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官场朋友陈仪

文/ 文祥

鲁迅在权力场中少有朋友,那种真正的朋友如蔡元培者是对鲁迅照应终生的师友,再数得上的好像只有陈仪。国民党取代北洋政府之后,陈仪任过福建省政府主席、台湾行政长官、浙江省政府主席等方面大员。

陈仪与鲁迅的交往始于“周树人”时期,也是绍兴小同乡,比周树人小两岁。两人都是1902年浙籍官费留日学生。也都是办《浙江潮》主力。《浙江潮》是浙籍留日学生同乡会的刊物。北京鲁迅博物馆里,有张这个同乡会在东京成立时的合影,时在1902年,人数101人,其中有周树人,有没陈仪没注明。但应该是不缺席的。

浙籍同乡会刊《浙江潮》封面

周作人1950年时,靠稿费养家糊口,那一拨落水诸文人大都如此。他在上海《亦报》发稿最多,其中有三篇都涉笔陈仪这个人。一篇题目就叫《许陈邵蔡》,文中说:“有些完全乡谊关系的朋友,大概可以许季茀、陈公侠、邵明之、蔡谷清为例。其实此外也没有什么人。许陈原是同盟会员,后来或者也是国民党吧,末了却都为国民党所杀害。实在是奇怪的事。”此段中许季茀是许寿裳的字、陈公侠是陈仪的字,蔡谷清是蔡元培堂弟。

左起陈仪、许寿裳、周树人、邵明之,1904年 东京

另一篇《陈仪与鲁迅》说:“对于公侠,虽文武不同行,却没有什么隔阂。公侠在成城学校毕业,要进联队实习的时候,曾有一张军装照相送给鲁迅。背后题曰:‘索士兄座右,弟毅拜。丙午年仲夏。’丙午年是1906年,索士为周树人当时的别号,陈仪的本名陈毅。

第三篇为《陈仪的下场》,文中有彼此在日本东京的生活细节。“……与同乡的文科学生还谈得来,许寿裳等人在公寓临时请客,煨起一只鸡两块火腿来的时候,那带长刀的客总是来的。“带长刀的客即陈仪,是知堂老人回想起青年时代,语带俏皮的说法,与五十年代及其后期的枯涩文风截然不同。在我看来知堂老人晚年那种不少人所推崇的风格,也就是种噤若寒蝉,还不能不卖文为生的窘态。

日本东京的成城学校,在东京牛达区原町,是中国留学生入陆军士官学校前的预备学校。1907年陈仪考入“陆士“第五期,蒋介石自称是“陆士“第十期毕业,汤恩伯是第十八期。

陈仪二次赴日,读陆军大学毕业返浙,任孙传芳旗下,浙江第一师师长时,与绍兴乡绅合影,时在1924年

我自己第一次知道陈仪其人,是1984年读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由此推翻累积造成的关于民国政坛的陈见。

曹聚仁书中有篇《一代政人沈仲九》,说沈氏是民国政坛张良、李泌型的幕后人物。台前的是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陈仪。曹聚仁评说,陈仪是个有见识、有计划、有魄力的人。“福建事变”后,陈仪接掌福建。他在福建主政长达七年之久,规划实行了新政不少的改革。也造就了福建政坛不少新气象、新风气。曹氏在那篇文中,举了闽政改革成果一种,说“陈氏的闽政,首在健全的人事制度。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权限分明。事务官的职位,不让他们随政务官去留而去留,这是法治基础之一。”这其实就是英国的文官制度。近来也读过一种研究,说陈仪的政治与社会理想,颇近于英国费边社路数。

曹聚仁评价说陈仪近似张居正,张之洞,陈仪自比确是王安石。曹聚仁没说明这三个改革差异在哪儿,我揣摩应是王安石的改革更为激烈。从陈仪自况王安石看,他在日本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颇深,大约还是各种社会主义种激进的一翼,当时日本就是欧洲各种思潮进入中国的桥梁。陈仪个性有棱角,天然与宋代这个发动改革的“拗相公”亲近。他在福建省政府主席任上,就敢捕杀军统福建站副站长张超。当时戴笠已成蒋氏心腹,军统系统接近锦衣卫角色。蒋氏浙籍大同乡,日本“陆士”同学都比不上军统了。此段与军统深仇,酿成10年后的1949年,陈仪策反汤恩伯失算,就是由军统改组成的保密局出手抓捕陈。次年被杀。

对比看,张学良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软禁到蒋经国继位后,放张氏赴美,真是事类命不同。

陈仪主闽政七年,主台政二年,因施政都不依旧路,叫好与喝倒采者都大有人在,与古今改革型政治家遭遇一类。

1947年,治台失败,调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之陈仪

从台湾任上,陈仪转浙江省政府主席。蒋政权此时已风雨飘摇,朝不保夕。1949年中共军次江南,据传陈仪力劝长期提携的“义子”汤恩伯倒戈,事败被押回台湾。次年被退守台湾孤岛的蒋介石氏下令枪杀,成了蒋氏稳定军心,借来一用的人头。

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时,许寿裳应邀赴台出任省编译馆馆长,时在1946年,不久许氏转任台大中文系主任。两年后的1948年,许氏遭暗杀。其时陈仪已在浙江主政。

以前读《龙坡杂文》时。后两任的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在《记坡外翁》一文中,有一段涉笔此案,说“许季茀先生遭窃贼戕害,又不幸适于这时候发生”,因“季茀先生的横祸,大学的朋友们都被莫名的恐怖笼罩着……”此案真象如何,至今我还未读到相关文献。周树人的两位密友,均横死于台湾,前后相距不过二年,呜呼。许寿裳身后,接任台大中文系主任的,是他在京师大学时的门生乔大壮,也即台静农文中的“坡外翁”,台静农又在乔大壮自尽后,接任中文系系主任。

古人说:一死一生,俱见交情。鲁迅先生1936年在上海逝世,极尽ji哀荣。遗属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是陈仪在福建筹措的。数额超出其它方面很多。记得好像是在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书中有记。

民国时代,各省方面大员,全无心肝,鱼肉黎民者有之;尽心尽力,推行新政者也不少。包括在大陆史书中被抹白了鼻梁的阎锡山,韩复榘,都在地方建设上颇有政绩。更别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广西新政”。中国近代史中,转型努力是基本主线,并不自今日始。

《张诚日记》记叙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

文/ 莫之军

《张诚日记》是1973年11月由陈霞飞先生翻译,陈泽宪先生校对,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版权页上标明为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书是32开本,共99个页码。书的封面设计得一如那个庄重朴素简洁,白色的封面上,书名下有浅青灰色衬底。封底设计得更是简单,只是在右下角标注着“内部读物”和书号、定价三行小字。“内部读物”说明此书当时出版发行对象是有一定范围的,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阅读到。尽管《张诚日记》,仅为薄薄的一册,但让人视之感觉清新淡雅。  

《张诚日记》作者张诚1654年出生于法国凡尔登市,其法文名字是P.Jean—Francois Gerbillon,他1670年入法国南锡地区耶稣会香槟省修道士传习所学习,1688年受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派遣与一批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道,即被康熙帝留在宫廷供职,协助处理清朝宫廷对外政务翻译事务。张诚是P.Jean—Francois Gerbillon神甫的中文名字。

张诚自1688年到1698年,作为翻译,曾八次到当时的满蒙诸地,参与清廷官员处理边境政务事宜。张诚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八次之行,均有日记记载。《张诚日记》仅记录的是他第二次满蒙之行的日记,即他自1689年6月13日至1690年5月7日近一年的日记,这些日记记录的是他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签定条约经过的文字。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当时中国政府与周边国家交往来龙去脉的相关细节,因此,从历史的视角看,《张诚日记》无疑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这部分日记,曾作为书简由作者从中国寄往法国巴黎在报刊上发表过。

在这部纪实性的日记作品里,作者分两部分记录了其近一年的行经履痕。

第一部分比较祥尽地记录了作者从1689年6月13日随钦差大臣率众2000余人离开京师,向东北方向行进,远赴满蒙诸地,至1689年10月18日兴高采烈返回北京,完成参与清朝政府钦差大臣与俄国政府行政官员进行边境谈判的整个过程。

从第一日起,作者就在有限的文字里告诉了我们此行的行进的路线方向,行走的里程及一日之内天气变化情况。由此简洁的文字,可见作者他们此行旅路之艰难。其后的日子,作者在或长或短的文字里,记录上依然离不开行进的路线、行走的里程、当日气象状况等几个要素,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旅路变幻,作者又在日记里加上了一日所见所闻,尤其是加上了所经之地山川河流,乡村荒野风物人情的描述,使日记的文学性增强,显得生动自然,别有情趣。

如作者记录6月25日的一天,他们前行的方向时而向北,时而向东,大部分时间向东北,一日之内行进75里,之所以不断变幻行进方向,原来是作者他们是为了避开影响他们行进的流沙。傍晚,劳顿了一天的人们只能在一个方圆三、四里的大水池旁支立帐篷安营扎寨。池内既无芦苇,又无杂草,有的是野鸭、大雁和天鹅。为了改善一行人的生活,此次负责与俄国人谈判的清朝政府首席代表索额图老爷,当即令人把皇上赏给他的一条船放入水中,用于捕获野鸭、大雁和天鹅。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将捕获得野鸭、大雁和天鹅宰杀后,引火时,却将宿营帐蓬旁的干柴草丛引燃,火借西风,一路劲吹。一时间火势蔓延,人们不得不逃离帐蓬,另寻宿营地。在这里,作者虽然没有写明最后他们是否享受到这顿美味野餐,但从其叙述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想像得出作者他们当时逃离帐蓬狼狈不堪的情形。类似的情形在后来的日子也多有发生,作者都作了祥尽的描述。

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后,清朝政府的钦差大臣一行人马终于在7月26日到达中俄边界上的一条河岸旁扎营。紧接着,钦差大臣即安排使者到紧邻中国边境的俄国尼布楚城与当地总督接洽谈判事宜。尼布楚总督则回告,俄国沙皇派出的谈判全权特使尚未到达,还在路上。从作者的记载中,可见俄国人对清朝政府的钦差大臣一行到来,尽管表面上显得热情,但内心还是防着中国人的,中俄在随后的交往接触中常常摩擦不断,这其中包括谈判地点、参加人员和谈判的内容,都在双方间来回沟通。

在经过几个来回的沟通后,双方谈判代表终于在8月22日坐到了谈判桌前。俄国方面由沙皇的全权特使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和尼布楚总督,以及使团参赞衔的内廷大臣参加。清政府方面则由钦差大臣索额图老爷等参加,张诚与同去的徐日升神甫作翻译。双方分别围绕边界主题进行谈判。俄国全权特使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建议以萨哈连乌拉河,即黑河作为两国之间的疆界,河以北的土地归俄国,河以南的土地归中国。而清政府钦差大臣却不认可,索额图认为萨哈连乌拉河以北,有人口众多的城市和地方,并且适宜猎取貂皮的山岭,是中方所不能放弃的,他反而向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建议俄国人退到色椤格以上,把连同尼布楚和雅克萨,以及它们的附属地都留给中国,这些地区原来都附属中国,或向中国纳贡。对中国钦差大臣的建议,俄国全权特使表示坚决反对。就这样,中俄双方边界谈判第一次会议因双方分歧意见太大,没有达成协议而结束。紧接着在23日的中俄双方边界谈判第二次会议上,尽管中国钦差大臣只要求俄国人不超过尼布楚,他们可以考虑将尼布楚让给俄国人,俄国全权特使仍然不同意,最后谈判双方不欢而散。张诚在此还特别写到,钦差大臣甚至为俄国人的嘲笑所激怒,似有退出谈判的意向。

谈判从8月22日到9月7日,在时断时续双方争执中进行,从中可见作者他们作为中方的翻译,为了顺利完成谈判,与沙皇的全权特使私下交涉和调节中俄双方分歧所做的种种努力。甚至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谈判过程中,沙皇的全权特使对中国钦差大臣的威胁之言:“倘若钦差大臣们一意坚持,那么他们唯有昭告天地,不对战争和一切流血牺牲的恶果承担责任。”

经过艰苦的谈判,中俄双方终于达成一致,于9月7日签订了条约文本,条约文字如下:

“大清国皇帝钦命使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舅舅佟国纲,都统郎坦,都统班达尔善,镇守萨哈连乌拉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马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与大俄国沙皇钦命全权特使费要多罗·阿列克赛维奇·柯罗文,布兰克希巡抚俄克尔尼兹及其同僚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在尼布楚城附近聚会,以制止不逞之徒敌对私行越界狩猎、劫掠、杀人或图谋不轨,并划定中国与俄国两帝国边界。两方互期永敦和好,长保睦谊,为此共同议定如下各条款。条约共八款(内容略),其中第八款明确:两国皇帝钦派使臣,应将本条约正副二本,钤用印信,彼此互换。本条约各款应以鞑靼文、汉文、俄文及拉丁文铭刻碑石,立于两国所定边界之处,垂诸久远,永资信守。”

条约达成后,双方使臣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宣读誓词,相互拥抱,互致祝贺。是夜,中国使臣一行渡河回到中国境地。在完成了边界划定条约签字后,中国使臣按俄方要求,多留了一天,即于9月9日起程离开谈判地,向北京进发。

回程时,钦差大臣一行尽管绕开了来时的一些不好走的路线,但从作者日记里,我们依然清晰可见,他们回程之路,也仍是一路艰险。在经过艰苦的长路后,钦差大臣一行终于在10月18日兴高采烈抵达北京。时作者在日记里特别写道:“是日晴朗,温暖,有微风”。

《张诚日记》虽然描绘的是一名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但却客观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和人文诸方面的现象,尤其是真实地记录了中俄边界谈判及条约签定的前因后果。其历史价值之大,是毫无疑义的。就是在今天,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电影海报上的《寒夜》

文/ 宋海东

《寒夜》是上世纪40年代巴金创作的一部小说,叙述抗战时期小知识分子的卑微人生。这部文学经典不仅曾经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和舞台剧,还两度搬上银幕。

1955年,《寒夜》由香港华联影业公司首次“触电”。影片质量堪称上乘,它挣脱了传统粤语家庭片的窠臼,极具时代特色,在人物塑造、细节铺陈上有如慢火煎鱼、炙骨入味,曾入选“1955年十大粤语名片”,后被香港电影资料馆评为“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电影”之一。

我所见到的该片海报有两种,均为全开。

一种海报为竖式摄影版,以浅蓝色为背景,系香港出品。近景为一对时装男女深情对舞的一幕,正是片中汪文宣、曾树生夫妇的剧照,远景是拥挤在一处的憧憧人影,均神情凝重。人影头顶系美术体片名,而“寒夜”二字中间,上方印有“香港华联影业公司创业巨献”——《寒夜》乃华联影业公司开业后的奠基之作;下为吴楚帆、白燕、李清、黄曼梨等4位主演的大名,但未介绍饰演何角色。这4人当年在香港及广东一带都属于家喻户晓的明星,如今时过境迁,这里有必要费些笔墨加以介绍。吴楚帆享有“华南影帝”之名,曾被评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他戏路较宽,尤其擅长文艺片,主演过《新青年》《生命线》《家》《春》《秋》《危楼春晓》等片,执导过《战地归来》《香港一妇人》等片,而且华联影业公司正是他与李晨风共同创办的。白燕擅长演绎不幸女性和端庄娴淑的贤妻良母,主演了《蝴蝶夫人》《春》《春残梦断》《人海孤鸿》《可怜天下父母心》等片。李清与吴楚帆、张活游和张瑛合称为“粤语片四大小生”,凭借影片《孤岛天堂》轰动香港,代表作还有《情焰》《珠江泪》《无情海是有情天》《同心结》等。黄曼梨早期扮演过不少贤妻良母、小家碧玉和大家闺秀,赢得“悲剧圣手”美誉;后期经常出演恶家姑角色。她的主要作品有《人海泪痕》《原野》《不是冤家不聚头》《慈母心》等。1995年,她获得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奖杯由周润发亲自到她手中。

另一种海报系竖式手绘版,以略显沉闷的豆青色为背景。海报上方系片名,并介绍该片编剧和导演乃“华联”的另一位老板李晨风,主演为饰汪文宣的吴楚帆、饰曾树生的白燕、饰唐柏青的李清、饰汪母的黄曼梨,还特别强调系根据“巴金名著改编”;海报地脚处注明本片由“华联”出品,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显然,这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为影片在内地放映制作的宣传品。海报其余四分之三的画面被一位颈缠白围巾、昂首朝天、满面哀凄的妇人占据。令人费解的是,妇人的五官与唇红齿白的白燕和瘦骨嶙峋的黄曼梨全无相似之处。论年纪,她应该是年过半百的汪母;若从故事情节分析,她又应该是女主人公曾树生。

1957年,巴金在上海寓所会见了吴楚帆,还与妻子萧珊一同应这位“华南影帝”邀请,欣赏他带来的这部粤语片。巴金看罢,握着吴楚帆的手说:“这部影片拍好了,它比我原来写的还好。”他认为吴楚帆演得好,扮演曾树生的演员虽跟想象中的差不多,但他并不同意影片中安排曾树生“害怕她的婆母”:“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他尤为不喜欢片尾的狗尾续貂——编导加了一场曾树生和婆母在汪文宣坟前重归于好的戏,满足香港观众大团圆的心理需求。不久,巴金还在《中国电影》杂志上,发表对该片的观后感。

时隔近20年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又把《寒夜》改编为彩色宽银幕故事片,不仅取得不错的票房收入,还分别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香港第九届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奖以及法国第38届戛纳电影节荣誉证书,既叫座又叫好。1983年3月26日,该片主要演职人员专程去华东医院拜访病榻上的巴金。当摄制组一行向满头银丝的巴金针求意见时,这位作家表现得极为大度,表示:“我是讲,主要意思呢,就是拍电影是再创造,所以你们有权,你们有思考,全部按照我的意思也不一定很好,这个戏喜欢的人不一定很多。出版多年以后,(我)慢慢地认识才成这样,所以你们有权决定一切。我的认识,我曾经和小祝(即巴金女婿祝鸿生,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闲谈,讲到我的真实思想,我说的就是荒煤(即作家陈荒煤)讲的那个时代问题。我觉得《寒夜》时代是明显的,我选的人物就是,不写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不写人民的反抗,不写这个,就是,只写3个善良的人,在这时候,安分守己,规规矩矩,只想生活下去,结果都活不了,悲惨死亡,这说明这个统治到了最后要崩溃了。”应客人恳请,他点评了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及其相互关系,并与大家合影留念,还作出承诺:“我年纪大了,不大看电影了,你们这个片子啊,我看看。”据唐金海、张晓云编写的《巴金年谱》记载,巴金之后亦关注《寒夜》的摄制,如当年4月7日,他阅读了刚刚出版的《文学报》,得知该片摄制组正辗转于苏州、无锡和兴化等地拍摄外景。

记得这部“北影”版彩色故事片于1984年上映时,我尚在念初中。家乡电影院广告牌上张贴的一幅《寒夜》海报,吸引我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一点零用钱换来一张入场券。入场券如今早已不知所终,那张对开横式海报从此却驻留在我脑海里。多年后,我在冷摊觅得此海报,价都未还,便扔下钞票喜孜孜地将它抱回家中。这幅海报对影片内容有如下提要:“本片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曾树生、汪文宣在大学读书时相爱结合。大学毕业后,他们怀着创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共同理想走上社会。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们的理想肥皂泡般地破灭了。后来,曾树生因与婆婆不和和向往安逸的生活而离家出走。当她返回家时,却已人去楼空……”该海报在版面设计采用多幅图案版,借用连环画形式,将影片主要故事情节用7幅横式彩色剧照配上简要说明文字加以介绍。而海报中心区域的版面,留给了手持蜡烛在夜色里寻寻觅觅的曾树生。整个作品以黑色为主色调,契合“寒夜”这一主题。然而奇葩的是,海报上居然不见演职人员表。

2007年2月,河北美术出版社推出一套修订版《中国电影老海报》,使我得见“北影”版《寒夜》海报的另一番面貌。该竖式单幅图案海报尺幅较之前者扩大一倍,为全张巨幅。《中国电影老海报》对其有如此介绍:“海报中以剧照的形式再现了影片凄凉的色彩,前景中夫妻两人相依为命,紧紧相拥,眼神中透着一丝无奈。背景上妻子远去的身影渐渐模糊,虚幻缥缈的灰蓝色调反衬出寒夜的悲凉。它从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中展现出一段特定的历史,具有深远的艺术感染力。”海报上有详尽的演职人员名单,包括:导演和首席编剧阙文,曾与他人合导《父子俩》《巨澜》《元帅之死》等影片,《寒夜》乃他的巅峰之作。编剧林洪桐,由其担任剧本创作的电影《死神与少女》获第13届瓦尔纳国际电影节荣誉奖、第一届中国红十字电影节特别奖,《多梦时节》获1988年第9届金鸡奖最佳儿童故事片奖。美工师晓滨经验丰富,之前最得意的作品,是《早春二月》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饰演曾树生的潘虹,早在1979年便凭借《苦恼人的笑》一举成名,先后获得4届金鸡奖(3届最佳女主角,1届金鸡奖特别奖)和百花奖华表奖各一次,并斩获大马士革国际电影节、意大利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系当年的一线女明星。饰演汪文宣的许还山,主演有影片《》《张衡》,参演过电视连续剧《司马迁》《红岩》《孝庄秘史》,亦执导电影《盲流》及电视剧《铸情岁月》。饰演汪母的林默予成名已久,出演过电影《三毛流浪记》《红楼二尤》《破雾》等,凭借古装系列片《红楼梦》荣获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前不久,我又在旧书店淘得一种“北影”版海报,系以8幅大16开彩色剧照配上说明文字组成。第一幅画风唯美,乃是汪、曾夫妇二人在小船上辅导村童学习的场景,背后是金黄的油菜地。第二幅反映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城中的汪家生活每况愈下,曾树生经常与婆婆发生口角。第三幅乃是曾树生为补贴家用,与大川银行陈主任合伙做生意,二人关系暧昧。第四幅为汪文宣抱病工作,终遭辞退。第五幅为曾树生受不了婆母之气,欲与丈夫分手。第六幅为曾树生拟赴兰州发展,临行前汪文宣买来蛋糕为她庆生。第七幅展现夫妇二人相拥泪别的一幕。最后一幅系曾树生在战后返回家中,却只得到丈夫临终前的一封遗书。经仔细比对,上述图文的前七件与第一张海报上的7幅图文完全一致,只是尺幅大了许多。不用说,这组海报完全可以称作一套升级版的电影连环画。

以上海报均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印制。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电影发行渠道十分单一,主要通过这家公司推向各地影院。

“北影”版《寒夜》当年还传播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我手头有一幅来自东德的横式单幅剧照版海报,尺幅为29.5×42cm。画报借用男主人公为女主人公买回蛋糕为她庆生的剧照,上方中央悬挂着中文“寒夜”二字,下方则是德文片名,还有一篇带有浓郁欧美风格的内容简介,这里我且试着翻译如下:“还有什么可说的?生日蛋糕的蜡烛几乎熄灭了。为了能把它送给他的妻子,汪先生做了一些额外的写作工作,经常坐在那里直到天亮,计算并保存换来的收入(指望以此积蓄一些钱),却把他的健康毁了。曾(树生)对蛋糕感到很高兴,但她的爱情已经变成了怜悯,因为她的婚姻没有未来……这是来自40年代初重庆的悲惨爱情故事。”

上述几种“北影”版海报全是用剧照配上些许说明文字合成,多少有些机械和讨巧。该片在全国各地上映期间,一些地方放映公司和影剧院不肯落入俗套,请来画师绘制出多种水彩画形式的海报,下面我且介绍5种。

在《江苏画刊》1985年第10期上,我见到过一幅竖式手绘海报印品,但未标明原件尺幅。它以白色为底色,左上角三行宋体字披露的是影片摄制、发行单位等信息,中央偏上的位置乃影片中文名及对应汉语拼音,右下角则是女主人公的头像,头像周围飘荡着几片落叶,寓意她的婚姻正被生存的压力一点点地磨蚀,一天天萎缩下去。

在1986年举办的华东六省一市电影宣传画联展上,有一幅出自于钦杰笔下的《寒夜》海报获得二等奖。该竖式海报仅黑白二色,其中以黑色为底色,上方中间位置为影片的中文名及汉语拼音,左侧为演职人员名单,片名下描绘的是一脸沉郁的女主人公头颅和她眼前的一根灯火闪烁的蜡烛,悲凉入骨;蜡烛底部的16个字揭示了影片主题:“茫茫黑夜吞噬人生 世间哀歌呼唤光明。”1986年第7期《富春江画报》发表了这幅海报印品,可惜编者亦并未标明原件尺寸。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幅海报系由田玉良创作的水彩画印品。这幅横式全手绘海报把最醒目位置留给影片女主人公,虽一脸严肃,金灿灿的旗袍却把她衬托得格外光鲜靓丽;形容枯槁的男主公与她背身而立,模糊的面庞充当了女主人公的背景。这两位人物占据画报五分之四的画面,只在边边角角处象征性地描绘了都市夜景和相拥而立的汪母和汪子,片名和简略的介绍文字也都退缩在角落里,尽可能不打扰男女主人公。

非常遗憾,我所经眼的《寒夜》电影海报绝大多数为印刷品,仅在旧书网站上见到过两幅原稿。其中一幅竖式海报为全开水彩画,描绘男女主人公在寒夜小巷中泪别的一幕:一身华服的曾树生被路灯照耀得如同仙子,而汪文宣则萎缩成一团模糊的黑影,在对比中产生视觉冲击力。该作十余年前便被一位长春书商挂在网上,因标价殊昂,无人问津。另一幅也是竖式水彩画,尺幅为100×65cm。它以大面积黑色为底色,前景为手持蜡烛的女主人公,后景为男女主人公在寒夜小巷中依依惜别的剪影。这幅海报前几年曾以110元的低价拍出。

电影海报因其画面精美、表现手法另类、文化内涵丰沛,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品。一般来讲,改编自名著、由一线影星出演且曾在国内甚至是国际获奖的电影海报尤其具备欣赏和收藏价值,《寒夜》电影海报恰好莫不拥有上述元素。当然,这些海报的研究价值同样不容忽视,是反映《寒夜》银幕发展史的珍稀档案。

怀袖江山,折叠清凉:竹庵扇面

图 文/ 蒙中

一直于画折扇和写对联,心有挂碍,恰恰这两种形式,又是中国文人书画形式里,最特别的。

这几年对联多写写,倒也慢慢找到点规律,可画折扇就没那样容易了。画仿古和工笔一路的,倒还好办,要想在这样有弧度,又经过胶矾的熟纸面上,找到自己的画法,这就比较麻烦。近现代大画家里,有很擅长此道的,也有罕见在这种形式上动笔过笔的。

为画扇面,早几年在上海九华堂,还买过专用的夹板。扇页压平的问题是解决了,实际操作中,折痕还是很影响笔墨运用。画扇面最难在用墨赋色,层层深厚而不脏不乱不腻,还能松透明净,没点功夫,真是不行。

这些年屡败屡战,废了很多面子,经验也积累了一些。有些画废了不舍得扔的,以前听相声里说,扇面上请人画美女,没画好,改画个石头,石头也没画好,干脆全部涂黑,改做用笔蘸着泥金写小字。别看这是个笑话,我也这样干过。妙手偶得,修稿补救,最后能成功,也有运气因素。

废掉一面,另一面留着写字也挺好。传统扇面装裱时,一书一画,正反都能给揭下来,只成功一面的,也可以揭裱保存。历经久远的成扇罕见,大多当年拿在手上展开欣赏的扇画,都在后来被揭裱成了扇面册子与立轴,成为书画形式中别致的类别。

人类发明空调后,扇子这一最常见的器物,几乎退出了人们夏季的日常。中国人的风雅精致,却最能体现在这样的地方,因此依旧有写字画画的人乐此不疲,画成山水花鸟,握在手中,徐徐展开,又徐徐折起,较之古代,而今审美功能更为纯粹。

现在的人长期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感觉活得累。于是有人开始反思,提出慢节奏的生活更有幸福感。两种生活我都经历过,孰好孰坏,其实是个悖论。好的节奏应该像一首曲子,一支歌,有快有慢有他自己的旋律,贵在能自洽。夏日得闲,快节奏里,偶尔慢下来,找个不用空调的地方把玩下扇子,看看长林飞瀑,绿水轻舟,且作片刻神游,也挺好的。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 竹盦,获授权)

清风入怀:折扇与扇面书画

文/ 文祥

在空调时代,写折扇与扇面书画这样的题目,近乎“考古”:在文献中打捞一个逝去年代的风貌。

中国本土的使用的扇子,宋代之前是团扇,在竹框上绷上织物做扇面,称“纨扇”。汉乐府诗中已有“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截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晚唐诗人杜牧也有“轻罗小扇扑流萤“,杜是常年青楼女子中打滚的人,那个群体肯定是用扇大户。

折扇直到宋代,才从朝鲜传入中土。

明代中晚期,吴门画派已经致力用扇面作书画创作平台,同时期士大夫阶层也以随身携柄书画扇为时尚。

至此,平民阶层皆用葵扇。中上层女性用团扇,男性用折扇,而且是一面书法,一面绘画的折扇。

吴昌硕绘扇面

到晚清民国时有一行业,南称笺扇庄,北称南纸店。大约相当于今日之画廊加文具店。笺扇庄与当日古玩店还是两业,各有各的行业公会。那时,不在体制内的书画家也靠跑码头,除了在朋友处打秋风,就得各地笺扇庄帮助张罗吃住,引荐买家。

晚清上海首家笺扇庄名九华堂,1889年开业,后来成沪上名店。我们看看九华堂的开业广告:“本号专访各省名笺藏纸,帐簿简贴,苏杭各种雅扇,广东葵叶,关东雕翎毛扇。专制漂净颜料,青赤泥金围屏,进呈缂丝寿幛。名人书画,绫锦裱对。专备东洋印色,湖笔徽墨,一应俱全。荷蒙赏鉴者请至上海抛球场南二马路中市,认明九华堂招牌,庶不致误。”

这则一百三四十年前的报纸广告,也是饶有兴味的行业文献。有心者在文中可解读出不少东西。

江南一带的笺扇庄,在旧京琉璃厂细分成南纸店、笔铺、裱画铺、墨盒铺几种店。民初直至北平时期,琉璃厂有一百来家南纸铺,还有同等数量的旧书铺。大店铺开间五间,穿堂过院有两三进院子。小铺就只一间店面,但也有店小进深打,比如后起的荣宝斋。

南纸店、笺扇庄都是经营时人书画,古人书画都在古玩店,这就是为什么二者分别参加不同行业公会的原因。

《鲁迅日记》1912年11月9日,那是入京后仅5个月,就去琉璃厂清秘阁买纸买画:

“赴琉璃厂买纸,并托清秘阁持林琴南画册一页,付银四元四角,约半月取。”

5天后的14日记“午后清秘阁持林琴南画来,亦不甚佳。“

在民国书画家的淘例中,册页与扇面都在同一档价位。鲁迅买林琴南册页时期,名书画家的册页与扇面应该在2元银洋上下,从日记中看,订件完成后会有伙计送件上门,倒有几分今日快递包送的味道。

南纸店的小伙计,装池扇面,修扇骨骨轴都是吃饭手艺。不少人还能仿书仿画,当然到不了张大千伪作石涛水平。

鲁迅先生在京时,照顾清秘阁不少生意,诸如信封信笺信纸都是。

台湾有个唐鲁孙退休后才在报刊上大量写稿的。他是老北京人,写些北京风习风物,都依亲见亲闻,非依赖扒书写稿能比。

唐鲁孙也有篇《北平琉璃厂的南纸店笔墨庄》说:“(琉璃厂)厂西门靠有正书局的清秘阁来说,他家是以打朱丝格子来写,白纸嵌朱丝,不但大方显眼,而且间隔整齐划一。”

清秘阁正对面的是淳菁阁,这是民国十一、二年晚开的。他家的仿宋色笺,是当时新派画人王梦白、林风眠、汤定之、陈半丁习惯使用的。淳菁阁还有一种齐白石作品“抬头见喜” ,套色印成花笺,每盒五十张,在日本热销。日本文化人来北平,都来淳菁阁买齐白石、姚茫父,陈师曾的花笺,带回日本作伴手礼。

琉璃厂中间名头最大的南纸店,还是荣宝斋。荣宝斋老板在书画圈里交往最广,所以在他们店里挂笔单的书画名家人数最多。“想当年要找八位太史公写一堂屏条,或是集锦折扇,如果找不到门路,您花多少钱也凑不齐。可是您只要荣宝斋托他家去烦,准保如响斯应,约期取件,包不误事。”

扇面首先是在文人小圈子里流通,是文人间交往的玩物。我们看几个例子:

号称收藏世家的吴湖帆,自己也是大名的书画家。他给沪上篆刻名家陈巨来,画过45柄扇子,是报答陈巨来为自己制印几百方。当然这是两人交往几十年的纪录。

吴湖帆在笺扇庄挂的润格,一页扇面32元。黄宾虹的一幅扇面,或者一页册页10元。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大米每石(约百斤)大洋5、6元,比鲁迅买册页时晚了近二十年,扇面册页画价也涨了至少10倍。

文人藏扇,或者扇面,也是文人打发日子的“雅事”。有名的如郑逸梅藏扇300柄,更多者如沪上名画家赵眠云,据说藏扇在一、二千柄之间。收藏折扇还有各种趣味,甚至显摆的主题。还是吴湖帆的例子,他发愿搜齐清代状元书扇,其因是苏州历朝状元数量第一,而每一科新状元例须写一批扇面赠送亲朋好友。最后费二十余年,才集得72柄。后来整体捐给苏州博物馆。

超出自己的圈子,要搜集名人扇面,或者自己喜欢的书画家扇面,就得找笺扇庄。前文说荣宝斋,业务中就有此项。“太史公”是翰林,集翰林扇面难度远小于集状元扇面。翰林数几十倍于状元。

劳祖德,在当时用笔名“谷林”写书话有大名。他在一文中说林民国时自己的年青好事,“尝试自己配制扇面,想请叶遐厂(叶恭绰)写字,店员摇头说,这可交件无期。再选,想求任老(黄炎培,字任叔)字,店员一样摇头。后来勉强选来高振霄太史。”

1892年2月间,戏鸣堂笺扇庄告白(当年“广告”的另一种说法)“再者:接揽书画,如便客起见,所点之人必求亲笔,向无贻误。所有书画家明让一成,不过供专司其事之人津贴。此项交易实属代庖,概无二成奉送,望为原谅。”

按此行规,前段所说谷林定制高振霄书件,按高氏润例交付润笔费之后,其中一成(10%)是笺扇庄的营业收入。

翻上世纪二、三年代,上海《申报》的分类广告,隔三岔五就有书画家润例刊登,结尾大多注收件处为“上海、北平、苏州各大笺扇庄”、“各埠各大笺扇庄” 。

还是找个实例,见1932年9月2日《申报》:

刘海粟为美专筹款鬻画特例

一.二八事起,海上各大学并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虽未直接遭殃,然间接所损失实巨。求之政府无能应付求之社会,社会疮痍满目。无己,求诸余腕,便订特例如左,画以三百件为限,所有画资,悉充美专经费,限满仍照原值例。

三尺至四尺(整张与条幅同)不论山水花卉翎毛走兽一律三十金。五尺至六尺不论题材一律五十金。扇面册页每件二十金。劣纸不应,金笺加倍,墨费一成,润资先惠,旬日取件。

收件处   各埠大笺扇庄

上海法租界菜市路上海美术专门学校

北京从1924年开始,在中山公园水榭办书画扇面展,前后十七八年,展出的名家扇面,有数千。此事记载于邓之乡《文化古城旧事》。文中还说,1937年,曾任清宫廷如意馆(相当于今国家画院)最后一任馆长的屈兆麟,一幅扇面,标价二千元,相当于三分之一两黄金。这个展览当时名“杨仁雅集时贤书画扇面会”,“策展人”是清代宗室远支的溥勋。

从《申报》广告看,从清末起上海就有了书画展销会,也有专门的名家书画展,成为笺扇庄之外的另一渠道。而且书画家润例中,都少不了扇面润例,足以证明书画折扇市场需求有多大。

(图片来自网络)

亮宝节上的甘南人

《走进亮宝节》局部,150X180cm,纸本水彩

图 文/ 许海刚

亮宝节是甘南藏区一个极具特色的民俗活动。甘南碌曲的西仓寺每年农历正月十四都举行盛大的部落巡游。

《甘南人-14》,76X56cm,纸本水彩

这一天,部落的男子人人盛装,持彩旗木枪。而部落选出的英俊彪悍的男子则穿皮装,挂珠宝,持枪佩刀,神彩奕奕,迈着大步,领着族人绕寺而行。这是巡游部落现实力,展魅力,追寻往昔尚武英雄的时光。

《甘南人-12》,76X56cm,纸本水彩

寺院周围十几公里范围内的藏民,都把家里所有能装扮的饰品戴出来。十分的漂亮。各式绸缎、皮毛、氆氇、棉帛制成的藏袍。让人眼花缭乱的耳环、胸饰、腰饰、戒指、手镯等各种配饰,可谓珠光宝气。围观者人山人海。他们以此隆重的节庆祈福来年吉祥。

《甘南人-15》,76X56cm,纸本水彩

亮宝节上的一切民俗、服饰、珠宝,哪一样都是难得一见的景象,每一个画面都会让人眩目。我让这一切给震撼了,有了创作的冲动。

《甘南人-11》,76X56cm,纸本水彩
《甘南人-16》,76X56cm,纸本水彩
《甘南人-13》,76X56cm,纸本水彩
《甘南人-10》,76X56cm,纸本水彩
《甘南人-9》,76X56cm,纸本水彩
《甘南人-8》,76X56cm,纸本水彩
《甘南人-7》,76X56cm,纸本水彩
《甘南人-6》,76X56cm,纸本水彩
《甘南人-5》,76X56cm,纸本水彩
《甘南人-4》,76X56cm,纸本水彩
《甘南人-3》,76X56cm,纸本水彩
《甘南人-2》,76X56cm,纸本水彩
《甘南人-1》,76X56cm,纸本水彩

(以上文字及作品图片获作者授权)

《河祭》与汉江船帮文化

《河祭》,鹏喜 著,原载《当代作家》1989年2月号,单行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图文:鹏 喜

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长约1570公里,流域面积覆盖陕西、河南、湖北三省十余县,约174300平方公里,年水量约500亿立方米。汉江又名汉水,在它流经的不同地方又有唐河、白河、襄河、沔水、夏水等不同河名。这条贯穿南北、汇通江湖的古老河流,必然有它悠久的独特文化传统。

船帮文化便是丰富多彩的汉水文化一个截面。历史上汉江中上游有唐帮、襄帮、天帮,下游有黄帮、孝帮、中帮、府帮。还有来自外河的下江帮、湘江帮、株河帮、川江帮。由船帆和风浪、水手、纤夫和帮主形成的船帮文化极富传奇色彩,却也鲜为人知,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

《河祭》表现的是此前文学作品鲜少涉及的汉水文化,主旨是表达船帮文化。小说开宗明义描述的祭河仪式,正是水上部落世代遵循的生存信仰,以雄鸡为牺牲祭祀河神水妖。危急关头无以牺牲就毅然断腕,以血淋淋冠状手掌抛洒于惊涛骇浪,祈求显灵止怒,平息风波。小说描绘的水神杨泗、杨泗庙、船帮规矩和帮主威权、纤夫号子、自绑自杀情形及一些奇异风俗,虽然都极具传奇色彩,却都有据可考,当然多出于地方史志记载和船民口口相传。

 

阅读过拙著的读者可能有疑问,船行于江河之上,临时何来鲜活的雄鸡献祭?难怪读者质疑,历史上的船帮作为水上部落,实际上是一个类似村落的社会群体。小说刊行时,美编配的插图有一幅像江浙一带的乌蓬船,我当时看了摇头苦笑。船帮中船只大小不一,最小的船也比划子似的乌蓬船大。而高桅大船长三丈余,宽盈丈,后置的舵舱即驾驶室也是船民一家的厅堂、餐室。舵舱下层是女船主和老幼家眷的卧舱,艄后有厨房和洗涮间。船首下层是男船主和青壮年男眷及水手雇工的卧舱。这种大木船就是现代铁驳轮的雏形。舵舱顶上覆土,利用难得的一块水上田地种菜种花,养鸡养鸭。诚然,巴掌大,小得可怜,它更是颠沛流离的船民对绿洲的向往。

船帮文化虽然已经湮灭,但它在历史上源远流长。由于江河水系都是交汇贯通的,历史上与汉水船帮关系密切的就有湘江帮、川江帮、下江帮和唐河帮等。

有帮派就有争斗。江湖上所谓“打码头”的说法,首先是说船帮争泊位港口,其次才是指岸上商贩和搬运伕争夺船运货物的集散地。故拙著写河也写河两岸。所谓汉水文化,严格地说应为汉水流域文化。汉水从发源地至入江口,流经三省十余县市,流域之广可想而知。其沿岸风土人情囊括了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概貌,说汉水文化兼具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特征也不为过。事实上,世纪之交时,有一批学者研究了大量文物和考古资料,提出过汉水才是与黄河文明齐头并进的长江文明发祥地的学说。

船帮会馆

船帮部落虽然生活在水上世界,却与岸土有千丝万缕联系。故拙著写船帮文化也写码头文化、乡村文化,小说人物广泛涉及农伕、商贩、土匪、河盗、娼妓、赌徒和青帮汉流掌门人和喽啰。当然主要是塑造水手、纤夫,努力逼真地描摹船伕形象,刻画他们慓悍而粗犷的性格。

在小说语言上,我同时大量运用了河南方言和武汉方言。因小说是循时空经纬顺序演绎的,这种在一部小说中同时采用两套语言体系的写法,读来并无南腔北调的违和感。

小说出笼后,恭维者谬赞小说写得才华横溢,也有极少嘲讽者,说无非是模仿《红高粱》。拙著在笔法的大胆上,可能有意无意受到过一些莫言先生那种粗犷甚至粗野写法的影响,而拙著从题材、题旨到语言风格,都与其相去甚远。尤其在语言特点上,尽管莫言先生后来已是大名鼎鼎的诺奖得主,本人却不妄自菲薄,拙著在叙述描写中大段大段使用了散文甚至散文诗式语言,与莫言先生的小说语言迥然不同。

倒是拙著创作、发表之际,所谓“寻根文学”方兴未艾,其时“伤痕文学”已经退潮,“反思文学”也已式微,而“新写实主义”刚刚萌芽。文坛这些划分阶段的说法,却又都是事后研究者贴的标签。

画风俗

文/ 黄成勇

忘记了在风景画之外还有风俗画是不行的——

高尔基
转引自李广田一九三八年九月六日日记


纳博科夫讲欧洲小说,称道狄更斯有“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见《文学讲稿》欧洲卷泸译版一百二十八页)。他引述《荒凉山庄》中一段极富画面感的细节描写后,说道:“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类唤起感官印象的东西不过是小意思,有什么值得停下来加以称道的呢。然而文学就是由这样的小意思构成的。” 英国小说家伊利莎白·鲍温也曾引用《荒凉山庄》另一段场景描写,称狄更斯是“善于布置场景的巨匠,”让读者“看到了一幅情景逼真的画面。”(见《世界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三百零六页)

纳博科夫不经意间解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外最优秀的长篇巨制,往往会被誉为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风俗画? 这是因为作家把风俗画的特质当作小说构成要件,作了细微描摹、精妙安排而无处不在地精彩呈现,从而诱使读者通过感官印象,感同其时,身临其境,“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最终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小说和作家,岂止《荒凉山庄》?岂独狄更斯?本土《金瓶梅》《红楼梦》更宜当作明清社会风俗画看。以“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指称风俗画,自然恰当无疑。

但若设问,风俗画的特质是什么?会使门外汉如我者颇伤脑筋。好在凭借新近获赠《中国风俗图志·武汉卷》(泰山出版社一九二0年版)一册在手,又与作者之一萧继石先生及几位书友有过简短交流,故敢(当然有无知无畏的勇气)试为作答:

风俗既是日常习见也是恒久绵长的大众生活。以时间言之,风俗画展现风貌、风尚。以空间言之,风俗画描绘风土、风物。以人文言之,风俗画渲染风气、风采。以受众言之,风俗画述诸风怀、风情。以画家言之,风俗画各有风度、风格。

以此陋见,对照萧继石先生的画作,但见楼宇巷陌、门脸招牌、酒旗灯幌、器物工具、骡马车船、衣饰穿戴……莫不体现时代特征;商贾工匠、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敲锣吹糖、四时节庆、婚丧礼俗、饮馔酬应……不难辨认地域特色;男女老少,身姿各异,表情各具,穿梭往来,动静其间,连缀起来,不啻一幅充满楚风汉韵的浮世长卷。加上严昌洪先生武汉民俗研究长文,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自然堪当纳博科夫所谓“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

读这部书,我有些感叹。时移世易,风俗流变,未获传承的风习被记录下来,仍有历史人文价值。得以延续的风俗正在习用,足证当下生活渊源有自,应须倍加珍惜。现在固然终将成为过去,过去却未必不是现在。

读风俗画而有所怀想,必以往昔有美好德性和良善品行,使人发追慕之思而又遗憾今之不传。如果人们嫌恶现在,必以当下有恶德劣性污染于世而宜乎弃绝。而世风日下的反证、复兴武汉的线索,恰恰可以到过去去找寻。风俗画有其价值。

我读四十四面《热干面》图文,唤起一个追问:热干面佐料中的萝卜丁,是现在大多热干面馆中通用的鲜亮红艳胡萝卜丁么?我凑巧有机缘知道原本并不是。何以今非昨是,乃今人逐利,取易舍难。读第九十面《谦祥益》图文,描绘武汉著名布匹商号,诚信不欺客、享有良好声誉,生意兴隆的场面,唤起一个记忆,某年,谷林先生信中有“足尺加五”一词,我不解,函询后得知是布匹店施惠顾客的行规。未详专营布店武汉尚有存否?各类商家打折让利倒是天天叫得山响,可惜全是“买家没有卖家精”套路。

写到这里,我想起钟叔河先生笺释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时,曾就某些吴越风俗,函询过谷林先生。《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是诗、图、笺并佳的风俗画,钟先生《笺释者言》有云:“盖生为中国人,虽惭磊落,而于吾土吾民之过去现在未来,实未能忘,亦不敢忘也。”

我想,萧继石先生画武汉风俗,积累这百多幅水墨彩绘的立意和初衷,庶几也与钟先生相同吧?萧先生也曾注目于儿童生活,在崇文书局出版过一部《老武汉童谣》。我与萧先生认识不久,见面也只二三次。感觉温文尔雅,敦厚谦和,值得尊敬。那次得书,是在武昌昙华林陋巷之中“何陋之有”老张书舍,“唯吾德馨”的主人为萧先生此书作分享会。当时我正自埋头翻书,忽被点名发言。仓促之间,说了两点。

二是画家作为为财经部门业务刊物主编,而有志于中国传统文化,且有兴趣专注于地域文化研究,卓然有成,殊为难得。当然,“财经”与“文化”“刊物”与“艺术”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理应是统一的。我通过欣赏,打量他的艺术选择和价值取向,可以肯定地说,财经工作与风俗绘画,在萧继石先生这里是融洽的。在他的风俗画中,固然有文化有艺术,但透过市井百态,揣摩画家笔下心头,可以看出更重要的:民生也在焉,民瘼也在焉。

一是这些画构图精巧,设色生动。前者,绘事意在笔先,无构图便无画图,人物动静相宜、疏密相间,场景调停得当,器具摆布得体,符合年代地域,也给人带来美感。后者,是我听来的知识,有年参加崇文书局新书发布会,书序作者唐小禾老师伉俪(“文革”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作者)在,美术院几位老师竞夸唐夫人程犁女士是用色高手,由此知道配色原是极其重要。萧先生的画,多为淡彩,凡用重彩点染处,莫不立显生动。同时,色稍深者,比如大量用褐,所绘多为年代稍远题材,沉郁古朴;反之,色稍浅者,比如大量留白,所绘多为儿童题材,活泼明快。这证明画家在艺术技巧上有着自觉追求。

草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骆驼祥子》的朝韩文译本

文/ 宋海东

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篇小说,现已发现57种译本,涵盖31个语种。由于文化上、地域上的近亲关系,加之中国境内朝鲜族人口众多,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韩文及朝鲜文译本已有6种,版本为13种,印本则多达15种,“祥子”也成为以朝韩文为母语的读者最为熟悉的中国文学形象之一。

民族出版社1958年8月初版初印本

中国大陆出版了3种朝鲜文印本,分别由民族出版社1958年8月初版初印、1959年4月初版再印、1980年6月初版三印。前两种印本的印量虽多达9500册,因年代久远,留存至今且品相尚可的已属凤毛麟角,没有数百元人民币是拿不下来的;至于三印本,花几十元即可到手。平心而论,三印本的价值不逊于前两种早期印本,理由有三:一是它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的再版六印本对译文进行了修订,也可以算作一种独立版本;二是早期的朝鲜文印本无插图,而三印本则将顶尖漫画家丁聪“人文再版本”绘制的20幅插图也照搬过来,每幅插图用寥寥几笔便抓住小说人物个性和内心活动,系这位画家晚年代表作;三是仅印3400册,相对于庞大的中国旧书市场,如今同样属于稀罕物。“民族版”3个印本的译者均为徐廷弼,是一位实力派翻译家,曾将雨果的《九三年》、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以及一批日本当代小说翻译为朝鲜文。

出版地为朝鲜的仅1种,译者同样是徐廷弼,于1958年在平壤与“民族版”同步印行,以实物形式见证了中朝当年的“蜜月期”关系。

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掀起中国现代文学热潮,对老舍的关注度持续升温,《骆驼祥子》逐步成为三八线南侧出版商的宠儿,有5种译本、11种版本及印本陆续印行。

作为《爱藏版世界文学大全集》第23卷,韩国金星出版社两度印行《骆驼祥子》,分别于1981年7月31日初版、1982年10月30日再版;随后作为《金星版世界文学大全集》第80卷,金星出版社又分别于1990年12月15日初版、1997年5月15日再版。上述4种“金星版”皆由韩国杂志记者协会会长金河中翻译,书中附录有相关解说和老舍的年谱,并均与鲁迅的《呐喊》《彷徨》合订为一册。

韩国金星出版社1982年10月再版本

1986年,有一种分订上下两册的《骆驼祥子》韩译本由原木图书出版社出版,并于1989年再版、1990年三版、2001年四版,译者为崔英爱、金容沃。其母本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的修订本,但第23章部分内容系根据立间祥介的日文译本而来。全书厚达760页,前面居然花费245页刊登中国概况和对老舍的介绍,正文后又用了185页刊老舍撰写的《后记》和《老舍年谱》《老舍著作目录》《北京城图》等。该译本无论是文本完整性还是翻译质量,都堪称最具价值的韩译本,不足之处是信息量过于庞大,不仅前后附录文章甚为繁杂,且满纸注释,干扰读者阅读。全书针对地名、习俗、成语、俗语、方言等方面注释多达两千余处,且有不少冗长的说明文字,如正文第一页对“北平”一词居然加了28行详注。一些韩国人戏谑,这是一部专供专家学者研究的辅导教材。

1987年,《骆驼祥子》又出现了一种金成泰译本,出版机构为栗谷文化社。与金河中译本一样,该译本丧失了原作的完整性,有大量删节。  

时隔两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全集》第5卷,中央日报社出版柳晟俊的新译本,系硬精装本,可惜质量较差,频频出现对原文的误译与漏译。

韩国金牛座出版社2008年5月初版本

最新版本由金牛座出版社2008年5月印行,沈奎浩、刘小英译,书上特别注明该书的韩语版权属于韩国IMPRIMA版权代理公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译者在《后记》中言:“《骆驼祥子》在很久以前翻译过一次(笔者按:显然远远不止一次),现代中国小说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和有关老舍的学位论文也不少,不过让新时代的读者来阅读的韩国语版还没有诞生。希望通过这本书,年轻读者能记住老舍和他的祥子。”出于这个初衷,该译本一是添加了许多韩国人日常用语,语言简洁轻快,易于被阅览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层接受;二是突出正文,除了封面上对老舍的简单介绍和译者后记外,只对含有中国文化的词汇标记中文原音,旁边标记汉字,括号里简略说明阅读方法,中国俗语、成语、方言部分也按原意直译,有助于韩国读者轻松地接受中国文化和民俗习惯。

《骆驼祥子》的朝韩文译本、版本、印本虽然谱系庞大,但可惜没有惊现一种如英文世界的伊文·金译本一般的译本。伊文·金译本上世纪40年代曾风靡美利坚,销量达百万册。

谈凤梁老师的嘱咐

文/ 傅承洲

大概是在1996年6月,我已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即将离开南京的时候,谈凤梁老师请我吃饭,在一个小单间里,和我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一方面是为我饯行,另一方面是有话要嘱咐我。这次谈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叮嘱我专心做好教学科研,不要从政。我到中央民族大学报到之后,给他写信汇报工作生活状况,他回信再次提醒我,最好不要从政。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用意,甚至觉得这话有点多余,我一个年轻教师,即便想从政别人也不会给我机会,何况我根本就没有从政的想法。2000年,我在同事和领导的再三劝说下,答应做了一任学院副院长,虽说谈不上从政,但也是管理工作。一届任满,才知道自己真的不是那块料,即使是学校已经张榜公示,我也坚决不再续聘。虽然没有完全听从谈老师的嘱咐,走过一点弯路,最终还是回到了书斋。正是有了这段经历,才完全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

谈老师叫我不要从政,是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来教育学生,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于1993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谈老师时任南京师范大学校长。我曾听他说自己从政是历史的误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级领导干部面临年龄老化的问题,中央提出了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江苏省委要在南师大选拔一位副校长,条件非常具体:年龄五十岁以下,职称副教授以上,教学科研出类拔萃。这种条件在现在看来并不苛刻,当时文革结束不久,高校教师被耽误了十年的时间,符合条件的简直是凤毛麟角。1983年,谈老师四十七岁,已晋升副教授职称,上课是当时中文系最叫座的教师之一,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完全符合副校长的任职条件。家庭出身不好,连教研室主任都没有当过的谈凤梁,就这样破格提拔为大学副校长。从1983年任副校长,1991年任校长,至1996年因病卸任,一干就是十三年。这十三年正是一个人文学者的黄金时期,可以说谈老师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南京师范大学,还搭上了自己的健康。他为南师大做了哪些实事,一个只在学校念过三年书的学生,不可能作出全面的评价。就我和他接触中,只知道他活得太累了。作为一校之长,谈老师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休息时间还得加班加点。我向他请教只能是周末或晚上,交谈之中还经常被电话打断。一天晚上,我上谈老师家,他告诉我,今天不能在家中谈,只能外出散步边走边聊。原来有人纠缠很久,他已反复解释,仍不管用,还要上家里来,不得不选择回避。一个冬天的周末,我去他家,他正准备出差。师母告诉我,为学校出版社一事,他已经上北京多次,求人的事,必须校长出面。还有一次去见他,他刚从国外访问回来,因有心脏病,长期靠服药维持,在上海下飞机时,药已服完,差点把命都丢了。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严重影响他的健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五十多岁,身体消瘦,眼窝深凹,脸色焦黄,一脸倦容。1995年暑假,南京、上海多家医院诊断他患上肺癌,在上海做了部分肺切除手术。术后切片检查,只是一个结核钙化点。虽是一场虚惊,却是一次开胸手术,元气大伤。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又投入繁忙的工作。一年后,确诊为淋巴癌,经过手术、化疗、放疗等一系列痛苦的治疗,仍旧没能挽救他的生命,1998年2月8日病逝,年仅62岁。

谈老师出任校领导,耽误了太多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一些计划中的研究工作也未能完成。谈师1960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不到24岁,作为人文学者,都有一段读书积累的时间;作为大学老师,还有一个准备和熟悉教学的过程。这一过程还没有走完,文革爆发,一搞就是十年,学术研究完全停止。1977年文革结束,谈老师已人到中年,这才有了正常的做学问的条件,到1983年走上领导岗位,留给他专心治学的时间只有七年。在这七年里,他写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大多收入他的个人论文集《古小说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他投入精力最多的有两个领域:一是《儒林外史》研究,一是文言小说研究。他和同事校注过《儒林外史》,花很大的气力编写了《儒林外史纪历》,既为自己的研究打下来坚实的基础,也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一文,提出吴敬梓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分三个阶段写成了《儒林外史》,每个阶段取材和写法存在明显差异。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李汉秋先生选编《儒林外史论文集》,收录了这篇论文。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教授撰写的《儒林外史叙事形态考论》(《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引述了谈老师的观点。他1980年发表在上海《文艺论丛》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一文,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小说作品,重新梳理了小说的概念。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考察小说概念时参阅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北京大学浦江清教授的《说小说》,另一篇就是谈凤梁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164页)在当副校长期间,谈老师仍旧挤时间做研究,他带着三位研究生一起编写了《中国古代小说简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主编了《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他打算撰写一部文言小说史,已经与王裕祥合写了《文言笔记小说发展简史》。计划修订《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简史》,并请人给原书提修改意见。我毕业前,他多次对我说,等他卸任了,我们一起做研究。在治病期间,他在给我的信中,还谈到他的研究计划,等疗程一结束,将重新开始研究工作。但病魔没有给他时间,他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近几年经常见到和听说一些朋友为导师祝八十大寿,写祝寿文,我便会想起了谈凤梁老师。谈师1936年出生,今年正好是他八十周年诞辰,却没有机会为他祝寿。谨草此短文,寄托我对谈老师的思念与感激之情。

2016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