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敬的师长

叶文福                

做人的认真,大到思维,小到一举手一投足,甚至双目不斜视,单指不点人等等这些细节,除了从小得益于父母严厉的家教,我一生中最标准的榜样,就是我在蒲圻师范时的校长任鑫平先生。

任鑫平先生的风范,是我自懂事以来一生着意追求的榜样。

当我还是他的学生时就崇拜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做一个他那样,以自己的高尚与优秀赢得人们爱戴的人。

我是1960年从咸宁二中升入蒲圻师范的。当时的蒲圻师范是当时的孝感地区的两所师范学校之一。我在蒲圻师范受到的几位老师的教育,是我终生的道德的地基,尤其是任校长。

毕业后虽然离开了他,许多年间,我总是用他的行为举止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许多事情,在做之前,总是要求自己想一想,如果是校长,该如何做——虽然我对校长的认识并不深刻。

任鑫平校长的魅力在于,任何人,一站到他面前,就要肃然起敬,就不由得要收拾起自己的一切,说话,走路,行事,都要按照他的规范去做。

校长中等偏高个儿,白白净净,五官端正得迷人,所有的曲线都仿佛是精心勾勒的工笔画。衣服干净得几乎一尘不染,即使是劳动,身上涂泥溅水,他那爱整洁的一举一动,也给人是干净的感觉。

任校长虽然不苟言笑,但他脸上永远是那种亲切的、让人无条件地信任的情绪。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穿着一套银灰的中山服,端正,大气,标致。他从不发脾气,标准的谦谦君子风度。即使讲课,即使在大会上讲话,也是轻言细语。他那十分讲究的武汉话从不带废字,阴阳顿挫,十分准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正是他的讲课和说话风格,修养了我对诗的认识和理解,修养了我的诗学观、尤其是对现代白话诗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

诗就应该像我的任校长讲课讲话那样,阴阳顿挫,十分形象,十分生动,十分准确,十分精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

三年里,任校长只是因为教代数的老师生病而给我们讲过几堂代数课,他讲的代数受到所有学生的热烈欢迎,以至于当数学老师病好之后再回来讲课时,竟遭到我们的拒绝。

一位当校长的教育工作者,将一届学生教到毕业,送出了校门,应该就算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吧。然而任校长与我的缘分,似乎直到我毕业之后才真正开始。

1963年七月,我毕业后留在蒲师附小任教,当上了四(1)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那时的蒲圻师范属原孝感地区的两所重点师范之一,在蒲圻山青水丽的羊楼洞镇上,蒲师附小也在蒲圻师范旁边。

作者叶文福伉俪

任校长的夫人金美玉老师也在附小教书,于是我成了金美玉老师的同事。

金美玉老师天生丽质,艳若桃花,与一表人材的任校长简直是天生绝配。

金老师性格开朗,热情大方,既乐于助人,又从不摆师范校长夫人的架子。她是三(1)班班主任,8岁的女儿润润也在她班上上学。润润漂亮、聪明,乖巧,可爱,金老师几乎每天都把她打扮得像小天使。

那时候,附小全校的老师都在一个大教室里办公,润润有时在妈妈办公桌边做作业,有时哪位老师故意逗逗她,她无意说句只有天使才能说出来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所以润润是我们中间的快乐点心。

他们的大儿子那时才四岁,成天更像是尾巴似地跟在金老师身后。憨憨的,墩墩实实的,有一个与他外貌十分匹配的小名:骚婆子。骚婆子几乎成了所有老师的孩子,不管哪位老师,只要没课,都一面忙着,一面把他带在身边,小心地照顾他的吃喝拉撒睡,带他玩,逗他说笑。只要他在办公室,办公室里就热闹极了。

刚参加工作,我是既努力,又十分谨慎的。没多长时间,就把一个很棘手的班带上了正轨。纪律好了,成绩也上来了,一学期下来,我的工作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好评。

但是好景不长。

1964年3月10日,星期二。

这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学期开学不久。

下午劳动时间,我们班饶群芳、邓广桔、祝雪兰、雷孟珠、何爱华、郑秋云、雷四益、游春云等八个镇上的女生集体逃学,不参加劳动。我领着其他学生到学校对面的北山挖了俩小时菜地,回到教室,她们才回来。我不想马上批评她们,准备简单讲评一下就放学,她们逃学的事缓一步再处理。

可是当我在讲台上讲评时,何爱华竟与同桌的男生焦四海在桌上你一下我一下地进行肘子大战——原来焦四海对几个女生擅自不参加劳动不满,当何爱华的肘子越过了两人之间的“界线”,就趁我没看见,狠狠地给了她一肘子。何爱华也不好惹,狠狠还他一肘子。你来我往,收不住,竟公开干起来了。

我很生气,但在心里还是嘱咐自己不要急着在全班学生面前批评她们,先放学再说。

我装着没看见,不动声色地一面讲着话,一面从左边的过道下讲台,从最后一排绕到右边过道,到何爱华身边时,还说着话,一手从肩头处提起她的衣服,往讲台上走。

三月江南,晴朗的下午,天气已经较热了,我们都穿着单衣。何爱华被我反手揪着衣服,跟着我被动地走着。才走了两步,由于教室地面是土地,高低不平,我一上讲台,何爱华跟着我上讲台,她个子小,没能上来,脚下一歪,反身倒在讲台边上。

教室的地面原土高低不平,讲台却是砖垒水泥抹的,何爱华反身正好倒在讲台沿儿上。何爱华是个白净得有点单薄的小姑娘,一倒在讲台边上,后背立即擦破了,鲜血从衬衫里渗了出来。

一见血,我顿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立即叫其他学生赶紧放学回家,我抱起何爱华就往镇上的门诊所跑。

大夫说划了条大约两公分的口子,不深,问题不大。消了消毒,敷上纱布,花了四元钱。

何爱华的家就在门诊所旁边不远处,处理完伤口,我心里踏实了点儿,领着何爱华就到她家去。向她妈妈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承认了错误,与家长一起检查了伤口。家长很开通,没有半点指责之意,我心里才好受了些。赶紧回学校,向正在吃饭的马骥校长汇报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四十多岁就几乎秃顶的马骥校长是个很有经验的领导。他听了我的汇报,放下筷子,拉长了声调沉吟了好大一阵儿,说:“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不敢作主。我马上到师范去,向师范的领导汇报。”

那天下午我没吃饭,心里难过得无人可诉。作为师范生,我深知任何时候都不能体罚学生,更何况我是把学生弄伤了。

我焦急地等着马校长从师范带回消息——不管什么消息,我需要消息。

马校长从师范回到附小,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晚上办完公,我一直站在他卧室拐角的角落里,等他回来。

马校长一进卧室,我随即跟在他身后钻进去。没等他坐下,就低着头站在他办公桌面前。

马校长一面给自己的紫砂壶里续开水,好半天,鼻子里喉管里拉风箱似的,仿佛有倒不尽的垃圾,喝了好几口茶,也不作声。直到长长喘了口气之后,才仔细看了看紫砂壶,慢腾腾地说:

“你自己到师范去说吧,任校长在办公室等着你!”

“现在?”

“现在。”

师范与附小同在一个小镇上,能有多远?一条小河隔着,平常抬脚就到,可是那天,我不知道是太远了还是太近了——一会儿觉得太远了,一会儿觉得太近了。

当我走进师范教学大楼,敲响校长办公室的门,小心地喊一声“报告”,我觉得整个办公楼都在轰隆隆地响。已经下了晚自习,热闹时刻过了,整座办公楼静悄悄的,只有老师办公室还有灯光。

校长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前,等我前来“自首”。我刚喊了声“报告”,校长就把门打开了——好像是站在门边等我似的。

不知为什么,一见校长,我眼泪就簌簌地直往下流,两腿灌了铅似的沉重。

“来了?”

校长把左手放在我肩头,就在门口站住,右手拢了拢我的头发。直到校长的手指触到我头发的那一刹,我才突地感到我的头发是乱的,跟我的心情一样。

校长两手放在我肩头,认真地端详了我好一阵子,一面说着:“嗯,还行,嗯嗯,还行。有一点老师的感觉了,进步不小嘛。在我脑子里还是那个小调皮鬼的样子,金老师回来跟我说了好几回,说你干得不错。我还真不大相信呢,我只知道你当学生的样子,只知道你家里很穷,王老师给我看过你两篇作文,基础还不错——教四年级语文,吃力吗?”

校长双手扶着我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一把红漆大靠背椅子上,一面说着,一面从一个竹篓子暖瓶里倒一杯开水放到我身边的茶几上。

我只顾流泪,没顾上回答校长。校长似乎也不要我回答,自己坐到茶几那边的椅子上,慢慢地说:

“马校长刚才来,把情况都对我说了,不用再说了——伤口重不重?”

我摇了摇头,“不重——是镇上的大夫说不重。”

“家长那边都处理好了吗?”

“处理好了。因为我时常访问学生家长,家长跟我很熟。”

“这就好,这就好。”敲了敲茶几,轻声说:“喝水。”

我礼节性地呷了口水。

校长笑着说:“没事儿,我只是请你来谈谈心。平常忙得顾不上,还是你聪明,制造一个小事故,就回娘家来看看。”

回娘家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见我的校长说师范学校是学生的娘家。我不禁趴在桌子上,伤心伤意地哭泣起来。

校长自己喝了口水,静静地坐在我对面,也不作声。

我赶紧用袖子擦了把眼泪,挺直了腰板,规规矩矩地坐着,望着校长。

校长欠了欠身子,轻声说:

“是呵,师范是教师的娘家。有什么事,回娘家来给我们说一说,讲一讲。有什么教学经验,回来交流交流,我们可以向大家推广。你在你的学生面前也是这样,鼓励你的学生信任你,被学生信任的教师才是好教师。刚走上工作岗位,别养成动手动脚的坏毛病——你在校期间,有老师打过你吗?没有。有老师骂过你吗?没有。是嘛,我们是教育工作者,人们说我们是园丁。什么是园丁?你面前的孩子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小花小草小树,小花,小草,小树,它们身上有了虫子,你要去捉虫子。如果你一脚踢过去,那不就出事了吗——记住,首先是学生出事了。你出事没有学生出事重要。不管是不是有意,打了一下学生,严重的、你想象不到的、你看不见的无形后果,可以导致一个学生一辈子不相信老师,一辈子不相信教育,你说这重不重要?家长是信任学校,才把孩子送来接受教育的,教育没有赋予我们打骂孩子的权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在你面前的学生,都是正在成长的孩子——记住,他们是正在成长的孩子。这回没事,不记住教训,不总结教训,下回就该有事了。”

我认真地望着校长,不断认真地点着头。

校长喝了口水,笑着说:“我只记得你是1944年生的——你们班有好几个44年生的,成绩都不错,你是几月的?”

“农历闰四月的,阳历好像是五月。”

校长仰起身子呵呵地笑起来,轻轻拍着茶几说:

“二十岁还没满呢,我可不敢打你——孩子是打不得的,学生是打不得的。记住:师范——师者,范也。当老师,就是当学生的模范。”

校长看了看手表,说:“哦,时候不早了,回去早点休息,明天还要振作精神,好好工作。有什么事随时向领导汇报,不要背包袱。”

校长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我转过身,想请校长留步。谁知校长不等我说话,说:“我也下班了,一起走走。”说着,一手搭在我肩上,走过过道,拐弯——

走出办公楼。

走过金鱼池。

走到学校大门口。

我又转过身。校长说:“你从下面那座桥回去,我也顺道回家,咱们一起走,一起走走。”

我知道学校教职员工的宿舍都在学校外面的民房里,学校围墙外有一条小路,校长也可以回家。

我和校长在小路上默默地走着。三百米的小路是土路,没有路灯,磕磕绊绊的,不很平坦,路左边是镇上人家的菜园子。一路上,校长一直把手搭在我肩头,不说话,只偶尔说声:“小心。”

于是那三百米长的围墙边的土路,那路边是菜园子土路,那天夜里师生一起走、校长一手搭在我肩头的温馨,让我回忆了一辈子,让我幸福了一辈子。

很快到了小石头桥边,校长握着我的手,拍着我肩头,放飞小鸟似地说:“去吧!”

我向校长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转身过桥,向附小走去。

我没想到,这一走,这一走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后。

倘是没有二十年后,我以另一种的身份再回到校长身边,再一次无意向校长学习一位伟大的教育工作者在自己艰难的人生途程之中,英勇坚决地向学生传授人生和知识的真正的内涵,也许我一生都无法触摸到校长心中那一片灵魂的神圣芳草地。

“文革”之后,蒲圻师范一分为二:主要师资分到了新设立的咸宁市,成为咸宁市属师范专科学校。还有一部分留在蒲圻,还叫蒲圻师范,但为县属师范。任校长和教过我的大部分老师都到咸宁市属师专去了。二十年中间,夹着一个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通过这样一个非凡十年的冶炼,我周围的人变了,我的时代变了,我的师长身上还有当年蒲圻师范的余温么?

但是,就在这种难言的痛苦中煎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忽然发生了。一天,一辆吉普车忽然停在家门口,司机下车谨慎地向邻居打听,谁是叶文福。邻居笑指着刚从家出来的我说:“这不就是?”

原来是任校长派车接我来了。

我亲校长,敬校长,但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翻天覆地,如今自己是有罪之身,该怎么去面对校长那亲切信赖的目光?

我心头一热,眼窝一热,侧身用右手枕着头靠在门框上,几年被无理批判期间积攒的说不清的思绪情潮,使我真想趴在地上痛哭一场。但我没有,生活的流水线不给我停顿的时间。我用袖子擦了把脸,给了司机一个表示感谢的表情,司机打开车门,我一脚踏上车,却上不去——我犹豫不决。

我没有胆量去见校长。

路上,司机告诉我,这是学校唯一的一辆吉普车,临开车时金老师还嘱咐要开慢些,注意安全。

赤壁到咸宁不远,我的初中是在咸宁上的,对咸宁很熟悉。当司机把车向右转,开向便道,我才知道,师专所在地是西河桥外当年咸宁一中的校址。

进校门大约一百米,车忽然停下来,我望望路边——路边站着王志文老师。

王老师笑不迭地打开车门,说:“哈哈,我都在这儿等好一会儿了,估摸着该来了。下车下车,叶文福,你到家了。”

王志文先生是我师范三年级的文学老师。

一个人形成什么样的生活作风,自然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诸如遗传基因、家庭教育、个人性格、生活环境、职业修养等,都应该是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力的。但我自己也知道,我的三位尊敬的师长的品德、修养和行为举止,则直接影响了我一生。那就是——

任鑫平校长;

余以英老师;

王志文老师。

我在另一篇悼念文章中详细记述了余以英老师,这里不再行文。只着重记述任校长和王老师。

如果说,是任校长和余以英老师影响了我,一颦一笑,有分有度;一举一动,规范端庄;惟诚惟恐,容止若思。谨慎之中还有优雅,优雅之间还有一丝愁绪思维作派的话,那么,谈笑风生,潇洒飘逸,惟我独尊,刚正不阿,文风行侠,嫉恶如仇,则是受了王志文老师的极大影响。

王志文老师,崇阳县路口苦竹岭人,1931年生。中等个儿,瘦瘦的,皮肤白皙得很。头发比较稀疏,而且先天带一点浅黄。倘不是梁山泊那个鼠肚鸡肠的王伦败了口味,王老师的形象则是个标准的白衣秀士。

他是学校文学教研组组长,我们在一、二年级就知道,他讲现代文学是全校最好的。他带我们班的文学课使得我们感到万分荣幸,另外两个平行班的同学则十分沮丧。

王老师讲的第一节课就把我们全班迷得颠三倒四。

第一节课是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

王老师进了教室,没有寒暄,没有介绍,没有闲话,把课本和讲义往讲台上一放,两眼往上一翻,右手优雅地理了理浅黄的头发,头一仰,便如入梦境般地讲起课来。

那哪儿是讲课哟——简直是哈姆雷特进入魔境,以一种天才的语言与上天交流心中的痛苦;

那哪儿是讲课哟——简直是毛泽东当年率部在黄土高原之上,在九曲黄河之间,手提风雪,脚走八卦,与胡宗南周旋绞杀犹如闲庭信步。他眼里几乎没有学生,他亦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讲台上,他以为自己是在黄土高原,面对风,面对雪,面对强敌而长啸,面对凶残而低吟。他把我们当作了他的队伍,当作了他的诗行,随意指挥,随意调遣。发号司令而严峻,评古论今而井然。

他讲课使我们油然忘记了自己是在教室里。我们好像是他养的池鱼,被他的目光,被他的眉睫,被他淡黄的飘摇着的头发,被他精准的手势,被他时高、时低、时促、时缓的声调,钓得脖子一伸一缩,嘴一张一合,摇头晃脑,心旷神怡。一会儿鸦雀无声,一会儿哄堂大笑。我们好像是跟着他,是跟着毛泽东,在黄土高原上看风,看云,看雪,看路,看诗,在机智地闪躲、跳跃,避开强敌之后,不时从路上捡起或从树上摘下一个好句子来,吹吹灰,吹吹土,拿给忙着看地图的朱德品一品,尝一尝。

如果是别的教师——即使是优秀教师——在那天天在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能把课讲到如此地步,那就应该说相当了不起了。王老师之所以能使是他的学生在几十年之后还如此痛切地怀念,就在于他远不止于此。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经典作品给他带来了十分深厚的现实空间和历史空间,使他具有了探讨他所面临的现实和他所思考的历史的广阔平台。而他又机智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平台,将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的目光延伸到极限。他把历史讲成文学,他把文学讲成历史;他把现实讲成文学,他把文学讲成现实。他把现实中不能讲的语言用文学语言表述得淋漓酣畅。他并不站在特定的某个阶级立场,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得呆板、枯燥,他就象一位优秀的高空行者,左右逢源,即兴发挥。遇到一些敏感问题,又像毛泽东当年避开强敌那样,巧妙地一拐弯,就甩开老远。我们甚至跟着他,跟着毛泽东,或跟着孙中山,跟着孔夫子什么的,一个猛子扎进历史,在历史的长河里上溯而泅游,顾不得浑身湿漉,泥满嘴沙满袖,与秦始皇当庭雄辩,是焚书坑儒好,还是反“右”斗争好,是分封制好还是郡县制好还是民主制好;与汉武帝据理力争,一个臣子对一件事意见稍有不合,便处以宫刑,是不是没有人性;质问虚伪的唐太宗,弑兄弟篡位是智慧还是无耻;与赵匡胤讨论,不杀知识分子是国策还是权宜……

一个段落下来,有如一个战役告捷,兴奋地一掌击在讲台上,嘎然而止——下课铃同时响了!

下课铃响了,王老师夹起还没打开的课本和讲义,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飘飘欲仙地走了。全班同学一个个面面相觑,来不及激动,来不及兴奋,他便摇呀摇地走了——夹着课本和讲义,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那走路的样子,实在太迷人了。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2021年,距离老师讲课已经是59年了。59年之后,我不禁想贸然问一句:

“即使是现在,即使是59年之后的今天,现在,在中国,谁讲这课书能讲得如我老师这么深刻?能讲得使他的学生59年之后还有如此深刻的记忆?撇开知识层面不说,谁有这个胆量?”

                    

听了王老师几节课,我浑身热血奔涌,壮气蒿莱。心里暗自庆幸——我是不是真有些许福份?

我细算了一下,自从小学一年级起,到初中,到师范,不分男女,不管岁数,我每一位语文老师都是当时学校最优秀的,他们讲的课都能使我如痴如醉。

我下决心认真学好文学课,下决心尽快显露才华。小荷呀,小荷要露尖尖角呀,我一定要让王老师注意我,一定要老师额外精心地培养我——因为以前不管在哪个学校,哪位语文老师,都是发现了我的文学天赋,对我格外器重,精心培养的。

机会来了。

星期三的作文课。

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

连着两节的作文课,王老师把作文题在黑板上一写,简单讲了一下写作要领,便到教室外的花园里去了。全班同学都在紧张地打草稿,我坐在座位上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也不是说写不出来,我是在绞尽脑汁,精心构思,想从一个别人怎么也想不到的角度去写,要让老师大吃一惊,刮目相看。

当时作文课原则上是两节课一下就交作文。因为两节课几乎没有人能交,所以一般情况下可以拖到晚上下晚自习之后交。可是下晚自习的时候,我连草稿都没打完,学习委员来收作业时,我不得不老实交待,我没法交作业。我拿着一大叠改得鬼都不认得的草稿给他看,强调我写得多么认真,主题多么深刻,需要细细雕琢,构思宏大、时间实在太少等等,请求宽限。

小个子学习委员熊德威想了一下,掰着指头,算计着小声说:“行,想把作文写好,特殊照顾一下——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天晚上必须交。”

这一个星期的其他课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混下来的。教教育学的是位女老师,一口广东话很难懂,我干脆上教育学课时也抓紧时间作文。

星期天一整天,我什么事也没干,在教室里一门心思地作文。同学们开我玩笑,在教室里叫唤:“中啦!中啦!中状元啦!”我也没工夫对付。

紧赶慢赶,终于在下晚自习时把作文写完了。二十页的大作文本,是用一学期的,我一气写了十九页——留下一页给老师写评语,我暗想。

我把作文本交给熊德威。熊德威翻了几页,想了想说:“这么晚才交,我是不好意思,你自己去交吧。”

自己交就自己交,酒好不怕巷子深。我心里嘀咕着,自己到办公大楼去交作文本。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老师正好不在。与他同一个办公室的李老师正在改作文。我们班的一摞作文本放在王老师的办公桌上。我跟李老师打了个招呼,蹑手蹑脚地把自己的作文本放在最上面,赶紧撒腿就跑。

                   

我的天!

自打交了作文本,我的心便一刻不得安宁。

写罢作文的下一周作文课,便是老师评作文。这一天,我简直像新兵上战场那样紧张,怦怦心跳自己都听得见。

老远看见王老师端着一摞作文本摇呀摇地走来了,我双手在课桌下紧紧地攥着:

来了来了——表扬我的时刻终于来了!

果然,王老师一上讲台,就从最上面拿起一个作文本,很轻声很认真地念:

“叶——文——福——”

我紧张得简直心都要跳出来了——表扬我的时刻终于到了!

王老师抬起头,目光掠过全班,问:

“谁叫叶文福?”

“我!我……我……”

我腾地一下站起来,大腿狠狠地磕在课桌下沿,痛得我不敢咬牙,脸上还紧张地笑着。

王老师漫看了我一眼,仰起头,望着天花板,把我的作文本举得高高的,一面摇着,一面慢腾腾地说:“一本烂字,跟苍蝇似的,鬼都不认得。这样的人出去当老师,不怕误人子弟么?”

说完,走下讲台,一扬手,把作文本直直地砸在我的课桌上——我坐在靠教室前门的第三排。

“重抄一遍——星期天交!”王老师严厉地说。

我浑身热血冲腾,如泉的汗水顿时从每一个毛孔里炸出来,脑子里一片空白,羞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去。

“中啦!中啦!中状元啦!”

我重抄作文的时候,班里几个家伙恶作剧地调笑我。不过挨了批评,我反倒清醒了,不浮躁了。反正老师是批评我的字写得不好,又不是说我的文章写得不好,有什么可怕的——重抄就是了。

我认真地重抄了一遍,星期五就交了——不过是交给学习委员熊德威,请他代我交的,再也不敢直接交到王老师的办公桌上去了。

                   

那是饥荒年月,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每天人人都是饥肠辘辘的。人人都是定量供应粮食,学生每人每天(十六两制)十四两大米,我们岁数小些的还要让出二两来给大同学。正是长身体的岁数,吃不饱就没法保证学习质量。学校不仅专门腾出不少时间来安排全校师生开荒种地,种瓜种豆,而且每个班都有菜地,能够基本保证连瓜菜带地吃饱——瓜菜带就是那时候出来的名词。

重抄了作文的那一段日子,我十分失落。艰苦的努力,没有得到表扬,反当着全班的面批评了一大通,我实实有点吃不住劲。

忽一天,王老师的儿子心琴到教室来,把我拉到花园里,轻声说:

“明天星期天,我们全家到北山去掏苕,我爸叫我来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

心琴十二岁,是王老师的大儿子,也是十分俊秀,一头黄头发,比王老师的还黄。他正在附小上五年级,他时常在校园里玩耍,我们都很是要好。

心琴把嘴对着我的耳朵,神秘地说:“我爸在家里夸奖你,说你的作文写得好,是个好苗子。打了90分呢!他说作文从来从没打过这么高分,最好的也只打85分。”

“真的?”

“真的。”

我惊喜得浑身直炸汗,拉着心琴直蹦高。连声叫:“去去去,我今天把作业全部赶完,明天去掏苕,去掏苕。”

羊楼洞镇四面环山,风景优美。其中有一座北山,山上是石头,山腰和山下都是地——那时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已经允许人民公社社员种自留地了。大部分人都是种的红薯、玉米。十月,红薯地都挖过了,我们可以到山上随意去掏苕——掏苕,就是到人家挖过红薯的地里,掏一些没有捡干净的红薯根。

星期天天气晴朗,吃罢早饭,我和王老师一家来到北山下。王老师说:

“靠马路边的地都被人掏过好多遍了,咱们走远点,或许收获会大些。”

我们下了马路,往北山背面走,走出二里地,在一块比较陡的山坡地上停下来。王老师卷了卷袖子,说:

“就在这里了,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大显风流。俘敌一万,自家损失一身汗。”王老师在生活中说话已经形成了习惯,把生活语言随口就变成文学语言。说得既准确、贴切、生动,又极富情趣。

又对我说:“我是崇阳人,崇阳山多,红苕多,我这眼睛可以看地,看什么地掏过,什么地没掏过——我看这块地还行。她,她比我还内行。”他指了指他的夫人。

王老师的夫人高挑个儿——比王老师还高。很是秀气,很是质朴。后来的几十年间,她一直跟着王老师,当家庭妇女,跟着王老师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罪,但坚贞不二,坚忍不拔。

我们一面掏红薯,一面闲聊天。王老师说,他与夫人两家旧时都比较殷实。他们是娃娃亲,但因为是一起长大的,感情很真、很深。他们结婚很早,现在大儿子心琴都十二岁了,在附小上五年级;女儿素娟,八岁,在上二年级。

也许真的是王老师的眼力不错,比较陡的那几块地里,我们的收获还真不小。因为是掏红薯,韩信带兵,多多益善——我们是只要能吃的,都要。最大的也就半个拳头大小,即使如此,我们也很满足了。

突然,我眼前一亮,我的锄头下滚出一个硕大无匹的大红薯来,足足有三斤重。

我们立刻欢呼起来。这么大的红薯,滚到我们掏荒者的锄头下来,真是想都不敢想。王老师更是高兴得像孩子,高举着红薯,笑着说:“你们信不信,我昨天晚上在梦里就见到了它!今天我可有功劳了,应该奖赏给我啦!呵呜!呵呜!”装着要咬要啃的样子,把我们都逗得乐不可支。

王老师把红薯递到我面前,抓住我右手,把红薯啪地一声,重重地交给我,说:“你今天是威武大将军,旗开得胜!拿回去,切三份,可以补三餐。”

那时候我们学生吃饭,都是每个人一个粗磁罐子,用油漆写上自己的班级和姓名,自己可以在罐子里放点儿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干罗卜、干腌菜、干红薯丝儿,再派值日生一担子挑到伙房,工友在每个罐子里统一打上几两米。开饭也是值日生到伙房去,把自己班里的饭一担挑回教室,学生都在教室里吃饭的。王老师的意思是我的这个红薯可以分三次在罐子里蒸。

我当然是坚决不肯收,一定要老师带回去。老师拿着红薯,认真地想了好一阵子,从兜里拿出一把小刀,把红薯放在一块大石头上,对半切开。自己一手拿着一半,摇着头,洋洋得意地说:

“这叫平分秋色。”

然后把一半放到我手里,不许我再争了,我只得就范。

那一天我们真的是满载而归,王老师一家四口加上我,总共起码掏了三、四十斤大大小小的红薯根,大的将近半斤,这是很了不起的战绩,每个人都提一袋子回来。我把那半个珍贵的红薯分两次放到罐子里蒸着吃了。

平分秋色——那时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么雅致的词汇。从此,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词组。一辈子,不管在哪里听到或看到这个词组,就油然想起王老师,想起王老师拿着红薯近乎童趣的表情。

那是饥荒年月。

                     

我当然地成了王老师的得意门生。

平时,只要家里有点什么能撑着肚子的,比如崇阳老家送来了干红薯丝儿,或红薯淀粉什么的,小心琴就来叫我一起去分享。我喜欢听王老师说话,喜欢他把生活语言用文学语言表述出来的说话方式。

临毕业的前俩月,三个毕业班挑一个学生代表毕业生在附小讲公开课,当然是在我们班挑,王老师当然是挑我。

王老师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精心地雕琢我。

要我讲的课文是三年级的《蓝鼻子哥哥和红鼻子弟弟》,分三个课时讲完。我没写过教案,王老师先拟了个提纲,让我按照提纲写教案。写好后,他一遍一遍地修改。改得他认为差不多了,就叫我按照教案试讲。

写教案真是个苦差使。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的字只能说是稍有好转,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但王老师并不在乎这些,他说:

“字写得好不好,那是你个人的事,我不管。等得你自己的修养觉得应该把字写好的时候,你自然会下功夫了。现在我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让我看着觉得一横一竖你在用心,你将来也必得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你的学生。让学生在写字的过程中悟出做人的准则和道理。”

于是每次写教案,我不得不一笔一笔的写,一笔一笔地抄,一笔也不敢潦草。我自是暗暗叫苦不迭。

由于学校缩减,金鱼池对面的一年级一排教室都空了。王老师就带我到空教室里去试讲——他当学生,他一个人当学生。

每试讲一遍,老师都要根据试讲的情况帮我再修改教案。每一次修改的教案,都要求我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讲课的时候不许看教案——一眼都不行。

我一生都记得我试讲的时候,王老师望着我的那表情。

教室里只有一张讲台,一张课桌也没有,空荡荡的。我每次都是把自己的方凳搬去,王老师坐在方凳上听我讲课。王老师翘着二郎腿,左手托着下巴,撑在腿上,眼巴巴地望着我。大张着嘴,就象我们听他的课一样,脑袋几乎是跟着我讲课的节奏转悠。我一招一式,一腔一调,他稍不满意就叫我停下来,自己跳上讲台来给我做示范——一直到我跟他说的做的一模一样为止。

为了使能我把公开课讲好,他多次带到我到附小我要去讲课的三(1)班,听他们班的班主任刘真缔老师讲课。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都天真无邪。一次,一个学生看见我穿的是大围腰裤子,贸然问:

“叶老师,你怎么穿这样大围腰的裤子呀?这不是女人穿的裤子吗?”

我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被问了个大红脸。我望了望王老师,王老师也紧张地望着我,一言不发。

我似乎从老师的目光中得到了某种启示或力量,定了定神,抿了抿干涩的嘴唇,认真地说:

“叶老师家里很穷,这是我妈妈的裤子改的。”

王老师脱口而出:“好!回答得好!”

一步跶到我身边,把我搂得紧紧的,轻声说:

“好孩子,将来能当个好教师!”

王老师激动得眼圈都红了,探身对学生们说:

“孩子们,这样诚实的老师好不好?”

“好!”

“你们欢不欢迎这样的老师呀?”

“欢迎!”

于是我毕业之后就分配在附小,并且就当上了这个班的班主任。

                    

王老师的家离校门不远,王老师说,任校长昨天就告诉他了,说派车到赤壁去接我回娘家,还说,别住学校招待所了,就住在他家里,让我在他家休养一些日子。

在客厅,王老师泡了一壶茶。

“是羊楼洞的毛尖。”老师很是自豪地说,他自己先呷了一口茶,神采飞扬地说,“一听校长说要去接你,还要住在他家,我当时就动了歪心思,你只要一进校门,车就必然先过我的家。我……我都等不及了,老师存了一肚子的话,要对你说。我可以先截住车,让你先住我家。我终于得逞了!不,老师,老师是真的等不及了。”

说着,趴在桌子上呜呜地哭起来。

虽然二十年过去了,但乍一看,王老师还是那样子。神采斐然,说起话来很容易激动。

王老师一家住在新盖的宿舍楼的三层,比较宽敞。那个时代还没有装修这个词,他们家也没装修,但比起在羊楼洞的条件,已经觉得十分舒适了。

王老师留我在他家吃饭,师母做了一桌崇阳特色的好饭菜招待我,其中还特地蒸了几个红薯。红薯引起我们的话题,我讲了当年在羊楼洞北山上老师说平分秋色的事儿,老师爽朗地大笑,说:

“哟,你还记得?掏红薯我还记得,说了什么话我可记不得了。苦日子总是想起来甜哪!我还以为你忘记了呢!我们是患难之交,应该珍惜,应该珍惜。”

老师呷了口酒,叹了口气说:“现在已今非昔比了,日子好过多了,起码每天这几根肠子没闲着。”

王老师总是爱用文学语言来表达现实的方法,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的思维方法和表述思维的独特的方法。

老师在竹篓里拿了几个小红薯,每人分一个,说:“来,为了纪念那段苦日子,我们以红薯为酒——干杯!”

我们都认真地把红薯互相碰了一下,连皮一起,都认真地一口吃了。

                   

王老师对师母说:“你把孩子们安排一下,今天晚上我们师生抵足而眠,让我好好享受一下当教师的最大幸福。”

晚上,王老师真的和我在一张床上抵足而眠了。

我们早早就上了床。

说是睡觉,其实就是说话。

说是说话,其实就是沉默。

我们俩都靠在床上,枕着双手,许久,谁都不说话。

二十年时光,暴风骤雨般的二十年时光,如同封存了二十年的老酒摆在面前,谁也不敢贸然开启。我生怕无意戳着了老师的痛处,老师也是避开我挨批判的事,好几次都是话到嘴边,又环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俩都靠在床上,枕着双手,许久,谁都不说话。

望着,对视着,就是亲切。

我一点也不紧张,也没有刻意去搜寻话题,仿佛就是很随意地说:

“老师,您还是那样子,一点也没变。”

    “是吗?”

我在王老师家只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正在吃早点,师母金美玉老师就风风火火地进来了。进得门来,一握住我的手就刮着我的鼻子,扣我一顶大帽子:

“好哇,你叶文福胆子不小,回母校来,不先去看老校长,不怕校长打你屁股。”

金老师如此一说,使我顿时想起老校长当年批评我时说的话:“你还是个孩子,我可不敢打孩子。”

我笑着说:“校长当年就说他不敢打我。”

金老师一面端详着我,一面说:“那时候因为你是孩子,现在长大了,他就可以打了。”

我也笑着狡辩:“我在老校长面前,永远长不大。”

金老师接过师母递过来的开水,放到餐桌上,说:“快吃快吃,住到我家去,我家比王老师家宽敞多了,房子我都跟你收拾好了。校长跟我说,你是行客——行客拜坐客,要你在我家住一个星期,把教过你的老师都一一拜到,才放你走。”回头对王老师说:“我传达校长的旨意:明天中午,在我们家为叶文福接风,凡是教过叶文福的老师,都是座上客。你我可是通知到了,还有几位,我今天上午必须通知到,免得到时候抓不着人。走走走,叶文福。”

                   

校长的家在小山边,是一幢独立的别墅式平房,有几间房我搞不清楚,反正很宽敞。校长现在也是师专的校长,改革开放时期,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迅速膨胀扩大,条件自然好多了。两扇开的大门,进门是一个大厅。足有三十平米。板材地平,大门口两边分放着两盆米兰。

大厅东面有一个小客厅。金老师领着我进去时,校长正在往茶杯里倒开水。看见我,校长很高兴。

校长的高兴也就是笑了。二十年没见,坐在面前,也就是笑着仔细端详我而已,决不会像王老师那样,抱着我老半天不松手。校长在我记忆中永远是这样,永远像一泊深井里的水,把我这远来的月亮静静地映照在自己心中,亲切地笑着,平静而安详。

金老师说着,笑着,里里外外地忙乎着,还有一大帮我认不过来的孩子叽喳着,把这一家欢乐的氛围渲染得像过年一样。而校长只是和我面对面坐着,笑着,右手做一个优雅的姿势,示意我喝茶。给我感觉校长就象一棵树,金老师和孩子们就象一窝喜鹊。喜鹊们叽叽喳喳地叫,你只有进得门来才知道是喜鹊叫。如果是在门外,还以为是树在鸣唱呢。

校长说:“消息传得很快,我昨天下午就知道你回来了,知道你住在王老师家。你们尽师生之谊,也就没管你。今天一大早,金老师沉不住气了。你们还是同事呢,她喜欢你,一大早就咚咚咚跑去了。我说你等人家吃完早点再去,她说不行。”

校长像在说家常,又像在说公务,简洁地说完该说的话,就没了,摇着身子换了个姿势,笑着望着我。

金老师在忙中插进来说:“那当然哪,我不早点去,别人把他抢走了,我是搞么事的唦!”

任校长和金老师说的都是纯净的汉口话,只有湖北人知道,汉口话是湖北最好听的话。

校长平静地笑着。那一刻,我沐浴在幸福的祥光之中;那一刻,我才觉得这世界是公平的,是人伦的,这才是人间,人间是应该这样的。有我的校长,有我的老师的母校真是亲切。

                   

校长说:“我这里宽敞,方便。多住几天,说说话,谈谈心。二十年没见面,人事变迁都很大,我们都是死里逃生。当年教过你的老师,也有的过世了。沈烈山老师教过你没有?”

“教过——是我一年级时的班主任。”

“哦,他留在了蒲圻师范。不过这里还有几个。我明天中午在家备几个菜,把教过你的老师都请来,聚一聚。”

                      

第二天上午,我帮着校长在大厅里摆了一张大圆桌,金老师里里外外忙得就差没打啰吙了。当年附小有几位老师是师范我的老师的夫人,都提前来给金老师帮忙。因为她们也是我的同事,所以见了面都亲热得不得了。

校长拿出一瓶茅台酒,说:“几位老师都不是喝酒的人。喝点茅台,喜庆喜庆!你酒量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诗人应该能喝的。”

我笑了:“那是李白。还是因人而异。我不喜欢喝得醉醺醺的,喜欢与亲人朋友一起喝点散文酒,意思意思就行了。”

校长说:“我也是。”

不一会儿,王志文老师、陈有恒老师、李镇澜老师、肖隆峰、但毅夫妇、师家仙老师、许筱华、徐琦君夫妇、饶培英老师等都来了。喝酒、吃饭其实都只是个形式,是个借口,师生经过了二十年离乱,都愿意在一起互相慰藉负伤的心灵才是真。平常也没有这么个理由,我一回来,大家都高兴,所以都提前来,在一起说话,各自诉吐自己的苦水。

我的直感就是,我长大了,我的老师都老了。

                    

任校长在主人席上站着,高举酒杯,微笑着说:

“我们今天都很高兴。叶文福回到母校来,来看望我们,来看望教过他的老师们。二十年没有见面,师生们聚在一起,说说话,谈谈心,作为我们当教师的人,自然是我们人生中幸福的一个重要内容。叶文福以前是我们的学生,我们都是看着他长大的。我以前还真不知道他穿母亲的大围腰裤的事,是王老师讲给我听的。他说他很感动,我听了也很感动。叶文福当学生时是个好学生,成绩好,很调皮,也很可爱,我们大家都喜欢他。现在他出息了,成了诗人,成了大诗人,给母校争来了光荣,也使我们这些教过他的人感到欣慰。我当然知道,他被点名批判了,自己的学生,在外面犯了什么错误,我们也摸不清事情的原委,也管不着,我也没问他。我只知道我们以前是他的师长,他在困难时回到我们身边来了。那年他在附小犯了错误,我就对他说过,母校是师范生的娘家,孩子们回来了,我们就高兴。我们都犯过错误,都挨过批,挨过斗,这没什么,有了错误,改正就是了。几十年间,那么多学生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到我身边,我都觉得自己应该像老母鸡似地,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他们。一个教育工作者,能张开翅膀,庇护自己的学生,是一种高尚的幸福,也是教育的魅力之所在。今天也是这样,大家都高兴,我也很高兴。平常虽然在一起,各人有各人的工作,都在忙,叶文福回来,就象一条丝线,把珍珠都串在了一起。所以请大家来,一起聊聊——来,为叶文福接风,干杯!”

任校长把一丝笑意挂在嘴角,低了低头,自己跟自己说话似的:

“我今天拿出来的,是我放了几年的茅台酒,拿出这最好的酒,我想表示的是,我搞了几十年教育,在这一方土地上,也算得是桃李满天下了。叶文福回来,我很高兴。真的,这孩子很清纯,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念着他。本来,师生之间,有一份亲情,藏在心里,笑在脸上就足够了。我教几十年书,叶文福是我所有学生中,最优秀的学生!最优秀的!最优秀的!”

任校长话音刚落,王志文老师立即站起来,激动之中,响亮地打了一个长长的家乡囉吙,举起酒杯,自斟自饮,连喝三杯,说:

“我跟校长几十年了,今天才真正认识了校长。校长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从来说话都是十分平和的。我本以为校长给叶文福的,也就是老师给学生的一份厚爱,今天校长给叶文福这么高的评价,这么不留后路地评价叶文福,我没想到,我想不到。这是一个信仰的高度,一个道德的高度,一个知识的高度,我没达到。本来,叶文福是我的学生,校长刚才的话,本该是我说的,校长先说了,我也就多领到了一份光荣。我感谢校长,我感谢命运使我一辈子在这样高尚的领导手下工作。校长,我今天要醉。来,叶文福,当年我们在北山,师生平分秋色,分了一个红薯,回家去撑这个穷肚子。今天,我们师生对酒,用茅台,对醉,醉这个富起来一部分的穷肚子——用这高尚的享受,祝福我们时代的伟大进步,表彰我们自己在重重苦难面前的卓越表现。”

                       

我在校长家住了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校长带着我,在学校的几位教过我的老师家轮流吃饭,轮流喝酒。老师们的日子,比起二十年前几乎天天挨饿来,当然强了一大截子,但依旧清贫。所谓吃,所谓喝,并没有大吃大喝,只不过炒几个家常菜热闹一下,亲切一下。

有一次喝酒的时候,说起我每天焦急地盼望上语文课的心情,我说:

“我坐在第三排,靠着窗户,只要上语文课,老远看着王老师走过来,就激动不已。王老师走路特别有意思,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夹着书,这样,这样,歪歪的,像一朵云,像一朵云斜斜地飘过来。”我一面说着,一面站起来模仿着,把我的师长们都逗得禁不住哈哈大笑,“我们几个调皮鬼私下里偷偷地学王老师走路,后来竟改不过来了。到部队后,挨了好几次批评,才渐渐改过来。即使是现在,也有时候无意之间走路还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

“真的?”王老师十分紧张地站起来问我。

“真的。”

王老师端起一杯酒,对任校长说:“为人师表之难,难于上青天!校长,我今天才深切体会到了。为师者,容不得一丝污垢,容不得一丝苟且,容不得一丝个人积陋。后学乃深山泉水,清澈见底,老师有错,孩子们也跟着学,还学几十年,我这不也叫误人子弟么?”

任校长也端起一杯酒,笑着说:“我倒是觉得,叶文福里里外外,都有你的神韵。”

王老师急着说:“不不,校长,我是觉得他身上有您的影子!”

任校长说:“学生是酒,学校是八卦炉,老师——你我,是高粱——高粱不能生虫子。”

2010,1,27,于北京三叶宫

2021,10,29,再改于北京三叶宫

盘点李泽厚

易中天

刚刚得到李泽厚先生仙逝的消息,不禁愕然。二十年前,我发表《盘点李泽厚》一文,对先生的学说有赞同有批判。先生不以为忤逆,只是当面对我讲:你可以说,我可以不听。又对我提出许多善意的建议。当时匆忙,未及深谈,孰知竟成永别。悲痛之中,忽然领悟先生何以要用“子曰如之何”与“佛云不可说”为他的《世纪新梦》作结。

谨以此意,敬献挽联致哀:

天或有情,佛云不可说;

人其无力,子曰如之何。

01 缘起

盘点李泽厚,决非赶时髦。

李泽厚已经不时髦了。上个世纪末某日,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李泽厚南下应邀做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李泽楷?有没有搞错?

实在的说,当我听到这个真实的“笑话”时,却有些笑不起来。没错,李泽楷与李泽厚,只不过一字之差,看走了眼也不足为奇。问题是,他们当真是看走了眼吗?未必。说白了,这些学生之所以把“李泽厚”看成“李泽楷”,只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李泽厚。

于是,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

想当年,李泽厚的人气多旺啊!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

有人甚至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这话也许夸张了一点。但不管怎么说,当年李泽厚的知名度,决不亚于今日之李泽楷。然而今天的大学生,已大多不知李泽厚为何许人也了。老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白云苍狗,本是当然。但,从八十年代初到如今,不过二十多年光景,无乃过速乎?

我终于没敢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李泽厚。毕竟他是我所敬重的前辈,何况我也是所谓“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中之一员。面对面的,实在难以启齿。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出来。因为这已不是李泽厚或李泽楷个人的事。正如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比尔(盖茨)不知道保尔(柯察金),并非比尔或保尔个人有什么是或不是,实在是时势所使然。何况这个并不好笑的笑话背后,也不乏耐人琢磨的东西。

其实,就连我们这些人,现在也不怎么读李泽厚了。李泽厚出了新书,《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己卯五说》等等,也买,但未必读,读也不激动,更没有当年那种如饥似渴先睹为快的感觉。我们买李泽厚的书,毋宁说是“怀旧”的成分多于“求新”。更多的,是出于对他的尊敬和怀念。是的,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李泽厚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是,无论我们当年或现在是否赞同他的那些观点(事实上也从来就没有全部同意过),我们都不能也无法否认他对我们的影响。毕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李泽厚是重要的,他的影响也是抹都抹不掉的。

这样一个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物,为什么转眼之间就成了明日黄花?是李泽厚变了,还是我们变了,或者是时代变了结果李泽厚和我们都变了?

这倒是应该也值得弄清的问题。

因此,我决定“盘点”李泽厚。为我自己,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

02 机遇

所谓“盘点”,其实也就是“反思”。实际上我并不可能对李泽厚进行“全面”的盘点,顶多也就是“反思”一下而已。反思是哲学家爱说的话,爱做的事。哲学家在教会了别人反思的同时,也使自己变成了反思的对象。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就像历史学家也可能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样,原本不过是他们的“宿命”。

李泽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有多方面的原因。

李泽厚成名很早。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因一场美学的论争而崭露头角,名重京城,成为一个学派的“领袖”和“宗师”。那时,1930年出生的李泽厚也还是个“小年轻”,算起来不过现在一个博士生的年龄。想那时也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年代。许多现在看来实属低层次的问题,却被朝气蓬勃地讨论着,并因此而人才辈出。李泽厚的美学观点(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更可谓红杏一枝,很是领了好些年的风骚。

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出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在八十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以后的情况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总算能够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才又重新回到课堂。这就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很幸运。我们接受中等教育是在1966年前。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学生的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这是其中许多人在恢复高考后,能够以“同等学力”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后来,在运动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滚打跌爬,历尽磨难,茁壮成长。有的炼就“金刚不坏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的则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就在我们走进校园不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邓小平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几乎天然地与之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学生。

这时,李泽厚来了。

李泽厚来得很潇洒。

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位思想家。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哲学、美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部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影响深远,《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相比较而言,他的《美学四讲》、《美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在他的美学著作中,我认为只有《美的历程》是不朽的,尽管他自己更偏爱《华夏美学》。

思想家与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有用,或等于没有产生。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就总要有人当学问家。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未来。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变革和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变革。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但正如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所言,当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其他宣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也许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李泽厚的“幸运”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拥有一大批能够理解和回应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应。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无论是“叙齿”(年龄)还是“排辈”(学历),李泽厚和我们都算“两代人”。两代人之间,是会有“代沟”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下一代理解上一辈,要超过上一辈理解下一代。比方说,我们看老妈老爸,就比老妈老爸看我们清楚;儿子女儿看我们,又比我们看他们透彻。李泽厚面对“代沟”偏能“马作的卢飞快”,不能不说他运气好,因为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

这实在是历史给予李泽厚的机遇。

李泽厚抓住了这个机遇。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

诚如骆玉明教授所言,李泽厚是在那个荒唐年代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连续地在社会中造成震动,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泽厚一人而已。

于是,李泽厚便光芒四射地表现出他的魅力。

03 魅力

也许李泽厚不知道,也许他知道了也不以为然,在八十年代初那个春天那个花季,他之所以风靡了神州颠倒了众生,首先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文笔。

虽然已事隔二十多年,我仍然记得初读李泽厚时的那份心情。那时,李泽厚每有新作发表,朋友间都要奔走相告。我们甚至特别喜欢他的那些“小文章”。1981年,他为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作序,一句“八十二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曾让我们击节不已;他在1980年为《美学丛书》所作的短序,我们则几乎能整段地背下来:“字数可多可少,范围尽量广泛,性质、题目、体裁不拘一格,中国外国咸宜,介绍论说均可,或专题,或综合,或重资料,或谈观点,或理论评述,或文艺欣赏,或高头讲章,或论文汇集。水平不求多高,只要言之有物,实而不空就好。”闲篇散章的魅力和影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他那本《美的历程》了。

李泽厚的魅力在《美的历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被视为“中国美学史外编”的《美的历程》一书,起先曾以《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为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美学》(第二期,1980)上发表了前三章。初刊之日,便广为传颂,纸贵洛阳。读者盼其全书,如久旱之望云霓。次年三月,该书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后来又有了多种版本(比如广西师大社的插图本),无疑是学术著作中最畅销的。即便现在看,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因为它不但跨越五千年历史,贯通多种艺术门类,而且“兼具历史意识、哲理深度、艺术敏感,还颇有美文气质”(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样的著作能有多少呢?凤毛麟角吧!

以十几万字的篇幅来完成这样一个“美的历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且能做到该细密处细密,该留连处留连,丝丝入扣,顺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巡礼中触摸到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诚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但最初打动我们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它的气势和情调。这就像是欣赏艺术品。当我们刚刚接触到一件雕塑、一幅绘画、一个青铜器或一首乐曲时,我们是来不及仔细琢磨它的。我们很难一下子体会到它的深刻含义,也不可能马上把它的形式结构看清楚。所有这些,都是以后的事,而且也许需要反复欣赏、反复体验、反复品尝、反复咀嚼,才能“品出味来”。而在当初,在与艺术品猝然相遇又怦然心动的那一刻,我们总是“一下子”就被感动和震撼了。我们分明感到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在吸引和呼唤着我们。《美的历程》便正是这样。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它的魅力,正在于它的“说不清”。

的确,这是一部说不清该算什么的著作。专论?通史?散文?札记?都是,又都不是。它是一个鸭嘴兽,是兽也是禽;它是一个猫头鹰,像猫也像鹰。你还可以说它是个“四不像”,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但你无法否认一点──它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

与众不同,正是《美的历程》使我们心仪之处,也正是李泽厚使我们心仪之处。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与众不同”的。它需要胆,需要识,还需要才。有胆才敢做,有识才能做,有才,才做得出、做得好。李泽厚恰恰正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美的历程》一书真是写得英姿勃发,才气逼人。单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更不用说每过几页就有一段华彩乐章了。实际上,《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它充分地表现着李泽厚的艺术魅力。

但更重要的还是胆与识。

我在《闲话中国人》等多部著作中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要求“大家一样,人人有份”则几乎是中国人的“集体文化无意识”。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乃是做人的大忌。只有历史上数得着的那几个顶尖级的大英雄大人物,才敢如此。但即便是这些大英雄,一开始也要受排挤、遭非议。直到后来,他们成了众望所归公认的领袖,与众不同才不再成为问题。

大英雄可以与众不同,不等于别人也可以。恰恰相反,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六亿人民就连衣服都穿得一模一样了,何况写文章?那更是必须一个模式一个腔调,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李泽厚是什么人,也敢与众不同?显然,这就必须有足够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来支持。不少人指责他的一些结论过于武断。但武断的背后,又何尝不是自信,以及敢做敢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断”也不容易呢!就是借给你一个胆子,只怕也不敢。正是在这里,在“武断”和“狂妄”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李泽厚的人格魅力。

但仅仅如此显然不够。时间毕竟已进入八十年代,敢于标新立异的人多起来了。社会上的那些“问题青年”,就胆敢身著“奇装异服”,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提收录机招摇过市,能说他们也有“魅力”?真正具有人格魅力的人,背后必定有理想和信念来支持。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事实上李泽厚之所以会把他的文章著作写得与众不同,从根本上讲就因为他的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就在1981年,李泽厚在回忆起自己的读书生涯时,便夫子自道,说他“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走我自己的路》)。这其实也就是李泽厚文章著作的特点:决无陈词滥调,决不人云亦云,新意时见,新说迭出,充满新鲜气息。唯其如此,他才在表现出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表现出思想的魅力。

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果不其然,他那篇《走我自己的路》刊出后,“一位标榜人道主义的善良领导”便紧张兮兮地跑到他家里对他妻子说:“怎么能用这种标题?这还了得?”

是了不得,因为年轻人听进去了。五年以后,这句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也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格言,到处出现,谁不说谁不够“品位”。就连小品节目中的人都会说,只不过被说成了“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或被改成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的去吧”。

是啊,人生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要么走别人的路,那就只能让自己去说了。李泽厚不愿意让自己去说,他选择了走自己的路。

李泽厚是一个先行者,他走在了前面。

跟在后面的,是崛起的新一代。

04 意义

李泽厚的确具有一种先驱者的意义。

在1979到1989这十年间,李泽厚在学术界几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总是在出版新著作,发表新见解,提出新问题,阐述新观点,甚至不断引进和创造新名词、新概念、新提法:异质同构、儒道互补、有意味的形式、文化—心理结构、主体性、积淀,等等,等等。其中有的虽非李泽厚所发明,却也多为李泽厚所倡导、传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学术新观念、新方法的倒也不乏其人,但能够“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做到“融会贯通”、“用人如己”的,还首推李泽厚。李泽厚有着过人的聪明。别人手中的兵器,到了他手里,就能玩出新花样来,而且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举重若轻。比如他用“有意味的形式”来讲彩陶纹饰,就让人叹服。尽管他那个“有意味形式”,与原创者贝尔的说法并不是一回事。

李泽厚又是极为敏感的。他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不失时机地把学术界的关注目光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八十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便都与李泽厚有关。几乎可以说,李泽厚的目光扫向哪里,哪里就会热起来。于是,他就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足迹,甚至不少学说都打上了他的烙印。

现在再来讨论前面那些提法和论争的是非对错,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事实上,李泽厚的许多观点和提法,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普遍的认同。争议一直存在,而人们的认识则在前进。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并不重要。或者说,这很正常。马克思说过,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思想家并不一定非得别人同意他的观点,而只希望能够启迪智慧。

李泽厚的意义正在于此。

李泽厚是一个在学术界大多数人还一片茫然时筚路蓝缕的人。那时,学术界刚从十年动乱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甚至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帮”的腔调。这是一种连“党八股”都称不上的话语模式,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了无生气,乏味透顶。这种人人憎恶的文章套路之所以还能延续一段时间,除习惯使然和一些人胆小怕事外,也还因为大家不知道,如果不这样说话,又能怎样说。

开始时李泽厚也一样。他也写了诸如《实用主义的破烂货》(1979)一类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改弦易辙了。李泽厚1980年的文章便已让人耳目一新。甚至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便已是纯正的学术著作,全无八股腔调。同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亦然。不过两书均嫌太过“专门”和“学术”,其影响便不如《美的历程》。《美的历程》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和朦胧诗一起,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

如果说,朦胧诗让我们知道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甚至就该这么写);那么,李泽厚则让我们明白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甚至就该这么做。比方说,讲哲学,并不一定要套上唯心、唯物之争;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浪漫之别。然而在此之前,这种套路是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结果就闹出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来。比如李贺,照理说只能算是“浪漫主义”的。又因为李贺的诗“鬼气”太重,便只好算作“消极浪漫主义”(李白则是“积极浪漫主义”)。后来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他老人家喜欢李贺。这下子文学史家们就狼狈了。伟大领袖怎么会喜欢“消极”的东西呢?只好另找证据,证明李贺其实是“现实主义”诗人。那么李贺究竟是什么“主义”?什么都不是。中国文学史,根本就不能那么讲。李泽厚不这样讲,也就无此尴尬。这在当时,却不能不看作一个“重大突破”。

但李泽厚的意义还不仅于此。

就我个人而言,《美的历程》以及李泽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让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李泽厚的实践告诉我: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人生。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因此,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美的历程》就是这样做的。比如“苏轼的意义”一节,讲到苏东坡写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挂冠服江边”,却不过回家睡觉,并没有“拏舟长啸去矣”时,李泽厚说:“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脱人世这个大罗网。”如果没有人生的体验,这样精辟的话岂是说得出来的?

历史的遗产一旦被看作鲜活的对象并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相结合,就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尸臭了。过去(也包括现在)一些学者专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么僵硬呆板枯燥无趣,味同嚼蜡不堪卒读,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字表述能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作活物。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哀莫大于心死。心已死,文字还能活起来?

学术著作变成木乃伊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在说别人的话,至少是总在用别人说话的方式在说话。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人生而学术,而是为某种现实的利益而学术。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认的“学术规范”和“量化标准”,小心翼翼地不要触犯了学术界的“规矩”。这时,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别人用什么方式说我也用什么方式说,无疑是最保险的。而当所谓“学术规范”其实不过“八股套路”,所谓“量化标准”也仅仅只是论量不论质时,大量炮制八股文章甚至学术泡沫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表述方式,而是一个“为什么而学术”的问题。为人生而学术,就要讲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总之,你完全可以不必顾忌任何成规陋见,不必死守某种模式套路,信马由缰,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才气和知识准备了。

李泽厚有。于是李泽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实践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通百通。从此,我们的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目光锐利了,思路敏捷了,就连文笔也变得流畅了。这都得感谢李泽厚。没有他,我们当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这是一种智慧的启迪。许多人甚至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寻。

但同时,李泽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得鱼忘筌,得兔忘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河,李泽厚老师不必再为我们摸石头。我们会记住他这座桥的。

05 历程

其实,即便有人愿意听,李泽厚的“课”也未必还能讲得下去。

一般都把李泽厚这近十年来的销声匿迹少有人知,归结于他1990年后去了国外。实际上,他走也好,不走也罢,情况都差不太多。在我看来,他的问题,早在《华夏美学》一书中便已有征兆,已见端倪。该书1988年7月由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出版,同年11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2月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次年2月由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半年功夫,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还有使用华语的新加坡,都出版了这本书,可谓遍布华人圈。李泽厚也很看重这本书,认为比《美的历程》更重要,而且认为谁喜欢《华夏美学》,谁就是“独具慧眼”。但恕我眼拙,实在看不出它好在哪里。比如开头这一段,就简直让人怀疑那是不是李泽厚写的:

    美,这在汉语词汇里,总是那么动听,那么惹人喜欢。姑娘愿意人们说她美;中国的艺术家们、作家们一般也欣然接受对作品的这种赞赏,更不用说美的自然环境和住所、服饰之类了。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实话实说,随便找个中学生,也不会写成这样!王朔有云:一盘菜,不必都吃完才知道好坏吧!《华夏美学》的开头如此,后面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我从头到尾都读完了。而且,由于当时买不到书,还做了笔记。

不可否认,《华夏美学》中仍有不少让人怕案叫好的东西,也不难看出李泽厚在撰写该书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已比撰写《美的历程》时系统深刻。如果要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华夏美学》倒是不妨一读的(但我以为读他那三部“思想史论”更好)。问题是李泽厚之所以是李泽厚,就因为他比一般研究者多了一份才气和灵气。然而《华夏美学》一书却灵气全无,就连书名也显得呆板俗气。开头不好,结尾也不好。结语那句“是所望焉”在《美学文丛序》中已经用过一回了,现在又用,岂非没了招术?

古人云,人生有三大悲哀: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江郎才尽。1989年的李泽厚,即便没到那个份上,也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华夏美学》出版后,几乎悄无声息,初版也只有区区5000册,与《美的历程》真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我就在心里惊叹:先生莫非老了?

随便翻翻1996年的《世纪新梦》,就能感觉到李泽厚的老态。洋洋42万字的集子,实在新意无多,就连作者自己也承认“内容和词句上都有大量雷同之处,因为翻来覆去也就是讲这么点意思”。其实,事情并不完全在于是否一定要有新内容。一些观点,尤其是一些基本观点,确实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复讲。问题是即便重复地讲,也可以讲得不重复。即便再三地讲,也可以讲得有新意。至少,你总可以讲得有趣一点,好听一点吧?然而我们终于失望。只有那篇痛快淋漓的《后记》,才让人觉得李泽厚宝刀不老。

还是回到《华夏美学》。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李泽厚对这部相对而言并不多么出色的著作情有独钟?他自己解释说“这可能是由于自己偏爱哲学的原故”,而“《华夏美学》涉及的哲学问题,比《美的历程》要多”(《华夏美学》日文本序)。也就是说,李泽厚的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哲学情结”或“哲学家情结”。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李泽厚的历程就多了一份理解。

李泽厚其实是想当哲学家的。在他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可能就有了这个念头。否则,家境贫寒的他,何不去选择一个既轻松又能挣钱的专业?他难道不知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而当哲学家并不容易。在当代中国要当一个哲学家,就更不容易。你得选好自己的路。冯友兰先生就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搞哲学通常有两条路。一条是“照着说”,这是哲学史家的做法。另一条是“接着说”,这就是哲学家了。

李泽厚要“走自己的路”,就既不甘心“照着说”,也太愿意“顺着说”。然而一时半会的,也还不能“接着说”,便只好“挑着说”、“绕着说”。所谓“挑着说”,也就是拣那些相对而言可以“由着说”的话题,先说将起来,最后绕到最想说的领域里去。

李泽厚选择的是美学。

选择美学是对的。李泽厚原本就有艺术气质,内向、孤寂、忧郁而易感,又从小喜欢文艺,兼具哲学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艺术家敏锐的感受能力,搞美学是再合适不过了。更重要的是,较之哲学的其他分支(哲学原理、伦理学、认识论等),美学离政治最远,受政治的干预和影响最小,自由空间也就最大,但又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七绕八绕,还是能绕回哲学来。所以,先讲美学,再讲哲学,通过美学来讲哲学,应该说是行得通的。

李泽厚的“策略”大抵如此。事实上他的历程也正是这样:先以美学研究成名,同时进行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某些专题研究,最后则“直捣黄龙”。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三十年间,李泽厚一定阅读了大量的图书,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进行了反复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下过苯功夫”)。唯其如此,他才能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大放异彩。我们看他那时的著述和言论,真可谓四路出击八面威风:评康德,论孔子,谈文化,说思想,臧否历史人物,指点当代文坛,梳理古今脉络,畅议中西学说,直至最后建立和提出他的“主体性哲学”。其范围之广阔,气势之恢弘,见解之精辟,文笔之华美,让许多号称“美学家”乃至“哲学家”的人相形见绌黯然失色。

然而,就在李泽厚风头正健时,批评也同时群起。

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两派的意见也正好相反。一派斥其“离经叛道”,一派怒其“僵化保守”,但不喜欢他,则是一致的。李泽厚夹在当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正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李泽厚提起,也只能说“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这其实是一种无奈。

无可奈何花落去。曾经处于巅峰状态的李泽厚,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末路。

06 末路

李泽厚这种进退失据左右两难,也许为他始料所不及。因为他的初衷,原本是想能够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

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李泽厚便表现出他独特的想法和思路,那就是通过折衷与调和,来另辟蹊径。当时论争的诸方,主要是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论”,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论”,还有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但“主观论”有唯心主义之嫌,“客观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问题多多,而朱先生又是唯心主义美学旧阵营中过来的人,李泽厚显然不愿意把自己归入他的旗下。既要坚持“美是客观的”(这在当时即意味着坚持“唯物主义”),又不能把美归结为事物的自然属性(其实彻底的客观论就得这么说),还要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于是李泽厚便提出了“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说法。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要么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要么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哪有什么“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社会性和客观性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你叫它们如何统一?

然而这条原本走不通的路,却让李泽厚走通了。一时间疑者甚少而应者甚多。这其实是当时学术界逻辑水平太低所致,而李泽厚却认为他找到了一条好路子。他以为只要找到一个看起来合适或说得过去的框架,就能随便把东西往里装。于是他就沿着这条道路越走越远,直至走向末路。

本来,如果李泽厚只是在美学范围内自说自话,也没什么关系。美学毕竟是一种“虚玄之学”,随你怎么讲,圈外人都不会多当真。然而李泽厚是不甘心只当美学家的,也很愿意发表他对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的看法。这是他站在哲学家的高度,居高临下俯瞰历史得出的结论,不吐不快。这就实际上是在参与政治干预现实了。而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他的内在矛盾便暴露无遗。

就说“西体中用”。

这个说法,是李泽厚的得意之笔。从学理上讲,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中西体用之争的结果,也无非是四种选择:固守国学、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固守国学守不住,全盘西化行不通,中体西用早就声名狼藉,剩下的选择,也就只有“西体中用”。

问题没有,麻烦却多。

麻烦就在于究竟什么是“体”,“西”又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李泽厚自己认为已经说清,其实别人听不明白。比如,他说“体”只能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至于“西”,则主要是现代化的意思。现代化虽然不等于“西化”,但现代化之种种,包括思想、观念、方式、载体,却又都从西方学习和引进得来,因此无妨谓之“西”(《世纪新梦》)。也就是说,只要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现代化了,就是“西体”。这倒是不错,但用不着李老师来讲来教。因为我们早就穿牛仔裤、吃麦当劳、开进口车、用电冰箱了。一句话,我们早就“西体”了。只是不知道如何“中用”,用进口收录机放音乐打太极拳算不算?

看不懂的地方还很是不少。比如,李泽厚斩钉截铁地说,“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是“体”,“体”只能是“社会存在”;却又说,“学”既然生长在“体”上,并产生、维系和推动“体”,就当然应该为“主”、为“本”、为“体”。因此,所谓“西体中用”,又仍然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个“西学”,不但包括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其他理论学说,以及科学技术、政经管理等等(《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这可真是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体,既是“社会日常生活”,又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它还同时也就是“西体”),到底是哪个?西,既是现代化,又是新思想,还包括科学技术,又到底是哪个?

都是,也都不是,全加在一起才是,却又只能分开来说,而且越说越说不清楚。因此李泽厚这个提法就麻烦多多。如果“西”即现代化,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现代为体,传统为用”;如果“西”即科学技术,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科技为体,人文为用”;如果“西”即马克思主义,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马列为体,儒学为用”。这倒可能是李泽厚的真实想法。晚年李泽厚津津乐道的课题,是要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或者说,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去夺取和占领“新儒学”的阵地。我想这大约又是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事情。海外那些“新儒家”并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未必领他的情,至于年轻一代,则恐怕根本就没有兴趣。

不能说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完全没有道理,更不能说他不是一番好意。他其实是很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一条康庄大道的。无论如何,这种想法令人敬重。他设想的蓝图也很不错:以社会存在(即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本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科技生产力为关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既学习西方经验,又弘扬民族传统,以期平稳健康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有什么错?差不多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思了。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理论,还要那个含糊其辞歧义甚多的“西体中用”干什么呢?何况还要解释老半天。

李泽厚曾用孔子和佛祖的话来为他的《世纪新梦》作结,我也借来结束本文吧——

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佛云:不可说,不可说。

那就不说也罢。

(以上内容来源:“易中天”公众号,本刊获作者授权转发)

真学者冯天瑜

文/ 邹贤敏

浮躁喧哗的时代,学术生态日益恶化,假冒伪劣似成常态,但也不乏真正的学者,他们才是学界精英,是中国当代学术精神的代表,冯天瑜就是其中的一位。

冯天瑜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原武汉师范学院的教师正为重新获得了教学科研的权利摩拳擦掌,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冯天瑜调到我们学院来了,在历史系!”不知怎的,我也有一点莫名的兴奋,虽然我只知其名不识其人。凑巧,他就住在我家对面一幢老旧平房的两居室里,于是整个夏天,我和爱人几乎每天傍晚都目睹了三十米开外的一幕:男主人搬出把躺椅,放在房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女主人缓缓步出,慢慢躺下,享受着病人的闲适,他又搬出一高一矮两张旧木凳,或坐下看书,或俯身写作,对四周传来的“锅碗瓢盆交响乐”充耳不闻;掌灯时分,她慢慢起身,缓缓踱进,他撤走所有“道具”,关上纱门,书桌上的灯光亮起……三十年如白驹过隙,这感人的一幕已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且随时光的流逝愈益鲜明。我爱人曾多次忆及当时的感受:“那时我以为你够用功的了,可他比你还要用功,一看就知道是个真做学问的人。”坐在小凳上的天瑜,此前刚刚抓住选择专业的机会,决心竭尽绵薄于中国文化史,正在和时间赛跑,潜心撰写有关明清文化史方面的专论。

湖北大学前身武汉师范学院时期的文史楼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与天瑜相识,没有任何过渡,成了可交心的朋友。一天,我俩在校园相遇,按惯例聊了起来,其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党委找我谈话,要我当校领导,说省里已同意,征求我的意见。”

“你是怎么样想的呢?”

“我不想干,还是搞业务更适合我。”

“上面都决定了,恐怕由不得你。”

“我给省委书记和省长写了封信,详细申述了自己的想法,恳请组织上更换更合适的人……”

“老师们肯定都希望你出来,会支持你的工作;但对你个人来说,当然还是做学问好些。”

“我相信省里会考虑我意见的。”

显然,天瑜面临又一次人生选择。以他的能力,任正职也有余裕,能否胜任肯定不在他考虑之列。他要思量的是进入官场“双肩挑”还是坚守书房一心做学问。我猜想,他有过内心斗争,但不会太激烈,因为他步龙门扶风后尘,是扎根于少年博览、青年庭训和诸多人生体悟之中,经过了深思熟虑,外力难以动摇;何况他已在自己耕耘的土地上收获了《明清文化史散论》等甜美的果实,目不暇给、引人人胜的文化史景观吸引着他,升堂入室、探幽致远的学术雄心推动着他,前辈学者的热评和厚望也鼓舞、激励着他,权力的召唤不可能让他改弦易辙。最终他远离权力诱惑选择了学术,而学术也选择了他。事实证明,这完全符合他的天性,是极其明智的。当然,这与对权力的价值评判无关。

此后二十多年,天瑜在学界如鱼得水,任情游弋,好不快哉!当风云突变,不少像我这样的知识人陷入颓唐,他仍坚守学术理想,以昂扬的精神笔耕不辍;当权势者找他的麻烦,在其学术道路上设置障碍,他毅然出走,到新的学术环境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当病痛拖他的后腿,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曾几次向我“投诉”,我也觉得他的弦绷得太紧,劝他歇一歇,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即使是出国访学期间难得的游览,他也未能忘情至爱的学术女神:

二〇〇二年夏,笔者访学德国,曾泛舟于山川如画的莱茵河中游,目睹两岸苍翠峰峦,每距几十公里即有灰色城堡耸立,他们或者已成断壁残垣,或者保持着巍峨壮丽的旧观。此乃西欧中世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面临其景,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着的“封建”概念辨析问题,骤然齐集心头。

——《“封建”考论·题记》

这就是冯天瑜,一个“潜心探究,乐此不疲”,“终身莫懈,不倦无悔”,“一切以学术为鹄的”,矢志献身学术的纯粹的学者。

在历史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冯天瑜无疑是文化史领域里现代研究思路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之所以能成为这个学科的主要代表,唯一的原因是他做出了真正的学问,治学有大家气象。

读天瑜的论著,最令我动容的是那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强烈的使命感——学术使命感和历史使命感。

从古至今,中国的学者很难做到为学术而学术,天瑜也不例外。他曾多次引用宋人张载关于治学目的的千古名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现实而学术的文化基因深植于他的灵魂,“固有的忧患意识”正是他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的主要动力之一。忧患什么?在天瑜看来,“面对现代化这与国家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主题”,“民族灵魂的认识和改造,是一个切关紧要的大问题”,因为现代化事业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而中国文化史研究“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国民精神的发展历程”,为改革国民性、塑造现代新人提供重要的借镜。这与他景佩和服膺的鲁迅文化观的核心——把“立人”置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顺应世界潮流的首位——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鲁迅更多暴露“国民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他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更多地思考如何“疗救”。他撰写《中华文化史》,就是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闪现着该民族灵魂的搏动”,要“了解一个民族,便应当从纷纭复杂、变动不居的文化史人手”,把握该民族文化的特质,“以达到深入民族灵魂底蕴的目的”。这部大制作不仅勾勒了三千年中华历史运动中的文化演进,更提示了中华传统文化锻造中华民族自身的过程,像一面历史巨镜,使我们从中清晰地照见“过去的”自己,进而从文化入手改造和完善“现在的”自身,以大踏步走进“未来的”历史。他写作《中华元典精神》,也是为了借助对“中华元典”提供的符号编码的破译去“透视中华民族的灵魂”,着力探讨中华元典所蕴涵的民族原创精神的现代转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天瑜的忧患意识在这部著作中已从民族、国家上升到整个人类,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扩大到世界的现代化走向,因而反复强调中华元典精神对整个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方”价值,认为它“今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还可能再显示其特殊的调节功能,同时又可能给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均衡系统”。在“时代冷漠症”流行于知识界之今日,这种热切关怀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历史使命感显得尤为珍贵。

天瑜的历史使命感是与他的学术使命感——自觉的学科意识交融在一起的。有无自觉的学科意识是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学术的重要标志,“追求学科发展的愿望”是他跳入史学之门的另一主要动力。入门要先认“门牌”,从《明清文化史散论》中的《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到《中国文化史断想》中的《关于文化概念和文化史研究的历史考察》,再到《中华文化史》的“导论”,天瑜对文化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功能问题颇下了一番工夫,视野不断扩大,认识步步深入,在科学界定文化史“以历史运动中的文化表现和文化锻造人自身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通过动态的“史”的研究即文化概念在中国本土文化接纳外来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复杂演变,去渗透、把握“文化”的真谛,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文化的本质内蕴: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

这比中外文化学者关于文化的形形色色定义更切近文化的本质,更富理论穿透力和说服力,克服了史学研究中“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物”的历史偏颇,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创造性综合与超越。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天瑜持续地为文化史学科“这个被荒芜了的领域”增添着有价值、有创意的内容,旗帜鲜明地捍卫史学主流价值;“实录、直笔传统永远不能背弃”,“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是史家第一天职”;倡导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究相结合,以展现历史的规律性;主张贯穿古今、打通中西以在专攻方向上有所突破;建立第一个科学、系统的文化史认识体系,以唯物史观对中华文化的价值精神进行评估;提出“元典精神”概念,把“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提升到新的层面;独创“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新方法,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系统,等等,都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和文化史的学科建设。这种自觉的学科意识源于他对学科现状的清醒认识和力图改变学科现状的学术抱负。在回顾中外知识界对文化问题进行探讨的历史时,面对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大陆冠以“文化”的著作不过两三本的尴尬现实,他痛切地呼号:“这与‘泱泱大国’兼‘文明古国’的‘我中华’是何等不相称!与世界各国在同一时期文化学和文化史研究云兴霞蔚般的盛况相距何止千里!”所以他要与中国知识界一道,借改革的春风“奋起填补这一巨大空档”,“追赶各国同行”。当他构思《中华文化史》时,萦绕在心头的是郭老30年代对后辈史学家的殷殷嘱托:“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张白纸……中国人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他如此回应:“老一辈史学家在这方面做过工作,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然而,更浩大、更系统的工作,则期待着后来者。”他不就是不负先辈重托,为完成宏大的学术使命而努力奋斗的“后来者”中的一员吗?

读天瑜的论著,最令我信服的是贯串始终的昂扬的现代理性精神——独立的学术人格和整体的思维。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曾给天瑜以深刻的启迪,他是在学习、融合中西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其根本精神就是超越实用理性和经验理性的现代理性,不迷信不盲从不武断,不追新潮不赶时髦,不仰人鼻息,极力“维护历史记载与历史评判的尊严性”,以一种超越性的文化心态和精神力量,坚持独立的学术人格,这是现代理性精神的体现。天瑜是以一一种独立的学术姿态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他毫无保留地向读者袒露过当时的心迹:

70年代后期,我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少年时的作家梦这时早已淡化,因为自知形象思维非已所长;而哲学固然有诱惑力,但玄虚抽象又令人生畏,于是我决计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由于目睹近30年的史学偏于政治史和经济史,文化史久遭冷落,而自已对文、史、哲均有涉猎,又稍长于综合,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为自己的专攻——那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以前4、5年。……就个人经历而言,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也与一时之热潮关系不大,而可以说是蓄之久远,发于天然。

没有来自上面的指令,没有外在热潮的诱惑,没有个人功利的考量,从这里不难找到独立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尊严性形成的根基。“蓄之久远,发于天然”八个字,其实也是对天瑜整个学术道路之独立性的精妙概括。20世纪80年代,不论是“在明清文化大殿的回廊徘徊”的《明清文化史散论》,还是力图升堂入室、探幽致远的《中国文化史断想》,虽然个别篇章不无旧的痕迹,但都“成之天然”,没有附着衍生于时风时潮。天瑜70年代对孔丘教育思想的批判性思考,被政治利用过、“清查”过,但学理上的清醒给了他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收入《断想》的“孔子‘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思想评议”一文就据史实批评孔子“轻自然、斥技艺”的倾向给两千余年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认为这是“中国无法产生出现代科学的一个直接原因”,并指出孔学局限性的产生同孔子运用的“逻辑方法简单、肤浅”,“思辨能力尚处在较低的水准线上”直接相关。9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发生分化,天瑜却不迷失不退缩,一如既往地跋涉在学术的崇山峻岭:《中华文化史》于1989年12月4日脱稿、1990年3月12日修订完毕,紧接着的三个春秋完成了《中华元典精神》,1997年初结集出版《人文论衡》。这三部著作充分证明,在天瑜的内心,启蒙理想之火从未熄灭,学术信仰之光从未暗淡,独立的学术人格依然丰盈。特别是两部专著,没有陈腐的冬烘,没有媚时的说教,没有流行的浮躁。尽管有的部分对传统文化中消极基因的抉发与批判分量不足,尽管个别章节的内容太过浅白,有“为尊者讳”之嫌,我还是被整体思想的厚重和醇美征服,被作者听从内心召唤的理性思考征服,被流淌在文本中的现代情愫、时代气息、人性温暖征服。当“弘扬传统文化”沦为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广告语,变成抵制新思潮的挡箭牌,复活陈腐观念的遮羞布,天瑜拒绝同流合污,以独立的学术探讨为转型时代的道德重建、人格重塑、民族精神重铸和文明世界现代病的诊治奉献出自己的勇气、良知、智慧,其悲天悯人的情怀令人钦敬和感动。新世纪十年,天瑜仍不“与时俱进”,远离学林拜金媚权之风,不曲学阿世,按既定的学术路线我行我素,他大胆“伸斧钺于定论”,将二十年思虑泛化封建观形成的“心结”化为四十余万言的《“封建”考论》,震动学林并波及世界。

此书对“封建”一“名”及其背后文化意义、历史内涵的思索探究,阐微抉疑所达学术境界,足显天瑜治史之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创新意识远超庸常,并深见其独立的学术人格特出之处:既不因追求学术而消解了自己的现实关怀,也不因面向现实而扰乱了自己的学术视线,在二者之间求得平衡,达到按人文精神治学与依科学精神求道的统一。仅从书中浩博的引据,就能对其毋庸置疑的学术性和力透纸背的现实性领略一二。现信手转引三则: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汉书·王阳传》

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伟人们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已在跪着。站起来吧!

——1789年《巴黎革命周服》

思维的整体性是天瑜论著中现代理性精神的又一表现,他是在回溯人类思维发展规律(古典的整体思维——近代的分析、实证思维——现代的整体思维)的基础上,遵循古与今、东与西结合的原则来确立自己治史的思维方式与方法的。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综合思维、系统思维具有同一性,在实际运用中难分彼此。按《东方智慧与现代文明》(见《人文论衡》)的认知,现代的整体思维以东方的“整体观”为启示源泉,融“中西”于一炉,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质。天瑜得其精髓,将之用于文化史研究之运思,虽未达炉火纯青,却也驾轻就熟,调谐自如。他把微观析察与宏观把握结合起来,既详考树木又概览森林,既以大观小又见微知著,对历史事件的梳理、历史人物的复原和中外文化发展重大问题的评说,不想当然,不走极端,不情绪化,比较接近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比较易于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这方面的例子在其论著中俯拾即是,此不赘引。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在现代理性精神背后发生支撑作用的思维方式,天瑜得益的不是学做四平八稳、是非不分的学术乡愿,而是突破思维“瓶颈”,集众家之长成一家之方,在学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比如,他从易道的“元一亨一利一贞”、黑格尔的“正一反一合”、唯物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律的相通相融,见出事物的发展是按“螺旋线”上升,从而在浩如烟海、错综复杂的中外文化史实里发现了“文化重演律”——文化的演进不是直线式的,而呈“螺旋状”的“回复”与“重演”,其实质和意义在于:“一种文化在蜕变过程中,为了摆脱现状的束缚,有着发扬文化‘元本’的趋向。而‘元本’的发扬,正开创着民族文化的新生面”。这就深刻揭示了近代化与元典精神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和合融通的中国式思维气质。当然,这种现代的整体思维方式不是天赋,其习得也并非一蹴而就,它内化为一个学者的思维习惯和思维定式,是他在学术研究中长期的认识一实践一再认识一再实践,不断向真理逼进的结果。拿对邹衍阴阳五行说的评价来说,王夫之斥其为“惑天下”的“邪说”,梁启超判定它“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天瑜20世纪80年代的有关论述受他们的影响,也给邹说戴上了“蒙昧主义”、“命定论历史观”的帽子。显然,从思维方式的层面看,王、梁的误判可以从传统思维的感性特征所导向的片面性、浅表性找到原因,天瑜的偏颇也反映出他还没完全摆脱传统思维的局限,没注意到老辈学者在这方面已有了突破(如胡适以犀利的眼光看出了掩藏在迷信之下的思想变革的时代诉求,胡秋原敏锐地发抉出迷信背后的“新世界观与新历史观”)。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天瑜的学术思想走向成熟,重新审视邹衔的学说,所见就不一样了。在《中华文化史》下编,他站在中国和世界思想史的高度,从阴阳学派对中国文化多方面的巨大影响这一文化史事实出发,探讨其价值,从而发现阴阳学家以恢宏的气魄与眼光“把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结合起来,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构建了“熔天、地、人于一炉的宏观思维方式”,这证明还在希腊人、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时,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是秦汉时代出现的“中华民族独特的早熟的系统思想……直接的理论和方法论渊源”,“表明人的思维能力的巨大进步”。对阴阳学派的整体把握,还使他看到了其理论和方法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性质,“蕴含着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即重视世界系统的流转变化和强调神秘的天人感应,这两者都在以后的岁月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构成中华文化鲜明特色,这便是阴阳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之所在”。这些分析判断高屋建瓴、深刻透辟、大气淋漓,学理上无疑超越了前贤,充分体现出现代整体思维的广度和深度,打上了冯氏思维严谨而灵动的印记,闪耀着现代理性精神光彩。

1993年暮春,校毕《中华元典》的天瑜抱悠闲情怀,勾如烟往事,写下了《地老天荒识是非》(后改为《回眸学术理路》)。这篇寓情于理的学术自述,抒发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欲成就“表征盛衰,殷览兴废”的治史者的豪迈情怀,对自己秉持的学术理念和践行的史学精神作了拈精摘要的阐发,在学术理路的如实回眸中自然流露出不卑不亢、不骄不矜、吞吐自在、俯仰自如的性情之真。这种真性情可从他的家庭变故找到渊源:

先父性格刚直,宁折勿弯。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其时正在念高中的我心情十分抑郁,只有忘情于文学时方获得几分精神自由。1960年初,我正值高中毕业前夕,三兄因发表在今日看来完全正确的言论而被作为“反革命”逮捕。父兄的问题显然杜绝了我投考理想大学和专业的可能。

他没因此自暴自弃、颓废丧志,也没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而是将父兄讲真话、做真人的处世之方烙印于心,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强自立。要走近天瑜,读懂其文其人,还不可不读他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文化转型中的知识分子》。这两篇文章对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传统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作了相当准确的勾勒和剖析,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严格的道德自律;近代知识分子自觉而强烈的时代意识,新的知识结构,新的角色认同;作为自觉不自觉的士大夫的传人,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分别担当的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的任务义不容辞地一身二任。这里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素描和《回眸》对知识分子个体的素描具有“互文”意义,从中不难找到作者形诸笔墨之外的意蕴所在。特别是当我读到下面两段话:

(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纯粹学科意义的文化重建,往往被看作等而下之的不急之务,少数潜心于学科建设的文化匠师(如哲学家熊十力)长期被社会所冷待。

对孜孜于文化重建的学者型知识分子着墨较少,而这类知识分子的默默耕耘,实乃现代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知识分子与现代化之路》)

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天瑜这三十余年所走过的人生、学术道路。我不相信什么“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无思想的学术接近不了真理,无学术的思想也难有生命力。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本来是不可分离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二而一的历史目标。不论是以学术为工具、武器直接投身社会重建,为文化重建开辟道路,还是以学术为职志,潜心于文化重建,为社会重建提供精神资源,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应不分轩轾,无论高下。沿着不同的路径,朝着同一的方向,都可抵达“真实意义的现代知识分子境界”。不从这个层面去认识、接受天瑜,就难以真正理解他的性情之真,难以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文如其人”虽不具普适性,但于天瑜是适合的,读他的论文和专著,就如读他的思想、人格,读他的性情。在他的笔下,历史不是冰冷的,当你置身其间,身边有暖意,眼前有亮光。请看:

……“三言”“二拍”所表现的带有近代意味的生活场景,其清晰程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它们好比是在乍暖还寒的冬春之交,自然景观一派肃杀,但在某些洼地,开始萌发着青草的嫩芽,这些嫩芽还很不起眼,但毕竟预示着早春季节将要来临。

乾嘉学派虽在古代文化的整理方面做了浩大的工作,有不容忽视的贡献,但就中国文化的进程而言,毕竟是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发展,如同那些在大石镇压下的小草:弯弯曲曲,惨白焦黄,而绝不可能茁壮成长。

春秋战国时代,物质文明在迅速发展,财富、享受、欲望与野心、权势、罪恶同步增长,文明进步与道德沦丧的二律背反,越来越尖锐地刺激着思想家生发出改变现状的种种主张。如果说儒家是试图从调节人际关系入手,以阻止“世风日下”,那么道家尤其是庄子,则是从强调个体自身的价值入手,呼唤人性的复归。这种人性的复归,是要回到人所自来的原始社会,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

从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一股活泼的生命之流、性情之流的存在。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和文化史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运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一方面,天瑜也把自己的生命、性情融人其中,从对象和主体、历史生命和现实生命的契合中,实现了精神的自由飞翔,性情的本色放纵。他以追求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历史评判的道义崇高性为尺度,带着批判性的理性思考进入历史、审视历史、重构历史、超越历史,既不为表现思想解放作“激烈状,也不为加大保险系数作“嗫嚅科”,执著地以一己之思想、人格、性情叩问历史,探寻历史之真。他之所以认为史学较近于文学,“钦佩前辈史家的文质彬彬,不满新旧八股的呆板乏味”,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历史活起来,赋予死去的历史以人性的暖意和亮色。

氤氲在天瑜论著中从容大气、自在自如的真性情,在他与朋友的交往中表现得更为直接。他不喜亦不乏交游,故友朋不少,圈子不小。他宽容、儒雅、谦和,但有是非底线,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他交往不讲形式,不拘小节,然重情重义,一视同仁。我与他相识相交近三十年,虽然我对传统文化、国学不大喜欢,知之甚少,虽然我们少有在一起长谈畅谈的机会,但思想精神的相通使我们互相视为知己,从无隔阂陌生之感。比如赠书,他不搞“对等”,至少对我是如此。他出的书,我书架上多有,而在他手上我的书几近于无。不是我吝啬,实在无书可赠,虽“赤字”高悬,他照送不误,我也坦然照收。因为这些书不仅传递知识和思想,还传递着汩汩流淌的友情。

作者(左一)与冯天瑜先生(右一)

前年,我们相聚于湖北评书表演艺术家何祚欢工作室,三人神侃得差不多了,他忽然离座,从旁边桌子上拿起我十分眼熟的那个20世纪90年代初人用的蓝色布提包,取出备好的铅笔说要给我俩画像。我这才想起他说过的从小就迷上了人物画,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于涂抹的趣事。毕生第一次“被速写”,我不习惯地摆好坐姿,只十分钟他即摹毕,随即复印了一张送我,并要我在原作上题写了一句话由他“收藏”。他还告诉我们,家里有不少为学界前辈和朋友画的,言语间颇为自得。去岁相聚,他送我本由世界华人美术家收藏家联合会监制的《冯天瑜作品集》,内有“辛亥百年祭”瓷画和“学人侧影”硬笔速写共20余幅,令我大开眼界。湖北美术学院徐勇民院长评其速写“不拘一法,形神兼具”,赞其瓷画曰:“遍览陶瓷艺术,绘系列辛亥人物唯先生一人,品其画格,莫过于‘真情现史’四字。先生妙笔丹青再现辛亥百年英烈于泥火淬变中,玉润华光,韵调致远。”“真情”二字,可谓得天瑜为文为画为人之神髓!

天瑜的真性情还表现为在“名”的问题上他从不矫情,这点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20世纪90年代早期,高校开始有了“博导”,这是高端学术水平的一个标记,那时遴选比较严格,早期的博导很少有遭人非议质疑的,不像后来流于既滥且烂。天瑜当然希望自己在学术上的努力得到承认,期待有更好的条件做学问,于是向校方提出了申请,当时的校长徐章煌为学校发展计极力促成,我从“小道消息”得知此事,满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一天在校区碰到天瑜,顺便问起进展情况,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也没有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在平静地告诉我事情没办成时,神情和往日有点不同。我深感意外,追问了一句:“那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他讲了学界几位前辈对他的肯定,讲了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情况。“哪有这么巧的事?……”我听后愤愤不平地骂了两句,他连忙笑着反过来劝我:“算了算了,为这不值得,反正以后还有的是机会。”说完这句实实在在的话,他怕我再骂下去,便快步离开了。有些在乎,但不耿耿于怀,尽快自己化解掉,他的态度使事情没有发酵,画上了句号。2006年5月,我去武汉大学参加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答辩会,刚在逸夫楼前下车,天瑜从楼里迎面出来,多时不见,一阵惊喜,彼此问候过了,他习惯地以平静的声调告诉我:武大文科资深教授的评审刚刚结束,他和刘纲纪顺利通过,还讲了一些他知道的具体情况。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实至名归之事,我当然为他和纲纪老师感到高兴。这应当是朋友相处的常态,在我面前,天瑜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内心的欣慰之情,没说一句矫情的话,那刻我感受到的是信任和尊重,是对快乐的分享。教授里能评上资深的没几个(不知以后是否也会滥),这多少能说明你在特定学科领域确有实力确有贡献,你有充分的理由享受这个“名”,一个钟情于学术的人因辛勤劳动得到报偿,自我得到实现而欣慰而宣之于友,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再真实不过了,我欣赏天瑜坦荡荡的君子之风。

2019年4月6日,摄于武汉大学“冯氏收藏馆”

在我的眼中,冯天瑜就是这样一个活出了思想、活出了性情、活出了境界,有传统文人气质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他七十华诞之际,我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为的是期望在有生之年能读到他的《中华文化史》续编《中华当代文化史》,那需要更大的学术勇气和更高的学术智慧,但天瑜并不缺少这些。不知我的奢望能否与他的学术规划不谋而合?

(原载《中国文化史探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由作者授权本刊重发;书籍图片源自网络,其它图片由作者学生提供)

铜锡旧物志

—梓山湖笔记之十九

文/ 鹏 喜

辛丑年九月初九,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古人逢今登高望远,佩插茱萸,焚香更衣而祭祀神明。

余独居小院,闲来无事,便出小院后门,登土山,寻採茱萸不得,遥望湖岸天际,油然联想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觉得那句“遍插茱萸少一人”容易误读,彼时非众人发现少了他王维,而是他思乡心切,怕兄弟、乡党忘了他,多少有点自作多情。余这般寻思,兀自莞尔,遂回小院沐浴更衣,暗忖:且焚一炉檀香,沏一壶菊花茶,慰问一番被世人遗忘在乡野湖畔的、自称为“我”的某人如何?

便翻箱倒柜找出闲置已久的铜香炉,拂拭尘埃,顺手将十几件铜锡器物也都揩了一遍,擦出锃亮的金属本色。于檀香氤氲、烟缕袅娜中一件件把玩,辨看岁月烙在器物上的痕迹。

铜器皿有烟壶、水壶、暖壶、灯盏、烘笼、砚盒等用具和佩戴、供奉、祭祀物。锡器皿有水壶、酒壶、烛台、蒸笼等。这些物件虽年代久远,却也上不了文物档次,只可称之为老货、旧物,且多数有品相缺陷,在行家眼里恐怕只是破铜烂锡一堆。

而在余看来,它们是余一生俯拾的时光沉淀、岁月记忆,不经意间成了旅途的打卡符号。人际之间,君子之交也罢,同仁之谊也罢,恋人之情也罢,相忘于江湖易,不易忘的是行走江湖的履痕,有些深陷的履迹甚至凝固成了不可磨灭的化石。在或多或少开始恐惧被时代遗忘的年龄,回首抚看,不免感慨系之。

水烟壶乃赴云南参加笔会时,在大理集市文物地摊以五十元币交易所得。水烟壶系白铜打造,扁筒状、缀细链,烟竿似弓,烟咀处有凸凹咬痕。壶身不知被哪位彝族、白族、傣族的汉子或女人之手磨玉了,光可鉴人。恰好旅伴同事购得一布袋上等云烟烟丝,余探囊取物,拈一撮塞满烟胆压实,注旅行杯茶水入斗,点燃烟锅,衔往烟咀吸吮,顿时壶中烟水咕咚作响,白烟冉冉。余作吞云吐雾状,一众旅伴捧腹哂笑。

水烟壶

水烟壶在书架上搁了几十年,其间时有来客问可否转让,余不舍,总觉得壶壁隐约有铭文,记录了余“彩云之南”行经历,西双版纳、香格里拉、沧山洱海,历历在目,难忘那面如核桃、手似鹰爪的老叟老妪,手捧铜质或竹质水烟壶轻吸缓吐的安逸神态。

那时余三十出头,正值血气方刚年纪。虽一向身体羸瘦,手无缚鸡之力,却常有不平之心。翌年,余“相助拔刀”,落得一柄铜鞘弯刀。周日,余去汉口江滩花鸟市场闲逛,彼处文物贩子和企图捡漏淘宝者挤肩磨踵。先是,一黑脸壮汉着藏服却满口北方汉人腔,举一柄带鞘弯刀厉声叫卖,声称祖传宝刀,要价五百。一看客羡慕,接刀观之,刀长二尺许,铜鞘锃亮,刀柄、鞘面镂有祥云图案,嵌彩石,造型精致,成色似有年头。围观者众,皆赞好刀。看刀客仔细端详后嫌贵,奉还卖家。卖家不接,催请看刀客出价,看刀客不语。卖家虎着脸咄咄逼人:“美人配英雄,宝刀识好汉,俺这把宝刀只认您了!四百可好?”

铜鞘弯刀

看刀客讪笑不语。余观其容貌腼腆拘谨,许是囊中羞涩,并无买意,徒羡而已。卖家不依,恶语逼迫:“三百?二百?一百?”看刀客大窘,推刀于卖家怀中,扭头便走。卖家一把擒住看刀客肩膀,眦目跺脚:“五十!”议论纷纷之围观者顿时鸦雀无声,众目睽睽。看刀客手足无措,面红耳赤。

余旁观至此,挤进人群,应声接话:“成交。”说着递过五十元币,不由分说抓住鞘身拿过刀。卖家愣怔,一时无语。看刀客解围了,朝余揖首,疾步而去。余亦不语,并不看刀,挟于腋下,大步流星离场。及远,抽刀出鞘查看,刀刃钢锻,应是机械批量生产。而铜鞘实属匠人手工制作后,再将成色做旧。

余揣猜卖家原本预期成交价在三百元左右,怨看刀客耽误生意,打扰了他营造的人气卖场,赌气发怒,欺人过甚。几十年后余六十花甲时,曾咏打油诗一首述怀,其中有句:“但憾英年未习武,白废胸中不平刀”。每睹此刀忆当年,彼时余并无野夫拔刀相助之怒,却有文弱书生之不平也。

铜鞋拔

铜鞋拔有一段啼笑皆非故事。某年某月某日,余往汉口香港路文物市场,被一初中小子拦在市场门口。小子怯生生向余兜售藏在袖口的物件,亮出比划道:此物当是古代朝臣晋见皇帝手持礼器。余见过吻哑然失笑:汝所谓称笏板,汝所持乃鞋拔。汝且据实告知,此物何来?小子坦承:瞒着祖母从她的一个青瓷扁罐取来。余再问:罐中另有何物?答曰:针头线脑及纽扣。余告诉小子,针线罐本身可能比你这块铜片值钱。小子哭丧着脸道,慌张中失手摔碎了罐子。余摇头叹息,见小子沮丧而狐疑,不知何为鞋拔,余便借过铜片,躬身踮脚插入鞋后跟演示。小子大失所望,愿交换五元钱去买游戏机币,余略思忖,给了十元买过。

遇彼事余已届不惑之年,却对世道人事困惑诸多,甚至一度陷入抑郁。鞋拔小子无意摔碎祖母扁罐,余似他这个年龄更是一个浑小子,故意砸烂、丢弃母亲的坛坛罐罐,嫌它们碍手碍脚,盛满寒酸味道。而今余居梓山湖小院,又四处搜罗坛坛罐罐,置于书架、井台、门槛。呜呼!母亲在天之灵,宁不笑予?

锡酒壶

锡酒壶颇堪玩味。乍看积垢深厚,灰不溜秋,细观造型考究。六边形壶身,六面铭刻四季花木图案,壶咀上弯处镂有浮雕花纹,壶盖把柄塑为狮子形状。犹忆中学数学老师教学子以谐音背诵圆周率:山巅一狮一壶酒……余那时就凡事犯琢磨,钻牛角尖,认为此谐音句隐藏一种寓言:山巅之上,雄狮与酒壶对峙欤?狮子饮酒欤?猛士饮酒斗狮欤?如今心血来潮时,便将锡酒壶以沸水烫了,注入半壶谷酒,不时啜一口,品锡壶味道。

紫铜暖壶
黄铜烘笼

至所谓知天命之年,余仍不知天命唯知老成,遇物事不再想入非非,只问本源,常虑生计。游绍兴专寻陈年花雕,过诸暨偏走老街旧巷,果然在杂货铺找到紫铜暖壶。壶型如地雷,坚固而保温时间长,绝无渗漏之虞,夫人视为冬夜宝贝。又于鄂东林家大湾偶然谋得老旧黄铜烘笼,冷季烧木炭,置案头,暖手暖心。

转经筒

六十花甲后余无意吃斋念佛,亦不装模作样以为抄经便是参禅。不过,余确实留意收藏了几件礼佛、祭祀法器和图腾。绿铜小沙弥来自印尼巴厘岛,青铜双修佛来自拉萨布达拉宫山门口,均为有年头的旧铜器。一个手持铜转经筒倒是簇新的,系2015年在藏南色达由同事赠予,据云此法器已经五明佛学院高僧开光。余在意绪纷乱时,便手执转经筒轻摇着在书房踱步。当经筒旋转,心猿意马随之消遁,不再介意自己忘了谁,谁忘了自己。其实,遍插茱萸又如何?高朋满座又如何?终究止于一时一事,过眼云烟散尽,充实自己这副皮囊的,还是“我”的意志。

是为铜锡志。尝闻,金木水火土谓五行,金银铜铁锡谓五金,世间物事,无非循环演化。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梓山湖书院”,获作者授权)

刘晓航与中国知青史研究

文/ 董宏猷

今天,注定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我们的好老师,好兄长,好朋友,好战友,刘晓航先生,就要和我们永别,启航远行了。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代表着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朋友,代表着整整一个时代,为晓航送行。为晓航壮行。

我和晓航的相识,是在编辑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这本大书的日子里。《我们曾经年轻》的编撰、出版过程,是一次难忘的人生旅程。那么多的知青朋友聚集在一起,组成了编委会,成为志趣相投的同志与挚友。而晓航,无疑是编委会中最活跃,最认真的执委之一。他对知青文学,知青文化的创作,研究与推广,也是从这本回忆录的编辑中启航的。

晓航的一生,吃过许许多多的苦,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磨难,写过很多的书,拥有许许多多的光荣与梦想。在家庭里,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在学校,他是一个好老师,好干部;在文化界,他是一个正直的,纯粹的,充满博大的爱与悲悯情怀的,知行合一的学者;在朋友中,他是一个热情的,豪爽的,永远将他人惦记在心上的侠义大哥。除此以外,我还认为,晓航这一生最大的贡献,最大的奉献,则是对中国知青文化的研究与推动。

从来没有哪一代人,会像中国知青那样,拥有如此相同的青春岁月,拥有如此相同的痛苦与磨难,以及生命与灵魂的炼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的知青事件,都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文本。而且,值得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无比庞大的经历各异的见识纷呈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却拥有“共名”的群体,正在逐渐地老去,逐渐地消逝,但是,迄今为止,关于知青的研究,远远没有穷尽。这是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知青”及其生发的那个时代,无形中成为一片潜藏着危险的沼泽,让研究者们走着走着便望而怯步。而那丰富的原生态的汪洋大海一般的“沼泽”,则会被悄悄地遮蔽,消逝在历史的深处。因此,不论是对知青的简单化、粗鄙化甚至是妖魔化,都是我们今天还活着的知青所无法接受的。因此,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那段历史,正视、反思、研究那段历史,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人类的文明史,真实地记录、描述、建构中国的知青史,便成为我们的责任,成为历史赋予我们的重托。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我们亲爱的晓航义无反顾地出发了。作为历史的当事人,不再年轻的见证者,晓航用仍然燃烧着的青春激情,用历尽沧桑的理性精神,用敢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开始了中国知青文化的研究,知青文学的创作,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四处奔走,八方呼唤,用行动推动着知青文化研究走向深度与广度,并且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文化研究史中,刘晓航都是一个不可绕过,不能遗忘的名字。正是在这样的“上下而求索”中,他将自己雕塑成一个永远前进的行者与战士,同时,成为了中国知青文化的一个优秀的执着的代表。

让我们万分悲痛,无法释怀的是,晓航正是在奋力前进的道路上,突然倒下的。他的离去,是中国知青文化研究的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是历史的遗憾,是亲人和朋友们永远的心痛。他用自己的一生,重新诠释了生命与青春的意义。他所有的作品,所有的经历,所有的追求与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凸现出理想与诗意的光辉。

永别了!亲爱的晓航!

一路走好!亲爱的晓航!

2021,10,24,凌晨

(原创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紫金八刀汤

文/ 晋东南

2020年9月28日,朋友小范领我吃了这家“紫金八刀汤”。第一次品尝,感觉甚好。

一处城中村临街铺,楼上伸出的阳台外立面,正好成为招牌。招牌极简,五个字一枚印。中间“紫金”二字呈倾斜状,“紫”的右上方一枚小红印,“金”字一横水平线上,三个小字“八刀汤”。

马路对面就是豪华楼盘,有名曰“塞纳左岸”的咖啡。相比之下,这家小店不卑不亢,小家碧玉的风格。店面不足十个平方,一个长条木台,面对面坐能容十人,一张方台,能坐四人,一张高台,能纳三人。饭点,食客众多,一人走,马上有人顶上。

据说“八刀汤”得名于一位盲人。眼盲心亮,算清了师傅切了八刀,猪心、肝、肺、舌、腰、粉肠、隔膜、前朝肉(猪耳至猪手之间的),真材实料,放少许盐定调、胡椒粉温中散寒、味精提味,倒入山泉水煮十分钟,即是客家猪杂汤。盲人说这名字俗气,赐名“八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肇始,紫金八刀汤走出紫金,进入南粤大地,成为粤菜系中的名点。

在宝安,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新移民,可以看看他对“八刀汤”的态度。对于南腔北调的各地来深人士,“八刀汤”是一款早餐的最大公约数。贩夫走卒,吃了一碗,急火火就去搬砖了。文人墨客,就要做点文章,拿“八刀汤”做文章的人,还真不少。

一位赵姓曲艺名家,微信上晒出一张瓦煲八刀汤的图,说了一句: 这个有点意思,紫金县八刀汤

一位梁姓诗人有句:“你走在街上俗常如我,也爱喝口八刀汤。

当年我第一次一吃一晒,朋友圈老王回复:吃个米粉,给你写得清新脱俗,感觉你吃的是鱼翅似的。

一位郭姓小说家,信手拈来的一段文字,八刀汤是灵魂:一碗八刀汤,对付早中餐。吃了十六年,来福永十六年。从中年的头走到了壮年的尾,艰辛跋涉、孜矻求索……云云。这家店的字号,是“强记”,应了一个人在异乡奋斗的念想。

呵呵,老王不知道这食材,必须是紫金蓝塘猪,吃的是黑麦草、番薯叶。很天然很乡土!

(以上图文选自微信公号“牧马河畔百草堂”,获作者授权)

访胡佛研究院

文/ 汤旭岩

还记得2010年有幸来到斯坦福大学胡佛塔下,便特别想置身其间,了解胡佛研究院。

2010 年 6 月 22 日上午,经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同行精心安排,我们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四位访问者得以走进颇带神秘感的胡佛研究院。专门的珍宝陈列加之专家的精彩介绍让我们领略收藏的魅力,那些蒋介石、宋子文的日记和“文革”史料及孔子画像等均深深吸引我们认同感慨,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愿望。

随着访问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对胡佛研究院与其图书馆关联之处的基本轮廓逐渐形成了。它最早的名字叫“胡佛战争图书馆”,由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于 1919 年为其母校斯坦福大学创办。这个当初专门收集与一战形成和发展有关史料的图书资料中心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才招募学者进行研究工作。我们访问时已从最初的 6 名研究人员发展到 250 多名工作人员,包括 100 名研究员、70 多名图书馆和档案馆管理员及专家、80 多名行政管理及研究辅助人员。它拥有 9 个图书馆和档案馆、160 万册藏书、6 万个微型胶卷和 2.5 万种期刊,共约6000 万件的珍贵档案。每年对图书馆的投入约600 万美元。

胡佛研究院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馆藏为世界瞩目,是学界公认的、除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全球收藏中国近现代史档案资料最丰富的档案馆。据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理查德·苏萨介绍,胡佛研究院近 90 年来搜集的 6000 万份档案中,仅中国部分就有 550 多种,有关“文革”的政治海报就超过 10 万份。这些档案排起来大约有 24 英里长。苏萨认为,最重要的收藏大概有四到五件, 比如蒋介石日记、国民党档案、前苏联尤其是从沙俄过渡到苏联这段时期的资料,还有就是宋子文的档案。另外一份很重要的档案是美国对欧洲广播的资料。

尤其让我们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档案几乎尽入胡佛研究院。2005 年 2 月 16 日,蒋家与胡佛研究院共同宣布,同意把两蒋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 年,并把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2005 年 3 月,胡佛档案馆宣布成立近代中国档案和特殊收藏馆,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从1911 年到 1949 年的资料,台湾从 1949 年至今的资料以及大陆从 1949 年至今的变迁记录。

作为图书馆研究人员,大家都渴望一睹蒋介石日记为快。萌发于上午的念头于是就成为实施于下午的行动。

那天午餐后我们返回胡佛研究院并经过一系列的程序。首先,所携带的物件被严格地要求锁进铁柜子,连护照和笔也不例外。其次是按照 《蒋介石日记著作权许可申请办法》 填写算得上详细的表格,为此没有经验的我还得重开寄存柜子取用护照。接着是签署关于约定使用目的和权限的协议, 全称为 《胡佛研究院蒋介石日记使用者同意书》。最后申请到一张特制卡片,才拥有合法证件。有意思的是,填表签名时每人都会分配到专用的圆珠笔,经允许,这枝蓝色的笔被我留下作纪念了。

胡佛研究院馆藏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日记起于 1917 年,到 1972 年患病时为止,长达 55 年,全部用毛笔行书工整地在日记本上书写而成。考虑到时间有限,我们想在短暂的研究中有尽量多的收获,便分工合作,按设定方向先各自为阵,再交流收益。具体方案是选择若干大家关心的重要历史时段,如西安事变、武汉大会战、新中国成立、建国十年、文革伊始,包括蒋介石最早和最晚期日记等,然后分头调阅。根据总目录确定日子,调阅按月存放的卷宗。不尽人意的是许多卷宗实际内容与外部标识并不相符。尽管映入眼帘的并非原件,但可顺利取阅所需月份,加之所记内容确实难得一见, 复印件也让人看得十分着迷。

争分夺秒的情形下,已顾不得计较为何隔座黄发研究者可以用相机拍摄而我的相机偏得存柜。聆听同样属于记忆的声音, 追寻似曾相识的岁月,享受静静的思考空间,自然会嫌时间竟然无情掠过。瞧瞧同行几次催促离开却又回不过神来的模样,多少有点儿明白,原来匆匆的研究,也不影响留下从容不迫的镇定。

依依不舍地告别胡佛研究院,或许只是研究的开始。当天的餐桌、汽车都成了沟通、评议的现场。一行人中有关注重大事件的通过对比整合起历史细节;有关注晚年生活的认真核对蒋经常观看电影的习惯;还有关注读书经历的注意到蒋年轻时曾认真研读 《马克思学说》 和 《共产党宣言》,甚至读出“趣味”到 “不能悬卷”的程度 (1923 年 10 月 13 日日记)。

此刻,手持胡佛研究院核发的那张一个月内有效的特制卡片,不禁又沉浸于造访胡佛研究院的美好回忆之中。

(以上文字选自《图书情报论坛 2010 年第 4 期》, 获授权。图片源自网络。)

垒石志

——梓山湖笔记之十八

文/ 金 戈

辛丑年八月初五,临近中秋矣。托打井师傅从村野沼泽挖来两方长条石,各长约五尺,宽尺许,石型方方楞楞,线条笔直,纹理细密。揣猜许是几十上百年前大户人家的门槛、窗楣石,又或许是大族祠堂台阶、勾栏石。余以先前谋得的三个廊柱基石垫在条石下,在前院垒成石花架。基石雕凿有形,莲花座、石鼓座、狮头座各一,一座有破损,两座尚完整。三座托起锈红色条石,沉重庄严,余观之心中甚是踏实笃定。

古人云居不可一日无竹,而竹下少不了石。余避居湖滨一隅,拓小院栖身,小院何所有?无非草木竹石耳。

故余六七年来,游走各地时留心搜罗大小石头,又托人寻找农家弃用的石器,陆续搬运到小院。皆无奇石灵璧,尽属河边山脚路人不屑一顾之顽石。余亦非敝帚自珍,不过给小院添置几个实用物件和填空的摆设而已。

几块天然大石,从江夏采石场搬来,摆成石桌石凳。十几块普通山石,是采写《驴行野村谷》时,从施工的挖掘机铁铲下搬到自驾车的后备厢里,再移到小院垒成小假山。几枚篮球大的鹅卵石,是自驾途经县乡小道时,从沟渠河滩捡拾的,用以压稳遮阳伞的脚架。半爿磨盘来自拆迁的村庄,竖埋在井台旁当磨刀石。

几款看似不起眼的农家石器,得来却大费工夫,历经不知几人接力转手,有石磨、石槽、石臼。余较为得意的收获是一对有品相的石碾,竖立在前院花池左右,当作镇院石。

亦有十几块太湖石、钟乳石,劳累兄弟从拆迁的建筑废料堆中翻捡出来,以自行车一块块驮回。虽是些没有品相的残石,余却稀罕它们,在草丛花间和池塘边堆垒叠砌,随意构筑石景。

有过客观之认为寒酸,问何不破费几两银子购名山奇石?以院落场地阔绰,足以容下一座镶金嵌银、飞珠溅玉的大假山。

余闻之讪笑不语。

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余戏谑曰,石不在奇,有骨则神。神在这些于小院随意游走、逗留的顽石疙瘩,它们朴素的形态和坚硬的质地,冒出一股刚直不阿的骨气。

世有奇石,更有奇石玩家,掌上把玩的石中尤物,动辄价值连城,那是藏家和投资人之作派。余非石迷、石痴,亦非行家,搜罗的是没有交换价值的笨重陋石,且兴趣不只在石头本身,还在寻石、搬石、垒石过程。乐此不疲,意在与沉默的石头对话。石头看似冥顽不化,实则皆有个性且身世非凡,往往历经山洪和岩浆之水与火洗礼,其阅历非吾人类见识可以比拟。纵然是陋石几块,余也不过草民一个,有缘来小院共处,相互守望着打发光阴,在余眼中它们就不仅是摆设,更是一种寄托。

不唯躬身垒石,当初筹划小院布局,余就谢绝了园林公司的图纸,因余想要的并非一个亭台水榭的私家花园,而是一个宜居的农家庭院风格的小院。故余亲自设计,因地制宜垦菜园、掘池塘、打井筑台、砌柴灶、竖烟囱、垒石为桌凳。小院既成,余蹀躞其间,整日与草木土石打交道,常常打量石头沉思,琢磨它们的来历。

从女娲炼彩石补天之传说看,古人以为苍天是一块巨大无比的拱石。如今世人皆知天非石,却未必清楚地为何物。依愚见,大地就是一个石球的演化。土壤下面是岩层,则土壤可能是石之粉齑,石可能是土壤之凝固。前人以海枯石烂喻事物恒久难变,而事实是海可以枯竭隆成山峦,石头腐烂的速度也超出常人想象。上世纪九十年代,余往湖北竹溪参加笔会,钻过深山老林,见过林场农工将林间风化的碎石当落叶一般的肥料,扫到树根下堆培,待碎石腐烂营养树根。余俯拾一块细辨,那石质像一层层菲薄的烘糕,稍用力一捻便粉碎。

当然,石类如人类种种色色,坚硬顽固者有花岗岩,稀缺名贵者有钻石,亦有可塑性强的柔石,性状各异。以其物理性,说它维系、支撑着青天白日下这个地球的运转也不为过,不然,人类凭籍什么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进化到工业文明时代?

故石头的奥妙令人遐想。自古迄今,追求宝石者不知凡几,而珠光宝气的美玉,究其本质不过是一块石头。真正采日月精华、承天地甘露的奇异灵石,藏在山川之间,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个人不可能据为己有。

柳宗元谪官贬居穷乡僻壤,却于穷山恶水之间饶有兴致地寻觅美好事物,成就《永州八记》,尽写山上水中石头。后人评价:“清莹秀澈,铿鸣金石”。其文笔惊世骇俗,笔下却不避讳世间俗物,鲜少描绘美仑美奂之玉石。如《石涧记》:

“……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

余虽不才,斗胆揣摸柳宗元心境,敢引先圣为知己。余此生也屡遭诽谤构陷,遍尝世态炎凉凉,好歹全身而退,避居乡野。便也视小院石头为傢什甚至玩伴,虽不足与外人道,却欣欣然自得其乐也。

是为垒石志。

(以上文字及图片选自“梓山湖书院”,获授权)

少年时代的图书馆记忆

文| 冯天瑜

少年时代已经是相当遥远的过去了,我又是一个对生活细节易于遗忘的人,因此每当与儿时旧友谈论往事,多半只有洗耳恭听的份,难以插上嘴。当然也有例外,脑海中有些往事并未如烟,例如8岁至18岁在湖北省图书馆的一段泛舟书海的经历,不少情景还历历在目,鲜明如昨。

我的母亲张秀宜(1901-1971)解放前作中小学教员,解放初到湖北省图书馆工作,负责儿童阅览室,直到1962年退休。我是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大概也是随慈母左右时间最长的一个。自小学二、三年级开始,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抱冰堂下的湖北省图书馆。开始两年,多在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希腊神话》、《三个火枪手》一类连环画是我的最爱,除熟记那些引人人胜的故事外,还因连环画的导引而迷上了人物白描,有一段时间,我的课本、练习簿的空白处都画满了中外英雄豪杰的造像,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这种随手画几笔人物速写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近20年在国内外参加学术活动,留下一批中外文化人的速写。被画者常问,你是不是接受过美术专业训练?我说没有,是小时候在湖北省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形成的信笔涂抹习惯。

大约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我又成为湖北省图书馆成人阅览室的常客,每天放学归来,包括星期天,大都泡在阅览室里(省图只在周一休馆)。这得感谢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教育尚无沉重的课业负担,即使像初中母校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母校华师一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功课在校内自习时便可做完。我对考分又一向不大经意(母亲好像也没有因我某次考分高而表扬、考分低而责备),课余便自由徜徉于湖北省图书馆的书廊之间。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惟一的驱动力是兴趣、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后来读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名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回想自己少时读书经历,竞与古希腊哲言相暗合!惭愧的是,中年以后阅读,多是为了写书而找材料,各类图籍大都被分割、拼合成了为写某书所用的资料长编,昔时那种悠游于名著佳篇之中的陶醉感,以及对名著的整体把握,实在是久违了。近年我多次下决心,一定要摆脱中年读书的异化状况,复归少年时代在湖北省图书馆读书的本真情态。然而,逝去了的过往,还能重拾吗?但总该努力一试吧。

在嗜书者那里,“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文学女神往往最早降临。忆昔少年时,湖北省图书馆群籍中,首先令我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是中外文学名著。《三国》等讲史小说,《水浒》等英雄小说,《西游》等神魔小说,《红楼》等世情小说自然读得烂熟,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悲壮、秦琼买马的无奈、岳飞枪挑小梁王的神勇,都使人摇情动魄;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最初的“历史观念”大约由此获得。

以初中二年级为端绪,另一扇知识之窗豁然敞开: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文学,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那一相对禁锢、封闭的时期,这些名著打开了一个孔隙,可以窥探广远、深邃而又新奇的外部世界。少时的阅读刻下的印象实在真切,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起莎翁笔下李尔王的悲鸣、奥赛罗的执著、哈姆雷特的渊思,人文精神的甘泉还润泽着心田。至于屠格涅夫描绘的林中狩猎、转型时代父与子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冲突;列夫·托尔斯泰铺陈的俄法战争壮阔场景,安德列公爵战死前仰望苍天的冥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抒写的彼得堡白夜飘荡的那些敏感而又病态的魂灵;契诃夫对万卡一类底层人物的深切同情,对专制政治的揭露与鞭挞,都丰富了我们得之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而肖洛霍夫展开的顿河草原上葛利高里们的血战,阿列克赛·托尔斯泰表现的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则与当时从教科书上获得的革命概念颇有相左之处。巴尔扎克精工细描的巴黎社会,狄根斯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德莱赛揭示的纽约金融界和艺术界,不仅提供了美学感受,还多有社会史的认知收获。以后读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评价:“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联系早年读巴尔扎克《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的印象,对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深以为然。后来我从事文化史研究,颇服膺于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这里的“诗”可泛解为各类文学作品)的路数,这与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社会史的认知启示直接相关。

中年以后,被一个又一个课题挤兑着,很少有余暇读文学作品,常常引以为憾。但早年从中外名著中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却在不断反刍,颇有助于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外文化比较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后能从事中国文化史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得益于早年在湖北省图书馆对中外名著4的大量阅读和整体、有机的把握。比照当下的大学文科教育,学生主要读的是几种通史,如历史系学中外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文系学中外文学史,辅之以少量的原著选读。这些“史”自然是应当学的,但今日大学生都是一路从严格的应试教育筛选上来的,6年中学被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难得有时间精力阅览整部名著(如果今日的孩子象我少时那样在图书馆看“闲书”,一定会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厉禁),到了大学,他们学的又是多门二手性课业,较少接触文史哲元典。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士多德同在”,我们的大学也可以立信条为“与先秦诸子同在”。然而,如果不读先哲元典,怎能得其真精神,怎能与先哲“同在”呢?

少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喜欢阅览的另一类书籍是游记和地理书,它们使我足未出户,而遍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尾随司马迁“西至崆峒,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追迹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除神交古人,泛游九州外,更远涉重洋,邀翔于佛罗伦萨、斯德哥尔摩,深人亚马逊热带雨林,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十几岁时,我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将湖北省图书馆的各种中外地图册借来,铺在阅览室大桌上反复参看。记得某馆员笑问我是不是有周游世界的计划?这真道出了我的心思,那时我的最大愿望确乎是周游世界。由于熟读各类地理书和地图册,加之睡觉前时常想象自己到世界某地,并为某国某地设计发展蓝图,久而久之,便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国的简史、面积、人口、都市、山脉、河川、矿藏资源、风俗习惯,乃至国民经济总产值,钢铁及粮食产量等指标约数,并养成持续关注的习惯。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我也得以历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新加坡等国,部分实现早年“周游世界”的梦想。在国外会议或讲学之余,与陪同游览名胜的外国友人谈及该国该地自然状貌、社会风情、历史演进诸细节,有些内容外国友人亦觉新鲜,于是大表惊讶,或夸我为“某国通”,者问我是不是访问前夕对该国、该地的史地概况作过专门准备,我说,非然也,那些“准备”是小时候完成的。其潜台词说,是十儿岁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完成的。

地理常识当然不是高深学问,但烂熟于胸可以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我们也才有可能对其作同情的理解。我每每建议学文史的青年朋友,多读点地理书和高水准的游记,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的教言。而这种心得,是少年时代在湖北省图书馆获得的。

20世纪50、60年代的湖北省图书馆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少时我在馆里见过的老馆长方壮猷、杨开道等都是硕学鸿儒。方先生50年代初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是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与我父亲冯永轩(1897-1979)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同学,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方先生一次巡视阅览室,发现成人读者中有一个小孩(按规定,小孩不能入成人阅览室),便上前亲切询问,馆员介绍,“这是张老师的儿子”,方先生马上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不是永轩兄的公子嘛,好,好,他这么好学,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方先生这番不经意的话,我记了一辈子。杨开道馆长是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好像是留美的,曾任华中农学院院长,来省图作馆长,约在5O年代后期,我已念高中,曾在晚饭后与他在图书馆院子里聊天,谈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我不知天高地厚,列举各国工农业数据,杨先生很感惊讶,高兴道:“你是个学经济的材料,以后跟我学吧。”在场的一位馆员说:“他熟读文史,大概会学中文。”由于父亲当时带着右派帽子,而1958年以后高考“政治条件”压倒一切,我早已不存考取理想专业及大学的念想,故只能对杨馆长等人的期望付之一笑。当时还隐约获悉,杨先生57年反右受过打击,但他仍显得潇洒、气宇轩昂,我心中暗暗佩服。副馆长张遵俭先生寡言、低调,我少年时与他好像没有对过话。80年代初写作《张之洞评传》,获知张馆长是张之洞侄孙,曾两次造访,一谈之下,发现此人内秀、博学,不愧文襄公后人。新时期担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的孙式礼先生,是38式南下干部,50年代人称“孙秘书”,似乎负责馆里的党政实务,他为人谦和、广闻博识,从他嘴里时能听得名人逸事,足见其阅览之博。孙先生之后任副馆长的徐孝宓先生,是藏书大家徐行可的哲嗣,我少时从父亲处听过关于徐老先生苦心孤诣搜罗秘籍的趣事,又从母亲处得知,孝宓先生没有进过学校,得徐老先生家学,自成渊博的图书馆学家,其对版本、目录学之精熟,省内难得。我住图书馆时,徐先生夫妇都还年轻,待我十分亲切。以上提及的,除孙馆长、徐夫人仍健在外,其他都已乘鹤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永存吾心。

文革期间,退休在家的父母屡受街道居委会的迫害之累,母亲还弄瞎一只眼睛,父亲一生省吃俭用、采自各地的相当丰富的藏书,被抄走又退回,又听说将有一次更彻底的查抄,我们兄弟与父母商量,决定抢在查抄者到来之前,将藏书捐给省图书馆,以免珍贵文籍损失。图书馆派人用几辆板车将书拖走,父亲尾随板车队踉踉跄跄地追了好长一段路,回家后发呆几天。80年代初,我听说省图书馆特藏部中还散置着不少盖有“冯永轩珍藏”等藏书章的书籍,我几次想提出进特藏室看看这些自小常常翻阅的旧籍,也曾想建议设一冯永轩赠书专架,但念及历时已久,原有的几千册书大都风流云散,于是也就把这种请求咽了回去。

作者将冯氏藏书藏画捐献给武汉大学,照片左-为原武汉博物馆馆长刘庆平,右二为江汉大学副校长涂文学,均系作者于武汉师范学院执教时学生。

中年后从事文史研究,除自己日渐壮大的藏书外,主要利用所在大学及院系的藏书,但偶尔也到省馆查阅,而每到馆里,老馆员张德英先生等都热情接待,颇有如归故里的感觉。近几年撰写《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一书,曾到省馆查书,阳海清副馆长等大力帮助。熟识的学界前辈,如姚雪垠、张舜徽先生等,也曾对我提及过他们从事撰著(如姚写《李自成》、张写《清人文集别录》)得益于省馆藏书的故事。湖北学人的著述活动多得省馆之助,此言决不夸张。

后来我专程到少时生活过十年的故地转了一圈,看到省馆新起的楼宇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生疏的面孔,颇有时光“如白驹过隙,忽然也”的慨叹。然而,这里永远是亲切的、生机勃勃的,因为它是哺育我们的精神的家园。

(以上内容由原发刊物《图书情报论坛》授权)

蒙中的书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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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蒙中

评论: 李阳洪

山水画自元明以来,皴擦等技法已经发展完备,画家寻找新的突破难度更大了。如何表现出中国画家以前没有呈现过笔墨,画出前人未有之境,这也是衡量一个具有开创性的艺术家的重要的标准。因此,提炼出人生独特的体验就非常关键。

宣纸-2018-2019-尺寸22_33cm-山水册3

董其昌参悟禅学,以“淡”为旨归,画面淡远空;龚贤半生孤寂,内心对自然、生命的体悟以积墨呈现,通透淡泊,湿漉氤氲中的山水,无人忍心踏足。

宣纸-2018-2019-尺寸22_33cm-山水册4

当然,山水本身的地域特色,也非常重要:黄公望流连于富春山数年,画出了独特的山水形式,倪瓒以江苏无锡附近的平远山水风貌为写生取法对象,石涛则面对黄山画出了自己的面貌。

宣纸-2018-2019-尺寸51_12cm-山水册1

而云南大理呢,如此具有画意的山水景观,并没有出色的山水画作展现其美。

宣纸-2018-2019-尺寸33_22cm-山水册1

中国文化自古以中原、吴越、巴蜀文化为主流,京津文化后起。山水画,也主要以这些地域景观风物为对象。大理远在云南,历代画师难以到达,更难以长期对景提炼。

春雨之二纸本水墨33X44CM

蒙中建竹庵于云南,预想待廿年,毕其功于一艺,对其独特风光进行观察、体验、写生、提炼、呈现。取境南方热带高原,这可能是赵孟頫老夫子当年写下“久知书画非儿戏,到处云山是吾师”时,没有想到过的方位。

宣纸-2018-2019-尺寸22_33cm-山水册1

大理阳光下的山,是蒙中以前在巴蜀看不到的。艳丽的云彩、植物,惠泽了画家新的灵感。在他2013年出版的《笔墨旧约》画册中,仍以水墨为主,2015年蒙中开始探索山水颜色,开始了转型寻找的过程,并将古典、现代绘画中的技法和谐化用到大理山色水光、物态人情中,感受、笔墨、图式都是他自己的,把这一体验逐渐提纯、放大、凸显,是画家未来长期的工程。

春山之二纸本彩墨33X44CM

蒙中是有完成这一探索的可能的。多年的书画临摹,形成了很好的笔墨功夫、观察能力,积淀了书画的规范和语言。书法是国画用笔的基础,蒙中的书法不仅是当代国画家中的翘楚,在书法家中也罕有其匹。他根砥唐人,骨力坚实,点画遒劲,气质清刚,有着玉箸般的雅洁质地。就绘画技巧而言,他早年学习黄公望、倪瓒,涉猎新安画派诸家,吸取董其昌、八大山人朱耷、黄宾虹等人的笔墨长处,近年笃于四王,学习那些虚虚实实间,取形用势,揣意用情,运神摹景、随机变化的大量用笔用色技法,探究文人画笔墨形式的极致可能性。

野山之八纸本水墨33X44CM

他有着极为宝贵的艺术感受力和想像力。视觉感受的训练,直觉极为重要,对生活中美感的发现是基础。“有些东西看到的一刹那,会觉得光彩扑面照人”,这是蒙中的真切感受。他也有着一颗善感的诗心,内心打磨的非常的敏锐,他的 散文、诗句或网络博客里偶尔一两句话,对大自然的感触,一点点的情绪,最触动人。他写小楷,看着很相似,但每一张都有差别,这个差别很微小,是画家在不同的技术、材料、情境下的心灵震颤,把握好的难度很大。笔下苍山的云,绚丽流动,惊艳,亲切;早春的花,光影明暗,变换和谐;洱海边越冬的野鸭,自由悠闲;庭院中熟睡的踏踏猫,憨态可掬。最是那岸边的小水草、绿篁新枝、粉桃初蕊,远处水鸟,落笔轻盈、跳动,迅疾准确而灵敏,每一丝笔毫,都点在大自然敏感的神经上。

野山之四纸本水墨33X44CM

蒙中对大理风物,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笔墨写生记载、素材积累。光的变化,云的变幻,常常了然于心;早晨、黄昏散步,将周边山色映象、植物的变化,光影下的山色记录下来;常常在田垄、庭院中做线描写生;到洱海边观察水草鸟鱼。尝试着各种办法表现大理,甚至去模拟大理的彩虹。他的写生,不是直接的照抄照搬,而是将遍览的山水、古今绘画技法相结合,将自己独特的体认、体味袒露于画面中。比如早上阳光出来照在山顶,借鉴一点点印象派的意思,却又表达出国画特有的意境。花鸟小品学习西方现代油画色彩光影,不薄不浅,很有力量,构图取法八大的花鸟图式,笔墨准确到位,简,但不空;山水注重材料品质,色相、肌理和层次都非常清晰。画中之人表情动态自然,花木衣纹,每一笔处理得十分精致,点线游动荡漾。

宣纸-2018-2019-尺寸22_33cm-山水册5

 蒙中过着半隐居的田园生活,安静,冲淡。简单的生活一直是他的信条:学会舍弃,把那些物质的要求看得可有可无,才能平淡,才能放松;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内心对别人的评价没有什么期盼,跟自己内心不太能接受的,就把它放下,如此,方能自信,无所顾忌,才能够把自己的状态、把个人精气神里头那一点精彩展现出来。

宣纸-2018-2019-尺寸33_22cm-山水册3

内心平静的加持,必然能生出清凉与欢喜。蒙中的书画清健简淡,澄澈明丽,平远淡雅,得南宗一脉文人画笔墨意趣,以真诚做底,追求一种简单质朴的心与心的交流。看他的画,心情是愉悦平静的。而他,也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很多快乐。他与人聊天,聊艺术,人生,总是笑意盈盈,眼里闪光,笑起来似无邪的少年。他的艺术创作似乎是自己跟自己玩,提炼自我的精神所在。对于生活与艺术,有很浪漫主义的一面,有很多很感性、天真的状态:遇着好的东西特别兴奋,看着黄宾虹的画作非常激动,看着于右任的字儿会作揖;看到路边高古松枝儿、折枝花卉,捕捉到美就特别高兴;会和猫逗趣,为其摄影、写真。

宣纸-2018-2019-尺寸33_22cm-山水册2

他总能从生活中发现美,发现乐趣——游于艺,沉浸于艺术的人是快乐的,而且这种快乐在朋友中很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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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把玩笔墨,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宣纸-2018-2019-尺寸22_33cm-山水册2
宣纸-2018-2019-尺寸33_22cm-山水册5
春山之一纸本彩墨33X44CM
春雨之一纸本水墨33X44CM
野山之三纸本水墨33X44CM
野山之五纸本水墨33X44CM

(作品图片及评论文字由艺术家本人提供并授权;文字节选自评论作者《浸浸涵高韵 风标自出尘 ——蒙中的书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