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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思孝

1957年，王若水为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社论在4月10日发表。上面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然后发出话来，要召见社论的作者及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于是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于当天下午率领王若水及编委会成员共7人，乘两辆小轿车，前往中南海菊香书屋。

召见持续了4个多小时。主要批评邓拓及人民日报对上面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不报导、不宣传。气氛显得紧张、沉闷。唯独对王若水这个即无资历又无官职，仅是普通编辑的年轻人作了表扬。说他是“哲学家”，说他“很年轻啊”。

上面还批评邓拓：“中央许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还说这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板凳的折旧费。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据参加召见的胡乔木后来说：上面有意让王若水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这个意愿并未实现。

但王若水仍然是收获满满，最重要的是：从此他在上面那里挂上号了，这带给他前半生的辉煌，也带给他后半生的不幸。

1963年7月16日，王若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桌子的哲学—关于认识论的对话》。7月22日，我作为人大文研班的应届毕业生，到人民大会堂听取周恩来对3万多名北京应届毕业生的例行报告。这个报告在5个多小时内讲了7个问题，其中3个问题是“学习哲学”。周恩来号召大家学习6天前在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王若水的《桌子的哲学》。原来上面对王若水的这篇文章称赞在先，说它宣传了自己“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思想。1964年，上面还授意王若水再写一篇文章，对原来文章的缺陷加以补正。由于要经过中间环节的传达，王若水最终都得不到上面的原话而作罢。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后续又有不少文章发表，声讨《海瑞罢官》的作者，身为明史专家和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这时，上面想起了王若水，他问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为什么王若水，李希凡没有发表文章？”实际上，吴冷西授意王若水写了一篇文章《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发表在196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第5版上。因主要思想都不是自己的，连题目也是吴冷西改正的，所以王若水没有署真名。

上面表扬王若水，成了王若水的“护身符”。文革中，上面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率领。一进报社，就找王若水单独谈话，鼓励他不要辜负上面的厚望，在新的考验面前，要换脑筋、站好队、起来造反。王若水得到工作组的信任，担任了报社评论组的组长。然而好景不长，他就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造反派的批判。还抄了他的家，父母和弟弟被赶出北京，发送到江西泰和农村接受改造，结果父亲死于农村。这使他渐渐对文革有了新的认识：文革实际上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它不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异化为神、鬼、兽。异化为神，于是有神道主义：个人崇拜。异化为鬼，于是有鬼道主义：苟且偷生。异化为兽，于是有兽道主义：残酷斗争。

由于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在9·13事件后批林彪时，他赞成周恩来的意见，主要批林彪的极“左”。但张春桥、姚文元却要求他们批林彪的极右。究竟听谁的？他无所适从，所以大胆上书告“御状”：到底是反“左”，还是反右？结果上面说他“并不高明”。的确，他不高明，如果他批极“左”，到头来岂不批到上面头上？于是他作为“反革命”掉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深渊，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完了。

四人帮垮台后，他死而复生，被誉为反四人帮的英雄。于是各种名誉接踵而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还频频出国访问，真是红得发紫。他站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最前沿，他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被誉为批判个人崇拜的“第一炮”。他用马克思的异化论解读文革，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他为人道主义翻案，写了《为人道主义辩护》，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要维护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全面发展，要挖掘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性及其他潜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没有想到，王若水的这些思想，竟成为负面的所谓“精神污染”，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这一次王若水的遭遇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惨，他被撤了职，党内除了名，不能发声，也不能发文，在政界和文坛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最终在异国他乡因病阖然而逝，年仅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