的现代梦幻感、无以言表的历史沧桑感交织叠加,让人有一种若不到此一游实在有愧此生之憾。

作者将他所置身其中的这个城市,精妙地嵌入到了欧洲灿烂历史文化、奇特地域风貌与现代都市文明的交汇之处,从各个不同的视角作了全景式的立体透视与清晰描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形象生动的城市演化画卷。从他所勾勒这个长卷里,我们不只是看到了无所不在的多彩绚丽的蓝色烂漫、渗透宗教信仰观念的古典建筑艺术,以及自由开放的现代城市生活奇特景观,还看到了纵贯欧亚两大文明演化进程中的民族变迁与文化融合,特别是欧洲历史巨变给匈牙利民族带来的荣辱兴衰,以及欧洲天主教和新教演进的历史轨迹,还有历代皇朝更替和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更看到了匈牙利在人才培养、人文艺术、现代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也因此使我们对匈牙利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有了一种肃然起敬的尊重与敬佩。

作者所选取的每一幅图片,直观地呈现了文字表述所要展示的内容,图文并茂,充满魅力,这篇上乘佳作,给人印象深刻,令人难以忘怀。

我尊敬的师长

叶文福文字,能动人心。

任校长,确如叶文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不苟言笑、平易近人、有担当、敢作为的老教育家。因为他老人家也是我的校长,也如叶文福一样,我也受过他诸般关怀和照顾。另外,1997年,我在北师大待了一年,有幸和文福兄及年轻漂亮的嫂子下过几次小馆子,讲过邓大人提及北师大里的叶文福,讲过(将军)(火柴)等诗作的创作缘起,还朗诵了当年刚出秦城吟给妻子的诗,年轻的嫂子还于席间谱曲清唱那首凄美的歌。文福兄声泪俱下的朗吟,他妻凄婉欲绝的吟唱,和看我们不成调的击节,飘散在北京深巷小馆外夜空中,也恒留在我记忆的心底里。

看到叶文福的名字,就想起《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那时这首诗的题目成为名言警句,哪怕是生活中的小事,人们也用它约束他人,警告自己。

是那个年代的名作。

是的。在八十年代,《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无疑是掷地有声的现实主义杰作,有着引导生活、提升精神的功用,曾入选大学语文教材。

即便是今天,这首诗仍然是针砭时弊,救治私欲膨胀、特权泛滥的良药。可惜人们早已遗忘了!

盘点李泽厚

我自已就是八十年代读《美的历程》走近李泽厚的,好象是文物出版社版,当时算图片质量最好。

易的一家之言,李自己没将《历程》视作代表作。

李先生手稿修改样:

刘晓航与中国知青史研究

反应甚好。圈子里熟人,尤其知青群里借此传播开。

刘晓航是知青史研究者,最为重要的是推动者。刘是社会活动家,是各种与知青有关群体粘合剂。

前天晚上,刚刚回到武汉,便接到朋友电话,说刘晓航刚刚走了!人便惊呆了。是晓航吗?是那个滿世界行走、热情似火的晓航吗?这个噩耗竟然是真的。晓航真的离我们而去了。

与晓航相识,是在二十五年前,共同编撰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的日子里。那是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与晓航便成为挚友。晓航为人正直、坦诚、热情、侠义,是桃李滿天下的好老师,亦是充满大爱与悲悯情怀的知行合一的作家与学者。他对万里茶道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文化的研究、著述与推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成果丰硕。他的前进与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显示出理想与诗意的光辉。

今天上午,晓航的亲人挚友们为他壮行了。晓航兄,一路走好!

惊闻大江失晓航
仰天号啕泪滿衫
笔走龙蛇知青史
风吹原野板桥霜
万里茶马说古道
一腔热血祭大荒
青山踏遍含笑去
风雨过后是阳光

紫金八刀汤

这文字写的,把深圳宝安区这家《八刀汤》,硬生生写出了山西老陈醋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有味,有味!我在珠海吃过小食摊的猪肉汤:肥瘦肉顿烂,清汤,猪油花浮于汤面,滚烫翻花,油腻,汤清,原汁原味的舒爽,。客家的美食多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佳品,士多店玻璃罐中的泡酸菜,那个醇味,好得无法名状。此生还有可能,约老谭去那南蛮好地方,只快朶颐。

今日早餐吃的便是紫金八刀汤。

蒙中的书画之路

蒙中的画耐读,清新脱俗,冲淡去艳,有画家的人格在。从那山水的精气神不难体察到画者对浊世的抗拒与背离。李的评论也写得好,文风与蒙的画风颇为接近,读着舒服。

蒙中画法确实与众不同。李阳洪的评论更像散文随笔,不过写得实在,没有套话。

《民间杂碎》三则

文/ 马拉

零零碎碎写过一些小故事,最远的初稿过了二十年。整理了几个,文字和细节都做了修订,和初稿自是大不相同。这几个小故事风格和气息比较统一,放在这里,权当饭后消食。都不是什么正经东西,我却私自喜爱,难得说清理由。

【桃花】

桃花嫁给胡徒时,年方二八,正是最好的年纪,那张脸当真是艳若桃花,不晓得羡煞了多少人。胡徒能娶得桃花,不是自己本事,就他吊儿郎当的模样,除开瞎了眼的,没人肯嫁给他。要说那桃花却是个好女子,好看不说,更是温柔贤淑、知书达理。这样的女子,镇上多少人家求之不得,桃花偏偏嫁给了胡徒。为何?这都是桃花爹娘定下的孽缘。

胡徒爹妈对桃花爹妈有救命之恩。两人想来想去,没什么好报答的,就把桃花许配给了胡徒。桃花心里自然不愿意,一哭一闹,爹妈给她跪下了,说要不是胡徒爹妈,他们早没命了,哪里还有她呢?桃花要是不嫁,他们就没脸面活在这世上了。桃花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嫁了,权当是自己托错了生。桃花出嫁后,爹妈也不放心,胡徒是个什么人,大家都知道,说来是穷人家的孩子,却端了富家子弟的架子,不是个过日子的主儿。

桃花刚嫁过去几个月,胡徒图个新鲜,很是安稳了一阵子,怎么说桃花也是个大美人。过了半年,本性露出来了,吃喝嫖赌样样都来。桃花嫁给胡徒本就不情愿,这样一来,更是形容憔悴,很快残落得不像个样子。桃花一残落,胡徒更不把她当个人。平日里还好,一喝酒又打又骂。桃花都忍了。却说一日,胡徒也不晓得发了什么神经,把桃花剥了个精光当马骑。在家里耍了一会,胡徒嫌不过瘾,要骑着桃花去镇上逛。桃花自是不肯,胡徒就打。桃花把心一横,光着身子驮着胡徒出门了。镇上自是极其轰动,胡徒心满意足,回家就睡了。第二天一早醒来,却发现自己躺在血泊中,原来桃花切了手腕,口子翻得跟小孩嘴巴一样。

桃花爹妈这时方才悔了,可已经迟了。桃花一死,他们觉得欠胡徒爹妈的情分也清了,倒也心安理得。桃花一死,胡徒怕了,整日里梦见自己躺在血泊中,仿佛夜夜都有厉鬼扣门,也想起桃花的好来了。大约过了半年,胡徒出家做了和尚,镇上的人都以为胡徒不过装装样子,没料到他那和尚却当得颇有风度,女色彻底不碰了,酒肉闻都不闻。三十年后,胡徒成了远近闻名的高僧,法号“悔明”。活到七十六岁方才坐化,附近一带的信徒无不奉香哀悼。

【红蝠】

走马镇上有个读书人,众人唤作张生。张生骨骼奇清,一肚子的学问,却不肯参加科举,整日价疯疯癫癫写诗作画,日子却也过得快活。张生怎么到走马镇的,没人知道,名号也没人知道。走马镇上的人说,张乃天下大姓,就叫他“张生”算了。张生也不反对,欣然接受。张生喜喝酒,酒量却不佳,每喝必醉,醉了后纵论天下大事,评点圣贤文章,句句经典入骨,众人始知张生乃才子也。

张生住处在一间破庙,和尚早走光了,只剩下几个破烂菩萨和张生做伴。古书上都这么写,穷困书生往往流落破庙,然后刻苦攻读,终得功名。这张生虽攻读,却无意功名。日子实在穷困了,就到镇上卖些字画,自然都是上品,方圆百里大把有钱人肯买,张生这日子也还算滋润。

奇就奇在某日,张生从一个碎了的菩萨肚子里发现了一幅画,打开一看,貌似普通人家挂的中堂,画上有一个秃顶寿星老头,一头梅花鹿和一只红蝠。这画意张生明白,图的“福禄寿”的彩头。初看一眼,张生不甚在意,仔细一看,那红蝠却有些名堂。于是把那画挂在墙上,时时看上几眼。又一个夜里,张生醉后回家,却见一女子呆在屋里,见张生回来,极尽伺奉之事。这女人自是贤淑端庄,清新动人。是夜,张生和这女子缠绵悱恻,云雨数次。待到中午,张生酒醒,恍然若梦。在床上细细搜索了一番,发现了几根女人秀发,枕头上脂粉味尚未散去。张生悟到,昨晚绝非梦境,但这事来得蹊跷。

又一个夜,张生假装外出,伏在屋顶,不多久,见红蝠从画上飞出,化作一女子,正是那晚云雨的那个。张生悄然一笑,从屋顶上下来,走进屋里。那女子却也不惊不恼,脆生生道:“相公在屋顶上可舒坦?”张生笑曰:“甚好。”两人始交好。那女子告诉张生,她乃精灵,红蝠是她的化身,白日里她须回到那画上去。张生毫无怯意,待那女子如寻常女子,唤之“红蝠”。张生性情狷狂,为人处事自是不同于常人。

神仙日子过得半年后,张生和红蝠的事终还是让镇上的人知道了。皆大奇,说是要一睹为快。张生也不推脱,半夜领着众人去了屋里,红蝠见状,大惊,却强作镇定,替张生招呼了一番,直至众人散去。是夜,两人缠绵后,红蝠黯然道:“只怕和相公的缘分是到头了。”张生温言劝到:“张生此生绝不负红蝠一片情意,还望小姐放心。”两人又说了些儿女情话,就睡去了。

不料此后半月,一直不见红蝠露面,张生觉得蹊跷,仔细观察那画,却见那画沾了油污,红蝠发黑。张生大惊,怎么擦也擦不干净。急得张生连画了三张中堂,那红蝠更是画得分毫不差,奈何红蝠再也没出现。又过了半月,张生做了一梦,梦见一女子飘渺水上,白衣白裙,哀怨之至,那神情颇似红蝠。

【参仙】

走马镇北面小山坳里住着一户人家,男的打猎,女的种菜,日子过得不富裕,却也颇有几分情趣。走马镇方圆百里尽是树木,山里鲜活的野物遍山跑,按理说这男人应该每天获猎无数。不料这男的打猎却有一个规矩,小的放生,老的不打。这山里的野物也通人性,见男人来不避不闪,一双大眼水灵水灵地直看着男人,男人举枪却也不跑。男人一天只开三枪,有无猎物均是如此。

一年冬天,厚厚的雪把走马镇裹得像一床被子,男人出去打猎,只看见白茫茫的天和地,连个野物的脚迹印都看不见。男人在冰天雪地里背着猎枪走了一整天,一无所获。山林里,时不时还有几声凄寒的鸟叫,这叫声使山林显得愈加的寂静和清冷。

天慢慢黑了起来,蓝色的天空在雪光的反射下,显得有些阴森,山林里居然没有一声野物的叫唤。男人打了二十年猎,大雪天连个野物的脚印也看不见,这样的事还没有发生过。男人知道情况不正常,十年没下这么大的雪了。想起这些,男人的心里一阵阵发毛。想回家已经不可能了,男人知道如果今夜找不到一个地方住下,生一把火,不要说打猎,只怕性命也保不住。拐过一个个山脊,男人终于看见前面有一点微弱的灯光。男人把身上的猎枪整了整,这山里野物多,强人也多。这季节,深山老林除了猎户还有强人,没人会来的。

男人走近茅草屋,推了推门,里面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谁呀?”男人收了枪,答道:“打猎的,借个地儿落落脚。”门“吱呀”一声开了。男人这才看见屋里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老人脸色红润,拖着一尺多长的雪白胡子,身着灰布长衫,山中隐者模样。孩子胖胖乎乎,大冬天里却身着单衣。男人心里暗自称奇,嘴里却不言语。当夜,男人在屋里借宿。老人告诉男人,他们乃是异乡人,因冬日无事,便来山里消遣,搭一小屋居住,渴饮山泉甘露,饥食山参野物,日子倒也过的逍遥自在。老人端给男人一盆热水,几片熟肉,便自己去了,只有孩子好奇地盯着男人打量。

第二日一早,天放晴,风雪皆无,男人起身辞行。老人告知男人,自此处西行五十里有一小镇,镇上有一“长白药店”,麻烦男人回来时帮忙带点药来。说罢,从怀中掏出一片发黄小纸递给男人。男人鞠躬告辞。

次日,男人到达小镇,想起了老人的嘱咐,于是一步一步找上街来。好不容易才在一处拐角看见了一板小小的招牌,上书“长白药店”四个小字。男人走进店中,将纸条递给小二说:“抓药。”

哪知,小二一见纸条脸色大变,赶紧跑进后堂叫来老板。但见那老板骨骼清癯,颇有道家风采。老板问男人:“你这药方从哪里来?”男人一一从实道来。老板眉头紧锁,伸手到:“先生,请到后堂说话。”男人暗自思忖,这其中究竟有何因缘。

进得后堂,老板奉茶到:“此方乃吾父所创,吾父数年前已仙逝,然此方字迹却分明是吾父手迹。”于是,细问男人给方人长相,男人据实回答,老板握其手长泣:“吾父也。”老板按方抓药,嘱咐男人说:“遇吾父告知勿念。”男人辞别而归。

男人又东行五十里到达来时的那片山林,却发现哪里有什么小屋,山林空空荡荡,杳无一物。男人惊诧不已,难道是幻觉?拿出纸条却发现字字可见。在周遭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小屋。无奈之下,男人挖了坑将带来的药物埋了。

待男人回到家中,女人告诉男人,前天有一老一少前来借宿,老者白须尺余,少者身着单衣。男人大惊,问女人那老者可说了什么,女人思量半天说,老先生说得含糊,听不大明白。半月后,男人再次上山打猎,误入洞天峡口,但见满地葱绿,其中鸟语花香,不同于俗地。地中央,男人发现了两棵人参,其一大,其一小,皆有千年之色,旁有金光环绕。男人放下猎枪,跪地叩首而去。

(以上原创内容获作者授权,来源:马拉杂货铺)

吹口哨的结巴:小小说三则

文/ 叶大春

劳模老莫

老莫从当学徒起到临近退休,整整烧了四十年锅炉。他因没日没夜的厮守锅炉,前后两个老婆跟人跑了,一个女儿被人贩子拐走了,一个儿子没人管教误入邪门歪道坐了牢,但老莫因烧锅炉有功当上了省劳模,家里的奖状奖匾满壁都是,奖章奖杯摆了一橱柜。有人统计过,老莫四十年来很少休假,把节假日、加班加点累计起来,按八小时工作制计算,他已干到了2020年的活。 

这几日,风传工厂要破产,将被私营老板收购。老莫心烦意乱忧心忡忡,要不是锅炉缠身,他早就扎进工友堆里去问个子丑寅卯,也许会跟着工友去厂办公大楼和市政府门前去请愿静坐抗议示威。已有人多次撺掇老莫去闹事,把老莫当一颗重磅炸弹,但老莫心有主见头脑冷静,一来锅炉实在离不开他,锅炉一停全厂就要瘫痪,万一锅炉爆炸就会出人命;二来自己是省劳模,不能不顾身份不讲觉悟,把自己等同一般老百姓,凡事要相信政府依靠组织,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那天,多日不露面的厂长神情憔悴地路过锅炉房,递给老莫一根烟,望着老莫黑汗流水的疲惫样子,一阵酸楚歉疚,沉缓地说:老莫,从今天起,你把锅炉停烧吧,好好休息一下……厂长在香烟盒上写了几行字,递给老莫:从明天起,工厂就由公改私了,我这厂长也当到头了。这些年来我对你关心不够,欠你的人情债太多,这是我最后一次行使厂长权力,给你批一笔劳模补助费,你快去领吧!老莫颤抖地接过那张薄薄的纸片,那上面批的数额不大,却也不小,足够给他刑满归来的儿子作本钱做点小买卖的。但老莫在厂长转身而去时,就毅然将纸条扔进了炉火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厂子都要垮了,哪有脸去领劳模补助费? 

老莫将锅炉熄了火,但仍日夜厮守着锅炉,怕激怒的工友干糊涂事,将锅炉撬去换钱或砸了卖铁。大难临头人心叵测,什么鸟儿都有。果然,一天深夜,几条黑影窜到锅炉房,惊醒了老莫。老莫声色俱厉:你们要干什么?黑影说:没你的事,放聪明点,只管蒙头睡觉!要不把你假装绑上也行!老莫怒吼:你们休想打锅炉的鬼主意!我与锅炉厮守这么多年,看得比我的老伴还要亲,你们要砸它,我就砸你们,别怪我不客气!老莫怒擎一只大锤,硬是吓跑了那几条黑影。 

新厂长上任后,不知怎的知道了老莫保护锅炉的事迹,重金奖励了老莫。老莫拿那笔钱,救济了那些被除名、下岗、生病的工友,其中就有要砸锅炉的人。老莫还是像过去那样烧锅炉,还是那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只是想到过去是为国家作贡献,现在却是在给私营老板卖命,心里酸溜溜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尽管工资奖金比过去吃大锅饭时还拿得多,福利待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老莫心头上仍笼罩着一层说不清道不白的阴影。老莫心事重重时,就独自嗟叹,对着老伙计锅炉嘀咕,有时还啜泣起来,流出老泪。 

一天傍晚,新厂长踌蹰满志地踱步经过锅炉房时,看到老莫一身煤灰、满头大汗的样子,惊讶地问:你怎么不穿工装不戴口罩手套?怎么不领台电风扇?老莫嘿嘿笑了:大老粗哪那么娇贵?烧锅炉的还穷讲究什么?几十年就这么过来的,习惯了!新厂长说:不行!新厂新规矩,劳保得达标,锅炉房不能拖后腿,明天我看见你赤膊露脸地干活,就停你的工扣你的奖金!老莫瞠目结舌。新厂长又问:几人烧锅炉?老莫答:就我一人。新厂长一愣:明天我派两个人来。老莫直晃手:别派人来,我一人侍候锅炉就行了,这么多年都是我一人烧锅炉……新厂长愠怒地说:乱弹琴!长年累月加班加点,没节假日,这是严重违反劳动法的,你想让我吃官司栽大跟头呀?老莫心头一震,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穷人的良心

那天黄昏,瘸子鞋匠冯三收摊时,亲眼目睹了小巷口一幕车祸: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将一位老大娘撞倒在地,那男人见势不妙,仓皇逃逸。冯三没看清那男人的脸,他戴着头盔。冯三也没看清车牌号码,当时天色朦胧,加上他老眼昏花。交警闻讯赶来勘查肇事现场寻找目击者,自然要询问冯三。 

冯三没什么可说的。交警以为冯三怕惹麻烦遭报复,就给他壮胆:你别怕,我们会给你保密的!冯三仍然说不出什么,甚至连肇事逃逸者长什么身材、穿什么衣服、开什么摩托车,也说不出来,当时他吓傻了,脑袋一片空白。交警苦口婆心劝说半天,仍没问出什么,急了,沉下脸吓唬冯三:你要包庇罪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冯三指天赌咒:我要知道了不说,天杀雷劈!你知道我这腿怎么瘸的?也是车祸害的,肇事者也跑了,我能包庇这号没良心的人吗? 

第二天早晨,瘸子鞋匠冯三一出摊,一位明眸皓齿的姑娘提着一双旧皮鞋来修鞋。姑娘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冯三惊讶地问:姑娘,你有什么心事吗?姑娘顿时泪水婆娑,啜泣道:我是来求你帮忙的……冯三一愣:帮什么忙?你说,只要我能帮得上的!姑娘嗫嚅:昨天黄昏这儿发生一桩车祸,我奶奶被撞成了植物人。你一定亲眼看见了那个肇事逃逸的家伙吧?冯三喟叹:唉!姑娘,我帮不了你这忙呀!都怪大叔老眼昏花,又吓傻了,什么也没看清,昨晚交警来问过我了,我要知道早跟交警说了……姑娘怏怏而去。 

不一会儿,一位烫卷发戴墨镜的小伙子,来到冯三的鞋摊前,坐在小凳上脱下皮鞋。冯三一看皮鞋完好,感到蹊跷:你这鞋好端端的,修什么?小伙子说:这鬼皮鞋夹脚,请你帮忙改成凉鞋吧!冯三边改鞋边嘟哝:真不忍心动手,糟蹋一双好皮鞋哟!小伙子抢白道:我不心疼你心疼什么?改好了,我给你双倍价钱!过了一会儿,小伙子漫不经心地问:听说昨天黄昏这里发生了一桩车祸,你看见了吗?冯三点头:我看见了。小伙子凑近冯三低声追问:你看清那人那车了?冯三一惊,脑子里绷紧了一根弦,警觉地反问:你问这干嘛?小伙子掩饰道:哦,随便问问。听说肇事者跑了,这种人抓住真该枪毙!冯三瓮声瓮气地说:恶有恶报,他逃脱不了惩罚的!小伙子脸色沉郁,眼神惊惶。 

第二天早晨,那姑娘又来找冯三修鞋了。冯三知道她的真实来意,说:姑娘,我真的没法帮你。姑娘叹息道:唉!我知道大叔是好人,只是怕坏人报复,我理解大叔的难处。我跟你打个商量,你给我说出那家伙那车号,我给你一大笔钱去做其它生意,或给你一套房子,你搬到那里摆鞋摊,这样就不怕坏人报复了,你看行吗?冯三苦笑:姑娘,要是别人这么说,我会骂她侮辱我的人格的,我知道你寻仇心切,就原谅你。你要记住:穷人没什么东西值钱,只有良心值钱!你要相信大叔的良心!姑娘凝望着瘸子鞋匠,肃然起敬。 

接踵而来的是那小伙子。冯三戏谑道:今天是不是把凉鞋改拖鞋呀?小伙子惊诧:你真神呀,咋猜出来的?冯三唬他:我当过算命先生,现在改邪归正了。小伙子说:你给我算算命吧?冯三煞有介事地凝视着他的脸良久,喟叹道:唉!不好说。小伙子忐忑不安:照直说。冯三说:最近你要大祸临头呀!小伙子觳觫地问:你老指点迷津,怎么禳解?冯三诡谲一笑:你应该明白怎么办嘛!小伙子脸色煞白,浑身颤抖:我明白,我马上给你去拿钱,你要多少?只求你别说出我来……冯三睥睨着他说:笑话!你以为钱能摆平一切么?能收买穷人的良心么?实话告诉你,我为什么没告诉警察,就是等你良心发现后去自首! 

小伙子果然去自首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冯三是诈出他的。冯三没收一分钱的酬金,但得到了最高的奖赏——大家的口碑:这瘸老头穷得只剩下良心了!

吹口哨的结巴

结巴叫什么名字,乌衣巷的人大都不知道,或过去知道后来忘了。满巷里的人都喊他结巴,结巴也不恼不怨,满不在意地答应着。结巴并没有因为结巴而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也没有因为结巴而封闭自己不与人们交往。结巴喜欢串门聊天,只不过聊起天来重叠词半截话太多,像一挺老卡壳老臭火的机关枪;结巴喜欢讲故事说笑话,往往结巴得嘴唇乌紫眼珠直翻,脸上的肌肉痉挛,脖上的青筋虬突,他的故事笑话经常一开头就惹起哄笑,不是内容精彩,而是结巴滑稽逗笑。结巴端碗就吃,上床就睡,憨实坦荡,无忧无愁,乌衣巷里出名的乐天派。

 别看结巴说话不利索,可挺会吹口哨。结巴读小学时就学会了吹口哨,那时吹口哨与穿牛仔裤戴蛤蟆镜烫卷发一样还属于“流氓阿飞习气”,他为此不知挨过老师和父母的多少批评打骂。上中学后,学校不再禁止吹口哨了,而且在联欢会上准许口哨表演,结巴吹口哨吹来好多奖状奖品,还吹动了一位女生的芳心。那位女生伶牙俐齿,怎么会看上结巴呢?人们百思不解。直到她当了结巴的老婆,人们才从结巴嘴里打听到她的怪论:男人嘴笨心好,结巴更好,免得吵架怄气!据说,她是被她爹妈三天两头吵架吵伤了心。结巴不跟她吵架,结巴口吃起来惹她开心,结巴吹口哨更叫她心旷神怡,嫁给结巴不吃亏,是福气。

老婆唯一对结巴不满的是,他不该挑错工种。当年招工时,商店营业员和工厂锅炉工由他挑。他想,站柜台要说话,结巴不得,烧锅炉不用说话,还可吹口哨,就挑了烧锅炉。谁知几年后工厂就倒闭了,结巴为养家糊口,只好买了辆三轮车,在陶瓷建材城和蔬菜批发市场揽活干。结巴人缘好,又因为口吃和吹口哨给人印象深,雇主都喜欢找他拉活。 

一次,结巴拉三轮车闯了红灯,被交警逮住了。谁知交警也是个结巴,训斥他时结结巴巴的。结巴傻眼了,想开口求情吧,又怕交警闹误会,以为故意学他结巴羞辱他,只好装哑巴哇哇乱叫。交警哭笑不得:哑巴怎么能拉三轮车呢?乱弹琴!就把结巴的三轮车扣下了。结巴无奈,只好尾追着交警哀求。交警更恼火了:你、你什么态态态度?刚才装装装哑巴,现在又学学学我结巴……我决不轻饶饶饶你!后来,一些好心的雇主去找交警说情解释,交警才原谅了结巴,退还了他的三轮车。不打不相识,两个结巴成了好朋友。没事时,交警教结巴打指挥交通的手势,结巴则教交警吹口哨,其乐悠悠,其情融融。 

后来,结巴蹬三轮车拉货时,被一辆醉鬼开的轿车撞残了双腿,只能拄着双拐到乌衣巷口摆修鞋摊。结巴修鞋时照样吹口哨,照样结结巴巴地与顾客闲聊,讲笑话故事,当小丑逗大家开心。 

一位暴富却不快乐的大款被结巴的谈笑声和口哨声感染了,驻足好奇地问:我就搞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快乐?你有什么秘诀吗?

结巴一怔,沉吟片刻,说:我这人总往、往好处想,比如我结巴,我就想幸亏我、我不是哑巴;我个子矮,我就想幸亏我不、不是侏儒;我下岗了,我就想幸亏我能找找找到工作养家糊口;我出了车祸被撞残了双腿,我就想幸亏没夺夺夺走我的生命;我老婆动手术切除三分之二胃,我安慰她幸亏没没没得胃癌;我儿子在学校踢踢踢足球把门牙摔掉了一颗,我劝儿子莫伤心,幸亏没摔掉满满满口的牙齿……我不知道这这这算不算快乐秘诀?

大款恍然大悟若有所思,蹀躞出老远,还能听见修鞋摊上的结巴在吹悠扬动听的口哨……

一天早晨,乌衣巷人惊讶地发现每天准时出摊风雨无阻的结巴鞋匠没有来出摊,是病了,家里出事了,还是挪位置了,改行了?正在七嘴八舌地猜测时,结巴拄着拐杖来了,在他修鞋摊位旁的墙壁上贴了一张告示:尊敬的顾客,因本人要参加全省口哨艺术大赛,暂停修鞋三天,敬请谅解!

《车行天下·浮生散记》序、图及题识

樊枫

作画如作诗,需“有感而发”,“感”有来自阅读,也有来自观察与感悟。因同样有感于对生活的观察写照,唐代韩滉画了《五牛图卷》,北宋李公麟画了《五马图卷》。我想在他们之前,很少有画家对此作专题写照。画家一旦决定画此“专题”,就必须拿出画它的一套办法来,因此在中国画技法中就有了各种“法度”。就山水画而言就有:山(肌理)皴法、树杆树叶法、水法、云法等。无疑韩滉、李公麟等创造了画“牛法”与“马法”。按此逻辑早年我就想在中国画创作领域开启画“都市景观法”,今天我又试想画出一组“当代车法”来。既然有艺术创新,显然就有创新立法,当然我要求画出来的“画”还要符合传统中国画的审美趣味。

画什么?怎么画?是我伏案提笔前的困惑!画自己的所思、所见、所感,用笔用墨去传意、传形、传神、传趣。若能做到想到什么物象,就能表达其笔墨意趣,可能这就是中国画创作要求具备能力与条件的基础。

我儿时的最爱就是玩车画车。因母亲常年忙于演艺工作,无暇顾及膝下家幼,于是每次从外地演出回来带给我的惊喜就是各类玩具车。父亲每次骑自行车载我去幼儿园,我会在路上观察公交电车形象结构中的每个细节,然后经默忆将此画出来。今天回顾起来,这是车给予我童年的记忆与时代感受。

之所以命题“车行天下·浮生散记”,是感觉到车与人一样,都是世间“过客”,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间的弃物。与人类生活联系得最紧密的无非也就是建筑与交通工具,但不得不说除建筑之外,车是唯一最能体现社会时代的外表特征了。

车的外表特征与款式,充分体现着时代背景与社会变迁史,穿越于鲜活的人文故事记忆中,车随人活,人与车既同生于浮世,往往最终还是车先谢世于人,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我个人认为:中国画在艺术形式和图式技术处理上,最好留有足够的“传神空间”,保留“写其形,传其神”的传统理论,只有紧紧抓住了“神”才能真正弘扬中国的艺术文化,显示其精神灵魂与魅力所在。

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一
纸本水墨
45×48cm
2021年

题识: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一。自人类历史有车用车以来,车就可谓人类文明发展史各个时代的标识与象征,车的款式代表了时代记忆。我凭借着记忆在画这些车,寻找并寻味着我曾有过的岁月。辛丑夏,樊枫题记。

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二
纸本水墨
45×48cm
2021年

题识: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二。依稀记得印象中家人第一次带我乘坐公交车七路,就是这款嘎斯所改造版,一九六二年行驶在汉口大智路中山大道至民生路江汉关轮船客运码头。我在父母家人的带领下常乘七路车到此接送客人上下船。最记忆深刻的是乘车来此随母亲去大上海。辛丑夏,樊枫。

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五
纸本水墨
45×48cm
2021年

题识: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五。捷克带拖车长挂公交,我在懂事起就知道这是一路公交。由汉口三阳路至古田一路,行驶穿梭于中山大道至解放大道。小时候最开心的是乘上它与大人去汉口中山公园。后来自己成为大人了,依然就乘它带着晚辈与孩子去游玩,直至八十年代末此车型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辛丑夏,樊枫记。

樊枫收藏的公交车模型
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六
纸本水墨
45×48cm
2021年

题识: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六。一九六零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就开通了第一路链接武汉三镇的电车。起点是汉口六渡桥,终点是武昌水果湖。每当春节期间,父母带着我们全家到住在武昌司门口的四叔家去时就乘这路电车。辛丑夏,樊枫记。

八十年代行驶在长江大桥上的电车(图片来源于网络)
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七
纸本水墨
45×48cm
2021年

题识: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七。父亲每天用自行车推着我去一元路幼儿园,途经汉口中山大道。这款带挂的二路电车我在儿童时就能把它的外型背得滚瓜烂熟了,五岁时就能通过默记画出来。还记得文革中我和同学等小伙伴为了蹭车座玩耍甘当志愿者,在电车上向乘客朗读《毛主席语录》。进入八十年代后,此款车消失。辛丑夏,樊枫记。

樊枫收藏的辫子电车模型
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九
纸本水墨
45×48cm
2021年

题识: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九。这款公交车在武汉运营时间占据了整个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后,才逐步消失。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由汉口赵家条开往汉阳钟家村的二十四路车是我乘坐得最多的。故得此记忆也。辛丑夏至,樊枫题。

樊枫收藏的公交车模型
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十八
纸本水墨
45×48cm
2021年

题识: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十八。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发展,公交车也脱掉了陈旧的红色外套,将旧貌更新。大城市将过去的单列晋级成铰链式公交车箱。从而大大提高了城市公共交通效益,拥挤现象得到了改善。辛丑夏,樊枫记。

八十年代行驶在路上的公交车(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品解读

车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各个时代的标识与象征,车的款式代表了时代记忆。公交是现代城市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公交车的款式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也是城市发展、社会变迁的重要物证。樊枫凭借记忆画了从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几款经典公交车,不仅是展示城市交通的发展变迁,其中也饱含个人的成长经历与体会,从个体的经验出发思考社会与人生。

(以上内容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获作者授权)

布达佩斯的蓝色狂想

/ 戴耘

引子

假如当年流亡纽约的巴托克为他的家乡布达佩斯作一部像格什温《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1924年)那样的音乐作品,那会怎样。巴托克和格什温是同时代人,都活跃于20世纪早期的音乐界,但两人在纽约是否有交集不得而知。巴托克的匈牙利老乡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取材于匈牙利民间音乐,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显然写的是纽约市,这首曲子弥漫着纽约的气息和噪音。单簧管不断爬升的呼号把人们从梦乡唤醒,眼前突然是一派纽约世象:清晨的车水马龙,纷杂喧嚣中夹杂着都市浪漫。格什温说他这部曲子的灵感来自火车的铿锵节奏,那么,巴托克的布达佩斯“狂想”的灵感,应该来自多瑙河的湛蓝: 阳光下,多瑙河的蓝色瑰丽而温润,布达佩斯正好被多瑙河切成了两块,一边是山地,叫布达,城堡矗立,傲视江湖。另一边平展开阔,叫佩斯,繁华喧嚣如纽约,雅致端庄如维也纳。2021年10月初,我的旅程就这样开始。

帝国气息

坐飞机辗转芝加哥、慕尼黑,历时十七小时,终于在下午五点准时到达布达佩斯。未出发前一直担心只有疫苗接种证明未做病毒检测会否节外生枝,结果意外顺利(除了飞机误点差点没搭上芝加哥往慕尼黑的航班),一路绿灯。走出飞机,进入桥廊就看到有人举着有我姓名的牌子,接机的是位机场人员,她一路用工卡打开内部通道,直达贵宾室。贵宾室的接待人员说接你进城的车很快就到,在沙发上稍事休息,然后她问你要喝什么,茶、咖啡、果汁、矿泉水?奇怪,除了机场人员,并无会议组织者派义工过来接机。看来各个职能部门都有协调和默契。是否是因为我受政府邀请,享受这般待遇?很快,有机场人员过来,说戴教授你的车到了。开车的是个年轻司机,开的是大奔,车上的GPS宽屏非常抢眼,着实美观,硬是让我这乡下人看傻了眼。出了布达佩斯的机场,道路相对陈旧,没有中国那种漂亮的一路鲜花的机场迎宾大道。二十分钟左右,车就进了市中心。从下飞机到宾馆入住,整个过程简直是无缝衔接,没有半点疏漏,我暗忖这是否是帝国的“礼数” 。飞机来回商务舱,五星级酒店,会议期间有指定司机日夜守候吩咐,让我受宠若惊。

布达城堡的夜景  
白天从佩斯眺望多瑙河对岸的布达城堡

在宾馆楼下吃完晚饭,我来到多瑙河边散步,宾馆离滨江很近。天色已暗,眺望对岸布达,山坡上灯光烘托下的“布达城堡“特别显眼。昔日的匈牙利国王,是否也是从那儿俯视对岸“佩斯”的芸芸众生?这座城市,曾经与维也纳争艳,曾经被称为欧洲的“小巴黎”,曾经在多瑙河边造出一座叹为观止的议会大厦与伦敦泰晤士河边上那老牌帝国大厦一决高下。多瑙河两岸的布达与佩斯,晚上梦幻,白天大气。

好一个珠联璧合的布达与佩斯!

从“渔人堡”山坡上看对岸的议会大厦
晚上游船上看灯光下炫目的议会大厦

                         

温泉浴场

布达佩斯和纽约有6个小时的时差,顾不上困倦,一早起床去ELTE大学旁听希尔薇娅上午8:30的研究生课,希望能见见匈牙利的学生。我这次到匈牙利参会,得到希尔薇娅推荐,也得到另一位匈牙利同事、朋友琪拉的力挺;琪拉是我2014年在印度认识的,在新德里逛大卖场,去泰姬陵,飞加尔各答,我们一路人吃住在一起,都可以称兄道弟了。

希尔薇娅和笔者
城市公园入口的巴洛克宫殿建筑,现为农业博物馆。

希尔薇娅则是新朋友,在匈牙利人中算个瘦高个,穿着讲究,谈吐间总带着charming的微笑;三个孩子的妈妈了,依然显得年轻干练。希尔薇娅说,从学校两三站路,就到了英雄广场。于是我课后一个人步行沿着昂德拉西大道径直走向英雄广场,沿途是使馆区,看到了土耳其和俄罗斯的使馆。英雄广场位于这条大道的尽头,广场上很气派的弧形廊柱,镶嵌着浮雕,上方是一组雕像群,讲述着匈牙利历史和传说中的英雄。城市公园就在英雄广场的背面,一片巨大绿地,右前方是历史留下的城堡和宫殿建筑,现在是农业博物馆,建筑前有一个硕大的溜冰场,工人们正在清洗整修,为来年冬天做准备。

我漫无目标地闲逛,发现左侧远方出现一个宫殿般的建筑,不禁好奇,前往查看。走入正厅,里面有人排队。我问是不是购买参观券,回答说是洗澡。宫殿里洗澡?我这才恍然大悟:这就是布达佩斯最有名的西切尼温泉浴场(Szechenyi Thermal Baths)。

西切尼温泉浴场建筑立面
西切尼浴场正厅

可能是罗马人开了公共浴场的先河,可供洁身休闲社交,但罗马浴场肯定不如这座巴洛克风格的浴场豪华气派。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曾经在统治匈牙利(1541-1699)期间修过浴场,布达一边就有土耳其浴场(hammam)。西切尼大浴场建成于奥匈帝国后期1913年, 布达一边的另一个浴场Gellert始建于1912年。可见布达佩斯温泉浴场更多为奥匈帝国时期的盛世象征,巴洛克的豪华装饰可视为一种帝国盛装,而非土耳其伊斯兰文化的一部分。

同为巴洛克风格的位于布达的Gellert浴场,是布达的地标建筑

因为丰富的温泉资源,今天的布达佩斯成为欧洲水疗之都(Spa Capital of Europe),浴场提供各种类型的水疗服务。温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有利于血液循环,缓解关节炎,舒缓压力。我买了票进浴场一探究竟。只见里面除了像我这样猎奇而来的游客,主要还是当地人到此休闲,其中老人居多。退休老人来浴场,就像中国老夫提着鸟笼在公园溜达,或中国大妈跳广场舞一样吧。花二十美元,他们会在浴场呆上一天,下棋,晒太阳,聊天,泡温泉,游泳。当然,也有年轻人,还有拖儿带女的。十月的天气,浴场热气蒸腾、毫无寒意。西切尼浴场的露天部分分成三块,场面热闹(下图),室内则有十五个浴池,稍为私密。

西切尼温泉浴场的露天浴场
 老人在露天浴池里下国际象棋

浴场是个平等无差别世界,男男女女,一律小裤头,比基尼,从大腹便便的老男人,到线条毕露的妙龄女郎,悉数展示,无所畏惧;雕梁画栋的豪华巴洛克建筑与各色下里巴人的闲散、慵懒、消遣相得益彰。老头们找到棋友、牌友摆开阵势,姑娘们更多地在躺椅上晒日光浴,倒也各行其是、自得其乐。而水池中央的裸女(雕塑)则高高矗立,永不疲倦地喷出热腾腾的泉水。

一个年轻母亲带着个两岁小女孩在我面前走过,她干脆让小女孩光着屁股走东走西,在美国一定会大惊小怪,在这里波澜不惊。如此巨大公共场所,所有人脱得所剩无几,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容易被侵犯隐私。我一开始就琢磨这里会不会禁止拍照。左右观察,发现很多人用手机在拍照,而且随便拍、到处拍,大家并不在意。美国人对“侵犯隐私“极其敏感,保护措施层层叠叠,一方面是防患于未然,但也是因为美国人强烈的“领地”意识,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比欧洲国家尤甚。欧洲人口密度大,大家一起惯了,没那么讲究。美国地方大,美国人喜欢独处,最好自己的房子周边全是树林,看不见邻居;宁愿自己开几小时车,也不愿坐更加舒服省时的公交。个人的Territory意识和公共浴场文化本身就不相容,这里该竖个牌子,曰:

你怕见光死,就别来大浴场。

来了大浴场,你就别臭讲究。

天上人间

我2015年秋曾跟旅游团到过布达佩斯,可是那天天色渐晚,而且大雨瓢泼。记得所有人都在“渔人堡”躲雨,广场上的马加什教堂在昏暗中只是一个模糊影像。这次到布达城堡,阳光灿烂,马加什教堂露出真容:一个雕琢精细、十分抢眼的哥特式建筑。时光倒转八百年,多瑙河上匈牙利渔民建起了渔人堡,一个中世纪抵御异族侵犯抢掠的壁垒。1255年建成的马加什教堂则提供了当时百姓精神上的寄托。这是中世纪的天上和人间。

   布达山坡上的“渔人堡”
“渔人堡”广场上靓丽的马加什教堂

把天上人间合为一体(政教合一)的是“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它的背后是来自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我2015年居住过的德国纽伦堡和附近雷根堡就是这个中世纪欧洲霸主的重要栖息地(说“栖息地”,是因为它并无像梵蒂冈那样的固定居所)。自诩“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既不“神圣”也和“罗马”没有什么干系,但几乎把整个欧洲纳入麾下,直到宗教改革后才逐渐衰落,定居奥地利。匈牙利在1918年前的历史,始终笼罩在这个王朝的阴影之下。

在伊丽莎白大桥佩斯一侧,你能见到布达佩斯最老的教堂(Inner City Parish Church in Pest),建于1046年,是匈牙利国父圣斯蒂芬(Istvan)从罗马教皇那儿获得授权公元1000年正式建国不久的工程。开始是比较简朴的罗马风格教堂,14世纪由两任匈牙利国王改建成哥特式建筑。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十六七世纪)改建为清真寺,1739年重建为巴洛克风格教堂。

布达佩斯老教堂
  裴多菲广场的东正教教堂
Ferenc Deák广场的路德教堂

由于匈牙利周边全是斯拉夫人地盘,十八世纪开始斯拉夫人把东正教带入布达佩斯,现在的裴多菲广场边上,就有一个由俄罗斯主教会认证的东正教教堂,1791年建成开放。而在我居住的宾馆附近最热闹的商业区Ferenc Deák广场旁,有稍后不久(1808)建成的路德教堂,供信奉新教的匈牙利人使用,哈布斯堡王朝吸引了德国人移居匈牙利,德国人又把新教带到了匈牙利。天上的事(灵魂得救)全是人间的事(人口迁徙)。

最值得细说的是布达佩斯众多的犹太教堂(Synagogues)。到了十九世纪晚期,犹太人占布达佩斯人口近四分之一强。在老犹太区(The Jewish Quarter)游走了一圈,我感叹当年犹太人积累的财富,狭窄的街道两侧,全是巴黎伦敦那样的十八十九世纪花岗岩高层建筑(类似英国人在上海外滩留下的建筑)。多哈尼大街上有欧洲最大的犹太教堂, 1859年建成开放。 犹太人的兴旺不仅让布达佩斯商业兴旺,还直接为布达佩斯带来了科学艺术的兴盛。犹太人为什么厉害,没有人说得清。但密码可能就在犹太教里。

我刚到布达佩斯,就向希尔薇娅询问Peter Csermely,也期待和Peter见面。希尔薇娅说他已经离开学术圈和教育项目,全心专研路德神学。我大为吃惊,Peter皈依宗教了?我2011年在上海华东师大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和Peter第一次见面,2015年在纽伦堡人才会议上再次见面,也有了更多交谈。Peter是匈牙利有成就的生化教授,上世纪九十年代转向科学教育,他曾任欧洲人才培养协会(ECHA)主席,是匈牙利乃至整个欧洲的“人才支持网络”计划的主要推手。Peter现在转而研究路德神学。可能是他个人变故,也可能是疫情中获得的“神启”,如同中国也有“成功人士”最后遁入空门。

Peter皈依的是路德新教,而不是天主教,有情可原。新教的本质,就是通过内心审视和觉悟(而不是教会)抵达真理、得到救赎。所以新教是西方个人主义起源,也是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源头(按韦伯的说法,新教伦理与欧洲资本主义崛起直接相关)。相比之下,天主教注重宗教仪式,强调教会给芸芸众生带来的希望,让教会和神父成为连接天上人间的唯一通道。在西方绘画中,拉斐尔的圣母之爱抚慰人心,符合天主教的意图。而新教所突出的基督形象,要么是仰望天际的愁苦病容,要么是十字架上的受难惨状,唤起的是“原罪意识“。所以新教崛起后,许多天主教堂的奢华装饰,花哨雕塑被新教徒拆除,代之以极其简朴而肃穆(austere)的教堂环境,意在回到内心和自我求索,更符合Peter这样的知识份子的内心需求吧。Peter和我年龄差不多,我佩服他到了这个岁数还愿意重新来过,沿着马丁路德指引的心路去寻求救赎,如同有很多中国仁人志士也追随过王阳明指引的心路。不同处在于,中国人没有原罪感,也就没有“救赎“一说。即是说,中国文化只有“人间”的修行,没有“天上”的永恒。

其实,自文艺复兴以往,城市的崛起,市民(中产)阶层的涌现,人文学的兴盛,靠仰望上苍求得心灵慰籍,因此生艰辛而求来生极乐,已经不是主流。虽然巴赫年代的管风琴依然高悬于教堂醒目之处,虽然圣母和圣经故事依然是教堂的主题,虽然教堂里依然回响着布鲁克纳或马勒的音乐。教会功能已经悄然变化,文艺复兴风格的教堂翩然而至。

布达佩斯最大的教堂,圣斯蒂芬大教堂(St. Stephen’s Basilica)于奥匈帝国成立之际开建,历时半个世纪,1905年建成开放,让我想起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同为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穹顶取代了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尖顶,给信众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把信众的注意引向“此在”,而不是通过林立高窗折射的眩目阳光唤起众生对天堂的冀希;回廊呈现的圣经场景,也试图建立更为感同身受的人间共情,而不是对圣徒的仰视、敬畏、和距离;教堂的平面,不再是狭长刻板的十字架,而是宽敞温馨的空间;温润的材质(如大理石)和棕色贴面取代了瘦骨嶙峋的苍白石料骨架。总之,文艺复兴风格的天主教堂把天堂人间化了。它代表一种新的审美趣味。

 圣斯蒂芬大教堂 (正前方)
 大教堂的内景

在这所教堂,我听了一场管风琴音乐会,以赞颂圣母乐曲为主,德奥音乐家作品为主,莫扎特,李斯特,舒曼,舒伯特的乐曲或歌曲轮番登场,以管风琴背景伴奏,主演配置为男高、女高、小提琴、小号,以及四者的各种轮流搭配。我第一次在现场听到小号声在教堂中的回旋,非常Soulful,灵魂骤然出窍。可以想象当年管风琴的回声,穹顶上天使的飞舞,唱诗班孩子们的纯净歌声,这一切给在场信众的慰籍、喜乐、感恩和心灵洗涤。

花样年华

中午,下起了雨。布达佩斯下雨时,我能感到像上海那样的阴湿。

我打着伞,来到“纽约咖啡馆”,这幢名为“纽约宫殿”(The New York Palace)的巴洛克建筑(见左下),实为一家豪华酒店,1894年开张,“纽约咖啡馆”(New York Café)是附属于它的一个餐厅。当年布达佩斯的富豪名媛常在这里聚会。这里的装饰让我想起维也纳,奢华而典雅。我问领位能否就坐Balcony,在上面能俯视整个餐厅。因为二楼不开放,终于未能如愿。

“纽约宫殿“外立面 
“纽约咖啡馆”底层餐厅

我要了杯掺果子酒Palinka的匈牙利巧克力饮料,味道很好,巧克力酒香,不腻。我座位的边上坐了一对情侣,我跟他们搭话。女孩是西班牙人,小伙子是乌克兰人 ,在布达佩斯约会,颇为浪漫,尤其是在如此富丽堂皇的餐厅,而且带着纽约的时尚气息,再合适不过。不经意的,现场的钢琴手悠悠弹出了《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像是给情侣们助兴,但也给我这样的来客带来怀旧的思绪(在大学毕业的演出晚会上,我们毕业班曾经演唱过这首歌)。看来这首俄罗斯名曲也是匈牙利人耳熟能详的一首曲子。

富丽堂皇的纽约咖啡馆
Hungarian Chocolate with Palinka

布达佩斯的繁华和时尚,都应该追溯到1867年。采取务实外交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 “奥皇“佛朗斯约瑟夫结束了奥匈数十年冲突的困扰(即匈牙利独立运动),达成“奥匈妥协”。奥匈帝国(1867-1918)延续了半个世纪,使布达佩斯华丽变身为一个气派的大都市。议会大厦沿河而建,参照的是当时的大英帝国。紧随维也纳1869年建成的国家歌剧院,匈牙利1884年建成布达佩斯皇家歌剧院(下图)。匈牙利追求时尚,一点不含糊。四年后,1888年,古斯塔夫马勒应聘担任布达佩斯皇家歌剧院担任艺术总监兼指挥。德国作曲家布拉姆斯还在布达佩斯看了马勒指挥的莫扎特歌剧《唐乔瓦尼》并给予好评。布达佩斯的音乐殿堂已经不乏各路大神,可见当时的布达佩斯已经是欧洲的一颗明珠。

布达佩斯国家歌剧院,建于1884年

在布达佩斯,我三次走上1964年建成的伊丽莎白大桥,多瑙河两岸的布达和佩斯尽收眼底。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悬索(斜拉)桥之一,跨越多瑙河,连接布达和佩斯。匈牙利人民用这座大桥纪念伊丽莎白,当年的匈牙利王后。中国读者可能不知道这伊丽莎白何许人也,可是说到茜茜公主,中国人家喻户晓。

茜茜公主在我那一代人是一种特殊的记忆。1955年由罗密施奈德与卡尔海因茨伯姆合演的电影《茜茜公主》,1988年经上海译制片厂翻译在中国上映(丁建华配音茜茜公主),轰动一时,茜茜公主的甜美形象迷倒了许多中国人。茜茜公主出生于巴伐利亚(今德国南部)贵族家庭,十六岁就嫁给了刚才提到的“奥皇“约瑟夫(他当时24岁,没有电影里的卡尔海因茨那么帅)。我还记得电影里茜茜公主的父亲的随意做派(喝啤酒、啃猪腿)引起奥地利王太后(约瑟夫德母亲)的反感。也记得她婆婆(约瑟夫母亲)不近人情地剥夺茜茜公主亲自抚养孩子的愿望,让喜喜公主深陷抑郁。现实中的伊丽莎白王后和演员罗密的甜美不同,更为冷艳。

罗密施耐德饰演的《茜茜公主》
  伊丽莎白 1867年加冕“匈牙利王后”时的照片

布达佩斯的变身,并非十九世纪欧洲繁华的复制。匈牙利民族在奥匈帝国时期收获的不仅是繁华,而且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我与匈牙利人的接触中,惊讶于他们对自己民族语言的执念和珍惜。一个民族的根在于它的语言。匈牙利民族并没有奥地利的强势地位而逐渐被德语同化。相反,他们坚持在义务教育中用匈牙利语教学。匈牙利人用民族语言写自己的诗歌小说戏剧,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裴多菲,还有功勋诗人Arany。马勒在布达佩斯期间,也碰到匈牙利对音乐民族化(“马扎尔化“)的坚持,与他自己对德奥音乐文化的偏爱产生紧张。在布达城堡的美术馆,我浏览了十九世纪匈牙利绘画,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匈牙利人用艺术表达他们民族的精气神。那些肖像画,传达了匈牙利人的独立和尊严。

民族之殇

在美国时,就定了“恐怖屋“(House of Terror)是这次布达佩斯之行的必访之地。第一天到希尔薇娅的学校听课,发现”恐怖屋“就在附近昂德拉西大街60号那栋楼。第二天虽然下起了小雨,还是一早就坐同一路地铁前往,结果早了,十点开门。这是一幢四层大楼,曾经是纳粹指挥部和冷战期间由苏联控制的匈牙利秘密警察所在地。 这里陈列的是纳粹德国时期和二战后苏联时期匈牙利人经历的恶梦般的岁月。

1914年,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人刺杀,引起奥俄矛盾,进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旷日持久、伤亡惨重的四年战争,最后成为战败国。奥匈帝国最终瓦解,哈布斯堡王朝由此终结(1918年)。更重要的,1920年匈牙利在法国签下“城下之盟”:特利阿农条约(the Treaty of Trianon)。匈牙利因此损失国土三分之二,大量匈牙利裔人流落为他国少数族裔。经济陷于崩溃。

二次世界大战,匈牙利自然又和德国结盟。和德国人对一战战败的屈辱经历(“凡尔赛条约”)耿耿于怀一样,匈牙利也想以纳粹德国做靠山要回那些一战后失去的领土。结果适得其反,二战战败后的”巴黎和约“,使匈牙利的国土比“特利阿农条约”划定的又小了一圈。匈牙利与德意联盟,不仅二战中给犹太裔匈牙利造成巨大伤害,而且战后作为战败国,受到苏联的数十年的铁幕统治。战后二十多万居住匈牙利的德国人被驱逐出境。

呜呼,成也奥匈,败也奥匈!

“恐怖屋“里陈列的历史文件和物品,主要是两件事,一是纳粹德国期间对匈牙利犹太人的暴行。最初是犹太人被赶出布达佩斯,后来干脆当作苦力使唤,1944年,二战侩子手阿道夫艾希曼亲临匈牙利,监督将犹太人从布达佩斯押解到波兰的集中营。当年五月到七月不到两个月时间, 从匈牙利押送到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就将近四十四万之多。大部分人死于集中营的毒气室。

匈牙利犹太人被集中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1944年5月)。          
1944-45年初,多达两万犹太人被匈牙利的反犹政府押至多瑙河边,让他们脱下鞋,然后将他们击毙并推下河。

另一件事是苏联老大哥对匈牙利民族自决的镇压。1945年,苏联扶持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成立,肃反运动随即展开。大量匈牙利人遭到清洗和流放。斯大林的去世(1953)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匈牙利社会主义政府中的改革派看到希望。在学生运动的加持下,由匈牙利议会主席(即首相)纳吉为首的匈牙利政府向苏联提出了16条要求。1956年的这场”匈牙利革命“最终以苏联坦克车开进布达佩斯,数千匈牙利人死在街头,纳吉被判死刑枪决而告终。之后整个匈牙利遭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许多抵抗者被秘密囚禁、暗杀。 直到1991年最后一个苏联军人的离境,匈牙利正式走上一条回归西方的道路。

想起一部苏联小说的 题目: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墙上为被迫害致死的匈牙利人照片
受监视人员档案陈列

千面Goulash

最后一天上午在ELTE讲课后,亚努斯和希尔薇娅带我去了一家乡村风格的小餐厅,位于大街一个角落,很不起眼。亚努斯是ELTE的老教授,据希尔薇娅说,他读过我写的很多文章,这次特意前来听了我的讲座。我跟希尔薇娅和亚努斯说,这次来布达佩斯的任务之一是品尝三到四个餐厅的“古拉什”(goulash):匈牙利民族特色的牛肉汤。

在布达佩斯品尝的牛肉汤Goulash,做法不尽相同。

我在吃这件事并不讲究,吃上个兰州拉面千里香荠菜馄饨就能幸福感油生。从贵族做派的“纽约咖啡”到街头小摊的煎饼果子,我都喜欢。从“油管“上知道匈牙利的牛肉汤Goulash口碑很好,所以此次到匈牙利我想尝遍布达佩斯的Goulash。第一天在宾馆一安顿,就在宾馆内的餐厅喝了一碗。最后一天希尔薇娅和亚努斯请客又品尝到不同的”古拉什“。这个餐馆位于闹市,却有独特的乡村风味的装饰。城里坚硬的石头里多了一些乡村的木质风味(见下图)。连Goulash的做法,显然也是老派的慢炖,虽然肉煮碎了“卖相”差点,但更加入味。

匈牙利语中的 gulyás 指的是牧民,goulash的匈牙利语gulyáshús 便是“牧民做的肉”。成为匈牙利“国粹”的古拉什主要是三样食材,肉(主要是牛肉或羊肉),蔬菜(洋葱),匈牙利甜椒粉(paprika),一般会放土豆,增加汤的粘稠度,还可以放些葡萄酒,想必是消除腥味吧。有时还可以加一些“面疙瘩”。到布达佩斯来多处品尝goulash,还为了追究它到底是“汤”(soup)还是“炖品”(stew”)这个学术问题。品尝一圈,结论还是牛肉汤,不是炖牛肉。而且,它一定属于下里巴人的家常菜,易做,好吃,老少咸宜。

来这里之前,就有人推荐布达佩斯的大集市(Great Market Hall)。它坐落在佩斯南边靠多瑙河的一个闹市区里。虽然和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比小巫见大巫,它也算布达佩斯最大的室内大卖场,下层有各种蔬菜鲜果鱼肉摊位和小吃,上层则是一个小商品市场。我比较了一下这里的蔬果肉类的价格和美国的差异。三千弗林 (约十美元) 左右一公斤牛肉相当于五美元左右一市斤,应该说比美国还要稍贵一些。蔬菜和水果则比美国便宜不少,葡萄一斤三百弗林(一美元)不到(见下图),有些蔬菜在美国要卖到三美元一磅(还不到一斤),在这里只要一美元一斤。总之匈牙利人的菜篮子还是很丰富,价格高不高,还要看收入水平和百姓的购买力。

那天坐电车,在车票打卡上不懂窍门有些晕菜,身边一高个年轻人帮了忙。我看他像个公司白领,问他在布达佩斯的大学毕业生在公司就业起薪折算成美元有多少。他说大学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水平税后约1000-1200美元,即年薪15000美元左右。而2020年美国大学毕业生入职平均起薪(年薪)是税前55000美元,以联邦税率22%和10%州税计算,税后约40000美元年薪。这种差异和两国人均GDP是相当的。匈牙利的人均GDP按“世行”2020年的数据是近一万六美元(联合国和世界货币组织的估计稍高,约一万八),比中国(一万一千美元)高一些,和美国(六万四千美元)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我不清楚匈牙利的福利怎样。只知道大学学费肯定比美国便宜,但医疗和养老方面就不一定了。

匈牙利年轻人过得怎样,这也是我好奇的地方。刚到布达佩斯时,发现希尔薇娅的课上的咨询专业硕士生,来自不同国家。Atefeh来自伊朗,Nita来自科索沃,Lara来自黑山共和国。还有一位女生Shanty来自美国(听她说这里学费便宜,还能了解欧洲),唯一的陆姓男生来自中国大陆,匈牙利也五湖四海了!我纳闷匈牙利人哪里去啦?“古拉什”还有市场吗?后来我的讲座上还是来了不少匈牙利学生。我跟匈牙利年轻人套近乎的一个方法,是告诉他们,中国人和匈牙利人一样,姓在前,名在后,不用颠来倒去自己都觉得别扭!

在大街上走,感觉匈牙利人口挺年轻。在国家博物馆附近的闹市区碰到了一群少年,一看就是一帮高中生,周末中午聚个餐。问他们几年级,诈称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我说给他们拍两张照,第一张全部面无表情,第二张(下图)全部搞怪,倒是非常默契。在另一条稍冷清的街上,看到四位抽“水烟”的女生,像大学生,听她们说是水果味的,里面并无烟草(更不会有大麻)。我感觉新鲜,在伊斯坦布尔也见过,不过吸管不一样。她们倒也是闹中取静,自得其乐。布达佩斯,似乎就是一个千面古拉什。

匈牙利的年轻人给我很不错的印象。大方热情,而且大多能说英语。希尔薇娅课上的研究生们,比美国学生对世界更具有好奇心,虽然胆子没有美国学生大,什么都敢说。这一点我在土耳其时和年轻人接触中也有同感。我在匈牙利美术馆十九世纪绘画馆见到的两位女大学生,把我当导游了,她俩竟愿意听我海聊一小时西方美术!这次会务专门负责跟我联络的胖小伙Peter很健谈, 宾馆里会务坐台的 Kira非常sweet, 会展厅的美丽大方的Kinga 俨然是项目主持了,还有跟我交谈的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大学生们,和我交谈完全没有障碍(下图)。

展会上的Kinga和同事
和获得匈牙利国家奖学金的大学生一起

匈牙利的美女多,就好像有人说乌克兰美女多,基本是不争的事实,原因不确,很难是单一种族特征,因为匈牙利人最早作为游牧部落定居中欧,处于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包括土耳其人的交汇处,又经历愈千年的移民通婚,但我的观感是匈牙利美女更接近奥地利那种古典类型,毕竟历史上跟奥地利走得最近。另一种说法是匈牙利人处于欧洲与亚洲之间,有西方人的鲜明棱角,也有东方人的柔和线条,比较符合亚洲人的审美趣味。不管什么原因,用我朋友的理论,美女多了男人们才有动力,才会创造力勃发,社会才会欣欣向荣。这么说有些性别主义,但美女多总是赏心悦目、提神醒脑的,无可厚非,不见得这也需要“政治正确”,对美女视而不见,这就有点不人道了,对男士也不公平。

理想丰满

我在会上碰到的国家奖学金获得者玛雅,在麻省理工(MIT)读天体物理专业(Astrophysics),现在是二年级学生,这次专门飞回来参会。她拿到的国家奖学金项目,是专门为那些考取世界顶尖大学的匈牙利学生设置的,也是匈牙利人才计划的一部分。我和玛雅聊了在美国的经验,她说自己在这个专业依然是新人,我则分享了我在美国三十年的经历和体会:找到自己的位置,本身是个摸索过程,也有机缘巧合。

与玛雅(左三)和其他年轻朋友聊天
  “布达佩斯人才峰会”前的音乐暖场

我比较欣慰的是匈牙利的人才项目是全方位的,没有只注重科技类STEM人才。我在布达城堡的国家美术馆,正碰上匈牙利的“国际象棋节”,就在展厅里举行,有许多棋手在下棋还有许多学前儿童在老师带领下前来参加,一定是为了让他们感受一下氛围。

  匈牙利美少女跟成人下国际象棋
美术馆里参加“国际象棋节”的学前儿童

会议的第二天,我随会议组织方去布达佩斯的市区里的一家艺术中学参观。这所学校向全国招生,报考踊跃,每15名报考者只能录取一人,即要测试基础能力,又要测试创造想象力。我们在那里走访了很多教室,最后几位学生还在音乐老师带领下为我们表演了格什温的歌剧小品《忧郁星期一》(下图)。在交流环节里,音乐老师说,我们学校独特的地方就是在学生动手制作中获得一种经验。不仅是技能,而且是体验和感悟。我觉得他抓住了教育的本质。艺术教育在美国经常被看作可有可无。没有这种以动手制作、创作为主的艺术教育的学校教育,是不完整的,甚至会失去教育的本来意义。

   艺术中学的学生演出格什温《忧郁星期一》

我这次应匈牙利政府邀请来参加“布达佩斯人才峰会”,和匈牙利2008年建立人才计划(Talent Initiative)有关。把人才培养作为国策,原因类似以色列和中国的香港。缺乏自然资源,只能发挥人的作用。匈牙利在欧洲的地位和发展制约促使匈牙利两党形成共识。 作为欧盟成员国,匈牙利也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毕竟周边的奥地利、德国、英国、甚至荷兰瑞典都是更发达的国家,会产生“虹吸效应”。如何留住人才,保持匈牙利的发展势头,是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布达佩斯众多广场上,到处能看到匈牙利杰出成就的科学家、艺术家、诗人等的巨幅全身雕塑。匈牙利人的这份骄傲确实真金白银。我原来只知道化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是匈牙利人,他有别于实证主义客观主义的主观知识论我深以为然。不料他儿子约翰波拉尼也是化学家,1986年 诺奖得主。1994年获经济学诺奖的约翰哈萨尼,我2008年出版的《围棋心理学》在介绍“博弈论“时谈及他的理论,不料也是“火星人”!哈萨尼出生布达佩斯,后因为纳粹德国在匈牙利的影响移民美国(和音乐家巴托克和许多匈牙利科学家一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亡到美国的科学家群(包括冯纽曼)戏称自己是“火星人“,因为有着怪怪的匈牙利姓名,讲着怪怪的英语,于是有了”火星人俱乐部“(The Martians)。

匈牙利的杰出人才,音乐上的李斯特、巴托克自不待言。科学方面匈牙利裔诺贝奖得主多达十五位(其中不乏犹太裔),冯纽曼、冯卡门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国际象棋有波尔卡姐妹(Polgar Sisters),心理学家有刚刚去世的契克森米哈依(Mihaly Csikszentmihalyi),哲学家有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要知道匈牙利人口不足一千两百万,不到上海一半,人口就一长沙市。谈到杰出人才,我们都会想起小小的以色列人才荟萃,但历数匈牙利的科学家和艺术大师,你不得不同样刮目相看。国家博物馆的正前方,矗立的十九世纪诗人亚努斯阿拉尼(Janos Arany)的巨大塑像,站在那儿,我能感受到匈牙利政府的“人才计划”的深厚的文化历史根基。

匈牙利国家奖学金项目“案例”座谈。左一为匈牙利内阁家庭部部长卡特琳诺瓦克。

最后一天在ELTE的讲座,我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用了半天时间重新组织了讲座,把它变身为一节课,因为我的匈牙利学生缺乏背景知识,未必能理解我想传达的理论内容,所以我设计了好几个问题环节,希望学生通过我的课能更多地思考知识的本质和如何建构心理学理论。不知道我的用意是否得到部分实现。希尔薇娅略带抱歉地说匈牙利研究生大学生比较安静,课堂上不够踊跃;她补充说,从中小学开始就这样。我估计和德奥教育传统有关,但也可能是全世界学校的通病:教师传授,学生接受,这是基本教学模式,只有我在先前访问的艺术中学不同,他们是在“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

我在结束讲座时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有件事让我深为恐惧,就是配不上我经历的苦难”。这句话感动了我。我借此描述匈牙利的“人才计划”背后的相似情愫:“任何一个伟大民族的忧虑是配不上前辈作出的牺牲和成就“(There is one thing that any great nation dreads: Not to be worthy of the sacrifices and accomplishments of the past generations)。这是我对匈牙利年轻人的期待和祝福。

尾声

到了打道回府的日子,我正在盘算第二个天怎么去机场,收到安排我旅行的电邮:去慕尼黑的航班起飞前两个半小时前小车会来接你,司机叫Peter。不早不晚,一大早五点五十分,一辆大奔准时停在宾馆门口,这次的司机Peter是个年纪大的。我依然对宽屏的GPS赞叹不已。很快就到了机场,我给了Peter两千弗林小费。我拿匈牙利的弗林回美国也没用。一到值机看我的病毒测试,坏了,等我达到芝加哥入境美国,正好过期失效。布达佩斯的日子过得太顺心,已经忘了有疫情这回事,还是会务的Kira提醒了我做了病毒测试,但还是不管用。无奈,在机场又做了新冠病毒的快速测试,收了我近40美元(11000弗林)的测试费,我手头兑换的弗林也基本用完了。

布达佩斯最后的三天,是我最放松的三天,不是说来到布达佩斯的日子,而是说2020年疫情以来。我去了布达城堡边上叫一个叫Felix的餐馆。非常喜欢这家餐馆的内装,现代气息中不乏古典风味,窗口坐了三个乐师(单簧管,小提琴,吉他)在为客人助兴演奏(见下图)。我请求换了一个离乐师们更近的位置就坐。我边上坐着一位三十出头岁的男士,面对面坐着的是一位年轻亚裔女士,估计是他认识不久的女朋友,两人之间还有几分拘谨。男士告诉我他从卢森堡来。卢森堡与法国接壤,很小(面积2600平方公里,不到上海一半,人口64万人),但很富有(人均GDP 11万!)。我开玩笑说,只要不想当国王,在卢森堡可以活成个快乐的隐士,但要当国王,还是要去法国。他说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在卢森堡当个小国的国王,能活得比法国国王更滋润。倒也是。凤姐早说了,大有大的难处。这是一顿我吃的最享受的午餐。买单后我给乐师们三千弗林的小费,感谢他们让我度过美好的两个小时。

我随即又去了布达城堡广场,在美术馆前布达城堡的广场上,展翅的神鹰(雕塑)正在大修(见照片)。传说这只大鹏从中亚一直往西飞,飞到布达时停了下来,决定在这里筑巢,把布达佩斯当作家园。这只传说中的神鹰就是匈牙利民族。一个绝妙的隐喻:神鹰的翅膀一度折断,现在正在康复,羽毛日益丰满,腾飞有期。

匈牙利传说中的神鹰
布达城堡中央广场的神鹰雕塑(正在大修)

最后一天,我不再是靠两条腿走街串巷(说实话,几天下来脚跟都走疼了),而是坐城市随上随下的双层游览车,从布达到佩斯转了一大圈。晚上则是在多瑙河上游船上看两岸夜景。 这次布达佩斯之行,也留下一些遗憾,本来想去皇家歌剧院看场演出,想听一下匈牙利的民族音乐看一下匈牙利的民族舞蹈,由于日程关系未能如愿。留下一些遗憾是件好事,多一份念想。下次来,一定去匈牙利的乡村和小镇走走。

临走时我对希尔薇娅和琪拉说,我原先计划品尝3-4个不同餐馆做的Goulash,这次基本完成任务。琪拉说,下次来,我给你做正宗的的Goulash,home-made。生活真是待我不薄,即便哪一天只留下了喝“古拉什“的盼头。

戴耘写于2021 年11月1日Albany

注:这是我疫情后第一次出行欧洲。答应朋友会写一篇旅行札记,也确实希望记录下点滴的观感和思绪,戏称为“蓝色狂想”,借用了格什温的乐曲名。Rhapsody被译为“狂想曲”,是因为音乐作品多用这个类型,其实原来不是“曲”,而是“诗文”,或者可吟唱的史诗类叙事。词源学的定义最初只是”literary work consisting of miscellaneous or disconnected pieces, a rambling composition“ 也就是  “随想”,突出行文的自由和随性,随物赋形,不拘一格·。后来演化成“狂想“ (”狂“字稍嫌夸张),指表达中的氛围的渲染、修辞的夸张和情感的汪洋恣肆,而非逻辑严谨的陈述(”an exalted or exaggeratedly enthusiastic expression of sentiment or feeling, speech or writing with more enthusiasm than accuracy or logical connection of ideas” (1630s),再后来用于音乐,意为 “sprightly musical composition” (1850s),是因为有了风格化类型化的”狂想曲“。我的这篇东西,还是”随想“为主,稍添”狂想“。

我尊敬的师长

叶文福                

做人的认真,大到思维,小到一举手一投足,甚至双目不斜视,单指不点人等等这些细节,除了从小得益于父母严厉的家教,我一生中最标准的榜样,就是我在蒲圻师范时的校长任鑫平先生。

任鑫平先生的风范,是我自懂事以来一生着意追求的榜样。

当我还是他的学生时就崇拜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做一个他那样,以自己的高尚与优秀赢得人们爱戴的人。

我是1960年从咸宁二中升入蒲圻师范的。当时的蒲圻师范是当时的孝感地区的两所师范学校之一。我在蒲圻师范受到的几位老师的教育,是我终生的道德的地基,尤其是任校长。

毕业后虽然离开了他,许多年间,我总是用他的行为举止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许多事情,在做之前,总是要求自己想一想,如果是校长,该如何做——虽然我对校长的认识并不深刻。

任鑫平校长的魅力在于,任何人,一站到他面前,就要肃然起敬,就不由得要收拾起自己的一切,说话,走路,行事,都要按照他的规范去做。

校长中等偏高个儿,白白净净,五官端正得迷人,所有的曲线都仿佛是精心勾勒的工笔画。衣服干净得几乎一尘不染,即使是劳动,身上涂泥溅水,他那爱整洁的一举一动,也给人是干净的感觉。

任校长虽然不苟言笑,但他脸上永远是那种亲切的、让人无条件地信任的情绪。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穿着一套银灰的中山服,端正,大气,标致。他从不发脾气,标准的谦谦君子风度。即使讲课,即使在大会上讲话,也是轻言细语。他那十分讲究的武汉话从不带废字,阴阳顿挫,十分准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正是他的讲课和说话风格,修养了我对诗的认识和理解,修养了我的诗学观、尤其是对现代白话诗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

诗就应该像我的任校长讲课讲话那样,阴阳顿挫,十分形象,十分生动,十分准确,十分精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

三年里,任校长只是因为教代数的老师生病而给我们讲过几堂代数课,他讲的代数受到所有学生的热烈欢迎,以至于当数学老师病好之后再回来讲课时,竟遭到我们的拒绝。

一位当校长的教育工作者,将一届学生教到毕业,送出了校门,应该就算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吧。然而任校长与我的缘分,似乎直到我毕业之后才真正开始。

1963年七月,我毕业后留在蒲师附小任教,当上了四(1)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那时的蒲圻师范属原孝感地区的两所重点师范之一,在蒲圻山青水丽的羊楼洞镇上,蒲师附小也在蒲圻师范旁边。

作者叶文福伉俪

任校长的夫人金美玉老师也在附小教书,于是我成了金美玉老师的同事。

金美玉老师天生丽质,艳若桃花,与一表人材的任校长简直是天生绝配。

金老师性格开朗,热情大方,既乐于助人,又从不摆师范校长夫人的架子。她是三(1)班班主任,8岁的女儿润润也在她班上上学。润润漂亮、聪明,乖巧,可爱,金老师几乎每天都把她打扮得像小天使。

那时候,附小全校的老师都在一个大教室里办公,润润有时在妈妈办公桌边做作业,有时哪位老师故意逗逗她,她无意说句只有天使才能说出来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所以润润是我们中间的快乐点心。

他们的大儿子那时才四岁,成天更像是尾巴似地跟在金老师身后。憨憨的,墩墩实实的,有一个与他外貌十分匹配的小名:骚婆子。骚婆子几乎成了所有老师的孩子,不管哪位老师,只要没课,都一面忙着,一面把他带在身边,小心地照顾他的吃喝拉撒睡,带他玩,逗他说笑。只要他在办公室,办公室里就热闹极了。

刚参加工作,我是既努力,又十分谨慎的。没多长时间,就把一个很棘手的班带上了正轨。纪律好了,成绩也上来了,一学期下来,我的工作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好评。

但是好景不长。

1964年3月10日,星期二。

这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学期开学不久。

下午劳动时间,我们班饶群芳、邓广桔、祝雪兰、雷孟珠、何爱华、郑秋云、雷四益、游春云等八个镇上的女生集体逃学,不参加劳动。我领着其他学生到学校对面的北山挖了俩小时菜地,回到教室,她们才回来。我不想马上批评她们,准备简单讲评一下就放学,她们逃学的事缓一步再处理。

可是当我在讲台上讲评时,何爱华竟与同桌的男生焦四海在桌上你一下我一下地进行肘子大战——原来焦四海对几个女生擅自不参加劳动不满,当何爱华的肘子越过了两人之间的“界线”,就趁我没看见,狠狠地给了她一肘子。何爱华也不好惹,狠狠还他一肘子。你来我往,收不住,竟公开干起来了。

我很生气,但在心里还是嘱咐自己不要急着在全班学生面前批评她们,先放学再说。

我装着没看见,不动声色地一面讲着话,一面从左边的过道下讲台,从最后一排绕到右边过道,到何爱华身边时,还说着话,一手从肩头处提起她的衣服,往讲台上走。

三月江南,晴朗的下午,天气已经较热了,我们都穿着单衣。何爱华被我反手揪着衣服,跟着我被动地走着。才走了两步,由于教室地面是土地,高低不平,我一上讲台,何爱华跟着我上讲台,她个子小,没能上来,脚下一歪,反身倒在讲台边上。

教室的地面原土高低不平,讲台却是砖垒水泥抹的,何爱华反身正好倒在讲台沿儿上。何爱华是个白净得有点单薄的小姑娘,一倒在讲台边上,后背立即擦破了,鲜血从衬衫里渗了出来。

一见血,我顿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立即叫其他学生赶紧放学回家,我抱起何爱华就往镇上的门诊所跑。

大夫说划了条大约两公分的口子,不深,问题不大。消了消毒,敷上纱布,花了四元钱。

何爱华的家就在门诊所旁边不远处,处理完伤口,我心里踏实了点儿,领着何爱华就到她家去。向她妈妈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承认了错误,与家长一起检查了伤口。家长很开通,没有半点指责之意,我心里才好受了些。赶紧回学校,向正在吃饭的马骥校长汇报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四十多岁就几乎秃顶的马骥校长是个很有经验的领导。他听了我的汇报,放下筷子,拉长了声调沉吟了好大一阵儿,说:“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不敢作主。我马上到师范去,向师范的领导汇报。”

那天下午我没吃饭,心里难过得无人可诉。作为师范生,我深知任何时候都不能体罚学生,更何况我是把学生弄伤了。

我焦急地等着马校长从师范带回消息——不管什么消息,我需要消息。

马校长从师范回到附小,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晚上办完公,我一直站在他卧室拐角的角落里,等他回来。

马校长一进卧室,我随即跟在他身后钻进去。没等他坐下,就低着头站在他办公桌面前。

马校长一面给自己的紫砂壶里续开水,好半天,鼻子里喉管里拉风箱似的,仿佛有倒不尽的垃圾,喝了好几口茶,也不作声。直到长长喘了口气之后,才仔细看了看紫砂壶,慢腾腾地说:

“你自己到师范去说吧,任校长在办公室等着你!”

“现在?”

“现在。”

师范与附小同在一个小镇上,能有多远?一条小河隔着,平常抬脚就到,可是那天,我不知道是太远了还是太近了——一会儿觉得太远了,一会儿觉得太近了。

当我走进师范教学大楼,敲响校长办公室的门,小心地喊一声“报告”,我觉得整个办公楼都在轰隆隆地响。已经下了晚自习,热闹时刻过了,整座办公楼静悄悄的,只有老师办公室还有灯光。

校长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前,等我前来“自首”。我刚喊了声“报告”,校长就把门打开了——好像是站在门边等我似的。

不知为什么,一见校长,我眼泪就簌簌地直往下流,两腿灌了铅似的沉重。

“来了?”

校长把左手放在我肩头,就在门口站住,右手拢了拢我的头发。直到校长的手指触到我头发的那一刹,我才突地感到我的头发是乱的,跟我的心情一样。

校长两手放在我肩头,认真地端详了我好一阵子,一面说着:“嗯,还行,嗯嗯,还行。有一点老师的感觉了,进步不小嘛。在我脑子里还是那个小调皮鬼的样子,金老师回来跟我说了好几回,说你干得不错。我还真不大相信呢,我只知道你当学生的样子,只知道你家里很穷,王老师给我看过你两篇作文,基础还不错——教四年级语文,吃力吗?”

校长双手扶着我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一把红漆大靠背椅子上,一面说着,一面从一个竹篓子暖瓶里倒一杯开水放到我身边的茶几上。

我只顾流泪,没顾上回答校长。校长似乎也不要我回答,自己坐到茶几那边的椅子上,慢慢地说:

“马校长刚才来,把情况都对我说了,不用再说了——伤口重不重?”

我摇了摇头,“不重——是镇上的大夫说不重。”

“家长那边都处理好了吗?”

“处理好了。因为我时常访问学生家长,家长跟我很熟。”

“这就好,这就好。”敲了敲茶几,轻声说:“喝水。”

我礼节性地呷了口水。

校长笑着说:“没事儿,我只是请你来谈谈心。平常忙得顾不上,还是你聪明,制造一个小事故,就回娘家来看看。”

回娘家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见我的校长说师范学校是学生的娘家。我不禁趴在桌子上,伤心伤意地哭泣起来。

校长自己喝了口水,静静地坐在我对面,也不作声。

我赶紧用袖子擦了把眼泪,挺直了腰板,规规矩矩地坐着,望着校长。

校长欠了欠身子,轻声说:

“是呵,师范是教师的娘家。有什么事,回娘家来给我们说一说,讲一讲。有什么教学经验,回来交流交流,我们可以向大家推广。你在你的学生面前也是这样,鼓励你的学生信任你,被学生信任的教师才是好教师。刚走上工作岗位,别养成动手动脚的坏毛病——你在校期间,有老师打过你吗?没有。有老师骂过你吗?没有。是嘛,我们是教育工作者,人们说我们是园丁。什么是园丁?你面前的孩子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小花小草小树,小花,小草,小树,它们身上有了虫子,你要去捉虫子。如果你一脚踢过去,那不就出事了吗——记住,首先是学生出事了。你出事没有学生出事重要。不管是不是有意,打了一下学生,严重的、你想象不到的、你看不见的无形后果,可以导致一个学生一辈子不相信老师,一辈子不相信教育,你说这重不重要?家长是信任学校,才把孩子送来接受教育的,教育没有赋予我们打骂孩子的权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在你面前的学生,都是正在成长的孩子——记住,他们是正在成长的孩子。这回没事,不记住教训,不总结教训,下回就该有事了。”

我认真地望着校长,不断认真地点着头。

校长喝了口水,笑着说:“我只记得你是1944年生的——你们班有好几个44年生的,成绩都不错,你是几月的?”

“农历闰四月的,阳历好像是五月。”

校长仰起身子呵呵地笑起来,轻轻拍着茶几说:

“二十岁还没满呢,我可不敢打你——孩子是打不得的,学生是打不得的。记住:师范——师者,范也。当老师,就是当学生的模范。”

校长看了看手表,说:“哦,时候不早了,回去早点休息,明天还要振作精神,好好工作。有什么事随时向领导汇报,不要背包袱。”

校长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我转过身,想请校长留步。谁知校长不等我说话,说:“我也下班了,一起走走。”说着,一手搭在我肩上,走过过道,拐弯——

走出办公楼。

走过金鱼池。

走到学校大门口。

我又转过身。校长说:“你从下面那座桥回去,我也顺道回家,咱们一起走,一起走走。”

我知道学校教职员工的宿舍都在学校外面的民房里,学校围墙外有一条小路,校长也可以回家。

我和校长在小路上默默地走着。三百米的小路是土路,没有路灯,磕磕绊绊的,不很平坦,路左边是镇上人家的菜园子。一路上,校长一直把手搭在我肩头,不说话,只偶尔说声:“小心。”

于是那三百米长的围墙边的土路,那路边是菜园子土路,那天夜里师生一起走、校长一手搭在我肩头的温馨,让我回忆了一辈子,让我幸福了一辈子。

很快到了小石头桥边,校长握着我的手,拍着我肩头,放飞小鸟似地说:“去吧!”

我向校长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转身过桥,向附小走去。

我没想到,这一走,这一走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后。

倘是没有二十年后,我以另一种的身份再回到校长身边,再一次无意向校长学习一位伟大的教育工作者在自己艰难的人生途程之中,英勇坚决地向学生传授人生和知识的真正的内涵,也许我一生都无法触摸到校长心中那一片灵魂的神圣芳草地。

“文革”之后,蒲圻师范一分为二:主要师资分到了新设立的咸宁市,成为咸宁市属师范专科学校。还有一部分留在蒲圻,还叫蒲圻师范,但为县属师范。任校长和教过我的大部分老师都到咸宁市属师专去了。二十年中间,夹着一个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通过这样一个非凡十年的冶炼,我周围的人变了,我的时代变了,我的师长身上还有当年蒲圻师范的余温么?

但是,就在这种难言的痛苦中煎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忽然发生了。一天,一辆吉普车忽然停在家门口,司机下车谨慎地向邻居打听,谁是叶文福。邻居笑指着刚从家出来的我说:“这不就是?”

原来是任校长派车接我来了。

我亲校长,敬校长,但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翻天覆地,如今自己是有罪之身,该怎么去面对校长那亲切信赖的目光?

我心头一热,眼窝一热,侧身用右手枕着头靠在门框上,几年被无理批判期间积攒的说不清的思绪情潮,使我真想趴在地上痛哭一场。但我没有,生活的流水线不给我停顿的时间。我用袖子擦了把脸,给了司机一个表示感谢的表情,司机打开车门,我一脚踏上车,却上不去——我犹豫不决。

我没有胆量去见校长。

路上,司机告诉我,这是学校唯一的一辆吉普车,临开车时金老师还嘱咐要开慢些,注意安全。

赤壁到咸宁不远,我的初中是在咸宁上的,对咸宁很熟悉。当司机把车向右转,开向便道,我才知道,师专所在地是西河桥外当年咸宁一中的校址。

进校门大约一百米,车忽然停下来,我望望路边——路边站着王志文老师。

王老师笑不迭地打开车门,说:“哈哈,我都在这儿等好一会儿了,估摸着该来了。下车下车,叶文福,你到家了。”

王志文先生是我师范三年级的文学老师。

一个人形成什么样的生活作风,自然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诸如遗传基因、家庭教育、个人性格、生活环境、职业修养等,都应该是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力的。但我自己也知道,我的三位尊敬的师长的品德、修养和行为举止,则直接影响了我一生。那就是——

任鑫平校长;

余以英老师;

王志文老师。

我在另一篇悼念文章中详细记述了余以英老师,这里不再行文。只着重记述任校长和王老师。

如果说,是任校长和余以英老师影响了我,一颦一笑,有分有度;一举一动,规范端庄;惟诚惟恐,容止若思。谨慎之中还有优雅,优雅之间还有一丝愁绪思维作派的话,那么,谈笑风生,潇洒飘逸,惟我独尊,刚正不阿,文风行侠,嫉恶如仇,则是受了王志文老师的极大影响。

王志文老师,崇阳县路口苦竹岭人,1931年生。中等个儿,瘦瘦的,皮肤白皙得很。头发比较稀疏,而且先天带一点浅黄。倘不是梁山泊那个鼠肚鸡肠的王伦败了口味,王老师的形象则是个标准的白衣秀士。

他是学校文学教研组组长,我们在一、二年级就知道,他讲现代文学是全校最好的。他带我们班的文学课使得我们感到万分荣幸,另外两个平行班的同学则十分沮丧。

王老师讲的第一节课就把我们全班迷得颠三倒四。

第一节课是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

王老师进了教室,没有寒暄,没有介绍,没有闲话,把课本和讲义往讲台上一放,两眼往上一翻,右手优雅地理了理浅黄的头发,头一仰,便如入梦境般地讲起课来。

那哪儿是讲课哟——简直是哈姆雷特进入魔境,以一种天才的语言与上天交流心中的痛苦;

那哪儿是讲课哟——简直是毛泽东当年率部在黄土高原之上,在九曲黄河之间,手提风雪,脚走八卦,与胡宗南周旋绞杀犹如闲庭信步。他眼里几乎没有学生,他亦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讲台上,他以为自己是在黄土高原,面对风,面对雪,面对强敌而长啸,面对凶残而低吟。他把我们当作了他的队伍,当作了他的诗行,随意指挥,随意调遣。发号司令而严峻,评古论今而井然。

他讲课使我们油然忘记了自己是在教室里。我们好像是他养的池鱼,被他的目光,被他的眉睫,被他淡黄的飘摇着的头发,被他精准的手势,被他时高、时低、时促、时缓的声调,钓得脖子一伸一缩,嘴一张一合,摇头晃脑,心旷神怡。一会儿鸦雀无声,一会儿哄堂大笑。我们好像是跟着他,是跟着毛泽东,在黄土高原上看风,看云,看雪,看路,看诗,在机智地闪躲、跳跃,避开强敌之后,不时从路上捡起或从树上摘下一个好句子来,吹吹灰,吹吹土,拿给忙着看地图的朱德品一品,尝一尝。

如果是别的教师——即使是优秀教师——在那天天在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能把课讲到如此地步,那就应该说相当了不起了。王老师之所以能使是他的学生在几十年之后还如此痛切地怀念,就在于他远不止于此。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经典作品给他带来了十分深厚的现实空间和历史空间,使他具有了探讨他所面临的现实和他所思考的历史的广阔平台。而他又机智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平台,将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的目光延伸到极限。他把历史讲成文学,他把文学讲成历史;他把现实讲成文学,他把文学讲成现实。他把现实中不能讲的语言用文学语言表述得淋漓酣畅。他并不站在特定的某个阶级立场,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得呆板、枯燥,他就象一位优秀的高空行者,左右逢源,即兴发挥。遇到一些敏感问题,又像毛泽东当年避开强敌那样,巧妙地一拐弯,就甩开老远。我们甚至跟着他,跟着毛泽东,或跟着孙中山,跟着孔夫子什么的,一个猛子扎进历史,在历史的长河里上溯而泅游,顾不得浑身湿漉,泥满嘴沙满袖,与秦始皇当庭雄辩,是焚书坑儒好,还是反“右”斗争好,是分封制好还是郡县制好还是民主制好;与汉武帝据理力争,一个臣子对一件事意见稍有不合,便处以宫刑,是不是没有人性;质问虚伪的唐太宗,弑兄弟篡位是智慧还是无耻;与赵匡胤讨论,不杀知识分子是国策还是权宜……

一个段落下来,有如一个战役告捷,兴奋地一掌击在讲台上,嘎然而止——下课铃同时响了!

下课铃响了,王老师夹起还没打开的课本和讲义,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飘飘欲仙地走了。全班同学一个个面面相觑,来不及激动,来不及兴奋,他便摇呀摇地走了——夹着课本和讲义,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那走路的样子,实在太迷人了。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2021年,距离老师讲课已经是59年了。59年之后,我不禁想贸然问一句:

“即使是现在,即使是59年之后的今天,现在,在中国,谁讲这课书能讲得如我老师这么深刻?能讲得使他的学生59年之后还有如此深刻的记忆?撇开知识层面不说,谁有这个胆量?”

                    

听了王老师几节课,我浑身热血奔涌,壮气蒿莱。心里暗自庆幸——我是不是真有些许福份?

我细算了一下,自从小学一年级起,到初中,到师范,不分男女,不管岁数,我每一位语文老师都是当时学校最优秀的,他们讲的课都能使我如痴如醉。

我下决心认真学好文学课,下决心尽快显露才华。小荷呀,小荷要露尖尖角呀,我一定要让王老师注意我,一定要老师额外精心地培养我——因为以前不管在哪个学校,哪位语文老师,都是发现了我的文学天赋,对我格外器重,精心培养的。

机会来了。

星期三的作文课。

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

连着两节的作文课,王老师把作文题在黑板上一写,简单讲了一下写作要领,便到教室外的花园里去了。全班同学都在紧张地打草稿,我坐在座位上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也不是说写不出来,我是在绞尽脑汁,精心构思,想从一个别人怎么也想不到的角度去写,要让老师大吃一惊,刮目相看。

当时作文课原则上是两节课一下就交作文。因为两节课几乎没有人能交,所以一般情况下可以拖到晚上下晚自习之后交。可是下晚自习的时候,我连草稿都没打完,学习委员来收作业时,我不得不老实交待,我没法交作业。我拿着一大叠改得鬼都不认得的草稿给他看,强调我写得多么认真,主题多么深刻,需要细细雕琢,构思宏大、时间实在太少等等,请求宽限。

小个子学习委员熊德威想了一下,掰着指头,算计着小声说:“行,想把作文写好,特殊照顾一下——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天晚上必须交。”

这一个星期的其他课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混下来的。教教育学的是位女老师,一口广东话很难懂,我干脆上教育学课时也抓紧时间作文。

星期天一整天,我什么事也没干,在教室里一门心思地作文。同学们开我玩笑,在教室里叫唤:“中啦!中啦!中状元啦!”我也没工夫对付。

紧赶慢赶,终于在下晚自习时把作文写完了。二十页的大作文本,是用一学期的,我一气写了十九页——留下一页给老师写评语,我暗想。

我把作文本交给熊德威。熊德威翻了几页,想了想说:“这么晚才交,我是不好意思,你自己去交吧。”

自己交就自己交,酒好不怕巷子深。我心里嘀咕着,自己到办公大楼去交作文本。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老师正好不在。与他同一个办公室的李老师正在改作文。我们班的一摞作文本放在王老师的办公桌上。我跟李老师打了个招呼,蹑手蹑脚地把自己的作文本放在最上面,赶紧撒腿就跑。

                   

我的天!

自打交了作文本,我的心便一刻不得安宁。

写罢作文的下一周作文课,便是老师评作文。这一天,我简直像新兵上战场那样紧张,怦怦心跳自己都听得见。

老远看见王老师端着一摞作文本摇呀摇地走来了,我双手在课桌下紧紧地攥着:

来了来了——表扬我的时刻终于来了!

果然,王老师一上讲台,就从最上面拿起一个作文本,很轻声很认真地念:

“叶——文——福——”

我紧张得简直心都要跳出来了——表扬我的时刻终于到了!

王老师抬起头,目光掠过全班,问:

“谁叫叶文福?”

“我!我……我……”

我腾地一下站起来,大腿狠狠地磕在课桌下沿,痛得我不敢咬牙,脸上还紧张地笑着。

王老师漫看了我一眼,仰起头,望着天花板,把我的作文本举得高高的,一面摇着,一面慢腾腾地说:“一本烂字,跟苍蝇似的,鬼都不认得。这样的人出去当老师,不怕误人子弟么?”

说完,走下讲台,一扬手,把作文本直直地砸在我的课桌上——我坐在靠教室前门的第三排。

“重抄一遍——星期天交!”王老师严厉地说。

我浑身热血冲腾,如泉的汗水顿时从每一个毛孔里炸出来,脑子里一片空白,羞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去。

“中啦!中啦!中状元啦!”

我重抄作文的时候,班里几个家伙恶作剧地调笑我。不过挨了批评,我反倒清醒了,不浮躁了。反正老师是批评我的字写得不好,又不是说我的文章写得不好,有什么可怕的——重抄就是了。

我认真地重抄了一遍,星期五就交了——不过是交给学习委员熊德威,请他代我交的,再也不敢直接交到王老师的办公桌上去了。

                   

那是饥荒年月,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每天人人都是饥肠辘辘的。人人都是定量供应粮食,学生每人每天(十六两制)十四两大米,我们岁数小些的还要让出二两来给大同学。正是长身体的岁数,吃不饱就没法保证学习质量。学校不仅专门腾出不少时间来安排全校师生开荒种地,种瓜种豆,而且每个班都有菜地,能够基本保证连瓜菜带地吃饱——瓜菜带就是那时候出来的名词。

重抄了作文的那一段日子,我十分失落。艰苦的努力,没有得到表扬,反当着全班的面批评了一大通,我实实有点吃不住劲。

忽一天,王老师的儿子心琴到教室来,把我拉到花园里,轻声说:

“明天星期天,我们全家到北山去掏苕,我爸叫我来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

心琴十二岁,是王老师的大儿子,也是十分俊秀,一头黄头发,比王老师的还黄。他正在附小上五年级,他时常在校园里玩耍,我们都很是要好。

心琴把嘴对着我的耳朵,神秘地说:“我爸在家里夸奖你,说你的作文写得好,是个好苗子。打了90分呢!他说作文从来从没打过这么高分,最好的也只打85分。”

“真的?”

“真的。”

我惊喜得浑身直炸汗,拉着心琴直蹦高。连声叫:“去去去,我今天把作业全部赶完,明天去掏苕,去掏苕。”

羊楼洞镇四面环山,风景优美。其中有一座北山,山上是石头,山腰和山下都是地——那时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已经允许人民公社社员种自留地了。大部分人都是种的红薯、玉米。十月,红薯地都挖过了,我们可以到山上随意去掏苕——掏苕,就是到人家挖过红薯的地里,掏一些没有捡干净的红薯根。

星期天天气晴朗,吃罢早饭,我和王老师一家来到北山下。王老师说:

“靠马路边的地都被人掏过好多遍了,咱们走远点,或许收获会大些。”

我们下了马路,往北山背面走,走出二里地,在一块比较陡的山坡地上停下来。王老师卷了卷袖子,说:

“就在这里了,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大显风流。俘敌一万,自家损失一身汗。”王老师在生活中说话已经形成了习惯,把生活语言随口就变成文学语言。说得既准确、贴切、生动,又极富情趣。

又对我说:“我是崇阳人,崇阳山多,红苕多,我这眼睛可以看地,看什么地掏过,什么地没掏过——我看这块地还行。她,她比我还内行。”他指了指他的夫人。

王老师的夫人高挑个儿——比王老师还高。很是秀气,很是质朴。后来的几十年间,她一直跟着王老师,当家庭妇女,跟着王老师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罪,但坚贞不二,坚忍不拔。

我们一面掏红薯,一面闲聊天。王老师说,他与夫人两家旧时都比较殷实。他们是娃娃亲,但因为是一起长大的,感情很真、很深。他们结婚很早,现在大儿子心琴都十二岁了,在附小上五年级;女儿素娟,八岁,在上二年级。

也许真的是王老师的眼力不错,比较陡的那几块地里,我们的收获还真不小。因为是掏红薯,韩信带兵,多多益善——我们是只要能吃的,都要。最大的也就半个拳头大小,即使如此,我们也很满足了。

突然,我眼前一亮,我的锄头下滚出一个硕大无匹的大红薯来,足足有三斤重。

我们立刻欢呼起来。这么大的红薯,滚到我们掏荒者的锄头下来,真是想都不敢想。王老师更是高兴得像孩子,高举着红薯,笑着说:“你们信不信,我昨天晚上在梦里就见到了它!今天我可有功劳了,应该奖赏给我啦!呵呜!呵呜!”装着要咬要啃的样子,把我们都逗得乐不可支。

王老师把红薯递到我面前,抓住我右手,把红薯啪地一声,重重地交给我,说:“你今天是威武大将军,旗开得胜!拿回去,切三份,可以补三餐。”

那时候我们学生吃饭,都是每个人一个粗磁罐子,用油漆写上自己的班级和姓名,自己可以在罐子里放点儿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干罗卜、干腌菜、干红薯丝儿,再派值日生一担子挑到伙房,工友在每个罐子里统一打上几两米。开饭也是值日生到伙房去,把自己班里的饭一担挑回教室,学生都在教室里吃饭的。王老师的意思是我的这个红薯可以分三次在罐子里蒸。

我当然是坚决不肯收,一定要老师带回去。老师拿着红薯,认真地想了好一阵子,从兜里拿出一把小刀,把红薯放在一块大石头上,对半切开。自己一手拿着一半,摇着头,洋洋得意地说:

“这叫平分秋色。”

然后把一半放到我手里,不许我再争了,我只得就范。

那一天我们真的是满载而归,王老师一家四口加上我,总共起码掏了三、四十斤大大小小的红薯根,大的将近半斤,这是很了不起的战绩,每个人都提一袋子回来。我把那半个珍贵的红薯分两次放到罐子里蒸着吃了。

平分秋色——那时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么雅致的词汇。从此,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词组。一辈子,不管在哪里听到或看到这个词组,就油然想起王老师,想起王老师拿着红薯近乎童趣的表情。

那是饥荒年月。

                     

我当然地成了王老师的得意门生。

平时,只要家里有点什么能撑着肚子的,比如崇阳老家送来了干红薯丝儿,或红薯淀粉什么的,小心琴就来叫我一起去分享。我喜欢听王老师说话,喜欢他把生活语言用文学语言表述出来的说话方式。

临毕业的前俩月,三个毕业班挑一个学生代表毕业生在附小讲公开课,当然是在我们班挑,王老师当然是挑我。

王老师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精心地雕琢我。

要我讲的课文是三年级的《蓝鼻子哥哥和红鼻子弟弟》,分三个课时讲完。我没写过教案,王老师先拟了个提纲,让我按照提纲写教案。写好后,他一遍一遍地修改。改得他认为差不多了,就叫我按照教案试讲。

写教案真是个苦差使。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的字只能说是稍有好转,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但王老师并不在乎这些,他说:

“字写得好不好,那是你个人的事,我不管。等得你自己的修养觉得应该把字写好的时候,你自然会下功夫了。现在我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让我看着觉得一横一竖你在用心,你将来也必得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你的学生。让学生在写字的过程中悟出做人的准则和道理。”

于是每次写教案,我不得不一笔一笔的写,一笔一笔地抄,一笔也不敢潦草。我自是暗暗叫苦不迭。

由于学校缩减,金鱼池对面的一年级一排教室都空了。王老师就带我到空教室里去试讲——他当学生,他一个人当学生。

每试讲一遍,老师都要根据试讲的情况帮我再修改教案。每一次修改的教案,都要求我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讲课的时候不许看教案——一眼都不行。

我一生都记得我试讲的时候,王老师望着我的那表情。

教室里只有一张讲台,一张课桌也没有,空荡荡的。我每次都是把自己的方凳搬去,王老师坐在方凳上听我讲课。王老师翘着二郎腿,左手托着下巴,撑在腿上,眼巴巴地望着我。大张着嘴,就象我们听他的课一样,脑袋几乎是跟着我讲课的节奏转悠。我一招一式,一腔一调,他稍不满意就叫我停下来,自己跳上讲台来给我做示范——一直到我跟他说的做的一模一样为止。

为了使能我把公开课讲好,他多次带到我到附小我要去讲课的三(1)班,听他们班的班主任刘真缔老师讲课。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都天真无邪。一次,一个学生看见我穿的是大围腰裤子,贸然问:

“叶老师,你怎么穿这样大围腰的裤子呀?这不是女人穿的裤子吗?”

我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被问了个大红脸。我望了望王老师,王老师也紧张地望着我,一言不发。

我似乎从老师的目光中得到了某种启示或力量,定了定神,抿了抿干涩的嘴唇,认真地说:

“叶老师家里很穷,这是我妈妈的裤子改的。”

王老师脱口而出:“好!回答得好!”

一步跶到我身边,把我搂得紧紧的,轻声说:

“好孩子,将来能当个好教师!”

王老师激动得眼圈都红了,探身对学生们说:

“孩子们,这样诚实的老师好不好?”

“好!”

“你们欢不欢迎这样的老师呀?”

“欢迎!”

于是我毕业之后就分配在附小,并且就当上了这个班的班主任。

                    

王老师的家离校门不远,王老师说,任校长昨天就告诉他了,说派车到赤壁去接我回娘家,还说,别住学校招待所了,就住在他家里,让我在他家休养一些日子。

在客厅,王老师泡了一壶茶。

“是羊楼洞的毛尖。”老师很是自豪地说,他自己先呷了一口茶,神采飞扬地说,“一听校长说要去接你,还要住在他家,我当时就动了歪心思,你只要一进校门,车就必然先过我的家。我……我都等不及了,老师存了一肚子的话,要对你说。我可以先截住车,让你先住我家。我终于得逞了!不,老师,老师是真的等不及了。”

说着,趴在桌子上呜呜地哭起来。

虽然二十年过去了,但乍一看,王老师还是那样子。神采斐然,说起话来很容易激动。

王老师一家住在新盖的宿舍楼的三层,比较宽敞。那个时代还没有装修这个词,他们家也没装修,但比起在羊楼洞的条件,已经觉得十分舒适了。

王老师留我在他家吃饭,师母做了一桌崇阳特色的好饭菜招待我,其中还特地蒸了几个红薯。红薯引起我们的话题,我讲了当年在羊楼洞北山上老师说平分秋色的事儿,老师爽朗地大笑,说:

“哟,你还记得?掏红薯我还记得,说了什么话我可记不得了。苦日子总是想起来甜哪!我还以为你忘记了呢!我们是患难之交,应该珍惜,应该珍惜。”

老师呷了口酒,叹了口气说:“现在已今非昔比了,日子好过多了,起码每天这几根肠子没闲着。”

王老师总是爱用文学语言来表达现实的方法,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的思维方法和表述思维的独特的方法。

老师在竹篓里拿了几个小红薯,每人分一个,说:“来,为了纪念那段苦日子,我们以红薯为酒——干杯!”

我们都认真地把红薯互相碰了一下,连皮一起,都认真地一口吃了。

                   

王老师对师母说:“你把孩子们安排一下,今天晚上我们师生抵足而眠,让我好好享受一下当教师的最大幸福。”

晚上,王老师真的和我在一张床上抵足而眠了。

我们早早就上了床。

说是睡觉,其实就是说话。

说是说话,其实就是沉默。

我们俩都靠在床上,枕着双手,许久,谁都不说话。

二十年时光,暴风骤雨般的二十年时光,如同封存了二十年的老酒摆在面前,谁也不敢贸然开启。我生怕无意戳着了老师的痛处,老师也是避开我挨批判的事,好几次都是话到嘴边,又环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俩都靠在床上,枕着双手,许久,谁都不说话。

望着,对视着,就是亲切。

我一点也不紧张,也没有刻意去搜寻话题,仿佛就是很随意地说:

“老师,您还是那样子,一点也没变。”

    “是吗?”

我在王老师家只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正在吃早点,师母金美玉老师就风风火火地进来了。进得门来,一握住我的手就刮着我的鼻子,扣我一顶大帽子:

“好哇,你叶文福胆子不小,回母校来,不先去看老校长,不怕校长打你屁股。”

金老师如此一说,使我顿时想起老校长当年批评我时说的话:“你还是个孩子,我可不敢打孩子。”

我笑着说:“校长当年就说他不敢打我。”

金老师一面端详着我,一面说:“那时候因为你是孩子,现在长大了,他就可以打了。”

我也笑着狡辩:“我在老校长面前,永远长不大。”

金老师接过师母递过来的开水,放到餐桌上,说:“快吃快吃,住到我家去,我家比王老师家宽敞多了,房子我都跟你收拾好了。校长跟我说,你是行客——行客拜坐客,要你在我家住一个星期,把教过你的老师都一一拜到,才放你走。”回头对王老师说:“我传达校长的旨意:明天中午,在我们家为叶文福接风,凡是教过叶文福的老师,都是座上客。你我可是通知到了,还有几位,我今天上午必须通知到,免得到时候抓不着人。走走走,叶文福。”

                   

校长的家在小山边,是一幢独立的别墅式平房,有几间房我搞不清楚,反正很宽敞。校长现在也是师专的校长,改革开放时期,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迅速膨胀扩大,条件自然好多了。两扇开的大门,进门是一个大厅。足有三十平米。板材地平,大门口两边分放着两盆米兰。

大厅东面有一个小客厅。金老师领着我进去时,校长正在往茶杯里倒开水。看见我,校长很高兴。

校长的高兴也就是笑了。二十年没见,坐在面前,也就是笑着仔细端详我而已,决不会像王老师那样,抱着我老半天不松手。校长在我记忆中永远是这样,永远像一泊深井里的水,把我这远来的月亮静静地映照在自己心中,亲切地笑着,平静而安详。

金老师说着,笑着,里里外外地忙乎着,还有一大帮我认不过来的孩子叽喳着,把这一家欢乐的氛围渲染得像过年一样。而校长只是和我面对面坐着,笑着,右手做一个优雅的姿势,示意我喝茶。给我感觉校长就象一棵树,金老师和孩子们就象一窝喜鹊。喜鹊们叽叽喳喳地叫,你只有进得门来才知道是喜鹊叫。如果是在门外,还以为是树在鸣唱呢。

校长说:“消息传得很快,我昨天下午就知道你回来了,知道你住在王老师家。你们尽师生之谊,也就没管你。今天一大早,金老师沉不住气了。你们还是同事呢,她喜欢你,一大早就咚咚咚跑去了。我说你等人家吃完早点再去,她说不行。”

校长像在说家常,又像在说公务,简洁地说完该说的话,就没了,摇着身子换了个姿势,笑着望着我。

金老师在忙中插进来说:“那当然哪,我不早点去,别人把他抢走了,我是搞么事的唦!”

任校长和金老师说的都是纯净的汉口话,只有湖北人知道,汉口话是湖北最好听的话。

校长平静地笑着。那一刻,我沐浴在幸福的祥光之中;那一刻,我才觉得这世界是公平的,是人伦的,这才是人间,人间是应该这样的。有我的校长,有我的老师的母校真是亲切。

                   

校长说:“我这里宽敞,方便。多住几天,说说话,谈谈心。二十年没见面,人事变迁都很大,我们都是死里逃生。当年教过你的老师,也有的过世了。沈烈山老师教过你没有?”

“教过——是我一年级时的班主任。”

“哦,他留在了蒲圻师范。不过这里还有几个。我明天中午在家备几个菜,把教过你的老师都请来,聚一聚。”

                      

第二天上午,我帮着校长在大厅里摆了一张大圆桌,金老师里里外外忙得就差没打啰吙了。当年附小有几位老师是师范我的老师的夫人,都提前来给金老师帮忙。因为她们也是我的同事,所以见了面都亲热得不得了。

校长拿出一瓶茅台酒,说:“几位老师都不是喝酒的人。喝点茅台,喜庆喜庆!你酒量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诗人应该能喝的。”

我笑了:“那是李白。还是因人而异。我不喜欢喝得醉醺醺的,喜欢与亲人朋友一起喝点散文酒,意思意思就行了。”

校长说:“我也是。”

不一会儿,王志文老师、陈有恒老师、李镇澜老师、肖隆峰、但毅夫妇、师家仙老师、许筱华、徐琦君夫妇、饶培英老师等都来了。喝酒、吃饭其实都只是个形式,是个借口,师生经过了二十年离乱,都愿意在一起互相慰藉负伤的心灵才是真。平常也没有这么个理由,我一回来,大家都高兴,所以都提前来,在一起说话,各自诉吐自己的苦水。

我的直感就是,我长大了,我的老师都老了。

                    

任校长在主人席上站着,高举酒杯,微笑着说:

“我们今天都很高兴。叶文福回到母校来,来看望我们,来看望教过他的老师们。二十年没有见面,师生们聚在一起,说说话,谈谈心,作为我们当教师的人,自然是我们人生中幸福的一个重要内容。叶文福以前是我们的学生,我们都是看着他长大的。我以前还真不知道他穿母亲的大围腰裤的事,是王老师讲给我听的。他说他很感动,我听了也很感动。叶文福当学生时是个好学生,成绩好,很调皮,也很可爱,我们大家都喜欢他。现在他出息了,成了诗人,成了大诗人,给母校争来了光荣,也使我们这些教过他的人感到欣慰。我当然知道,他被点名批判了,自己的学生,在外面犯了什么错误,我们也摸不清事情的原委,也管不着,我也没问他。我只知道我们以前是他的师长,他在困难时回到我们身边来了。那年他在附小犯了错误,我就对他说过,母校是师范生的娘家,孩子们回来了,我们就高兴。我们都犯过错误,都挨过批,挨过斗,这没什么,有了错误,改正就是了。几十年间,那么多学生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到我身边,我都觉得自己应该像老母鸡似地,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他们。一个教育工作者,能张开翅膀,庇护自己的学生,是一种高尚的幸福,也是教育的魅力之所在。今天也是这样,大家都高兴,我也很高兴。平常虽然在一起,各人有各人的工作,都在忙,叶文福回来,就象一条丝线,把珍珠都串在了一起。所以请大家来,一起聊聊——来,为叶文福接风,干杯!”

任校长把一丝笑意挂在嘴角,低了低头,自己跟自己说话似的:

“我今天拿出来的,是我放了几年的茅台酒,拿出这最好的酒,我想表示的是,我搞了几十年教育,在这一方土地上,也算得是桃李满天下了。叶文福回来,我很高兴。真的,这孩子很清纯,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念着他。本来,师生之间,有一份亲情,藏在心里,笑在脸上就足够了。我教几十年书,叶文福是我所有学生中,最优秀的学生!最优秀的!最优秀的!”

任校长话音刚落,王志文老师立即站起来,激动之中,响亮地打了一个长长的家乡囉吙,举起酒杯,自斟自饮,连喝三杯,说:

“我跟校长几十年了,今天才真正认识了校长。校长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从来说话都是十分平和的。我本以为校长给叶文福的,也就是老师给学生的一份厚爱,今天校长给叶文福这么高的评价,这么不留后路地评价叶文福,我没想到,我想不到。这是一个信仰的高度,一个道德的高度,一个知识的高度,我没达到。本来,叶文福是我的学生,校长刚才的话,本该是我说的,校长先说了,我也就多领到了一份光荣。我感谢校长,我感谢命运使我一辈子在这样高尚的领导手下工作。校长,我今天要醉。来,叶文福,当年我们在北山,师生平分秋色,分了一个红薯,回家去撑这个穷肚子。今天,我们师生对酒,用茅台,对醉,醉这个富起来一部分的穷肚子——用这高尚的享受,祝福我们时代的伟大进步,表彰我们自己在重重苦难面前的卓越表现。”

                       

我在校长家住了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校长带着我,在学校的几位教过我的老师家轮流吃饭,轮流喝酒。老师们的日子,比起二十年前几乎天天挨饿来,当然强了一大截子,但依旧清贫。所谓吃,所谓喝,并没有大吃大喝,只不过炒几个家常菜热闹一下,亲切一下。

有一次喝酒的时候,说起我每天焦急地盼望上语文课的心情,我说:

“我坐在第三排,靠着窗户,只要上语文课,老远看着王老师走过来,就激动不已。王老师走路特别有意思,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夹着书,这样,这样,歪歪的,像一朵云,像一朵云斜斜地飘过来。”我一面说着,一面站起来模仿着,把我的师长们都逗得禁不住哈哈大笑,“我们几个调皮鬼私下里偷偷地学王老师走路,后来竟改不过来了。到部队后,挨了好几次批评,才渐渐改过来。即使是现在,也有时候无意之间走路还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

“真的?”王老师十分紧张地站起来问我。

“真的。”

王老师端起一杯酒,对任校长说:“为人师表之难,难于上青天!校长,我今天才深切体会到了。为师者,容不得一丝污垢,容不得一丝苟且,容不得一丝个人积陋。后学乃深山泉水,清澈见底,老师有错,孩子们也跟着学,还学几十年,我这不也叫误人子弟么?”

任校长也端起一杯酒,笑着说:“我倒是觉得,叶文福里里外外,都有你的神韵。”

王老师急着说:“不不,校长,我是觉得他身上有您的影子!”

任校长说:“学生是酒,学校是八卦炉,老师——你我,是高粱——高粱不能生虫子。”

2010,1,27,于北京三叶宫

2021,10,29,再改于北京三叶宫

盘点李泽厚

易中天

刚刚得到李泽厚先生仙逝的消息,不禁愕然。二十年前,我发表《盘点李泽厚》一文,对先生的学说有赞同有批判。先生不以为忤逆,只是当面对我讲:你可以说,我可以不听。又对我提出许多善意的建议。当时匆忙,未及深谈,孰知竟成永别。悲痛之中,忽然领悟先生何以要用“子曰如之何”与“佛云不可说”为他的《世纪新梦》作结。

谨以此意,敬献挽联致哀:

天或有情,佛云不可说;

人其无力,子曰如之何。

01 缘起

盘点李泽厚,决非赶时髦。

李泽厚已经不时髦了。上个世纪末某日,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李泽厚南下应邀做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李泽楷?有没有搞错?

实在的说,当我听到这个真实的“笑话”时,却有些笑不起来。没错,李泽楷与李泽厚,只不过一字之差,看走了眼也不足为奇。问题是,他们当真是看走了眼吗?未必。说白了,这些学生之所以把“李泽厚”看成“李泽楷”,只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李泽厚。

于是,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

想当年,李泽厚的人气多旺啊!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

有人甚至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这话也许夸张了一点。但不管怎么说,当年李泽厚的知名度,决不亚于今日之李泽楷。然而今天的大学生,已大多不知李泽厚为何许人也了。老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白云苍狗,本是当然。但,从八十年代初到如今,不过二十多年光景,无乃过速乎?

我终于没敢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李泽厚。毕竟他是我所敬重的前辈,何况我也是所谓“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中之一员。面对面的,实在难以启齿。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出来。因为这已不是李泽厚或李泽楷个人的事。正如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比尔(盖茨)不知道保尔(柯察金),并非比尔或保尔个人有什么是或不是,实在是时势所使然。何况这个并不好笑的笑话背后,也不乏耐人琢磨的东西。

其实,就连我们这些人,现在也不怎么读李泽厚了。李泽厚出了新书,《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己卯五说》等等,也买,但未必读,读也不激动,更没有当年那种如饥似渴先睹为快的感觉。我们买李泽厚的书,毋宁说是“怀旧”的成分多于“求新”。更多的,是出于对他的尊敬和怀念。是的,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李泽厚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是,无论我们当年或现在是否赞同他的那些观点(事实上也从来就没有全部同意过),我们都不能也无法否认他对我们的影响。毕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李泽厚是重要的,他的影响也是抹都抹不掉的。

这样一个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物,为什么转眼之间就成了明日黄花?是李泽厚变了,还是我们变了,或者是时代变了结果李泽厚和我们都变了?

这倒是应该也值得弄清的问题。

因此,我决定“盘点”李泽厚。为我自己,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

02 机遇

所谓“盘点”,其实也就是“反思”。实际上我并不可能对李泽厚进行“全面”的盘点,顶多也就是“反思”一下而已。反思是哲学家爱说的话,爱做的事。哲学家在教会了别人反思的同时,也使自己变成了反思的对象。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就像历史学家也可能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样,原本不过是他们的“宿命”。

李泽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有多方面的原因。

李泽厚成名很早。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因一场美学的论争而崭露头角,名重京城,成为一个学派的“领袖”和“宗师”。那时,1930年出生的李泽厚也还是个“小年轻”,算起来不过现在一个博士生的年龄。想那时也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年代。许多现在看来实属低层次的问题,却被朝气蓬勃地讨论着,并因此而人才辈出。李泽厚的美学观点(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更可谓红杏一枝,很是领了好些年的风骚。

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出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在八十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以后的情况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总算能够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才又重新回到课堂。这就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很幸运。我们接受中等教育是在1966年前。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学生的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这是其中许多人在恢复高考后,能够以“同等学力”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后来,在运动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滚打跌爬,历尽磨难,茁壮成长。有的炼就“金刚不坏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的则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就在我们走进校园不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邓小平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几乎天然地与之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学生。

这时,李泽厚来了。

李泽厚来得很潇洒。

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位思想家。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哲学、美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部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影响深远,《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相比较而言,他的《美学四讲》、《美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在他的美学著作中,我认为只有《美的历程》是不朽的,尽管他自己更偏爱《华夏美学》。

思想家与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有用,或等于没有产生。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就总要有人当学问家。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未来。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变革和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变革。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但正如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所言,当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其他宣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也许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李泽厚的“幸运”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拥有一大批能够理解和回应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应。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无论是“叙齿”(年龄)还是“排辈”(学历),李泽厚和我们都算“两代人”。两代人之间,是会有“代沟”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下一代理解上一辈,要超过上一辈理解下一代。比方说,我们看老妈老爸,就比老妈老爸看我们清楚;儿子女儿看我们,又比我们看他们透彻。李泽厚面对“代沟”偏能“马作的卢飞快”,不能不说他运气好,因为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

这实在是历史给予李泽厚的机遇。

李泽厚抓住了这个机遇。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

诚如骆玉明教授所言,李泽厚是在那个荒唐年代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连续地在社会中造成震动,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泽厚一人而已。

于是,李泽厚便光芒四射地表现出他的魅力。

03 魅力

也许李泽厚不知道,也许他知道了也不以为然,在八十年代初那个春天那个花季,他之所以风靡了神州颠倒了众生,首先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文笔。

虽然已事隔二十多年,我仍然记得初读李泽厚时的那份心情。那时,李泽厚每有新作发表,朋友间都要奔走相告。我们甚至特别喜欢他的那些“小文章”。1981年,他为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作序,一句“八十二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曾让我们击节不已;他在1980年为《美学丛书》所作的短序,我们则几乎能整段地背下来:“字数可多可少,范围尽量广泛,性质、题目、体裁不拘一格,中国外国咸宜,介绍论说均可,或专题,或综合,或重资料,或谈观点,或理论评述,或文艺欣赏,或高头讲章,或论文汇集。水平不求多高,只要言之有物,实而不空就好。”闲篇散章的魅力和影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他那本《美的历程》了。

李泽厚的魅力在《美的历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被视为“中国美学史外编”的《美的历程》一书,起先曾以《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为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美学》(第二期,1980)上发表了前三章。初刊之日,便广为传颂,纸贵洛阳。读者盼其全书,如久旱之望云霓。次年三月,该书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后来又有了多种版本(比如广西师大社的插图本),无疑是学术著作中最畅销的。即便现在看,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因为它不但跨越五千年历史,贯通多种艺术门类,而且“兼具历史意识、哲理深度、艺术敏感,还颇有美文气质”(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样的著作能有多少呢?凤毛麟角吧!

以十几万字的篇幅来完成这样一个“美的历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且能做到该细密处细密,该留连处留连,丝丝入扣,顺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巡礼中触摸到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诚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但最初打动我们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它的气势和情调。这就像是欣赏艺术品。当我们刚刚接触到一件雕塑、一幅绘画、一个青铜器或一首乐曲时,我们是来不及仔细琢磨它的。我们很难一下子体会到它的深刻含义,也不可能马上把它的形式结构看清楚。所有这些,都是以后的事,而且也许需要反复欣赏、反复体验、反复品尝、反复咀嚼,才能“品出味来”。而在当初,在与艺术品猝然相遇又怦然心动的那一刻,我们总是“一下子”就被感动和震撼了。我们分明感到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在吸引和呼唤着我们。《美的历程》便正是这样。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它的魅力,正在于它的“说不清”。

的确,这是一部说不清该算什么的著作。专论?通史?散文?札记?都是,又都不是。它是一个鸭嘴兽,是兽也是禽;它是一个猫头鹰,像猫也像鹰。你还可以说它是个“四不像”,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但你无法否认一点──它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

与众不同,正是《美的历程》使我们心仪之处,也正是李泽厚使我们心仪之处。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与众不同”的。它需要胆,需要识,还需要才。有胆才敢做,有识才能做,有才,才做得出、做得好。李泽厚恰恰正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美的历程》一书真是写得英姿勃发,才气逼人。单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更不用说每过几页就有一段华彩乐章了。实际上,《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它充分地表现着李泽厚的艺术魅力。

但更重要的还是胆与识。

我在《闲话中国人》等多部著作中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要求“大家一样,人人有份”则几乎是中国人的“集体文化无意识”。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乃是做人的大忌。只有历史上数得着的那几个顶尖级的大英雄大人物,才敢如此。但即便是这些大英雄,一开始也要受排挤、遭非议。直到后来,他们成了众望所归公认的领袖,与众不同才不再成为问题。

大英雄可以与众不同,不等于别人也可以。恰恰相反,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六亿人民就连衣服都穿得一模一样了,何况写文章?那更是必须一个模式一个腔调,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李泽厚是什么人,也敢与众不同?显然,这就必须有足够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来支持。不少人指责他的一些结论过于武断。但武断的背后,又何尝不是自信,以及敢做敢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断”也不容易呢!就是借给你一个胆子,只怕也不敢。正是在这里,在“武断”和“狂妄”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李泽厚的人格魅力。

但仅仅如此显然不够。时间毕竟已进入八十年代,敢于标新立异的人多起来了。社会上的那些“问题青年”,就胆敢身著“奇装异服”,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提收录机招摇过市,能说他们也有“魅力”?真正具有人格魅力的人,背后必定有理想和信念来支持。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事实上李泽厚之所以会把他的文章著作写得与众不同,从根本上讲就因为他的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就在1981年,李泽厚在回忆起自己的读书生涯时,便夫子自道,说他“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走我自己的路》)。这其实也就是李泽厚文章著作的特点:决无陈词滥调,决不人云亦云,新意时见,新说迭出,充满新鲜气息。唯其如此,他才在表现出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表现出思想的魅力。

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果不其然,他那篇《走我自己的路》刊出后,“一位标榜人道主义的善良领导”便紧张兮兮地跑到他家里对他妻子说:“怎么能用这种标题?这还了得?”

是了不得,因为年轻人听进去了。五年以后,这句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也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格言,到处出现,谁不说谁不够“品位”。就连小品节目中的人都会说,只不过被说成了“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或被改成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的去吧”。

是啊,人生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要么走别人的路,那就只能让自己去说了。李泽厚不愿意让自己去说,他选择了走自己的路。

李泽厚是一个先行者,他走在了前面。

跟在后面的,是崛起的新一代。

04 意义

李泽厚的确具有一种先驱者的意义。

在1979到1989这十年间,李泽厚在学术界几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总是在出版新著作,发表新见解,提出新问题,阐述新观点,甚至不断引进和创造新名词、新概念、新提法:异质同构、儒道互补、有意味的形式、文化—心理结构、主体性、积淀,等等,等等。其中有的虽非李泽厚所发明,却也多为李泽厚所倡导、传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学术新观念、新方法的倒也不乏其人,但能够“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做到“融会贯通”、“用人如己”的,还首推李泽厚。李泽厚有着过人的聪明。别人手中的兵器,到了他手里,就能玩出新花样来,而且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举重若轻。比如他用“有意味的形式”来讲彩陶纹饰,就让人叹服。尽管他那个“有意味形式”,与原创者贝尔的说法并不是一回事。

李泽厚又是极为敏感的。他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不失时机地把学术界的关注目光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八十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便都与李泽厚有关。几乎可以说,李泽厚的目光扫向哪里,哪里就会热起来。于是,他就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足迹,甚至不少学说都打上了他的烙印。

现在再来讨论前面那些提法和论争的是非对错,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事实上,李泽厚的许多观点和提法,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普遍的认同。争议一直存在,而人们的认识则在前进。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并不重要。或者说,这很正常。马克思说过,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思想家并不一定非得别人同意他的观点,而只希望能够启迪智慧。

李泽厚的意义正在于此。

李泽厚是一个在学术界大多数人还一片茫然时筚路蓝缕的人。那时,学术界刚从十年动乱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甚至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帮”的腔调。这是一种连“党八股”都称不上的话语模式,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了无生气,乏味透顶。这种人人憎恶的文章套路之所以还能延续一段时间,除习惯使然和一些人胆小怕事外,也还因为大家不知道,如果不这样说话,又能怎样说。

开始时李泽厚也一样。他也写了诸如《实用主义的破烂货》(1979)一类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改弦易辙了。李泽厚1980年的文章便已让人耳目一新。甚至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便已是纯正的学术著作,全无八股腔调。同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亦然。不过两书均嫌太过“专门”和“学术”,其影响便不如《美的历程》。《美的历程》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和朦胧诗一起,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

如果说,朦胧诗让我们知道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甚至就该这么写);那么,李泽厚则让我们明白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甚至就该这么做。比方说,讲哲学,并不一定要套上唯心、唯物之争;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浪漫之别。然而在此之前,这种套路是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结果就闹出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来。比如李贺,照理说只能算是“浪漫主义”的。又因为李贺的诗“鬼气”太重,便只好算作“消极浪漫主义”(李白则是“积极浪漫主义”)。后来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他老人家喜欢李贺。这下子文学史家们就狼狈了。伟大领袖怎么会喜欢“消极”的东西呢?只好另找证据,证明李贺其实是“现实主义”诗人。那么李贺究竟是什么“主义”?什么都不是。中国文学史,根本就不能那么讲。李泽厚不这样讲,也就无此尴尬。这在当时,却不能不看作一个“重大突破”。

但李泽厚的意义还不仅于此。

就我个人而言,《美的历程》以及李泽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让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李泽厚的实践告诉我: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人生。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因此,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美的历程》就是这样做的。比如“苏轼的意义”一节,讲到苏东坡写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挂冠服江边”,却不过回家睡觉,并没有“拏舟长啸去矣”时,李泽厚说:“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脱人世这个大罗网。”如果没有人生的体验,这样精辟的话岂是说得出来的?

历史的遗产一旦被看作鲜活的对象并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相结合,就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尸臭了。过去(也包括现在)一些学者专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么僵硬呆板枯燥无趣,味同嚼蜡不堪卒读,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字表述能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作活物。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哀莫大于心死。心已死,文字还能活起来?

学术著作变成木乃伊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在说别人的话,至少是总在用别人说话的方式在说话。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人生而学术,而是为某种现实的利益而学术。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认的“学术规范”和“量化标准”,小心翼翼地不要触犯了学术界的“规矩”。这时,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别人用什么方式说我也用什么方式说,无疑是最保险的。而当所谓“学术规范”其实不过“八股套路”,所谓“量化标准”也仅仅只是论量不论质时,大量炮制八股文章甚至学术泡沫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表述方式,而是一个“为什么而学术”的问题。为人生而学术,就要讲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总之,你完全可以不必顾忌任何成规陋见,不必死守某种模式套路,信马由缰,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才气和知识准备了。

李泽厚有。于是李泽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实践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通百通。从此,我们的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目光锐利了,思路敏捷了,就连文笔也变得流畅了。这都得感谢李泽厚。没有他,我们当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这是一种智慧的启迪。许多人甚至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寻。

但同时,李泽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得鱼忘筌,得兔忘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河,李泽厚老师不必再为我们摸石头。我们会记住他这座桥的。

05 历程

其实,即便有人愿意听,李泽厚的“课”也未必还能讲得下去。

一般都把李泽厚这近十年来的销声匿迹少有人知,归结于他1990年后去了国外。实际上,他走也好,不走也罢,情况都差不太多。在我看来,他的问题,早在《华夏美学》一书中便已有征兆,已见端倪。该书1988年7月由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出版,同年11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2月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次年2月由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半年功夫,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还有使用华语的新加坡,都出版了这本书,可谓遍布华人圈。李泽厚也很看重这本书,认为比《美的历程》更重要,而且认为谁喜欢《华夏美学》,谁就是“独具慧眼”。但恕我眼拙,实在看不出它好在哪里。比如开头这一段,就简直让人怀疑那是不是李泽厚写的:

    美,这在汉语词汇里,总是那么动听,那么惹人喜欢。姑娘愿意人们说她美;中国的艺术家们、作家们一般也欣然接受对作品的这种赞赏,更不用说美的自然环境和住所、服饰之类了。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实话实说,随便找个中学生,也不会写成这样!王朔有云:一盘菜,不必都吃完才知道好坏吧!《华夏美学》的开头如此,后面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我从头到尾都读完了。而且,由于当时买不到书,还做了笔记。

不可否认,《华夏美学》中仍有不少让人怕案叫好的东西,也不难看出李泽厚在撰写该书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已比撰写《美的历程》时系统深刻。如果要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华夏美学》倒是不妨一读的(但我以为读他那三部“思想史论”更好)。问题是李泽厚之所以是李泽厚,就因为他比一般研究者多了一份才气和灵气。然而《华夏美学》一书却灵气全无,就连书名也显得呆板俗气。开头不好,结尾也不好。结语那句“是所望焉”在《美学文丛序》中已经用过一回了,现在又用,岂非没了招术?

古人云,人生有三大悲哀: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江郎才尽。1989年的李泽厚,即便没到那个份上,也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华夏美学》出版后,几乎悄无声息,初版也只有区区5000册,与《美的历程》真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我就在心里惊叹:先生莫非老了?

随便翻翻1996年的《世纪新梦》,就能感觉到李泽厚的老态。洋洋42万字的集子,实在新意无多,就连作者自己也承认“内容和词句上都有大量雷同之处,因为翻来覆去也就是讲这么点意思”。其实,事情并不完全在于是否一定要有新内容。一些观点,尤其是一些基本观点,确实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复讲。问题是即便重复地讲,也可以讲得不重复。即便再三地讲,也可以讲得有新意。至少,你总可以讲得有趣一点,好听一点吧?然而我们终于失望。只有那篇痛快淋漓的《后记》,才让人觉得李泽厚宝刀不老。

还是回到《华夏美学》。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李泽厚对这部相对而言并不多么出色的著作情有独钟?他自己解释说“这可能是由于自己偏爱哲学的原故”,而“《华夏美学》涉及的哲学问题,比《美的历程》要多”(《华夏美学》日文本序)。也就是说,李泽厚的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哲学情结”或“哲学家情结”。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李泽厚的历程就多了一份理解。

李泽厚其实是想当哲学家的。在他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可能就有了这个念头。否则,家境贫寒的他,何不去选择一个既轻松又能挣钱的专业?他难道不知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而当哲学家并不容易。在当代中国要当一个哲学家,就更不容易。你得选好自己的路。冯友兰先生就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搞哲学通常有两条路。一条是“照着说”,这是哲学史家的做法。另一条是“接着说”,这就是哲学家了。

李泽厚要“走自己的路”,就既不甘心“照着说”,也太愿意“顺着说”。然而一时半会的,也还不能“接着说”,便只好“挑着说”、“绕着说”。所谓“挑着说”,也就是拣那些相对而言可以“由着说”的话题,先说将起来,最后绕到最想说的领域里去。

李泽厚选择的是美学。

选择美学是对的。李泽厚原本就有艺术气质,内向、孤寂、忧郁而易感,又从小喜欢文艺,兼具哲学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艺术家敏锐的感受能力,搞美学是再合适不过了。更重要的是,较之哲学的其他分支(哲学原理、伦理学、认识论等),美学离政治最远,受政治的干预和影响最小,自由空间也就最大,但又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七绕八绕,还是能绕回哲学来。所以,先讲美学,再讲哲学,通过美学来讲哲学,应该说是行得通的。

李泽厚的“策略”大抵如此。事实上他的历程也正是这样:先以美学研究成名,同时进行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某些专题研究,最后则“直捣黄龙”。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三十年间,李泽厚一定阅读了大量的图书,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进行了反复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下过苯功夫”)。唯其如此,他才能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大放异彩。我们看他那时的著述和言论,真可谓四路出击八面威风:评康德,论孔子,谈文化,说思想,臧否历史人物,指点当代文坛,梳理古今脉络,畅议中西学说,直至最后建立和提出他的“主体性哲学”。其范围之广阔,气势之恢弘,见解之精辟,文笔之华美,让许多号称“美学家”乃至“哲学家”的人相形见绌黯然失色。

然而,就在李泽厚风头正健时,批评也同时群起。

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两派的意见也正好相反。一派斥其“离经叛道”,一派怒其“僵化保守”,但不喜欢他,则是一致的。李泽厚夹在当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正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李泽厚提起,也只能说“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这其实是一种无奈。

无可奈何花落去。曾经处于巅峰状态的李泽厚,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末路。

06 末路

李泽厚这种进退失据左右两难,也许为他始料所不及。因为他的初衷,原本是想能够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

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李泽厚便表现出他独特的想法和思路,那就是通过折衷与调和,来另辟蹊径。当时论争的诸方,主要是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论”,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论”,还有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但“主观论”有唯心主义之嫌,“客观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问题多多,而朱先生又是唯心主义美学旧阵营中过来的人,李泽厚显然不愿意把自己归入他的旗下。既要坚持“美是客观的”(这在当时即意味着坚持“唯物主义”),又不能把美归结为事物的自然属性(其实彻底的客观论就得这么说),还要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于是李泽厚便提出了“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说法。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要么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要么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哪有什么“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社会性和客观性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你叫它们如何统一?

然而这条原本走不通的路,却让李泽厚走通了。一时间疑者甚少而应者甚多。这其实是当时学术界逻辑水平太低所致,而李泽厚却认为他找到了一条好路子。他以为只要找到一个看起来合适或说得过去的框架,就能随便把东西往里装。于是他就沿着这条道路越走越远,直至走向末路。

本来,如果李泽厚只是在美学范围内自说自话,也没什么关系。美学毕竟是一种“虚玄之学”,随你怎么讲,圈外人都不会多当真。然而李泽厚是不甘心只当美学家的,也很愿意发表他对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的看法。这是他站在哲学家的高度,居高临下俯瞰历史得出的结论,不吐不快。这就实际上是在参与政治干预现实了。而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他的内在矛盾便暴露无遗。

就说“西体中用”。

这个说法,是李泽厚的得意之笔。从学理上讲,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中西体用之争的结果,也无非是四种选择:固守国学、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固守国学守不住,全盘西化行不通,中体西用早就声名狼藉,剩下的选择,也就只有“西体中用”。

问题没有,麻烦却多。

麻烦就在于究竟什么是“体”,“西”又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李泽厚自己认为已经说清,其实别人听不明白。比如,他说“体”只能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至于“西”,则主要是现代化的意思。现代化虽然不等于“西化”,但现代化之种种,包括思想、观念、方式、载体,却又都从西方学习和引进得来,因此无妨谓之“西”(《世纪新梦》)。也就是说,只要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现代化了,就是“西体”。这倒是不错,但用不着李老师来讲来教。因为我们早就穿牛仔裤、吃麦当劳、开进口车、用电冰箱了。一句话,我们早就“西体”了。只是不知道如何“中用”,用进口收录机放音乐打太极拳算不算?

看不懂的地方还很是不少。比如,李泽厚斩钉截铁地说,“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是“体”,“体”只能是“社会存在”;却又说,“学”既然生长在“体”上,并产生、维系和推动“体”,就当然应该为“主”、为“本”、为“体”。因此,所谓“西体中用”,又仍然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个“西学”,不但包括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其他理论学说,以及科学技术、政经管理等等(《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这可真是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体,既是“社会日常生活”,又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它还同时也就是“西体”),到底是哪个?西,既是现代化,又是新思想,还包括科学技术,又到底是哪个?

都是,也都不是,全加在一起才是,却又只能分开来说,而且越说越说不清楚。因此李泽厚这个提法就麻烦多多。如果“西”即现代化,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现代为体,传统为用”;如果“西”即科学技术,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科技为体,人文为用”;如果“西”即马克思主义,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马列为体,儒学为用”。这倒可能是李泽厚的真实想法。晚年李泽厚津津乐道的课题,是要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或者说,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去夺取和占领“新儒学”的阵地。我想这大约又是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事情。海外那些“新儒家”并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未必领他的情,至于年轻一代,则恐怕根本就没有兴趣。

不能说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完全没有道理,更不能说他不是一番好意。他其实是很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一条康庄大道的。无论如何,这种想法令人敬重。他设想的蓝图也很不错:以社会存在(即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本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科技生产力为关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既学习西方经验,又弘扬民族传统,以期平稳健康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有什么错?差不多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思了。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理论,还要那个含糊其辞歧义甚多的“西体中用”干什么呢?何况还要解释老半天。

李泽厚曾用孔子和佛祖的话来为他的《世纪新梦》作结,我也借来结束本文吧——

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佛云:不可说,不可说。

那就不说也罢。

(以上内容来源:“易中天”公众号,本刊获作者授权转发)

真学者冯天瑜

文/ 邹贤敏

浮躁喧哗的时代,学术生态日益恶化,假冒伪劣似成常态,但也不乏真正的学者,他们才是学界精英,是中国当代学术精神的代表,冯天瑜就是其中的一位。

冯天瑜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原武汉师范学院的教师正为重新获得了教学科研的权利摩拳擦掌,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冯天瑜调到我们学院来了,在历史系!”不知怎的,我也有一点莫名的兴奋,虽然我只知其名不识其人。凑巧,他就住在我家对面一幢老旧平房的两居室里,于是整个夏天,我和爱人几乎每天傍晚都目睹了三十米开外的一幕:男主人搬出把躺椅,放在房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女主人缓缓步出,慢慢躺下,享受着病人的闲适,他又搬出一高一矮两张旧木凳,或坐下看书,或俯身写作,对四周传来的“锅碗瓢盆交响乐”充耳不闻;掌灯时分,她慢慢起身,缓缓踱进,他撤走所有“道具”,关上纱门,书桌上的灯光亮起……三十年如白驹过隙,这感人的一幕已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且随时光的流逝愈益鲜明。我爱人曾多次忆及当时的感受:“那时我以为你够用功的了,可他比你还要用功,一看就知道是个真做学问的人。”坐在小凳上的天瑜,此前刚刚抓住选择专业的机会,决心竭尽绵薄于中国文化史,正在和时间赛跑,潜心撰写有关明清文化史方面的专论。

湖北大学前身武汉师范学院时期的文史楼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与天瑜相识,没有任何过渡,成了可交心的朋友。一天,我俩在校园相遇,按惯例聊了起来,其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党委找我谈话,要我当校领导,说省里已同意,征求我的意见。”

“你是怎么样想的呢?”

“我不想干,还是搞业务更适合我。”

“上面都决定了,恐怕由不得你。”

“我给省委书记和省长写了封信,详细申述了自己的想法,恳请组织上更换更合适的人……”

“老师们肯定都希望你出来,会支持你的工作;但对你个人来说,当然还是做学问好些。”

“我相信省里会考虑我意见的。”

显然,天瑜面临又一次人生选择。以他的能力,任正职也有余裕,能否胜任肯定不在他考虑之列。他要思量的是进入官场“双肩挑”还是坚守书房一心做学问。我猜想,他有过内心斗争,但不会太激烈,因为他步龙门扶风后尘,是扎根于少年博览、青年庭训和诸多人生体悟之中,经过了深思熟虑,外力难以动摇;何况他已在自己耕耘的土地上收获了《明清文化史散论》等甜美的果实,目不暇给、引人人胜的文化史景观吸引着他,升堂入室、探幽致远的学术雄心推动着他,前辈学者的热评和厚望也鼓舞、激励着他,权力的召唤不可能让他改弦易辙。最终他远离权力诱惑选择了学术,而学术也选择了他。事实证明,这完全符合他的天性,是极其明智的。当然,这与对权力的价值评判无关。

此后二十多年,天瑜在学界如鱼得水,任情游弋,好不快哉!当风云突变,不少像我这样的知识人陷入颓唐,他仍坚守学术理想,以昂扬的精神笔耕不辍;当权势者找他的麻烦,在其学术道路上设置障碍,他毅然出走,到新的学术环境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当病痛拖他的后腿,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曾几次向我“投诉”,我也觉得他的弦绷得太紧,劝他歇一歇,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即使是出国访学期间难得的游览,他也未能忘情至爱的学术女神:

二〇〇二年夏,笔者访学德国,曾泛舟于山川如画的莱茵河中游,目睹两岸苍翠峰峦,每距几十公里即有灰色城堡耸立,他们或者已成断壁残垣,或者保持着巍峨壮丽的旧观。此乃西欧中世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面临其景,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着的“封建”概念辨析问题,骤然齐集心头。

——《“封建”考论·题记》

这就是冯天瑜,一个“潜心探究,乐此不疲”,“终身莫懈,不倦无悔”,“一切以学术为鹄的”,矢志献身学术的纯粹的学者。

在历史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冯天瑜无疑是文化史领域里现代研究思路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之所以能成为这个学科的主要代表,唯一的原因是他做出了真正的学问,治学有大家气象。

读天瑜的论著,最令我动容的是那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强烈的使命感——学术使命感和历史使命感。

从古至今,中国的学者很难做到为学术而学术,天瑜也不例外。他曾多次引用宋人张载关于治学目的的千古名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现实而学术的文化基因深植于他的灵魂,“固有的忧患意识”正是他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的主要动力之一。忧患什么?在天瑜看来,“面对现代化这与国家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主题”,“民族灵魂的认识和改造,是一个切关紧要的大问题”,因为现代化事业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而中国文化史研究“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国民精神的发展历程”,为改革国民性、塑造现代新人提供重要的借镜。这与他景佩和服膺的鲁迅文化观的核心——把“立人”置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顺应世界潮流的首位——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鲁迅更多暴露“国民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他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更多地思考如何“疗救”。他撰写《中华文化史》,就是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闪现着该民族灵魂的搏动”,要“了解一个民族,便应当从纷纭复杂、变动不居的文化史人手”,把握该民族文化的特质,“以达到深入民族灵魂底蕴的目的”。这部大制作不仅勾勒了三千年中华历史运动中的文化演进,更提示了中华传统文化锻造中华民族自身的过程,像一面历史巨镜,使我们从中清晰地照见“过去的”自己,进而从文化入手改造和完善“现在的”自身,以大踏步走进“未来的”历史。他写作《中华元典精神》,也是为了借助对“中华元典”提供的符号编码的破译去“透视中华民族的灵魂”,着力探讨中华元典所蕴涵的民族原创精神的现代转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天瑜的忧患意识在这部著作中已从民族、国家上升到整个人类,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扩大到世界的现代化走向,因而反复强调中华元典精神对整个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方”价值,认为它“今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还可能再显示其特殊的调节功能,同时又可能给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均衡系统”。在“时代冷漠症”流行于知识界之今日,这种热切关怀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历史使命感显得尤为珍贵。

天瑜的历史使命感是与他的学术使命感——自觉的学科意识交融在一起的。有无自觉的学科意识是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学术的重要标志,“追求学科发展的愿望”是他跳入史学之门的另一主要动力。入门要先认“门牌”,从《明清文化史散论》中的《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到《中国文化史断想》中的《关于文化概念和文化史研究的历史考察》,再到《中华文化史》的“导论”,天瑜对文化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功能问题颇下了一番工夫,视野不断扩大,认识步步深入,在科学界定文化史“以历史运动中的文化表现和文化锻造人自身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通过动态的“史”的研究即文化概念在中国本土文化接纳外来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复杂演变,去渗透、把握“文化”的真谛,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文化的本质内蕴: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

这比中外文化学者关于文化的形形色色定义更切近文化的本质,更富理论穿透力和说服力,克服了史学研究中“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物”的历史偏颇,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创造性综合与超越。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天瑜持续地为文化史学科“这个被荒芜了的领域”增添着有价值、有创意的内容,旗帜鲜明地捍卫史学主流价值;“实录、直笔传统永远不能背弃”,“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是史家第一天职”;倡导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究相结合,以展现历史的规律性;主张贯穿古今、打通中西以在专攻方向上有所突破;建立第一个科学、系统的文化史认识体系,以唯物史观对中华文化的价值精神进行评估;提出“元典精神”概念,把“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提升到新的层面;独创“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新方法,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系统,等等,都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和文化史的学科建设。这种自觉的学科意识源于他对学科现状的清醒认识和力图改变学科现状的学术抱负。在回顾中外知识界对文化问题进行探讨的历史时,面对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大陆冠以“文化”的著作不过两三本的尴尬现实,他痛切地呼号:“这与‘泱泱大国’兼‘文明古国’的‘我中华’是何等不相称!与世界各国在同一时期文化学和文化史研究云兴霞蔚般的盛况相距何止千里!”所以他要与中国知识界一道,借改革的春风“奋起填补这一巨大空档”,“追赶各国同行”。当他构思《中华文化史》时,萦绕在心头的是郭老30年代对后辈史学家的殷殷嘱托:“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张白纸……中国人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他如此回应:“老一辈史学家在这方面做过工作,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然而,更浩大、更系统的工作,则期待着后来者。”他不就是不负先辈重托,为完成宏大的学术使命而努力奋斗的“后来者”中的一员吗?

读天瑜的论著,最令我信服的是贯串始终的昂扬的现代理性精神——独立的学术人格和整体的思维。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曾给天瑜以深刻的启迪,他是在学习、融合中西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其根本精神就是超越实用理性和经验理性的现代理性,不迷信不盲从不武断,不追新潮不赶时髦,不仰人鼻息,极力“维护历史记载与历史评判的尊严性”,以一种超越性的文化心态和精神力量,坚持独立的学术人格,这是现代理性精神的体现。天瑜是以一一种独立的学术姿态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他毫无保留地向读者袒露过当时的心迹:

70年代后期,我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少年时的作家梦这时早已淡化,因为自知形象思维非已所长;而哲学固然有诱惑力,但玄虚抽象又令人生畏,于是我决计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由于目睹近30年的史学偏于政治史和经济史,文化史久遭冷落,而自已对文、史、哲均有涉猎,又稍长于综合,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为自己的专攻——那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以前4、5年。……就个人经历而言,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也与一时之热潮关系不大,而可以说是蓄之久远,发于天然。

没有来自上面的指令,没有外在热潮的诱惑,没有个人功利的考量,从这里不难找到独立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尊严性形成的根基。“蓄之久远,发于天然”八个字,其实也是对天瑜整个学术道路之独立性的精妙概括。20世纪80年代,不论是“在明清文化大殿的回廊徘徊”的《明清文化史散论》,还是力图升堂入室、探幽致远的《中国文化史断想》,虽然个别篇章不无旧的痕迹,但都“成之天然”,没有附着衍生于时风时潮。天瑜70年代对孔丘教育思想的批判性思考,被政治利用过、“清查”过,但学理上的清醒给了他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收入《断想》的“孔子‘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思想评议”一文就据史实批评孔子“轻自然、斥技艺”的倾向给两千余年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认为这是“中国无法产生出现代科学的一个直接原因”,并指出孔学局限性的产生同孔子运用的“逻辑方法简单、肤浅”,“思辨能力尚处在较低的水准线上”直接相关。9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发生分化,天瑜却不迷失不退缩,一如既往地跋涉在学术的崇山峻岭:《中华文化史》于1989年12月4日脱稿、1990年3月12日修订完毕,紧接着的三个春秋完成了《中华元典精神》,1997年初结集出版《人文论衡》。这三部著作充分证明,在天瑜的内心,启蒙理想之火从未熄灭,学术信仰之光从未暗淡,独立的学术人格依然丰盈。特别是两部专著,没有陈腐的冬烘,没有媚时的说教,没有流行的浮躁。尽管有的部分对传统文化中消极基因的抉发与批判分量不足,尽管个别章节的内容太过浅白,有“为尊者讳”之嫌,我还是被整体思想的厚重和醇美征服,被作者听从内心召唤的理性思考征服,被流淌在文本中的现代情愫、时代气息、人性温暖征服。当“弘扬传统文化”沦为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广告语,变成抵制新思潮的挡箭牌,复活陈腐观念的遮羞布,天瑜拒绝同流合污,以独立的学术探讨为转型时代的道德重建、人格重塑、民族精神重铸和文明世界现代病的诊治奉献出自己的勇气、良知、智慧,其悲天悯人的情怀令人钦敬和感动。新世纪十年,天瑜仍不“与时俱进”,远离学林拜金媚权之风,不曲学阿世,按既定的学术路线我行我素,他大胆“伸斧钺于定论”,将二十年思虑泛化封建观形成的“心结”化为四十余万言的《“封建”考论》,震动学林并波及世界。

此书对“封建”一“名”及其背后文化意义、历史内涵的思索探究,阐微抉疑所达学术境界,足显天瑜治史之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创新意识远超庸常,并深见其独立的学术人格特出之处:既不因追求学术而消解了自己的现实关怀,也不因面向现实而扰乱了自己的学术视线,在二者之间求得平衡,达到按人文精神治学与依科学精神求道的统一。仅从书中浩博的引据,就能对其毋庸置疑的学术性和力透纸背的现实性领略一二。现信手转引三则: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汉书·王阳传》

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伟人们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已在跪着。站起来吧!

——1789年《巴黎革命周服》

思维的整体性是天瑜论著中现代理性精神的又一表现,他是在回溯人类思维发展规律(古典的整体思维——近代的分析、实证思维——现代的整体思维)的基础上,遵循古与今、东与西结合的原则来确立自己治史的思维方式与方法的。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综合思维、系统思维具有同一性,在实际运用中难分彼此。按《东方智慧与现代文明》(见《人文论衡》)的认知,现代的整体思维以东方的“整体观”为启示源泉,融“中西”于一炉,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质。天瑜得其精髓,将之用于文化史研究之运思,虽未达炉火纯青,却也驾轻就熟,调谐自如。他把微观析察与宏观把握结合起来,既详考树木又概览森林,既以大观小又见微知著,对历史事件的梳理、历史人物的复原和中外文化发展重大问题的评说,不想当然,不走极端,不情绪化,比较接近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比较易于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这方面的例子在其论著中俯拾即是,此不赘引。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在现代理性精神背后发生支撑作用的思维方式,天瑜得益的不是学做四平八稳、是非不分的学术乡愿,而是突破思维“瓶颈”,集众家之长成一家之方,在学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比如,他从易道的“元一亨一利一贞”、黑格尔的“正一反一合”、唯物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律的相通相融,见出事物的发展是按“螺旋线”上升,从而在浩如烟海、错综复杂的中外文化史实里发现了“文化重演律”——文化的演进不是直线式的,而呈“螺旋状”的“回复”与“重演”,其实质和意义在于:“一种文化在蜕变过程中,为了摆脱现状的束缚,有着发扬文化‘元本’的趋向。而‘元本’的发扬,正开创着民族文化的新生面”。这就深刻揭示了近代化与元典精神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和合融通的中国式思维气质。当然,这种现代的整体思维方式不是天赋,其习得也并非一蹴而就,它内化为一个学者的思维习惯和思维定式,是他在学术研究中长期的认识一实践一再认识一再实践,不断向真理逼进的结果。拿对邹衍阴阳五行说的评价来说,王夫之斥其为“惑天下”的“邪说”,梁启超判定它“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天瑜20世纪80年代的有关论述受他们的影响,也给邹说戴上了“蒙昧主义”、“命定论历史观”的帽子。显然,从思维方式的层面看,王、梁的误判可以从传统思维的感性特征所导向的片面性、浅表性找到原因,天瑜的偏颇也反映出他还没完全摆脱传统思维的局限,没注意到老辈学者在这方面已有了突破(如胡适以犀利的眼光看出了掩藏在迷信之下的思想变革的时代诉求,胡秋原敏锐地发抉出迷信背后的“新世界观与新历史观”)。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天瑜的学术思想走向成熟,重新审视邹衔的学说,所见就不一样了。在《中华文化史》下编,他站在中国和世界思想史的高度,从阴阳学派对中国文化多方面的巨大影响这一文化史事实出发,探讨其价值,从而发现阴阳学家以恢宏的气魄与眼光“把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结合起来,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构建了“熔天、地、人于一炉的宏观思维方式”,这证明还在希腊人、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时,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是秦汉时代出现的“中华民族独特的早熟的系统思想……直接的理论和方法论渊源”,“表明人的思维能力的巨大进步”。对阴阳学派的整体把握,还使他看到了其理论和方法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性质,“蕴含着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即重视世界系统的流转变化和强调神秘的天人感应,这两者都在以后的岁月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构成中华文化鲜明特色,这便是阴阳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之所在”。这些分析判断高屋建瓴、深刻透辟、大气淋漓,学理上无疑超越了前贤,充分体现出现代整体思维的广度和深度,打上了冯氏思维严谨而灵动的印记,闪耀着现代理性精神光彩。

1993年暮春,校毕《中华元典》的天瑜抱悠闲情怀,勾如烟往事,写下了《地老天荒识是非》(后改为《回眸学术理路》)。这篇寓情于理的学术自述,抒发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欲成就“表征盛衰,殷览兴废”的治史者的豪迈情怀,对自己秉持的学术理念和践行的史学精神作了拈精摘要的阐发,在学术理路的如实回眸中自然流露出不卑不亢、不骄不矜、吞吐自在、俯仰自如的性情之真。这种真性情可从他的家庭变故找到渊源:

先父性格刚直,宁折勿弯。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其时正在念高中的我心情十分抑郁,只有忘情于文学时方获得几分精神自由。1960年初,我正值高中毕业前夕,三兄因发表在今日看来完全正确的言论而被作为“反革命”逮捕。父兄的问题显然杜绝了我投考理想大学和专业的可能。

他没因此自暴自弃、颓废丧志,也没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而是将父兄讲真话、做真人的处世之方烙印于心,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强自立。要走近天瑜,读懂其文其人,还不可不读他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文化转型中的知识分子》。这两篇文章对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传统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作了相当准确的勾勒和剖析,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严格的道德自律;近代知识分子自觉而强烈的时代意识,新的知识结构,新的角色认同;作为自觉不自觉的士大夫的传人,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分别担当的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的任务义不容辞地一身二任。这里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素描和《回眸》对知识分子个体的素描具有“互文”意义,从中不难找到作者形诸笔墨之外的意蕴所在。特别是当我读到下面两段话:

(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纯粹学科意义的文化重建,往往被看作等而下之的不急之务,少数潜心于学科建设的文化匠师(如哲学家熊十力)长期被社会所冷待。

对孜孜于文化重建的学者型知识分子着墨较少,而这类知识分子的默默耕耘,实乃现代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知识分子与现代化之路》)

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天瑜这三十余年所走过的人生、学术道路。我不相信什么“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无思想的学术接近不了真理,无学术的思想也难有生命力。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本来是不可分离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二而一的历史目标。不论是以学术为工具、武器直接投身社会重建,为文化重建开辟道路,还是以学术为职志,潜心于文化重建,为社会重建提供精神资源,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应不分轩轾,无论高下。沿着不同的路径,朝着同一的方向,都可抵达“真实意义的现代知识分子境界”。不从这个层面去认识、接受天瑜,就难以真正理解他的性情之真,难以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文如其人”虽不具普适性,但于天瑜是适合的,读他的论文和专著,就如读他的思想、人格,读他的性情。在他的笔下,历史不是冰冷的,当你置身其间,身边有暖意,眼前有亮光。请看:

……“三言”“二拍”所表现的带有近代意味的生活场景,其清晰程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它们好比是在乍暖还寒的冬春之交,自然景观一派肃杀,但在某些洼地,开始萌发着青草的嫩芽,这些嫩芽还很不起眼,但毕竟预示着早春季节将要来临。

乾嘉学派虽在古代文化的整理方面做了浩大的工作,有不容忽视的贡献,但就中国文化的进程而言,毕竟是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发展,如同那些在大石镇压下的小草:弯弯曲曲,惨白焦黄,而绝不可能茁壮成长。

春秋战国时代,物质文明在迅速发展,财富、享受、欲望与野心、权势、罪恶同步增长,文明进步与道德沦丧的二律背反,越来越尖锐地刺激着思想家生发出改变现状的种种主张。如果说儒家是试图从调节人际关系入手,以阻止“世风日下”,那么道家尤其是庄子,则是从强调个体自身的价值入手,呼唤人性的复归。这种人性的复归,是要回到人所自来的原始社会,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

从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一股活泼的生命之流、性情之流的存在。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和文化史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运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一方面,天瑜也把自己的生命、性情融人其中,从对象和主体、历史生命和现实生命的契合中,实现了精神的自由飞翔,性情的本色放纵。他以追求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历史评判的道义崇高性为尺度,带着批判性的理性思考进入历史、审视历史、重构历史、超越历史,既不为表现思想解放作“激烈状,也不为加大保险系数作“嗫嚅科”,执著地以一己之思想、人格、性情叩问历史,探寻历史之真。他之所以认为史学较近于文学,“钦佩前辈史家的文质彬彬,不满新旧八股的呆板乏味”,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历史活起来,赋予死去的历史以人性的暖意和亮色。

氤氲在天瑜论著中从容大气、自在自如的真性情,在他与朋友的交往中表现得更为直接。他不喜亦不乏交游,故友朋不少,圈子不小。他宽容、儒雅、谦和,但有是非底线,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他交往不讲形式,不拘小节,然重情重义,一视同仁。我与他相识相交近三十年,虽然我对传统文化、国学不大喜欢,知之甚少,虽然我们少有在一起长谈畅谈的机会,但思想精神的相通使我们互相视为知己,从无隔阂陌生之感。比如赠书,他不搞“对等”,至少对我是如此。他出的书,我书架上多有,而在他手上我的书几近于无。不是我吝啬,实在无书可赠,虽“赤字”高悬,他照送不误,我也坦然照收。因为这些书不仅传递知识和思想,还传递着汩汩流淌的友情。

作者(左一)与冯天瑜先生(右一)

前年,我们相聚于湖北评书表演艺术家何祚欢工作室,三人神侃得差不多了,他忽然离座,从旁边桌子上拿起我十分眼熟的那个20世纪90年代初人用的蓝色布提包,取出备好的铅笔说要给我俩画像。我这才想起他说过的从小就迷上了人物画,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于涂抹的趣事。毕生第一次“被速写”,我不习惯地摆好坐姿,只十分钟他即摹毕,随即复印了一张送我,并要我在原作上题写了一句话由他“收藏”。他还告诉我们,家里有不少为学界前辈和朋友画的,言语间颇为自得。去岁相聚,他送我本由世界华人美术家收藏家联合会监制的《冯天瑜作品集》,内有“辛亥百年祭”瓷画和“学人侧影”硬笔速写共20余幅,令我大开眼界。湖北美术学院徐勇民院长评其速写“不拘一法,形神兼具”,赞其瓷画曰:“遍览陶瓷艺术,绘系列辛亥人物唯先生一人,品其画格,莫过于‘真情现史’四字。先生妙笔丹青再现辛亥百年英烈于泥火淬变中,玉润华光,韵调致远。”“真情”二字,可谓得天瑜为文为画为人之神髓!

天瑜的真性情还表现为在“名”的问题上他从不矫情,这点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20世纪90年代早期,高校开始有了“博导”,这是高端学术水平的一个标记,那时遴选比较严格,早期的博导很少有遭人非议质疑的,不像后来流于既滥且烂。天瑜当然希望自己在学术上的努力得到承认,期待有更好的条件做学问,于是向校方提出了申请,当时的校长徐章煌为学校发展计极力促成,我从“小道消息”得知此事,满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一天在校区碰到天瑜,顺便问起进展情况,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也没有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在平静地告诉我事情没办成时,神情和往日有点不同。我深感意外,追问了一句:“那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他讲了学界几位前辈对他的肯定,讲了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情况。“哪有这么巧的事?……”我听后愤愤不平地骂了两句,他连忙笑着反过来劝我:“算了算了,为这不值得,反正以后还有的是机会。”说完这句实实在在的话,他怕我再骂下去,便快步离开了。有些在乎,但不耿耿于怀,尽快自己化解掉,他的态度使事情没有发酵,画上了句号。2006年5月,我去武汉大学参加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答辩会,刚在逸夫楼前下车,天瑜从楼里迎面出来,多时不见,一阵惊喜,彼此问候过了,他习惯地以平静的声调告诉我:武大文科资深教授的评审刚刚结束,他和刘纲纪顺利通过,还讲了一些他知道的具体情况。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实至名归之事,我当然为他和纲纪老师感到高兴。这应当是朋友相处的常态,在我面前,天瑜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内心的欣慰之情,没说一句矫情的话,那刻我感受到的是信任和尊重,是对快乐的分享。教授里能评上资深的没几个(不知以后是否也会滥),这多少能说明你在特定学科领域确有实力确有贡献,你有充分的理由享受这个“名”,一个钟情于学术的人因辛勤劳动得到报偿,自我得到实现而欣慰而宣之于友,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再真实不过了,我欣赏天瑜坦荡荡的君子之风。

2019年4月6日,摄于武汉大学“冯氏收藏馆”

在我的眼中,冯天瑜就是这样一个活出了思想、活出了性情、活出了境界,有传统文人气质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他七十华诞之际,我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为的是期望在有生之年能读到他的《中华文化史》续编《中华当代文化史》,那需要更大的学术勇气和更高的学术智慧,但天瑜并不缺少这些。不知我的奢望能否与他的学术规划不谋而合?

(原载《中国文化史探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由作者授权本刊重发;书籍图片源自网络,其它图片由作者学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