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黄裳先生著述颇丰，也以藏书家闻名。本周读书栏目就来谈谈黄裳的书。
《锦帆集外》，黄裳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
文祥
黄裳先生的文字我喜欢了几十年，近日翻到自己2012年9月12日日记：“《南方周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都有文纪念黄裳先生，他本月5日去世。几篇纪念文字都是急就章，既少资讯，也缺见识，相当不成样子，与黄裳先生自己的文字不能比。”
记得金性尧先生数年前逝世，《万象》杂志发过两篇纪念文章，也不令人叫好。因为金先生自己的东西都到了炉火纯青地步，写纪念文字要能相符，实在是难题。而今老成凋谢，要找到识见经历、才情文字都够格者，举世已凤毛麟角。
这不，今年初听说《万象》杂志支撑不下去了，到9月份还未见重出报摊，大约真断了气，可惜了一份读来有兴味的好杂志。
初读黄裳先生说来很早，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湖北洪湖县城一个老旧机构内栖身。那时流落在洪湖的武汉老知青，有好几个交流书籍的圈子。这本《锦帆集外》依稀记得是从长航船厂一个当电焊工的中学同学处借得。久借未还倒不是因为书好，当年刚过20岁年龄，不觉其好。而且现在来看，《锦帆集外》是黄裳先生少作，比不了文革后先生文字老辣。当年翻了两篇，觉其琐细，随手插在书架上，借书与出借双方，都没当回事。
翻那几年的日记，就没记这本书，倒是读约翰.根舍的《内幕》系列，如《非洲内幕》、《欧洲内幕》，读朱可夫的《回忆录》，甚至读《阿登纳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都有记，真正是年轻气盛读大书的时日。
《锦帆集外》是本有出版掌故的书。书是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版，收在“文学丛刊”第九辑内，辑书有十六种，主编是巴金。
我手头有蓝布硬面精装本。书脊上却是烫金书名《风》，还有烫金的作者名。当年留下疑问：为什么一书两名。
到得1984年，买到人民文学版的《过去的足迹》，压卷一篇即《题跋一束》。文中讲到此书精装的轶事，才解了我心中之惑。
黄裳文中说，《风》是《锦帆集外》的特印精装本，是道林纸印内页，蓝布硬面精装，书脊上书名，作者名烫金，成书仅10册送人。黄裳还说，此外还用宣纸印了一部为作自己纪念，分装上下两册。文革中抄走，文革后发还旧物时仅存下半部。
复述这则轶事，一是想说，老一辈文人还有出书时弄点毛边本，特印精装的雅兴。二是说民国时期对出版物的管制，还有让你玩书的自由空间。
关于此书，还有可说处，此书扉页上钢笔字直行题：“一文兄：黄裳/一九四八年五月”。
高考恢复后我进大学读中文系，是1978年元月。第二年《读书》杂志创刊，黄裳先生在此刊常露面。写《书林一枝》专栏。比如当年名篇《谈禁书》就出自此专栏前几篇。我经《读书》转一信给黄裳先生，询“一文兄”为谁。黄裳先生回信简省，客气。仅说：是田一文，建国后在武汉文联任职，久未联系，让我自己去问问。相比之下，李健吾先生对复信就热忱太多。我写信请教他某文中，“自然主义思潮”后缀用“思潮”，为什么不似“现实主义”后接的是“运动”。李老先生洋洋洒洒，细举理由，钢笔写满两整张信笺。只是字难认，好几个同学猜了大半天才算认全了。还烦扰过袁可嘉、金克木几位先生。只是三十年后什么印象都没了。金克木在三联版《旧巢痕》扉页上签名，不用“辛竹”，用的是“金克木”。
这都是当年年轻好事，也就如今日会上，遇见某名家，要上去搭讪，见识一下“下蛋的母鸡”。那时要是问问其余九册都题赠何人，还可借此看看黄裳当年交往友朋，可惜那时兴趣不在此。
到得一九八四年、八五几年，书逐渐好买，黄裳的《翠墨集》《银鱼集》《榆下说书》都已买到，且仔细读了。《读书》开初几年，我都是将黄裳文从刊中撕下，自己装订成一册。略近于他四十年代弄精装书意思。
《书林一枝》是《读书》开得最长的栏目，至少从我自装的黄裳文看是从1979辑到1990年。一个专栏开了10年以上，也应属历史纪录吧。
1987年春末，我随全国公安竟陵派文学研讨会去荆州，在途中读黄裳文字打发空闲时间，查到5月11日、13日两记：
“下午听郭预衡、徐中玉、吴调公、马季高诸先生发言。晚餐后看电影《美食家》，是改的陆文同名小说。回宾馆后读《过去的足迹》。黄裳先生无论书话游记，观剧随笔都写得出色。每篇都有经历，有情绪，有掌故，在存亡兴废上感觉敏锐。这类主题在中国小说散文传统中最难翻出新意。黄裳却写出了自己独具的面貌，是有兴味的文字，或者如知堂推重的有性情有见地的小品。”
“早餐前后读《过去的足迹》，黄裳衡文论人最能道破个中隐情，曲笔，微妙心静。比如写柳如是、吴梅村诸篇皆是。他读得仔细，聪明，有会心，因而他的书话中识见尽出。”
“奇怪的是黄裳论及明清古籍与人物者众，尤重晚明清初一段，但没见过他讲公安竟陵派，为什么倒是知堂老人屡有论述？”
比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那本讲义，在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里，大部分讲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即公安竟陵二派对于载道派文学的反动。知堂老人从个性解放与文人的个人自由出发，自是能有梳理“载道”、“言志”两种文学潮流的意趣。
黄裳关怀的是社会剧变时期，文人的个人遭际。且是从个人遗存著作与社会文献出发的，不脱藏书家及新闻人本色。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大陆风云激荡，读书界更关心激辩改革话题。我那三年主《武汉青年报》笔政，身不由己在政治新闻漩涡中打滚，黄裳先生的作品集子也从我书桌退到了书架上。
再次拿起黄裳先生的随笔集子，是刘绪源编的黄裳六卷本出版。其后黄裳先生与柯灵先生打笔墨官司，你来我往都动了真气，煞是好看，也足以显出两家的文字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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