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贤敏

家父仙逝，年愈八旬的两位老友邹贤敏与朱子昂（二人均为评论家）前来看望家母，令我无比感佩。邹伯伯还是那样乐观豁达，如这篇文章的结尾：“但愿他乐观豁达地走下去，让有限的生命留下更多有益于世的痕迹.” — 周璐

文/ 周翼南

邹贤敏兄的学生要为贤敏编一本纪念文集，约我写一篇文章。我未加思索，答应了。因为我与贤敏是相识20多年的老友，我从未写过他、介绍他。但是，动笔时发现这是件难事。

难就难在我与贤敏从未共过事。他是教授、学者、评论家，我呢，先是编辑，而后成了作家。再说，相处时间极少，他居武昌，我住汉口，一江之隔，除了通通电话，一年至多见上三四次面，从未促膝长谈过。就是见面了，也是一杯清茶，东南西北地聊天，不曾具体研讨一个什么问题。总之，我们之间似无事可记，无话可引，要写成一篇文章，可就难了。

想了想，觉得这也是颇怪的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我视为朋友的人甚多。大概有数百吧。由于各种原因，近些年来渐趋疏淡，有的甚至不通音讯。我愿与之往来的也就那么20来位朋友，其中就有不曾共事的贤敏兄。

再深入地想一想，发现这20来位朋友的共同特点是：自我从认识他们起，到现在，他们都没有什么改变。

如今，我和贤敏均年过花甲，早已进入“爷爷辈”了。贤敏若因事过江，总要到我家来坐坐聊聊。我觉得贤敏除了头发花白外，几乎没有变什么，仍是过去的他：真诚直率，不会寒暄客套，胸无城府，不使心计，毫无架子，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认识他时他就是这样。我不记得是何年何月在何场合第一次见面。大概是1980年吧，我离开了那所给予我很多的中学，被调到刚刚创刊的文学月刊《芳草》任小说编辑。

其时“四人帮”虽然覆灭，但“左”的流毒依然存在，似是早春二月，虽然可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却不时有料峭的北风。可以说，充满生气的《芳草》是站在思想解放前列的，从创刊起，它就团结了一批作家和评论家。贤敏便是评论队伍中的一员战将。

现在的文学青年很难想象当时创作的艰难，也不懂“三突出”是个什么创作原则。简言之，当时创作有许多禁忌：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只能写“光明面”，只能写工农兵……稍越雷池一步，便会遭到不测。我当时写过一篇散文《我家的猫》，便有人兴师问罪：为什么写猫而不写工农兵呢？现在说来可笑，而在当时，这可是一个涉及“创作方向”的严肃问题。

《芳草》执著地向前走，发表了一些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或涉“伤痕”、或涉“爱情”、或涉“阴暗面”，等等，于是便有非议有争议，便有反对者和支持者，而贤敏，是站在《芳草》编辑部一边的。

那时贤敏便是评论界的一位“名人”。早在1979年他就三次访问徐迟，发表了三篇谈报告文学真实性的论文，引发了争论。继而，《长江文艺》发表了一首题为《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的诗，因揭露“阴暗面”而遭非议。贤敏奋起支持，撰文评介，又引发全国性讨论。如此等等。贤敏便成了《芳草》的常客，经常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或作品评奖会。

我很喜欢贤敏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他的发言总是单刀直入，从不拐弯抹角，一是一，二是二，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就作品论作品，直率坦诚，而且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他对文学创作“写中心”“跟形势”“观风向”深恶痛绝，他认为“写中心”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他说，把“中心”二字颠倒一下就对了，要“写心中”！——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写中心”与“写心中”》，极有见地，现在读来，也是有裨益的。

但很多人信奉“文艺从属于政治”，习惯于“跟形势”“写中心”，在他们眼中，贤敏成了一个激进的叛逆者——我想，正是当年有一批贤敏这样的“激进的叛逆”，才有今天文学艺术的多元化吧。

但这种“激进”是要付出代价的。《芳草》换了主编。贤敏因为在当时省文联扩大会议上作了论述“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发言——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有人言他“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

从此，他由“常客”变为“不受欢迎的人”，武汉市的一些文艺讨论会上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只是我们的友谊延伸到今天。还有一点要说及的是，后来他把那次发言整理成为一篇论文《文艺的歧路》,发表在《新文学论丛》上，继而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集》之中。

我曾对贤敏说过我的一个不甚成熟的观点。我说，我们这代人有幸经历中国当代的两次“大革命”，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文化革命”，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尚在进行的“经济革命”。我还说，后者比前者更能触及人的灵魂，因为在利益的驱动下，人的七情六欲会得到充分地暴露，因此人极容易丧失自我，特别是文化人，要抵拒外界的诱惑，固守自己的理性和良知，需要极大的定力。

贤敏以为然。

也许是这种相通使我和贤敏的友情延伸到今天。这么些年，我目睹许多过去的朋友或从政、或经商、或走红、或成名……而贤敏却没有什么改变，这不仅是外形上，而是他内心始终保持一个文化人应有的心态，固守自己的理念和良知。他默默地、毫不张扬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对人有益的事，如主编《西方现代艺术辞典》、主编《中学语文》、主编《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名家丛书》，等等。他还在思考，写了不少涉及人文领域的有分量有见地的论文。

他为此付出了精力和心血。正因如此，他受到友人和学生的尊重。

与贤敏相比，我是自愧弗如的。我曾对贤敏笑言道，鲁迅始于“呐喊”，继而“彷徨”，我们这代人也似乎如此。我是觉得，在信息通达、网络密布的现代社会，步入暮年的我，能做的事极其有限。特别是一些年长、年轻友人的逐一离去和冥王星从九大行星除名后，我悟到人是伟大的，亦是渺小的；生命是顽强的，亦是脆弱的。于是，我往往有些悲观。

贤敏或比我乐观豁达。这也正是他的优点。他能目无旁顾，径直往前走，很少想身外和身后的事。他常在呐喊，而绝少彷徨。但愿他乐观豁达地走下去，让有限的生命留下更多有益于世的痕迹。这是一位老友的祝愿。

2008年春

（选自公号“周翼南文与画”，获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