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书局旧版书籍插画

文/ 子张

記得成勇兄來杭州那次，我陪他去一家舊書店，看到他買的書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學類集子，我多少有些好奇他何以對這些沒有多少文學價值的書感興趣，他說不是為了內容，乃是對這些書的封面設計有興趣。

他的話也喚起了我的一些印象，又進一步想到文字語言相比圖畫語言的確多了些局限性，蓋圖畫語言本身更貼近藝術，不似文字語言那樣容易暴露缺陷。舉例言之，五十年代詩人李季的石油題材詩作《當紅軍的哥哥回來了》就內容說政治性大於藝術性，但其封面和一些插圖仍富有民間藝術質樸率真的美感，而幾乎看不出意識形態的東西，因而也就顯得更加純淨一些。

當然，除了這層道理，那次買書給我留下的主要印象還是成勇兄對書籍裝幀的濃厚興趣。但當時我無法預測他後來會策劃這方面的事物，一晃若干年過去，直到去年才又在諸暨見到他。時間匆匆，竟未多聊。

不意近期收到由他策劃並擔任責編的兩冊別緻的精裝書:孫以煜編的《插畫師》和《勞動頌歌》，兩本都是畫冊，卻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畫冊。編者是業餘收藏蘇聯老版畫的旅俄商人，去年就由崇文書局出過一本《偶拾拈花——蘇聯老版畫原拓收藏筆記》，今年剛出的兩本則分別是他收藏的四位蘇聯版畫家的書籍插圖、藏書票和蘇聯老版畫中勞動題材的作品。

假如從先入為主的角度聯想，很可能會想當然地產生對“蘇聯”這一概念的某種偏見，猶如提及不堪回首的過往即會有關於種種歷史病症的不愉快記憶。但是，正如面對李季詩集的封面和插圖時一樣，那種由於過於強烈的宣傳慾望導致的修辭暴力並未出現，加之更加拉長了的時空，我看到的更多屬於生活自身呈現出的美。我從未身臨其境地感受過“蘇聯”的大自然與人，但拋開“蘇聯”這樣的抽象概念，與那些起伏的群山、靜靜的河流、遼闊的草原、勤勞的人民直接面對，則我從畫面上看到的一切就無不與我親身經歷的完全相同。它們提醒我，藝術家也罷，藝術也罷，面對的始終都應該是生活的本相，一切意識形態的表述若不能貼近這本相，遲早都會脫盡它們可憐的金裝。自然的美永恆，人的美永恆，為了自然與人和諧共處的勞動之美永恆，表達了這一切美的藝術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