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董菁
父亲不孤独，他此刻、或在天国，或许就和孩子们在一起，在唱歌，在吹口琴。
或许，那里，有他的使命。或许那里，他可以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他那么有才华，他可以做一个歌唱家、一个摄影家、一个画家、一个导演。
他或许不会有那么多应酬和无奈，去安静地写作。去更多地陪伴母亲，和我去看更多的电影，一起散步，谈论艺术。在我从外地回到家的第二天，带我去武汉早点一条街吃烧麦。然后，一起去书店。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他就是我的闺蜜。我懂得他的悲悯，他理解我的孤独。他是唯一理解一个纯真而坚韧的女孩的呐喊的勇敢父亲。因此，我们的相互陪伴就像一种行为艺术。一种别样的美丽。一种大街上黑压压人群里出现的一抹蓝色，清凉、温暖，沁人心脾。就像我们从不服从这个世界的世故和单调。
因此，这个世界在我们眼里，是美丽而复杂的。而我们仍然爱着它，就像这个世界永远会有温暖人心的艺术电影，和与父亲牵手谈心的傍晚。
不知道，在父亲离开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怎样度过。我想，我会继续写作。就在昨晚医生在I C U对我们冷漠地宣布，你父亲今晚就会去世。那个悲壮的夜晚，我突然领悟到，你应该走自己的路，不要觉得孤独，爱你的人终会在你身边。哪怕稀少。你仍然会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想，这是父亲给予我的最后的礼物。
你鼓舞了我
文/ 曾庆伟
壬寅年腊月初九的早晨醒来，照例先看手机，有朋友给我发来消息：“2022年的最后一天，敬爱的董宏猷老师，于凌晨零点十八分，在武汉协和医院去世……”
我好像挨了一记闷棍，顿时眼冒金星，大脑一片空白……
前天，我看到戴新民在微博上说：“董宏猷双肺白了，在ICU！”我心里猛地一紧。经过三年新冠疫情的熬煎，尤其是2020年武汉遭受新冠疫情突袭，三镇居民中大都有亲友在这轮疫情中染疫丢命的痛楚经历，于是我们在这三年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了许多新冠科普知识，因而谁都明白年逾古稀的董宏猷，现在被邪恶的新冠病毒击倒而送进ICU意味着什么！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现在我们这些普通人对重压在宏猷师长头上的这座大山又能为之奈何呢？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在心里默默为一向开朗、热情、豁达、乐观的宏猷师长祈祷：求助苍天庇佑宏猷师长闯过本命年的关隘，继续书写生命的华章吧！
然而，奇迹没有出现，噩耗不期而来。董宏猷辞世的消息不断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但我还是不死心，希望这些信息都是误传，便向多位朋友求正此消息的真实性。朋友们的共同回答是：确实。董宏猷终于没能迎来2023新年的第一缕霞光，驾鹤西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伤悲。
坏消息一被证实就显得更坏，我的情绪极度低落，心情沮丧，大半天怔怔地独自坐着，脑海里一幕幕闪现着与宏猷师长相交40年的过往片段，那些温暖的画面如电影镜头般清晰可见。
过去的40年，不管在人前还是人后，我一直是称董宏猷为董大哥的。董宏猷是1950年生人，长我8岁。他成名很早，上世纪70年代初，他下放市郊汉阳县（现蔡甸区）侏儒公社当知青，以写诗歌崭露头角，经常有以董宏猷或者郑耘（董宏猷笔名）署名的诗歌、散文作品发表于《长江日报》等报刊杂志，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小路》中“只有我傍晚的炊烟/默默地缠绕着你的炊烟”等金句，就是他在侏儒农村当知青时所写的诗。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湖北省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数量不多，能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文的人，在像我这般热爱文学的小青年心目中可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所以，虽然董宏猷只长我8岁，而在心里，我是将他视为前辈老师的。不仅是我，与我同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青，日后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如邓一光、钱鹏喜、解智伟等人，都尊董宏猷为师。后来我们与董宏猷稔熟，开口闭口叫他董老师，他却说：“不要叫我老师，我们是兄弟”。 交往多年，如此这般，董宏猷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定位，既是尊敬的老师，也是宽厚的兄长，还是知心的朋友。今天写这篇悼文，我将“老师”“兄长”这两个称谓做个折中，称他为“师长”，大约比较贴合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形。
我与宏猷师长40年前的相识，缘于我表姐夫李汉章的介绍。宏猷师长与李汉章是武汉市四十四中学的同班同学，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李汉章见我爱好文学，而我的文字却总没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便说找人给我指点指点，答应将我仰慕的董宏猷介绍给我认识。
1983年元月4日，李汉章邀董宏猷和我到他家吃晚饭。那时李汉章与我表姐一家三口住在汉阳月湖湖畔的一间约20平米的平房。那天我心怀忐忑，揣了几篇投稿文学杂志而被退回的小说到了表姐夫家，天快煞黑时，董宏猷到了。他中等身材，穿一件军绿色大衣，白皮嫩肉，眉清目秀，给人的感觉干净而文静，其形象跟后来“大胡子叔叔”的人设相去十万八千里！
董宏猷静静地将我带来的稿子看完，表姐夫问：“宏猷，怎么样？”董宏猷回答：“依我看，这兄弟能写得出来。”
我的天！能从董宏猷口里听到这句话，我的血流加速、心跳加快，这话对我的鼓舞实在巨大！转眼40年过去，现在的我，也算是靠文字安身立命，并以文字获得了社会些许的肯定和朋友的尊重，或可算是“写出来了”吧，每每夜深人静，倾听由布兰登·格瑞翰作词、罗尔夫·拉夫兰作曲，布莱恩·肯尼迪和翠茜·坎柏奈勋演唱的《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时，便想起当初宏猷师长在表姐夫家中所说的话语，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念叨：“谢谢你鼓舞了我！”
认识董宏猷后，我同他走动较勤，其中原因之一，是我当时的供职的单位——武汉市织布工业公司机关离董宏猷住处很近，他住汉口药帮巷守根里5号，每天上下班，我都要从守根里经过。隔三差五，中午在单位吃过午饭，我便踱步去宏猷师长家聊天，有时在他家蹭吃蹭喝，所以跟他一家三口都熟。1983年元月18日，午饭过后，我踱步到守根里，见他正收拾行礼，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他告诉我说：熊明泽、瞿晓和他受《工人文艺》编辑部委派，要去郑州采访，写“纪念二七大罢工60周年”的主题诗歌。董宏猷、熊明泽、瞿晓当时都是名声初起的青年诗人，斯时宏猷师长已从华师大毕业，分配在武汉市洪山区一所偏远中学当语文老师，学校放了寒假，他能抽出时间出差。
巧的是，待我从守根里回到办公室，领导将一份电报交给我，电文上说纺织工业部在河南郑州召开全国纺织设备工作会议，通知我们单位派员参加。我在公司技术科分管设备技术工作，领导吩咐我赶去郑州，务必于明天上午到会。我当即回家收拾行装，迅速赶往汉口火车站。在火车站售票窗口排队买票，没想到排在我前边的人，正是董宏猷。这真是巧上加巧啊，我俩相视大笑。我们买的是慢车票，硬座，武汉至郑州得走10多个小时，董宏猷把我向与他同行的熊明泽、瞿晓作了介绍。他们仨倒是有备而来，在上车之前买了卤菜，烧酒。夜里上车之后，他们开始就着卤菜喝酒。斯时的他们，风华正茂，举手投足间才气侧漏，一路上作诗吟句，让我好生羡慕，菜鸟般的我根本插不上嘴，只是在一旁傻看。
第二天到了郑州，他们住进河南省总工会招待所，我赶去会场报到。吃过会议晚餐，我就到他们的住所听他们吹牛侃大山。董宏猷对我说：“庆伟你既然来到郑州，写一篇关于‘二七’大罢工的文字试试吧。”
回汉后，我写了篇千多字的散文，交给了《工人文艺》编辑，编辑没看中，将稿件退还给我。我把退还的稿件转投给了《郑州晚报》。1983年2月7号，《郑州晚报》副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灯的畅想曲》。1983年2月7日应算是我正式迈开了文学创作步伐的日子，之后40年来，我累计公开发表了两百余万字的作品，但《灯的畅想曲》却是我第一篇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小文。现在想来，如果不是宏猷师长当时的提议与鞭策，我能否吃文字饭还不一定，我整个人生道路可能走得就不是我今天这般的样子了。
1997年，我将先后发表在《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工商周报》、《武汉商报》、《中国食品杂志》、《旅游导报》、《长江开发报》等报刊杂志上约20多万多字的饮食随笔结集，准备在长江文艺出版社以《三楚谈吃》为书名出版，我请宏猷师长为该书作序，他慨然应允，没过几天即将写好的《序》给我，该书的责编（也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如果不出意外，流程走过，就能静等《三楚谈吃》出版面世了。
世上的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曾想就出了意外。因为彼时长江文艺出版社从汉口搬家到武昌，也不知长江文艺出版社内的编辑工作调动等什么的具体原因，反正结果是我的《三楚谈吃》书稿遗失了，出版计划就此胎死腹中。《三楚谈吃》没能出版，原稿丢了不说，还枉负了宏猷兄长费心所写的《序》，扎心的是，我还没留《序》的底稿。后来屡次碰到宏猷师长，他总是开玩笑地说：“庆伟你得还我的‘序’。”我只能报以歉意的苦笑。
我原本的打算，是请宏猷师长为我今年计划出版的拙著《楚食文化：山一程，水一程》作“序”，以此卸下这欠了20余年的人情包袱，没想到宏猷师长骤然辞世，归隐道山，再也不能给我写“序”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呜呼，这笔人情债已经永远无法偿还了！
去年三月间参加戴新民张罗的一个文友徐基建追思会，与宏猷师长喝茶聊天，他说哪天找个机会小聚。4月某日，我邀宏猷师长夫妇在刘东家餐厅餐叙，他欣然应允。那天，他的夫人因其他事没能出席，宏猷师长兴致很高，自己点菜、亲自捞鱼，到处拍照，胃口也很好，不住气地夸赞刘东家餐厅的鱼做得好。席间他谈笑风生，用黄陂话学东学西，妙肖之极，引得大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餐后，宏猷师长请我去汉口解放公园天心茶社他的专用茶室喝茶，继续神侃。茶香袅袅……
第二天，他在微信朋友圈中推发了一段文字，云：“正是人间四月天。庆伟请饭，主打吃鱼。从年轻时开始，曾庆伟便爱吃，善吃，尤擅侃吃。和他吃饭，听他谈吃，既是美食大餐，亦是精神大餐。鱼是活魚，做了一大锅鱼汤泡饭，另有红烧鮰魚，鲜美嫩滑。黄焖圆子加有许多鱼红，特别的泡。近年来，作为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的特聘教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评审专家，庆伟开始著书立说，从介绍推广武汉美食，湖北楚菜，转向学术化系统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进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斐然……”
宏猷师长是公认的儿童文学大家，著作等身，才艺卓绝，心胸豁达，对于像我这样的后学从不吝啬扶掖与鼓励，上面他写的这段文字，如同40年前他那句“这兄弟能写得出来”的话语给我以鼓舞一样，今天仍然给了我巨大的鼓舞！
今天恰巧是我结识宏猷师长整整40周年，我将今年的第一篇文章奉献给宏猷师长，并敬献挽联于他的灵前：
教诲犹在耳边，如长江潮涌汉水浪；
风范永存心底，是龟蛇巍峨月湖云。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逝者远行，生活还将继续，在今年秋冬这轮疫情中，我们靠了运气躲过命运之神掷下的灾祸骰子，而今日，就让我们在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为没能躲过命运之神投掷灾祸骰子的宏猷师长点亮一盏心灯，以寄托我们的绵绵哀思！
谢谢你，鼓舞了我！
壬寅年腊月十三
人杰倏忽不见
文/ 鹏 喜
最近一次与董老师宏猷兄见面，记得是2022年10月16日中午。曾庆伟约餐叙，邀董宏猷、肖新富、谢力军、陈谢和我，倡议发起主题为老文青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征文，推举董宏猷领衔编撰出版。董宏猷慨然应允。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领衔编撰过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传为文坛佳话。餐叙当日他一如继往谈笑风生，健谈且胃口好，身体、精神状态极佳。他当即推荐了参与征文策划和撰稿人选，把盏意犹未尽，提议移步解放公园，在他的茶室继续讨论。下午五时各位告辞，不料此时分手竟是诀别！
2022年12月31日噩耗传来时，我在咸宁，断然不敢相信，恍惚间，梓山湖湖风呼号，湖涛轰鸣，天地为之失色……
我有幸是董老师宏猷兄的老同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入《芳草》任编辑，时杂志社改革，将编辑部拆分成两个编辑室轮月编刊。由刘宝玲带领李贺明、李旻、胡良清成立一编室，由董宏猷带领黄河清、田天、罗高林和我成立二编室。那时《芳草》脍炙人口的卷首语“花桥茶座”，就是董宏猷命名的。约一年后董宏猷调离《芳草》，去杨书案任所长的武汉文学创研所任专业作家。临行他推荐我接任二编室主任，《芳草》领导考虑我到《芳草》工作时间不长，是杂志社中资历最浅的编辑，便任命老美编黄河清接任二编室主任，任命我为副主任，实际主持二编室工作。这个小小的副主任，是我文学编辑生涯的重要起点，我由副主任而副主编、执行副主编、执行主编、主编。“扶上马、送一程”的上司是董老师宏猷兄。
如果算上2012年我的人事档案关系转入武汉文学院，虽然我仍在《芳草》主编岗位到2015年6月，但名义上我是文学院院长董宏猷麾下专业作家，二度成为同事。
董老师宏猷兄亦是师长。上世纪八十年代，民族街文化站连续举办文学讲习班。我和邓一光、曾庆伟、肖新富、胡汉华等一批稚嫩的文青是讲习班学员。那时董宏猷虽只年长我们几岁，却与刘纲纪、李绍六等名师是讲座嘉宾。我们那批学员，后来成为长报、晚报和《芳草》等报刊杂志的主力记者、编辑，被誉为“黄埔军校”毕业。而董宏猷以其深入浅出的讲座，成为讲习班最受学员欢迎的老师。
1989年，拙著《河祭》由《当代作家》全文发表，武汉青年作家协会联袂长江文艺出版社召开作品讨论会。时任武汉青年作协主席董宏猷为拙著写了评论《寂寞与凝重》，发表于《长江日报》。翌年《河祭》出版单行本，我将董文作为代序编入书中。
1995年，武汉作家协会组织编著《让我们与历史对话》，约定由董宏猷、彭建新和我共同承担案头工作，驻进酒店日夜编写。交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前夕，董宏猷主动提出，以主要执笔工作量考量，由我署名第一作者，他们署名在后，彭建新也赞同。当时我就很感慨，毕竟二位既是我的师长，又是作协领导。足见董、彭先生高风亮节，提携后生。
董老师宏猷兄还是我的文友。虽然在他众多文友中，我因不善交际不属他交谊甚笃的文友之一，而在几十年的武汉文坛生涯中，我和他一起渡过了许多朝夕相处的岁月。比如几次长篇小说笔会，比如我组织的芳草笔会，他组织的作协笔会。印象殊深的一次是恩施笔会，由武汉作协和芳草杂志社联合主办，笔会期间他不知疲倦的歌声和不伤大雅的段子，如今竟成绝唱……
董老师宏猷兄的文学成就和才华有目共睹，无须我置喙。世人皆认为他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而他的诗歌热情奔放，如行文流水。我尤其敬佩他的散文文笔，对我近年偏爱的散文写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世上人无完人，尤其文人往往集谤誉于一身，而论文品、人品、才气、人像，董老师宏猷兄堪称典范……
这样一位人杰，这样一位身材魁梧、虎背熊腰的美髯公倏忽不见，怎不令人顿足捶胸！昨日读到陈谢的悼文说：“他没熬过万恶的2022年……”我要补充说，这是一个困惑和悲愤的年份，令人思考和究问的年份。谨以拙文为纸钱和祭酒，奉献董老师宏猷兄于九泉之下九天之上，伏惟尚飨！
（鹏喜文选自公号“梓山湖书院”）
大胡子胖叔叔
文/ 叶大春
虎年疫情肆虐凶猛，酿下不少悲剧。眼看抗疫胜利在望，万万没想到在2022年最后一天，新冠病魔掠走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孩子们喜爱的“大胡子胖叔叔”董宏猷。噩耗传来，万分震惊，扼腕悲叹，肝胆俱裂，想写点纪念文字，可心乱如麻，脑袋昏沉，无奈，只得放弃，待到痛定思痛，捋清往事，再写此文祭奠董兄。今天是董兄的“二七”，忽然有了冲动，便洗浴，燃香，开机，回忆，写起……
与董兄的初识，是在1985年春。那年我刚调入武汉电视台，参加了专题片《来自武汉的报告》撰稿，担任电视短剧《谁是莫雨》的编剧（根据著名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六月的话题》改编，著名导演巴特尔执导），这两个电视作品分别获得中央电视台国庆专题展播一等奖、全国电视短剧小品展播一等奖。因此，与儿童剧女导演曾玉华有了合作。当时曾玉华看中了董宏猷的儿童小说《清香清香的栀子花》，可他太忙，只好让我来改编。在电视台里，我们见了一面，那时董兄还没留大胡子，脸庞与身材显得有点胖，眉清目秀，热情爽朗，谈吐自如，而我寡言少语，腼腆怯场，自卑彷徨，想打退堂鼓。董兄看出我的心思，爽朗地笑着鼓励我：“不要怕！大胆去改！我相信你能改好！”一番话打消了我的顾虑，我大胆地改出一稿，曾玉华与董兄都挺满意。当年夏天，正值栀子花盛开的季节，原定于在董兄当知青落户的蔡甸侏儒山乡村取景拍摄，董兄太忙，也成人之美，由他提议改到我的故乡——江夏纸坊取景拍摄。儿童剧《清香清香的栀子花》是武汉电视台第一部儿童剧，在央视播出，并获得儿童剧金童奖。这多亏于董兄的原著好，也多亏他的点拨鼓励才得以改编成功。
不久，我与董兄有了第二次合作：武汉电视台专题部想拍一部董氏兄弟（董宏猷、董宏量）的励志专题篇，请我当撰稿。我紧锣密鼓地采访了董氏兄弟，听他们讲述童年往事与青年历程。董氏兄弟虽然出身贫寒，经历坎坷，却靠拼搏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个成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一个成了著名诗人。可惜的是，这部励志专题片因拍摄经费问题而搁浅，让我无端地欠下董氏兄弟一笔人情。我给董兄表示歉意时，他豁达地说：“没事没事，这不怪你，让你辛苦了，白写一场。”
这两次与董兄亲密接触，激发了我对儿童文学的喜爱与创作欲望，我尝试着写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1987年我的儿童小说《除夕夜》在天津《儿童小说》发表后，被《儿童文学选刊》选载。董兄给我打电话热情祝贺我，鼓励我多写多发。后来我一鼓作气，乘势而上，在《人民文学》发表《冬子》，在北京《儿童文学》发表《麦草堆》《鱼塘》，在天津《儿童小说》发表《魔沼》，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表《红丘》《瘿袋》，在江苏《少年文艺》发表《蓝鸽》，在湖北《少年世界》发表《窗户》《迷宫》……董兄作为湖北儿童文学领军人物，对我倍加关怀与奖掖，夸赞我是湖北儿童文学的一匹黑马，邀我参加由他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爱国主义教育少儿读物《祖国在我心中》，引荐我参加湖北少儿出版社黄石笔会、三峡笔会，中国作协在烟台举办的全国儿童文学研讨会，还张罗着为我召开了儿童文学作品研讨会，请来了北京、上海的儿童文学作家与编辑为我研讨鼓劲，这份沉甸甸的情点点滴滴在心头，让我感激至今，回想起来如沐春风，温暖在心。惭愧的是，我辜负了董兄的期望，中断了儿童文学写作，转而喜爱上小小说，又因工作原因当起儿童剧、栏目喜剧编剧。董兄没有“恨铁不成钢”地责备我，反而宽慰我：“没事没事，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后来他看了我的小小说与儿童剧，夸赞之余，又来巧妙地“引诱”我，让我写儿童小小说，把儿童剧改成儿童小说。我动过念，却因儿童剧、栏目喜剧创作量太大而放弃。直到去年7月一次文学聚会，我最后一次见董兄，他仍然感慨：“当年你儿童文学创作势头多好，可惜半途而废了！”当得知我退休后不当编剧了，清闲下来了，又劝我：“快回到儿童文学队伍里来吧！”我苦笑：“老啦，没有童心了，写不好了……”我敬佩他，一直保持着蓬勃旺盛的童心与创作欲，写出那么多令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好作品，不愧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常青树与领军人！
2002年，时任上海《少年文艺》主编的任哥舒先生约我写一篇专访董宏猷的文章，我与董兄在电视台旁的咖啡厅见面，好在我当年为写励志专题片采访过他，对他的青少年往事熟悉，采访起来很顺利，写起来也顺手，很快写成了报告文学《大胡子胖叔叔》，刊登在《少年文艺》2002年第11期上。从此，董宏猷的雅号“大胡子胖叔叔”在少年儿童中喊开了，有的报刊还专门为他开设了“大胡子胖叔叔”专栏。董兄特别喜欢这个雅号，每次聚会或在书上签名时，都要龙飞凤舞地画上一个大胡子胖叔叔的速写钢笔画，憨态可掬，饶有情趣。
董兄的童心与激情、快活与幽默是出了名的，无论在哪里，在什么人群里，只要有他在，气氛就会活泼欢快。无论是在会议小憩、品茗饮酒，还是车舟旅途、散步游览，他都能谈笑风生，吟诗唱歌，激情澎湃，童心荡漾。记得三峡儿童文学笔会，他像顽童一样趴在江滩上找三峡彩石，跳进江中表演狗爬式仰卧式等玩水怪招；在赤壁雪峰山笔会上，冬天山上冷，他让大家披上毛毯，聚集在一起通宵喝酒唱歌，把能唱能想到的中外歌曲唱了个遍，直到朝霞出来，才唱起《难忘今宵》散场；在烟台笔会，他编了一个段子，某作协领导在开幕式上讲话：上次笔会开得很成功，不但产生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还产生了儿童……台下哄堂大笑，原来上次笔会两儿童文学作家恋爱结婚生子了；在蔡甸南湖纺织疗养院笔会上，邓一光饭量大吃相猛，程天宝每天清晨打太极拳，董兄编了一段顺口溜：“邓一光顿顿吃光，程天保天天保命”，后来又加了一句：“叶大春夜夜叫春”。大家笑得喷饭。我“抗议”：“莫胡扯瞎编！没有的事！”董兄坏笑着解释：“为了让这个顺口溜好笑好玩，你就做点牺牲，受点委屈，忍着吧！”在神农架笔会，进山过卡时，他满头披发一脸大胡子，戴上礼帽墨镜，披上花围巾，故意飙出几句外语，引得检查人员警觉，误以为他是外国人（当年有禁止外国人进神农架的规定），盘查了他好半天，逗得我们笑弯了腰；2019年初秋，我与董兄一起参加了武汉作家走进江夏黄家湖军运村采风活动，听他嗓音沙哑，不像昔日那般谈笑风生，感到诧异，一问才知道他咽喉部位动过手术，音带损伤了，失去了嘹亮雄浑的歌喉，清脆磁性的嗓音，但他没失去童心与乐观精神，不能引吭高歌，就轻声吟唱，就吹口琴，就用低沉嘶哑的声音讲笑话故事，童心不改，激情不减，快乐不息。后来，我在武汉电视台拍摄播出的军运村中外运动员联欢晚会上，看见董兄登台吹口琴的画面，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博得满场掌声喝彩声。他就是这样的快活人，走到哪里都要用童心观察亲近这个世界，把幽默、快乐与爱心濡染传递给人们……
我想再说说董兄与武汉广播电视台的不解之缘。除了根据他原著改编的武汉电视台第一部儿童剧《清香清香的栀子花》，还有他编剧、钱五一导演的电视连续剧《汉口码头》，我撰稿、他主演的综艺片《难忘知青岁月》以及一些儿童剧、儿童专题片。已故的少儿频道原总监、儿童剧女导演曾玉华与董兄是华中师大校友，交情颇深，曾称董兄为“不挂名、不付薪、不占编制的艺术顾问、活动策划”，一有拍片任务、晚会活动，总是抓他的差，还不付劳务费，通常就在食堂吃盒饭，或到街头吃大排档，应得的稿酬也低得可怜。董兄曾调侃道：“到底是电视台穷呀，还是你这个总监抠呀，原以为给电视台写稿能起个篓子，没想到比儿童文学稿费低多了。”曾玉华凭交情，跟他哭穷耍赖打哈哈，董兄心太软，讲义气，一如既往随叫随到，无怨无悔地帮衬少儿频道。董兄还热心牵线搭桥，把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介绍给武汉少儿频道，如董天柚、韩辉光、徐鲁等儿童文学作家都来“触电”过。那些年，少儿频道红红火火，风生水起，《历代聪慧少年》《丑角风波》《寂静之声》《暖冬》《驴吉普》《班旗升起来》《小鼓王》《剪纸姑娘》《天爱》等儿童剧频繁夺得飞天奖、星光奖、金童奖、意大利儿童电视节大奖，还有一些儿童专题片、儿童晚会在董兄的策划与撰稿下精彩纷呈，并在央视播出。武汉少儿频道的繁荣发展，有董兄的功劳与奉献。
另外，董兄与广播电视台有广泛的参与合作，经常当评委嘉宾策划专家，献计献策亮相亮声于声屏。最难忘的是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董兄当起勇敢的“逆行者”，置生死于度外，笑傲新冠毒魔，与武汉广播电台开设了一档节目，每天晚上给听众讲故事、朗诵诗歌、读他写的抗疫日记、播放音乐，抚慰劫中人心，鼓舞抗疫士气。他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如果我没有一颗童心，一颗悲悯之心，又怎么能写出优秀感人的儿童文学作品呢？”是呀，他的两大代表作《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都有这种童心与悲悯之心！大胡子胖叔叔去了天国，但他的作品与精神永远留存在人间。曾经与这么一位很有童心爱心悲悯心、德高望重博学多艺的兄长交往过，是我的福分与幸运……
香槟丛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