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的三镇茶馆

文｜曾庆伟

茶馆，《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卖茶水的铺子，设有座位，供顾客喝茶。

在武汉方言中，茶馆又称茶坊、茶社、茶楼、茶肆、茶室等。以茶馆实际功能论，其为集商人洽谈业务、游客茶饮品茗、行人歇脚小憩、街坊邻居谈天说地等于一体的休闲娱乐空间。

武汉茶馆业自唐宋间开始兴起至明清繁荣昌盛，除却湖北茶业的不断发展能给茶馆提供各种茶品以足够的支撑因素，还得益于明清以后城市化的进程和商业经济的高速发展。

武汉自古是商业重镇，财货聚集，贸迁有无。唐宋时期，武汉最繁盛的商业区域先集中在武昌南市，后又移到汉阳东、南门一带。唐人罗隐《忆夏口》有“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当年不得尽一醉，别梦有时还重游”诗句，给后世留下唐代武汉市井繁华的千年想象。

汉口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诞生两百多年后的明中晚期即成为长江中游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和水运交通枢纽。明神宗万历年间，汉口成为湖广地区漕粮转运口岸，并成为“楚商行盐”的总口岸，是淮盐的集散地。顺治年间的学者熊伯龙指出，汉口乃是“九省通衢之地”。乾隆时的《大清一统志》载：“汉镇适当五达之衙”。范锴在《汉口丛谈》中也多次论及汉口为“地当天下之中”、“七省要道”、“九省通衢”。

清代，随着武汉商业的日益繁华，往来客商人数逐日增大，城市居民人口急剧增长，在城镇中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挑夫、贩夫以及为城镇上层服务的各色人等组成的市民阶层，对此情形，清道光年间的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市廛》中有确实的记载：“茶庵直上通桥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 由“九分商贾一分民”组成的汉口市民，在这座城市比邻而居，街市相见，而商品贸易的流通属性使他们相互之间联系极其紧密，茶馆作为一个沟通彼此的公共场所也就应运而生。如《汉口小志·风俗志》云：“夏间热度颇烈,轻罗薄纱,愈轻愈好,下等劳动家庭有终日赤体者亦有通宵露宿于外者,男女多爱吃茶,以故茶楼日渐发达。”

清代中后期，已成为著名东方茶港的武汉，汇聚了来自全国茶产区的茶叶，绿茶、红茶、黄茶、白茶、青砖茶、花茶，茶品齐全。这些茶叶的销售出路，除了外贸远销欧洲诸国一途，还有批发全国各地或在本埠销售一途。而武汉茶馆，则是与本埠消费者关系最直接也是最佳的茶叶销售终端。

因此而言，明清时武汉尤其是汉口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生武汉茶馆业尤其是汉口茶馆业的蓬勃兴盛局面。

清代早中期有关武汉茶馆的资料留诒无多，比较可信的资料，大约数“往来于淮扬楚蜀之间达30年之久，旅汉经营盐业多年”的范锴（1765—1844年，原名范音。字声山，号白舫，别号苕溪渔隐、苕溪渔叟。浙江乌程（今吴兴）南浔镇人）所写的地方史料笔记《汉口丛谈》和久居汉口的浙江余姚人叶调元所写的《汉口竹技词》。

据范锴《汉口丛谈》载，早期汉口镇后湖一带有数十家茶馆，有名字记载的茶馆有涌金泉、第五泉、翠萝、惠芳、习习亭、丽春轩、白楼、早逢春、忘湖泉等。

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市廛》中说; 

无数茶坊列市阗，早晨开店夜深关。粗茶莫怪人争嗑，半是丝弦半局班。

水光山色座中招，瓷器精工用淡描。茶叶多兼瓜子大，沿河馆比后湖高。

米市都居米厂台，砌城白石净无埃。坛场数亩排茶桌，顽雀人来坐一回。

层台百尺俯清流，客到先争好座头。一幅清波分两地，小江园对楚江楼。

两茶坊同巷对门，面临大江，足以游目。

我们能从范锴、叶调元的上述文字中，约约看到清代中晚期汉口各类茶馆的大概数量、高低档次等不同的存在情状。

有资料统计，清宣统元年（1909年）武汉三镇茶馆发展到411家，其中汉口250家，武昌133家，汉阳28家。

据《武汉饮食志》载：1918年，仅汉口就有696家茶馆。1928年汉口增加到1117家茶馆。1933年，武汉的茶馆多达1373家。1938年武汉会战失利，三镇沦陷于日寇之手，武汉百业凋零，茶馆只存有250家，至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前夕，武汉三镇仅有茶馆300多家。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清末民国时的汉口，是毋庸置疑的茶馆业重镇。

民国时期，武汉茶馆的发展势头比清末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时期的茶馆遍及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尤以汉口汉正街、长堤街和沿长江、汉江的街巷居多。旧汉口有句俗话：“饿不死的升基巷，渴不死的大火路”，意思是说汉口升基巷卖吃的餐馆多，大火路上谈事情、聊闲话的茶馆多。昔时，长约百米的大火路，密聚有汉江、龙泉、协兴、合兴、联兴、清香、洪发、万利、春来、汉泉等17家茶馆。

五颜六色的老武汉茶馆，是民国时代观察三镇市民生活的绝佳窗口，也是武汉民国时代纷乱社会的缩影。透过茶馆这扇窗口，可以观察到彼时政府权力（红道）与江湖帮派（黑道）同在，乡绅阶层与工商业者并存，宗法家规与法律契约共生，百通市民终日劬劳与民俗娱乐互补等斑驳庞杂社会体系的运行状态。

旧时茶馆有“清水”和“浑水”之分（也有“荤素”茶馆之称）。清水茶馆，指只卖茶、喝茶的茶馆。其经营方式单一，茶馆里不唱戏、不说书、不打牌；“浑水茶馆”指经营多元的茶馆。其唱戏、抹牌、赌博、说书、演皮影戏、标会、为未婚男女做媒，为已婚男女“打皮绊”拉皮条等等，皆可。“浑水茶馆”的行规是只认一壶茶钱而不管人事的是非曲直。

依据经营规模，汉口的茶馆大致可分大、中、小三类。

大型茶馆多称茶楼，比大型茶馆规模更大的则称茶园。

茶楼多设在建筑的楼上，也有临街的门面，经营面积较为宽敞。雇用茶房（工人，也叫“跑堂”）10余人（女子当茶房在民国茶馆屡见不鲜。女茶房的成分构成，大约一是妓女。二是卖唱女子。三是家境不宽裕的普通女子）。茶馆设头佬一人，负责管理经营业务。设茶桌（俗称八仙桌）在三四十桌以上。

旧时汉口茶馆喝香片、花茶较喝“毛尖”等绿茶流行，喝红茶和煮青砖茶的茶客是极少数。香片、花茶是大众化的茶叶品种，亦是汉口茶商的专利。乾隆七年（1742年）在汉正街开业的老字号“车益记茶庄”，以制作香片、花茶闻名三镇，上世纪四十年代，汉口坊间有“喝好茶，找车记”之说。

茶客是茶馆的衣食父母。若有茶客走进茶馆，茶房便笑脸相迎，伺候坐定。茶客点要茶叶品种，茶房迅即吩咐下去。须臾，一壶茶，几只茶杯即刻递到茶客面前，茶客将钱放在壶边，等茶房来续水时收钱。茶客需续水，也无需以言语告知，只将壶盖或杯盖朝上（用盖碗喝茶时，将茶碗盖口朝上斜插于杯托），茶房扫一眼便知道茶客的意思，提将水壶过来续水。

茶楼的茶具十分讲究，一般用细瓷盖碗，也有用紫砂壶泡茶的。

舒适怡人的品茗环境，是高端茶楼的标配。

冬季用火盆烧木炭取暖，厚帘掩门垂地，有茶房专人在帘旁掀帘迎来送往。夏季，在电扇没有普遍使用时，茶楼大堂挨着天花板装一长方形用竹蔑夹住帆布做成的土吊扇，茶馆杂役以人力拉扯绳子，一上一下之间，土吊扇在空中左右摆动扇风。电扇在城市开始使用后，价格不菲的电扇则是高端茶楼的必备器物。

茶楼必设有雅座雅间。雅座备有竹木躺椅，冬铺皮褥，夏用竹帘，或换作镂空瓷凳，腰鼓形状，多产自江西景德镇。春秋季则用毛巾铺垫竹木躺椅。雅间多供做生意的商家常客使用，商人多有其固定的茶楼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楼做成。所以茶楼还为商人提供立契签约的方便，诸如文房四宝、印泥等一应俱全。

雅间内大多设有麻将牌桌，供茶客抹牌娱乐。案几上备有瓜子、糖果、香烟等茶点。茶楼采用以时间计或定额计两种方法抽头（俗称交刀子钱）获利。当时在汉口有名的茶楼有临城茶楼、楼外楼、江南春、洞口春、话雅、怡心楼等。

特大型茶馆的特征，是在大堂搭有舞台，能在茶馆里进行戏曲、曲艺等文艺演出。茶客在茶馆喝茶的同时，还可兼作看戏。民国时武汉茶馆与京剧、汉剧、楚剧等戏曲结缘深厚，尤对武汉地方剧种如汉剧的推广普及起了较大作用。1930年代前后，汉剧就是武汉的时代流行歌。

汉剧，旧称楚调、汉调（楚腔、楚曲），俗称“二黄”，湖北省武汉市地方戏剧，系中华汉族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早年，汉剧仅在城市周边农村集市的会馆演出，或搭草台，唱乡班，后来才定点在汉口的茶园里演出。据《汉剧在武汉六十年》载，1901年，汉口茶商邀京班名角汪笑侬、七盏灯等与汉剧名角余洪元、李彩云等在花楼街天一茶园联合演出，极一时之盛。这是汉剧第一次进入正规剧场，在正规舞台上演出。之后，药商刘子陶在满春路上建满春茶园，其为首演汉剧的第一家茶园，邀余洪元为首的十大汉剧名角出演，盛况轰动武汉三镇。后来，以汉口六渡桥为中心，在周边相继建了贤乐茶园、新舞台茶园、荣华茶园等，这些茶园都演汉剧。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又相继建了大舞台、长乐茶园、和乐园、美成剧场等既能喝茶品茗，又能看剧听戏的茶馆。1934年，汉口常演出戏剧的茶园、茶社与茶楼计有37家。天一茶园内，既上演汉剧、楚剧，还放映电影。汉宁茶社也是演楚剧与放电影兼有。满春等14家茶园则专演楚剧，琴鹤等数家茶馆的主打节目是皮影戏。汉口的部分茶馆实际上已经演变成表演文艺节目的剧场，略与专门演戏剧场不同的是，在茶园看戏，观众可以人人手上捧着一杯茶。

　而在一些“浑水茶馆”里，不仅能演戏，还有杂耍与说书的，茶客在喝茶聊天之际，不时可听到说书人把惊堂木拍得“叭叭”作响。

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茶馆在汉口产生后，汉剧、楚剧等湖北地方戏剧种和评书等曲艺门类，能够在各个剧场（茶园）正规上演，茶馆成为保存和传播发展民间戏曲文艺的场所，休闲娱乐功能和文化传播功合二为一。人们到茶馆来，不仅仅只是为了喝茶休闲，同时还有一种戏剧文化的欣赏与享受。

中型茶馆规模在15—25张茶桌之间，它一般雇请3—6人不等，设有头佬一人管事。茶馆设有雅座，但没有茶楼雅座的装璜考究气派。茶具、茶叶比较普通，茶资较大型茶楼便宜。白天以卖茶为主，在晚间则演戏，杂耍、演出皮影戏，唱大鼓，说评书。这样的茶馆在当时数量者众，如安乐泉、凤台、一洞天、汉泉等都可划入中型茶馆之列。

小型茶馆规模在4—10张茶桌之间，三两间房子，比较简陋，它一般雇有1—2 人，通常是夫妻档经营，由老板或老板娘招呼熟客抹牌。这些有名或者根本没名的茶馆，往往设在沿江沿河（汉江）及铁路（京汉铁路）边，或者设在小巷深处。茶客多是各类手工业者、水陆办货客商及码头装卸工人，抑或是老街坊邻居，总的来讲，这种小型茶馆做的是熟人生意，本小利薄，收入仅可糊口。

清末以来，武汉茶馆不仅是各个社会阶层闲谈、娱乐的空间，还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上演人间活剧的大舞台。青洪帮是一股色调灰暗的江湖势力，青洪帮成员往来多在茶馆或茶楼。青洪帮内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黑话”系统，帮派中人也称“道上”之人，身份不宜完全暴露于正当社会，在茶馆，他们常用“茶碗阵”作为彼此交流的语言。“浑水茶馆”是他们最好的活动阵地。“浑水茶馆”在武汉数不在少，坑、蒙、拐、骗、吃、喝、嫖、赌、抽等所有当时社会上见不得光的污烂之事，时常会在茶馆尤其是“浑水茶馆”发生。那些有业不就或无业可就的城市“晃晃”，玩“仙人跳”的拆白党，好吃懒做的二流子等三教九流之辈，往往藏身于茶馆。那些在抢夺码头地盘，开赌馆、鸦片馆等暴利行业的控制争斗中打打杀杀、强取豪夺的各色流氓地痞在有了一定资本后，往往把投资目标锁定在茶馆、酒楼、旅店、客栈行业。清末民国时期，刘玉堂、刘桂苟、章庆澜、潘义以及后来的杨庆山、周汉卿等武汉的青帮大佬、黑道老大，几乎都是从茶馆、酒楼、旅店、客栈行业“起水”。所以老武汉有句俗话：“不是流氓不开店，不是光棍（青洪帮黑道中人）不开茶馆”。若想在武汉顺利开茶馆，即使不是“光棍”，也要找个“道上”的“光棍老大”撑腰当后台。

总之，旧时的武汉茶馆江湖，在或简约或奢华的陈设装饰和喧阗的人群背后，藏匿、折射着社会风云的喧腾，乡村世界的荣枯，城市经济的起伏，以及世道人心的炎凉。我们依照茶馆在当时城市居民生活中的功能，可以把它归类为色彩斑驳的一个公共领域。德国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可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互动空间，是一种介于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社会领域。

清末民国时的茶馆作为这样的公共领域，自然会聚集起五行八作和三教九流，它的色彩，只能是迷离斑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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