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史随札》，王成玉 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文/ 王成玉 我一直幻想有一间自己的书房，然而三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书房。我读书向来很简单，一桌一椅而已。有时候干脆躺在床上看书。在我看来，读书是随时随地都办得到的事。这也许是我的条件所造成而无法改变所形成的一种陋习吧。那个时候，我总是上班时带一本书，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读，所以我有很多的书上面都有油渍。当然，如果有一间窗明几净的书房供我读书，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啊！我的这个梦想，现在看来恐怕是很难实现了。每当看到别人在文章中提到书房怎样怎样，我的心都在隐隐作痛，真的是令人心向往之啊！ 我这样说也许并不完全为我自己，有时想到的是我买的这些书。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同样的一种书，在各人买回去之后，就有不同的命运。有的被人放进书房，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而且还有玻璃窗保护，一尘不染。而我，除了极少一部分外，大部分的书都堆在纸箱中，年长日久，灰尘满面，伤痕累累。每当写作时，如果需要查找什么资料，简直搞得五心烦躁，明明记得在这里的，怎么也找不着。有几次因为找不到所需的材料，干脆不写了。或者凭记忆，先写出来再说，一篇文章有时因缺少相关的资料而大为减色，而我写的多是读书随笔一类，没有资料根本就无法动笔。记得在写《书话史随札》时，我干脆花了几天的时间，把相关的书全部找出来堆在房间里。本来房子就小，到处都是书，妻子看了也很烦，多次劝我把书卖了算了，何必自找苦吃呢。我也曾几次下决心要卖书，但这本书没写完，我是不肯卖的。为写这本书，我阅读参考的书大约有几百种，幸亏我把它们慢慢地找出来了，不然的话，根本就动不了笔的。 买书之初，我从未想到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困境，虽然我并不想当什么藏书家，但书是要买要读的。那时主要是因为想看书，觉得自己有几本书看起来方便一些，所以直到现在，我的买书基本上是为读书准备的，并没有什么惊人的秘芨和值钱的货色，再说我也买不起。我买的书都是近三十年出版的新书。刚开始买书时，外国的书要多一些，为了赶新潮，买了不少的外国名著，包括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但最近几年，也很少读他们了，一方面送了人，另一方面都卖了，现在只有一百多本。 我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人，不是作家，买几本书总是为了方便自己读书，自己的书总比借别人的或图书室的书看得要舒服一些，一册在手，随心所欲，不怕弄脏，也不怕弄坏，甚而更不怕弄丢了。自己的心事不怕别人知道。对我来说，买书本来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这个道理是我最近才感悟到的。古人说，家贫莫买书，一点都没错。我虽然也知道，但总是控制不了自己。我的买书，基本上是人弃我取，买的是零本殘册，大部头的书除《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外，其他的不问津。我几乎没什么工具书、词典之类的书，到现在，我连一部《辞海》、《辞源》都没有。一部《现代汉语词典》，还是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的，已经很破旧了，还是舍不得换新的。这说起来真难以令人置信。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但我一直到现在，连一本《中国文学史》的书都没有。那一年发年终奖，我下决心把《十三经注疏》买了回来。1985年，我三十岁退团，书记要送我纪念品，问我要什么，我说就买几本书吧，于是我买了《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在我的书房中，差不多有一半以上都是在旧书店旧书摊上买的。一套寥戚生的影印本《红楼梦》（六册）只花了二十元钱，还有一套《清代野史笔记》（六本），花了十五元钱。解放前出版的《良友文学丛书》，一本才二元钱，《叶景癸杂著》也是两元钱等等。我买书的经验是，新书店不如旧书店，旧书店不如旧书摊。当然，这主要是从价格方面说的。每当参观别人的书房，看到那些成套的书摆放在那里，又漂亮又整齐又干净，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书。因为我很少去买那些成套的丛书，只选择地买几本自己喜欢的，除非这些书分不开。例如《词话丛编》五本一套的精装本。在今天出版的《现代书话丛书》中，我开始也只买了几本，后来在旧书店旧书摊才慢慢地配齐的。像《文选》、《艺文类聚》、《明儒学案》、《章学诚遗书》、《章太炎全集》等，因为买得早，要是到现在，恐怕也买不起了。 关于现代学者的书，我也买过一些，如陈寅恪、陈垣、王国维、钱钟书，钱穆、余英时等。我曾很用心地去读他们的书，还做了不少的笔记。例如余英时，我写过一篇近万字的长文。除了古代的笔记，现代的也买了不少，其中郑逸梅的最多，还有《一士随笔》、《寄庵随笔》、《茶烟歇》、《石屋余渖》、《续渖》、《货郎集》等，这几本书是上海书店出的，老一辈子的书就是不一样，有文化有底蕴，既漂亮又耐读，封面设计版式安排古朴典雅，别具一格。真是大手笔写小文章。这样的书，现在也不多了。还有马叙伦的《读书续记》、张舜微的《爱晚庐随笔》、罗继祖的《枫窗脞语》等，真叫人百读不厌。 我的书房本来就没有几个角，现在将它一一打开，暴露了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如果与别人相比，实在微不足道。虽然如此，但对我来说，还是一件高兴的事，能在这里说一说“我的书房”，也是我买书的一大心愿，因为好久都没人来看我的书和谈书了，我似乎感受到一种寂寞。这虽然只是一道“纸上的风景”，我怕今后把它们卖了，对不起那些曾经与我朝夕相处并与之对话的书。想到著书的艰难，我真的应该好好的珍惜这些得之不易的书。然而最令人满意的，也许还不是这些书，而是我的“特藏书”。这是书友们过去对我藏书的评价。所谓特藏书，指的是我书架上排得满满的“书话”和“读书之书”，从这里才稍稍看出一点糸统。自从受唐滔、黄裳等人书话的影响之后，我从1980年代起，就一直搜寻这方面的书，到2000年止，至少也有几百种了。所谓到此为止，是说2000年以后，我很少再买书了。这几年来书友们知道我喜欢什么书，也常常互相赠书，例于《书信三叠》、《搜书记》、《滔翁藏书年谱》、《花开花落》、《春明读书记》、《秋缘斋书事》《开卷有缘》等。 从读吴孟复先生的《古书读校法》开始，似乎略知一点读书的门径。买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书，大抵知道了应该先读什么书，从什么地方下手，循序渐进，慢慢地摸索。自从读了黄裳之后，对藏书题跋、读书记很感兴趣，又买了《直斋书录解题》、《六一题跋》、《东坡题跋》，由此而下，又买了《读书敏求记》、《绛云楼题跋》、《渔洋读书记》、《越缦堂读书记》等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把北京三联书店的那一套“书话丛书”也买齐了。关于这些，我都写在《书话史随札》一书中，共有八十多个专题，作了比较有糸统的介绍和评论，这里就不多说了。由读书而藏书，我还买了《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国私家藏书史》、《藏书家辞典》等藏书史方面的书。 现在似乎可以回过头来说一下另外一些书事了。我最早买杂志是广东的《随笔》。当时我认为那是最好的文字，打开了我读书的眼界。记得读高中时，从一位同学家中借了一本杨朔的《荔枝蜜》，薄薄的一本，封面设计装帖都很俏皮好看，我反复诵读，简直入了迷，有些文字甚至还会背下来。后来又读到刘白羽的散文，气势宏伟，很吸引人。现在读《随笔》，又是一番风景。我虽然不是每期必买，但碰到喜欢的则照买不误。近几年来，我由于喜欢书话一类文字，就很少关注《随笔》了。但它那“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风格大概还没有变吧。我买书读书向来是注重其道德文章的，一个没有道德或大节有亏的人，其文再好，读起来都会引起不快的，在大是大非面前，我最佩服黄裳先生，这也是我喜欢读他的原因之一。之后，我又看到了上海的《书林》和《文汇月刊》。特别是《书林》，我每期必买，一直到它1989年停刊，读停刊的最后一期，我真的是欲哭无泪，这么好的一本杂志为什么要停刊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大约与我有同感的人还不少吧，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书林》一变而为《书城》了。直到今天，几经曲折变化，《书城》越来越漂亮，可惜我也买不起了。自从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出版后，我很买了几种，还有“新世纪万有文库”，他们真的为读书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接着《万象》杂志也定期出版了，据说阅读的对象多在“白领阶层”，这是一本极具趣味而又好看的书，大有当年“海派”的流风遗韵。我买不起也读的不多，偶尔也在旧书摊买过几本，大体还不错。其中张荣明的《“鹤知夜半”：郑孝胥的隐秘情结》一文，读后令人拍案叫绝。所谓随笔文章就应这样写，总要有新的发现才耐读，才能吸引人，可惜这样的文章现在还是太少了。此前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买了《郑孝胥日记》（五大册），但没认真读。通过此文，又激起了我的阅读兴趣。还有南京的《开卷》，也是一本好杂志，内部刊号出版的。承主编董宁文先生的好意，曾送我好几本，我一直不敢给他们投稿，只在上面发表了一篇而已，那是写周翼南先生的一篇。《开卷》在读书界有口皆碑，我不敢多说，我最爱读的恐怕就是子聪（董宁文）写的《开有益斋闲话》，这才是读书人想看的东西。一本小小的内刊杂志，有这么大的信息量，据我的浅薄，就是《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收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在某些方面也比不上它。他们真的是为读书人做好事，做实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现过一场“美学热”，那时我心向往之。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高尔泰的书，我很迷了一阵子。黑格尔的《美学》、唐德的《判断力批判》等我也拼命地读。记得高尔泰的那一本《美是自由的象征》被一位年长的书友看中了，他说到处买都买不到，我见他爱书心切，就送他了。我当时还买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以及三本《中国思想史论》和《走自己的路》，他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的思想库”，凡有所论，颇受关注，我们这一代人受他的影响最大。那个时候，刘再复、金克木、赵一凡、刘小枫等人在《读书》上的文章真好看。还有张中行先生，他的书我差不多也都买了。有人说金克木先生是个“老顽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的“燕口拾泥”我最爱读，那真是出神入化的好文章。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科技文化，历史哲学等，深入浅出又通俗易懂，淡淡写来，更见学问功夫，在在启迪人心。近几年，我虽然很少读外国书，但对日本的随笔情有独钟。例于周作人翻译的《日本随笔选》、谷崎润一郎的《饶舌录》和《永井荷风散文选》等，真是爱不释手，还有《英美散文六十家》，高健先生的译笔最为传神。三十年来，不管我买书的兴趣发生怎样的变化，对这些书，却从未忘记。 近几年来，由于长期在外打工，读书更是不易。每月回家就几天，受环境条件限制，只能随手带几本，所以在写作时，多为杂感随笔而已。这些年来，不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有一点时间我都要读书写作，因为我相信心中有书读为房。 Continue reading

文/ 宋海东 张恨水在文学创作上的眩目光环，遮蔽了他作为一名职业报人的卓越成就。自1914年步入报馆大门，他跨越30多个春秋，被历练为一名“全能报人”，历任汉口、芜湖、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庆等地十余家报馆的外勤记者、助理编辑、编辑、主笔、总编辑、经理、社长,《申报》《新闻报》《益世报》《世界日报》《新民报》《立报》等民国一流报馆都因为他的存在熠熠生辉。直到花甲之年，他都认为写小说不过是一种副业，自己的职业就是报人，不肯以作家自居。 正因为张恨水拥有浓厚的“报人情结”，他笔下的报人题材小说比比皆是，包括《春明外史》《斯人记》《太平花》《记者外传》等。《春明外史》既是他的成名作，也是创作报人小说的起点;而《记者外传》是他笔下最后一部报人小说，亦乃最后一部现代题材小说。梳理这两部小说的创作路径，比较二者发表后反响上的巨大落差，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观察张恨水文学创作道路的跌宕与人生消长。 先说说《春明外史》。 1924年4月，中国现代著名报业家成舍我出资创办北京《世界晚报》。张恨水来京早期，曾在成舍我任总编辑的北京益世报馆工作，二人私谊深厚。应成舍我热忱邀请，年轻的张恨水加入世界晚报社。成舍我知道张恨水之前在南方报纸上发表过小说，便建议他写一部供报纸连载，张恨水爽快地应允下来。 上世纪20年代，北京虽为“首善之区”，却被一帮贪婪凶残、声色犬马的军阀官僚搅得乌烟瘴气。在当局高压政策下，面对社会阴暗面，新闻记者如鲠在喉，却无法诉诸笔端。张恨水拿定了主意，欲效仿晚清谴责小说讨伐权贵，撰写“新闻外的新闻”。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春明外史》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小说熔言情与谴责于一炉，庄谐杂出，通篇以旅京报人杨杏园与勾栏雏妓梨云以及孤苦女子李冬青、史科莲的情感波折串起一段段故事，全视角勾勒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中军、政、警、学、商以及梨园、青楼、佛门内各阶层人士的生活动态，充分彰显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包罗万象、地负海涵的雄伟气魄。文学作品当然不能等同于历史，但纪实性相当强的《春明外史》所描写的各界人物并非面壁虚构，书中的326位人物大多可以索引。“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经粗略考证，就可以找出一批艺术形象的原型，如魏极峰即大总统曹锟，章学孟即国务总理张绍曾，鲁大昌和关孟纲即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闵克玉即财政总长王克敏，何达即作家胡适，时文彦即诗人徐志摩，胡晓梅即名媛陆小曼，余梦霞即小说家徐枕亚，梁墨西即翻译家林琴南，吴问禅和舒九成即报业家成舍我，等等。还需要说明的是，杨杏园至少在出身、职业、性格、才干、志趣方面与张恨水别无二样，而且“杏园”二字恰与张恨水的本名“心远”谐音。 《春明外史》发表于1924年4月16日至1929年1月24日的《世界晚报》副刊“夜光”。连载期间，《世界晚报》办得风声水起，始终系北京销量最大的晚报，原因是很多读者买报纸就是为了看这部作品。凭借该作，没有任何帮派团体烘云托月的张恨水只手打天下，独辟蹊径，自成一路，从一名寂寂无名的报人跃升为北方一流小说家。 1925年秋，《春明外史》写出前13回，暂告一段落。在亲友建议下，张恨水将它们结集成书，作为“世界日晚报社丛书之一”分订两册于1925年10月出版，不到两个月，初版一千余册便告罄。次年再版时，仅在北京一地就售出三千余册，这在民国时代是一个很不错的发行量。1927年12月，世界日晚报社又将前26回作为第一集和第二集一同出版，销路也不错，张恨水拿到一笔可观的版税。1929年8月，全书39回又分三集印行，其出版者仍为世界日晚报社，印刷者为北京书局，分平装和洋装两种版本。 且说张恨水的另一部作品《啼笑因缘》名扬天下后，他身价陡增，八方索稿。1930年12月，应世界书局总经理沈知方之邀，张恨水从北平南下，出现在黄浦江畔。世界书局是一家民营出版机构，在各大城市设分局30余家，沈知方更是有“书业怪杰”之称。经过两轮蹉商，世界书局与张恨水终于敲定多部新作旧著的出版合同，其中对《春明外史》书局按千字四元的价码付酬，并且承诺一次付清，条件是必须将北平所印行单行本的纸型交世界书局销毁。就这样，一部《春明外史》让张恨水一下子挣到四千大洋。他不肯亏待世界书局，对作品进行全面修订，进一步清除连载时随写随印留下的一些不足和漏失，并将全书由39回调整为86回，每回都在万字左右，回目当然也改得天翻地覆。 1931年3月，世界书局推出新版《春明外史》前六卷；当年5月，后六卷也得以出版。正式发行前，出版方不惜重金，在上海销量最大的两家报纸《申报》和《新闻报》上打出巨幅广告，把全书回目用大号字刊载，吸引到不少眼球。书出，马上抢购一空。之后，该作成为世界书局的畅销书加常销书，一版再版，仅我所知的便有11种版本。另外，民国盗版书商大多拿张恨水当作第一衣食父母，上海天汉书局、奉天艺光书店、奉天文艺画报社、上海摄影社也均曾翻印该作。作为“中国报人小说丛书”之一，中国新闻出版社于1985年9月出版《春明外史》，约请张恨水的生前好友左笑鸿、金寄水分别撰写序跋，这也是建国后该作首次付梓。后来，岳麓书社、北岳文艺出版社、群众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先后印行。 《春明外史》发表至今，历经近百个春秋，从来不乏超级粉丝。1925年冬，这部连载小说中出现了一位韩幼楼将军，这也是作品内唯一以正面形象现身的上层人物。后经核实，小说中涉及韩幼楼的趣闻逸事，原本是一条发生在张学良身上的社会新闻，张恨水仅仅是稍加艺术处理而已。张恨水不曾料想到，自己笔下的这段文字，会成为与张学良交往的媒介。1926年春，张学良当了一回不速之客，带着几位随从突然出现在张恨水私宅。围绕《春明外史》，双方谈得甚投机，张学良与张恨水自此建立起稳定的往来关系。鲜为人知的是，巴金也是《春明外史》的忠实读者。2006年7月2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刊有上海作协研究室主任冯沛龄撰写的一篇《此情绵绵无尽期》，文中言：“八十年代初，巴老特将自己珍藏多年解放前出版的著名作家张恨水的作品如《春明外史》《落霞孤鹜》《啼笑因缘》《满城风雨》《现代青年》《热血之花》《秦淮世家》《蜀道难》《平沪通车》《山窗小品》《到农村去》《偶像》《大江东去》《中原豪侠传》《斯人记》等40余册图书捐赠给资料室。1931年5月世界书局出版的《春明外史》共12册，每一册都盖有‘巴金’印章，相信巴老当年是十分珍爱的，这次也一并捐给了资料室。”文中所谓的“资料室”，指的是上海作协资料室。著名翻译家、钱锺书的堂妹夫劳陇曾言：“钱先生（钱锺书）特别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春明外史》，我说没有，于是两人就一起去旧书摊找这本书。”这一段话，记录在宝岛上的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2月出版的《啼笑因缘》护封上。 梳理张恨水的创作轨迹，不难窥见他是一位在艺术上不甘重复自我、追求创新甚至革命的职业作家。从1913年写下的长篇处女作《青衫泪》到1922年诞生的《皖江潮》，属于他的第一次飞跃，作品类型由才子佳人说部进化为现代气息的社会言情小说。《春明外史》开始以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世界，内容及文字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是张恨水小说走向成熟的标识，亦是对章回小说的重大改良，尤其是为社会言情小说开辟了新天地。自1927年启动连载的《金粉世家》吸纳西方文学技法，刷新民国社会言情小说结构面貌，打通雅俗，把章回体调适为一种富于弹性的新旧皆宜的文体，为大家族题材小说树立了一个标杆。1930年发表的《啼笑因缘》与时代接轨，跳出旧派小说家思维模式，打造出公认的“民国通俗小说第一代表作”，辗压群雄。1936年问世的《夜深沉》又出新招，将卑微的引车卖浆者当作描写主体，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无限接近新文学小说。至于1946年刊出的《巴山夜雨》，放弃了他习用的故事化写法，采用主线和副线齐头并进的多线结构，传奇性低，情节性淡，随处可见对家长里短和自然场景的勾描，深度挖掘人性的美与丑，是其小说中散文化倾向最浓厚的一部作品，有一种独特的风情美、人性美、诗意美。假若不是由于时局变化和身体状况的恶化，他的小说创作必将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然而，造化弄人。1949年5月，生活在北京的张恨水中风躺倒，左半身不遂，连生活都无法完全自理，写作只能局限在诗词和小品文范围内。直到1953年，他的身体才基本康复，正式恢复写作。自1956年始，他的长篇小说《孔雀东南飞》和系列散文《西北行》陆续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反响不恶，报社为此派人到北京约请这位小说家再提供一部小说。张恨水谈起自己正在创作的章回小说《记者外传》，说还有几家报社关注这部作品。《新闻日报》非常感兴趣，请求张恨水务必将此作交他们发表。 很快，张恨水把《记者外传》的前几回寄到《新闻日报》。小说以他的北京生活为基础，通过描述主人公杨止波由安徽到北京报界发展的经历，反映20世纪上半叶老北京的社会情态。它与《春明外史》《春明新史》《京尘幻影录》等张恨水小说一样，都可以当作民国野史来读。创作前，作者认真地进行过资料搜集工作，凭借作协给他开的介绍信，在北京图书馆报库里待了半个月，翻阅从前出版的大报小报，做了大量笔记。本来，他还想继续补充资料，却因为图书馆迁址到离张家较远的地方而无法遂愿。他原本是要将《记者外传》写成三部头的鸿篇巨制，时间跨度是从北洋军阀时期到共和国成立，因身体欠佳，精力不继，后又改成上下两部。 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杨止波是以张恨水本人为原型，清高正直，多才多情，一身名士才子气。不得不提的是，在女主人公孙玉秋身上，明显有张恨水第二位妻子胡秋霞的影子。比如二者名字中均带有“秋”字，都出生在杏林人家，都自幼离开父母，在北京一家会馆里跟随一对老年夫妇谋生，并与一位皖中才子产生恋情。就性格而言，爽直大方的孙玉秋亦与胡秋霞雷同。 1957年10月26日，《记者外传》开始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其责任编辑为陈诏，年轻气盛。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张恨水寄来的第一批稿件仅有前几回，它们并非书稿原件，是复写稿，字迹有些模糊，看起来颇费力；而且在这位编辑的眼睛里，张恨水的“文字拖沓，疙疙瘩瘩，读起来很不流畅”，于是自作主张进行“斧正”。这一举动很快被报社领导郑拾风洞悉，当即坚决制止，“这是他的文风。你一改，就不成其为张恨水的小说了。” 次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通过《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草案，一方面提交全国文学工作者讨论，一方面号召大家制订跟得上时代的创作计划甚至规划。张恨水也草拟了一篇《我的规划》，其中提到：“我写了一个长篇，是《记者外传》，全篇大概60万至70万字之间，现在写了将近一半，还有一半，据我估计，夏天可以完。上海《新闻日报》，如今登着。”此文发表于《人民文学》1958年第4期。 张恨水的估计太乐观了，没有觉察到形势的急剧变化。据陈诏在《笔耕岁月：副刊编辑杂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一书中回忆：“(《记者外传》）这篇连载小说节奏极慢，故事又不曲折动人，加上写法上犯了平铺直叙的毛病，没有悬念，抓不住读者。登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什么名堂，报社内部意见很多。大家觉得陆陆续续的来稿，不知道下文如何，如果旷日持久地登下去，很容易浪费版面，失去读者。”这只是陈诏个人的观点，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当时“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该作与时代主旋律不合拍，有厚古薄今嫌疑。于是乎，这部小说连载到1958年6月24日，即宣告停刊。至此，小说共刊出30回，约33万字。 我淘得有《记者外传》连载剪贴本，分订上下两册，共238期。翻阅剪报，才知晓报馆曾专门请来张大千弟子、上海画院著名画家董天野为该连载稿配插图。从第1回到第8回，也就是从第1期至76期，几乎每期都配有插图一幅；但从第9回开始，插图便只是隔三差五出现，由此也反映出报社对这部小说重视程度的冷热落差。在小说结束连载这一天，编者清晰地注明“上集完”，并发表启事：“‘记者外传’分上下两集，本报登完上集不再续登。今天为最后一天，请读者注意。” 当时作家出版社一度打算将该作已发表的章回作为全书上部出版，已经发排，终因非工农兵题材，忍痛舍弃。1959年1月20日，中国文联工作人员沈慧访问张恨水，并留下一段文字记录：“去年一年写了一部《记者外传》(上册），预支了三千多元的稿费。现在已由作家出版社的许正因(武侠小说家）退还给我，不预备出版了。据说是作家出版社的领导，批评这部作品的思想性不强，没有出版的价值。不出版也就算了，我也懒得再写。本来今年开始写第二部，因此也就不再动笔。”(摘自贾俊学辑《文联旧档案：老舍、张恨水、沈从文访问辑要》，载《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4期）另外，沈慧1959年还曾将《记者外传》手稿送到通俗文艺出版社，该社同样认为不适合出版。张恨水听到这个消息，很不开心，悻悻然道：“随他吧。” 直到1993年，当卷帙浩繁的《张恨水全集》出版时，《记者外传》收入其中，才得以推出单行本，其中精装本为单册，平装本分订两册。 我们不得不惋惜，由于某些人对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偏差，也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不仅让张恨水的这部长篇小说无法以足本呈现，也让世人无法完整地通过这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文学作品，去尝试了解张恨水的传奇人生。 张恨水的外甥桂力刚在一封私信中称：“我舅父心中有二件遗憾事，曾多次和我谈起。一件是违心地写了《啼笑因缘》续集。……另一件是《记者外传》未能出版。他说，这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打算就此停笔了，小说已排版，但在‘厚今薄古’的影响下，被挤掉了。” 当然，对照从前的作品，《记者外传》确实已不见往昔那种震颤心弦的情感冲击和连珠妙语，文笔略显枯涩，情节也欠紧凑，恰似一个老翁在给儿孙讲述隔壁人家的陈年往事，平平淡淡，慢慢悠悠。究其原因，其一是受中风后遗症困扰，记忆力和创作能力远不及从前。写短小文章还能灵光闪现，创作大部头便衰态毕现。其二是他人到暮年，业已失去或缠绵悱恻或激情四溢的心境。其三是囿于政治环境，尺度不好把握，他担心笔下的情感描写被当作黄色文字，写起来未免缩手缩脚。在那个需要激发斗志的岁月，风花雪月的文字已经不合时宜。 尽管如此，这部作品对报人小说再次进行了有益探索，记载了诸多民国野史，并为作者自己的情感史留下精彩的记录，也添加了一个晦涩的注脚。而且，男主人公杨止波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相当生动传神，他与《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斯人记》中的梁寒山、《巴山夜雨》中的李南泉、《牛马走》中的区庄正、《京尘幻影录》中的冯子虚一样，是张恨水心目中理想人格的象征。他们穷困潦倒，却不委流俗、不求闻达、不忘旧情、不食周粟，身上都刻画着“士”的精神痕迹，追求的是“道”的精髓，而非名利等俗物。 俱往矣，正是：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Continue reading

文/ 董宏猷 古代中国，文人之间的交流，除了书信往来，便是见面畅谈。倘若相隔很远，也要跋山涉水前往，谓之访友。在没有网上购书的年代，倘若出差，每到一地，心心念念的，就是访书，去书店，或者旧书摊，访书，淘书。这种爱好，深入骨髓，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不是非得要买一本什么书，而是一种习惯，一种仪式，就像非见不可的亲友，哪怕空手而归，也要去了却一桩心愿。 现在，可以网上购书了。方便当然是方便了，但是，却少了心心念念，惦记挂牵，跋山涉水，一睹为快的乐趣与愉悦。下面的这些日记，其实都是视觉时代，手机上的微信，文字简短，多为配图。虽鸿爪雪痕，也是访书时代的脚印。深深浅浅，步步书香。 北 京 2015.7.20 每次去北京潘家园旧书地摊，都会有惊喜与收获。这次是撞到巴金先生家里去了。满地的巴金。而且，有抗战三部曲与激流三部曲。其中，《雾》《雨》《电》均为伪满康徳年号出版。看来，那时的伪满，也在盗版开明书店出版的巴金作品。《灭亡》一书，是巴金的处女作，当年在巴黎留学所写。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时，第一次用了巴金这个笔名。从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始有了巴金。 2016.1.10 北京潘家园依然车水马龙。旧书地摊依然人头攒动。到潘家园淘旧书，依然是北京之行的必修课。依然有小小的喜悦。许多五十年代的书，包括《长江文艺》杂志，均十元成交。民国时期的杂志巜人世间》合订本就贵了，七百成交。淘到伊萨柯夫斯基的诗集，他是前苏联著名诗人。许多著名的苏联歌曲，如《红莓花儿开》等，圴是他的作词。也淘到刘白羽的书，封面是黄永玉设计的。 默默地淘到，默默地欣赏，默默地穿越，默默地地喜悦。北京的冬天，似乎就温暖了许多呢。 2018.2.11      春节前夕。北京大风。潘家园古玩市场，空寂人稀。昔日旧书地摊区，是一过道，此刻便成为寒风走廊。 呼啸的风中，居然还有几个地摊。一老人不停的跑步取暖。一眼望去，居然有我常来的专售民国及解放初期旧书摊的老大姐。全副武装。缩立风中。见我便笑，大兄弟！快来帮我开張吧！ 风太大，且刺骨。手刚伸出，便冻得针扎般疼。遂挑了延安时期最有名的几部作品，任凭老大姐开宰。 潘家园，提前来拜年啦！ 2015.7.13 北京。百老汇影城。库布里克咖啡书店。不大。多电影，戏剧，文学类书藉。被誉为京城文青圣地。去后发现，看书的几乎全是女文青。长发。礼帽。短到不能再短的牛仔短裤。便思衬应改名为女文青之圣地了。 有朋友叹曰，难怪女生难嫁，原来都嫁给书与电影了。又问，男生呢？唉，男生都去泡风投、股票、户外与黑客去了。 2016.1.10 北京依然是文化高地。旧书地摊人头攒动。三联书店内，书友挤滿了一切可以坐下的地方。台湾杨渡先生的新书《百年漂泊》新书发布会正在进行。听众如云。互动热烈。 谁说实体书店会消亡呢？书店正在变成文化平台呢。 2018.5.18     今天是三味书屋的生日。一晃眼，三味书屋在长安街安静的存在，已经三十年了。过去到北京，必去三味书屋看看。后来去的少，但仍然惦念着。多少民营书店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没了。坚持三十年不容易。为此，祝三味书屋生日快乐！祝更多的书店青春常在！ 2018.9.28     北京的三里屯当然是年轻人的天堂。过去来三里屯，是和朋友们一边喝着整箱的喜力啤酒，一边听摇滚，一喝一通宵。 而现在，在更现代更时尚的三里屯太古里，我爱去一家名叫Page one的书店，一泡就是半天。这是一栋发光的楼房，LED 灯管错落有致穿插于木质墙缝中，让整栋楼即使在北京的雾霾中，也闪闪发亮。书店内，空间开阔，白、棕、黑的主色调明朗而沉稳。一片片木质书架凸Page One 概念店的设计主题之一：木屋，让读者感受到原始木质的亲切，和纸质阅读的快感。 当然，我更在意的，是它的书品。一层全部以纯艺术与设计类书籍为主，二楼则是儿童、文学、社科，以及大量的外文书籍与杂志。 比起大超市般的书店，我更喜欢对味口的品牌店。让我更高兴的是，三联书店也在太古里开了分店，而且，离Page one书店不远。虽然里面的装修以铁质的楼层为主，显得异常逼仄，但是，三联的书品还是丰富的。可以弥补Page one书店的不足。 三里屯不仅仅属于年轻的花骨朵，也属于胡子飘飘的老爷们。 2019.12.27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店。一座铸铁构成的书籍迷宫。上下两层。曲折的二层铁廊道弯曲盘旋，铁的坚硬冷峻与书的柔软温暖构成强烈的反差，构成视觉的压迫与张力。 来这里淘书的都是真正的书友，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书在哪一个弯曲里。每次来这里，其实就是来打卡，没打算淘书，只是向三联书店致敬。它的人文社科类丰富，而文学艺术书籍的书品一般。好在本月的三十号，美术馆东街的总店将重新开张了。不知能否补上短板，让书品更加丰富多彩一些呢？ 2019.8.9 PAGEONE书店。中文简称佩吉书店。意含第一页，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在北京，我常去三里屯的佩吉店。而设在前门的佩吉店，则是最大的24小时营业的佩吉书店。设计新颖现代。整个三层的书店，犹如一件现代艺术品。整面墙的外文原版图书，艺术与设计，文学与童书。玻璃墙外，正阳门城楼。古老的四合院。与现代感十足的书店形成奇特的对比与张力。逛逛书店，逛逛北京坊，如饮佳茗焉。 今天从故宫出来，一直泡在故宫里。思索着如何创作《故宫一千零一夜》。走进前门的佩吉书店，竟淘到了不少有关故宫的书籍，便全买了。便默默地开心，这是不是命运对我的馈赠呢？ 2019.5.18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不仅有时尚，有青春，有国际，也有书香。三联书店如同迷宫。木屋书店的主题设置令人动容。一是母亲节的书设。二是情人书信，展出了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亲笔书信。当年写在五线谱上。而李银河短短的一句话，令人泪奔：“小波：二十年了。你在天堂过得可好？”千言万语，化着＂明月夜，小松岗＂。 逝者安息。留下生者多少思念。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天堂可期，最关键的，是与相爱的人平淡平安地活在人间。 2019.1.5 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无限期装修。便爱去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淘书了。 正值寒冬，店里人不多，安静雅致，正好淘书。进店一楼，其实是书品的展示。真正的海洋在地下室。那是一个好大的书库。我心仪的文学社科书籍其实在书库里。 但是不要错过二楼哦。那是一个雅致的展厅，正在展出书画作品。另一头是古香古色的茶室。三五好友，来此品书品茶，真是养心了啊！ 上 Continue reading

序文/ 董宏猷，摄影/ 张建忠 最近秋凉，却夜夜多梦。梦里都是童年往事，都是在汉口的大街小巷过早，醒来不禁感慨万千。究其起因，当是张建忠先生的邀请，为他的摄影画册《过早》作序。 对于摄影，我只是个爱好者。但仔细欣赏品读建忠先生的作品后，却浮想联翩，欲罢不能。很早就听闻建忠在摄影界的大名，常常听说他又去大凉山了。见到他，便是在他的《远山的记忆》大凉山摄影展上，凝重的黑白影像，凝固的生活瞬间，令人震撼，真实地记录了大凉山彝族人民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现实。而摄影家的人文情怀，对现实的关照与思考，以及博大的爱，此时无声胜有声，全都凝聚在一帧帧动态的多元的影像之中。 从此我记住了张建忠，一个执着严谨低调的摄影家。大凉山只是他执著观照的对象之一。他习惯一头扎下去，5年里，10次出入大凉山腹地，历尽艰辛，锲而不舍，拍摄了10多万张照片。这哪里是一般的创作与观照，而是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摄影艺术的追求与探索中。 与大凉山的凝重不同，建忠这次呈现的，是武汉人过早。 说起武汉人过早，就像说广州人喝早茶，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风景与文化现象。其不同之处，广州人是坐在优雅的茶楼里，边饮早茶，边吃早点，慢悠悠的。而武汉人过早，则是在户外，路边，简陋的塑料椅凳，嘈杂的街头环境，匆匆忙忙，甚至边走边吃。满大街的早点摊，满大街买早点的人，满大街边走边吃的人，构成了武汉最独特的风景，最活色生香的晨曲。 武汉人的“过早”，是视为与“过年”，“过节”，“过生日”同样重要的。是与武汉独特的城市发展史密不可分的。 作为中国“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武汉自古就是一个“大码头”。现代考古证明，远在商代中期，武汉就萌芽了城市――盘龙城，而盘龙城的主要功能，便是军事、物资的中转。春秋战国，武汉属楚，楚国多江河湖泊，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千百年来，行政隶制虽分分合合，但城市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水陆交通之枢纽，商品集散之码头。翻开一部唐诗，诗人们来到武汉，不是“送别”，就是“晓泊”。而匆匆停靠之际，武汉给他们的印象，便是 “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水陆码头。及至清初，汉口成为四大名镇，后又成为天津条约中的通商口岸，从此，武汉的沿江两岸，不但密布了自古以来的“土码头”，而且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由洋人控制的“洋码头”。 水路如此繁忙，陆路呢，则因了京广铁路的贯通，使武汉迅速成为京广大动脉的中心点，武汉的码头色彩，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武汉的城市功能，武汉的发展与繁盛，武汉被外国人称为“东方的芝加哥”，皆因了码头而做了许许多多的文章。 有了码头，就有了靠码头吃饭的人。尤其是那些底层的码头工人，以及围绕着码头形形色色的商业与服务业。武汉天气湿热，清早就要到码头扛苦力的码头工人们，没有时间闲坐饭馆。他们要的，一是“快”，二是“饱”。出体力流汗多，需要补充盐分，于是，武汉的早点普遍呈现快餐化和重口味。它是劳动的需要，生活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这样的“内容”，便决定了它的“形式”。即不拘一格。街头，路边，码头边，乃至边走边吃，形成自己独特的早餐文化。 码头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武汉人，影响了武汉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影响了武汉面对世界的个性表达。 码头的功能是什么？是集散与流通。是人的集散与流通，物的集散与流通，信息的集散与流通，风俗的集散与流通。所谓“来如行云，去如流水”，坐而能知天下事，一日看尽五洲花。于是，码头文化给予武汉人的，首先是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是包容不狭隘的心胸，是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开拓意识。武汉人不排外，多包容，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兼蓄并收，皆为我用。因此，中国的居多大城市中，只有上海和武汉的前面才冠有“大”字，“大上海”、“大武汉”。所以称“大”，不仅仅在于面积，更在于包容也。 于是，武汉的早点品种繁多，十分丰富。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长江日报》开设武汉小吃专栏，那个时候的粗略统计，武汉的早点品种，已经逾百。蔡林记的热干面，老通城的豆皮，谈炎记的水饺，顺香居的重油烧梅，田恒启的糊汤米粉，福庆和的牛肉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包容兼济，美不胜收。难怪香港美食作家蔡澜在到访武汉之后，将武汉称为“早餐之都”。 请原谅我如此阐述武汉的早餐文化。因为不说清楚武汉人过早的缘由，就无法真正理解建忠一年四季坚持拍摄过早的美学思考与纪实意义。 毋容置疑，建忠过去拍摄的大凉山，藏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凝重。而这次拍摄的过早，则充满了人间烟火，市井风情。大凉山和藏地呈现的是远方，是“异”，武汉人过早呈现的是身边，是“同”。然而无论是远近，还是异同，这些自然的黑白世界，内核依然是“诗”，是蕴藏在作者心中对于人民，对于平凡的百姓，平凡的生活滚烫的大爱与热情。 纪实摄影是以“人”为主要反映对象的，强调的是真实、客观地再现人的社会生活。真实性、客观性，是纪实摄影的生命线。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社会生活是具有差异性的。决定这种差异的，是独特的文化。在建忠的镜头中，武汉人的过早，是真实的，客观的，包括在街头路边过早的随意性，简陋性，以及周边环境的杂乱无章。但这种杂，或者杂糅，恰恰是武汉的特点之一，武汉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在饮食上，是北方的面文化与南方的米文化的交汇点，是川湘之辣、江浙之甜、闽粤之清淡、徽鲁之厚重的交汇点。东西结合，南北杂糅，恰恰是武汉文化的特征。而武汉人过早的率性与随意，一方面是码头文化的浸润，更重要的，是楚文化的传承。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叶调元刻印的《汉口竹枝词》，第一次将吃早餐用“过早”一词表达：“小家妇女学豪门，睡到晨时醒梦魂；且慢梳头先过早，糍粑油饺一齐吞。”在那个时代，连小家妇女过早时，都这么豪爽粗犷，可见楚地侠武之民风源远流长。同时，杂糅的特点，就是包容，就是海纳百川。武汉早点的丰富多元，形象地展示了这一文化特色。因此，建忠用摄影语言精准地展示了武汉多元杂糅，包容大气的文化特色。一句话：建忠对于“过早”的选择，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想通过纪实影像，再现武汉的文化特色，城市之根的。 建忠在当下选择发表《过早》的作品，我想，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美国著名摄影家多罗西娅·兰格曾经说过：“纪实摄影记录我们时代的社会场景。它映照现在，为将来保留文献。它的焦点是人与人类的关系”。摄影大师爱德华·斯泰肯也曾经说过：“摄影的使命是向人类解释人类，向每个人解释自己。”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崭新的影像文化和视觉文化的时代正在飞速到来。全球化会迅速地解构抹平这个世界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性是人类几千年来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的具有个性与特色的文明。 因此，保护这些差异性，保护本土文化，便显得格外地重要与迫切。这些差异与特色，已经不能用肤浅的“风俗”，“风情”来阐释了。这是关乎人类文明的重大课题，也是摄影艺术理所当然的历史使命。因此，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品读建忠的作品的。他的《过早》，就像当年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历史留下了可贵的视觉史料。于是，我便理解了建忠为什么选择了武汉人最有特色的过早方式。就像一个美食家屏蔽了所谓的“杂乱无章”，而给予武汉“早餐之都”的美誉。在这个意义上，《过早》再一次展示了建忠对于摄影题材的慎重，敏感，与责任感。这也是一个优秀的纪实摄影家必须具备的思想品格与艺术品格。 在写这篇序言之前，建忠嘱我少谈摄影，多谈文化。我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在摄影艺术的追求上，建忠是个完美主义者。这从他铆定一个题材，不惜多年，坚持不懈地去拍摄去思考的原因。我还想说，建忠的片子，是耐得住细嚼慢品的。看似随性的抓拍，其实构图用光都是及其讲究的。由于拍摄的是武汉人过早，他最用心的，是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他的每一张片子，看似群像，且都动态，多用中景与近景，但过早的人与人之间，无意间构成精妙的对应关系，活色生香，余味悠长，细细品读，令人点头微笑，忍俊不禁。 一个优秀的成熟的艺术家，总是在不断地追求与探索，不断地想去超越自己的。《过早》便是建忠艺术征途上的又一座里程碑。祝贺建忠《过早》画册的问世，并期待看到他更多更好的作品。 2021年9月1日于汉口 (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汤旭岩 想起他，总感觉温暖。 这温暖，属于但又不完全限于阎崇年。 （一）路中央，温暖的告辞 过去并未弄懂，究竟为何唐诗经典多有送别一类，现在感觉像是“幡然悔悟”。 当代歌曲，唱的是“送君送到大路旁”，可85岁的阎崇年，却是站在大路中央送我。 路的两边，车来车往！ 他这一送，几乎颠覆了我对“送”的种种认知。 可不？光想起，就温暖。 刚开始，他在家说送我下楼，没得商量。都送到小区门口了，又坚持送到我停车的那条路上，这一下，绕着走过三分之二的小区外围，走过整整三面街。边走边聊，他还说今天走起来，感觉这段路特别短。我也接过话茬说，时间应该不会停下来等我们。 停下来等我们的，是暖暖的日头。 沐浴着阳光，缓缓走到路边。紧握双手道珍重，知道我们车在右边，他便说得调头回来往现在的左边走。 调转车头返回，己经是几分钟以后。我无意中往窗外看去，发现刚握手的那地儿，未见阎先生。 行驶的目光，却禁不住“刹车”，停留在了路的中央。 路中央是半人多高的铁栅栏。那手扶着铁栅栏，眼神看向我们的不正是阎先生吗？几缕发丝直起身来，借助风的语言，仿佛诗一样地，传递着先生从容的嘱托。 每每想起这一刻，那叫一个温暖！ 阎先生的温暖，特别走心。 （二）传递温暖的嘱托 充满阳光的心灵，一定会时刻传递温暖。 感知这温暖，便是享受。 行进的车闪了闪灯，穿过路口。 阎崇年的嘱托，常常像一盏灯，点燃着你的光明。 他的嘱托，似乎总与读书有关。 在读书人心里，读书当然是最温暖的事情。 刚刚离开阎先生住宅之前，他交给我四部新著的签名本。除赠送我及孩子两部之外，还特别拜托我分别转送天津和武汉历史专业的学者各一部。 将赠书装进牛皮纸信封后，阎先生一遍遍书写“烦交”谁谁等敬语。看到字迹未干，他站起身，抽取并小心翼翼地用纸巾按压，避免跑墨。 说时迟那时快，我抢拍了一张特写。 现在想起来，也深究不着出自什么动机，或许就是心头一热吧。 遵阎先生之嘱，代为转赠签名新作，对我而言算是常规“使命”。 可是这次，却显得不同寻常。那是因为阎先生专门告诉我，他将在这一年内，给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研究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 顿时，我感觉手上捧着的著作，沉甸甸的，分量非同一般。 于是乎，当即请人联系了冯天瑜先生，告知阎先生签名赠书，系文化史专著《森林帝国》。冯先生则一边称道“雪中送炭”，一边表示“着即”准备回赠之书。 与此同时，我也不由自主地翻开感觉还保留着阎先生体温的《阎崇年自选集》一书，旁若无人地重读起来。 时不时地，还会将目光停留在扉页上，因为从那里阎先生的题字，可以读出书如其人的温文尔雅。阎先生的签题很讲究，整页呈“书法作品”式，钤印含署名印、压角闲章。 通过书，输送读书人的热情，还真是神奇。 我感觉，书是温暖的导体。 兴之所至，我通过车上Wi-Fi上网连接电脑，调看上次受赠的《阎崇年自选集》，对照着细品先生的签名情形。 毫无疑问，书籍一定是读书人温润如玉的信物。 （三）拿出另一本书 换了本书，恰逢车在变道。 拿起另一本叫做《阎崇年讲谈录》的赠书，相当于触动另一些叮嘱。 《阎崇年讲谈录——读史阅世五十年》所收篇目，源于讲座、演讲、访谈等。聊及此书，不知不觉就会涉及湖北省图书馆和长江讲坛。 《长江讲坛》的开坛嘉宾，是众望所归的阎崇年先生。他，曾被尊称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功勋”。 提前一天，各路媒体均已高调报道：《长江讲坛》春天里开坛，阎崇年首讲《读史与修心》，时间2013年3月1日。 所有宣传资料，包括大幅背景布置就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进入数小时倒计时了，工作人员告诉我，阎先生叮嘱主讲的题目，改为《读史与读心》。 得闻此讯，不禁为这一字之别拍案叫绝。着一“读”字，尽接地气，倍受读者青睐。阎先生演讲恰似春风送暖入屠苏，果然好酒一坛，不同凡响。 著书立说方面，也多次领教过阎先生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 除一字之师的佳话外，像车轮转动的速度一样，我脑海里还会浮现先生利用图书馆的相关叮嘱，比如为一书、一序、一画、一名而反复求证，终于拨云见日的故事。 阎先生做学问的态度，足以温暖图书馆。 用图书馆的话说，为读者提供智力保障是为本份。给阎先生的研究之嘱尽责，无异于给自己的知识加热。 举几个例子，短信里现成的。 其一，考据《江陵志余》作序者情况。将湖北省图书馆收藏的多种版本，逐一甄别、去伪存真。虽颇费周章，却其乐融融。 其二，核实明吴伟画作信息。摘录两条短信，一读便知。“汤馆，近安！有一事求教：贵馆藏明朝吴伟《渔雪图》，画面高245厘米、宽156厘米，准确吗？”“报告阎先生:所述《渔雪图》，我馆未收。湖北省博物馆收有明吴伟的雪渔图轴。相关尺幅等信息，可见发给您的两个彩信。” Continue reading

《敌后日记》，阿英 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文/ 莫之军 “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这是诗人陆游《除夜雪》中的诗句。诗中描写了诗人于新年旧岁更迭之时的心际与活动。 1943年的春节是在严寒风雪中到来的，彼时，中国抗日战争正进入关键胶着时期。 适值阿英一家历尽千辛万苦离开“孤岛”上海，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后过的第二个春节。从阿英的《敌后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阿英在这个春节前后的生活轨迹。 阿英，即钱杏邨，安徽芜湖人。1941年到苏中﹑苏北参加新四军的文艺工作，参与并领导宣传统战工作，是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文学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其一生著作颇丰，文字涉及文学、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戏剧、电影文学史、美术史、通俗文学、曲艺资科等多方面。《敌后日记》为阿英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也是当今难得的能真实反映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战地日记。 阿英在2月1日大雪之日，即阴历腊月二十七的日记里简略地记载了其一天的重要活动： 晨起，雪天。“因绿汀同志本日拟赶至李三庄县府，乃唤之起，俟其料理清楚，送之至吊桥外而别，并介其至八大家王新波处早饭。” 送走绿汀，回来后，阿英又分别给杨帆和宋主任各写一信。准备托明早往新四军第三师师部的田川﹑孔方﹑张早三位带过去。 早饭后，天上仍然大雪纷飞。年关已近，人们都在准备张灯结彩过新年了，阿英仍没有过年的准备，而是“彼等去后，余乃汇抄《古小说考逸》及《武则天事辑》，并《广记》索引考证资料，至午饭后将第六函抄竟。”后又“旋续抄第五函中《考逸》《事辑》《索考》诸资料，至晚饭时，始搁笔。”由此见，阿英这一天大部分时间都 在抄录索引考证资料。 2月1日如此，2月2日其日记记载仍是如此。晨起，大雪已止。阿英“早饭后，继续整抄《笔记小说大观》第六辑四函，又作日记。”近午时候，天空又落雨雪。“午饭后，整抄第三函中之《考逸》﹑《天后》材料。”他同时考虑整理其收集的带有传奇部分的《水饰图经》﹑《壬度》诸篇。其叙传奇作者者。有《沈亚之》（二五一）﹑《邢风》（六二），皆写亚之轶闻。又《白行简》（六三），可作为小传奇者，则是有《崔护》﹑《韦皋》（二七四）诸篇，他日拟再汇选之。 在此，阿英特意写到：“今日废历十二月二十八，仲惠先生约吃年夜饭。” 2月3日，即阴历腊月二十九，雪止日出。阿英这日日记写得简略。漱洗后，“即汇抄第二函中之《考逸》﹑《天后》材料，继以首函，至午后三时，完全竣事。”他特别记载与战事相关的一事：“午，得情报，陈家洋一带鬼子，皆已自动退却，盐阜全区敌部队，闻将退至泰州集中，有放弃此一带据点模样。其原因则系敌解决李明扬﹑陈泰运部，引起李长江等部反正运动。双方接触，敌损失颇不小。今兹退却，因当在此。”四时，抄录完竣，阿英“乃至小街漫步，聊资闲散。”洎暮，饭，灯下小休，旋即就寝。 2月4日为除夕日，即阴历年三十了，阿英在当天日记开始就写道：“今日为废历大除夕，并旧一年又尽矣！”他依然是：“晨起后，补抄昨未尽材料，补《索引》各条，作日记。至十时顷，将《笔记小说大观》第六辑，作初步结束。”“旋至仲惠先生处，借《资治通鉴》，检天后材料，始高祖，迄中宗，并则天朝全史，给《唐妃》十一，终二十四。则天盖生于高祖武德七年，终中宗神龙元年，年八十二。称帝时，年六十矣。”大年三十了，人们都在合家团聚，过年了，阿英先生还沉醉于故纸堆里读书写作研究资料。另外他在此日日记略记道： “另得一情况，系侦察员自陈洋归来报告者。据云敌已集中三处，准备开拔，敌储棉亦均已运出。与昨自另一方面所得者，足资参征。意者敌果真放弃此一地小据点矣。”七时，晚饭，饭后阿英亦惟默坐，“静待废年之逝去。”同时，他在心中“意念毅﹑惠两儿，在部队中，不知如何度岁也！”由此可见，阿英作为一位父亲，同样有念子之心。 2月5日，为新年第一天，即正月初一。我们读到的阿英一天从早到晚，仍没有休息，还沉醉在古籍中： “早饭后，泛阅《太平广记》，检遗逸材料。得有关戏剧之史料一则，《神话女史》《灯史》若干则。关于《神话女史》，所未辑录者，只《神仙》《女仙》卷矣。明后日当奋力尽之也。”直到黄昏时，他将所得材料抄尽。 还是当日，阿英“晚饭后，读《广记》所收《甘泽谣》文七篇，《红线》而外，鲜有佳者。当分别另笺，以备将来写作小说史之用。”做完这些时“已及十时许，乃寝。” 在此日日记尾子里，阿英感叹道：“新年无佳事，读书一日而已。” 在此后连续几天日记里，我们看到阿英每天大多数时间都用在阅读和抄录整理历史文化资料与写作之中，天寒阴冷，不曾间断。 在2月10日即正月初六日记里，阿英从晨起到日暮黄昏，工作依然是阅读抄录整理历史文化资料。不过，让他惊喜的是： “下午收到钱毅来信，谓连队新年演出，成绩甚佳，现在从事元宵演出准备。歌咏队已经成立，小惠在负责。工作兴趣，余心滋慰。拟作一函与之，催促彼等从事写作。” “眼甚痛，然终至十一时，始行就寝。”就是这样，他还将所辑反映财富思想之神话数则附钞于此。 仅从春节这些时日，我们看到的阿英先生执着探求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孜孜不倦分秒必争，令人感动。 奥地利小说家弗朗兹·卡夫卡在《坚持写日记的好处》一文中写道：“在日记中你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人们曾在今天看来难以忍受的境况中生活过、环顾过，并且还把观察结果记载下来，也就是这只右手曾像今天这样动过。我们由于有可能回顾过去的情形而变得更加聪明，为此就更有理由不得不承认我们那时的奋斗所具有的勇气，尽管在奋斗中不免存在着非常肤浅的无知。” 阿英的《敌后日记》作为稀有的战地日记，所记载的人物事件和苏中和苏北根据地政治﹑军事﹑民生﹑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文字极为丰富，是研究苏中﹑苏北和山东根据地抗日斗争历史极为珍贵的文献。     Continue reading

《张爱玲传》，刘川鄂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文/ 周思明 《张爱玲传》作者刘川鄂最近推出了45万字的传记最新版本。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然而在传统文学史书中，她和沈从文一样，属于被轻慢和被漠视的作家，被视为“人性论”的作家。其实，这样一个作家，一生中创作出版了一系列非同凡响的经典作品。 张爱玲无疑属于那种天赋异禀类的作家，她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很早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阅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古典名著。张爱玲12岁即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13岁那年，又发表散文处女作《迟暮》，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其代表作为小说《倾城之恋》、《赤地之恋》、《金锁记》、《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散文《烬余录》、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等。 张爱玲的小说，写透了人性，写活了人生。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感觉。张爱玲小说语言最大特色是，大量运用比喻、对照、反讽、色彩描写等。 比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有这样精彩的描写：“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洁白美丽，以视觉让人感受乔琪色迷心窍、蠢蠢欲动丑态，同时亦将薇龙的自持、虚荣心态的写活写透。 张爱玲习惯于规避宏大叙事，专注市井人生、普通人群，坦言：“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 张爱玲的伯乐是旅美华人文学史家夏志清。1961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讨论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中国现代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而对文学天才张爱玲尤其倍加推崇。正是夏志清先生的慧眼识珠，使得张爱玲由一个不被关注的“通俗小说家”一跃成为一名经典作家。这位在许多国内批评家眼里“不登大雅之堂”的女作家，在夏志清小说史中的篇幅甚至比鲁迅的还多一倍，夏志清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张爱玲传》作为刘川鄂教授研究张爱玲近40年的心血结晶，可谓目前国内专业研究领域文学传记的优秀之作。一部《张爱玲传》，把传主张爱玲的创作与人生写透了、写活了。 刘川鄂在书中自言：“我试图写出张爱玲的绚烂，写出她何以是卓尔不群的名作家；也想要写出张爱玲的孤寂，写出她何以是清坚决绝的现代人。”在《张爱玲传》后记中，刘川鄂提及一个有趣的细节：1988年，他们一家人在同事家玩，电视里正在放张爱玲的《金锁记》。刘川鄂3岁的女儿头也不抬地说：“张爱玲，我爸爸的朋友。”彼时的刘川鄂，研究张爱玲才刚刚起步，女儿的话凸显童言有趣，然而多少年后看，却是一语成真。 刘川鄂版《张爱玲传》自张爱玲祖父辈写起，对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曾外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和不幸童年，彰显深切体察与真知灼见；对张爱玲的人生道路与创作成就，有扎实的考证和文本的分析。刘川鄂认为，张爱玲是一位女性自觉意识极强的作家。鲁迅的《伤逝》中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张爱玲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不要让女性全身都是母亲。” 刘川鄂透析张爱玲走红成因主要有四：一是20世纪40年代，社会动荡，新文学没有中心，思想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张爱玲笔下雅俗共赏的文字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喜爱；二是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章讨论张爱玲，将她誉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张爱玲从此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三是改革开放之后，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的文学热又兴起；四是新世纪之后，价值多元化，张爱玲的粉丝进一步壮大。 刘川鄂版《张爱玲传》，受到业内专家学者的肯定与赞赏。学者徐迅2019年撰文指出：“刘川鄂教授研究张爱玲已有三十年。在长达三十年的张爱玲研究历程中,刘川鄂探寻了张爱玲小说的艺术世界,揭示了张爱玲之为张爱玲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审美创造、人性深度、文体意识、自觉的作家意识四个方面,他还创作了四部张爱玲的评传、传记,在‘张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张爱玲‘经典化’的过程及张爱玲研究的发展。” 戴建业教授认为：“ 写张爱玲的传奇，则石破天惊，云海垂立；写张爱玲的落寞，则静寂无声，星垂平野。当然是极好的传记，更是极好的文字。” 作家李修文指出：“胡兰成曾说，任何人来写张爱玲，一切装饰、美化、炫夸，都是一种降级、一种伤害。川鄂老师的文字，据实写出，也像胡兰成所说的‘于事物，于感觉，皆是老老实实’，只有这样的文字，才配得上张爱玲的一生。”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不同侧面认可和褒扬了刘川鄂教授对张爱玲研究“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认真与执着。 刘川鄂在张爱玲研究方面历年来的出版物包括： 编选张爱玲散文集《私语》，花城出版社1990年出版，责编林贤治。 评传《乱世才女张爱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责任编辑韩霁虹。 《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责编丁宁。 《张爱玲传》第2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责编丁宁。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张爱玲卷》，与李建军合著，蓝天出版社2004年出版。 编选张爱玲散文集《流言私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5年出版，责任编辑汪修荣。 《大师之谜＊张爱玲之谜》，中国书店2007年出版，责编刘小晖。 《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北京10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责编王德领。 《张爱玲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出版，责编谈骁。 Continue reading

文/ 蒲湖 《西线无战事》是德国著名小说家雷马克（1898年—1970年）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利用晚上时间花六个星期完成的长篇小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伍，战争中受过伤，战后创作了被誉为“古今欧洲书籍的最大成就”的成名代表作《西线无战事》。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月九日，小说在《福斯报》连载，发表时署名“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名字中间的“玛利亚”是为了纪念其母亲），翌年一月由柱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共十二章，十五点二万字，首印五万册，后被译为五十八种文字，总印数超过两千万册。该小说用沉郁、冷静的笔不动声色地颂扬了萌生于战场、成长于炮火之下的人道主义情怀，因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思考，奠定了他在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文学上新的里程碑。小说反映了一名普通战士的战争经历，对于一场现代战争，普通战士的视角是最底层的视角，是与死亡最亲近的视角，是最容易发现侵略战争反人性所在的视角，同时，这个视角具有平民化的力度，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体验。因而雷马克成为当时“人们读得最多、受赞扬最多和受攻击最多的当代作家”。 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出版了洪深、马彦祥合译的《西线无战事》，此译本距德国出版原著单行本只有九个月的时间。据马彦祥在序言中说，“以两个人三个月的时间，才将这本书译完，当时为了便利起见，是根据英译本译的，译完后经洪深先生就德文原本校对了一遍，又几乎费了一个月”。姜德明藏有此书，为上海现代书局发行，其封面从左到右横排繁体字印刷，最上面是书名“西线无战事”，紧接着划一粗横线，横线下紧排两行字，上为“德国雷马克著”，下为“洪深、马彦祥合译”，最下面靠右为“现代书局印行”六字，字的左边为一帽子形状，应为士兵佩戴的钢盔吧。此书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姜先生藏的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印行的第九版（姜德明《西线无战事》一文载《书坊归来》，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三月一版一印五千册，定价十三点八元）。 我也藏有一本《西线无战事》，书名、作者、译者与姜藏本完全相同，但却是上海平等书局出版，也是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我的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再版本，书的封面是从上而下竖排繁体字印刷，右边为“洪深、马彦祥合译”，中间为书名“西线无战事”，左边自右向左四排，依次为“附：作者肖像；作者小传；序……马彦祥；后序……洪深”等字样，书的版权页上，发行者平等书店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一五一号（扉页上为“上海平等书局”），总代售处华威贸易公司在上海仁记路三五号，定价一元五角。同年同月在同地出版相同译者译的同一本书，此情况于出版而言应是很少见，不知两个出版社是何种关系了。 就此事我写信向现代文学史专家朱金顺请教，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得到回信，现录如下： “所问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当年见过多次，但没收藏……洪、马合译之《西线无战事》，肯定现代书局、平等书局两种版本都有，二者关系我说不清……下边将从手边查到的材料奉告： （一）在《上海出版志》第二七三页上，介绍现代书局出版物时，有‘洪深译著的《西线无战事》……’，第六一八页上，讲翻译图书时，说一九二九年，有‘平等书局出版，（德）雷马克著《西线无战事》，洪深、马彦祥译’。但是，此大书第二四九页至二六四页，是《一八四三——一九四九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介绍了三百多家上海的书店，却没有一个‘平等书店’，不知何故也！ （二）在《中国现代作品著译书目（续编）》（此书可靠，是北京图书馆书目编辑组用他们馆藏书编的）中，马彦祥部分，有此书，在第三四一——三四二页上，如此著录：《西线无战事》 ，（德）雷马克著，洪深、马彦祥译，A、上海平等书店，一九二九年十月初版，19+332+40页，28开；B、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四版，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版，19+332+40页，28开，现代世界文艺丛书。 以上材料极可靠，对你提出的问题，极有参考价值，但要得出准确结论，要找到版本亲见。” 朱先生的回复依据相关资料明确有平等书局和现代书局两种版本的《西线无战事》在上海出版，《上海出版志》上没有平等书局的信息。沪上姚一鸣，酷爱淘书，研究旧书局，出版过《中国旧书局》（金城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六月一版一印，定价三十九点八元）专著，请他帮忙查询，也没有找到关于平等书局的信息。 我藏的这本《西线无战事》，封面上有“鲁寒雨”的名字，并在正文前马彦祥序言后，用毛笔字书写了自拟的各章标题目录、页次，及“寒雨十九年寘于持志学院”等文字（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三〇年），此人应该是该校的员工或学生了。上海持志学院乃何世桢一九二四年创办，初名“私立持志大学”，一九三〇年刚刚易名为“持志学院”，系上海外国语学院前身，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该校与上海其他大中学校一起，先后集会声援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成立，该校等十七所大中学校为理事，成为当时的爱国名校。时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居正、于右任、孙科、蔡元培、何应钦、刘海粟等曾为该校题词，该校以法科为主打，毕业生从事律师职业的居多，外界称“持志系律师”，著名校友有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中国罗马法的先驱、被誉为“罗马法活字典”的法学家周枏，文史艺三栖学者郭虚中等等。而鲁寒雨，查相关资料，所获信息不多，只是在河南新野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成立的“新野县旅外学生抗日救亡协会”所编印的《战时》小册上，作为该县知名绅士的鲁寒雨曾题词署名。至于此“寒雨”是否彼“寒雨”，就不得而知了。 书的封面、封底为武昌亚新地学社印刷物的纸张包装，封面上为“本社节要图目（教授类、应用类、零幅类、张挂类、城市类、历史类等）及价格”，封底为“中华国耻地图，武昌亚新地学社印行，勿忘国耻”等内容。 一本八十多年前的旧书，从鲁寒雨之后，不知又经过多少人之手，辗转流传，现在成了我的藏书，书本之外还附载有上海持志学院、武昌亚新地学社及“勿忘国耻”的中华国耻地图等等信息，此乃淘得此书的意外收获，也是淘书的乐趣之所在吧！ 附图片说明：一、封面；二、扉页；三、版权页；四、鲁寒雨毛笔书写目录及页次；五、封底包装纸。 Continue reading

文/ 祖慰 味觉制作的三部“视频史记” ——序《舌尖乡愁》 ​​ 味觉能被制成视频？而且还能弄出三部“视频纪传史记”来？不信？那就请读张福臣兄的《舌尖乡愁》。别看这个书名有点落入《舌尖上的中国》1 +《不忘乡愁》电视片之窠臼，但内涵绝对是“老张”只此一家的纪传（《史记》是纪传体，故夸张称这部小书为“视频史记”），而且还有着自创的“苦咖啡幽默”的语言特色。 人的味觉是有点神奇，一旦某次味觉内储为浓郁的记忆，当下次再吃到相同的食品时，立即就会把当年食用时的场景、人物、心绪、动作全都钩钓出来，制作成一个高清而且灵动的视频在脑屏幕上播放。福臣兄用文字把自己的视觉记忆来了个“转媒体”表达，读者在脑屏上还原成他的“视频纪传”，于是就有了这本稀罕的书。 第一部：在奔天堂的路上挨饿 孔子爱吃，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讲究的精与细都是形而下的“器”。法国人也讲究吃，而他们却高调地说——“每顿饭都是上帝送的礼物，绝对不能随便打发了”——这无疑已经提升到形而上的“道”上去了。 然而，无论是孔子还是法国人关于吃的说法，对于张福臣的《舌尖乡愁·舌尖上的童年》来说，都是最恐怖的反讽！ 华华（张福臣的童年小名），从4岁到24岁饥肠辘辘，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吃，不是“上帝给的礼物”，而是上帝最恶意的惩罚！ ​于是，他的童年的味觉记忆就制作出了“饥寒起盗心”的纪传体来： ​——他与妹妹饿得实在忍不住了，逼得他去邻居李叔家屋后偷南瓜。不幸被李家姐弟发现逮住了，李叔问为何？他说我和妹妹很饿很饿。李叔不仅没打没骂，还把南瓜给了他，并说，再饿时来找李叔。他回家煮了南瓜吃时，眼泪啪啦啪啦掉下来。他听到见舌头说：南瓜甜，眼泪咸……多精彩的饥饿的小贼与李叔的爱善的视频！ ​——40多年前放学时他饿得都摇摇晃晃了。走到一个藕塘边，惊喜发现一截白藕露出水面，他疯狂脱了衣服就下水掰了一截。正狼吞虎咽时，被拿着扁担的村民发现了，按在田里一顿打，还说：“你连藕种也敢偷吃！”——藕的味觉记忆视频：是痛，是羞辱！ ​——饥饿的年头，父亲把他交给东北老家的爷爷，爷爷又让姑姑领走。姑姑见他饿得哭，就到仓房里拿土豆种煮给他吃。姑父发现了，说，把土豆种吃了来年种什么？姑姑无奈罢手了。一天，他偷偷爬到仓房顶上，弄个窟窿想伸手下去抓土豆。咳，一不小心摔下来了！正巧，一头砸在一个破锅上，满脸是血。姑姑闻声赶来抱着他痛哭。后来伤好了，鼻子上方却永久留下一道像二郎神那样的第三只眼疤痕。这是一个“饿贼眼”。以后每吃到土豆，就有姑姑心疼地为他擦血为他流泪为他治伤的视频在播映。他说，姑姑的烧土豆永远长在他的鼻子上了…… ——长大了，读初一了，早把“盗心”灭了，可饥饿还在继续。他一边读书，一边拾荒以求减轻饥饿。在《融进我血液里的一碗残汤剩饭》一文里读到，他隔三差五跑到学生宿舍楼，一栋一栋地去搜索，想拣点破铜烂铁换钱解饥。有一天他捡到一个可以卖三分钱的牙膏皮子，就如捡到了个金元宝，因为三分钱可以买到够他和妹妹吃一天的五香萝卜干。一天他又去拾荒，什么也没有捡到，只有一个破瓷碗。可他还是拿着去了食堂。正好看见一位女生将没吃完的剩饭倒进垃圾桶走了，他马上用捡来的破瓷碗将垃圾桶的剩饭挖了出来，躲到一边吞吃了。吃完他却流泪不止，不知哭什么。 这就是“编辑出版一千多部书的著名出版人、原武汉大学出版社大众分社社长、青年作家网顾问”张福臣的童年到青年的几段味觉记忆视频。12篇记忆，12个小人物纪传。这是他个人的第一部“视频史记”。他没有点出为何命途如此多舛，但根据年龄计算以及他父亲是南下干部的身份就知道，这正是亿万国人热血贲张地奔向天堂的岁月。这一算，就使得张福臣微不足道的童年小史突然凝重起来，凝重成了一段国家历史。 第二部：在希望的原野上提升了味觉的精致度 ​中国巨变，张福臣跟着变得不再挨饿了，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味觉所好而到处找好吃的了。 ​有句带点哲理的话：文明程度与感觉的精致度成正比。 张福臣在“饥寒起盗心”饥不择食时，味觉精致度归零，其文明度也是零。 此刻张福臣的生态境遇完全不同了，感觉精致度在飙升，开始“饱暖思奇欲”了。 请看中辑10篇，其中就有5篇是描绘他钻天拱地去找超越味觉经验的新奇美食的。如：“油饼包烧麦”、“八斤包子香”、“丙祥烧麦大碗茶”、“锅包（爆）肉”、“馕”等。他毫不隐晦自己的贪欲：“只要耳朵听到哪有好吃的，嘴和舌头就跳舞。” 他这般描述自己的味觉精致度：“我捧着两份油饼包烧梅在路边树下人少的地方细嚼慢咽，入口真香啊！金黄色薄如纸的油饼，烧梅皮劲道，馅糯软，入口进胃的味道说不出道不明，两个字——好吃！油饼金黄有色，烧梅玉润有形，形色添香，老张吃出了幻想，何不给一个名份，‘金包玉’如何？”再听他讲“八斤包子”的味觉：“包子馅肉香汁香，包子底皮焦香，可以说进口不忘，口齿留香。”即便说起卖烧麦的丙祥家免费大碗茶，也品出了非凡的滋味：“我每次来吃下6只烧梅后，都会不紧不慢地喝上三碗，这种茶水入口舌生香，有点点苦，入胃后感觉体内所有的器官畅通爽快！”这就是他的味觉精致度，这就是文明度。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吃这些新奇美食时，还找老板们探究创业成功的秘笈，多尝到了一份底层人的人文精神美! 又有一句带点哲理的话：吃什么并不可贵，可贵的是同谁一起吃。 在中辑里，写到了著名诗人食指请他吃涮羊肉，那滋味全是食指飞越疯人院的诗味！还有一次，他带着十多人的青年作家采风团，到乌蒙山水城采风并采食，一帮文人当采食到山野里的超验味觉时，特别是尝到一尺多长的乌蒙山原生态毛豆时，标配的文质彬彬全被解构，剩下的只有狂呼好吃的失态了。 福臣兄在希望的原野上终于吃出了味觉的精致美，还外加了一点人生哲学美。 第三部：大难临头时的味觉是大爱的滋味 这本小书的第三部，作者制作的是新冠病毒大肆入侵武汉时被封城70天的“苦难味觉”。 ​本书描绘武汉人之所以被称作英雄，并不是因为做了惊天动地的事，而是能通情达理，明白在大难临头时，倘若“真为大家也为自己”，那就必须让渡出个人自由而接受严厉的管束。相比之下，世界上那么多把“自由”当经念的文明人却做不到，于是，新冠病毒就在那里狂飙万里。 ​然而，这一辑21篇不是阐述这个“自由”大道理的，而是展现在封闭孤独恐惧绝望中通过味觉尝到了突然爆发出来的大爱。这爱的飞瀑，有作者女儿的，有四海朋友的，有不相识和不知名的。 ​封城25天时，一向开朗达观的他 ，却再也受不了封在小小水泥盒里吃了睡睡了吃的“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了，发出绝望的喟叹：“也许老张的人生句号就在这里了？” ​幸亏爆发了人间大爱，救赎他的生命厚重起来:他得知全国十万白衣天使冒死来武汉了；他得知数万工程人员没日没夜用破人类记录的速度把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成了：他得知山东、还有不知地名的全国农民兄弟免费把菜送到每家每户了；他亲身感受到两个心疼着他的女儿呈现出的无法形容的关爱……他,终于熬过了但丁写的炼狱般的70天。 武汉解封了！ ​记录这个解封大历史事件的又是味觉领先制作的视频：被隔绝近百日的老友们蜂拥重聚，大快朵颐四海朋友们奉上的烤皮鸭、川汤圆子、鸡汤大米粥、炖土鸡、小龙虾、猪肉酸菜炖粉条子、自酿果酒…… 要问被大爱滋补后的此刻张福臣味觉精致度怎样描述？不仅是南欧人追求的“美酒、美女、美歌”，最贴切的要拿李清照的词来形容。这位写绝了“怎一个愁字了得”的女诗杰在放下“愁”字时写过：“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是为序。 祖慰 2021.10 Continue reading

文/ 宋海东 1928年岁末，民国通俗小说第一写手张恨水向沪上媒体透露，他将在不久的将来创作“三大时代”说部，即《黄金时代》《青年时代》《过渡时代》，并大略地介绍了构思。 他首先创作的是《黄金时代》。作品叙述农家子弟黄惜时被父亲送往北京某大学求学，却荒废学业，终日沉缅女色，先后与女同学白行素和米锦华调风弄月，并与父亲断绝关系。最终，他患上花柳病，一贫如洗，始得幡然醒悟。 1930年秋，《黄金时代》开始在沈阳《新民晚报》连载。当年8月12日，《上海画报》登载署名“削颖”（即曾任张学良秘书的王益知）写的《张恨水之<黄金时代>》一文，称“近闻《新民晚报》之《春明新史》于十回后，即行结束，另刊新著曰《黄金时代》。据恨水自云，此篇与前作大不相同，不独使读者得到心灵上之慰藉，且使读者得人格之修养，可作腻友，可作良师。果如所言，书中于针砭世俗外，必使有情人都成眷属，免再花残月缺。恨水果网开一面，善心发动乎？愚闻之不禁雀跃三百”。由于“九·一八”事变，《新民晚报》被迫停办，《黄金时代》随之停刊。另据张恨水在百新书店《似水流年》重印后方版新序中称，该作还曾以《锦样年华》之名连载于北方某报。 足本《黄金时代》首先出现在中国旅行社旗下的《旅行杂志》上。《旅行杂志》1927年创刊于上海，聘请《申报》编辑赵君豪主持编务，画家张振宇司美术。由于战事，后又先后迁至桂林、重庆出版，1954年在北京终刊。刊物以发表游记、旅行小说为主，辅以铜板纸印刷的风景名胜图片，图文并茂，深得有闲阶层垂青。张恨水与《旅行杂志》颇有渊源，为其提供了不下一百万字的作品，包括《秘密谷》《平沪通车》《如此江山》《蜀道难》《负贩列传》《一路福星》等多部中长篇小说。这家刊物对外公开的稿酬标准是千字一至四元，但张恨水享受了“贵宾待遇”：“像《旅行杂志》的稿费，是五元千字，就保留版权。后来《旅行杂志》给我代卖版权去，补足了八元或十元千字。”这段文字见之于《写作生涯回忆》第五十节《稿酬与版税》，可惜它只能在民国时期的《北平新民报日刊》上看到，建国后的各种单行本都删除了这一节。 张恨水为《旅行杂志》奉献的首部作品，便是由《黄金时代》更名而来的《似水流年》，连载在1931年1月至1932年12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号至第六卷第十二号，每期登一回，配有插图，共刊出24回，长达27.7万言，这也是他为该杂志撰写的篇幅最长的作品。启动连载之际，赵君豪在卷首的《编者之言》中特别指出：“本年小说，现有两种，一为刘凤君之《黄金影》译本，一为张恨水君之《似水流年》。……张君则治小说家言，久已驰誉南北，读者必心仪其人，亦毋庸多所介绍。张君近顷南游，于百忙中撰此鸿著。此则编者不得不致其最诚恳之感谢者也。”《似水流年》连载至尾声，作者考虑到要为这部作品添加些旅行元素，于是接下来叙述黄惜时无颜回乡，且无钱继续学业，遂徒步旅行大江南北，撰写考察文章投稿报社，不料成为名噪一时的旅行家。再然后，他又“进化”为东北义勇军将领…… 作为《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不仅让《似水流年》在杂志上发表，还力促该作由上海时代书局出版。在他邀请下，张恨水为单行本的初版和再版各写下一篇序言，成为单行本与连载本的最大区别。后来，小说由上海天一电影公司摄制为同名电影，同样离不开赵君豪牵线搭桥。 上海时代书局单行本我无缘目睹，倒是见过《似水流年》的其他多种民国印本。 其中，以《似水流年》之名出版的多达13种，下面且逐一加以介绍。 前两种分别为中国旅行社1933年2月初版本和1934年5月再版本，封面罕见的素净，上面仅印有由书画家叶恭绰题写的书名，分订两册，正文525页，25开。通俗小说封面当然不必过于花哨，但更不宜古板呆滞。像这两种印本灰沉沉的面孔似乎更适合于政治经济以及哲学类读物，文学书尤其是通俗小说是要竭力避免的。 第三种是1934年2月由上海南洋书店印行的初版本，同样分订两册且分别有版权页，正文356页，32开。其封面较之中国旅行社版本生动得多，乃是以白为底色，描绘在鲜花盛开的树下，一位头戴礼帽的西服男士正搂着一位旗袍女子走向一个硕大的心形，身后留下长长的黑影。 第四种至第九种为上海百新书店1940年2月第一版、1940年6月第二版、1940年11月第三版、1941年3月第四版、1941年6月第五版、1944年5月第八版，上述印本均分订两册，每回配有插图一至两幅，正文524页，32开。第十种为百新书店1946年6月蓉二版，亦称“重印后方版”，系土纸印刷，单册本，每回配有插图一幅，同样是正文524页，32开，国家图书馆有藏。第十一种为香港百新书店1949年3月第十版，为单册本，正文291页，32开，美国密西根大学图书馆有藏。值得关注的是，第十版删除了其他民国印本中收尾的一大段话：“这样的过了五六年之久，东三省已非我有了。辽东地方，有一枝义勇军，最是厉害。他们的首领，只有二十六岁，带了五千人，横行二三十县。而且他们所到的地方，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旗帜上大书两个字：就是‘黄金’。于是有人说：辽东有了黄金的义勇军，那就是黄金时代了。这黄金的军队，在辽东转战半年以后，声势更是浩大，他的首领，派人到南方联络各界，请予以接济，这才发表了黄金先生，就是黄惜时先生，算是他明白了怎样去造成他的黄金时代，怎样宝贵他的黄金时代，以前失掉了的黄金时代，并不难加以补救的呀。”割弃这段话是可以理解的，黄惜时浪子回头尚在情理之中，若将他拔高为民族英雄，就显得过于“跳跃”了，让读者很难接受。“百新版”除“蓉二版”外，封面设计从一而终，且十分切合小说内容和书名，其上方乃是一位长发红唇少女的头部(应该便是被抛弃的白行素)，正凝视着左下方的一对时髦情侣(应该便是黄惜时和米锦华)，三人之间，流淌一条天蓝色的河流，鲜红的书名和深黑色的著者名随波飘荡在河流中。至于“蓉二版”，封面上方为书名和著者名，右下方为黄惜时与女友游山玩水的温馨画面，左下方则用浅淡的线条勾勒了一对恋人窗下小叙和街头散步这两幅场景。 第十二种和第十三种印本均由奉天时代书局出版，分别于1941年5月21日初版、1943年4月20日再版，分订两册，其封面设计、版面格式完全克隆了南洋书店版本。 以《黄金时代》之名出版的，坊间也出现过三种。一种是太古山房1938年1月盗印本，分订三册，正文页数不详，32开。另外两种由奉天时代书局翻印，1938年5月1日初版发行;1940年12月10日再版印刷，1941年1月10日再版发行，均分订两册，32开。 《似水流年》民国印本大多刊有张恨水的自序与后序，这两则序言在建国后北岳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各种印本（均以“百新第十版”为母本）中均不见刊登，现将1932年12月1日撰写的自序照录如下： 尝闻老辈言，希望可达，奢望不可达。希望与奢望之分别，吾不知其意何在。然私意揣之，不外二意：一曰人当知足，一曰人当悬一可达之目标而求之而已。大凡少年人，乾黄口，脱乳牙，而其所希翼者，必三事同时起，则为求学求业求恋。顾此三事，不能并得，必有所先后。而少年人昧之，恒颠倒其本末。乃先求恋，求恋必有所立，于是求业。求业非有本能不可，始乃求学。于是始也纷然，继而茫然，其结果必至不可收拾而后已，此尤为平常人而言也。乃若学问既有根基，事业无须恐惧，而爱情之伴侣，亦复相得而相亲，此则凡百满足，为人生之黄金时代。而当事者反不觉悟，自撤藩篱，足而思更足，遂登高重跌，自陷绝境，可怜亦复可叹矣。是书叙一少年人，欲三者得之，结果乃三者失之。事在人情之常，要非耸听之说。少年人工业少暇，展卷一读，或亦有所借镜，较胜于风花雪月、神鬼怪异之文乎。是为序。 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张恨水识于旧都 另据张恨水在百新书店《似水流年》重印后方版新序中称，他的几位弟弟妹妹当年正是读了此书而发愤苦读，皆学业有成。      要说张恨水生前对哪一部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最感兴趣，它不是胡蝶主演的《啼笑因缘》，也不是周璇主演的《夜深沉》，而是缺少大牌明星助阵的《似水流年》。该片导演高梨痕系张恨水老友，编剧则是张恨水本人。1933年，影片在上海首映时，张恨水恰好旅沪，特意前往观看。当放映到男主角当着女友的面不认乡下来的老父一幕时，坐在张恨水身后的一位观众喟然道：“这不是瞎编滥造的，我们乡下的确有这种事啊。”张恨水听在耳内，暗自欣慰，庆幸自己的原著未脱离生活，也赞赏电影公司能够高度忠实于原著，未别出心裁、哗众取宠。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