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母校武汉大学

易中天

〇入学

1978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

这事老被写错，写成“同等学历”。

其实，这两个词，同音不同义。

学历——学习的经历。

学力——学习的能力。

没读过大学，就没有大学学历。

但如果实际能力相当于本科毕业，那就叫“同等学力”。

当时“同等学力”的不少。比如邓晓芒，就只有初中学历。但他的能力和水平，我可不敢望其项背。

考试却是严格的，堪称过五关斩六将，百里挑一。复试的时候，我有道题答得不好。主考导师胡国瑞先生便叹了口气说：你其实是读过那些书的，你只是没有留意。

醍醐灌顶！

有这句话，就算考不上也够本了。

二十年后我写《读城记》。许多读者问：这些城市又不是你的家乡，你甚至没在那里住过，怎么就比我们这些本地人还清楚，说得那么准呢？

留意啊！

真正的大先生，往往不经意间一句话，就能影响学生一辈子。

不过，你也得有悟性才行。

〇读书

我在武汉大学读研时，也是野蛮生长的。

由于是十年以后的第一届，上上下下高度重视，系里排出豪华阵容。比如古代汉语，便是周大璞先生讲训诂，李格非先生讲音韵，夏渌先生讲文字，皆为一时之选。不过，既然是选修课，就可以挑。国际音标实在对付不了，音韵学便不听了。所以，你要问我某个字古音读什么，是答不上来的。但我写《中华史》大量使用古文字做证据，要感谢夏渌先生的教导。

本系的课不听，听什么？

讲座，而且听外系的，包括理科的。

听得懂吗？

当然听不懂，但能学到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

这，可比具体的知识重要得多。

听一次讲座，有时候抵得上读十本书。

再说那时的讲座，质量大多上乘。不是顶尖高手，这边不肯请，那边不敢来。珞珈山可不是想上就能上的，何况77级和78级的本科生，78级和79级的研究生，一个比一个傲，一个比一个狂。

果然，难堪的事发生了。

有次，学校请来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我们这些中文系的，也包括外系爱好文学的，几乎全都读过他老人家的作品。行政楼大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

老先生开口就讲：文学是一门手艺。

手艺就手艺吧，姑且听听。

听到三分之一，秩序开始混乱。

那时的学生，哪要听什么手艺？

他们要的是思想。

一个学生趁着老先生停顿，突然站起来问：您对某某某的作品怎么看？

老先生愣了一下，然后回答：没怎么读过。

学生说出了那位作家某部作品的具体书名，然后问：这本呢？

这本是老先生写了推荐序言的，便道：请你去看序言。

学生笑笑：现在可以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吗？

老先生坚定不移地说：文学是一门手艺。

那学生掉头就走。

紧接着，抽签般地，走了四分之三。

回头想想，那时我们真是少不更事。文学是一门手艺吗？当然是，怎么不是？我是年纪越大，就越觉得这话有道理。我现在，就坚持把自己看作手艺人。尽管那位老先生怎么论证的，我一句也想不起来。

但，只要有启发，不就够了吗？

更何况，讲座不是记者招待会。讲什么，是演讲者事先准备好的，凭什么让别人改？又凭什么非得回答你的问题？

那么，老先生生气了吗？

没有，他面不改色继续讲：文学是一门手艺。

校领导制止学生退场了吗？

也没有。童懋林副校长端坐在老先生旁边，也面不改色，尽管学生退场必须从他们前面走过。她没有生气，那位嘉宾事后也没有投诉和抱怨。

大学之大，这是证明。

珞珈山郁郁葱葱，东湖水浩浩汤汤，在这里野蛮生长的又何止我一人。

但到毕业时，麻烦就来了。

〇毕业

由于野蛮生长，毕业论文便成了“杂交品种”——《〈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

这就是跨界跨学科了。

评审专家，也必须既有校外的，又有系外的。

校外是山东大学牟世金先生。

系外是哲学系的刘纲纪先生。

牟先生跟我的导师吴林伯先生，学术观点严重分歧，也不同门派。但对我的论文仍给予很高的评价，毫无门户之见。

不过答辩之前，牟先生的评语并不能公开。

这就有点紧张。邓晓芒作为外系学生还特地到场旁听，其实是站台。

果然，我跟纲纪先生当面争论起来，针锋相对，面红耳赤。旁边同学看了都捏把汗，刘先生却不以为忤，给我的成绩也是优等。

显然，牟先生和刘先生的态度是：我不管你哪门哪派，也不管你跟我的观点是否相同，只管你论文做得好不好。因此，哪怕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只要你说得够水平，我就给你打高分。他们可不会因为与导师道不同，就拿学生出气。

这就是老一辈学人的风范，我觉得很需要弘扬。

后来，这篇学位论文经王元化先生委托复旦大学李庆甲先生审阅，在数易其稿之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什么是好大学？

就是有好学风。

什么是好学风？

就是既严谨又宽容。

值此母亲节之际，衷心祝愿我的母校越来越好！

（原载“易中天”公众号，本刊获作者授权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