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张国光老师讲课

文/ 傅承洲

张国光先生是我大学本科阶段的老师,从1978年秋至1979年夏,张老师给我们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78级的同学讲了一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从先秦讲到魏晋南北朝。当年张老师当时五十多岁,中等身材,体形消瘦,戴着眼镜,拎着公文包,一上讲台,精神抖擞,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拖堂一二十分钟是常事。

他讲课的口头禅是“他不懂”、“我们的观点”。他给我们讲《论语》、讲《庄子》,讲《诗经》、讲《楚辞》、讲《史记》,文字比较古奥的作品,他会作一些串讲,让学生读懂文本。重点放在作家与文本分析上,每讲一家,先批评学术界的一些流行的说法,往往都是一些名家的观点。再讲他本人的看法,就是“我们的观点”。

几乎每个作家、每部作品,他都有新观点,真是让人惊讶。板书是他的短板,恕我不敬,张老师的字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一些生僻的字词,人名地名以及重要的引文,他会写在黑板上。有时写完之后,看看,不满意,就用手连带袖子把它擦掉,重写一遍。再看看,满意了,接着讲。在学生看来,第二遍并不比第一遍写得好。

他讲的是第一段文学史,却并不只是讲这一段的作品。讲着讲着,就讲到他正在研究的课题,我在他的课上听他讲过杜甫、讲过韩愈、讲过《水浒传》、讲过金圣叹、讲过《红楼梦》。学生课后向他请教,如果不理解、不接受他的观点,他会花很长的时间,耐心细致地给你讲解,直到你接受为止,至少是口头表示接受,否则别想离开。他教学生独立思考,不要迷信权威,不人云亦云,从文本和材料出发,得出自己的结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治学经验。

张老师上课经常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写论文,一学期写好几篇,却并不指定具体题目,从先秦到明清,作家作品都可以写,甚至写历史、哲学方面的论文也没关系。他总是鼓励学生创新,质疑权威的观点,写出新意。凡是学生提交的论文,他都会认真批改,每篇作业后面都会写一段评语。当时是三个班合班上课,学生有一百多人,还有进修教师,作业批改量非常大,不知张老师哪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不仅如此,他每次将作业批改完毕,都会从中挑选十几篇写得比较好的论文,出一期墙报。让书法比较好的同学用白纸把这些论文抄写出来,贴在文史楼门口的墙上,一贴就是整整一面墙,让感兴趣的师生阅读。课余时间,墙报前总会聚集一群人,看我们年级同学的论文,成为校园的一道风景。

张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新观点,都是他的研究成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张老师学术的高峰期,或者说,是压抑了十几年的喷发期,他发表了一批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论著。

他当时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金圣叹翻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1964年,张老师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与公盾同志商榷》的论文,认为金圣叹不是封建反动文人,而是“封建文化的贰臣”,“封建政权的叛逆”。金圣叹腰斩《水浒》,“不是歪曲,而是强化了革命主题。”时值文革前夕,张老师的学术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且不允许发表答辩文章。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张老师恢复了发表论著的权力,短短几年时间,他先后发表了《两种水浒,两个宋江》、《有比较才有鉴别——金西厢优于王西厢之我见》、《我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金圣叹》等十多篇论文,并于1981年结集出版了《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中州书画社),提出金圣叹不仅是第一流的文学批评家,而且是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调子越唱越高。

张老师毫不掩饰自己的策略,我就当面听他说过,矫枉必须过正,只有充分肯定金圣叹,才能摘掉他头上的封建反动文人的帽子。张老师有些学术观点并不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当下的学者很少还称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大多肯定金圣叹在小说、戏曲批评领域里的杰出贡献,说他是中国第一流文学批评家名副其实。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张老师的多年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湖北大学附中教书,附中与大学相距不远,只有一站路。有时周末会去湖大看望张老师,一般是晚饭后步行过去,在他书房坐下,没有寒暄,也不闲聊,就像上课一样,听他讲最新的研究成果,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与同事田绍文兄一起去看他,从傍晚七八点钟,一直讲到次日凌晨一点多。附中晚上十二点锁校园大门,值班的老师傅锁门睡觉之后,决不起床开门,好在大门是两扇铁栅栏,我们只能翻栅栏进去。

附中同事也是77级师兄谭文祥调到《武汉青年报》当编辑,约我写一篇张老师的专访。我与张老师长谈之后,写出初稿,请他审定。他对初稿不太满意,记得我在文章中形容张老师的论文在学界的反响,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扔下了一块石头,激起层层波澜。张老师认为与实情不符,不是扔下一块石头,而是扔下一颗炸弹;不是波澜,而是惊涛骇浪。不过张老师还是同意稍作修改后发表,修改稿中是否采用了扔下炸弹的比喻,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1985年秋季,我离开了武汉,先后在北京、烟台、南京等地求学、教书,与张老师的联系少了。我所学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研究兴趣集中在古代小说方面,与张老师的研究领域十分接近,因此得到张老师的帮助与提携。

张老师经常主办学术会议,我在烟台大学任教期间,硕士刚毕业,还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教师,也没有发表几篇论文,更谈不上出版学术专著,却多次收到张老师寄来的会议邀请函。我记得参加过两次他主办的会议,一次是在湖北大学举办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一次是在荆州举办的《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三国演义》会议上提交的论文还收入了会后公开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烟台大学学报》的文学编辑刘国宾先生曾委托我向张老师约稿,张老师爽快地将他的论文《许穆夫人——我国最早爱国女诗人》交给《烟台大学学报》发表,该文发表后,还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我在南京读博士期间,听说张老师到南京出差,当时正好有事找业师谈凤梁先生,闲谈时提及张国光先生来南京一事,谈老师非常热情地邀请张老师到南京师范大学做客,并让我带车去接张老师。我提前到达约定的地点,等了近一小时,没有接到张老师,只好空车返回。事后得知,当时张老师与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的专家座谈,忘了到南师大的事情。我也错失一次与张老师见面讨教的机会。

博士毕业后,工作生活十分忙乱,一个人带孩子,我有七年时间没有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几乎与外界隔绝。有时回湖北老家,也是匆忙从武汉经过,没有时间去见张老师,潜意识中也许还有躲避张老师问我学术研究状况的意图。

张国光老师逝世的噩耗,还是从网上知道的。这些年,我还是经常想起他,给本科生讲小说评点,给研究生讲小说研究史时,我会给学生介绍张老师的学术观点,备课时还会翻阅张老师的著作。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的生命和普通人一样也会终结,但他的著作会长存人间,泽被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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