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理性的新冠防疫策略

文/ 戴耘

梁建章博士最近的一篇文章《生命损失最小化的防疫策略》,相信能引起许多人的同感。生命损失最小化,显然需要科学决策,包括对世界各国疫情数据的研究和针对中国本身情况的沙盘推演。他提出的“防感染策略”与“防死亡策略”的两种策略的比较,尤其是针对奥米克隆病毒株这样的高感染率低重症率的特点,显然是有启发的。更主要的是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比如用国家的预期寿命作为抓手对防疫措施多大程度减少生命损失进行量化估算和表述(“统计生命的价值”the 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VSL),在大量谈防疫策略的讨论中独树一帜,展示了他良好的科学训练和理性思维。当然,究竟防疫措施和统计学意义上的预期寿命损失,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中介过程怎样(比如文中以人均GDP的增减为中介),这种量化生命的方式是否代表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学说,这些问题都是可以探讨的。但我赞成梁博士的基本命题,即一种国家或地区政策不可能不计成本地追求单一目标(比如,倾全国之力只干防疫这一件事),因为政府的防疫策略必然是多目标的,因此也必然要兼顾各种优先考虑(priorities)。梁博士的文章只从一个方面作了论述,即对两种不同的防疫策略的生命损失的计算和比较。最近,上海实行某种程度的全域封控,引起许多怨言和争议,我认为在这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与人民生活(不仅是上海两千五百万居民)的方方面面如此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切忌“一条道走到黑”,而需要及时按照防疫策略的有效性和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作及时调整。

当然,具体到上海的“动态清零”封控措施,我毕竟隔了一层,不宜说三道四。但我们可以拿纽约这样的国际都市作为类比。虽然国情不同,比如防疫决策是纽约市长(还有纽约州长)的事,而不是美国总统的事,但是控制措施是偏严还是偏松,有同样的基本面考虑,比如降低感染率或感染者的病死率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甚至也表现为政策的“政治正确”与政策实效之间的微妙平衡。我希望政府官员能够搁置“政治正确”第一的保守心态,更多地依赖科学理性。在我看来,要不要“清零”,“封控”,至少要考虑三大问题:效能问题,成本问题,风险问题。我这里就简单勾勒这些三方面的考量。

效能问题:梁博士的文章明确指出,防死亡与防感染的策略,在面对早期新冠病毒和现在的变种病毒,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不同的防疫优势。理论上,要对奥米克隆这样传染率极强而且没准还会继续“变脸”的病毒打一场一劳永逸的歼灭战是不现实的,这就像希望消灭所有流感病毒一样不现实。同时要看到奥米克隆的危害性基本局限在有基础病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上海排查了两千多万人,感染奥米克隆的人中重症患者寥寥可数,“疑似感染者”(核算检测阳性)的重症率小于千分之一(我说“疑似”是因为还有其他检测标准),况且,正如比尔盖茨所言,奥米克隆对绝大部分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就是一剂“天然疫苗”;它还在帮助社会形成群体免疫,下重手的效能(防止重症和死亡)就值得商榷了。

成本问题:对封控城市这种极端“非常态”产生的对GDP的影响,已经有很多估算和讨论,这里忽略。有些成本是显性的,如城市就业率,开工率,供货率,各种延迟和违约(比如洋山港,一旦停顿,对世界范围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冲击难以估量)。还有些是隐形的,如生活质量下降。封控措施对衣食住行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封控状态下,各种平时习以为常的公共服务一定会缺位。比如,社会不可能突然产生一个常态机制,向被封控的千万级数量的人源源不断提供各种食物,并能保证“一个都不少”。但封控措施的最大的成本还不是GDP,而是采取其他防疫策略的机会成本,比如,梁博士建议的“防死亡”而不是“防感染”的策略,至少还让生活保持常态,每个人还能照常赚钱,会朋友,谈恋爱,听音乐会,等等,更不会沦落到挨饿没饭吃的地步。

风险问题:成本问题,国家节省一些开支,家庭咬咬牙,个人勒勒裤带,还能过去,反正总有“出头之日”。“风险”就不是了。封控中的“次生灾害”不能说是“成本”,而是“风险”,即预期到和未预期到的各种可能伤害、破坏和损失,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类:第一类是其他健康疾病风险,如其他疾病的病亡率的升高 (糖尿病,心脏病,需要及时检查,救护的疾病未能及时救治或检查)。第二类是心理健康风险,包括抑郁倾向、自杀倾向。第三类是道德风险,包括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履行和尊重,即所谓“民不聊生”,道德风险甚至会演化为社会动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便是一例)。今天看了一个视频:一个有心脏病的七八十岁的老人从江西来上海长海医院就医,医院说你过几天再来,结果他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没有公交坐不了车,没有住处只好在街头过夜,没有吃的靠街坊里得住户给点方便面和饼干。看着他过马路去拿食物的蹒跚的步履,真是于心何忍!如果老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有个三长两短,或者在路上不小心摔跤摔成骨折,谁来负责?这就要说到另一种很少被提及的风险,法律风险。政府因为实行“清零政策”有时不得不采取各种封控措施。但政府必须意识到,任何形式的封控都是以市民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如果没有法律支持(如启动“紧急状态”进行某种军事化管理),就会面临市民的各种诉讼的风险(至少在美国)。即使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很少发生,政府官员依然应该意识到政府行为的法律制约。比如,前些天我看到一个视频:上海某小区一条宠物狗在小区内流窜,被一个防疫人员用棍棒活活打死。道德问题不说(凭什么要残忍地杀死一个小生命,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况且这只“柯基”小狗的主人一定在小区内,为何不找狗主人),这里就有法律问题,防疫人员有没有这个授权?刚刚说到的那位江西老人的境遇,既涉及政府行为的道德风险,也涉及到政府行为的法律风险。假如老人真的出了问题,我希望有律师为老人说话,上海市政府(甚至长海医院)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政府决策的科学理性:防疫的效能、成本、风险,构成政府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常常是有冲突的。比如一种高效能的策略(比如城市“停摆”一个月),成本和风险也可能高到无法承受。最后,我想说,政府的防疫政策和策略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以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宗旨,而不是取决于长官意志。另一个是尊重科学理性的决策程序和方法,需要征求各种专家的意见,需要有不同方案的比较,需要有研究,模拟(沙盘推演),最后需要有广泛的听证(所以美国联邦政府、纽约州或纽约市的许多政策制定都会举行各种听证会)。在防疫策略上,或者在许多“多目标”的政府决策过程中,都会出现不同选项,每个选项都有效能的优势和相应的成本和风险,常常需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是梁博士的文章建议的原则(“生命损失的最小化”)。假如仅凭“长官意志”,没有广泛的听证和征求意见,必然会引起民怨。像封控管理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人民应该有“知情权”,因为后果最后会落在他们身上。同时,政府也应该对防疫措施的效能有及时的评估,对成本有足够的准备,对风险有必要的防范。

写于2022年4月8日星期五于纽约州府寒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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