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冯天瑜
少年时代已经是相当遥远的过去了，我又是一个对生活细节易于遗忘的人，因此每当与儿时旧友谈论往事，多半只有洗耳恭听的份，难以插上嘴。当然也有例外，脑海中有些往事并未如烟，例如8岁至18岁在湖北省图书馆的一段泛舟书海的经历，不少情景还历历在目，鲜明如昨。
我的母亲张秀宜(1901-1971)解放前作中小学教员，解放初到湖北省图书馆工作，负责儿童阅览室，直到1962年退休。我是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大概也是随慈母左右时间最长的一个。自小学二、三年级开始，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抱冰堂下的湖北省图书馆。开始两年，多在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希腊神话》、《三个火枪手》一类连环画是我的最爱，除熟记那些引人人胜的故事外，还因连环画的导引而迷上了人物白描，有一段时间，我的课本、练习簿的空白处都画满了中外英雄豪杰的造像，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这种随手画几笔人物速写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近20年在国内外参加学术活动，留下一批中外文化人的速写。被画者常问，你是不是接受过美术专业训练?我说没有，是小时候在湖北省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形成的信笔涂抹习惯。
大约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我又成为湖北省图书馆成人阅览室的常客，每天放学归来，包括星期天，大都泡在阅览室里(省图只在周一休馆)。这得感谢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教育尚无沉重的课业负担，即使像初中母校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母校华师一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功课在校内自习时便可做完。我对考分又一向不大经意(母亲好像也没有因我某次考分高而表扬、考分低而责备)，课余便自由徜徉于湖北省图书馆的书廊之间。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惟一的驱动力是兴趣、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后来读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名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回想自己少时读书经历，竞与古希腊哲言相暗合!惭愧的是，中年以后阅读，多是为了写书而找材料，各类图籍大都被分割、拼合成了为写某书所用的资料长编，昔时那种悠游于名著佳篇之中的陶醉感，以及对名著的整体把握，实在是久违了。近年我多次下决心，一定要摆脱中年读书的异化状况，复归少年时代在湖北省图书馆读书的本真情态。然而，逝去了的过往，还能重拾吗?但总该努力一试吧。
在嗜书者那里，“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文学女神往往最早降临。忆昔少年时，湖北省图书馆群籍中，首先令我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是中外文学名著。《三国》等讲史小说，《水浒》等英雄小说，《西游》等神魔小说，《红楼》等世情小说自然读得烂熟，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悲壮、秦琼买马的无奈、岳飞枪挑小梁王的神勇，都使人摇情动魄；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最初的“历史观念”大约由此获得。
以初中二年级为端绪，另一扇知识之窗豁然敞开：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文学，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那一相对禁锢、封闭的时期，这些名著打开了一个孔隙，可以窥探广远、深邃而又新奇的外部世界。少时的阅读刻下的印象实在真切，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起莎翁笔下李尔王的悲鸣、奥赛罗的执著、哈姆雷特的渊思，人文精神的甘泉还润泽着心田。至于屠格涅夫描绘的林中狩猎、转型时代父与子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冲突；列夫·托尔斯泰铺陈的俄法战争壮阔场景，安德列公爵战死前仰望苍天的冥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抒写的彼得堡白夜飘荡的那些敏感而又病态的魂灵；契诃夫对万卡一类底层人物的深切同情，对专制政治的揭露与鞭挞，都丰富了我们得之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而肖洛霍夫展开的顿河草原上葛利高里们的血战，阿列克赛·托尔斯泰表现的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则与当时从教科书上获得的革命概念颇有相左之处。巴尔扎克精工细描的巴黎社会，狄根斯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德莱赛揭示的纽约金融界和艺术界，不仅提供了美学感受，还多有社会史的认知收获。以后读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评价：“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联系早年读巴尔扎克《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的印象，对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深以为然。后来我从事文化史研究，颇服膺于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这里的“诗”可泛解为各类文学作品)的路数，这与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社会史的认知启示直接相关。
中年以后，被一个又一个课题挤兑着，很少有余暇读文学作品，常常引以为憾。但早年从中外名著中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却在不断反刍，颇有助于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外文化比较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后能从事中国文化史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得益于早年在湖北省图书馆对中外名著4的大量阅读和整体、有机的把握。比照当下的大学文科教育，学生主要读的是几种通史，如历史系学中外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文系学中外文学史，辅之以少量的原著选读。这些“史”自然是应当学的，但今日大学生都是一路从严格的应试教育筛选上来的，6年中学被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难得有时间精力阅览整部名著(如果今日的孩子象我少时那样在图书馆看“闲书”，一定会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厉禁)，到了大学，他们学的又是多门二手性课业，较少接触文史哲元典。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士多德同在”，我们的大学也可以立信条为“与先秦诸子同在”。然而，如果不读先哲元典，怎能得其真精神，怎能与先哲“同在”呢?
少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喜欢阅览的另一类书籍是游记和地理书，它们使我足未出户，而遍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尾随司马迁“西至崆峒，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追迹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除神交古人，泛游九州外，更远涉重洋，邀翔于佛罗伦萨、斯德哥尔摩，深人亚马逊热带雨林，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十几岁时，我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将湖北省图书馆的各种中外地图册借来，铺在阅览室大桌上反复参看。记得某馆员笑问我是不是有周游世界的计划?这真道出了我的心思，那时我的最大愿望确乎是周游世界。由于熟读各类地理书和地图册，加之睡觉前时常想象自己到世界某地，并为某国某地设计发展蓝图，久而久之，便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国的简史、面积、人口、都市、山脉、河川、矿藏资源、风俗习惯，乃至国民经济总产值，钢铁及粮食产量等指标约数，并养成持续关注的习惯。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我也得以历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新加坡等国，部分实现早年“周游世界”的梦想。在国外会议或讲学之余，与陪同游览名胜的外国友人谈及该国该地自然状貌、社会风情、历史演进诸细节，有些内容外国友人亦觉新鲜，于是大表惊讶，或夸我为“某国通”，者问我是不是访问前夕对该国、该地的史地概况作过专门准备，我说，非然也，那些“准备”是小时候完成的。其潜台词说，是十儿岁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完成的。
地理常识当然不是高深学问，但烂熟于胸可以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我们也才有可能对其作同情的理解。我每每建议学文史的青年朋友，多读点地理书和高水准的游记，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的教言。而这种心得，是少年时代在湖北省图书馆获得的。
20世纪50、60年代的湖北省图书馆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少时我在馆里见过的老馆长方壮猷、杨开道等都是硕学鸿儒。方先生50年代初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是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与我父亲冯永轩(1897-1979)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同学，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方先生一次巡视阅览室，发现成人读者中有一个小孩(按规定，小孩不能入成人阅览室)，便上前亲切询问，馆员介绍，“这是张老师的儿子”，方先生马上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不是永轩兄的公子嘛，好，好，他这么好学，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方先生这番不经意的话，我记了一辈子。杨开道馆长是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好像是留美的，曾任华中农学院院长，来省图作馆长，约在5O年代后期，我已念高中，曾在晚饭后与他在图书馆院子里聊天，谈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我不知天高地厚，列举各国工农业数据，杨先生很感惊讶，高兴道：“你是个学经济的材料，以后跟我学吧。”在场的一位馆员说：“他熟读文史，大概会学中文。”由于父亲当时带着右派帽子，而1958年以后高考“政治条件”压倒一切，我早已不存考取理想专业及大学的念想，故只能对杨馆长等人的期望付之一笑。当时还隐约获悉，杨先生57年反右受过打击，但他仍显得潇洒、气宇轩昂，我心中暗暗佩服。副馆长张遵俭先生寡言、低调，我少年时与他好像没有对过话。80年代初写作《张之洞评传》，获知张馆长是张之洞侄孙，曾两次造访，一谈之下，发现此人内秀、博学，不愧文襄公后人。新时期担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的孙式礼先生，是38式南下干部，50年代人称“孙秘书”，似乎负责馆里的党政实务，他为人谦和、广闻博识，从他嘴里时能听得名人逸事，足见其阅览之博。孙先生之后任副馆长的徐孝宓先生，是藏书大家徐行可的哲嗣，我少时从父亲处听过关于徐老先生苦心孤诣搜罗秘籍的趣事，又从母亲处得知，孝宓先生没有进过学校，得徐老先生家学，自成渊博的图书馆学家，其对版本、目录学之精熟，省内难得。我住图书馆时，徐先生夫妇都还年轻，待我十分亲切。以上提及的，除孙馆长、徐夫人仍健在外，其他都已乘鹤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永存吾心。
文革期间，退休在家的父母屡受街道居委会的迫害之累，母亲还弄瞎一只眼睛，父亲一生省吃俭用、采自各地的相当丰富的藏书，被抄走又退回，又听说将有一次更彻底的查抄，我们兄弟与父母商量，决定抢在查抄者到来之前，将藏书捐给省图书馆，以免珍贵文籍损失。图书馆派人用几辆板车将书拖走，父亲尾随板车队踉踉跄跄地追了好长一段路，回家后发呆几天。80年代初，我听说省图书馆特藏部中还散置着不少盖有“冯永轩珍藏”等藏书章的书籍，我几次想提出进特藏室看看这些自小常常翻阅的旧籍，也曾想建议设一冯永轩赠书专架，但念及历时已久，原有的几千册书大都风流云散，于是也就把这种请求咽了回去。
中年后从事文史研究，除自己日渐壮大的藏书外，主要利用所在大学及院系的藏书，但偶尔也到省馆查阅，而每到馆里，老馆员张德英先生等都热情接待，颇有如归故里的感觉。近几年撰写《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一书，曾到省馆查书，阳海清副馆长等大力帮助。熟识的学界前辈，如姚雪垠、张舜徽先生等，也曾对我提及过他们从事撰著(如姚写《李自成》、张写《清人文集别录》)得益于省馆藏书的故事。湖北学人的著述活动多得省馆之助，此言决不夸张。
后来我专程到少时生活过十年的故地转了一圈，看到省馆新起的楼宇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生疏的面孔，颇有时光“如白驹过隙，忽然也”的慨叹。然而，这里永远是亲切的、生机勃勃的，因为它是哺育我们的精神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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