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图书馆记忆

文| 冯天瑜

少年时代已经是相当遥远的过去了,我又是一个对生活细节易于遗忘的人,因此每当与儿时旧友谈论往事,多半只有洗耳恭听的份,难以插上嘴。当然也有例外,脑海中有些往事并未如烟,例如8岁至18岁在湖北省图书馆的一段泛舟书海的经历,不少情景还历历在目,鲜明如昨。

我的母亲张秀宜(1901-1971)解放前作中小学教员,解放初到湖北省图书馆工作,负责儿童阅览室,直到1962年退休。我是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大概也是随慈母左右时间最长的一个。自小学二、三年级开始,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抱冰堂下的湖北省图书馆。开始两年,多在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希腊神话》、《三个火枪手》一类连环画是我的最爱,除熟记那些引人人胜的故事外,还因连环画的导引而迷上了人物白描,有一段时间,我的课本、练习簿的空白处都画满了中外英雄豪杰的造像,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这种随手画几笔人物速写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近20年在国内外参加学术活动,留下一批中外文化人的速写。被画者常问,你是不是接受过美术专业训练?我说没有,是小时候在湖北省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形成的信笔涂抹习惯。

大约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我又成为湖北省图书馆成人阅览室的常客,每天放学归来,包括星期天,大都泡在阅览室里(省图只在周一休馆)。这得感谢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教育尚无沉重的课业负担,即使像初中母校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母校华师一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功课在校内自习时便可做完。我对考分又一向不大经意(母亲好像也没有因我某次考分高而表扬、考分低而责备),课余便自由徜徉于湖北省图书馆的书廊之间。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惟一的驱动力是兴趣、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后来读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名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回想自己少时读书经历,竞与古希腊哲言相暗合!惭愧的是,中年以后阅读,多是为了写书而找材料,各类图籍大都被分割、拼合成了为写某书所用的资料长编,昔时那种悠游于名著佳篇之中的陶醉感,以及对名著的整体把握,实在是久违了。近年我多次下决心,一定要摆脱中年读书的异化状况,复归少年时代在湖北省图书馆读书的本真情态。然而,逝去了的过往,还能重拾吗?但总该努力一试吧。

在嗜书者那里,“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文学女神往往最早降临。忆昔少年时,湖北省图书馆群籍中,首先令我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是中外文学名著。《三国》等讲史小说,《水浒》等英雄小说,《西游》等神魔小说,《红楼》等世情小说自然读得烂熟,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悲壮、秦琼买马的无奈、岳飞枪挑小梁王的神勇,都使人摇情动魄;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最初的“历史观念”大约由此获得。

以初中二年级为端绪,另一扇知识之窗豁然敞开: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文学,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那一相对禁锢、封闭的时期,这些名著打开了一个孔隙,可以窥探广远、深邃而又新奇的外部世界。少时的阅读刻下的印象实在真切,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起莎翁笔下李尔王的悲鸣、奥赛罗的执著、哈姆雷特的渊思,人文精神的甘泉还润泽着心田。至于屠格涅夫描绘的林中狩猎、转型时代父与子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冲突;列夫·托尔斯泰铺陈的俄法战争壮阔场景,安德列公爵战死前仰望苍天的冥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抒写的彼得堡白夜飘荡的那些敏感而又病态的魂灵;契诃夫对万卡一类底层人物的深切同情,对专制政治的揭露与鞭挞,都丰富了我们得之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而肖洛霍夫展开的顿河草原上葛利高里们的血战,阿列克赛·托尔斯泰表现的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则与当时从教科书上获得的革命概念颇有相左之处。巴尔扎克精工细描的巴黎社会,狄根斯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德莱赛揭示的纽约金融界和艺术界,不仅提供了美学感受,还多有社会史的认知收获。以后读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评价:“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联系早年读巴尔扎克《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的印象,对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深以为然。后来我从事文化史研究,颇服膺于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这里的“诗”可泛解为各类文学作品)的路数,这与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社会史的认知启示直接相关。

中年以后,被一个又一个课题挤兑着,很少有余暇读文学作品,常常引以为憾。但早年从中外名著中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却在不断反刍,颇有助于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外文化比较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后能从事中国文化史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得益于早年在湖北省图书馆对中外名著4的大量阅读和整体、有机的把握。比照当下的大学文科教育,学生主要读的是几种通史,如历史系学中外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文系学中外文学史,辅之以少量的原著选读。这些“史”自然是应当学的,但今日大学生都是一路从严格的应试教育筛选上来的,6年中学被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难得有时间精力阅览整部名著(如果今日的孩子象我少时那样在图书馆看“闲书”,一定会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厉禁),到了大学,他们学的又是多门二手性课业,较少接触文史哲元典。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士多德同在”,我们的大学也可以立信条为“与先秦诸子同在”。然而,如果不读先哲元典,怎能得其真精神,怎能与先哲“同在”呢?

少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喜欢阅览的另一类书籍是游记和地理书,它们使我足未出户,而遍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尾随司马迁“西至崆峒,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追迹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除神交古人,泛游九州外,更远涉重洋,邀翔于佛罗伦萨、斯德哥尔摩,深人亚马逊热带雨林,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十几岁时,我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将湖北省图书馆的各种中外地图册借来,铺在阅览室大桌上反复参看。记得某馆员笑问我是不是有周游世界的计划?这真道出了我的心思,那时我的最大愿望确乎是周游世界。由于熟读各类地理书和地图册,加之睡觉前时常想象自己到世界某地,并为某国某地设计发展蓝图,久而久之,便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国的简史、面积、人口、都市、山脉、河川、矿藏资源、风俗习惯,乃至国民经济总产值,钢铁及粮食产量等指标约数,并养成持续关注的习惯。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我也得以历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新加坡等国,部分实现早年“周游世界”的梦想。在国外会议或讲学之余,与陪同游览名胜的外国友人谈及该国该地自然状貌、社会风情、历史演进诸细节,有些内容外国友人亦觉新鲜,于是大表惊讶,或夸我为“某国通”,者问我是不是访问前夕对该国、该地的史地概况作过专门准备,我说,非然也,那些“准备”是小时候完成的。其潜台词说,是十儿岁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完成的。

地理常识当然不是高深学问,但烂熟于胸可以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我们也才有可能对其作同情的理解。我每每建议学文史的青年朋友,多读点地理书和高水准的游记,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的教言。而这种心得,是少年时代在湖北省图书馆获得的。

20世纪50、60年代的湖北省图书馆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少时我在馆里见过的老馆长方壮猷、杨开道等都是硕学鸿儒。方先生50年代初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是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与我父亲冯永轩(1897-1979)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同学,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方先生一次巡视阅览室,发现成人读者中有一个小孩(按规定,小孩不能入成人阅览室),便上前亲切询问,馆员介绍,“这是张老师的儿子”,方先生马上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不是永轩兄的公子嘛,好,好,他这么好学,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方先生这番不经意的话,我记了一辈子。杨开道馆长是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好像是留美的,曾任华中农学院院长,来省图作馆长,约在5O年代后期,我已念高中,曾在晚饭后与他在图书馆院子里聊天,谈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我不知天高地厚,列举各国工农业数据,杨先生很感惊讶,高兴道:“你是个学经济的材料,以后跟我学吧。”在场的一位馆员说:“他熟读文史,大概会学中文。”由于父亲当时带着右派帽子,而1958年以后高考“政治条件”压倒一切,我早已不存考取理想专业及大学的念想,故只能对杨馆长等人的期望付之一笑。当时还隐约获悉,杨先生57年反右受过打击,但他仍显得潇洒、气宇轩昂,我心中暗暗佩服。副馆长张遵俭先生寡言、低调,我少年时与他好像没有对过话。80年代初写作《张之洞评传》,获知张馆长是张之洞侄孙,曾两次造访,一谈之下,发现此人内秀、博学,不愧文襄公后人。新时期担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的孙式礼先生,是38式南下干部,50年代人称“孙秘书”,似乎负责馆里的党政实务,他为人谦和、广闻博识,从他嘴里时能听得名人逸事,足见其阅览之博。孙先生之后任副馆长的徐孝宓先生,是藏书大家徐行可的哲嗣,我少时从父亲处听过关于徐老先生苦心孤诣搜罗秘籍的趣事,又从母亲处得知,孝宓先生没有进过学校,得徐老先生家学,自成渊博的图书馆学家,其对版本、目录学之精熟,省内难得。我住图书馆时,徐先生夫妇都还年轻,待我十分亲切。以上提及的,除孙馆长、徐夫人仍健在外,其他都已乘鹤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永存吾心。

文革期间,退休在家的父母屡受街道居委会的迫害之累,母亲还弄瞎一只眼睛,父亲一生省吃俭用、采自各地的相当丰富的藏书,被抄走又退回,又听说将有一次更彻底的查抄,我们兄弟与父母商量,决定抢在查抄者到来之前,将藏书捐给省图书馆,以免珍贵文籍损失。图书馆派人用几辆板车将书拖走,父亲尾随板车队踉踉跄跄地追了好长一段路,回家后发呆几天。80年代初,我听说省图书馆特藏部中还散置着不少盖有“冯永轩珍藏”等藏书章的书籍,我几次想提出进特藏室看看这些自小常常翻阅的旧籍,也曾想建议设一冯永轩赠书专架,但念及历时已久,原有的几千册书大都风流云散,于是也就把这种请求咽了回去。

作者将冯氏藏书藏画捐献给武汉大学,照片左-为原武汉博物馆馆长刘庆平,右二为江汉大学副校长涂文学,均系作者于武汉师范学院执教时学生。

中年后从事文史研究,除自己日渐壮大的藏书外,主要利用所在大学及院系的藏书,但偶尔也到省馆查阅,而每到馆里,老馆员张德英先生等都热情接待,颇有如归故里的感觉。近几年撰写《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一书,曾到省馆查书,阳海清副馆长等大力帮助。熟识的学界前辈,如姚雪垠、张舜徽先生等,也曾对我提及过他们从事撰著(如姚写《李自成》、张写《清人文集别录》)得益于省馆藏书的故事。湖北学人的著述活动多得省馆之助,此言决不夸张。

后来我专程到少时生活过十年的故地转了一圈,看到省馆新起的楼宇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生疏的面孔,颇有时光“如白驹过隙,忽然也”的慨叹。然而,这里永远是亲切的、生机勃勃的,因为它是哺育我们的精神的家园。

(以上内容由原发刊物《图书情报论坛》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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