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川书坊藏书票

文/ 黄成勇

最近,我“粉”了文川书坊的藏书票。

叶灵凤曾指称藏书票是“舶来”的,而藏书印才是“我们”的。作为颇知甘苦的藏书家,煌煌三册《读书随笔》,谈及许多藏书的乐趣和知识。其中,“因为西洋书多是硬面厚册,适宜于粘贴,正如软薄的线装书纸张适宜于钤印一样,西洋的藏书票和中国的藏书印,正是异途同归的事。”中外文化有异,但爱书的人,总愿在珍藏的书籍上,“烙”上自己的印记,不致轻易散失,以示珍爱宝藏,则天下皆然。我的识见非常有限,这是最初见到的关于藏书票的文字。

后来,朋友间“玩票”的渐多,使人兴趣益增。有些出版社也在适宜的书上,附贴一枚书票,以馈读者。这样,藏书票不仅作为藏家个人的独有标识,也是书文化,成为公众欣赏的艺术品,而被广泛接受。2004年冬,十堰举办“第二届全国民间读书报刊讨论会”,安徽倪建民老师,操刀制作平面、凸面各一枚书票,尤以制模凸印的《民间书声》藏书票,形意俱佳,令人大开眼界。当然,作为相得益彰的配置,这本民间印制的《民间书声》,也仿民国时期鲁迅等出版先贤的作法,在书后贴上了版权印花。

崔文川先生制藏书票,我早有耳闻,只是这个民间读书盛会已办十多届,我却掉队已久,一直无缘识荆。直到2017年,得到集结召唤,我在浙江诸暨追赶上民间书香队伍,旧雨新知,兴会淋漓,此时才晓得,文川先生也是一位“积极的书的结缘者”,已与会多年,且每年都为年会制作纪念书票,在藏书票和制笺领域,早已斐然有成了。把晤闲谈之间,他对崇文书局出版的苏联版画甚感兴趣,会后我便奉上一册。未料他又购买十册,馈赠友朋。后来,我把苏联藏书票样给他发过多枚,他发来苏联版刻火花多枚,可见其收藏的独特兴趣。今年郑州年会,文川先生循例制纪念票一枚,是“漠漠云林小小山”的国画风格。对藏书票素有研究的陈子善老师当会称赏,誉为年会历届“崔票”最好的一枚。

观赏文川先生的藏书票,虽不乏“拿来主义”、对西方书票有所借鉴的作品,但堪称佳构的,还是那些具有中国木刻版画特色的作品。如《守愚斋藏书》票,一小女孩扮花旦持花扇造形,工笔细致,但又似水粉,正是“霓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体现了票主戏剧工作者的身份。人物巨眼炯炯,有思无邪。背景却好似水墨写意,设三重色,从下至上,由浅渐浓,意为“云山几盘”?拟或“江流几湾”?

又如《熊召政珍藏》票,黄底蓝线,并非广厦阔院,但形制佳胜,园中设多孔石山、植罗汉针松,两古人偏于一隅,抚案对谈。所谈何事?莫非“每叹忠臣多取祸,更求史笔辩群诬?”书票左上一角,竖写“梨园书屋”四字,使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票主正构思写作《张居正》时,经徐鲁兄引荐,一同往访梨园书屋的情景。

而《徐鲁喜读之书》,褐底绿叶,黄蕊白花,人淡如菊。构图简捷明快,花叶摇曳生姿,颇具西方版刻之风。徐鲁兄是儿童文学作家、诗人、书话作家,著作等身,若无所执着则无以至今天,若无所淡泊也无以至今天。

《贺卫方之书》票,堪称中西结合的善制。画面无边线,显得广博宏大,前为西方司法女神造像,黑色线条,身姿略侧,颇显力度,身后圆型构图,浅蓝设色,是中国古长城,藏书票的规定标识字母以弧状呈现于左上,再后,蓝色更浅,几近于灰,则为大地山川江河,充塞天地之间。票主是学者,作中外司法比较研究,票中体现的、想要表达的、画面暗寓的,是不言自明的。

文川书坊为崇文书局绘制的藏书票,是专为孔网定制的系列毛边笔记之用,与上述私人书票不同,有着不少设计难度。拜托文川先生之后,自己都心中惴惴,不知他会弄出什么东东来。待到发来样稿,深合我意,又殊出意外。连与美术界多交游、眼光颇为挑剔的同事也称赞有加。

这是一枚可以细加揣摩欣赏的藏书票。

米黄的底色,有边框枯笔墨线,像古代版刻,颇显古意,人物有二,一书家举臂题壁,与一侍砚墨童相对成趣,暗示套书出版,意在提倡书写。摩崖壁面书名安排错落有致,书名本来直白,并不稍事含蓄,体现套书十册,内容多为中国传统文化,如诗词、书法、版画、花笺、手帖、戏曲绘画与唱词、线描佛像与禅语、中外绘画的赏析图文。与人物挥毫、侍砚动作结合,体现出套书内容可赏、页面可写的特色。左下角是崇文书局logo,右下是一枚“崇文馆”押角朱印。崖壁正中题“来日方长”红色四字,正是套书系列名。其实人生苦短,来日虽然可待,去日奈何良多。如若有人凭借一册(或多册)精美笔记,读赏美图好字,有若面对美食而“食指大动”,一时兴来提笔,或写日记,或作笔记,或画速写,随手记录生命点滴,雪泥鸿爪,乃至生活悲欢,真情实感,甚或雁来鸿往,山水之乐……在电脑普及,传统书写似乎日暮途穷的今天,这已是非常隆重地善待自己的岁时生命了,也不啻古人镌字勒石、“藏之名山”或“传之同好”。这枚书票中的“来日方长”意念,是通过摩崖石刻和虬然古松的意象来表达的,既表达的是鲁迅先生所谓“纸墨更寿于金石”,也表达赵家壁先生所谓“书比人长寿”。我在冷摊得来的丛残中,有一地主日记中写的颇为工整的联语,上句为“纸墨千年会说话”,见于1948年初,一支南下武装干部工作队的队员日记。却原来,懂得纸墨和书写之可珍贵的,不仅是著作家和编辑家而已。不消说得,积极投身爱书文化,广结书缘,既擅制书票,也擅制笺谱的文川先生也深自懂得,于是有此佳票出焉。

于是文川先生就这样圈我为“粉”了。

(以上内容选自“佣书斋”,获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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