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落子 上世纪1984、1985、1987的三年里，我每年都要请两个月的事假去云南畹町-弄島一线采访与搜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料。 基本上走的是“田野调查”的路数，其间多次从“一公里”处，淌过瑞丽江，留宿住在棒赛-缅共北方军区所在地，也是缅共创办的经济特区。 虽然那时官方正在迅速抛弃东南亚各国的反政府武装组织，我那时还是热血沸腾，满脑门想的是支援世界革命，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受压迫的人民”。 在棒赛是住在缅共一位营长家里，在缅共贵开县长家里也住过，但在街子上的客栈住的时候要多一些。 每天就是背着画夹到处逛悠，逮着人就给他画一张，然后就是吹牛、谈天。 总是寻着机会，猎奇般地与毒品贩子、玉石贩子、烟花女子厮混在一起。 特区上的头面人物也乐得带我去给北方军区的上层免费写画生肖像。 那时最想去看望德钦巴登顶主席，他已在缅共中央大权旁落。一位昆明知青应允开摩托车载我去白云深处某地营盘。 现在缅北老街四大家族之一的刘国玺，那时是缅共政治局委员、财政部长。镇长带我去郊外他家，他的老爷子蓄着长长的胡须，见面端着烟枪就说：吹一口… 我自认为是一个有文化、有信念的革命青年，对黄赌毒是永不沾的，牛虻、马志尼、加利波的是我年青岁月的榜样。 我给老爷子画了一张肖像，便匆匆离去了。 缅共的高县长对我讲： 小傅，你不要再来了，这边太危险。 这特区所在地，有多种武装势力，缅共、老缅(政府军)、国军、山头部队(佤帮等)、地方武装(各部头人)。 这里做任何事都会要报酬的，你到处免费为人画像，各方面都会引起怀疑的，这边对间谍的处置最是残酷的！ 我见过这边的地牢，见过枪兵押着俘虏做苦工，也听闻过太多“肉票”的酷境。 终是念念不舍，打了长途电话，叫家里汇过来路费，买票返回汉阳了。 还是恋恋不舍，再下一年，我又去瑞丽探访。 在路边一个小店里，偶遇棒赛缅共的高县长，听到缅共彻底复灭的故事。 高县长是缅族人，年轻时在邻国北方受训，后作为干部派回缅甸搞武装革命。当年也是满腔热血，这次再见，垂头丧气，恨恨不已。 他的太太是贵州凯里人，被“配”到缅甸与他成婚。我在他家见过他们漂亮可爱的女儿，女婿是白白净净的昆明知青(也参加了缅共)。 高县长在缅甸被通辑，回到中国，全家老小又不被承认中国国籍。 再过两年，高太太朱青到武汉来看我，她在凱里公交公司上班，现带了一些珠宝戒面来内地，看可否做点生意。 再过两年，我还是此心不死，满腔的热血总在沸腾；那一年的五月，我终是站在年轻人一边，站在弱势人群一边，站在正义与良知一边，无畏地面对排空而来的浊浪。 求仁得仁，命该如此！ 只是可惜了，不想连累诸多人等，那个时段把历年的日记本全数烧毁了。 现在老朽残躯，记忆力更差，想记点什么，可弥足珍贵的吉光片羽却大都消失在岁月的尘与土之中了！ 记于汉阳之晨2023.11.5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3年12月7日农历癸卯年十月廿五日节气“大雪” 大雪月令解 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 大雪三候： 初候，鶡鴠不鸣。鹖鴠，音曷旦，夜鸣求旦之鸟，亦名寒号虫，乃阴类而求阳者，兹得一阳之生，故不鸣矣。禽经曰：鶡毅，鸟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鬬死方休，古人取为勇士冠，名可知矣；《汉书音义》，亦然；《埤雅》云，黄黑色，故名为鶡，据此本阳鸟，感六阴之极，不鸣矣；若郭璞《方言》：似鸡，冬无毛，昼夜鸣，即寒号虫；陈澔与方氏亦曰，求旦之鸟，皆非也。夜既鸣，何为不鸣耶？《丹铅馀录》作鴈，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鳱鴠，诗注作渴旦。曷，音河。 二候，虎始交。虎猛兽，故《本草》曰，能避恶魅，今感微阳气益甚也，故相与而交。 三候，荔挺出。荔，《本草》谓之蠡实，即马薤也。郑康臣，蔡邕，高诱皆云马薤。况《说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为刷，与《本草》同。但陈澔注为香草，附和者即以为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于叁月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绘画：圃生 Continue reading

书法及附文：恰庐 一 《大观帖》余常为日课，其摹刻精良令《阁帖》无色。余习《大观帖》不似时人所求精准。余按王觉斯法以法帖出己之面目，展大书写非是忠于晋唐之法而是能成己之面目耳。习古之要非是泥古徒影前贤，而是借古开今自成面貌。释迦教人破我执，然为艺者当我执，破我执则徒为古人门下走狗不见人身矣。 二 颜鲁公之书，余近年习其《颜家庙》为最多，次《祭侄稿》。今夏重游碑林复见《家庙》原石，乌黑漆亮状如乌玉，历代垂拓之盛可见矣。细观鲁公书，雄浑壮大，尽展盛唐之气象，存其古质不求妍态。宋人学颜者笔端无此相，后世如董文敏、钱南园亦不得。南园虽逼肖鲁公，虽有鲁公之气未得其灵，板致有余而灵动不足。余见后世能动撼人心之鲁公后学者东瀛井上有一是也。观其临本，气势撼人，笔墨淋漓。余习不求逼肖，唯求能养吾之大字耳。 三 写大字法同小字当异，逾尺大字，若止如写帖之法笔力不逮。碑帖融合方是正途。昔日黄山谷见《瘗鹤铭》方悟大字之法。浑厚笔势，劲健笔力，大字方有神采。然更当除近世北碑书家刻意造作之病，率意作书方可淋漓。最贵者胆气也，无胆气者大字如小字，不能入眼。 四 空海《风信帖》三通是余最早临习之平安书迹，全是二王法。空海大师从韩方明处得笔法心传。今日再视空海大师书法于东土亦是上善者也。天台座主最澄亦佳。 五 放翁大字甚佳。传世仅见一卷，书于暮年，壮心不已。有杨少师、米元章遗范，然又不囿其中，能自抒胸意，自在天真，人书俱老。范石湖若见之亦失色，同禅门耆硕墨迹视之，更当于无佛处称尊也！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2年11月22日农历癸卯年十月十日节气“小雪” 小雪月令解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 冬至三候： 初候，虹藏不见。季春阳胜阴，故虹见；孟冬阴胜阳，故藏而不见。《礼记注》曰：阴阳气交而为虹，此时阴阳极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质而曰藏，亦言其气之下伏耳。 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 三候，闭塞而成冬。阳气下藏地中，阴气闭固而成冬。天地变而各正其位，不交则不通，不通则闭塞，而时之所以为冬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喝咖啡的故事: 听冯明教授谈晶体管激光器发明趣闻 文/ 廉亚光 2004年我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来到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在微纳米技术实验室做研发工程师。有一天，我在走廊里浏览各位教授课题组所贴出的相关研究的帖子，其中一篇关于晶体管激光器的，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了一下文章，感觉这个新发明的器件真是好啊。约翰·巴丁（John Bardeen）的晶体管只能产生电信号，尼克∙何伦雅克（Nick Holonyak）的发光二极管（LED）只能产生光信号，而这个晶体管激光器能同时产生电信号和光信号。做出这么一个新器件，这是谁这么牛啊？一看名字，Milton Feng，哈，原来是鼎鼎大名的他，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就听说他做出了世界上最快的晶体管，没想到又有新东西出来了。一看文章发表的时间，是2004当年的，是最新的进展！ 看到这个重要的发明，心里就想，一定要找机会向这位大教授请教一下，探究他的发明之道。这个帖子就贴在他的办公室前面，有一天，我看到他的办公室门开着，人在里面，就故意走到那个帖子前，摆出仔细阅读的样子。他看到我如此认真地琢磨，就出来问我对文章的看法，我脱口而出：“这器件绝啊，它就像一架桥，把巴丁和何伦雅克给连起来了，而且你们三个人还都是伊大的教授，真是绝了！”  他看到我如此说，就有了和我谈话的热情。他问了我的姓名，又问从哪里来的，当他听说我从UCLA来，就问我认不认识那里的王教授。  “认识啊，我来这之前，就在他的组里。“  “哦，原来如此。我和他很熟，我原来在加州理工（CalTech）读博士。“ “那你怎么到这来了？“我很好奇，CalTech的排名高于UIUC，而且还在大城市。  “我想学半导体，当时我在CalTech的教授就建议我到这里来，说要想学半导体，就要到UIUC，因为巴丁在这里，” 他告诉我。 第一次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有了好的开头，我们再见面，谈话就随意多了。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也不好意思问他。第二年的中秋节，本地华人协会组织中秋联欢，大家在一起聚餐，而且还有歌舞表演。在一个饭桌上，一个在我旁边坐的人（可惜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自我介绍后，我也介绍了自己。他听说我在微纳米技术实验室工作时，就问道：“认识冯明吗？“ “冯明？“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就是Milton啊， ”他看到我反应不过来，就补充一句。  “哦，Milton，他就是冯明？“  “对，他是从台湾来的，很爱打篮球。” “当然认识了，我们的办公室距离很近。“就这样，我知道了Milton的中文名字是冯明。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见他在办公室, 门开着，就走进去，说：“冯教授，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什么问题？”他抬起头来，好奇地看着我。 “我看你把尼克放在了晶体管激光器的发明者名单上，他都快八十了，还能继续搞研究？” “哦，这个事啊。我给你说说吧，我把这个叫‘喝咖啡的故事’。” “喝咖啡的故事？”  “对，喝咖啡的故事。有一天，我们一起喝咖啡，我就和他谈起了世界上最快晶体管的测试结果，当谈到电流时，他突然说了一句：‘这可以发光了。’ ‘这已经超过了发光的阈值电流了！ ’ 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我楞了一下，仔细一想，是呀，可以发光了，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就赶紧在发光方面进行测试，没多长时间，真测出光了！“  “快八十的人了，脑子还这么清楚！“我感慨道。 “是的，他在光的方面是很厉害的，我的器件为了提高速度，电流就比较大，但我一直没往光的方面想，直到和尼克喝咖啡时，他点破了我。“ “厉害！“我不由得赞叹。 “你见过他吗？“ “见过呀，他不是常来吗？一个老头，还有点罗锅。” “别看他现在这样，他年轻时可厉害了，喜欢体操，单双杠都很好，双手倒立能爬楼梯。“ “真的？”我接着问：“他发明发光二极管后，就没想着开公司？” “他对这个不感兴趣，但他有一个学生，开公司发了大财，是个十亿级富翁。哦，对了，有一次记者采访他，他就说当时他发明发光二极管时，没有想到后来可以形成如此大的产业。” “你不知道吧，尼克是巴丁到这以后的第一个学生。“冯教授接着说。 “是吗？原来他是巴丁的大弟子！”我接着说：“哎，晶体管得了诺贝尔奖，集成电路也得了，他的发光二极管也该得呀。” “被多次提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得，“冯教授有点若有所思地说。 “他的要是得了，你的发明也有可能得，若是这样，那么半导体中的几个革命性发现都和伊利诺伊大学联系起来了，那多棒啊！“ “希望如此吧！“冯教授笑了。 晶体管激光器是半导体器件领域中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我有幸认识了发明者冯明教授，并听他讲述在该器件发明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插曲。特意写出此文，以志纪念。 Continue reading

图文：赵克 小时候爱看打斗故事，青春期迷恋英雄救美情节，初学画时临摹武将义侠，后来，通过画画终于能赚稿费了，就很爱表现武打场面，一招一式，吆吆喝喝，尽力画出劲道来，想象中的真功夫！其实也就些架势罢了，但正邪是分明的，好人胜出，坏人败退。 那时也买些教习拳道的简读本，略知南拳北腿，依借上面的附图来发挥。朋友看了我画的东西以为我是耍拳的，其实我无缚鸡之力。 画过《南拳王》《五虎断魂枪》等，《南拳王》发行量大，影响不小，朋友戏称我南拳王。 一个年代，远逝了。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2年11月8日农历癸卯年九月廿五日节气“立冬” 立冬月令解 立冬，十月节。立字解见前。冬，终也，万物收藏也。 立冬三候： 初候，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于坚也。 二候，地始冻。土气凝寒，未至于拆。 三候，雉入大水为蜃。雉，野鸡。郑康成、《淮南子》、高诱俱注蜃为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类乎？《礼记》之注曰：蛟属；《埤雅》又以蚌蜃。各释似非蛤类，然按《本草》车螯之条曰：车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气为楼台。又尝闻海旁蜃气成楼垣。章龟经曰：蜃，大者为车轮岛屿，月闲吐气成楼，与蛟龙同也。则知此为蛤明矣。况《尔雅翼》引周礼诸家，辩蜃为蛤甚明。《礼记》之注以谓，雉由于蛇化之说，故以雉子为蜃。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腹下尽逆鳞，知之悉矣。然复疑之一曰：状似螭龙，有耳有角，则亦闻而识之。不若《本草》《章龟经》为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晋语曰：雉入于淮为蜃。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邢 杨乐院士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噩耗传来，悲痛莫名。 杨乐先生是中国数学界的领袖，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朋友。 对杨乐的采访是 2006年7月19日在他中关村家中进行的，对话的内容是： 丁：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您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为副研究员，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此事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当时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今天，请您谈谈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杨：文革期间，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彻底停顿与破坏了。科学研究与大学教育是从批判“三家村”到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完全瘫痪的。 先谈谈我们的学历背景吧。我和张广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那时较多大学学习苏联，实行五年制，我们本来的学制是五年，应该在1961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960年，学校宣布我们再延长一年。理由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都撤走，中国要自己培养有更高水准的人才。这就决定让北大、清华的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六年。而北大呢，只让理科延长一年，文科不动。那时对社会科学还不够重视。这样，我们就延长到1962年毕业了。1962年毕业也有好处，那时正在“右倾回潮”。1949年以后，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稍后延长为五年，没有招收研究生。1956年要向科学进军，招过一批研究生，数量非常少。1958年大跃进，研究生制度被破除。到了1962年，才又开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 那时的研究生没有学位的概念，学历也不统一。在大学，研究生学三年；在科学院，研究生要学四年。研究生数量也很少。我和张广厚是1962年通过考试，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毕业。1966年春天，我们已经把毕业论文作好，装订好，送到各处去审查，准备论文答辩时，文革开始了。我和张广厚还是幸运的，文革前受到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完整教育和培养。拿我来说，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都是在国内很好的学校和研究单位学习。 邢：您小学和中学是在哪里读的？ 杨：在江苏南通。我上的小学和中学是国内很好的中小学。南通的通州师范被称为中国第一所师范，是张謇创办的。黄万里说，他上小学时，小学老师就是通州师范毕业的，可见这所师范是很早的一所学校。我在通州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念书。这所小学从教师的水平、校舍条件、教学的正规化程度等各方面情况看，是相当不错的。中学上的是南通中学。1949年前江苏省各地有一批中学，叫“省中”。相当于现在的重点中学，如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南通中学。那时南通有一所大学叫南通学院，也是张謇创办的。但当时南通中学比南通学院声誉高。从我的上学经历看，是很幸运的，学业完整，学术训练也较完整。但从另一方面看，刚刚学到一点本领，准备发挥作用了，文革开始了。当然，我们在大学时，也参加反右派、大跃进、教育革命等各项运动，读研究生时参加“四清”。我说的完整的学习和训练是相对于大学没读完就被迫参加文革的人。  文革开始时，我们还都住集体宿舍，我没有结婚，张广厚结了婚，也住集体宿舍。大家要么政治学习与写大字报；要么到北大清华等周围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所谓的运动情况。那时候，办公室是完全不能看专业书做研究了。图书馆还开门——我们数学所有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院有图书馆——但没有人敢去看书。我们住集体宿舍， 6人一个房间，本来条件就很差，更可怕的是，一旦被人发现你还在看书，就会受到批判，说你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和反革命也差不多了。如果有自己的住房，有点空可以看书，别人不知道，也管不了你。陈景润就有这么点优越条件。他的情况非常特殊。他的身体太差，内脏和很多器官都有毛病，所以运动一来，他到医院，能开出全病休的假条。陈景润这个人也非常怪，与他人根本不能同住在一起，习惯和常人不一样。他1980年代才结婚。我们1962年刚到数学所当研究生时，没有正规的集体宿舍，就把单元房子当作集体宿舍，陈景润把一处单元房其中没有用过的卫生间当作了他的住房。到了1964年，我们搬到集体宿舍楼里，这座楼的楼下有个锅炉房，三层与锅炉房相同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他就一人住进去了。如果有人偶然去敲他的门，他就把门开那么一点点缝儿。说完了两三句话后赶紧把门关上。他可以全休，这样一来，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 我和张广厚从1966年到1968年就处在这么一种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中。那时，1966年和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出去，只好先到部队农场劳动，包括研究生在内。我和张广厚从1968年的8月到1970年的1月在解放军农场劳动。去的时候没有告诉要多长时间，已经做了永久性的打算，而且部队的管理，完全把我们当作十几岁刚入伍的新兵一样。 1970年初回来以后，还不正常。陈伯达还在台上管着科学院。陈伯达提出科学院要三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中小学。所以从部队农场回来后，我还到石景山的北京九中教了几个月的书，又到北京东南郊的有机化工厂工作了几个月，经过了批判极“左”.思潮与清查“5.16”运动，直到林彪垮台。 文革初期，科学院的运动，周恩来总理一直是过问的。周总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到科学院来一趟，主持大辩论，辩论科学院党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发挥的作用又大了一些，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了。科学院在文革期间已经变成连排编制，1971年底恢复科室编制。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1年国内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停止出版了，科学院与大学的研究工作全部停止，大学生、研究生也停止招生，直到1972年，一些大学才可以招工农兵学员。但是，即使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我想，依当时的条件，也只有数学所的极少数人个人可以搞些研究，其他研究所，特别是要依靠试验室搞研究的，还是不能开展工作。因为那里的课题组还是要组织一些人，立项目。而当时大的背景，仍在指责搞研究就是留恋过去的路线，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在这种气氛下，除了数学所个别人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是不做的。有些人可以去做家具，装收音机，也不愿意恢复研究。多数人认为可能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了，批判起搞研究的人，还是和批判反革命一样。 这时我和张广厚开始恢复研究工作有些主客观原因。从主观讲，觉得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在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开始好转了；文革前我们一直处在学习阶段，学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到这时还没有用上，有点不甘心。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个国家总不能这个样子，科学还是要发挥作用吧？客观原因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像陈省身、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这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有了这个背景，我和张广厚就从1971年底、1972年初开始比较努力地做研究工作了。 《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1973年正式复刊。《中国科学》是综合性的季刊，一期发表数学文章两篇左右。一年也就大约发表8篇数学方面的论文。《数学学报》也是季刊，当时很薄，八、九十页。还登一些批判内容。一本一般发表七、八篇文章。我和张广厚计算过，那时全国每年能发表的数学文章仅三四十篇。那几年，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顺利，但我们不希望锋芒毕露，私下说，我们俩一年发表两篇文章就不错了，占的份额也不少了。比如，有一期发表我和张广厚文章的《中国科学》，上面的另一篇数学论文是华罗庚、王元搞的多重积分的近似计算。可以看到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 这样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对我和张广厚为什么会大力宣传呢？我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数人已经明白，文革期间这样对待教育，对待科研，对待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问题是太大了，就要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比较好做的是，先从正面树立典型吧。但是真正要树立典型时，困难也不少，因为这个典型总得要做出一些成绩来。我们那时与世界隔绝，怎么证明这个典型具有世界性水平与意义呢？怎么能得到世界的承认？ 1976年5月有一个美国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数学除了应用部分，我们国内叫基础数学，国外叫纯粹数学。这个代表团包括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的学者。我们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团，一方面表明尼克松访问后，两国有所接触；而数学领域能回避敏感问题。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事前给我们打招呼说，人家是来摸底的，想深入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研究水平到底怎么样？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我们与世隔绝，使人家对中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对于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中国方面是很认真接待的，想通过他们向外界表明，我们的文革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所以，中方非常重视，在科学院、北大、复旦等重点大学组织了60多个报告。意思是，拿出点东西给人家看看。还是盲目自大，认为我们自己的水平很不错，其实根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 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来的时间比较长。代表团一共10个人，除了一位工作人员外，其他9位都是水平很高的数学家。有5位是搞纯粹数学，4位搞应用数学，都是有声望、有判断力的专家。他们单在我们数学所就听了十多个演讲。又去了北大，去了上海、东北的一些院校，听了很多报告。他们做事很认真，最后出了一本100多页的访问中国的书，书中最主要的几页还在美国数学会的一个学术期刊上发表。那本书也寄给了我们。该书与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数学研究是与外界隔绝的。他们对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相当一般，但指出纯粹数学有的领域，确实是第一流的。其中几次特别提到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研究的“函数值的分布理论”，用了相当高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工作和成果水准。 1976年7月份，中国科学院出了一份内部简报。介绍了美国数学代表团在国外对我国数学研究的介绍。很快，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内部通报也就搁置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张广厚受到了重视。 到了1977年2月份，开始了对我和张广厚的宣传。我们也没有想到宣传的态势那么大。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周长年，采访了我们好多次，我们原以为也许是在内参上有一小块报道罢了。没想到1977年2月26日几个大报都在头版第二条位置上，报道了杨乐、张广厚在函数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那天引用的毛泽东的语录是“又红又专”。 丁：您当时的研究是否还得依赖国际间的信息交流？ 杨：实际上现代的数学基础研究还是要依赖信息交流。但是过去我们做不到这些。早在1964年我和张广厚就有一个合作研究。1965年1月投稿，在当年9月份的《中国科学》上发表。1964年英国皇家学院的W.K.Hayman在伦敦举办过一个函数论会议，他提出与汇集了在学术界我们这个领域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到了1969年美国一个数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的数学杂志上。这篇论文说我和张广厚在1965年发表的论文解决了W.K.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而当时，我们不要说去参加这种会议，就连1964年在伦敦举行会议我们都不知道。W.K.Hayman把他提出的问题，正式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1967年出版。我国1967年在搞文革，根本没有进来这本书。1971年底我们开始做研究工作，看到那个美国数学家发表的那篇论文。而这时我们还没有看到W.K.Hayman的书。直到1975年我才托黄且圆的一个亲戚在美国给我买这本书。W.K.Hayman的书1967年出版，发行量很小，买不到，这个亲戚就在大学图书馆找到给我复印了一本寄来。我收到的时间是1975年9、10月份，这时我才知道W.K.Hayman先生提出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在1965年发表的文章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与外界完全处在隔绝状态，这些信息都不知道。当然，我们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下研究，只有将国内图书馆拥有的图书与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现在情况不同了，仅仅从网上马上就知道很多信息。 1977年报道的内容，实际上是我们做了能够做的事情，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但也不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搞那么大的宣传。因为我和张广厚北大六年有好的基础，研究生阶段跟着熊庆来先生学到好多东西，也是比较好的学生。我猜测中央是要改变文革期间左得不能再左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需要树立正面典型，又找不到多少正面的典型，就拿我们当例子罢了。说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一方面有那个美国数学代表团的承认，另一方面1974还有一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与我们的会见。他年纪比较大，是函数论的专家，叫A.C.Offord。他1974年10月到中国访问前，已经在《中国科学》上看到我们的文章，他来之前就说要会见杨乐和张广厚。他不是作为数学家身份来的，而是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作为半政治、半民间交流来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行，就要求会见我们。所以1974年10月，他被请到我院数学研究所时，我有一个演讲，谈了我们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数学研究成果。当时，他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是惊人的成果。还说他回到伦敦要向他的同行报告这项成果。回去以后他也这样做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还有一个叫W.K.Hayman的同行专家，一直保持和我们的联系。Hayman教授是国际上我们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曾于1954年和1970年两次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演讲。1975年、1976年他曾经邀请我们到英国访问。但那时，我国出访极严，轻易出不了国门。一直到1977年，Hayman自费来北京访问，见到我和张广厚，回去以后，又运作我们到英国访问和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函数论会议。这次会议在1978年春天召开。有关记录表明，我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以学者个人身份出国访问的首例。我们去英国访问的报告是1977年12月份或1978年1月份，由科学院外事局上报的，到了春节前夕，外事局把上面的批示复印件给我们看了。科学院院长方毅在报告上有一段话，大意是杨乐、张广厚的水平不错，让他们出去可以发挥国内在国际上的影响。他倾向支持我们到国外交流。然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可见那时对于出国多么慎重！到了1978年12月以后，邓小平才决定派比较多的人到美国等国做访问学者。 丁：文革前的数学所的数学专家们能与国际前沿对上口吗？ 杨：拿数学所来说，1950年代华罗庚的水平与当时国际前沿的研究没有什么差距。华老的主要学生的水平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与国际上那个研究领域的水平也很接近，但他们的研究面不如华老那么宽，修养不如华老那么深。比如，陈景润与王元在解析数论方面，和国际同行的水平差不多。包括我和张广厚1970年代在函数值分布理论领域，也是国际水平。 丁：您和张广厚做研究生的论文水平，也是比较前沿的吗？ 杨：应该说是和国际上很突出的博士论文的水平相当的。1969年那个美国数学家的论文就是博士论文，发在国际上三、四种最好的数学期刊之一上。而他的博士论文与我们的研究生论文水平大致相当。 邢：您和张广厚当时的研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吧？ 杨：我们和西方的同事相比，他们比我们更容易成长。他们有好的氛围，有好的交流，论文出来能得到及时关注。我们只有做得很突出时，人家才能关注。 丁：您1973年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编辑如何判断你们成果的价值？ 杨：他们请北大的庄圻泰教授审稿。比如陈景润论证“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是数学所王元与北大闵嗣鹤教授审阅的。闵先生花了三个月时间看陈景润的文章。他审查完了，说血压也升高了。上个世纪1994年著名的教授A.Wiles写的论文就是一本期刊，证明一个定理。当时全世界只有六个人通过每个人看一部分合起来才将这篇论文看懂。最近丘成桐宣布的朱熹平、曹怀东的重要论文就有430多页。 邢：他们是用英文写的吗？ 杨：现在数学成果大都用英文撰写。看专业英文并不难，参考资料都是外文的，这样写起来顺当。 邢：您当年用的是什么文字？ 杨：用法文写的。 邢：您上学时外文学的是法文？ 杨：我中学六年学的是英文，但大家都很不重视。大学一二年级必须学俄语，大学四年级学第二外语时，我学了一年法语。念研究生时，我们这个领域的文献大都是法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数学在世界领先。我们的导师熊庆来三次访问法国，在那里居住了十多年，他要求我们用法文写文章。1976年以后，我们的文章开始用英文写了。 丁：在《中国科学》上发文章用什么文字？ 杨：当时我们在《中国科学》是法文与中文同时发表。文革前的《中国科学》只用外文。1973年恢复期刊时，可能觉得光用外文不好，就决定两种文字同时用。可以用英文也可以是法、德、俄文中的一种。我们刚开始的几篇文章用的都是法文。 接着你们最初提出的问题说。 科学院的人对胡耀邦比较怀念。1975年胡耀邦和李昌在科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很短，就几个月，但他们工作非常务实，给科学院解决了不少问题。并且形成了《科学院汇报提纲》。邓小平对这个提纲是很肯定的，但拿到毛泽东那里，毛不表态，还针对提纲中引用了他的讲话表示，他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总的感觉是他不满意。不知道他是对“汇报提纲”有意见，还是对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不满意。 1977年初，华国锋让胡耀邦去了党校，而把方毅派来了。方毅来后各方面也做得比较好。记得1977年3月份，方毅举行过一个座谈会，把我和张广厚约去，叫我做了一个发言。发言前他们有所提示，让我们在发言中要充分肯定老科学家的作用。那时让我们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可以看作是针对文革中对老科学家不公正待遇的一次纠正信号吧，表现出上面在对待老科学家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政策调整。那次会还有严济慈、吴有训发言。我发言提到，我们能有今天的成果，熊庆来先生给我们打下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方毅在讲话中还特别肯定了这一点。 在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又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1977年10月份中央决定恢复职称评定。 我们在科学院研究生毕业以后，职称是不明确的。那时人们也不提职称。比如说到华罗庚、吴有训，也不说这些人是教授还是研究员。我和张广厚1966年没有经过论文答辩，也没有宣布我们毕业，文革浩劫就来临了。去农场的时候，也不认为我们是数学所的人，前景未卜。后来把我们正式参加工作的时间定为1966年6月，第一年试用期工资63.5元，一年后转正69元。比大学毕业生高两级。文革以后，正式场合要填表时，我们就填研究实习员，相当于助教一档。陈景润是1953厦门大学毕业，做过中学教师。1956、57年才到科学院。1963年他提到助理研究员，相当于大学讲师，工资是80元左右。从1958年到1966年8年当中，除了1963年有部分人调整升过一级工资外，工资再也没有动过。而1952年到1956年差不多每年都会调一级工资。因此，195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人到1956年工资可达月薪108元那个级别。而1959年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到1977年月薪还是56元。将近20年没有变化。 1977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登了一条消息，根据中央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批示：中国科学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提升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这等于让我们从研究实习员跳过助理研究员到了副研究员这一级。陈景润跳过副研究员到了研究员这一级。后来，中央直接批示给十几个人每月50元的津贴，陈景润、我和张广厚都有。我不知道中央是否要求下面相应地也做这类事情。 丁：您说的是在全国范围，还是科学院范围？ 杨：我所知道的科学院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是69元工资加50元津贴，维持到1980年代初期。后来决定将津贴纳入工资，所以1981、1982年我的工资在126元那个档次。李昌当时还在科学院，他曾说，想使学部委员的工资最低达到200元。我是学部委员，大约在1986至1987年，我们的工资达到了200元钱左右。 1990年6月我的工资大概是340元。有件事可以帮助我记忆。当时，所里有个同志和我说起生活很困难，我从工资里拿出100元帮忙解决燃眉之急。 邢：您提到正研究员是哪一年？ 杨：1978年数学所开始正规地评职称了。在这之前，我们所一位1937年清华毕业，一位1939年北大毕业的同事，还是副研究员。其中一位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些人在1978年被升为了正研。还有华罗庚的学生，像王元、陆启铿、万哲先 ，是1963年的副研究员，也是1978年才提升为正研。…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