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居旧京会馆时期的“大先生”

编注:这个原创文本为先前发于本刊的《民初北京会馆的况味》的最新扩充版。新媒体时代的数字技术使同一作者作品的前后内容一并存在,以活的文本形态呈现作品的演进过程,这在纸媒时代是难以做到的。数字文本的版本校勘将来是否会如古籍整理那样成为一项专门学问,不得而知。编者姑且在此留下注脚,以便有心人以后的探究。

文/ 弋戈

到2020年的今日,写下“会馆”这个词,都觉得古意森森了。仅在京史京俗书中,还能留存一个历史的背影。到清代时,每个省都有会馆在京,能够拿到京试名额较多的府县一级,大都也在京设置“会试举子的客馆”。1949年时新政权的官方统计,全北京城还存有会馆391处。

我们家八十年代末迁京时,有几个寒暑假带着读高中的儿子在宣南一带逛胡同。走完一条,就在市区地图上用马克笔涂一条胡同。从宣南到前门外,正是当年会馆分布带,只是大部分都已成大杂院,包括后文提及的“绍兴县馆”。

民初离乡背井去“北漂”的文化人,不少人都是存身本藉会馆,借此窗口沉潜旧京情调。诸如张恨水《春明外史》、《记者外传》中主角的浮沉。

(正阳门的京奉铁路站,魯迅从这儿踏上北京地面)

查鲁迅日记: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赏。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

五月六日:上午移入山会邑馆。坐骡车赴教育部,即归。予二弟信。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臭虫三四十,乃卧桌上以避之。

五月七日:夜饮于广和居。长班为易床板,始得睡。

这个中华民国刚继承到手的都城,给江南世家子弟又历经上海、杭州的周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实在不怎么样。

鲁迅这次是随南京的临时政府教育部迁京,其后在京近15年间,本职一直是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之长,分管图书馆、博物馆、文艺美术等。

(摄于1911年5月东京,正好一年后入住绍兴县馆,就教育部佥事职,其后就是1925年照片,中间14年没有存世照片)

据胡春焕、白鹤群著《北京的会馆》一书记载:绍兴会馆有两处,一处在虎坊桥东,称“越中先贤祠”,另有书称之为“浙绍乡祠”。另一处即鲁迅寓居的“山会邑馆”。那是晚清时的叫法。清末宣统年间撤府并县,山阴、会稽两县合二为一,改名绍兴县,山会邑馆也相应改“绍兴县馆”。鲁迅先生1912年5月6日(来京第二天)住进会馆,先住“藤花别馆”,1916年5月6日迁入“补树书屋”,在绍兴县馆中住7年余。

从鲁迅的例子看,会馆是可以长住的。周作人老年时写《补树书屋旧事》说:“因为这个会馆里特别规定,不准住家眷乃至女人的。原因时在多少年以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经在会馆里吊死了。吊死的地方即补树书屋,不在屋里面是在院子里的槐树上,因此那补树书屋得以保留,等他(鲁迅)来住,否则那么一个独院,早就被人占先住了。这院子前面是什么堂,后面是希贤阁,差不多处在鬼神窝中,原是够偏僻冷静的,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坏……” 《补树书屋旧事》中还有关于这个小独院,以及各房摆设的详尽回忆。这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后,知堂老人以刑余之身,靠卖文苟活京城,鲁迅成为最好的卖文题目。

(周作人晚年手绘补树书屋布局)


知堂老人曾经画过一张图,给人解说“大先生”、“二先生”居住的补树书屋格局与室内家俱方位。

同时居绍兴县馆的,还有教育部同事,绍兴同乡许寿裳。那是从东京始的朋友,交情终鲁迅一生。赴京第一日,记夜访许寿裳之兄许铭伯,也居绍兴县馆内“嘉荫堂”。就是知堂老人前文所说的“什么堂”,口气故意不屑,倒不至于真忘记堂名。统计鲁迅居绍兴县馆的七年多日记,许寿裳的名字出现次数应最多。

绍兴县馆是个大会馆,有好几个院子,相邻还有江苏元宁、安徽黟县、歙县、河南彰德四处会馆。都在南半截胡同里。

(九十年代初,绍兴会馆虽然挂了宣武区文保牌子,但已成难辨旧貌的大杂院)


在鲁迅搬出会馆那一年的1919年,后来成大名的小说家张恨水来京,借住潜山会馆,时年24岁,比鲁迅先生小14岁。张恨水后来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记:“……我就搬到我自己的会馆去住,这会馆没有什么同乡,我一个人拥有两间小屋子,倒是很舒服的。”张恨水隶籍安徽潜山,所以有“我自己的会馆”之说。

张氏的成名作《春明外史》,男主角杨杏园初来北京章节,就是借用了张氏自己的经历:“在我这部小说开幕的时候,杨杏园已经在北京五年了。他本孤身作客惯的,所以这五年来,他都住在皖中会馆里。这皖中会馆房子很多,住的人也是常常拥挤不堪,只有他到正屋东边,剩下一个小院子,三间小屋,从来没有人过问。原因这屋子里,从前住过一个考三次落第的文官,发疯病死了,以后谁住这屋子,谁就倒霉。一班盼望升官发财的寓公,因此连这院子都不来,谁还搬来住。杨杏园到京这年,恰好会馆里有人满之患,他看见这小院子里三间屋,空堆着木器家伙,就叫长班腾出来,打扫裱糊,搬了进去。会馆里也有人告诉他,说住不得的。杨杏园笑道:“我本来倒霉,不搬进去,不见得走运;搬进去倒落得清闲自在,住一个独院子了。”人家见他如此说,也就由他。其实这个小院子里,倒实在优雅。外边进来,是个月亮门,月亮门里头的院子,倒有三四丈来见方,隔墙老槐树的树枝,伸过墙来,把院子遮了大半边。其余半边院子,栽一株梨树,掩住半个屋角,树底下一排三间屋子,两明一暗。杨杏园把他收拾起来,一间作卧室,一间作书房,一间作为好友来煮茗清谈之所,很是舒服。”

在会馆短住的也举一例子:当时北大文学院教授陈独秀,安庆人,家住东城箭杆胡同19号,因在南城办刊,常寓居安庆会馆内。

住会馆不管是短住是长住,不用掏房费。因会馆修建与维修都源于同乡京官的捐助,是为帮助本籍举子们进京赶考的。后来单身小官吏到京出差、候补、调任,也习惯住会馆。只是按节令还是得给会馆的长班一笔赏钱。长班是会馆的管理员兼杂役。《桃花扇》中,写的“胸中一部缙绅,足下千条胡同”,是长班中的杰出者。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住会馆里,“饭是托长班代办,菜就由长班的大儿子(算是听差)随意去做,当然不会得好吃,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这是见诸前引周作人回忆录中的一段。文中未说明包伙每月花费多少,不过翻阅张恨水《记者外传》有相类情形,“……会馆长班,办得有伙食,九元钱一个月……”。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川籍学者吴虞,1921年5月进京,到文学院任教授,同年10月11日记“院中厨子包伙食,每月七元,予见饭菜尚舍……” 于是在文学院包伙。

至于鲁迅先生也在会馆外包过伙,《鲁迅日记》中有记,1913年9月4日记:“午约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饭于海天春,系每日四种,每人每月银五元。” 同月18日又记:“海天春肴膳日恶,午间遂不更往,沈商耆见返二元五角。”

日记中的“海天春”是当时称为“二荤铺”的小馆,卖起码的肉菜,光顾者图个方便实惠。海天春在宣内大街上,离鲁迅先生供职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不远。教育部在西单牌楼迄南,东铁匠胡同(今教育部街)口内路北。

最后说出行,鲁迅先生每天上下班,逛琉璃厂,赴中山公园约人喝茶,后来还要赶兼课课时,都离不开人力车。前两年,坐拉零座的车,如癸丑(1913年)四月二十日记:

午后散出,不得车,步归。

同年九月六日也记:

下午出部无车,缓缓步归。

鲁迅先生日记至简,将雇不到车之事记下来,足见其对下班时难雇车是上心的。

不久鲁迅先生就用包月人力车了。到1919年周氏兄弟买下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四合院之后,周家就用包月的人力车送孩子去东华门的孔德学校上学。大先生去教育部上班,二先生去沙滩的北大上课,还是坐散座的洋车。散座是坐一趟付一趟车资。包月是每月除打赏外,定额付银元三十元,还包饭。关于洋车,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里有很多人力车或者“洋车”行业的社会细节。

鲁迅在教育部与绍兴县馆之间往来,也就六七里路,“步归”并不算远。从教育部往东上西单大街南行,至宣武门。这座城门民间还是习惯叫“顺治门”,因在清代顺治年间大修过,但到鲁迅先生居绍兴会馆时,顺治门上的箭楼已坍塌拆除。192 年的照片上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城垣。

宣武门(顺治门)大街,当年民间叫“宽街”,从照片上看“宽”得不亚于今儿之气魄,只是中间碎石路面,路边有流水沟,两侧辅路是土路。民国作为新朝气象的路面硬化刚刚开始。因为朝局变化,财政困窘,还未见成绩。宣武门瓮城内路面铺石板,再出城门往南就是土路了。这两张照片就是鲁迅先生当年天天入目的街景。

(宣武门/顺治门大街)
(宣武门外城街道)

南行不远,路东有一小胡同通琉璃厂西厂门,鲁迅先生有时中午出门也会来逛一遍书铺。

继续前行至菜市口,鲁迅先生当年是丁字街,我九十年代在这一带胡同乱穿时,也还是丁字街。西转就是北半截胡同北口,胡同里有江苏会馆、四川潼川、浙江湖州与湖南浏阳会馆。

北半截胡同南口上,是当时宣南的掌故总汇“广和居”,鲁迅日记里常记。也是周氏兄弟正儿八经请客叫外卖的饭庄子。

北半截胡同南口是如裤腿样两个岔口,西岔正对南半截胡同,进胡同路西七号就是绍兴县馆。

寓居绍兴县馆的周树人四十岁不到,按曹聚仁先生说法,是朋友很少,心情不好。历史上杰出者往往无人同行,鲁迅是不世出的杰出者,同辈中极少朋友,后来出了会馆时期,也就只能在年轻一代中找到学生。浏览这七年半的日记,有一则是后来鲁迅研究圈子常引的:“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这是何等的孤寂、积郁。到得《狂人日记》一出,满腹戾气,化作暗夜雷鸣闪电。隔了七十年,“朦胧诗”中,不少《狂人日记》“黑夜”“窗户”意象的遥远回声。如顾城“我想擦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所以,今日会有吴冠中语: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

三十年前在中文系读鲁迅时,就毫不认同现代文学史,在鲁迅作品后面树立的那块意识形态背景板。从中国文化本位视角看,鲁迅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特立独行反叛者,与西洋回国的自由主义者,苏俄回国的左派文人,始终不同路径。最有力的证据是,临去世那几年,在上海滩上与党派的“文艺沙皇”合作了一把,就酿成他生平最大悲剧。那封后来被人冠了题目“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信中蕴藏的那股不得不自我压制的戾气,远超独居绍兴县馆的多年郁结。那封信中满是文气的憋屈,指责合作者时的半吐半吞。


(《呐喊》1923年初版,小说集出版时,周家三兄弟已居八道湾十一号;新潮社出版,书封为鲁迅先生自己设计。放在现在都酷,先锋意味十足。《呐喊》初版现在收藏圈子价位1500元上下。)

一个骨子里的尼采粉,晚年能在报刊以杂文横扫左右两翼,痛快淋漓。却要在合作结盟时,对团体的工头委曲求全。现今读来会令人气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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