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冯天瑜 （1942-2023）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教授张世英先生，是中国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应该也是研究黑格尔的第一人。
他是湖北人，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大学协助指导湖北大学研究哲学的中年教师们，还办了《德国哲学》的期刊，应该说在研究德国哲学的领域，这个团体和期刊是绝对达到了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而这就是因为有张世英先生的带领。
当时他经常回湖北大学协助指导工作，我当时也在湖北大学工作。我们几乎每天傍晚都在沙湖边上散步，我们谈了很多问题。
张世英先生谈到了一个学者要想提高、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要有“看家书”。当然要有广博的阅览，要有很渊博的知识，但是又要精读，要有“看家书”。
我向张先生请教了理论思维的训练，他是哲学家，我们作为史学工作者，要向文学家、哲学家请教。张先生说，要提高理论思维要有“看家书”。我问张先生他的看家书是什么，他说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大逻辑》，大家如果读过黑格尔的书，这都是很熟悉的。
他说，我从在北大念哲学系开始，就反复地钻研这两本书，后来做哲学研究几十年、半个世纪也一直钻研。现在不止半个世纪了，因为张先生已经90多岁了，他说这对他的理论思维的训练有很大好处。前不久，他还专门托人给我送来了一个条幅，“腹有诗书气自华”。
他问：“冯先生（这当然是他对我的客气，我是他的后辈，但是他还是称先生）你有没有什么‘看家书’？”我说：“以前没想过这个事，现在张先生提了‘看家书’，也可以说有。”虽然原来没这个概念，我当时马上想到有三本书是我的“看家书”，我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读这三本书。
一本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的几本书包括《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讲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特点时，很多地方我都提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家的《历史哲学》已经完全翻烂了，书的角都已经变成了圆形。这本书我从20几岁看，后来我做文化史研究也经常看。这本书对于提高我的理论思维很有帮助。
我并不是全盘接受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面的一些观点，比如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到日耳曼就达到了顶峰。他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从东方开始的，从印度、中国开始的，但是后来就到了欧洲，最后就到了日耳曼，到了德国。这些观点，当然我是不同意的，而且日耳曼成为人类文明中心的想法也是不算正确的。
但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这本书中谈到人类文明史，我觉得他的概括能力之高、之深是空前的，好像也是绝后的，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部能够达到《历史哲学》对人类文明史有这样的一种高屋建瓴的分析。书里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提供我们思考，我们可以修正，可以不赞成他的很多具体的观点，但是它确实是对我们有益的。
张先生说，你另外的“看家书”是什么呢？我说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是一个历史学者，尤其是一个历史文化学者的必读之书。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了很精辟的评述，他对从秦汉或者说战国后期，一直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写到了这个地方）的各个时段的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都加以解释。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谈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当然《资治通鉴》专门有表述，但王夫之的分析非常精彩。
他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全然是出于他一家之私，完全是为了他的始皇、二世一直到万万世能够传下去，绝对不是为了天下，而是为了巩固以及使得他的专制皇权得以延续。如果封建就很危险，同姓王、异姓王很容易造反、闹分裂。他实行郡县制，官员都由中央、朝廷任命，而且可以随时罢免，随时调动，这叫做“流官”，流动的官。不像封建时代的贵族是世袭的，那不能随便动摇。关于封建问题，我专门写了一本书《封建考论》，其中也谈到了这一段。
同时他的评述也体现了王船山的理论思维和辩证观念，他认为虽然出于帝王的私心，废封建、立郡县，但是这也使得国家有了安定统一的可能，这就大有利于天下。所以王夫之的一段评论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这个做法是老天爷借秦始皇之私而行天下之大功。这是深刻的历史哲学的思维，而且应该是非常准确、非常深刻的。
像这样的分析在王船山的《读通鉴论》里面通篇皆是，比如汉武帝大用兵导致从文景之治以来国家积淀的财富到武帝的时候都消耗得差不多了，所以武帝的这个做法在后世历来是受到很多人批评的，但是王船山也指出，武帝的这些做法虽然有很大的问题，耗尽天下之财，但是他也使得国家得到了大利，给了正面的评价。
类似于这样一类的分析在王船山的著作中是很多的，突破了不少儒者仅仅只是从所谓的仁义学说出发来论述，而且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把仁义学说小化、弱化的缺点。
王夫之有一个更宏大的见解，把仁义放大，而不是简单的妇人之仁，应该说也是深刻的见解。
所以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也算是我的一本“看家书”，我读这本书可能比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稍微晚一点，这是我中年时候开始读的，而《历史哲学》是我青年时候开始读的，每次翻阅，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
第三本书，明清三大思想家中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我建议学文史哲的人要认真地读一下。我觉得《明夷待访录》把中国古典的、传统的政治学说推向了一个高峰，而且这个高峰完全可以跟当时西方17世纪的作品做比较。
当时西方带有近代色彩的政治哲学，如卢梭的《民约论》（后来翻译为《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思想，这些都成为了我们近现代的政治建构的基础，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若干方面完全可以跟它们相比肩，当然在有些方面还没有达到。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面的第一篇就是《原君篇》。古人喜欢用“原”来讨论问题的来龙去脉，像后来熊十力先生的《原儒》，就是讲儒学、儒家的两种学派。“君”就是国君、王权或者讲皇权是怎么形成的，形成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高度地赞扬“古之君”。
“古之君”用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史的眼光看，就是原始共产时代的部落领袖，后来在我们的骨髓当中把他们理想化，譬如黄帝、炎帝，以及尧、舜、禹这些古代的圣君。这些圣君为什么一向被人们所崇仰？那就是他们是“天下为公”，他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公”，为了大众，天下最劳苦的事情自己来干，把天下好处都给大家。
所以他说“古之君”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古之君”只有那些道德最高尚的人才去干。在古代有很多这种记载，像尧、舜，当时推某一个人来干，那个人坚决不干：这个事情太苦了，不干！只有尧、舜、禹这些人出来干。黄宗羲高度赞扬这些“古之君”。
而关于“今之君”，首先要注意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包括儒学的很多重要经典，都有批评帝王的思想和言论，尤其孟子谈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的思想，还有很多批评君王的例子。但是在黄宗羲之前，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即无君论者，像阮籍、嵇康就是魏晋南北朝时的无君论者，否定君，主张回到原始时代。
但是黄宗羲还是“有君论”的，他认为应该参考“古之君”的做法，而他对“今之君”是全盘否定，不是对“今之君”做的事情全盘否定，而是说不像以前的论者是区分明君、昏君、暴君。他认为“今之君”都有很大的问题，这是黄宗羲的《原君篇》里讲的内容。
“今之君”是怎么回事？“今之君”把天下的利都收归己有，把天下的害都让天下的老百姓去承受。所以他说“古之君”受到大家的敬仰，而且过了几千年大家还在敬仰。你看孙中山先生走到全世界，题字题得最多的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就是“古之君”的做法。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阮籍、嵇康等把君主废掉，回到原始社会的思想，那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其实黄宗羲的这种思想、孙中山提到的“天下为公”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总结的关于巴黎公社“三原则”的思想，就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一致的。
第二篇是《原臣》，讲臣子，他谈到一个思想，我觉得在今天就应该把它刷成横幅标语的那种样子以广而告之，就是臣和君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不是主奴关系。他说臣和君是什么关系，就好像一些人扛木头，前面的人唱“呼”，后面的人唱“嘿”（前者唱邪，后者唱许），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君臣是主奴关系，提出“君臣同事”论很了不起。
再比如他的《学校》篇，他认为学校不仅应该是一个教育机关，而且应该是一个议政的机关。他提到要“公天下之是非于学校”，是非不能仅仅由朝廷说了算，还要学校代表民众来议论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这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些思想，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但不是简单地搬过来。
“公是非于天下”很重要，把是非公之于天下，这也是他很了不起的思想。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还有很多篇，比如他的《奄宦》讲宦官，明代的宦官干政特别厉害，我30年以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明代宦官干政考略》，宦官能够干政就是绝对君权的产物。
黄宗羲认为君主集权时，君主们和普通人一样，杰出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平庸之人，还有少数是坏人，君主也是如此，杰出的君主也是少数，可能唐太宗、汉武帝算是，但是有很多是庸君，还有很多是暴君，所以才产生了绝对君权下的严重的宦官干政。
接着就想谈《置相》篇，就是“恢复丞相”。他在《置相》篇里讲丞相不是世袭的，君是世袭的，世袭的人里面只有少数是杰出的，大多数都是平庸的，还有一部分是非常糟糕的，他当时也没有办法去否定君主世袭制，而丞相、大臣是精选、推举出来的，最杰出的人才能够当丞相，所以他认为丞相太重要了。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呢？
因为洪武皇帝朱元璋废掉丞相是明清两代君主集权走到极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丞相是推举产生的，所以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丞相有很多。《置相》篇分析得入情入理，他不是在讲空话，而是讲得真的有道理。
他分析为什么宦官会产生，第一代的君主一般不会重用阉宦，因为他有雄才大略，而且他对下情很了解。黄宗羲在这里分析得很有意思，他说后来的君主都关在九重之内，从小陪着他的是谁呢，就是宦官，那么他以后必然会重用宦官，他害怕又不相信外官。
所以明代有的把宦官称作“大伴”，就是从小陪伴他，或者叫“伴伴”，他就是这些宦官带大的，比如刘瑾、魏忠贤这些人，而且他们把明代搞坏了。以前很多朝代里宦官是不许认字读书的，明代为了让他们来参加政务，包括让他们批奏章，就请了很出色的儒生来教宦官念书。尤其到了明中后期，宦官不仅识文断字，而且文化水准都很高，使他可以更好地去干政。所以黄宗羲做的一些分析都入情入理。
黑格尔把古希腊称作是“欧洲人的精神家园”。我们的先秦诸子，到后来像“顾、黄、王”这样一些思想家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像顾炎武区分了“天下”与“国家”，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当时明朝被清朝灭了，有些人是如丧考妣，对朱明王朝的覆灭悲痛不已。顾炎武也悲伤，他曾经参加甚至组织抗清的活动，但是他认识到了超乎一般的一点，就是“天下”与“国家”的区分。
国家是为君为臣者的国家，“肉食者谋之”。而天下则不然，天下是天下人的，所以，天下的兴亡，“虽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到近代的时候，梁启超先生把它概括成很精炼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是把顾炎武的一段话精简了，精简得很好。
一个低贱到没有任何功名、没有任何地位的匹夫，对于天下的兴亡都有责任，因为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包括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天下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们都有责任。我看现在有些电视剧就把这句话给“阉割”了，说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忘记了顾炎武当时的苦心和他的精义。
这些重要的思想家实际上都很了不起，一直到清末民初又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包括五四前后，他们都向我们提供了建立义理系统的非常丰富的资源。当然 “学也无涯，生也有涯”，所以一定要有“看家书”。
张世英先生也没有把黑格尔的所有书都说成是他的看家书，他也是专攻《小逻辑》《大逻辑》。古今中外理论的书也多得很，我也仅仅是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做我的“看家书”。“看家书”是20世纪90年代我和张先生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一个概念，但实际上自己是“暗合”了这个概念，以前没认识到，以后就更明显了。
所以要提高我们的义理水平、理论水平，要认真地去阅读、钻研这些经典，不是随便看一下，而且你可以挑选经典，我并不是推荐《大逻辑》《小逻辑》《明夷待访录》这些书，而是要根据个人情况，你的专业、爱好等等选择你的“看家书”。
（以上文字节选自人文杂志》2018 年第 4 期，原标题：《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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