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裳记

编注:黄裳先生著述颇丰,也以藏书家闻名。本周读书栏目就来谈谈黄裳的书。

《锦帆集外》,黄裳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

文祥

黄裳先生的文字我喜欢了几十年,近日翻到自己2012年9月12日日记:“《南方周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都有文纪念黄裳先生,他本月5日去世。几篇纪念文字都是急就章,既少资讯,也缺见识,相当不成样子,与黄裳先生自己的文字不能比。”

记得金性尧先生数年前逝世,《万象》杂志发过两篇纪念文章,也不令人叫好。因为金先生自己的东西都到了炉火纯青地步,写纪念文字要能相符,实在是难题。而今老成凋谢,要找到识见经历、才情文字都够格者,举世已凤毛麟角。

这不,今年初听说《万象》杂志支撑不下去了,到9月份还未见重出报摊,大约真断了气,可惜了一份读来有兴味的好杂志。

初读黄裳先生说来很早,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湖北洪湖县城一个老旧机构内栖身。那时流落在洪湖的武汉老知青,有好几个交流书籍的圈子。这本《锦帆集外》依稀记得是从长航船厂一个当电焊工的中学同学处借得。久借未还倒不是因为书好,当年刚过20岁年龄,不觉其好。而且现在来看,《锦帆集外》是黄裳先生少作,比不了文革后先生文字老辣。当年翻了两篇,觉其琐细,随手插在书架上,借书与出借双方,都没当回事。

翻那几年的日记,就没记这本书,倒是读约翰.根舍的《内幕》系列,如《非洲内幕》、《欧洲内幕》,读朱可夫的《回忆录》,甚至读《阿登纳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都有记,真正是年轻气盛读大书的时日。

《锦帆集外》, 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初版内页

《锦帆集外》是本有出版掌故的书。书是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版,收在“文学丛刊”第九辑内,辑书有十六种,主编是巴金。

我手头有蓝布硬面精装本。书脊上却是烫金书名《风》,还有烫金的作者名。当年留下疑问:为什么一书两名。

《过去的足迹》, 黄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到得1984年,买到人民文学版的《过去的足迹》,压卷一篇即《题跋一束》。文中讲到此书精装的轶事,才解了我心中之惑。

黄裳文中说,《风》是《锦帆集外》的特印精装本,是道林纸印内页,蓝布硬面精装,书脊上书名,作者名烫金,成书仅10册送人。黄裳还说,此外还用宣纸印了一部为作自己纪念,分装上下两册。文革中抄走,文革后发还旧物时仅存下半部。

复述这则轶事,一是想说,老一辈文人还有出书时弄点毛边本,特印精装的雅兴。二是说民国时期对出版物的管制,还有让你玩书的自由空间。

关于此书,还有可说处,此书扉页上钢笔字直行题:“一文兄:黄裳/一九四八年五月”。

高考恢复后我进大学读中文系,是1978年元月。第二年《读书》杂志创刊,黄裳先生在此刊常露面。写《书林一枝》专栏。比如当年名篇《谈禁书》就出自此专栏前几篇。我经《读书》转一信给黄裳先生,询“一文兄”为谁。黄裳先生回信简省,客气。仅说:是田一文,建国后在武汉文联任职,久未联系,让我自己去问问。相比之下,李健吾先生对复信就热忱太多。我写信请教他某文中,“自然主义思潮”后缀用“思潮”,为什么不似“现实主义”后接的是“运动”。李老先生洋洋洒洒,细举理由,钢笔写满两整张信笺。只是字难认,好几个同学猜了大半天才算认全了。还烦扰过袁可嘉、金克木几位先生。只是三十年后什么印象都没了。金克木在三联版《旧巢痕》扉页上签名,不用“辛竹”,用的是“金克木”。

这都是当年年轻好事,也就如今日会上,遇见某名家,要上去搭讪,见识一下“下蛋的母鸡”。那时要是问问其余九册都题赠何人,还可借此看看黄裳当年交往友朋,可惜那时兴趣不在此。

《翠墨集》, 黄裳著,三联书店1985年版

到得一九八四年、八五几年,书逐渐好买,黄裳的《翠墨集》《银鱼集》《榆下说书》都已买到,且仔细读了。《读书》开初几年,我都是将黄裳文从刊中撕下,自己装订成一册。略近于他四十年代弄精装书意思。

《银鱼集》, 黄裳著,三联书店1985年版

《书林一枝》是《读书》开得最长的栏目,至少从我自装的黄裳文看是从1979辑到1990年。一个专栏开了10年以上,也应属历史纪录吧。

1987年春末,我随全国公安竟陵派文学研讨会去荆州,在途中读黄裳文字打发空闲时间,查到5月11日、13日两记:

“下午听郭预衡、徐中玉、吴调公、马季高诸先生发言。晚餐后看电影《美食家》,是改的陆文同名小说。回宾馆后读《过去的足迹》。黄裳先生无论书话游记,观剧随笔都写得出色。每篇都有经历,有情绪,有掌故,在存亡兴废上感觉敏锐。这类主题在中国小说散文传统中最难翻出新意。黄裳却写出了自己独具的面貌,是有兴味的文字,或者如知堂推重的有性情有见地的小品。”

“早餐前后读《过去的足迹》,黄裳衡文论人最能道破个中隐情,曲笔,微妙心静。比如写柳如是、吴梅村诸篇皆是。他读得仔细,聪明,有会心,因而他的书话中识见尽出。”

“奇怪的是黄裳论及明清古籍与人物者众,尤重晚明清初一段,但没见过他讲公安竟陵派,为什么倒是知堂老人屡有论述?”

比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那本讲义,在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里,大部分讲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即公安竟陵二派对于载道派文学的反动。知堂老人从个性解放与文人的个人自由出发,自是能有梳理“载道”、“言志”两种文学潮流的意趣。

黄裳关怀的是社会剧变时期,文人的个人遭际。且是从个人遗存著作与社会文献出发的,不脱藏书家及新闻人本色。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大陆风云激荡,读书界更关心激辩改革话题。我那三年主《武汉青年报》笔政,身不由己在政治新闻漩涡中打滚,黄裳先生的作品集子也从我书桌退到了书架上。

再次拿起黄裳先生的随笔集子,是刘绪源编的黄裳六卷本出版。其后黄裳先生与柯灵先生打笔墨官司,你来我往都动了真气,煞是好看,也足以显出两家的文字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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