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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丁邢

今天，读到章德宁的长文《二十年前事——回望《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创刊》，十分感慨。她回忆20年前接手主持《北京文学》，遭遇财务困境，历尽千辛万苦，为杂志闯出一条生路。章德宁和她的先生岳建一，都是卓越的文学编辑出版家。这篇回忆，为当代文学期刊史，留下了沉甸甸的一页。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位文学编辑出版家，她就是《江南》主编袁敏。袁敏著有《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是一本颇有深度的回忆录。但还没有见到她回忆自己主编生涯的文字。

我在今年3月8日，曾经发表《三八节前话《如焉》》，谈到2006年4月武汉市文联在东湖举办的《如焉》学术讨论会的一些情况。今天想再援引这个讨论会上的两则发言，重温与《江南》有关的一段往事。

讨论会是邓一光主持的，胡发云先介绍了与会的崔卫平、艾晓明、刘川鄂、魏光焰、赵诚、傅国涌、丁东、袁敏、梁卫星、苏祖祥、蔡朝阳、陈煜、邓晓芒、李工真、赵林、谢鲁渤等人。邓一光便请袁敏首先发言，讲述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简称《如焉》)在《江南》发表的经过。袁敏说：

我当时看到这个稿子的时候还在作家出版社。原来跟丁东也都是很熟悉的朋友，他向我推荐了这部稿子，发到我的邮箱里。

当时我已经知道，有可能要调离作家出版社，到浙江《江南》杂志社担任主编，但是还没有确定下来。

我看到这个稿子，看了三分之一，就感觉到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非常棒的小说。我没看完，就给丁东打电话说，这个小说我要了。至于能在哪里面世，我当时心中没有把握。因为当时作家出版社也有三审制度，要直接出书，有很大的难度。我就寄希望于到《江南》杂志社上任。我任主编，有拍板权。我把这个情况跟丁东说了一下，他觉得挺好，因为这个稿子确实要有拍板权才能作主。

去年10月份，正式调令下来， 我到《江南》杂志社当了主编，主持的第一期刊物是今年第一期。杂志出来也要周期，我准备把《如焉》作为主打。我把这个稿子给了副主编谢鲁渤，他说胡发云跟他是武汉大学作家班同学，感情上不一样。他也觉得这个小说非常棒，不只是文学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意义。当时有争议的是，这是23万字的长篇。《江南》杂志每期40万字，它要占据一期刊物的大部分篇幅，这在《江南》历史上没有过。从刊物的均衡性来说，确实有点头重脚轻，有不少人提这方面的意见。我还是主张让小说以全貌出现。丁东跟我说，小说在民间已经流传。如果《江南》节选发表，会影响作品的份量。

我和谢鲁渤多次跟胡发云电话沟通，既不损害它的锋芒，又尽可能减少麻烦。胡发云跟我说，当时上海《小说界》也想发，大概是要删1.2万字。我们决定只删3000字。胡发云选择在我们《江南》发，这非常荣幸。《江南》首发《如焉》，确实对提高期刊的影响力，起了巨大作用。

在我去《江南》之前，当时邮局的订数是两千多，还有一些散的订户，大概就是三千份。2006年第一期首发《如焉》，还有刘海军、章立凡等人的文章也是有份量的。我们做了精心策划，市场反馈还是出乎预料。有媒体说，第一期《江南》关注了社会，关注了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结果发到了1.1万册，还供不应求。可能由于这期的延伸效应，第二期又攀升到1.7万册。地方的纯文学刊物，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奇迹。这是由刊物的内在品质决定的，《如焉》功不可没。

接着，傅国涌发言，他说：套用崔卫平老师的一句话，我们以《如焉》的名义来到东湖。我是文学圈以外的人，以读者的身份说几句。20年来我只读过三本小说，《如焉》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引起我强烈共鸣的小说。

我今天能够被《如焉》带到东湖边，特别荣幸。《江南》是我们浙江的文学刊物，创办不少年了。《如焉》能够在我的故乡首先跟读者见面，让我这个浙江人分享了荣耀。众所周知，浙江历史上是出过鲁迅的地方。可是半个世纪以来，已经从文化、文学大省变成文学、文化的小省，再没有产生有份量的文学作品，没有出现有份量的报刊。我是研究中国报刊史的，特别有感触。

我的一个朋友在杭州一所中学任教，《如焉》登出来以后，班上的同学人手一册《江南》。有一个做化妆品生意的老板，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那里借到第一期《江南》，一个晚上一口气把《如焉》看完了。他说，很多年都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小说了，马上打电话订了500本，送给员工。昨天晚上袁主编告诉我，这位老板原来订的是1000本，杂志社已经没有库存，这500本还是从外地调回来的。杂志定价10块钱一本，他用5000元买走，还说怎么这样便宜。从中学生一直到化妆品商人，这些人本来和文学没有关系，都被《如焉》吸引，关注起当代文学，这是一个奇迹。

我还知道，小说在《江南》发表之前，在2005年的夏天，北京就出现了打印本，40块钱一本，在地摊上流传。我有一个打印本，现在就精心保存着。很多人向我借，我很心疼，因为借出以后，我的“文物”可能太旧了，太破了，保存不下来。

《如焉》首先打动的不是文学圈子的专业人士，而是像我这样的人，是社会各阶层的人。我和作者的人生阅历、生活处境、社会身份，都不相同，小说里面到底什么东西让我感动？我觉得，就是他关注了社会现实，关注了人性本身。这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角落的人的共同的东西。《如焉》未必能像托尔斯泰的那些经典著作流传千古，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在2006年前后这个阶段，我相信这部作品的现实感，关怀了这块土地上芸芸众生的命运，守住了文学的底线，而不是玩弄文字游戏，玩弄驾驭故事的高超能力。《如焉》的叙述是诚实的，朴素的，也是诗性的。诗性存在于精神本质上，而不是外在的词语包装。胡发云曾经是个诗人，少年时代就读普希金诗歌。但是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语来包装，而是用朴素的语言，我觉得，朴素的语言可能高于华丽的词汇。

我从读者的角度，对《如焉》挑一点刺，小说的中心人物之一达摩，以我在底层社会生存几十年的经验，觉得有拔高之嫌。中国社会，从思想上来说有达摩这种人，但是他不会生存在达摩的社会身份当中。到今天为止，没发现中国民间修理工有这种人；茹嫣也有理想化的嫌疑，假如作者能够把茹嫣写得更生活化一点，更低调一点，他和达摩、卫老师的交往更多地从人性、从生活出发，把过多的思想抹掉，写成善良高尚的女性，可能更加逼近我们今天的中国。我觉得小说中有两个人物特别成功，也许以后也会跟鲁迅的孔乙己、阿Q一样进入文学的视野。一个是毛子，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是江晓力，权贵后代的代表。多么传神！

《江南》和《如焉》的奇遇，不知能否为今后文学期刊的出路留下一点启示？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