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祭》，鹏喜 著，原载《当代作家》1989年2月号，单行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图文：鹏 喜
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长约1570公里，流域面积覆盖陕西、河南、湖北三省十余县，约174300平方公里，年水量约500亿立方米。汉江又名汉水，在它流经的不同地方又有唐河、白河、襄河、沔水、夏水等不同河名。这条贯穿南北、汇通江湖的古老河流，必然有它悠久的独特文化传统。
船帮文化便是丰富多彩的汉水文化一个截面。历史上汉江中上游有唐帮、襄帮、天帮，下游有黄帮、孝帮、中帮、府帮。还有来自外河的下江帮、湘江帮、株河帮、川江帮。由船帆和风浪、水手、纤夫和帮主形成的船帮文化极富传奇色彩，却也鲜为人知，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
《河祭》表现的是此前文学作品鲜少涉及的汉水文化，主旨是表达船帮文化。小说开宗明义描述的祭河仪式，正是水上部落世代遵循的生存信仰，以雄鸡为牺牲祭祀河神水妖。危急关头无以牺牲就毅然断腕，以血淋淋冠状手掌抛洒于惊涛骇浪，祈求显灵止怒，平息风波。小说描绘的水神杨泗、杨泗庙、船帮规矩和帮主威权、纤夫号子、自绑自杀情形及一些奇异风俗，虽然都极具传奇色彩，却都有据可考，当然多出于地方史志记载和船民口口相传。
阅读过拙著的读者可能有疑问，船行于江河之上，临时何来鲜活的雄鸡献祭？难怪读者质疑，历史上的船帮作为水上部落，实际上是一个类似村落的社会群体。小说刊行时，美编配的插图有一幅像江浙一带的乌蓬船，我当时看了摇头苦笑。船帮中船只大小不一，最小的船也比划子似的乌蓬船大。而高桅大船长三丈余，宽盈丈，后置的舵舱即驾驶室也是船民一家的厅堂、餐室。舵舱下层是女船主和老幼家眷的卧舱，艄后有厨房和洗涮间。船首下层是男船主和青壮年男眷及水手雇工的卧舱。这种大木船就是现代铁驳轮的雏形。舵舱顶上覆土，利用难得的一块水上田地种菜种花，养鸡养鸭。诚然，巴掌大，小得可怜，它更是颠沛流离的船民对绿洲的向往。
船帮文化虽然已经湮灭，但它在历史上源远流长。由于江河水系都是交汇贯通的，历史上与汉水船帮关系密切的就有湘江帮、川江帮、下江帮和唐河帮等。
有帮派就有争斗。江湖上所谓“打码头”的说法，首先是说船帮争泊位港口，其次才是指岸上商贩和搬运伕争夺船运货物的集散地。故拙著写河也写河两岸。所谓汉水文化，严格地说应为汉水流域文化。汉水从发源地至入江口，流经三省十余县市，流域之广可想而知。其沿岸风土人情囊括了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概貌，说汉水文化兼具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特征也不为过。事实上，世纪之交时，有一批学者研究了大量文物和考古资料，提出过汉水才是与黄河文明齐头并进的长江文明发祥地的学说。
船帮部落虽然生活在水上世界，却与岸土有千丝万缕联系。故拙著写船帮文化也写码头文化、乡村文化，小说人物广泛涉及农伕、商贩、土匪、河盗、娼妓、赌徒和青帮汉流掌门人和喽啰。当然主要是塑造水手、纤夫，努力逼真地描摹船伕形象，刻画他们慓悍而粗犷的性格。
在小说语言上，我同时大量运用了河南方言和武汉方言。因小说是循时空经纬顺序演绎的，这种在一部小说中同时采用两套语言体系的写法，读来并无南腔北调的违和感。
小说出笼后，恭维者谬赞小说写得才华横溢，也有极少嘲讽者，说无非是模仿《红高粱》。拙著在笔法的大胆上，可能有意无意受到过一些莫言先生那种粗犷甚至粗野写法的影响，而拙著从题材、题旨到语言风格，都与其相去甚远。尤其在语言特点上，尽管莫言先生后来已是大名鼎鼎的诺奖得主，本人却不妄自菲薄，拙著在叙述描写中大段大段使用了散文甚至散文诗式语言，与莫言先生的小说语言迥然不同。
倒是拙著创作、发表之际，所谓“寻根文学”方兴未艾，其时“伤痕文学”已经退潮，“反思文学”也已式微，而“新写实主义”刚刚萌芽。文坛这些划分阶段的说法，却又都是事后研究者贴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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