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林泉

文/ 孙翰青

自从搬了新工作室后,内心总是不能平静,心烦意乱,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受到疫情影响,二零二零年实打实地做了个“闲人”。从年头闲到年尾,在这期间,活得像个隐士。每日清晨起来,便坐到桌前做日课,日课结束就吃午饭,下午便开始煮水喝茶,喝茶到晚饭,吃完便又回到书房开始创作或写文章、看书,直到睡觉。

简单的生活却引来朋友们阵阵羡慕。我笑称自己是“居家不出一宅男”,平日无事便绝不出门。关起门来的天地便是我在都市的“林泉”。在这里同古圣先贤交游,与天地精神往来。在这片“林泉”中,有床可高卧,有石可赏山川。汲水可烹茶,抚琴可寻知音。杯酒中可论天地,花木间可见丛林。常设清供,佛手四五、法书一轴,又或爇香一炉读书静思。有平台可俯瞰都市,每每入夜,搬一杌凳,望万家灯火,听雨啸风。又或在其中常读快意书,兴起吟哦三两句,酒后草草五六纸。不论书画,皆抒胸中意、心中想。抑或把玩所藏古物图书,摩挲间与古人精神相接,自珍心头好。

我想,对“林泉”的执念是与生俱来的。家中祖上曾有一座辉煌一时的大宅院,恐是家族基因中就埋下了对“林泉”的种子吧。我辈自小出生便生活在都市之中,身居高楼之里。营造园林对于都市生活的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既然现实的园林无望那就营建精神的“林泉”吧。南宋词人张炎曾说:“好林泉都付与闲人”,这句话特别合适活在当下的人们。无论是何等条件,只要有“闲人”之心,“好林泉”自会出现。当代人蜗居都市,方寸天地中亦可构建“林泉”,可居可游,给精神构筑一方净土。

隐居在现在的“恰庐”新工作室中,只生欢喜不生愁。

(原创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民国“北漂”的生存纪录

文祥

(一)

写这个题目,很能感同身受。京城居大不易,大头还是在“衣食住行”的住。

作为明清、民国及北洋时代的都城,“北漂”是个大传统。遍布宣南外城四百多处会馆,都是为入京的本邑人士提供住宿方便的。

我自己八十年代入京,同样是北漂者。刚抵京时,短时住广安门外的鸭子桥北里。记得好像是一家小宾馆,属航空系统的招待所。也就与会馆性质相类。继而迁刘家窑北侧的景泰西里小区,这儿已贴近南三环。从老北京城圈子看,都出了城,都与历史无涉,没什么可说的。

两年后才搬迁进内城,住辟才胡同路北的丰汇园小区,是贷款买的房。辟才胡同路北以前的几条南北向小胡同,从辟才头条到辟才五条,当时南半部分正在扩建新辟才胡同的路面,旧辟才胡同仅宽4米,新辟成40米宽东西向大道。这五条胡同的北半截,已经成丰汇园、融汇园小区。我住辟才胡同路北,就与此文后边要说的白石老人、鲁迅先生的旧居交集了。

直到十余年前退休,我们家又搬离城内,南迁亦庄的北京经开区,那是北京市花了七千亿打造的新产业区,已经在南五环外的郊区。如果按旧京城算,是在顺天府附郭大兴县地面上了。

在亦庄内,我们家还先后住过东晶国际、上海沙龙、海梓府小区,海梓府紧贴南海子的四海子,是旧京南郊大块湿地。三十年代马芷庠《北平旅游指南》讲京郊游览地,南海子是最南端的景点,以后写文字另说。

我自己在京的《搬家记》,足可以当得“漂”字。

还是回到城内的西城这一块。

我们家住的丰汇园小区西出太平桥大街,旧名南沟沿。往北走一、二百米,是全国政协院子,占用的前清顺承郡王府旧址,还曾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府邸,那是奉系占据北京时期。

小区南门出辟才胡同。是东西向的大胡同,我们家搬进丰汇园时,正在改造成双向八车道带辅路的东西向大街,街名还一仍其胡同旧名。在旧京,有商业的名“街”,只有住宅院子的名“胡同”。

辟才胡同路南,有郑亲王府,后门就开在旧辟才胡同上。郑亲王府现在是教育部的院子。古灵精怪小说家王小波与甜腻诗人汪国真都出生在这院子宿舍里。

丰汇园小区长方形,西南角围墙外,齐白石宅就坐落于此。齐宅是大门朝东开的一进院子,大门上还保留门牌:跨车胡同15号。门侧墙上镌刻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牌。《齐白石自述》中记:“民国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年)我六十一岁。从本年起,我开始作日记,取名《三白石印斋纪事》。只因性懒善忘,随意好几天,才记上一回。中秋节后,我从三道栅栏迁至太平桥高岔拉一号。把早先湘绮师给我写的“寄萍堂”横额,挂在屋内。附近有条胡同,名叫鬼门关……”日记未记买房花费。这条小胡同在辟才胡同路南,后改名“贵人关”,今天是二龙路北段,南段是二龙坑的填坑成路,路东即郑亲王府。

写到这里值得记一笔,巧合的是:同样也在1923年,鲁迅先生8月开始“看屋”,10月30日买定阜成门内一处小四合院。北京旧时童谣有“平则门,向东走,一走走到宫门口。”平则门是阜成门旧称。鲁迅称那条胡同为宫门口,现时叫西四北头条。

白石老人在高岔拉定居3年后,又往北跨过辟才胡同,搬至路北跨车胡同,胡同南北向,仅长三四十米。

白石老人买下跨车胡同13号院,三合院带跨院,有房18间,用去2000银元。从57岁开始“北漂”,64岁安居。不能不说是都城移民成功者。

其实白石老人在京城安居扎根前,也有长时间“漂”的心酸史。他第一次进京是游历,41岁,在同为王湘绮门下的师兄夏午诒家借居两月。夏宅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就在北半截胡同内鲁迅先生9年后入京,居住的绍兴县馆所就在南半截胡同。《鲁迅日记》中留下在此处7年之久“单身狗”的“衣食住行”记载,史料丰富。

14年后的1917年,白石老人第二次入京起先借住画画的朋友郭葆生家。宅在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阜丰米局后院。后迁居法源寺内。这也是次短期逗留,六月进京,冬天离京。白石老人这两次入京,都是居旧北京城的宣南圈子内。

1919年3月,这才是白石老人“北漂”的真正开端。他在湖南湘潭老家,苦兵灾匪患,下决心移居北京讨生活。初仍借居法源寺,继而在龙泉寺隔壁租屋,次年又迁居宣武门内石镫庵。这三次,都是“庙产”。接着租住象坊桥观音寺,仅月余又迁西四牌楼南三道栅栏六号,才算稍安。

这是北漂齐白石的“租房搬家史”。从居太平桥高岔拉一号始,就是名画家齐白石的安居史了。

白石老人的定居时点,与他在京卖画收入暴增相关。他前一年60岁,陈师曾带齐白石作品去日本,《齐白石自述》记“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了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都不敢想的。”“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

八道湾十一号建筑模型

对照鲁迅先生,1912年随临时政府迁京,一直到1919年买下新街口八道湾宅。7年半时间就住绍兴县馆的小跨院里,没挪窝。

按鲁迅研究圈子的标准说法,1908年到1918年算是“沉默的周树人”时期。1918年,周树人以笔名“鲁迅”发表小说《狂人日记》,一战成名,鲁迅时期正式开启。巧合的是,鲁迅与白石老人一样,事业上扬眉吐气之后,买宅顺理成章。此事大约古今一致。

返回到1919年,白石老人57岁,刚入京“北漂”。鲁迅先生38岁,已北漂七年半,才在京买宅,举家北迁。那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思想史、文化史的一个关键年份。还是这两个现代中国文化巨人的年代背景板。有意味的是,那年5月4日的学生游行在《鲁迅日记》中无记,《白石老人自述》也未提及。

(二)

见过一则资料说,二三十年代北京居民150万人上下,全京城有房119万间。当年在北京,如何买房,是个有趣的题目,只是私人文献中记载不多。《齐白石自述》中也就上引那一句。查《鲁迅日记》,先后两次买四合院,在那两年多时间内,有事即录。足以显示在鲁迅居京人生中,此事有念兹在兹的重要。将相关日记排比如下,今日读来,饶有趣味。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午后同齐寿山同往报子街看屋,已售。

十三日:午后同齐寿山往铁匠胡同看屋,不合用。

三月一日:午后同林鲁生看屋数处。

三月八日:午后邀同林鲁生看屋。

十一日:午后同林鲁生看屋。

十九日:午同朱孝莹、林鲁生至广宁伯街看屋后在协和家午饭。

四月十三日:珠邻兄来,烦之同往鲍家街看屋。

五月二日:下午同寿山至辟才胡同看地。

二十九日:午后与徐吉轩至蒋街口看屋。

六月三日: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

七月十日:午后晴,约徐吉轩往八道湾看屋。

十五日:午后往八道湾量屋作图。

八道湾十一号平面图

二十三日:午后拟买八道湾罗才生屋,同原主赴警察总厅报告。

三十一:午后往护国寺理房屋杂务。

八月十九日:上午往浙江兴业银行取钱。买罗氏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现钱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钱一百七十五元。

十一月廿一日: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湾宅。

八道湾十一号,占地4亩,前院、中院、后院共有瓦房27间,灰背房5间。还有西跨院一大块空地,是孩子们疯玩之地,也是周氏兄弟儿时玩耍的“百草园”旧梦。

以上是鲁迅先生第一次买屋第日记所记。我们还可以从别人的日记中找个例子。在北大任教的吴虞,记北大教授朱希祖买的四合院,“逖先所居宅,前年始买,去银二千二百元,有房二十余间,皆极好。”这是吴虞1921年7月13日记,文中“前年”正是1919年,“逖先”是朱希祖的字。朱希祖也是东京时,鲁迅先生从章太炎师学习文字学的小圈子中人,为人讥为“浙江帮”。

从这些例子看,二十年代北京的大学教授们,出手就能买大四合院,也不过花去一年薪水。今日教授能用10年薪水300万元,在京城五六环买套小两房公寓?时至今日,北京还能剩下的四合院早已是价位十亿元的顶级消费品,只在顶级富豪与权贵圈子里流通,早已不是大学教授所能问津。

1925年为《阿Q正传》英译本所摄

《吴虞日记》里,1919年3月27日也记了一座名四合院的买卖。白石老人的老师王湘绮,有个再传弟子叫邓镕,是民国初年的参议员,所谓“八百罗汉”之一,是有钱又有闲的阶层。邓氏后来还是名历史学家周一良的岳父。

邓镕在礼路胡同买下了一座大四合院,原主是清末的兵部尚书徐东甫,买价一万二千银元。院子里有园林,重修后,命名为“礼塔园”。所礼的塔,即万松老人塔,塔所在即砖塔胡同东口。砖塔胡同西转南,即白石老人居住过的三道栅栏,一直到抵城墙根的口袋底胡同,附近六条小胡同,都是清末红灯区,后被驱之于外城,前门大栅栏之西的八条胡同里。高阳有两三本小说都拿八大胡同为背景板,讲源流甚详。

鲁迅从八道湾宅出走,也曾租住砖塔胡同61号7个月。查鲁迅日记,离开八道湾的大四合院十余天后,就急着在城西一带“看屋”。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午后李茂如、崔月川来,即同往菠萝仓一带看屋。(按:同月2日离开八道湾宅,16日即看屋,其间仅14天。)

廿二日:下午与秦姓者往西城看屋两处。

廿五日:同往贵人关看屋。(按:这处胡同,即是白石老人所居高岔拉,隔壁那小胡同鬼门关,后改此名。)

廿八日:午后同杨仲如往西单南一带看屋。

三十一日:下午同杨仲如看屋三处,皆不当意。

九月一日:上午崔月川来引至街西看屋。

十三日:下午同李慎斋往宣武门附近看屋。

十五日:下午往裘子元寓,复一同至都城隍庙街看屋。

廿日:下午潘企莘来,同至西直门内访林月波君看屋。

廿二日:上午往西北城看屋,下午往裱背胡同访齐寿山,假得泉二百。(“假”为“借”,“泉”是“钱”的通假字,鲁迅日记中习见)

廿四日:欲买前桃园屋,约李慎斋同访林月波,以改写契次序不合而散,回至南草厂又看屋两处。下午访齐寿山,还以泉二百。(按:前日记找齐寿山借银元200元,从今日还钱看,是为签订购房合同准备的定金,或者首付款。)

廿五日:午后李茂如来言屋事。

廿七日:晚李茂如来

三十日:午李茂如来

十月一日:大风,上午李茂如来,同出看屋数处。(按:十月份,北京即大风,出门不适。先生仍坚持看屋数处。)

五日:晚李慎斋来。(按:李氏是经手助鲁迅先生买屋人)

九日:季市来部,假我泉四百,即托寿山暂储。(按:季市即许寿裳,部是鲁迅先生任科长的教育部。借银元400元存齐寿山处,是为买宅作的准备。也有文献说,当年买小四合院之平均价,这笔钱也足够来。)

十日:访李慎斋,同出看屋数处。

十二日:午后往半壁斋看屋。

十四日:风。……午后往德胜门内看屋。

十六日:午后往针尖胡同看屋。

十七日:午后李慎斋来,同往四近看屋。

廿四日:午后李慎斋来,同至阜成门内看屋。

廿七日:午后杨仲和、李慎斋来,同至达子庙看屋。

三十日:午后杨仲和、李慎斋来,同至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看屋,因买定第廿一号门牌旧屋六间,议价八百,当点装修并丈量讫,付定泉十元。

十月十六日日记开始记“看屋”,到今日两个半月后买定,记“看屋”22次。所看宅全在城内西城,最南至宣武门,没有一处是东城的院子。

其后,十一月鲁迅先生办理过户,十二月二日立契。下一年一月开始翻建,五月二十五日迁入。鲁迅先生在此院子也仅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就只身南下,与生活了15年的北京再见了。留下母亲与原配夫人朱安仍住于此院。说“只身”,是对于家庭成员而言。1926年8月26日鲁迅乘车南下,相伴的是许广平,北京女师大的学生,“女师大风潮”中的学运领袖。

1925年鲁迅等人欢迎肖伯纳,右一为蔡元培

统计一下,鲁迅31岁入京,45岁离京居京15年,其中7年多寓居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3年8个月住周氏三兄弟买下的八道湾院子。其后兄弟失和,租住砖塔胡同9月余。最后是在阜城门内西三条的小院子居2年多。

白石老人57岁入京后,一直到95岁在京逝世。居京38年。齐白石的后裔扎根北京,跨车胡同15号,至今还住着白石老人的第四子齐良迟后代。白石老人后裔已是老北京人。

对于北京这个城市,鲁迅终究只是“北漂”者。

牛年说牛:知青岁月的故事

文/ 高兴

今年是牛年。 生肖牛被赋予种种吉祥的含义,承载人们的许多寄托。 不过作为一种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动物, 许多人对它们并不十分了解。 我这里讲几个关于牛的有趣的小故事, 它们都是真正的牛, 是我亲眼所见, 亲身经历的。

牛吃狗肉

我下乡的地方, 是朝鲜族和汉族混居的地区。 朝鲜族人爱吃狗肉是出了名的, 他们认为狗肉有奇特功效, 不仅味道好, 还能去寒,壯力。 当地朝鲜族生产队种植水稻, 插秧前后要给耙地的牛吃狗肉汤, 好让它们多出力。 这个习俗也影响到汉族生产队。 我下乡的生产队很穷,但队长知道, 如果老牛不出力或累趴下了, 就误了大事, 于是买了只狗, 吩咐饲养员杀了, 把肉炖得稀烂, 熬成汤, 拌到牛料里喂牛。 牛也有三六九等, 只有体大、有力的牛才能享受到狗肉汤。 早在耙地前半个月, “小灶”就开火了。 至于狗肉起了多大作用, 只能问出力的牛们了。 我们没有“牛权”, 只知道初春的稻田里的水是真凉, 活是真累。 生产队也知道大家的疾苦, 买了一大瓶烧酒, 带到地头。 一人先灌两口烧酒, 再赤脚跳进带冰碴的水里干活。 可苦了我们这些知青, 不能喝酒, 既享受不到“牛权”, 也享受不到“人权”, 冻还是照样受, 活还是照样干, 全靠心中的“红太阳”。

牛犊子? 王八犊子?

我们队里有个老农民叫高树林, 岁数不小, 腰腿不行, 人瘦瘦的, 走路一拐一拐的。 他不能干活, 但每天都到生产队来。 这时, 好劳力都下田了, 队里剩下马倌、牛倌、豆腐倌和其他闲杂人等, 或身体不好, 或缺心计。 老高头干活不行, 嘴皮子从来不闲着, 而且专能挖苦人, 拿人打哈哈。 这天, 他一瘸一拐地进了生产队大院, 正碰上几个刚出生不几个月的小牛犊在院里游荡。 不知是老高头走路的样子引起了注意, 还是觉得他可欺, 一只小牛犊直冲他过来, 一下子把他顶了个四脚朝天, 倒在地上, 惹得院子里的人们忍不住笑。 老头嘴里骂骂咧咧,刚要爬起来, 小牛上来照他胸脯又是一头, 把他拱到地上。 这是牛的天性, 你若一动它以为你还要与它斗。 就这样几个回合, 老头刚要爬起来就被顶翻了。 小牛极为认真, 低个头, 瞪着牛眼紧盯老高头。 而老高头被顶得实在怕了, 除了嘴上还在不停地骂, 却是动弹不得。小牛等了一会儿, 见老头一动不动, 觉得也没什麽趣儿了, 便从围观的人身边走开,找小伙伴去了。 这时才有人把老高头拉起,老头一边拍打身上的土, 一边骂骂叽叽, “这些王八犊子, 没一个好犊子”。 周围的人都憋不住笑。

牛魔王与孺子牛的转换

牛也是领地动物, 生产队的大院就是他们的领地。 牛也有等级, 最雄壮的牤牛就是这群牛的头, 负责看家护院,保护老小。每当有其他队的牛从土墙外面经过, 大牤牛马上警觉起来。 它靠听觉和嗅觉就知道是不是一家人。 如果没缰绳拴着, 它会跑到队部大院门口看着那牛群走过。 如果有挑战者, 想闯进来, 那必有一场恶仗, 我几次看见这条大牤牛对战另一头大牤牛, 两对牛角碰到一起, 发出很大的撞击声。 地上尘土飞扬, 不管有多少人观看,两头牛如入无人之境, 总要杀个你死我活。 几次都是以我队的牤牛获胜告终。 也许, 入侵者总是心虚, 心理和道义层面先输掉了。 大牤牛每次得胜后不会去追, 而是站到一个高处望着邻队的牛群走远, 翘首挺立, 拉长声大吼一阵, 宣示主权,一副获胜者的无敌姿态。 这个时候的牛, 现出了牛的本性, 也许是它最惬意的时候。 可能过不了一会儿, 就有个小孩子走过来, 根本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 拾起缰绳, 牵着它一步一步向牛圈走去 。 这时的大牤牛, 被人牵着鼻子, 一点脾气也没有。它不再是令人生畏的“牛魔王”, 而是一头地地道道的孺子牛了。

怠工与罢工

牛也有怠工和罢工的时候, 而且这一切都由最基本的需求驱使, 即要吃饱肚子。 当地流传一句俗话, “头一气儿长, 累得直叫娘”。 意思是说, 一上午的活儿, 中间有个歇气儿, 把一个上午分成两段, 其中头一段被带队把头故意拉得很长, 因为这时人们有力气, 出活。 到了第二气儿, 人们感到疲惫, 牲畜也是如此。 东北的农地宽广, 地垄很长, 垄的一端离村子近, 另一端远。 当牛耕地时你会看到, 牛背向村子往外走, 慢慢腾腾, 鞭打也不管用。 而往回来, 朝向村子走时, 走得很快, “自奋蹄”。 这种怠工,是因为肚子在提醒它, 是吃草的时候了, 盼着卸下犁杖回村吃草。 背村而去是非常不情愿, 而往回走则是走向希望, 走向牛槽里的干草和星星点点的豆饼渣。 更有罢工的情况出现。 还没到歇晌的时候, 耕牛会自己往村子里跑, 身上带着牛犋, 后面带着铧犁, 追也追不上。 牛这时力大无穷, 近似疯狂, 不管地形地貌, 如履平地。 不过农田地可遭了殃, 新修好的稻田埂子被后面的犁犋豁开许多口子, 而且农具也有损坏。人们拿这时的牛无可奈何, 因为牛也有它们的基本权利呀。

(图片来自网络)

恰庐呓语:书画

文| 孙翰青

从小就读先贤经典,因而很向往古人的生活方式。

我自己搞传统艺术,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更接近古人?一开始我在技巧上寻找,不断尝试,后来发现问题并不能从技巧上去解决,且逐渐领悟到,要想无限接近古人,要从精神上去靠近。精神对了,再加上必备的技巧,就可以与古人跨越时空进行交流了。

春日茶席

感悟到这点后,便放下了手上的那些讲书法的书,转而去读诸如《长物志》、《遵生八笺》、《香乘》、《装潢志》等谱录类的“闲书”,去探究古时文人生活的各种闲雅之事。这种内容逐渐融入了生活。闲时一泡茶、一炉香,居家一枝花等等,就无声无息地走入了生活之中。而这个时候再去看古人的书画就更能理解那种意趣。例如看东坡的《新岁展庆帖》,那种对一副精工的茶具的迫不及待,是你不读蔡君谟的《茶论》、道君皇帝的《大观茶论》就没办法体会到的。后来不满只在古籍中相遇,逐渐将这些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中。直到我自己也每日喝茶并沉迷于其中时,才真切体会到这种心境。

茶桌上的泽平器

为了探寻古人的书写状态,一直坚持磨墨写字,用毛笔写信写文稿。当毛笔融入生活、成为书写习惯后,才对书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举例来说,晋人书法之逸气非是去不断模仿二王之字形能成的,而是要有晋人之风度、诸如世说新语中士人那样率性而能出之神韵。这种才算是和古人在精神上打通,这种状态下写出的作品才是真能入古的,不是学个古人的样子就能比的。我自始至终都觉得艺术是件很个人的事情,不是去讨好别人,而是内心的一种反映。不论是否去学习古人的法书,最不可少的是要有一颗文心,这个文心如果没有,那就脱离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了。

清供的鲜佛手

最近几年我很推崇一些禅宗和尚的书法,诸如无准师范、大慧宗杲、一休宗纯等等。看到他们的书法,那种质朴、自然真令人激动。我以为当代书家的弊端便是太注重技法和刻意安排。这样的作品固然是充满了技术、形式感,但是无一处是自己,更无一处是天真。我以为这种面目是不可取的,正如良宽和尚那样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书家的字、歌女的歌、厨师的菜一样道理。

茶室中的挂物

敦煌的早期壁画总能看得我神魂颠倒。虽然我知道很多都是氧化后的效果,但就是这种效果才更吸引人,一派豪迈之气,那么天真自然。实在让人看得入迷,欲罢不能。古人的大胆与自由,在早期粗犷的壁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结构、比例、画法不如后世的准确、精致,但是看起来比后世的更生动、更精彩。

(原创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

清末民国的三镇茶馆

文|曾庆伟

茶馆,《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卖茶水的铺子,设有座位,供顾客喝茶。

在武汉方言中,茶馆又称茶坊、茶社、茶楼、茶肆、茶室等。以茶馆实际功能论,其为集商人洽谈业务、游客茶饮品茗、行人歇脚小憩、街坊邻居谈天说地等于一体的休闲娱乐空间。

武汉茶馆业自唐宋间开始兴起至明清繁荣昌盛,除却湖北茶业的不断发展能给茶馆提供各种茶品以足够的支撑因素,还得益于明清以后城市化的进程和商业经济的高速发展。

武汉自古是商业重镇,财货聚集,贸迁有无。唐宋时期,武汉最繁盛的商业区域先集中在武昌南市,后又移到汉阳东、南门一带。唐人罗隐《忆夏口》有“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当年不得尽一醉,别梦有时还重游”诗句,给后世留下唐代武汉市井繁华的千年想象。

汉口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诞生两百多年后的明中晚期即成为长江中游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和水运交通枢纽。明神宗万历年间,汉口成为湖广地区漕粮转运口岸,并成为“楚商行盐”的总口岸,是淮盐的集散地。顺治年间的学者熊伯龙指出,汉口乃是“九省通衢之地”。乾隆时的《大清一统志》载:“汉镇适当五达之衙”。范锴在《汉口丛谈》中也多次论及汉口为“地当天下之中”、“七省要道”、“九省通衢”。

清代,随着武汉商业的日益繁华,往来客商人数逐日增大,城市居民人口急剧增长,在城镇中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挑夫、贩夫以及为城镇上层服务的各色人等组成的市民阶层,对此情形,清道光年间的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市廛》中有确实的记载:“茶庵直上通桥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 由“九分商贾一分民”组成的汉口市民,在这座城市比邻而居,街市相见,而商品贸易的流通属性使他们相互之间联系极其紧密,茶馆作为一个沟通彼此的公共场所也就应运而生。如《汉口小志·风俗志》云:“夏间热度颇烈,轻罗薄纱,愈轻愈好,下等劳动家庭有终日赤体者亦有通宵露宿于外者,男女多爱吃茶,以故茶楼日渐发达。”

清代中后期,已成为著名东方茶港的武汉,汇聚了来自全国茶产区的茶叶,绿茶、红茶、黄茶、白茶、青砖茶、花茶,茶品齐全。这些茶叶的销售出路,除了外贸远销欧洲诸国一途,还有批发全国各地或在本埠销售一途。而武汉茶馆,则是与本埠消费者关系最直接也是最佳的茶叶销售终端。

因此而言,明清时武汉尤其是汉口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生武汉茶馆业尤其是汉口茶馆业的蓬勃兴盛局面。

清代早中期有关武汉茶馆的资料留诒无多,比较可信的资料,大约数“往来于淮扬楚蜀之间达30年之久,旅汉经营盐业多年”的范锴(1765—1844年,原名范音。字声山,号白舫,别号苕溪渔隐、苕溪渔叟。浙江乌程(今吴兴)南浔镇人)所写的地方史料笔记《汉口丛谈》和久居汉口的浙江余姚人叶调元所写的《汉口竹技词》。

据范锴《汉口丛谈》载,早期汉口镇后湖一带有数十家茶馆,有名字记载的茶馆有涌金泉、第五泉、翠萝、惠芳、习习亭、丽春轩、白楼、早逢春、忘湖泉等。

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市廛》中说; 

无数茶坊列市阗,早晨开店夜深关。粗茶莫怪人争嗑,半是丝弦半局班。

水光山色座中招,瓷器精工用淡描。茶叶多兼瓜子大,沿河馆比后湖高。

米市都居米厂台,砌城白石净无埃。坛场数亩排茶桌,顽雀人来坐一回。

层台百尺俯清流,客到先争好座头。一幅清波分两地,小江园对楚江楼。

两茶坊同巷对门,面临大江,足以游目。

我们能从范锴、叶调元的上述文字中,约约看到清代中晚期汉口各类茶馆的大概数量、高低档次等不同的存在情状。

有资料统计,清宣统元年(1909年)武汉三镇茶馆发展到411家,其中汉口250家,武昌133家,汉阳28家。

据《武汉饮食志》载:1918年,仅汉口就有696家茶馆。1928年汉口增加到1117家茶馆。1933年,武汉的茶馆多达1373家。1938年武汉会战失利,三镇沦陷于日寇之手,武汉百业凋零,茶馆只存有250家,至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前夕,武汉三镇仅有茶馆300多家。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清末民国时的汉口,是毋庸置疑的茶馆业重镇。

民国时期,武汉茶馆的发展势头比清末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时期的茶馆遍及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尤以汉口汉正街、长堤街和沿长江、汉江的街巷居多。旧汉口有句俗话:“饿不死的升基巷,渴不死的大火路”,意思是说汉口升基巷卖吃的餐馆多,大火路上谈事情、聊闲话的茶馆多。昔时,长约百米的大火路,密聚有汉江、龙泉、协兴、合兴、联兴、清香、洪发、万利、春来、汉泉等17家茶馆。

《茶馆》,萧继石

五颜六色的老武汉茶馆,是民国时代观察三镇市民生活的绝佳窗口,也是武汉民国时代纷乱社会的缩影。透过茶馆这扇窗口,可以观察到彼时政府权力(红道)与江湖帮派(黑道)同在,乡绅阶层与工商业者并存,宗法家规与法律契约共生,百通市民终日劬劳与民俗娱乐互补等斑驳庞杂社会体系的运行状态。

旧时茶馆有“清水”和“浑水”之分(也有“荤素”茶馆之称)。清水茶馆,指只卖茶、喝茶的茶馆。其经营方式单一,茶馆里不唱戏、不说书、不打牌;“浑水茶馆”指经营多元的茶馆。其唱戏、抹牌、赌博、说书、演皮影戏、标会、为未婚男女做媒,为已婚男女“打皮绊”拉皮条等等,皆可。“浑水茶馆”的行规是只认一壶茶钱而不管人事的是非曲直。

依据经营规模,汉口的茶馆大致可分大、中、小三类。

大型茶馆多称茶楼,比大型茶馆规模更大的则称茶园。

茶楼多设在建筑的楼上,也有临街的门面,经营面积较为宽敞。雇用茶房(工人,也叫“跑堂”)10余人(女子当茶房在民国茶馆屡见不鲜。女茶房的成分构成,大约一是妓女。二是卖唱女子。三是家境不宽裕的普通女子)。茶馆设头佬一人,负责管理经营业务。设茶桌(俗称八仙桌)在三四十桌以上。

旧时汉口茶馆喝香片、花茶较喝“毛尖”等绿茶流行,喝红茶和煮青砖茶的茶客是极少数。香片、花茶是大众化的茶叶品种,亦是汉口茶商的专利。乾隆七年(1742年)在汉正街开业的老字号“车益记茶庄”,以制作香片、花茶闻名三镇,上世纪四十年代,汉口坊间有“喝好茶,找车记”之说。

茶客是茶馆的衣食父母。若有茶客走进茶馆,茶房便笑脸相迎,伺候坐定。茶客点要茶叶品种,茶房迅即吩咐下去。须臾,一壶茶,几只茶杯即刻递到茶客面前,茶客将钱放在壶边,等茶房来续水时收钱。茶客需续水,也无需以言语告知,只将壶盖或杯盖朝上(用盖碗喝茶时,将茶碗盖口朝上斜插于杯托),茶房扫一眼便知道茶客的意思,提将水壶过来续水。

茶楼的茶具十分讲究,一般用细瓷盖碗,也有用紫砂壶泡茶的。

舒适怡人的品茗环境,是高端茶楼的标配。

冬季用火盆烧木炭取暖,厚帘掩门垂地,有茶房专人在帘旁掀帘迎来送往。夏季,在电扇没有普遍使用时,茶楼大堂挨着天花板装一长方形用竹蔑夹住帆布做成的土吊扇,茶馆杂役以人力拉扯绳子,一上一下之间,土吊扇在空中左右摆动扇风。电扇在城市开始使用后,价格不菲的电扇则是高端茶楼的必备器物。

茶楼必设有雅座雅间。雅座备有竹木躺椅,冬铺皮褥,夏用竹帘,或换作镂空瓷凳,腰鼓形状,多产自江西景德镇。春秋季则用毛巾铺垫竹木躺椅。雅间多供做生意的商家常客使用,商人多有其固定的茶楼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楼做成。所以茶楼还为商人提供立契签约的方便,诸如文房四宝、印泥等一应俱全。

雅间内大多设有麻将牌桌,供茶客抹牌娱乐。案几上备有瓜子、糖果、香烟等茶点。茶楼采用以时间计或定额计两种方法抽头(俗称交刀子钱)获利。当时在汉口有名的茶楼有临城茶楼、楼外楼、江南春、洞口春、话雅、怡心楼等。

特大型茶馆的特征,是在大堂搭有舞台,能在茶馆里进行戏曲、曲艺等文艺演出。茶客在茶馆喝茶的同时,还可兼作看戏。民国时武汉茶馆与京剧、汉剧、楚剧等戏曲结缘深厚,尤对武汉地方剧种如汉剧的推广普及起了较大作用。1930年代前后,汉剧就是武汉的时代流行歌。

汉剧,旧称楚调、汉调(楚腔、楚曲),俗称“二黄”,湖北省武汉市地方戏剧,系中华汉族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早年,汉剧仅在城市周边农村集市的会馆演出,或搭草台,唱乡班,后来才定点在汉口的茶园里演出。据《汉剧在武汉六十年》载,1901年,汉口茶商邀京班名角汪笑侬、七盏灯等与汉剧名角余洪元、李彩云等在花楼街天一茶园联合演出,极一时之盛。这是汉剧第一次进入正规剧场,在正规舞台上演出。之后,药商刘子陶在满春路上建满春茶园,其为首演汉剧的第一家茶园,邀余洪元为首的十大汉剧名角出演,盛况轰动武汉三镇。后来,以汉口六渡桥为中心,在周边相继建了贤乐茶园、新舞台茶园、荣华茶园等,这些茶园都演汉剧。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又相继建了大舞台、长乐茶园、和乐园、美成剧场等既能喝茶品茗,又能看剧听戏的茶馆。1934年,汉口常演出戏剧的茶园、茶社与茶楼计有37家。天一茶园内,既上演汉剧、楚剧,还放映电影。汉宁茶社也是演楚剧与放电影兼有。满春等14家茶园则专演楚剧,琴鹤等数家茶馆的主打节目是皮影戏。汉口的部分茶馆实际上已经演变成表演文艺节目的剧场,略与专门演戏剧场不同的是,在茶园看戏,观众可以人人手上捧着一杯茶。

 而在一些“浑水茶馆”里,不仅能演戏,还有杂耍与说书的,茶客在喝茶聊天之际,不时可听到说书人把惊堂木拍得“叭叭”作响。

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茶馆在汉口产生后,汉剧、楚剧等湖北地方戏剧种和评书等曲艺门类,能够在各个剧场(茶园)正规上演,茶馆成为保存和传播发展民间戏曲文艺的场所,休闲娱乐功能和文化传播功合二为一。人们到茶馆来,不仅仅只是为了喝茶休闲,同时还有一种戏剧文化的欣赏与享受。

中型茶馆规模在15—25张茶桌之间,它一般雇请3—6人不等,设有头佬一人管事。茶馆设有雅座,但没有茶楼雅座的装璜考究气派。茶具、茶叶比较普通,茶资较大型茶楼便宜。白天以卖茶为主,在晚间则演戏,杂耍、演出皮影戏,唱大鼓,说评书。这样的茶馆在当时数量者众,如安乐泉、凤台、一洞天、汉泉等都可划入中型茶馆之列。

小型茶馆规模在4—10张茶桌之间,三两间房子,比较简陋,它一般雇有1—2 人,通常是夫妻档经营,由老板或老板娘招呼熟客抹牌。这些有名或者根本没名的茶馆,往往设在沿江沿河(汉江)及铁路(京汉铁路)边,或者设在小巷深处。茶客多是各类手工业者、水陆办货客商及码头装卸工人,抑或是老街坊邻居,总的来讲,这种小型茶馆做的是熟人生意,本小利薄,收入仅可糊口。

清末以来,武汉茶馆不仅是各个社会阶层闲谈、娱乐的空间,还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上演人间活剧的大舞台。青洪帮是一股色调灰暗的江湖势力,青洪帮成员往来多在茶馆或茶楼。青洪帮内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黑话”系统,帮派中人也称“道上”之人,身份不宜完全暴露于正当社会,在茶馆,他们常用“茶碗阵”作为彼此交流的语言。“浑水茶馆”是他们最好的活动阵地。“浑水茶馆”在武汉数不在少,坑、蒙、拐、骗、吃、喝、嫖、赌、抽等所有当时社会上见不得光的污烂之事,时常会在茶馆尤其是“浑水茶馆”发生。那些有业不就或无业可就的城市“晃晃”,玩“仙人跳”的拆白党,好吃懒做的二流子等三教九流之辈,往往藏身于茶馆。那些在抢夺码头地盘,开赌馆、鸦片馆等暴利行业的控制争斗中打打杀杀、强取豪夺的各色流氓地痞在有了一定资本后,往往把投资目标锁定在茶馆、酒楼、旅店、客栈行业。清末民国时期,刘玉堂、刘桂苟、章庆澜、潘义以及后来的杨庆山、周汉卿等武汉的青帮大佬、黑道老大,几乎都是从茶馆、酒楼、旅店、客栈行业“起水”。所以老武汉有句俗话:“不是流氓不开店,不是光棍(青洪帮黑道中人)不开茶馆”。若想在武汉顺利开茶馆,即使不是“光棍”,也要找个“道上”的“光棍老大”撑腰当后台。

总之,旧时的武汉茶馆江湖,在或简约或奢华的陈设装饰和喧阗的人群背后,藏匿、折射着社会风云的喧腾,乡村世界的荣枯,城市经济的起伏,以及世道人心的炎凉。我们依照茶馆在当时城市居民生活中的功能,可以把它归类为色彩斑驳的一个公共领域。德国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可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互动空间,是一种介于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社会领域。

清末民国时的茶馆作为这样的公共领域,自然会聚集起五行八作和三教九流,它的色彩,只能是迷离斑驳的了。

(原创文字由作者提供并授权;图片除署名者外均来自网络)

邻居家的窗

文/ 小阳

又到了周末的晚饭时间,我照例走到厨房的窗前,似乎不经意地瞥了对面那家一眼。对面与我家厨房是窗对窗,那时没有纱帘,为了驱散炒菜的油烟,几乎家家户户在做饭的时候都敞开着窗口,这时我的一口气仿佛就可以吹到对面。

他家窗前是空荡荡的,我走了几个来回,那个成年男人还是没有出现。我说“成年”是因为我只有十来岁,猜不准大人的年龄, 特别是男性,个子一高,嘴上再有些胡须,在我童年的印象中那就是成年的标志。今天他的缺席多少使我有些失落,但是我仍然不愿意走开。

我妈并不知道我的心思,仍然不住地唠叨“厨房太小了,走动不开。” “要么你来帮我洗碗?” 我可不愿弄湿自己的双手,也不愿意继续听她的啰啰嗦嗦,于是一口气跑到了楼下。

夏日的夜晚满天挂着点点繁星,蛐蛐躲在某个角落声嘶力竭地鸣叫,树梢的阔叶却纹丝不动,好像空气都静止了。没有了风,屋内燥热难忍,邻居们有的搬出了竹床,有的拿出了凉席,盛夏的夜晚,屋外却像白天一般热闹。我无所事事地在户外穿行,还没走两步就忍不住回头朝陈家望去。

陈家就是那个成年男人的家,和我家住在同一栋楼里相邻的单元,两家对面。他家占据了通常是院子里两户人家合用的整个三楼。因为不与别人共享,家里又只有成年人,我们这些小孩就没有机会“光顾“,就是居委会里无所不知的蔡妈妈找他们,也只能趁在楼梯上与他们心不在焉地聊上几句时,顺便掠过讲话人的身体向屋里探望一下。因此他家对我们这些邻居们来说非常地神秘,这也激起了我对他和他那个家孩童式的好奇。

蔡妈妈是我家搬来时最早认识的邻居,她的丈夫是个司机,把她从农村带到城里来以后,她就一直没有出去工作过,但她这人闲不住,不久便开始收起了楼里没人愿意管的水费和电费,后来街道居委会干脆找到她帮忙解决邻里纠纷和传达通知之类的事情。

她家住在一楼,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时,她照例会坐在门前,一边摘菜一边“不经意”地扫视匆匆而过的邻居们。我很害怕她的那双眼睛,因为那双眼睛总能察觉我的任何不轨的企图和想法,比如,我那时特别不喜欢吃馒头,每天早餐在我妈妈的监督下,囫囵吞枣地吃完一个荷包蛋, 接着把一个一两的馒头整个塞进嘴里,一出家门就吐掉。每当我含着一大口干巴巴难以咽下的馒头从家里走出时,她总能及时地警告我,“丫头,你把馒头咽下,要不然我告诉你爸爸说你浪费粮食”。在她的胁迫下,我会用力地伸长脖子,眼球使劲向上一翻,用仅有的一点口水,“咕嘟”一声,让卡在喉咙里的馒头块顺利地滑进食道。她的热情就像炎热的夏天,淋漓尽致,有时又会使我感到虚脱。 她的嘴唇丰厚而有力,就像她那泼辣的性格,总是那样得理不饶人的。每当她眯起双眼,爱抚地看着她最宠爱的小女儿时,她的嘴里就会发出“你这个小女人”的嘟噜声。

邻居们都说在我家搬来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陈家的女主人,只看见陈家爸爸和四个孩子。儿女们成年后都搬出去很长时间了,只是近来与陈家爸爸的走动又有些频繁了。后来我才知道,时常在窗口见到的那个成年男人是陈家的第二个孩子。今天他家里熄着灯,看来是一家人外出了。

接下来的几个周末,那个成年男人照例出现在窗前,他个头很高,窗顶遮盖了他前额以上的头发,他上半身几乎牢牢地占据了大半个窗户,永远低着头注视着手下的什么,我猜想现在是晚饭时间,他正在往碗里盛饭,如此三次出现在窗前,我一点也不吃惊,心里想,“长那么大的个头是要吃很多饭的”,于是我断定他一定吃了三大碗。

我那时年龄虽小,看到他时还是感到了我的心脏在砰砰有力地撞击着我扁扁的胸膛,哪怕今天我也依然笃定地认为,他的五官是如此的俊秀,他的身材像松树一样挺拔。在我第一次透过窗户看到他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对这个邻居一家一无所知,直到我妈和蔡妈妈成了朋友。

我妈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又乐于帮助邻居们缝缝补补,正好也可以顺便串串门,这一来二往也少不得聊上几句,久而久之就与蔡妈妈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从此,邻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没有她不知道的了。也因为这样,大院里的事也上了我们家的饭桌。我家餐桌上总是干巴巴的那几样素菜,偶而有一点荤腥夹杂在盘中,我妈也会拿起筷子,飞速地翻搅直到零星肉丝从我们孩子的视线中消失。当然,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肉丝并且快速地将其塞进嘴里,但是她事后永远会用她那浓浓的山东口音补上一句,“不能老是盯着肉,酸甜苦辣都要吃”。面对如此窘迫的菜肴,邻里的家长里短话题多少缓和了饭桌上尴尬气氛。

多年以后,对面窗口又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子。那女子婉约而谦和,就像散发着淡淡幽香的一抹兰花!她外表清秀,说得一口软软的带着“侬侬“口音的吴语普通话。 她说话时眼帘低垂,有些害羞。据我妈说,这女子高中毕业后响应国家的号召,支援内地建设从上海来到了我们这座城市,她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便是为陈家爸爸当秘书。 那时的陈家爸爸人到中年仍然不失英武之气,加上过去打过游击的传奇经历,现在也是位高权重,指挥着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对如此单纯而又不谙世事的她来说无疑是高山仰止。当然,她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作为继母走进这个复杂的大家庭。她也并不知道她钦慕的领导早已有了妻室儿女,甚至他最大的孩子与她的年龄相仿。

我妈要我们管那年轻女子叫阿姨,还说她现在和我爸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说这话时,不知为什么 我妈狠狠地盯了我爸一眼。从我妈的口中得知这个年轻女子现在也当了陈家的后妈。

自从知道阿姨秘密后,我对她更多了几分好奇。我发现她和陈家爸爸从不一起上街。他俩说话就不像我爸和我妈。陈家爸爸问她话时双眼往往跳过她的头顶,从来没有直视过她,而她回答他时则是双眼投向自己的脚尖。一问一答,就像老师在批评一个犯错误的学生。

阿姨稍稍年长陈家那成年儿子几岁,几次看到他们偶而在厨房相遇,气氛也颇有些尴尬,两个人都同时想礼让对方,却又发现他们同步了,这时男子脸上微微红了,阿姨更是不知如何是好,嘴里喃喃了几句, 最后还是知趣地退了出去。

那时的我,弄不明白大人的一些事,经常听见邻居一楼的蔡妈妈背后叫陈家爸爸是“老不死的”。我还以为陈家爸爸得了病,而且病得不轻。不久,我发现阿姨有些异样,蔡妈妈背地里说那个肚子里的孩子应该是“陈老八”,过了几年阿姨又有了“陈老九”,两个都是女孩。在我准备上大学前不久的一天,陈家爸爸一定是喝多了酒,满脸潮红,他摸了一把糟红的鼻头,对着坐在门口的蔡妈妈“呵呵”地憨笑,蔡妈妈说,“小林怕是害喜了,又有了陈老十?”,女人都是敏感的,小林就是那阿姨。果然,不久我发现阿姨的肚子再一次大了起来,这次她穿着宽大的衣服也遮不住日渐隆起的腹部。邻居们也更加大胆放肆地聚在一楼门前,居然给尚未出生的孩子起名为“陈三六”,“陈六十”。这样叫多少有些揶揄的意思, 只是因为在邻居们心里,那看上去仍然年轻的阿姨三十六岁,陈家爸爸已经六十岁了。当我听到他们背后议论阿姨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时,我为这个尚未出生的小人感到莫名的难过。此后,阿姨更是鲜少露面,面对邻居们的议论,她总是沉默,见人就低下头,抿着嘴,匆匆离开。这次终究是个男孩,最后大家叫他“陈老十”。我想那应该是陈家爸爸的最后一个孩子了吧。

陈家阿姨出现没多久,对面的成年男子就从窗前消失了,据说陈家爸爸把他送到外地部队里去锻炼了。不久,窗前又出现的却是一个男孩,他有些清瘦,个子也小了许多,面容却与前一个有些相似,只是有些羞怯,据说他还是个学生,转学来父亲这里上中学,从我妈那里知道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孩子,但我们院子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母亲是谁,现在在哪,他为什么现在才与父亲一起生活?楼下的蔡妈妈叫他“陈老七”。

他叫陈老七,那陈老五和陈老六在哪儿呢?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的母亲与陈家爸爸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困绕着我,对我这个尚未完成二年级学业的孩子来说是太复杂了,终究是没有人见过他们,所以我也一直得不到解答,以后大家也淡忘了这事。

陈老七大我几岁,却从来没有与我们说过话,那时他除了上学,几乎就呆在家里。他从来没有拿正眼瞧过我们这群大院的孩子,当然他更不屑与楼下的蔡妈妈她们讲话。蔡妈妈喊他“陈老七放学了?”, 他会装着没听见,背着书包径直往前走,然而蔡妈妈并不生气,只是笑着补上一句,“你这个小杂种”。我知道蔡妈妈很心痛他。

不过有一件事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楼下跳橡皮筋,身后突然“砰”地一声巨响,闷沉沉地,我的身体随之猛烈地震动了一下,就本能地用双手捂住了眼睛,不敢回头。蔡妈妈应声跑了出来,嘴里叫喊着“陈老七,你这个小杂种,你找死啊”。只见陈老七面部朝下,双眼紧闭,四肢张开,静静地趴在一楼单元门前冰凉的水泥地上,邻居们个个张大着嘴,紧张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听有人说,“他是从三楼阳台上不小心摔下来的”。蔡妈妈抱起了他的头,“七伢,七伢”地呼叫着,陈老七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环视四周,居然踉踉跄跄自己又重新站了起来,没走两步“叭”的一声又跌倒了。这时邻居们推来了一辆三轮车,将他送去附近的一所医院。后来听说在这次事故中,他的脾脏被摘除了。我也开始对他有些同情了。

他中学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大院。蔡妈妈说他父亲把他也送到很远的地方当兵去了。没过多久,又听说他在部队出了意外,只是陈家人并没有表露出任何的异样。我知道他真正的死因是四十年后,有一次在一个大学同学聚会上得知,我的大学同学曾经与他中学是同班同学。她告诉我陈深立是为了抢救溺水的战友牺牲的。

成年后,我终于知道了陈家的一些复杂家事。据院子里的人说陈家爸爸年轻时非常地英俊,风流倜傥,但时常有些行为不羁。解放前,第一任夫人被他所吸引,还与他一起打过游击。两人生育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只是陈家爸爸在那事上总是节制不住自己,常常犯错误。解放后,曾经一起打过游击的兄弟们一个个当上了市里省里的领导,只有他还常年奔波在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工地上,住在我们院子里忍受着邻居们如此这般的议论。与第一任夫人离婚后,孩子们跟了母亲。我还听说,那母亲现在也是响当当的领导了,孩子也只是偶尔在陈家爸爸这里小住。

我大学毕业后就离开了家,后来家人告诉我,阿姨早已有了自己的孙儿孙女,只是在她三个孩子尚未成年时,陈家爸爸病得很厉害,或许是由于工作中长期的不得志,郁郁寡欢,不久就撒手而去。一夜间,阿姨有了白头发,老去了不少。那个叫陈老十的儿子因此也没有了管束,进过少管所。出来后曾经一段时间游荡于社会,最后还是阿姨的两个亲生女儿出手帮助了他。

蔡妈妈在我上大学期间,由于她丈夫职位的升迁,搬到了城里。据我妈说,蔡妈妈离开大院后,邻居们难得再聚在一起了。至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蔡妈妈了。

在我儿时,曾经有过诸多的困惑,不理解或不喜欢,但终究都成为了过去。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很怀念已经逝去的故人和我曾经生活过的大院。我想总有一天我还会回去看看的……

(原创作品由作者提供授权)

通二矿的小学生活

廉亚光

图 1:学校现在还在老地方,并且盖了一些教学楼

1. 难忘的一声哭

我出生在河北省邯郸市西南方向约五十公里的峰峰矿务局通二矿,峰峰和唐山附近的开滦是河北的两大产煤基地。1968年9月初的一天,已到入学年龄的我就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这一天一大早,我穿上母亲准备的新衣服,背上新买的书包,高高兴兴地跟着父亲到学校报到。学校建在一个土坡的上方,土坡的下面是一个相对平缓的操场,从我们家走大概十分钟。我和父亲来到学校的办公室门前报到,许多小伙伴陆陆续续来到门前,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有的是父亲陪着,有的是母亲陪着,也有爷爷奶奶或老爷姥姥陪着的。父亲和大人们打着招呼,而孩子们的脸上则洋溢着激动、希望,以及忐忑的表情。

不远处的操场上,传来了一阵的口号声:“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抬头看去,只见一群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们正绕着操场呼喊着口号,一个男生头上戴着一顶纸做的尖帽子走在前头,帽子上隐隐约约有几个字,好像还打着叉。当时距离稍远,有点看不清,还有刚跨入校门,基本上不识字,在那时可没有学前补习班,父母们也没把孩子送到学前补习班的意识和机会。一九六八年,那正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大部分的学校基本上处于半停课状态,但通二矿的学校还能维持一个稍微正常的状态。到后来识字了,看到一些批刘少奇的图片,想起来操场上的高帽,猜想帽子上的字应该是“刘少奇”……

有点扯远了,再回到报到的现场。在办公室里,有位男老师,照着名册点人。当喊到要入学的孩子的名字时,大部分是家长帮着喊“到”,老师就让家长拿出一些小本本和纸片片,估计是户口本和入学通知书之类的东西,核实身份后,就告诉要到的教室号码,家长就带着孩子到那个教室去。父亲领着我到了要去的教室,一个中年女老师已等在那里,欢迎新学生的到来。学生们到齐后,长辈们又叮嘱一番,就离开了教室。老师就按照学生们的身高,安排到不同的座位上。我记得当时的课桌是两个抽屉连在一起,每个抽屉前有个小板凳,老师尽量安排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坐在一起,共用一个课桌。学生们坐好后,老师拿出名册准备点名:“我姓徐”,老师首先自我介绍说,然后转过身去,在黑板上整整齐齐地写下了“徐”字,这是我从学校里学到的第一个字。徐老师接着说:“当我喊到你的名字时,你就回答‘到’,明白吗?” “明白,”学生们用稚嫩的嗓音齐声说。

“某某某”,徐老师开始点名,“到”,一个声音从某个座位上响起,“出身,贫农”。是的,当时是要说家庭出身的。

“某某某”,

“到”,

“出身,中农”……

点名在继续,直到:

“某某某”,

“到”,一个明显弱的多的声音从某个座位上发出。

“出身,地主”,

短暂的沉默之后,“哄”的一声从全班即刻响起,所有的的学生都把头转向了那个声音发出所在。

“哇”,不到一秒钟,哭声就从那里传来。那是一个男同学,一个刚到入学年龄的男孩子,只见他用手臂擦着眼窝,哭声中透出委屈和无奈。

见到此,徐老师立即说:“不要哭,不要哭,出身不重要,重要在表现……”

图 2:土坡上的老教室依然挺立

2. 横平竖直

当时一年级的功课有两门,语文和算术,徐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第一天上课,徐老师强调课堂纪律,要求我们身子要坐直,手背在后面,上课不准说话,有问题举手,举手的姿势是胳膊肘放在桌面上,举起上臂和手,老师同意后,站起来提问。课本和作业本是学校发的,语文作业本是田字格本,一个横排十个田字格。对于写字,徐老师常说的话就是:“中国字是方块字,写出来要横平竖直”。每次学了新字,留的家庭作业就是在田字格本上每个字写一个横排,就是写十遍。每次写作业时,发现写的字不是“横平竖直”,就用橡皮擦掉了重新写,而写完字的地方,被橡皮一擦,就会变成黑乎乎的一片。所以我的语文作业本常常是黑乎乎的,每次交作业,都提心吊胆,怕被老师批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老师并没有因为黑乎乎的作业本批评过我,估计这是小学生常有的问题。

记得有一次徐老师上课,她写完一个字后,转过身来,见一个学生举起了手,我已记不清是男生还是女生了。徐老师见到有人举手,就让那个学生站起来说话。那个学生怯怯地说:“徐老师,你的那个竖写歪了。”我一看,徐老师写的竖果然有点歪。听到此,她扭过头又看了一下,就进行了表扬,夸那个学生学习认真,并且,用黑板擦擦掉那个竖道,重新认真地写下了一个笔直的竖道。多少年过去了,这个情形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图 3:大部分老教室已变成了仓库

3. 天天读,雷打不动

那时早上到教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站着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喊完口号后,学习“毛主席语录”,叫做“天天读,雷打不动”。因为语录的书皮是红的,所以又叫“红宝书”。虽然嘴里说着这句话,但一直不太理解这句话的含意。多年之后,才理解“天天读,雷打不动”的意思,就是要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即使是五雷轰顶,也不能停止。

我在通二小学只呆了一年,由于父亲调动工作,第二年,我们全家就搬到了一个新成立的煤矿,孙庄矿。新成立的矿,学校不正规,记得只有三个年级:一年级,二年级和五年级。学生二十个左右,两位老师,两间教室,一个给二年级用,一个给五年级用。一年级的学生有两个,没有单独的教室,今天借二年级的教室用,明天借五年级的教室用。在这样的条件下,“天天读,雷打不动”的活动也就停了下来。

通二矿一年级时,领我们读毛主席语录的是班长赵霞,是一个女生,每天早上绕着桌子领我们读语录上的一些简短句子。我在那里只有一年的时间,同学的名字基本上都忘了,但这个女班长我记住了她,这是因为多年之后,她成了我妹妹的高中老师。

图 4:月亮门居然还在

4. 故地重游

一晃47年过去了,2015年9月的一天,我又重返通二矿学校参观。那天学校没上课,当我走进校门时,门卫拦住了我,问我找谁,我告诉他,1968年我曾在这里读书,门卫听说后,热情地把我迎进门。

学校还在老地方,但原来不平的操场变成了一个有跑道的篮球场,并且盖了一些教学楼(图1),土坡上的老教室依然挺立(图2),只不过大部分变成了仓库(图3),令我惊喜的是,月亮门还在(图4)。

图 5:矸石山

为了使大家对煤矿有所了解,我附上两张照片。图5是矸石山,当煤从地下挖出后,要经过筛选,好煤挑出来,供社会使用,剩下不好的,就是矸石,并把他们堆积起来,日积月累,就形成山一样的形状,所以被称为矸石山,煤的这个筛选过程叫做洗煤。图6是井架和天轮,建在煤井的上方,地下的煤就是通过井架上的天轮从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深处提出来的。

图 6:井架和天轮

(图片由作者提供)

悼球王马拉多纳

马拉多纳 Diego Armando Maradona, 1960.10.30 — 2020.11.25

严春芳

你独一无二
无与伦比
你借上帝之手
改写足球历史

你从贫民窟里的小巷
踢到世界杯的绿茵场
你无可复制的连过五关
让浪漫的球赛如魔如幻

你是永恒的冠军
你是永远的球王
如今你带走金靴
驰骋在只有足球的天堂

2020.11.25

(图片来自网络)

小镇岁月

文| 萧继石

我们这些老三届中的小字辈,文革的喧嚣声中,匆匆地被中断学业,下乡、回乡。几年后招工进城,我和文祥在一个单位。单位的头是搬运工出身,没多少文化,人很敦厚,把一些出墙报、写口号之类事交给我俩。文祥父亲是一位有识之士,近“墨”者黑嘛。通过朋友介绍文祥结识同在乡下、文史与艺术修养很全面的王受之。稍后,文祥带我认识受之。

1973年,我和文祥都20岁刚出头,受之大几岁。我们都是“老三届”的,招工进城,同在洪湖县城。受之的父亲是创办湖北音乐学院的教授,母亲是抗战时期孩子剧团成员,家学渊源深厚。受之天分极高,特勤奋。

洪湖新隄镇建设街,洪湖贝雕厂设在这里,摄于1980年

那时,洪湖新堤镇新开了一家贝雕厂。厂房就在内荆河边的民房里。受之作设计工作,设计室在房顶搭建的小房子里。

作者与文祥,摄于1973年筹办全省粮食科技展览期间拍摄

我、文祥的工作在粮食局的一个单位,和贝雕厂隔着一条连通洪湖的穿城小河,我们每每下班吃过晚饭,走过河东的石板老街,来到河西的老街角落贝雕厂楼顶和受之兄聊上几个钟头。

作者与王受之,1976年6月摄于新隄镇

古代的、当代的、国内的、国外的,一会儿历史、文学的、一会儿艺术的,偶尔街头花边新闻小道消息 ,没办法,受之是百科全书式却比百科全书重点突出的人,和他聊,“引人入胜”这个词都有点苍白。

前些年,上海媒体评受之为全国十大知道分子,其实,我们那时就认为他是一大知道分子。

我那时想入非非又不着边际,自信善画,又没多少理论,读了一点书,与他比,只能算皮毛而已。

受之每次参加广交会回来,就指着设计室摆放的贝雕作品一一介绍,哪几幅 ,外商又订了多少万的合同。就是这间“幺子角落”(当地俗语)的简陋工艺厂,短短两年时间,成为全国知名的淡水贝雕工艺厂,受到省外贸的重视,拨款新建厂房,不久后就搬进新的厂房。

今年9月,他回武汉,我们在一起聊天,我说:“我是你的追随者,不敢称你的学生。”他笑而不答。

他是一个自信而又谦虚的人,他说,走到哪里,口口声声称我大师,哪来那么多大师?

“你不是大师,那我就从来未见过大师了”。这是我的感慨。

受之在设计教育领域的建树,为世人瞩目。

追随者,他无法否认。在那个动荡而又贫苦的年代,遇到这位“知道分子”,算是幸运了。

他在洪湖工艺厂做设计员一直到四人帮倒台、恢复高考这五六年时间,我、文祥与受之交流最多。

那个年代,我痴迷于绘画,从受之那里得到的教益,弥足珍贵。

我的父亲是闻名四乡的教书先生。懂事后,父亲很少提及他的经历。我上完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父亲病故,很多有关父亲的故事,是从乡亲那里听到的。父亲天资好,写得一手好字,四邻每逢春节对联由他书写。农村妇女生小孩,遇到难产,医疗条件差,容易坏事,迷信是月母鬼害的,临产前挂张钟馗辟邪。有乡亲提着母鸡来求父亲画钟馗,父亲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来。

父亲才茂公书法

父亲常与镇上一个刻图章的彭先生交流画技。彭先生刻图章呱呱叫,用木板刻得冥钞版,刷上色,印出来,人见都说和真钞差不多。画画在镇上也算得上一流。他可能是根据芥子园手绘的一本水墨画稿学习,父亲借来看,我也反复翻阅。渐渐的,我迷上了绘画。

文革来了,没学上了。绘画爱好派上了用场,1973年7月,当年改变政策,通过考试上高校。我的成绩在录取之列。后来某人交白卷,全国批“白专”道路。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说我父亲15岁儿童团时期有问题。所以,这次我政审未过关。我问到负责招生的人,他一脸暗淡,支支吾吾,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的政治前途和求学之路等于画上了句号,那就只有一条所谓的“白专”道路了,因而我对绘画的兴趣更加集中了。

那时政治统帅一切,宣传放在首位,我在所谓八大公司的财资战线,绝大部分时间由单位安排画宣传画、布置会议室,其实是临摹作品,平时基本靠自学,资料很少,一位画友文革前从苏联画报上剪贴的一本苏联油画家的作品,我才三十几元的月工资里拿出十元买下来学习临摹。有一阵迷上临摹希什金和列维坦的作品,每有画家来体验生活,县文化馆便把我们这些美术青年邀到一起,请画家言传身教。

那时相继来洪湖采风的画家有白统绪、汤文选、邵声朗、姚治华、鲁慕迅、恽其昌……

水彩画家白统绪每年都上洪湖呆上一段时间,每次来镇上采风,我们几个”美术青年”总是伴其左右,他边写生示范,边讲解。他那时画洪湖的一批作品好评如潮,几幅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再后来,全国五年一届的美术大展征集作品,白统绪来洪湖搜集素材,我们在一起讨论创作很热烈。

我说要画洪湖的秋天,绝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人们印象中的秋天都是金色的,洪湖的秋天是银色,水波如银,丰收的满船鱼虾如银。我的神侃居然得到白统绪肯定,还确定以此为题创作冲刺大展。

我那时不知高低,好高骛远,思想跳跃无边无际,白老师为人谦逊随和,像老大哥,和我们喝酒,偶想起他是河南人,喝酒一定喜欢猜拳行令,他不善辞令,埋头画画,未必善猜拳之道,我们提议猜拳,六六六,五魁首,七星照…… 每每我们喝的时候多,没办法,又提出猜火柴棍,结果还是我们败下阵来。

水彩画家白统绪(左一)带洪湖美术青年在长江边写生

那年,白统绪老师与我合作《洪湖银秋》,入选第五届全国美展。也体现老师带我们后进一把的心意。

身边常年有受之这位好老师,真是幸运。设计工艺贝雕画的稿子,他与别人不同,有时四张设计稿纸在桌子上一齐展开,同时设计完成四张设计稿。厂长叼根烟,光顾设计室,看王受之这样的劲头和效率,操着干哑的烟嗓子说:“个杂(口头语),受之还真有本事!”

作者与王受之在武汉,2013年

这些一般是比较传统的四季花卉翎羽,设计起来,他几乎是烂熟于心、信手拈来。

那时讲创新,看着他设计现代题材的《丹江之春》,作品反映丹江大坝,近景山花烂漫、中景巍巍大坝、远景水库水阔天空、白帆点点,巧妙应用淡水贝壳的自然光泽,展现了人工之力的伟大。从设计到指导制作、上色,他一丝不苟。不久传来轻工部工艺品年度获奖的消息。我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受之作为设计员,英语已有相当水平,他儿童时代在广州度过,会讲一口地道粤语,所以一有广交会,厂里必会派他参加,他回来时,总有让全厂振奋的消息:“今年又订了70万订单。”这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字,意味着 一年厂长的业绩、工人的工资全有保障了。

受之每次出差回来,带回的消息也是全方位的。我们最受用的是他带回是美术界最前沿的信息。他的两个舅舅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周令钊、一个是湖南的画家。周令钊参与了国徽的设计。一次受之从北京回来,给我们介绍     参与全运会团体操设计过程、众人展示的宏大画面,如红旗  招展、白云蓝天、百花竞放,这些是个人手持彩色卡片,按照规定的音乐节奏,依顺序展示,实际上每张卡片只有一个颜色。受之还给我们展示了其舅舅的设计手稿。画报刊出了何孔德创作的《古田会议》,他到军事博物馆看了原作,说画中毛主席脸部色彩用得特别精到,以致于我后来到北京出差,一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去军事博物馆看那张油画。

有一年从广交会回来,受之带回一套伍启中画的《国际歌》的连环画,比十六开还大一点,画面采用大明暗块来表现、构图剪裁有点像刚出来的宽银幕电影,近景特写比较多,这在当时比较新颖。

出差途中的见闻和画的南方风景人物钢笔速写一定要和我们分享的。哪个寺庙的明清雕像保存完好,哪个寺庙在修复中,中央美院的教授携同弟子共同完成的造像也很不错。广交会全国富商需求变化,参展工艺品的时尚,白雪石的山水画的雅致……他一一道来,观察、摄取信息的效率无人与之项背。我经常跟不上他的节奏与思维,洗耳恭听的时候多。

回到贝雕厂,复归到他有计划和高效率的工作与生活中。设计、指导创作、读书,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然后冲个冷水澡,躺在床上听英语电台节目提高英语水平。他还有晚间冲冷水澡的习惯,哪怕冬天的寒风在工厂简陋的平台肆无忌惮地刮着,刮得再透彻,也能见到受之精干得彻底的光膀子,听到他瓢泼冲水的声音。

和他在一起,我总有一种虚掷光阴的愧疚感。

一段时间,受之在临摹李可染的山水。“李可染的山水墨色厚重,但墨彩华滋、钟灵毓秀,用笔如锥画沙,善于采用逆光的感觉。”他边画边介绍。

三十年过去了,我最近在他的博客里看到一段视频,身为 汕头大学设计学院院长的他为学院画了一张风景画,我看到有点李氏山水的元素。

一个夏季,受之出差回来,又带回全国美展消息,湖北的《地下长城》出了风头。

设计室的画册新发表了黄永玉的《雀墩》,八开全张,印得精致。画还可以那样表现,那么富于诗意的美!中国画?水粉?水彩?这派那派?都不是!全都有。黄永玉的作品就是不同于一般。受之也极为赞赏。

一份画报整版登了一张赭色调的水粉人物画,和那个年代通常的明快、饱和、透亮的宣传画不一样。“你看,整个画面用色并不复杂,土红、土黄为主,整体也很协调。”他这样评价,我若有所悟。

有段时间,他在着手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稿》,让我帮他抄录一份。那时复印机技术还未问世。我正好借抄录的机会补习一下历史知识。稿中的图例,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石器、陶器等,是他钢笔绘制,细致、轻松而又准确。我边抄录边临摹图例,几笔勾勒一个石器砍砸器,一笔代表一个面。印象中抄录的稿子写到了两汉时期。当时的工艺美术史还是空白,老的史学家、学术权威进了“牛棚”,只有“梁效”的文章和政治宣传充斥书刊。受之为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做了大量研究。

后来,他成为中国当代设计史教育奠基人之一,著作等身,学术界、设计界见证了他的成就和影响力。可是他早年的卧薪尝胆,却鲜为人知。

那时物质匮乏,没有什么休闲活动,整个县城还没有电视。长航的一家单位拆船拆下的一台彩色电视机,我像看“西洋镜”似的,步行四五里路去看电视节目,只不过看画报大小的屏幕和播出内容基本靠猜的“马赛克”画面。

偶尔,我和文祥拉他到我们工作单位的老旧楼房里“打牙祭”,请同房的王兄掌勺做上几个菜,基本“老三样”:椿菜、花生、红烧肉。一瓶红葡萄酒,摆开龙门阵,受之主讲,任何情况下,这是毫无悬念的。喝酒他向来低调地浅酌,有次例外,“龙门阵”中谈起酒量来,他说他是可以喝一点的,我哪里相信?大约装三两酒的玻璃杯倒满,碰杯,每人一杯几大口喝下去,受之从容如前,文祥少喝一点没事,我却当场现丑,不由自主地傻笑。

受之的弟弟习之拥有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还有从拆旧船的朋友那里买来拆下来的一台式旧电风扇。夏夜,受之常约文祥和我到江堤边的 弟弟居所摆龙门阵。习之每次都拿出“保留节目”——蒸八宝饭招待我们。

夏夜聊天海阔天空,“连续剧”却是少数。某日,他在武汉把友人从香港带回的小说《基督山恩仇记》借回,连夜读完后还给主人。这本当时的禁书,一般只能悄悄传看。他回洪湖给我们介绍这本书,据传是某大人物放在枕边的书籍,我们追着他几个晚上把全书故事讲完。我们佩服他高超的记忆力,读过一遍,居然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小说全部故事与细节。

省里传来了筹办全省美术展览征集作品的消息。他利用设计间隙创作年画。从勾草图、定稿、勾线上色,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年画《巧手绘出新农村》创作完成。画面展现的是一个农村姑娘创作壁画的情景,画中有画。民间年画线描明快、色彩平涂为主,略加晕染,表现了农村早春的气息。看到他创作的全过程,从人物形象、表情到动态,都胸有成竹、信手拈来,一气呵成。作品入选了那次的省展。展览在武汉展览馆举行,当时还展出由张振铎、陈立言等人的作品。

唐山大地震后,军民救灾 ,报纸上登出长篇通讯。受之看到这篇通讯,提议与我合作改成连环画,我勉为其难地答应,对他的这份信任是感激的,也很高兴想看看他如何创作,只是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他这人是说干就干、马上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实际就是协助作些脚本编辑整理工作,受之创作绘画。

连环画像电影一样,再现场景、人物、道具、情节。如唐山的人开吉普到中南海汇报实情,北京沿途一些市民睡在露天的帐篷里,军人、市民投入救灾,工厂工人加班生产救灾物资,所有细节好像装在受之的脑子里。他在纸上用铅笔只是三两下勾个位置,然后用钢笔直接画出局部到整体。两个月的工余时间,上百幅连环画就创作出来了。

至于脚本,他根据画面在报纸通讯文字上划出段落,我整理出初稿,他润色后,我再抄一遍。稿件寄出后不久,四人帮倒台,政治大变局,这套快速反映救灾的的连环画被搁置。不过,我们更加深入地体验了他超强的观察记忆和造型能力,还有那不知疲倦的状态。

冬去春来,为了提高人物绘画的造型能力和结构的准确性,我到码头、茶馆画速写素描,并临摹受之推荐的美国人著的一本人体解剖结构书。文祥去了一趟武汉。那时,从洪湖新堤镇往返汉口大多坐江轮,半夜靠岸到洪湖。我睡得迷迷糊糊中,文祥背着行囊抱着“安琪尔”石膏像回来。

我经常对着这个“卷毛”像一坐三四个小时,打轮廓、画明阴分界线,转折、过渡、背景 ,对着画石膏像素描。画了一些都不那么满意,我请受之过来看看,他看过之后在画板上铺上纸,示范地画了一张,让我找到差距在哪里。他讲科学的观察方法,讲由整体到局部、由局部到整体,用一双手指头交叉示范素描线条的走向如何好看。

恢复高考后,文祥和受之相继考上了大学,两个人的单位都不愿意放人,努力周旋一番,才得以如愿。

受之的大学过程,尤其周折,其中五味杂陈,现在看来甚至无法想象。厂里听说受之参加了高考,觉得必考取无疑,“老九不能走”,但又找不到理由,不得不采取下下策,硬卡不放,封锁消息。我成了受之的“交通员”,凡有关高考的有关信函,先寄“萧继石收”,免得落入“监察”之手。后来录取通知书来了,行李被锁在宿舍,同事乘着“风高夜黑”翻窗搬出了行李。

我后来进了报社专职美术兼摄影,既然画画写写那么多年,技巧是一回事,创作可能更重要是靠文化修养,我索性考进大学文科。

(以上原创文字与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女孩小辛

文| 小阳

有些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也许我们的孩子更是不能理解。毕竟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一段特殊的历史转变时期,落后与变革,旧传统与新思维,历史的碰撞与社会的变化使我们眼花缭乱,跟上时代的步伐还是被时代所抛弃?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思索,就被时代的大潮推着不知不觉走到了今天。

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有多少的经历,也就有多少的故事,沧桑和着甜蜜,喜悦并着艰辛,每个家庭或许都保留了自己的一段特殊的记忆,这里就讲一个发生在我们同龄人家里的故事,那个尴尬年代造成的一个人不堪回首的往事。

一天,我从朋友的手机相册里无意间看到了一张照片。那是两个普通的女孩,高挑的一个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她肤色微黑,有着姣好的面容,蓬松剪短的黑发有些飘逸,一排整齐的刘海下露出是两个黑黑的深邃而迷离的大眼睛,它们恰到好处地镶嵌在她那长圆的鹅蛋脸上,略显丰满的嘴唇延伸到嘴角,微微上翘,宽松的白色衬衣时髦地扎进臀部紧缩的牛仔裤里,她浑身上下散发着南国都市女性青春靓丽的气息。

“这女孩真漂亮”,我赞美道。

“她是我的亲侄女,我二姐的大女儿”,朋友骄傲地说。

“别看她年纪轻轻的,已经做到了公司的高管,这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很不容易的。”

朋友继续说道:“她也是有车有房的人了。”

“你二姐不止一个孩子?” 知道她二姐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我不禁好奇地问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严格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和周围的朋友们都只有一个孩子,偶尔从新闻中看到的也是超生罚款的文章,罚款对于我们那时一个月不足五十元的工资来说无亦是一笔巨款,所以几乎没有几户人家能够负担得起生育第二个孩子带来的代价。

听到我的问话,朋友有些踌躇,沉默了许久,然后她缓慢地讲起了她侄女一家的故事……

我们暂且就叫故事中这个漂亮女孩小辛吧。

那还是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浩劫刚刚过去,一切都还是百废待兴,计划经济政策也使得普通人家生活物资极其紧缺,粮食凭票供应,因此国家对人口的控制非常严格,每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小辛父母所在的省份由于地处特殊位置,政府多年来有意地控制和放慢全省经济的发展速度,相比起当时贫穷的中国,那里的农村更是落后。

小辛的父亲就是从那里直接考入了当地一所有名的大学。小辛的母亲出生在城里,和她父亲是大学的同门师兄妹,他们相知相遇,而后相爱在大学里。匆匆的四年时光,留下的无不是美好的回忆。

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最早毕业的大学生,各行各业求贤若渴,毕业后他们的求职一路走来也非常顺畅。不久他们在城里结了婚,这就有了小辛,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他们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富有青春和活力,对未来和家庭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当然他们对孩子也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可是,当小辛的妈妈还在月子里时,农村的爷爷就匆忙托人捎来了信说:在农村老家的大哥媳妇生的是一个女孩,如果你们生的也是女娃的话就赶快找个人家送走, 这样家里还可以再生一个男孩, 我们不能从你们这一代就断了香火啊。

小辛的父亲虽然接受了四年的高等教育,但在他大学以前的全部人生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村,他童年和大部分青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记忆中只有贫穷和饥饿,一日三餐是稀粥就着咸菜。

在他眼里, 那时的父亲就像家里人的山,寡言少语,只有默默无言而又源源不尽地从地里刨出这个贫穷家庭所需要的一切,他有的是力气。还有农村的哥哥,他们的汗水供养了他大学四年。他爱他的父亲也尊重他,他与农村的家人有割舍不断的感情。此刻,他非常痛苦和纠结。小辛母亲很爱自己的丈夫,婚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丈夫拿主意,听到了这些之后,还在月子里的她有些六神无主。

就这样,小家大家农村城市来来回回地争论,眼看孩子快足月了,小辛的爷爷着急他们还没有拿定主意,决定亲自上门把快满月的小辛送人。

迫于农村父亲的压力,小辛的父亲暂时找到了一个愿意帮忙收养的远房亲戚。过继的那天,小辛的母亲挣扎着起了床,坚持自己送上孩子最后一程。路上,她心如刀绞,欲罢不忍,几次脱手送出了孩子又将孩子夺了回来,最后心一横头也不回,匆匆地把小辛抱到了自己城里的父母家。

从此外公外婆收养了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小可怜,他们成了小辛此生的寄托,他们也与小辛一起承受着她一生的痛苦。

彼时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一部分人追随着时代的潮流,出国深造,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而小辛父母,中国文革后名牌大学早期毕业的大学生,为了农村的父亲,为了生个男孩,为了逃避因超生而带来的巨额罚款,不惜双双扔下了小辛,抛弃了国内优越的工作,丢掉国内的一切,意无反顾地远走他乡,去了海外。

这一去就是三十年,风雨飘摇,含辛茹苦,有艰辛,更有孤寂。为了工作,曾经的梦想更是灰飞烟灭,个中甘苦冷暖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在异国他乡多年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苍天没有怜悯他们,还是一个女儿,只是这次经过了种种的生活磨难,他们非常珍爱和怜惜这个小女儿。

随着夫妻两人的年纪越来越大,思恋家国的情绪使他们为当初那么决绝地抛弃了大女儿小辛的决定而陷入深深地忏悔。

生活好转后,他们立即为小辛申请了出国签证,将她接来与他们一起生活。小辛到国外与他们团聚了几次,即使父母坚持让她留下,最终,她还是选择回到了国内。

只可惜做父母的忘记了亲情是需要时间来滋润的,没有养育怎么会有恩情。

“有些事情当我们年轻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时却无法追回。” 年轻时总以为我们有的是时间,为了自己的目标 我们像只乳燕,头也不回地离巢而去,却不知这深深地伤害着我们周围的亲人。

再说农村大哥的一家,因为第一胎是个女孩,在爷爷的一再坚持下,不久他们如愿领养了一个男孩,一家人视如己出,百般呵护,可是孩子终究被宠坏了,好吃懒做,没有能力顶起这个家,圆老人的愿。多年后,男孩还是回到了自己亲生父母的家。

此刻的爷爷也老了,看到了太多,也没有了精力,渐渐打消了劝说小辛父亲再领养一个男孩的念头。

这一晃小辛也三十出头了!三十年里,她憧憬一家人相依相偎,却只能在想象中活着,外公外婆的相继去世给了她很大的打击,尽管自己的父母再三道歉,追悔莫及,失去的终究不会再回来。

小辛去国外与父母团聚的热情也消失已尽,她觉得异国的家终究也不是自己的家。她每天工作之余,养几只猫,过着独居的生活。

好在过去她与妹妹关系一直很好,现在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让妹妹幸福地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片摄影制作:小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